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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 总第八期
【本期专题：聚焦全国“两会”】
辉煌“十一五”：书写科学发展的精彩答卷
“十一五”改革盘点
“十一五”让我们记住了什么
回眸“十一五” 展望“十二五”：科学发展 强国富民
7 “十二五”：告别GDP
温家宝总理2011与中外记者问答
温总理与网民在线交流（实录）
201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工作组 顾问：张晶 主编：程波波
责任编辑：程波波、张秦宏、李泽伟 封面设计：李昌婷
○ “十一五”前四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1.4%，比“十五”时期年平均增速快1.6个百分点；全国万元GDP能耗累计下降15.61%。目前，“十一五”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已提前实现
○ 我国经济发展的版图在细化，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由南向北、从东到西，一个个被圈定，一步步在展开。2009年以来，12个区域规划先后上升到国家层面；中西部和东北的经济增速一举超过东部，与全国经济增长的差距在缩小
○ 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财力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交通、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领域，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偏远地区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分别为10.2%和8.3%
从“十五”迈进“十一五”的门槛时，我们不仅对中国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更对发展的道路充满期待。因为，我们站在了科学发展的新起点上。
“十一五”规划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一五”的五年，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五年，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战胜重重困难奋力前行的五年。走过五年，我们科学发展的方向更加明确，步履更加坚定。
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
增长，我们迎接最大考验
我们要发展，我们更要科学地发展。带着这样的理念走进“十一五”，迎接我们的是超乎想象的一系列严峻考验。
“十一五”规划甫一开局，“三过”问题――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就开始考验国民经济。此后，通货膨胀以及雨雪冰冻灾害、汶川特大地震等次第登场。最严峻的考验在“十一五”的第三个年头出现。2008年，近百年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突然袭来，猛烈冲击着正在高速运行的中国经济快车。一时间，外贸出口大幅度下滑，部分企业陷入困境，百姓就业压力陡增??从“过热”到“过冷”似乎没有过渡，中国发展的势头急转直下。
接踵而至的困难，把传统发展模式的种种弊端更加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速度与质量，通胀与通缩，消费与投资??一对对矛盾轮番凸显，考验着中国经济会不会陷入大起大落的困境，考验着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不能把国民经济成功带入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更考验着全党上下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的决心。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十一五”初期宏观调控表现的是“有保有控”的特点。中央政府一方面推出包括土地、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政策的组合拳，加快结构调整，防止经济增长过热；另一方面，通过出台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着力加强农业等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在开局之时，我们收获了两个好年景。2006年国民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与低通胀的理想搭配；2007年虽然通胀问题逐渐凸显，但国民经济仍延续了平稳增长的好势头，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城乡居民收入齐头并进，都收获满满。
正当国民经济开始步入又好又快轨道时，突然袭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又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和节奏。
前所未见的困难，前所未见的挑战，前所未见的精彩！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惊涛骇浪，党中央、国务院“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连连出手，果敢应对。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率先推出了力度最大的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速度之快，规模之大，配套之全，前所未有。出手快，出拳重，中国经济一路下滑的势头被止住，从2009年一季度的6.1％，逐季回升到年末的近9％，画出一个精彩的“V”形走势。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保八”之战中，结构调整也未松弦。4万亿元的投资重点锁定经济发展薄弱环节，锁定民生相关的领域，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也相继推出。
从2006年到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1.4%，比“十五”时期年平均增速快1.6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又保持了11.1%的增长。与此同时，节能减排也在稳步推进。与2005年相比，2009年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累计分别下降9.66%和13.14%，“十一五”
二氧化硫减排目标提前一年实现，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提前半年实现。“十一五”前4年，全国万元GDP能耗累计下降15.61%，年均降幅为4.15%。
这就是中国经济走过波澜起伏的5年交出的成绩单，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交出的考试卷。 统筹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我们取得巨大进步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东部毫无疑问是领跑者。但是，东部的一花独放换不来全面的小康社会。“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5年来，统筹区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耀眼的亮点，展现了百花齐放的春光。
在满园春光中，西部大开发是最美丽的风景。承继了“十五”发展好势头，西部大开发加速向前推进。5年中，近70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开工，投资额1万余亿，项目覆盖交通、能源、农业、工业、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加上“十五”，西部经历了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10年。一个崭新的西部在崛起。在西部大开发迎来10周年的时刻，中共中央召开了西部开发工作会议，为西部的下一个10年描绘了宏伟蓝图。
占中国版图2/3的西部在巨变，中部和东北也紧随其后。2007年，国务院批复了《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提出将东北地区建设成为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重要经济增长区域及确立了“四基地一区”的目标定位。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明确提出，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要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实现新的跨越，加快形成具有独特优势和竞争力的新的增长极，为全国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东北一次又一次，刷新自己振兴的高度和起点。中部也没有落后。2009年，国家又出台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0年，国家发改委印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实施意见，明确了中部崛起的工作目标和进度。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从来没有像“十一五”时期这样精彩纷呈。2009年以来，国务院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高频率，先后将12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层面。中国经济发展的版图在细化，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由南向北、从东到西，一个个被圈定，一步步在展开。“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已成中国经济三大引擎，沿海有串串明珠，西部有成渝、关中天水、北部湾三大重点经济区，中部有武汉、长株潭城市群，东北有长吉图、沈阳经济区??一时间东西呼应，南北互动，区域经济网络越编越密，协作形式越来越多。
“十一五”区域经济硕果累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加快，与全国经济增长的差距一步步在缩小。到2009年，中西部和东北的增速一举超过了东部，这是前所未有的。2009年，中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27.3%，比2005年提高5.2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占22.1%，
比2005年提高2.2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走在东部的前面。 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我们付出真诚努力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让全体中国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5年里，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的实惠。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攀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中国的就业规模也在持续扩大，从2006年的7.64亿人增加到2009年的7.7995亿人。随着一批批重点工程的开工，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财力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交通、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领域，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偏远地区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因此而得到很大的改善。到2009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超过4亿、新农合8.3亿，覆盖面超过12亿。
也许数字是抽象而枯燥的，但它确实记录着进步：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60元增长到17175元，年均实际增长10.2%，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0.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587元增长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8.3%，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3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2005年的36.7%下降到2009年的36.5%，农村居民家庭由45.5%下降到41.0%。
毕竟生活是彩色的，它能让我们把总量还原到个体：越来越多的人圆了自己的“轿车梦”，全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从2006年的
2333万辆，增加到2009年的4575万辆，5年翻番毫不费力；手机几乎成为各个阶层居民的生活必备品，移动电话用户2006年末为4.6106亿户，到今年上半年已突破了8亿户。尽管许多城市居民饱受高房价的困扰，但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在扩大、市民居住环境在改变，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我们离环境友好型社会差距还甚远，但5年来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取得积极进展，退耕还林工程等林业重点工程取得巨大的综合效益，为我们争取了越来越好的水环境和越来越多的蓝天白云。
走过“十一五”，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排到世界第二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3700美元，迈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即将走进“十二五”，中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发展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还要继续艰难前行，实现“国富民强”的美好未来还要继续努力奋斗。
“十一五”即将以坚定果敢的步伐走过了属于他的历程，他身后是一连串坎坷的道路和努力的脚印。这是中国改革路上不可磨灭的一段道路，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在前几天的“今日谈”中，我们综述了“十一五”期间“新农村建设”、“民生五年”等重要话题；今天，半月谈网为您打开“十一五”改革启示录??
“十一五”改革发展成果突出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最近开展的专家问卷调查显示，79.10%的专家认为“十一五”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56.78%的专家认为在局部领域有所突破。
“十一五”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重大挑战，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地实施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国民经济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投资消费增长趋于协调，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改革开放积极推进，就业持续增加，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总体良好。
“十一五”时期，我国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均取得突破进展，反金融危机取得明显效果，单项改革有明显突破。特别是农村改革使农民普遍受益，基本公共服务改革有重大突破，民生建设得到各级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十一五”时期被誉为“民生五年”。
部分改革仍进展缓慢
尽管“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制约经济平稳运行的矛盾和问题还不少。在一些领域改革进展仍然缓慢，改革任务仍十分艰巨。因此，必须冷静观察、科学判断、未雨绸缪、把握时机。
例如，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仍没有得到扭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有所强化，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步履缓慢。主要表现在结构性问题突出，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在反危机的特定时期，以投资为重点的刺激
政策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客观上导致发展对改革的依赖程度在下降，制度变革促进发展的空间在压缩，包括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在内的结构性问题没有明显改善。
总体而言，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有实质性改变。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
增长方式。例如，以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发展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等等。在内外发展条件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变革的任务更加艰巨。
在部分领域改革取得突破进展的同时，一些涉及多部门的综合性改革成效不大。例如，垄断行业改革滞后；财税体制改革未能如期启动，积弊日增。另外，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尚未有大的突破。大部门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职能调整的阶段，中央与地方关系仍未得到理顺，创新体制的运行效率并未有明显的提高。
以二次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型
转型需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强调社会公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需要强调政府转型，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当前，发展方式转型面临许多结构性问题。一是体制与政策的矛盾。在反金融危机中，政策调整很到位，及时地推出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但相应的一揽子改革尚未顺势推出。二是体制与体制之间的矛盾。比如投资消费失衡的突出矛盾，既有市场体制缺陷的原因，也有社会体制不健全的原因。三是政策与政策之间的矛盾。上下级政府间、政府各部门间政策打架的情况很多。
因此，只有推动结构性改革，发展方式转型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例如，要扩大消费，构建消费大国，需要尽快启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要适应城市化时代，就需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公共产品短缺问题，需要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等等。
我国在“十二五”期间需要尽快启动第二次改革。第二次改革与过去30余年的以单项突破为特征的第一次改革相比，是一揽子的综合改革措施。第一次改革，我国总体上还处于生存型阶段，主要挑战是解决温饱问题，基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次改革，我国开始进入发展型的新阶段，促进人的自身发展成为改革的主要挑战，基本目标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基础。第一次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落后的问题，是社会产品供给总量严重不足的问题；第二次改革，面临的是内需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第一次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很长时期内把转变经济总量增长方式作为改革的主要任务；第二次改革，需要推进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等在内的结构性改革，以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目标。
改革全局对政府转型的依赖性全面增强
“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新阶段改革发展全局对政府转型的依赖性全面增强。
概括而言，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解决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解决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矛盾.
“十一五”行政体制改革没有大的突破，重要原因在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共职责分工体制和与此相关的财力配置问题并没有解决好。目前，基本公共服务立法滞后于整个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主要表现在立法层次低、各级政府法定责任界定不清楚，难以体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
因此，政府转型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使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上职责明晰化、法定化。应当尽快建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评价体系，将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与干部选拔和任用相联系，为建立一个以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要探索建立公共服务监管体制。城乡、地区、不同社会群体公共服务供给存在巨大的差距，但是现行的监管体制并不对此问责，所以，在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同时，应设置具有独立性、权威性、专业化的公共服务监管委员会，并探索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监督机制。
“十二五”要以政府转型为主线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权力运作方式、利益配置结构、责任和义务等明确下来，逐渐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一步制度化；要探索建立各级政府事权与财力平衡的体制，按照政府间财政能力均等化的要求，实现由层级财政向辖区财政的转型；以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为重点，建立辖区财政能力均等化机制，强化省、市两级财政的辖区责任，保证县级财力。
要按照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加快推进行政上的“省直管县”；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执行权，建立执行机构，强化监督权，成立独立的监督委员会。要以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为重点完善公共治理结构，一方面，正确划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使政府的职能严格限定在市场和社会解决不了的领域，使政府能够集中精力履行公共职责；另一方面，有效地培育微观经济主体和社会组织，发挥企业和社会组织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社会和谐创造基础性的制度条件。
以积极的社会体制变革缓解经济增长压力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十一五”时期，中央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政策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存在着分配结构不合理、基本公共服务总体供给不足等问题，这是形成“国内消费不足、产能相对过剩”的重要原因。
例如，我国几亿农村人口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潜力引人注目，被认为是全球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一个亮点。这个潜力的释放，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从最高点1983年的32.3%，在“十一五”时期的2007年下降到最低点9.1%，24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缺失严重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
因此，化解经济压力，不仅要调整经济政策，也要进行社会变革。短期内，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稳定市场、扩大就业，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救助，防止经济压力与社会问题的双向传导；中长期，需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强公共服务体制建设，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矛盾与冲突常态化已成为社会现实。因此，应当建立“安全阀”机制，将其作为保持社会弹性、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公共产品，成为“十二五”时期社会治理变革的重要举措。其核心就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即在承认利益分化的基础上，在公平的原则下，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构筑有效的谈判沟通和意见表达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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