德国反思二战真相：华沙之跪并不受欢迎
导读：德国反思二战真相：华沙之跪并不受欢迎
战后十几年，德国人“集体失忆”，只将自己视为战争的受害者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日期间，提醒日本首相安倍“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说明“二战后德国能够幸运地被国际社会再度接受，是因为德国彻底与过去诀别”。默克尔在这里有意掩盖了一个事实：德国也是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曲折后，才有了今天对纳粹历史较为彻底的反思。
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纳粹统治二十余年。战后德国分裂，东德自居为反法西斯国家，没有历史包袱;西德则在法律上继承历史上的德国，须面对纳粹这一历史问题。战后初期，在美占区还有18%的德国人“认为一个独裁者的政府能够创造强大的国家”;33%的人相信“犹太人本就不应该享有同等权利”。此外，在47%的人看来，“纳粹主义是一件办坏了的好事情。”
因此，盟国确有必要在德国实行“非纳粹化”：解散纳粹组织，废除纳粹法律，逮捕纳粹罪犯。纽伦堡审判后，美、英、法三国又在各自占领区清查纳粹分子，涉及案件数百万起。但冷战爆发后，西方盟国急于建立一个稳固的德国，不愿再在非纳粹化问题上耗费精力。1947年11月，尚有64万人被定为“有严重罪行的人”，而在不断赦免后，至1948年5月，仅剩下2806名“死硬”纳粹分子待审了。
原本依照非纳粹化法令，1937年前参加纳粹的党徒一概不允许在政府、企业中任职。但事实上，为维持政府运作，大批纳粹分子被恢复岗位。以1950年的符腾堡—巴登州为例，其国务部有前纳粹分子936人，非纳粹分子249人;财政部有前纳粹分子1764人，非纳粹分子不过438人。阿登纳总理府的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当年参与起草了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1933年就加入纳粹，在希特勒政府中任职的库尔特·基辛格，甚至于1966年当上了西德总理。
随着西德建立，非纳粹化行动草草结束。阿登纳对历史问题采用“实用主义”方针，既承认纳粹犯下的罪行，给予犹太人赔偿，但又强调德国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使西德人在整个五十年代都没能反思历史，只谈论盟军对德国的轰炸、东部领土的丧失，以及数百万被驱逐的难民、战俘。“集体失忆”大行其道。
西德人当时还极力反对“集体罪责”的说法，用阿登纳的话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
60年代，西德人开始反省历史，但“华沙之跪”，仅获42%支持
1959年，西德以全国中学毕业生为对象，做了一次关于历史学习的调查。调查发现，有57%的学生还没有讨论或学到纳粹历史，79%的学生没有讨论过魏玛共和国。改变西德社会对纳粹历史沉默的，是60年代成为西欧潮流的学生运动。
没有经历过二战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他们想知道，父辈们当初为何支持希特勒上台，又默许大屠杀的进行。很简单，“这样一个问题，‘爸爸，在战争中您都做了什么’，揭开了老一辈人的伤疤，分裂了家庭”。如论者所说，“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关注确实引发了重大改变……基本上改变了西德的政治与社会”。这种改变直接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上，有关大屠杀的内容大幅增加。
左翼的勃兰特出任总理后，更加积极地倡导“正视历史”，开始保护集中营等纳粹遗址，营建博物馆，组织纪念活动。1970年，勃兰特与波兰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随后他在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成为德国谢罪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然而当时的民调显示，只有42%的西德人觉得勃兰特的举动是适宜的，不少人指责他是“不要祖国的家伙”。
保守党的科尔上台，即改弦易张，主张解除德国与纳粹的捆绑，回归传统，使德国走向“正常化”，德国人不再因身份而羞愧。围绕这个论题，西德在1986年掀起一场所谓“历史学家之争”，并通过大众传媒，为公众所关注。这场争论最终以右翼史学家的失败而结束，奠定了西德人对纳粹历史的共识：“为了赎罪，有必要牢记”。
两德统一后，推行了更多反思历史的举措。如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的《反纳粹与反刑事罪法》;1995年，德国政府在柏林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2005年，柏林“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揭幕……
纵观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前后变迁，固然与德国人的认知变化有关，但主要还在于政府基于外交政策的引导。西德建立之初，积极赔偿犹太人，是为了赢得周边国家的谅解;勃兰特在波兰下跪，则是为了实现西德与东欧国家的和解，从而被接纳进联合国。今天，德国已树立起勇于反省的形象，将沉重的历史包袱，转化为了现实的政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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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基辛格：不要对中国傲慢
　　德国《时代》周报网站1月21日刊登题为《对中国傲慢是错误的》(作者 特奥&佐默)文章，文章重点从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度过95岁生日的讨论入手，介绍施密特、基辛格等政治名人对中国的看法，不论基辛格还是施密特都警告不要对中国采取傲慢态度和过激反应。他们认为，与避免远东出现新对峙甚或军事冲突的必要性相比，实现人权是第二位的。文章还引用俾斯麦的话，指出中国要实现改革，最高领导层一定要有魄力。　　
　　基辛格、施密特都警告不要对中国采取傲慢态度和过激反应(资料图)
　　以下为德媒文章：
　　上周日，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汉堡补过了自己的95岁生日。其中一大政治话题是这位前总理明确希望探讨的&中国和西方&。他与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德国驻美大使沃尔夫冈&一申格尔和经济学家亚丝明&梅-易&法格尔就该话题进行了45分钟讨论。
　　施密特和基辛格都是在1971年结识中国的。时任联邦德国国防部部长的施密特当年对东亚地区进行访问。回国后，他建议总理勃兰特与未来的世界大国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这一建议成为现实。同样是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两次造访北京，为尼克松总统访华铺路。近年来，施密特和基辛格都撰写了有关中国崛起的著作。
　　这是一次快速崛起。中国在20年时间内迎头赶上，而西方为此用了200年。中国在国内生产总值上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紧追美国。中国拥有3.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经济在长达10多年时间里以年均9%到11%的速度增长，虽然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有所放缓，但增速仍令人印象深刻。很快，按国民生产总值&&但还谈不上人均收入&&计算，中国将再度回复其直至19世纪30年代的角色：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如今是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它的经济崛起必然带来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影响。它有可能变成紧张制造者，也可能成为制衡力量。中国将在南中国海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表明它趋向何方。
　　无疑，不论基辛格还是施密特都警告不要对中国采取傲慢态度和过激反应。他们认为，与避免远东出现新对峙甚或军事冲突的必要性相比，实现人权是第二位的。施密特指出，和平比人权更重要。基辛格对此表示赞同：国家领导人必须对短期可以实现的目标和需要时间才能结出的成果加以区分。他建议一种&协同进化&，即发展的同时相互靠近。
　　两位友人的对话让人想起1896年6月俾斯麦与到访的清朝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一段谈话。后者问：&我们怎样才能在中国进行改革?&俾斯麦回答：&最主要的是，如果最高领导层有改革的魄力，就能做成很多事情;如果缺少魄力，则一事无成。&
　　如今，全新的&最高领导层&已在中国掌舵。我们祝愿他们不仅拥有改革的魄力，也能瞄准正确方向：对内以法治国家和先进的民主为目标，对外则着眼于合作、宽容与和解。
　　德国前总统夏德&魏茨泽克20年前所讲的一句话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用：&中国的成败影响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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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是会员？基辛格：赤裸裸、血淋淋的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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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赤裸裸、血淋淋的思考者
导 读从国家经济总量而言，十年之内，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头号GDP大国。中美之间，难道必有一战？基辛格对此并不悲观。　　基辛格是一个传奇。这位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创造了20世纪世界政治多个标志性事件。他的前半生与哈佛结缘，后半生在白宫度过。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哈佛与白宫游走自如，既是一个大师级学者，又是一个长袖善舞的国际政客。　　基辛格在哈佛的本科毕业论文，长达377页，导师看了前100页，便情不自禁提笔批了“最优”。因为他的论文篇幅过长，哈佛因此制定了“基辛格规则”，限定大学生撰写本科毕业论文的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著名的基氏均势理论就此奠基。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理论，哈佛因此聘用他，成为著名的国际关系研究大家。12年之后，基辛格弃学从政，在尼克松总统赏识之下，在国际舞台上大展宏图，中美关系破冰、缓和中东局势、结束越南战争，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卡尔·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是一个既能解释世界，又能改变世界的历史伟人，基辛格也属这样的豪杰。日，毛泽东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　　前几年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在中国出版，在读书界风靡一时，我与许多学界朋友都视该书为经典，没有一个美国人比他更了解中国的当代政治与国家领袖了。今年，这位92岁的老人，又出版了他的封笔之作《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中文版，我放下正在研究的课题，先睹为快，顷读之下，不由拍案叫绝。基辛格，不愧为全球国际关系第一老法师，他有独家的均势理论，又梳理出以自家理论为骨架的历史演化脉络，兼以无人可比的从政经验，使得《世界秩序》成为他本人、乃至国际关系领域的巅峰之作。　　中国已经崛起，以世界老二的姿态，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我们关于世界秩序的知识储备配得上自己的经济实力吗？想改变和颠覆现存世界秩序的大有人在，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现代的世界秩序究竟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读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就会豁然开朗，让糊涂者清醒，让清醒者更清醒——除非糊涂者不想清醒，清醒者以为自己最清醒。　　众所周知，现代国际体系起源于17世纪中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7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天主教与新教的尖锐对立，引发了惨绝人寰的“三十年战争”，日耳曼诸邦国60%的人口被消灭，交战各方不分上下，打得筋疲力尽之后，最后终于现实理性占了上风，交战诸国坐到谈判桌前，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各国相互承认主权、领土完整，从此基督教神权世界宣告结束，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新世界来临。　　基辛格指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普遍意义源自它的程序性特征，即在价值观上是中立的。它的规则适用于任何国家：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享有主权，鼓励遵守国际法。”以往中世纪的战争都是以上帝为名的战争，各国为争夺神的恩宠、为占据宗教的正统而厮杀，那是价值的纷争，不可和解、无所让步，每一方的内心都充满了神圣的正义感，都自以为是上帝最好的选民，哪怕血流成河，尸骨遍野，也在所不惜，那些死难者不过是上帝意志在人间展现过程中被碾压的无足轻重的小草。　　自16世纪新教改革之后，欧洲逐渐进入了一个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时代，一个共同的神消失了，每个国家、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所供奉的上帝。“三十年战争”是一场上帝之争，但没有一个国家有实力能够将自己的上帝强加于他国，于是，一种程序性的工具理性代替了实质性的价值理性，主宰国际关系的基本法不再是自以为是的神圣价值，而是工具性的主权承认；正义不再体现为究竟谁代表上帝，而是遵循普遍的程序性原则。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所在，因而它适应不同的宗教、文明和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国家间交往，它是世界祛魅的世俗化产物，难怪今日的世界依然处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延长线上——除此之外，你想不出更好的解决跨宗教、跨文明、跨文化的国家之间纷争的有效方式。　　从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维系和平的秘密不再是共同信奉的上帝，而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均势。价值祛魅的世界必定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丛林世界，丛林世界要有和平，必须有各种力量之间的均衡，让每个国家都明白，合作要比不合作好，霸权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两百年，欧洲避免了类似“三十年战争”的多国混战，首先是英国纵横捭阖，守护了欧洲大陆的整体均势，其次是法国操纵了中欧的均势，严防统一后的德国作为头号强国崛起。　　然而，基辛格认为，均势是很容易被打破的，“均势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某一大国的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的水平，二是从前的二流国家想跻身列强行列，从而导致其他大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直到达成新的平衡或爆发一场全面战争”。拿破仑大帝的出现是前一种挑战，但很快为联合起来的欧洲强国所镇压，重新回到维也纳体系的新均势。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作为野心勃勃的后发达强国则是后一种挑战，也最终归于失败。　　德国之后，再无挑战者？其实，世界的均势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意识形态所激发的野心、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会不断地产生对世界均势的挑战者。之所以如此，基辛格如此分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弱点是其长处的反面。尽管这个体系有饱经战乱的国家设计，但它并没有提供一种方向感，它给出了分配和维持权力的方法，但没有解答如何产生的合法性。”这意味着，假如要实现康德的“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在利益的交易和实力的均衡之外，依然要寻找一种更高的普世价值——这一价值当今世界，不必是高度分裂的宗教信仰，而是世俗性的人文价值。毕竟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世俗的人文价值奠定了全球基础，而且已经在世界各大轴心文明和民族文化之中获得回应。哈佛大学政治学巨擘约翰·罗尔斯在世时写的《万民法》，试图从不同的宗教和文明传统中发掘当今世界的普遍人权法则，就是继承康德壮志未酬的遗志，为世界秩序寻找新的合法性价值。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二战之后的欧洲，意识到仅仅靠均势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无法实现稳定的世界秩序，需要一个超越于均势之上的统一欧洲。法德之争是过去300年间欧洲每一场战争的渊源所在，在冷战的背景下，法国与西德实现了终极性的和解，开始携手合作。冷战结束之后，一个统一的欧洲诞生了，欧盟的出现，象征着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摒弃，在民族国家之上，有了一个更高的、虽然是有限的价值与利益共同体。欧洲是多元的，也是同质的，这个同质不仅体现在多级世界中欧洲的共同利益，更重要的，乃是来自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基督教和近代启蒙所奠定的欧洲价值观，这是欧盟合法性的精神支柱所在。　　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始作俑者正在超越自身、致力于建构一个世界新秩序的时候，亚洲却成为了这个业已过时体系的忠诚继承者。基辛格说：“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秩序如今在亚洲推行得最为得力，远强于欧洲，中东更是无法与亚洲相比。”历史上的亚洲与欧洲不同，并没有一个类似罗马帝国那样的共同帝国，也没有基督教那样的统一宗教。今日的亚洲各国，存在着各种宗教：中国的儒教，东亚的大乘佛教，东南亚的小乘佛教，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印尼、马来亚、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还有韩国的基督教和菲律宾的天主教。亚洲成为了轴心文明最丰富、最齐全的地域。好在东方世界具有多神教传统，不像历史上一神教的欧洲和中东，为了一己之信仰而大打出手，发生宗教战争。不过，亚洲各国不同的宗教背景虽然不至于爆发战争，却是建立亚洲共同体难以跨越的屏障，因为超国家共同体的建立，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是否有合法性基础：共享的价值观。　　基辛格发现，今日的亚洲各国，民间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政府基本按照19世纪欧洲的国家理性方式进行外交，国家利益至上，并不排除武力的选项。更要命的是，还缺乏欧洲式的均势。因为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利益即使不完全一致，也是相互兼容的。亚洲却没有这样的利益一致性，各大国为自己选定的重点就是明证，印度最担心中国，中国却认为与自己分量相当的竞争者是日本和美国。不过，这位老资格的国际关系权威也表达了谨慎的乐观：“现在印度、日本和中国均由有战略眼光的强势政府领导，虽然竞争可能加剧，但找到大胆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在欧盟式的超国家共同体远未露出曙光之前，亚洲各国只能暂时按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维护脆弱的均势，美国是东亚均势的最重要砝码，日本与中国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再次出现一个共同的敌人——在上个世纪70-90年代中日短暂的蜜月期间，所依赖的共同敌人就是咄咄逼人的苏联。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新世界体系的主导者，两霸相争成为一霸独揽。不要忘记美国是一个具有极端一神教传统的清教徒国家，早在1630年，约翰·温思罗普总督就在驶往马萨诸塞的移民船上宣布：我们要在新大陆建立一座上帝的“山巅之城”，其正义原则和榜样力量将激励整个世界。基辛格认为，近代欧洲秩序的基础一直是政教分离，将绝对的道德观与现实政治谨慎地分离，但美国的外交是传播美国价值观的工程，认为其他民族都应该渴望这套普世的价值观，复制美国的现代化道路。美国是一个矛盾的大国，既有盘算自己利益的孤立主义传统，又有理想主义的传教精神，其外交政策经常在二者之间震荡，试图找到平衡点。但作为清教徒的美国人之最终信念，还是相信自己担当着上帝赋予的“天命”，有责任拯救混乱和堕落的世界。“天命”意识在国家利益之上——仅就这点而言，美国与传统的中国倒有相似之处，中国的儒家士大夫相信天下主义，王朝之上还有天下：一个普遍的正义秩序——只是当下中国的一些国家主义者不懂美国，以为美国的所作所为皆出自其自私的国家利益。不了解竞争对手的精神之魂，只能导致一而再、再而三的误判。　　就塑造世界秩序而言，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当属曾经做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对于他，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陌生，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称之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最早论述了国际联盟的设想，以保障大小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威尔逊主义是超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理想与实践，可惜当年巴黎和会上如狼似虎的英国与法国，唯国家利益是图，视实力均势为唯一法宝，让威尔逊主义没有落地的空间，之后建立的国际联盟也只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空架子。日，巴黎和会召开。由左至右，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意大利的VittorioOrlando、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以及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直到二战结束美国成为西方的新盟主之后，威尔逊主义才有了实践的机会。基辛格说：威尔逊之所以伟大，乃是他提出了宏大愿景，极大地激发了美国的例外主义传统，每当爆发世界性的危机，美国都会以某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回归威尔逊主义。然而，威尔逊主义的悲剧在于，它留给这个举足轻重大国的，只是一套令人振奋但脱离历史感和地缘政治意识的外交政策学说，美国之后的一系列国家错误皆与此有关。比如美国的中东政策，事实证明，以多元民主取代萨达姆的残暴统治要比推翻这个独裁者要困难得多，伊拉克内部、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在美国式民主选举之下，演化为无法整合的宗教与民族冲突。而以埃及革命为中心的“阿拉伯之春”，最终被证明为不过是一场美国所不喜欢的“伊斯兰觉醒”。　　向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公然挑战的，当属伊斯兰教。基辛格说：“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伊斯兰教所想象的世界秩序，乃是一个没有祛魅的真主意志的世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者哈桑·班纳提出，要用伊斯兰的制度取代世俗的民族国家体制，他充满激情地号召穆斯林信徒：“穆斯林的祖国将延伸到全世界，难道你们没有听到神圣和全能的安拉的话？我们将与异教徒战斗到底，直到永远不再受到迫害，直到安拉是唯一的信仰！”　　在20世纪的历史当中，曾经有多个世界秩序的挑战者，从希特勒的纳粹种族主义、斯大林的东正教共产主义到第三世界革命，最后都归于失败，如今的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世界秩序的挑战，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是短暂的威胁，还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一神教之争？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其超越宗教、超越终极价值的程序性设计，为各民族国家的和平相处，提供了国际法的公共尺度。然而，正因为其背后价值合法性的不足，使得和平永远是战争之间的空隙，一旦国家间的均势被打破，就会有诱导战火的挑战者出现。哈佛大学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的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15个例子中，有10个最后走向了战争。　　到了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正在崛起，从国家经济总量而言，十年之内，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头号GDP大国。中美之间，难道必有一战？基辛格对此并不悲观。　　作为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对中国的了解未必比美国少。他承认，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对方都是一个难以通约的“例外”：“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偏重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不刻强敌环伺，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每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则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　　不管基辛格的对比是否正确，但中美之间因为价值观和文明传统的差异，的确隔着一层无法打破的钢化玻璃。　　自从晚清备受列强欺凌之后，中国放弃了天下主义的雄心，守护的只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国家主权底线，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表现出一种东方式的孤立主义。虽然到了21世纪崛起于世界，但诚如李光耀所说：“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过去，苏联与美国抗衡以争夺全球主导权，现在，中国的行为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它对改变世界不感兴趣”。　　不过，东方式的孤立主义能够维持多长的时间呢？中国无意于挑战现存世界秩序，但作为一个黑格尔所说的“世界民族”，中国的一举一动，总是会在世界舞台发生超乎自己预期的影响。　　基辛格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世界秩序三要素理论：力量、克制和合法性。他认为：“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已经拥有了青春期的肌肉与力量，也具备了中年人的隐忍与克制，独独缺少的，是关于世界秩序想象的合法性价值。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不要以为合法性价值不重要，那是世界领导权的核心所在。世界霸主的巅峰对决，最终不是实力的较量，而是价值观的比试。谁赢得了全球普遍的人心，谁就把握了世界文明的未来。在上个世纪，德国之所以两次挑战世界秩序失败，乃是其始终缺乏引导世界的新价值观和普世性建制。只有一己之民族利益和国家理性，是不会获得世界尊重的。　　时殷弘曾经做过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他借助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发现近五百年来，所有对世界领导者的挑战无一不落入失败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业的国家，都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合作伙伴。比如17世纪取代葡萄牙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时殷弘提出的这一观点，或许需要作个别的修正，问题不在于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在于对普世文明的态度：凡欲挑战全球核心价值的最终难免失败，而顺应普世文明又有所发展的，将有可能以新的文明领导世界，成为地球方舟的新一代掌舵人。　　基辛格在书中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观察。你以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欧洲，真的是靠力量的均势维持了二百年的和平吗？不，基辛格说：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各方价值观一致。当年维护欧洲秩序的政治家是一批宫廷的贵族，他们对诸如荣誉与责任这些抽象概念的理解毫无二致，他们代表了同一个精英社会，讲同样的语言（法语），出入同样的沙龙。国家利益虽然不同，也各为其主，但对国际法规则有共同的认知，对世界秩序合法性有先照不宣的认知。　　读懂了基辛格，就读懂了世界。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生于日，德国犹太人后裔。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个老狐狸的肺腑之言　　基辛格已经九十多岁了。像他这样总是赤裸裸地从血淋淋的地缘政治和权力结构角度思考问题的人，不单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被现代权利意识熏染了三十多年的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不太容易接受，就是在思想一贯解放到最前列的他的本国同胞那里，也不怎么招人待见。在他更早的一本《大外交》中，基辛格就多次抱怨美国人民在外交上的幼稚，在国之大事上婆婆妈妈，任由感性情绪逆流成河。　　201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前夕，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应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邀，在重庆唱红运动达到最高潮阶段，不远万里前来站台。他对中国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并不很在行，站错了队。但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目标、动力和具体运作则绝少误判，把握得异常精准，简直是深入骨髓、鞭辟入里。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大概可以视作他观察和研究中国外交及中美关系的扛鼎之作。真实动机 行动逻辑请　　如果说同时期面市的傅高义那本《邓小平时代》显得比较凌乱的话，基辛格此书是有一个结构的。尽管这两本书在史实上几乎没有什么新意，该知道的人们早就知道了。　　全书共十八章，时间跨度则从晚清直至当下，侧重于1949年以来的当代史，以中美关系为主要评论对象，在这个前提下也涉及到中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交事务。　　在开篇部分，基辛格抛出了他对于中国独特性的几个论断，这成为后面洞悉中国外交真实动机和理解其行动逻辑的基本原则。我试将这些论断略作概括：　　第一，中国的悠久历史、丰富资源使其有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封闭”体验，对对外交往特别是对通商贸易缺乏内在动力。　　第二，儒家学说具有反求诸己的内向化世俗化指向，周期性的治乱循环及作为对这一事实的反应的天命说，则使中国历史上长期没有进步史观的土壤。　　第三，中国人对世界和世界秩序的想象与西方大不相同。“天下观”之下是一个有中心、有边缘、有等级秩序、有华夷之辨的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是理论上谋求相互承认平等地位的主权国家体系。因而中国的皇帝不追求“输出观念和输出革命”，但是欢迎他人前来学习；压根不相信平等，只相信以天朝为中心的、各居其位、各安其分的一个完美的政治托勒密体系，这个体系是公正的，但不是平等的。历代王朝都将占领和管理偏远地域视为一种麻烦，即便是主动来投，也要选择性地接受，相比之下，其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驾驭近邻。设礼部处理与进贡国的关系，设理藩院处理与未开化游牧部落的关系。　　第四，以夷制夷、以夷伐夷是天朝上国对于不肯归顺和接受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蛮夷的一种政治策略，旨在防止夷夷结盟对天朝形成包围，即是说，反包围、防御性是中国外交乃至军事决策的基本出发点。　　第五，诸葛一生唯谨慎，中国人绝少孤注一掷。中国的战略思维是围棋式的，西方的战略思维是国际象棋式的。后者寻求通过一系列正面交锋、决战决胜，而前者有足够的耐力苦心经营、迂回包抄，在棋盘上占“空”，逐渐消磨对手棋子的战略潜力。后者要求目标专一，前者要求战略灵活性。　　第六，相较西方战略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战略家尤其重视心理因素，注重对“势”的判断、把握和因应。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异常现实、克制而有度，无论表面上如何虚张声势，但实际中最懂得见好就收。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彻底消灭对方，所以只要化强敌为弱敌，加强自己的战略态势，既要斗争，又要斗而不破，互斗共存，斗到适可而止即收手。　　第七，因第五条和第六条的缘故，中国与西方的矛盾往往由于如下的战略误判：中国自认为是防御性的举动可能被西方世界视为侵略性的，西方的威慑行为可能被中国解读为对他的包围——而如前所述，中国最为敏感的是被包围。因为下棋规则不同，西方认为没有实质性对抗的一招棋可能被中国认为是处心积虑谋划的一盘大棋，而中国出于积极防御动机对外围任何风吹草动所作的过激反应甚至进攻性威慑都会被西方视为好战之举。　　上述观点贯穿了基辛格分析晚清至当下170年历史的全过程。以夷攻夷 自污诱敌请　　鸦片战争是天下观世界秩序与近代国际体系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在此前的几十年，自负的乾隆皇帝拒绝了马噶尔尼使团关于通商贸易和互派大使、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要求，关上了和平转型的最后一次机会窗口。而一个正在崛起的工业大国、海洋大国，迟早要突破“天下观”秩序所“分配”给他的“朝贡蛮夷”地位。战争的惨败暴露了天朝的羸弱无力，第一批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中频繁出现的“蛮夷”要求“地位平等”的措辞，彻底击溃了土皇帝们对世界秩序的封闭想象，整个国族的自我意识面临着再建构。　　此时的中国，在内部抗争此伏彼起、动荡不安的同时，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外部威胁：来自欧洲的西方列强，主要是“劫财”——要求开放通商。来自北方的俄国，主要是“劫色”——对领土有根深蒂固的要求。这两股力量都无意颠覆和取代清廷，认为那不符合它们的利益。来自东方的日本，是潜在的更大威胁，不仅对经济利益和领土有主张，更在文化上有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中心的野望。　　在这种局势下，晚清出现了最早放弃天下秩序、转而吸收现代均势外交理念并和以夷制夷、合纵连横的本土思想资源相结合的一批外交官，以奕?和李鸿章为代表。今人只记得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少有人知道前面还有一句“调夷之仇国以攻夷”。　　这是一个脆弱大国的职业外交官能想到的一套以毒攻毒、自污诱敌的七伤拳打法，百余年来屡试不爽。与其让英夷独占好处再卖与他国做人情，不如索性忍辱负重、宽衣解带、敞开胸怀主动对所有国家门户开放，把众夷齐齐引入中国，防止任何一夷独霸中原。依靠这套打法，李鸿章在马关谈判后立即着手促成“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以俄国为主导促成了日本把已经吃进去的一块骨头再吐出来，这已殊为不易。　　俄日矛盾与其说是有其地缘上的内在性，不如说有相当大一部分因素是李少荃挑起来引狼入室以毒攻毒的。当然，俄国人也向来不是吃素的，此后的代价就是俄夷在满洲一家独大，德夷占了青岛，法夷巩固了越南。以夷制夷的前提预设是制度变革以自强，否则就只能成为大厦将倾、独木撑危楼的苟延残喘之举。但即便如此，这套七伤拳法竟能延续晚清命脉七十年，同时也让如此一个烂到渣的国度在100年的殖民扩张高峰期中仍保住了些微的主权（要知道同时期其他成为殖民扩张目标的国度无一例外地完全丧失了本国独立），以至于只能用所谓“半殖民地”来概括，这的确是个“奇迹”。一条线、一大片、三个世界请　　毛泽东也深谙以夷制夷之道。所不同于晚清者，他所接手的中国和他的意识形态带给他的优越感，替代了天下秩序的内在优越性。1949年，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性达到了鸦片战争以来的高峰，但“体系”的紧箍咒越勒越紧。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中、欧、日五大极点的关系特别是中美苏三角关系始终变幻莫测。　　在美苏两个核大国之间，中国如何站队？在起初，这并不是一个难题，尽管“一边倒”的决定过程是有些波折，而毛在莫斯科被斯大林冷遇的两个多月里，中美之间也确实存在着暗通款曲甚至中方改投师门的可能性。斯大林之后，苏美一度都致力于把中国拉入“体系”，让其接受现行国际秩序。但毛认为冷战中的威慑概念过于消极，他不会等着被动挨打。只要感觉到“被包围”的威胁，他就不惜主动出击。　　这实际上和后来美国的先发制人理念有相似之处。不同的地方则在于，美国先发制人的目的是取得胜利和军事优势。毛和后来的邓的先发制人观，旨在改变双方的心理平衡，降低更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年的台海危机、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年的中苏边境冲突以及1979年的中越战争，这几次进攻性威慑都具有如下特点：长期酝酿，突然袭击，速战速决，见好就收，在心理和气势上把对手压回谈判桌上来，继之以政治上的后续动作，目的就算达到了。　　中国很清楚长期占领和提出领土要求是自讨苦吃，这不是其目的。所以对于“原子弹不可怕，帝国主义纸老虎，炸死一半剩一半，把北京上海武汉让给帝国主义，上山打游击”之类看上去极其匪夷所思的好战言论，同时代很多人被忽悠了，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被吓住了，赫鲁晓夫被吓住了，美国人也被吓住了。大家都认为遇到了疯子，其实这仍然是百年前李少荃所创的副作用巨大的七伤拳，要义就在穿鞋的怕光脚的，冲的怕愣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不惹穷得乱碰的。基辛格当然看得出中国人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空城计的博弈，虚虚实实。　　1970年代中苏矛盾达到了顶点，中国在美苏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明确了优先序。中美恢复接触，确立了准同盟的关系。整个七十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毛泽东概括的“一条线、一大片”，这实际上是“连横”，就是按照大致的纬度划出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战略线，团结这条“线”的外面的国家即“一大片”，形成对苏联的遏制包围圈，在全球抵御苏联扩张。这时美苏争霸中在表面上苏联正处于上升期，美国固然有此意愿，而中国的意愿尤为强烈，且经常充当咨询顾问的角色，动辄急不可耐地指责美国又对苏联心软、妥协、投降了。　　作为中国人，我们长期宣传后的效果是，毛主席一手策划、周总理亲自执行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大转圜，中国在既反帝又反修、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闹僵十年后，终于缓解了地缘政治上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似乎是毛主席一招手，美国的尼老儿就乖乖地、急不可耐地飞抵北京觐见一个尚未建交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要知道，当时伟大领袖“亲自导演”的这一出中美接触，让多少一直紧跟中国批判美帝的国际共产主义小伙伴们都惊呆了！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如果当年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比中国对美国的需求更迫切，为什么1972年尼克松已然访华，中美建交却迟至1979年1月呢？这可不是什么水门事件的偶然性所能搪塞的。中间的七年时间经历了三任美国总统，他们都在想什么呢？　　很显然，美国一直主导着局势，控制着节奏。他像一个化学高手，不断地配平地缘政治的方程式。一手拉拢中国，一手与苏联签订了反导条约，美苏关系也大为缓和。这当然让中国人感到被出卖，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别无选择。只有在中美走近的同时，不时在国际场合数落美苏缓和的虚伪性、欺骗性。　　让我们继续讨论毛时代。在“一条线、一大片”之后，毛又提出“三个世界”，主要是因为“一条线”太接近于传统的集体安全机制，限制中国的行动自由。“三个世界”则允许作为权宜之计对两个超级大国区别对待，赋予一种战术上的灵活性。事实上，一直到八十年代，随着里根任期内中美之间渐生嫌隙和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急剧退缩，中国的外交政策才再次出现变化。中国在美苏对抗中的地位较七十年代明显下降，此时的意识形态冲突以及残留的台湾问题又浮出水面。　　1982年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决不依附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与任何大国的压力。对于一切国际问题，中国将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决定自己的立场。”这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经从70年代的中美准同盟关系又回到了“三个世界”的立场。　　1979年的中越战争大概是中美作为冷战时期准盟友的最后一次完美配合，其政治象征意义无论如何也不应被低估。其出发点也很明确，地缘政治与拒绝坐视“被包围”状态的形成是最主要原因，虽然客观上对红色高棉残余势力提供了喘息之机不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在苏越结成军事同盟不到一个月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场成功的打脸行动，向全世界暴露了苏联正在走下坡路以致鞭长莫及（当然这里面有中美联手造成的巨大制约作用），同时也给如越南一样的苏联盟国当头一棒，使其看到苏联协防承诺的不可置信性。　　任何战争，都有着漫长而细致的前期外交准备，充分研判战后可能的形势，尽最大努力孤立敌人，拉拢盟友，稳住中立国。以此判断，中越战争的外交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对当时深度嵌入冷战后期美苏两大板块站队之中的中国而言，没有第二种选择。打越批苏，是内政外交的高度统一，中国人支持，美国人也支持，东南亚国家更是乐得观望，这场战争的功能定性非常清晰。邓小平花了一年时间五次外访，绕着越南访问了尼泊尔、东南亚诸国、日本、美国以及朝鲜，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这场军事行动作外交准备。虽然这场战争中，中国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在当时北方面临陈兵百万、西部接连出现阿富汗和伊朗事件、南部面临一个即将形成的统一的且反华的印度支那联邦、内部则是经济行将崩溃，当此之际的这次行动有重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共同进化 永久和平请　　基辛格对权力博弈有深深的审美偏好，如同爱看三国的中国人，这是无可厚非的，大可不必非要用道德说教和意识形态的大帽子来批判。他对中国的友好与其说出于价值，不如说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量。中美两国没有理由走向剑拔弩张。如果说他对未来有什么忧虑的话，主要在对两国都出现的一些愤青观点是否会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潮进而误导政治家对外交大势的判断上面。基辛格列举了以《中国不高兴》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少壮派特别是一批军方人士的表态，对此深感忧虑。他们顽固地坚信中美之间的冲突是结构性的，是“必有一战”的。　　对上述激进派声音，基辛格特意把100年前英国外交部官员克劳对“英德必有一战”的判断拿出来作为对当下的中美关系一个对照。克劳认为，结构性要素排斥合作和互信的形成，相互竞争终将走向最终摊牌。　　基辛格则认为，战后六十多年来形成的北大西洋国家的超越国界的集体安全机制完全无法应用到亚洲国家。由于历史和地缘的因素，亚洲国家始终认为与邻国处于潜在对抗状态。许多亚洲国家经历过被殖民，独立的历史相当短暂。对他们而言，主权是至上的，部队跨越边境的行动被认为是一种侵略，不干涉内政是国家间的基本准则。在这样的地区结构中，外交的目的必然是维持均势。任何打破均势的行动都会引发新的再平衡行动。　　为此，基辛格建议，中美两个太平洋两岸的最重要大国，固然不是伙伴关系，但应当谋求“共同进化”，各自都有各自关注的国内事务，在可能的领域内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美国如果公开把亚洲国家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动意识形态进攻都是极其危险的举动，因为中国是该区域内甚至全球范围内多数国家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反包围”意识过度敏感，追求绝对的安全感，试图把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之外，也必定遭遇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抵制，因为这个地区国家间脆弱的互信关系使他们任何一个小国都惧怕任何一个大国主导该地区可能带来的后果。中国和美国都必须接受一个对方存在并发挥较大影响力的亚太格局（官方常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大概此意）。　　最后，我要原文照录基辛格此书的最后三段话，不是因为它多有文采，而是从这两段话里看得出这位90岁的老政客、老狐狸、老中国通在其人生垂暮之际，对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极具诚意的表态：　　“为了理解和平的本质，我自从半个世纪前攻读研究生时，就研究国际秩序的建构和运作。基于这些研究，我知道，即便对于双方最有善意、最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来说，文化、历史和战略认知上的差异也将形成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以往的任何转变都不可能发生。每个伟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种远见。在这种意义上，它产生于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　　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其著作《永久和平论》中指出，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选择。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关头。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访华的公报达成一致时曾说：‘这将震撼世界。’40年后，倘若美国和中国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将是何等大的成就啊！”来源：微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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