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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价监局： 汽车领域反垄断指南
力争月底前完成初稿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在今年9月，广东省发改委对东风日产开出年内第二大汽车反垄断罚单后，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继续推进“汽车领域反垄断指南”起草工作。起草与《反垄断法》配套的这项反垄断指南，是我国改进完善汽车反垄断工作的一项大事。国家发改委价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工作组将力争在今年10月底前完成指南初稿。&&&&继6月12日筹备会和8月7日工作会之后，国家发改委价监局于10月上旬召开了第二次汽车领域反垄断指南起草工作会。会议邀请了整车制造商、汽车经销商、零配件供应商、律师事务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协会、中国汽车维修协会、商务部、交通运输部、工商总局等相关单位代表共80余人参加。&&&&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今年收到巨额反垄断罚单的东风日产、奔驰还是去年受到处罚的克莱斯勒、一汽大众奥迪，均受邀参会并提出建议，反映出反垄断指南“开门立法”的态度。&&&&在“开门立法”的方式上，国家发改委价监局汽车领域反垄断指南起草工作组于7月初和9月初先后向各有关单位发放了“汽车领域反垄断指南”问卷一和问卷二，内容涉及纵向价格限制与非价格限制、售后配件供应与流通、售后维修技术信息的可获得性、售后服务与保修条款等，旨在深入了解我国汽车市场现状与发展趋势，审慎考量根据《反垄断法》对常见限制竞争行为进行合法性评估的原则与方法，以及经营者有可能根据《反垄断法》主张豁免和行为正当性的情形。&&&&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国家发改革委价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此前长达3年的实证调研基础上，工作组将力争在今年10月底前完成指南初稿，继续广泛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改进和完善草案，按法定程序推进指南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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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的911：一个弱女子在看守所的400个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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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一部中篇自传。是我在日开始的人生悲歌，也是这个社会的一滴晨露。
冤案累累，人们已见惯不怪、习以为常。虽然如此，我仍然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希望人们通过这滴“晨露”映照出中国法治的现状，对中国司法进步有所裨补。
《我的911》记录了我从日被羁押后，至日释放的全过程。也记录通过我的不懈抗争，直到，我才获得了一纸“国家赔偿决定”――上海市检察院一分院对我错误羁押400天，决定赔偿我人民币29320元。也记录了我从获得“国家赔偿”后，再到争取补发工资的过程。
在此，我要对陪伴我走过这三个过程的杨绍刚律师对我的法律援助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才疏学浅，不会写作，只能按时间顺序忠实记录这三部份的简要介绍。冤狱梗概我因为买房款项缺额，遂向当法官的朋友――张法官借下10万元，买下现在居住的房子。不料，我却被稀里糊涂卷入了“涉嫌共同受贿”冤狱之中400天。後来，张法官查无实据，被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无罪，平反昭雪。而我，检察机关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但仍然沉冤深深，不见天日。因为制造冤案的检察官害怕承担责任，就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拖延，并继续玩弄法律条文，来掩盖他们的错误。在对我以“取保候审”释放后，就开始了“路漫漫”的诉冤过程。这个诉冤过程，饱含辛酸和泪水，几乎把身体拖跨。当然，也遇到了富有责任感的好法官。对我抄家和被捕，就发生在日。大家知道，日，是一个灾难的日子。全世界稍有人性的人，无不为无辜受难的人们痛心疾首。就在那一天，纽约世贸大夏的双塔，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民用客机撞毁。机上乘客和世贸大夏内数千人们，顿时命归黄泉，灰飞烟灭。而在那一天，我的家也被上海法盲检察官攻陷。是故，我将我的冤狱经历命名为《我的911》。1.抄家和入狱
日上午9时，我被本部长叫出办公室，告诉我人事科长打了电话过来，说上海市检察院一分院来了一干人。正在四楼，让我马上过去。
赶到四楼，人事科长有点幸灾乐祸的告诉我：“上海市检察院的人找你……然后，把我带到第四会议室。”
我走进会议室一看，里面已有很多“大盖帽”，其中有两个女的。一个大盖帽严肃地告诉我：“现在就到你家里去。”
我说：“家里的钥匙在办公室，我必须回办公室去拿。”
他们犹豫了好几十秒钟后，然后又看了看一个矮个子的大盖帽（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为了便于称呼，以后我就称他“小矮子”吧）。小矮子脸色阴沉了一会，才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两个女的一边一个，紧紧贴着我，后面还跟着一个男的，步步紧跟。生怕我飞走似的。
他们一步不离地紧紧挟持着我，一个个紧绷着的脸，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就像要把我吞下去一样。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所以我还是无愧地昂首挺胸，走我的路。
到办公室拿了钥匙后，我就被他们带到他们开来的车旁。
正在准备开车的时候，单位人事部长奔跑而来，我让司机慢点开，把车窗打开。人事部长虚伪地关照我说：“把问题说清楚，早点回来。”
我说：“知道了。”
车到家时，我从门玻璃窗中看见家里面有许多晃动的影子，开门一看，已有4－5个陌生男人在家里。当中夹着我儿子。原来他们是兵分两路，早已占领了我的住宅。我提出到办公室去拿钥匙，他们虽然犹豫了一下，其实已没有必要了。
儿子还没有开学，正在家里睡觉。让儿子实在是担惊受怕了。儿子非常害怕的看着我，我给他的表情是镇静自若。
其实我表面平静，内心却是波淘汹涌。看着他们十几个人在我家到处走动，然后一个说：“我们要对你抄家。”
一个乌眼珠的又瘦又黑的大盖帽一边说话、一边看小矮子的脸色。只要小矮子使一个眼色，乌眼珠就动手。
他们十几个人的分工不同，有指挥的，有跟踪的，有打手，更有一批擅长翻箱倒柜的人。我说你们凭什么抄我的家？
他们没有出示任何凭证，也没有出示他们的身份证明，更不告诉我涉嫌什么，也不告诉我他们是哪里来的，只叫我在一张纸上签名字。遭到我的断然拒绝。
小矮子大声吼叫着说：“不签字也要抄。”
我儿子因此站出来说：“你们凭什么抄我们的家？”
小矮子对我儿子吼叫说：“你不要管，你出去。”
我儿子说：“这是我的家，我凭什么出去，你们滚出去。”
小矮子恶狠狠的指着我儿子说：“你妨碍公务，我们马上叫公安局把你抓起来。”
我看儿子稚嫩的脸上已经充满了愤怒。我害怕儿子受到他们的伤害，便劝住儿子说：“你不要说，我会应付他们。”
儿子在一旁说：“你们为什么大声吼我妈妈……”
我告诉儿子：“妈妈不怕，你别担心。”儿子这才镇静下来。
小矮子说：“你不签字也要抄家。你配合我们签字，我们不会象文革那样的抄。”
我不知道小矮子在文革中是否抄过别人家的家。但根据他的“不打自招”，看来他是个抄家老手。
他们一群人围着我们母子，一群人在那里动手抄家。我知道今天是肯定逃不过此劫了，便签了名字。
在搜查单上，我只看见两个人的名字。于是，我顺手在旁边的报纸上记下了这两个名字。然后看了看儿子，好让他看到。
这时，小矮子立即抢过报纸。对我吼叫道：“写什么？”然后把报纸揉成一团，随同抄家物资一起收去。
小矮子令一位拿摄像机的女人把所有房间扫一遍。并转身恶狠狠的对我说：“把你和张某的有关书信拿出来。”
天哪，即使和张某有关系，也不会有什么书信呀！现在的通讯这么发达，哪有什么必要写信？
另外一个男的走进我儿子的房间，拉开儿子书桌的抽屉，准备抄查儿子的东西。我愤怒喊叫：“我儿子的房间不许抄。”但他根本不理我，一边斜我一眼，一边继续拉开第二个抽屉。
我几乎是歇斯底里的朝着小矮子大声怒吼着：“不许抄查我儿子的房间……”小矮子呆了几十秒。他大概在想――他所需要的钱和书信，不太可能放在我儿子的房间。然后就说：“好，她孩子的房间不抄。”那个抄家的人才从里面走出来。
我从一开始就厌恶这个抄家的家伙。他一直瞪着一双恶狠狠的黑眼珠子，锁在腰带里的衬衣下面的二粒纽扣没有扣上，敞开形成一个敞开的等腰的三角形，露出发黑的肚脐眼。显示出这个人的恶俗和缺乏教养。
我看到心爱的儿子无助的站在自己房间的门口，大口地呼出粗气，气得脸色发青，我感到十分难过，十分心痛。我轻声关照儿子：“把你的房门关上。”
小矮子马上接口说：“房门不许关。”
在我一再的愤怒叫喊声中，他们总算没有再抄查我儿子的房间。天哪，平常轻言细语、温婉柔顺的我，今天都有了与他们拼命的冲动，只要他们再伤害到我的儿子。因为孩子长大了，应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秘密。我平常打扫他的房间，从来不看也不翻。
从上午十点前一直查抄到下午四点，儿子半步不离的一直站在我的身旁。
两个女的也是一样，半步不离的跟着我。我上厕所时，她们俩也挤了进厕所。他们没有吃中饭，但我和儿子连早餐都没有吃。
由于极度愤恨，我只感到神经高度紧张，口渴的要命。任凭喝下多少水，总是感到口渴，就像没有喝水一样……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怒火煎熬中的口渴。
我让儿子从冰箱里拿个苹果给我吃，但咬了一口，却怎么也吞咽不下去。我就把苹果递给了儿子，让儿子吃。但他也吃不下。我要他吃点东西下去，儿子已经饿了两顿了。
下午四点，他们已经抄累了、抄饿了。本来就在病中的我，当然已经站不住了，就坐在傍边的椅子上，看着这群法盲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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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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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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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推辞不去的、有充分确凿证据证明正在继续退还、处理过程中的、客观上已经上交在公用办公室的、既无收受动机也无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行为的红包，就能定人受贿罪么？我的博客 http://blog.chinacourt.org/wp-profile1.php?author=875 罪与非罪，用事实说话！用证据说话！请看――http://bbs.chinacourt.org/index.php?showtopic=269714
[第2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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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抄出来的东西收集起来，然后让我在查抄物品清单上签字。我一笔一笔对照。把我的银行工资卡拿了出来说：“这是我的银行工资卡，你们也要拿？”
小矮子说：“怎么证明是你的工资卡？”
我说：“楼下就是工商银行，你去查一下。”
他们看了看。也懒得去查，而且看见上面的存款是几千元。就让我在查抄清单上划去，签上我的名字。
这笔钱其实是2万多元。只是他们看到的是前几个月的数字。后来成为我儿子的上学和生活唯一的费用来源。
我看到查抄清单写着“信件若干”。
我问他们：“是几封信件？”
小矮子实在不耐烦了，就凶我说：“你签字就是了。”
我说，“必须数一下是几封信件。”
他们看我不签字。就数了一下，是七封信件。都是1976年女同学的来信。他要这些信件干嘛？我实在想不通。
小矮子没有抄到他希望得到的张某的片言只语。拿着这几封同学间的信件和钱，想做什么？
无缘无故把我家的钱和书信抄走？这是哪家的法律呀？是不是小矮子一拍脑袋临时决定的？
尽管小矮子说了“不是象文革那样的抄家。”但也已经把我135平方米的住房到处翻了个遍了。在我整洁的家私上印满了带着狐臭的手迹；在我柔软干净的羊毛地毯上踩满了肮脏的脚印。
核对和签名完“查抄物品清单”后，他们就要把我带走。
儿子站在门口默默无语，但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脸，在等待我和他说话。看看心爱的儿子，面对飞来的横祸，我一时还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待了几秒钟，我就被小矮子一把推出了家门。把一片狼籍的家，留给了孤苦伶仃的儿子。我这个病弱女子，那能经得起小矮子恶狠狠的一推。他要对我怎样，我怎有力量反抗？
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他们先是各人吃饭，吃饱了又来审讯我。
我要求给儿子打电话，好告诉他，我在什么地方？并告诉他去外婆家吃饭时，不要告诉外婆我被抄家及被带走之事。母亲身体不好，且有心血管疾病，我耽心她受不了这种打击。
但小矮子不让我打电话。
我十分气愤，便正告他：“如果儿子将此事告诉我母亲，母亲因此病倒或气绝身亡，我将找你算账。”
他犹豫的一下说：“好吧。”然后就离开了。
几分钟后，有人过来告诉我，说我家里没有人。
我说：“不可能，此时儿子不会离开家里。”要求他再打。
他出去一会儿回来后说：“已经转告你儿子了。”
我将信将疑。
事实上，我被释放后回到家里后，儿子才告诉我说：“那天他没有离开过家，也没有任何人来过电话。”
审讯到天黑，仍然没有获得小矮子希望的结果。他们要回家了，便拿来了手铐，叫我在拘留证上签了字。
然后把我押到车上。一天下来，我已疲惫不堪，车外面一片漆黑，不知道东南西北，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我带着手铐索性闭目仰躺在车座椅上。两边各一个检察官押着我。
开车的承办（以后称：顾承办）在反光镜里看见我仰躺在座椅上，可能是他感觉自己开车我仰躺他很不舒服。大声嚷嚷着要我坐起来，我当作没有听见。旁边的两位检察官朝我看了看，看我一身疲惫的样子，就没有做声。这时，我估计时间到了晚上十点以后，只感到饥渴难熬，疲惫不堪。
不知过了多久，车停了下来，他们叫我下车。把我带到一个坚固的大铁门边，进入旁边的一个小门，然后把我关进一个铁笼子里。
我以为这一夜要在这里渡过了，就要求他们拿个凳子来。那个顾承办可能对我车上时不理会他还有气，就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还从未听到有人要个凳子坐坐。”
我站在铁笼子里，已经支持不住了，只好倚靠在铁笼边蹲下。过一会儿，来了个穿制服女人（以后称；密管教）。他们打开铁笼子门，让我出来，解下了手铐。
密管教在我身上从头到脚搜查，把衣服和腰间的装饰带全部解下来，再把裤皮带解下来，在我的口袋里摸出五元钱。一起交给了送我来的检察官，还缴去有我的随身坤包。然后给我带上了她带来的手铐，送我来的检察官就转身而去了。
我被密管教带进阴森漆黑的巷道里。一路上，密管教对我说：“这里面人很多，什么样的人都有，在里面不要多说话。”
我才意识到被关押，感到非常害怕，要求密管教把我安排在人少一点的房间。她说：“那是不可能的。”我问：“他们会打我吗？”她说：“不会的，如果有人打你，你就叫管教。”
走过阴森黑暗的巷道，就进入监房。我一看，里面只有两个地铺位。我心想，哦，还是把我带到人少的房间，不禁心存谢意。
在房间门口，密管教再次对我进行检查，让我把衣服裤子脱掉，让我把胸衣解下来。
看到两个睡在地板上的人（被判决短刑期的，被指使劳动的犯人），睡意朦胧的起来。不一会，看到她们拿着一个脸盘，里面有手纸、肥皂、一双很旧的塑料底的布鞋、一床棉被、一套囚服走过来。
密管教叫我换上囚衣，脱下皮鞋，穿上她们配给我的拖鞋。让我自己拿着脸盘和棉被，带着我走过几个房门，在一个房间门口停下，让我进去。
我跨进一步，只听见身后哐啷一声，铁门被重重的撞上和下锁了。我就在这间监房中，渡过了400个日日夜夜。
昏暗的监房，睡了一地的人。她们好奇的眼光全聚焦在我的脸上，使我不敢直视她们。有一个胖女人起来（当天值日的人），将我安排在厕所边的铺位上。
夜已深了，疲惫已极的我，顾不上看清周围的环境，顾不上地板上的潮湿和霉气，顾不上厕所边冲鼻的味道，席地卧下后，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但看着一夜不灭的灯光，我一夜未眠。
在日，有许多人未眠。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客机，撞毁了纽约世贸大厦的双塔，震惊了全世界。只有我当时根本不知道。
我在监狱里一夜未眠，我想，从来没有离开我悉心呵护的儿子，也一定是一夜未眠。
这一天，恐怖分子撞毁了纽约的世贸大厦的双塔。这一天，我温馨和平的家也被法盲检察院攻陷。从此以后，我就失去了平和安定的生活，迫使我与冤屈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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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的一天
一夜未眠，天刚朦朦亮，只听到“呜…”的一声，就像火车的汽笛声。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看到我周围的人立刻弹了起来，迅速起身叠被……原来是起床的号声。昨晚的那个值日的胖女人，尖叫着要我赶快起来。
我跟着她们起身叠被后，才最后一个完成洗漱。然后一个个靠墙盘腿坐在各自睡觉的地板上。我当然就坐在厕所旁边。
这一天一夜之间的惊人巨变，使我的生物钟已经完全紊乱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在那里坐了很久，感到有些饿了，毕竟昨天一天都没有吃过东西，又一夜未眠。
我问旁边的看似教师的白发女人（后知道他的名字叫：马玉辉）：“这里是不是每天二顿饭？要到9点才开饭？”
马玉辉说：“不，每天早上7点吃早饭。”
哇！还没到早上7点呀！我怎么感觉坐了这么久了呢？早晨“呜…”的一声汽笛声时是几点呀？
这时，我的饥渴感越来越强烈。我感觉时间过得很慢很慢，每一秒都在与饥渴搏斗……
睡在第一铺位的（以后称：江姐）走过来，轻声问我：“是检察院还是公安局把你送进来的？”
我说：“是检察院。”
她听了我的回答后，立刻明白了什么似的。然后咕噜了一句：“我也是市检察院送进来的。”
江姐后来跟我说：“检察院送进来的案子，一般是经济类案件较多。公安局就不一定了，FLG都是公安局送进来的……”她认为我只有这两种可能。
吃好早饭，昨晚上带我进来的密管教从走廊里走了过来，站在铁栏栅前跟我说：“你的房间是8号，‘2100’就是你的名字。”
我说：“我叫陈询，不叫‘2100’”。但密管教已经转身而去。
江姐对我说，“我们这里不许叫姓名，只许叫番号的。以后他们叫‘2100’时，你要应……”
我这才知道，我的名字已经被“2100”取代了。
开始时，我对这种呼唤常常反应不过来。前几次提审，管教打开牢门叫“2100”时，经常需要监房里的人提醒我，我才醒悟过来。
上午9点多，牢门打开了。管教高叫“2100”，经同牢房中的人提醒，我才有些迟疑地向管教提出：“请她把昨夜的胸衣给我。”但遭到了断然拒绝。
我走出监房，在走廊里看看周围的环境。昨晚进来时，阴森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管教锁好门后，便对我喝骂起来：“谁叫你东张西望的？走黑线！没有人教你？不懂规矩……”
在走出第三道和第四道门前，还要面壁而立。待管教给我带上手拷后，再打开第四道铁门。在第四道铁门后，我看到昨天送我进来的检察官们已站在门外等我了。
然后，他们把我带进一条走廊，走进一个大约12平方米的房间。房内有一张像讲台一样的桌子，桌子对面有一张我坐的椅子。桌子后面是提审我的人的座位。我坐的椅子有点像饭店里小孩子坐的椅子，前面有一块可以上锁的横板，可以把被审者的双手固定起来。
昨天晚上送我进来，今天一大早就来提审我。他们还是比较重视和积极的。我能理解他们急于邀功请赏的心情。因为我的案子是市政府头头关心的案子，是王副局长晋升局长的关键，无形中我竟然成了他官场厮杀的筹码了。
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自以为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所以，我除了气愤，心里倒是没有什么忐忑不安。以至这些检察官们和“经验老到”的小矮子说我很老练的（后来我才知道，小矮子是主办我案件的上海市检察院一分院反贪局的王副局长）。
自我成年以后，这是我第一次没有穿胸衣坐在众多大男人面前。我只穿了一件短袖衬衫，仿如光着身子，感到浑身不自在。又带着手铐，我只能将脊背弓起来，以遮掩自己的羞涩感。
从此以后，从早到晚，我都是弓背低头迎接每天的审讯。穿胸衣成了我的奢望。
市级检察院反贪局王副局长亲自提审的案子，应该是不多见的。但王副局长从头到尾，经常亲自提审我，常常是毫无结果。这更促使他每天亲自来提审我。
他审讯我的口头禅是：“这怎么让我们向刘市长汇报呀？怎么让市领导放心啊？嗯！”我都听腻了。在他旁边的小检察官也只能附和着他。
审讯开始，例行程序是姓名年龄职业性别等。顾承办说可以准许我聘请律师，我当时感到非常的突然，便脱口而出：“请什么律师？这点小事，有什么搞不清楚的？”
顾承办说：“这由你就自己决定。”
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请一个律师，以便和家人沟通一下。
我写下了我最要好女律师的名字张耀华。但事实上，请律师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是一个装模作样的过程。检察院根本就不同意她做我的律师。在这一阶段的14天里，我没有见到我聘请的律师。
他们的审讯我的内容，翻来覆去只有两点：一是要我承认张法官借钱给我，是送给我的。二是要我承认和张法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一个单身女人，要抚养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经济上肯定承受不起。且一个单身的女人，接受男人的帮助，肯定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他们经常“替我担心”地问：“10万元钱，你怎么还？”
对于这个问题，我懒得过多解释，更何况他们不相信我。后来在以后几个月的调查中，当他们调查到10万元钱只是我半年的收入时，才打破了他们建立在臆想基础上的推断。
这是当今中国的典型“办案方法”――对某人作出有罪推定后，先把人关起来，再以口供来“取证”。
审讯已过了晚饭时间。
我回到监房后，江姐自责地对我说：“没想到今天一大早就提审你。挨了管教的骂，都怪我来不及跟你说清这里的规矩。下次管教在锁门的时候，你应该站在走廊边，面对墙壁。走出去的时候，要走在地上标识的黑线上，不能东张西望，不能靠走廊的窗边走……”
回到监房，我已经疲惫不堪。我天真地想，用不着记下这么多规矩，也许坚持几天，我就可以回家了。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躺在潮湿和臭烘烘的厕所边，想起了我可爱的儿子，想起了慈爱的母亲，我感到十分伤心和难过。儿子此时是怎么过的？母亲会不会因此而病倒？儿子24日才开学，一个人在被抄得乱哄哄的大房子里，是否会出什么意外？我越想越害怕……
蚊子在我耳边嗡嗡的飞，仿佛在告诉我：你是新来的，我们要吸你的血……我心想，就让蚊子把我的血吸去一些吧，也许可以变得轻松一点……所以我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蚊子叮咬，而不去拍打蚊子。只是呆呆地看着一个个蚊子拖着滚圆发红的肚子离我而去……我在迷迷糊糊之中，感到夜已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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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的环境和饮食条件，摧残着我的健康。连日的提审，更是一种精神折磨。体重本来不足100斤的我，很快就成了“骨感美人”。
这些天里，我拒绝背监规、拒绝与人说话、拒绝晚上看电视、拒绝阅读监规的小册子。监规是进监就要熟读并背诵的。如果七天里背不出，就要受罚。我天天被提审，连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怎么背？
几天下来，我和狱友们已经有了一些感情，她们很同情我：“没见过这样天天从早到晚不停提审的……”
根据她们的经验，对我的拘留很可能证据不足，所以要抓紧时间提审。何况检察院只有14天的拘留期限。
因此，狱友们都帮着我说话，我背不下监规，请求让密管教再延长几天，说我没有时间看小册子。其实密管教也是知道的。
到了最后限期的前一天，我才听从了狱友们纷纷的劝告，翻了翻小册子。因为我不背监规，全监室的狱友都要受到处罚，晚上就没有电视看了。
我不看电视，还不如说我不敢看电视。因为看见电视屏幕里来去自由的人们，会勾起我伤心的联想。而今我身陷囹圄，越看越受不了。我宁愿一个人站在一边发呆。
按照监狱的规矩，每天晚上七点半以后，可以看电视，也是这里唯一的一个半小时娱乐时间。我只能看着白粉墙壁，墙壁上有许多刻痕，大多是关在这里的前当事人偷偷地将刻骨铭心的话语刻写在墙上，也有不少小诗。有的是为自己命运不幸而哀叹，有的是表达对亲人的思念……我越看越感到伤感，惦记着自己的亲人。
接我进来的密管教走了过来对我说：“你过来，过来看电视。”
我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我不要看电视。”
她大声吼叫起来：“过来，过来看电视。对着墙壁发呆，呆疯了。”
我仍站在原地没有动，心想，看电视也要强迫我呀。
她厉声喊叫房间里的人：“把她拖过来，和她说说话。”
众狱友听令后，只好把我推到电视机前。我一点点的自尊，都要受到残酷的摧残。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劳动模范，退休后返聘回来的。她是个经验老到的老看守，很细心、很负责。她一直在监视屏幕前监视新来人的状态。
任何初入狱的人，都有一个艰难的心理适应过程。且对于我这个无辜被冤枉的人来说，这个适应过程就显得更长更残酷。脑子里分分秒秒、不明不白、日日夜夜高速旋转，挣扎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幸亏经验老道的密管教的仔细观察，强行的分散我的注意力，避免了一场精神分裂的永久苦疾。
当时我还不理解她呢，很讨厌她老是盯着我，喜欢多管闲事。其实，我幸运的碰上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模范。后来我生病了，因为我没有家属送药和律师谈话的权利，有病没有药，她还给我去买药。给一个囚在监房里的卑微的我在最关键的时刻买药，我终身难忘。
检察院用足了时间，分秒必争，天天审到天黑为止。双休日也不放过。
一个星期后，看守所主管辛巴找我谈话说：“按照规矩，进来第二天就必须跟你谈话。但由于天天都在提审你，使得我没有时间找你谈话……”谈话内容是大致了解一下我的案情，并关照我要遵守这里的规矩。
第十四天到了，上午没有人来。一般审讯上午就来人了。这天却打破了惯例。
我想，下午可能是来放我的出去的。按照惯例，一般是下午放人。送进来大都在晚上。枪毙的人都是一大早就来车押走了。
下午，牢门打开了，全部狱友都知道是来找我的。我已经等在门口了，管教也没有叫番号。只是像往常一样给我戴上手铐后，就令我走出监房。我不知道自己今天的命运怎样，心里不免忐忑不安起来。
出了第四道铁门，我就看见检察院的承办们已等在那里，顾检察手上拿着一张A4纸。我明白那是逮捕证。因为从来他们都是空手站在那里等我的。
到了审讯室，检察官把A4纸往审讯台上一放。走出房间，找来一个穿制服的法警，宣布我被逮捕。
法警凶巴巴的要我在逮捕证上签字。遭到我拒绝。
他问我：“为什么不签字？”
我说：“请告诉我是什么罪名。”
顾检察官说：“你在拘留证上签名很快哦，为什么在逮捕证上不签字？”
我说：“拘留，是我接受你们的审查。”
顾检察官说，“逮捕也是审查呀。”
我说，“14天的审查已经结束了，请告诉我是什么罪名。”
那位穿制服的警察吼叫到最后，也没有耐心了。把A4纸往审讯台上一放，然后和他们说了句“你们自己让她签吧。”就转身走了。
顾检察官继续把逮捕证拿到我面前说：“你自己看看，哪位领导在上面签字了。”
我没有看，也不知道是哪个领导签字批捕的。
顾检察官说：“你今天态度不好，不配合我们。”然后又说：“不签字也照样逮捕。”
我说：“那又何必让我签字？”
我让他们带信给律师：“我要见律师。我已经逮捕了，我还没有见到过律师。”
他们说：“目前不适宜会见律师。”
十分钟后，他们把我送我回了监房。
监房间里的人也没有问我的结果怎样。都知道这里的规矩，假如释放，不会让我再走进房间的。我没有说话，就站在门口的水池边，终于泻放出我坚持了14天来的心中的苦水。
一会儿，牢门又开了。辛巴走了过来，她朝我看了看问道：“你没有在逮捕证上签名？”
我说：“没有。”
他问：“为什么？”
“他们没有给我什么罪名。”
她说：“我早跟你说过的嘛，要跟承办搞好关系，你怎么不配合他们呢？”
“他们已经逮捕我了，我怎么和他们搞好关系？怎么配合他们？”
辛巴重重地把门关上，就转身离去了。
14天来，一场诡异的游戏今天有了结果，那就是逮捕。逮捕日期是日。
儿子也应该在24日开学了。这一天，儿子没有去学校。他等到25日，但得到的是我被逮捕的消息。
后来我才听说，在我被捕的当天晚上，我的家人和朋友去了我家里，大家的心情非常沮丧，没有多余的话，相对默默无语。这时，我的一位朋友请求我哥哥从梳妆台玻璃台面下取出我的照片留念。其他的人也随便的拿我的照片了。
当时，我哥哥便咆哮起来。带着眼镜的他，悲愤流泪地高声叫道：“她死啦，她回不来啦！”
那是一个全家沮丧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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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逮捕以后
我被逮捕以后，本来就十分虚弱的身体，再加上十多天的精神折磨，就更感虚弱和疲惫了。当天晚上，我哭了一夜。第二天，我感到眼都睁不开，人也起不来了。起床号响以后，大家看着我不起来，管教就过来了。
马玉晖狱友向管教求情说，她一晚上都没有睡过，就让她再睡一会儿吧。管教同意了，让我把铺位移到边上。其实，我也睡不着，只是不想起来。也许是一种抗拒的心理吧。
早上九点，上日班的辛巴来了。浏览一下全部房间的监控。直奔8号监室，她打开木门，两只眼睛在铁栏栅间虎视眈眈的望着我说，“怎么啦，还不起来？”说完后，又打开铁门。
我只好问她：“你找我么？”
辛巴说：“是呀，你行不。”
我只好支撑起萎靡不振的身躯，跟着她出去。
在辛巴的办公室里，她教训我说，“有些人自己说没有事情，事情倒十分严重。有些人说自己有事情，反而没事。”
其实，在这里，有些人知道自己有问题，但也很快出去了。但我知道自己没问题，却逮捕了。辛巴说的没有说错。
她看见我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精神和面貌，还是安慰了我几句，“既来之则安之吧。逮捕也是侦查，会弄清楚的。”
拘留以后，由于检察院关照了看守所。说我是“高压线”（高压线是不能碰的，这是他们的行话）。因此，14天来，我请了两次律师，都被检察院断然拒绝。他们剥夺了我见律师的资格了。
我跟家人杳无音讯。此时，我也非常想知道母亲和孩子的情况。尤其是孩子，我走了，就他一个人，这使我十分担心。
我只能在谈话时提出，让辛巴给我儿子打一个电话，让他好好学习，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我在这里还好，让他不要为我担心。
但我得到辛巴的回答是：“我黄管教的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胆。”我说，“你不说案情，只是关照一声。”但仍被辛巴拒绝了。
从这一天开始，狱友们看见了我有了白发。我洗澡时，又看见我的背后有了一块银币大的白斑（白癜风，这种病多因精神因素引起）。
我知道，这意味着自己受到严重的精神打击和刺激，身体也一天天垮下来了。以至在以后的审讯中，引起恶心呕吐。每夜靠一粒保心丸，才能浅浅地睡眠。本来就不合身有点宽大的裤子，现在越穿越宽大了。
九月份的天气，正是蚊子猖獗的季节。而这里的蚊子，又大又厉害。左手背处一块，全部是蚊子叮咬后的红色疹斑，连成一片。连一粒黄豆大的完好皮肤也没有给我留下。用手摸摸脸上，也到处是硬疙瘩。
经历了突然抄家，又经历了刑事拘留，再遭到了正式逮捕，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来得太莫名其妙了。我实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百思不得其解。精神上自然是苦恼万分。我耽心自己就要被这种莫名其妙的冤狱击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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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庆节和中秋节
十一国庆节就要到了，看守所让我们去浴室洗个热水澡。20多天来第一次洗澡，连脱衣服和穿衣服限定每人十分钟。还给我们剪了短发（逮捕前可以不剪，但逮捕后一定要剪成短发），大家轮流着去剪，大概5分钟剪一个，基本上剪一个上午，全女监都可以剪完。以后每逢过节或过一段时间，就会给我们剪发。
轮到给我剪时，我要求不剪。因为这里的发式与外面的完全不同。我虽然已经逮捕了，但我还幻想着回家。
管教当然不同意，就说：“逮捕了还想回家？出来！剪！”
我无可奈何，最后一个出去剪了。
管教问我，剪什么式样？（短发的式样几乎是一刀切，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是一个很注重仪表的人，平时都做了时髦的发型，还到专门的理发店去修剪。此时，看见地上理发师傅的理发箱子，又看着逼着我去剪头发的管教，心情非常差。没有回答管教的问话。
管教又催了一声。
然后我才说：“既然回不了家，给我剃个光头吧！”
管教哈哈大笑着说：“现在男的都不剃光头了，你倒要剃光头？”
管教转头跟理发师傅说，“就给她剪个短发吧！”
这是我进监后第一个节日。虽然有了暂时回不了家的思想准备，但每逢佳节倍思亲，又被强迫剪去了一头秀发，情绪就变得更加低落。且日夜耽心着儿子的学习和生活，耽心母亲的安危，感到时间过得非常慢，真是度日如年。
每月一次的查监，也在节日前展开了。查监者按顺序搜查到我们监房时，先令我们把自己的东西堆放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套被褥、一只自制的枕头、一只马夹袋（上海方言，把一次性塑料袋称为马夹袋）。然后令每个人从监室出来，出来一个检查一个。从头到脚，再到鞋底。等全监室的人都出来后，再一起赶进隔壁的9号监房。
9号监房是临时性关押已决犯的地方。已决犯就是已经判刑即将送往监狱的犯人。一般关在9号监房不会超过两个礼拜。没有已决犯时，9号监房就是空着的。
然后是管教进到我们的监房，翻天覆地的搜查起来。一根针一根线都休想在她们的眼皮底下藏住，她们比猎犬还敏感。
搜查结束后，再打开9号监房门，把我们放进自己的监房，再整理自己被抛洒得混乱不堪的个人生活用品。
寻找自己的东西时，常常发生误会。有的人会把别人的东西收在自己的马夹袋里，使得另一方到处寻找。经常是一只袜子在东一只在西。最容搞错的就是胸衣。进来时，每个人的胸衣都被收去了。然后在天热以前，由看守所统一登记去买统一式样的白色胸衣。时间一长，留在胸衣上的标记印象模糊了，就弄不清了。
每次查监时，走出监房，我最担心的是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儿子，记住。你要好好学习，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我顾不了你了，今后一切全靠你自己。不要为妈妈担心。我的事情，我会自己处理好的。多去看看外婆。妈妈：陈询。”
因为我没有律师可以和我的家人沟通，所以我只能乘给别人代写陈述时留一小片纸条，写上几句话，想借有人出去的机会再带给儿子。结果纸条一直保留到我回家，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带出去。
这次国庆节，对我强制剪短发和野蛮搜查，留给了我巨大的心灵创伤，也给了我莫大的人格侮辱，使我压抑的心情久久难以释怀。从此以后，我总把国庆节视为我的受难日。
到了中秋节，看守所给每个当事人发了4只月饼。不管这4只月饼像铁疙瘩一样硬，丢在地板上砰砰脆响（在看守所里，任何东西都是从铁栏栅里丢进来的。然后是我们在地板上捡），总比没有吃的要好。听狱友们介绍，每年的中秋节，看守所格外开恩，在我们这个月的大账（自己的钱）里开支，再给所有囚禁中的人“统一”(强制性)买8只月饼，这样我们每人就有12只“砰砰响”的月饼。
这是我有生以来吃月饼最多的一次，连自己都感到奢华。但这12只月饼有的人要吃几个月。尽管硬绷绷咬不动，但没有人舍得丢掉。一直吃到天冷。
在看守所里，平时每人每月180元生活费（财政拨款支出）。水电医都包括在里面。去除这些杂费后，大约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在90元左右。
每人每月保证有一只咸蛋，有一块咸肉，有一只腌制的糖醋蒜酱菜，每周六有豆制品。然后每天的菜谱是1、3、5、7小荤，2、4、6大荤。所谓的小荤，就是有一点肉丁。所谓大荤，则有几片肥肉片。但没有鱼类，生怕鱼刺“刺死”我们。
中秋节的伙食稍微改善一些，天天有点荤菜了。尽管在生活上改善了许多，但这一天女监大部分人都流泪了。我更是如此，出生以来第一次离开亲人独自过中秋节，更何况不明不白地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
有些人关的时间长了，节日大账（大帐就是自己的钱。每个月可以买一次看守所打印在A4纸上的规定的食品和用品）买来的密封冷冻包装肉类食品不舍得一次的吃完，到了坏了还不舍得丢。硬吃下去，就会引起身体不适，还不舍得吐掉。到了节日往往最会发生吃坏肚子的事情。
被判15年刑期的攀爱华，已经关了两年多了。有些人不吃的鸡皮，她都要吃。所以给她，她就统统吃下去。结果肚子疼的哇哇叫。
我说：“你吃的太多了，去厕所把它吐出来算了吧。”
她说：“人家好不容易吃到点好吃的，你却叫人家吐出来。”
最后，还是由不得她，全都喷了出来。呕吐到肚子空空、大小便失禁为止。整个监房都是她吐的污秽物的臭气，吃得她上吐下泻一起来。我们叫医生，医生给几次止呕吐的药片，几次都立刻吐出来。结果给她打了止呕吐的针，还是没有用。直到肚子空空，她才好受。
马玉晖狱友热心善良，不嫌肮脏，来来去去帮她用面盘接呕吐物，再倒在便池里。帮她清理污秽，还帮她把尿屎裤子洗干净。
但攀爱华吃一堑却不长一智，经常犯这样的毛病，到了国庆节或中秋节，她又吃得上吐下泻才停。结果是每次她都白吃了。好在她很胖，折腾一番就没事了。
她很怕热。洗澡以后，我们一般立刻穿好衣裤，拿着像济公用的破扇子站在离窗口最近的地方等待管教打开窗子。呼吸一下窗外干净的空气。
可是攀爱华常常是一丝不挂拿着破扇子，就走到靠窗前的位子，和大家聊天。有一次她说过去她是很瘦的，而且还会跳天鹅湖的舞蹈，我们就让她跳给我们看看，他立刻就丢下破扇子、踮起脚尖、张开双臂、赤裸着身体跳起了天鹅湖。跳得身上、屁股上的肉随着节奏上下不停的跳动，我们乐得合不拢口。
节日里我看了一场“赤裸的天鹅湖”舞蹈。节日里管教也比较宽松。
管教也可能在监视频上大笑呢。要不后来每次她跳裸体天鹅湖舞时，没有管教来阻止她。
这样她经常跳给我们看，我只有看她身上的肉在有节奏地上下跳动时，哈哈大笑。她还说“00”也笑了，问我“高兴不？”。真是“苦中有乐”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她是经济犯，在以后的开庭日子里，她请求我帮她写自述，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告诉了我这些钱款来往和用处。我问得细的时候她也说不清，只能说时间长了，不记得了。
她喜欢欺负新来的人，我恰恰相反。她为此和我有些过不去。但我出去以后还是托人亲自去松江女监探望了她，给她留下了一点钱和安慰。我们见面30分钟，她一直在流泪。
我被逮捕几天后的连续两个节日，白天可以看电视，也不必盘腿打坐，还可以下飞行棋和跳棋，大家过得很自在。
中秋佳节是亲人团聚的日子。一家人坐在明亮的月光下，银色的月光洒在亲人的身上，其乐融融，举杯邀明月，把酒话桑麻……但在这个中秋佳节里，我却遭逢这无妄之冤狱，被关在铁笼子里，看不到明月，也看不到亲人。只能想像着天上高悬的明月，暗自思念着亲人，特别是想念我孤苦伶仃的儿子，想念我病中的母亲。
尽管大家自我调节心情，这个节日还是让我心烦意乱。我就像一头关在铁笼子中猛狮，不停地在笼子里撞来撞去。我在监房里站坐不安，来回转圈。时不时透过铁栏栅仰望天空，看着高墙上的电火花。独自哀伤和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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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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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房和狱友
我被正式逮捕以后，渐渐的关心起周围的人和事来了。
狱室有一扇实心的木门和一扇很厚实的铁栏栅门（格子形状）组成。铁门有我从未见过的大的出奇的钥匙。木门和铁门常年关闭，只在我们吃饭时开启木门，饭就从铁门格子状的的空间里拿进来，然后立刻关上。天气实在闷热时，孔管教有时会开启木门通风，我们都十分感谢她。
门口进来就是水池和便池。水池墙壁上方有可以挂毛巾的铁钉一排十几个，毛巾必须折成领带形状，每一条毛巾颜色不同，但挂在墙上时大小是一样的，看上去是一条条领带一样。早晨挂上去一直到晚上才可以用，中午那怕闷热流汗也是不能拿下来擦汗的，好像是房间里唯一的装饰品。
在我们监房中，我是第七个“囚犯”。第七个位置就在厕所边。如果人多，在七个横铺的走道边，还可以加上两个竖铺位。这个监房可以放上九张单人小草席，每个人占一张小席子的面积。
我在看守所期间，见到过我们监房人最多时有10个。七个横放的小草席叠在另一张小草席上，也就是每人半张多一点小草席的宽度，才可以挤下去。人少的时候，只有4个人，睡的地方就很宽敞。但好日子不长。
比起男监来，女监就好多了。听说男监挤的时候，称睡觉是“排带鱼”，都是侧着身子睡的。夜间起来小便后，就无法再躺下去了。
监房有四米多高的天花板，墙顶正中有一个九寸的摇头风扇。每个监房的摇头扇都发出不同的声音，管教们称之为“小鸟叫”。这种声音哪里像小鸟的悦耳鸣叫。这种吱吱的高频机械声，简直让人烦躁不安。
而不开风扇，又闷热得难受。摇头风扇的开关，由看守统一控制（监房里没有任何开关插座）。看守们一般是一年开一次关一次。也就是说，开了就不关了，关了也就不开了。
入秋以后的气候，昼夜温差变大了。有时是凉飕飕的阴冷，有时又火辣辣的燥热。因此，大家只好忍受着。天确实冷了，大家才一致要求把风扇关了。关了之后，就不给再开了。要到第二年的热天才开。
我这个常年咳嗽的瘦个子，早就忍受不了那吱吱呀呀的摇头风扇。天凉时，又避不开吹过来的凉风。
天花板上顶上，用网罩罩着一盏长年不灭的灯泡。不管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总是那么一点亮光。当灯泡坏了以后，我们故意不报告，以享受一下黑暗的安宁。
监房的南北有约二米宽的走廊，走廊上一长排窗口。一年四季，晚上七点开窗，早上九点关窗。哪怕是冬天摄氏零下5度的刺骨的寒风往监房里面灌，夏天里面闷热到摄氏38度，一概不能随便开窗和关窗，永远不改变。
监房里面的规矩，晚上睡觉，头要露出来，不能蒙头睡。任凭北风吹、雨打湿、刺鼻的橡胶味熏（看守所北面，有一个解放军驻扎的部队的第三产业，做橡胶鞋底的工厂）。北风吹的日子，我们早晨起来鼻孔都是黑黑的。
走廊的墙壁上写着一些标语：如“浪子回头金不换”、“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宁静致远”、“知错思改”等等，还有一些毛主席语录：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呀，什么人民战争的。
房间第一个铺位是白发苍苍的江姐，她已经56岁了。她来这个监房已有一年多了，受当官丈夫的牵连。后来被法院判决免于处罚，白白关了两年多。
最有趣的是，有一次过年前，检察院来人提审她。那是非常寒冷的一天，牢房门打开，管教叫到她的番号时，她楞了半天，还在问，“是叫我么？”
她已经半年多没有出过监房了。听到管教回答是叫她时，她就浑身颤抖，难以自制。
我们监房里的“女囚”都笑话她，管教也笑她问：“你为什么发抖呀？”
江姐说：“我也不知道呀。”
后来，我们还经常以此作为聊以解忧的笑谈。
江姐回来说：提审她时，一楼提审室满员了，要她上二楼提审室去，但她走不上去了。一般过节日前，律师和检察官都会来看望和提审当事人。
第二个铺位，马玉晖狱友，她和江姐同岁，也是白发苍苍了。她们开庭时很热闹，有7个被告。她是判得最轻的一个，是最长时间的缓刑。
马玉晖的同案犯，邻居黄阿姨被判了八年，是判得最重的一个。黄阿姨曾经患过癌症，做过五次手术，但她那张红苹果似的圆脸，却始终带着微笑。她给我们这些苦瓜脸带来了春天，带来了明媚的阳光，带来了生机盎然。黄阿姨的两个女儿，也分别被判了4年和3年。大女儿在即将举行婚礼前被抓了进来的。黄阿姨的丈夫每月东奔西走（她们母女三人关在不同的看守所）给她们送生活必需品。
马玉晖家二楼的邻居邻居葛老师比她年轻，被判了6年。
听说她们邻里间助人为乐，真诚善良。我实在想不通为何要判处这些妇道人家以重刑。
我被释放回家后，曾去松江女子监狱看望过狱友。也曾想去看望葛老师，但不许我去探望。事后听说她一直在监狱里的日子很难过，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且和刑事犯们关在一起。
葛老师关进监狱不到两年，身体就完全跨掉了。直到临死前一天，狱方才给她的家人打电话，说允许家人把她从提篮桥监狱医院领回去。
家属突然得此电话，非常高兴，去提篮桥监狱医院接她出来。才知道她病的很重，便直接送往医院。但没到第二天，葛老师就死了。
医生质问葛老师的家人说：“为什么不早点送来？”但葛老师的亲人却无法回答。
她们的罪名都是“利用○○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
让我睡厕所边的值班的囚犯叫陆玲芳。比我大一岁。她开庭时，前去旁听的人也很多。她是因非法集资罪被抓进来的，后来判了五年。
陆玲芳原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后来公交车大都改为自动投币了，她就失业了。陆玲芳告诉我说，做这个（集资）赚了很多钱。如果这次判的时间不长，出去后还要做。
陆玲芳上面的管理层，有一名男主犯与一名女主犯，男的是原武汉团市委的团干部，听说组织能力非常强。40岁。他们涉嫌非法集资4.3亿多元。在对那个女主犯抄家时，在他的大厨里抄出成捆成捆的钞票，有上千万元现金。由于还有钱款没有追查到，所以一直没有对男女主犯宣判。
后来那个团干部在哄骗和压力下，交待出了七千多万元赃款的窝藏地点。公安局和检察院把这些告诉了女主犯段登丽，段登丽就没有什么主意了。
她想，他什么都供出来了，自己也要争取留条性命，也交代出千万钱财窝藏地点。但还有1.4亿元下落不明。
过年前，除夕夜那天。我们监房隔壁的牢门打开了，管教在叫与陆玲芳同案的那个女主犯段登丽出来。
段登丽问：“什么事？”
管教回答：“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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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朝鲜小姑娘
在看守所里，最让我牵肠挂肚和至今难以忘怀的人，是一个朝鲜小姑娘。她是一个很聪明灵慧的女孩，她叫金殊云，那年她24岁，属马。和我儿子同岁。
金殊云是在一个夜晚来到我们监房的。当她出现在走廊里时，就听到她撕心裂肺的惊恐哭泣声。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撕心裂肺的恐怖声音。
后来我问她，为什么这样的惊恐？她说，那个高大的女人（辛巴）要她把衣服脱光，她不明白怎么回事。辛巴以为她不太听得懂汉语，就动手扒她的衣裤，才让她惊恐异常。
刚进来的那天晚上，我安慰她停下哭声后，我就泡面给她吃（一包泡面有两片，我通常把两篇都拌成四分，所以一包泡面要分8次吃。一般刚进来的人都很饿，所以我就泡了一片泡面），她不肯吃，但我看得出她又很饿。看我一定让她放心吃面的眼神，她很灵性、很听话就吃了。我们对视的眼神常常似母女情怀。我把她看成自己的女儿，对她多方照顾呵护。她对我最信任和放心（刚进来的人互相不了解，在这个环境下不可能很快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和关心）。使我牵挂至今，难以释怀。
她从来不叫我的番号“00”。因为在看守所里，无论年龄大小，只许叫番号。我的番号是“2100”，一般只叫后面两位数。因此“玲玲”就是我的番号。一听到别人叫“玲玲”，我就知道是在叫我。但朝鲜小姑娘一直叫我妈妈，常常亲切地偎依在我的身边。
她趁管教不注意的时候，常常帮我揉揉肩捶捶腿。我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来看待和关心。
天气渐冷的时候，我家里带来的厚绒耐克运动衣，就一直穿在她的身上。她一听着开门声，就异常地紧张和恐怖，吓得脸色发青、浑身颤抖。以为要把她们押回朝鲜。
她说押回朝鲜后，就是叛国投敌的死罪，就没命了。
她住在元山市，家有父母，就她一个女儿。她要把她随身的皮箱要留给我，里面有一部手机和一万元人民币及衣物用品。
一万元人民币在朝鲜元山市可以买最好的海景房（3室一厅的也只有朝鲜人民币16万元。当时1元中国人民币＝20元朝鲜人民币）。不过本地人是买不起的。
她来到中国哈尔滨一年多，在一家服装厂日夜干活，省吃俭用积攒了1万元人民币。如果在朝鲜，这根本无法想像。
她说，在朝鲜农村，连鸡蛋也吃不上。花生米是一粒一粒买来吃的。她常说中国好。说这次回去，如果留得性命，一定还会通过出境手续再来。把她的妈妈也带来。我说下次不要来中国，让你蹲监狱了。还是去美国，美国还要好。她坚定地说“不，还是来中国”。从她说话的迫切的希望中，我看出她非常留恋中国。她让我留下我家里的电话号码。
她说在押回去的途中，在火车上时，她还有逃生的机会。即乘押送警不注意时跳下火车，反正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那天，牢门打开，辛巴的眼睛紧盯着她，她立即颤抖起来，并倒在地上。大家立刻动手扶起她，我拿出一粒麝香宝心丸塞进她嘴里。
金殊云被押出牢房时，虽然万分恐惧，但她很坚强。她没有哭，我却是禁不住泪眼汪汪。
她将身上穿着耐克厚绒服要脱下来还给我。我赶紧制止她说：“天气已经很冷了，千万不能脱下。衣服就送给你穿，保重身体要紧……”
她马上从包裹里把她最好的一件韩国品牌的线衣送给我。我让她自己留着，但她说留给我做个纪念。
我说你已经留在我心中了，衣服要御寒用的，不能给我。然后我给了她一瓶自己省下来的麝香宝心丸，她紧紧地握在手里，贴在胸口。眼睛看着我。
她被管教催促着，离开了我身边。
几分钟后，她被带出了房间，那瓶麝香宝心丸立即被管教没收了。我也挨了管教的骂。
她走出门口时，还依依不舍地不断回头向我们张望，直到见不到我们为止。
我见不到她后，我伤心得失声痛哭起来。她带走我的心，带走了我对她无尽的思念。不知道她能逃脱悲惨的命运不？就算有机会跳下飞速行驶的列车，也要摔成重伤啊。我可怜的孩子啊……
金殊云还是一个羞涩的处女，她洗澡时把胸部紧紧的掩住，我们大家也尽量给她一块最隐蔽的地方，都主动避开。
有一次，一个从发廊里抓进来的女老板很稀奇，趁她不注意时跑去偷看。使得金殊云满脸羞红。她穿好衣服后，大骂发廊老板：“你脑子有病呀。”
发廊老板辩解说，“什么也没有看到。”于是我们大家都指责发廊老板。
有一天晚上她依偎着我。我问她，你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她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她去她大伯家，但她大伯却搬家了。邻居指着一个方向让她前去寻找。她在大雪迷朦中往前走。走着走着，她就迷路了。但她忍着饥饿一直往前走。她走了很久，也没有见到房子。夜已很深了，才看到前面有了灯光。她就往有灯光的房子走去，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她一问话，老太太立刻告诉她；这里是中国。她不知不觉走过了大雪冰封的图们江了。
老太太就把她留下，过了几天，老太太就告诉她，给她7000元人民币卖给一个村夫。她不愿意，就逃走了。
金殊云逃到哈尔滨，被一个在朝鲜当过志愿军的服装厂厂长留下做工。
然后，她一心想取得在中国的合法居住权，但没有门路实现。他听说在上海的韩国使馆可以办理合法手续，于是她赶到上海韩国使馆。使馆工作人员告诉她，过一天再来办理手续。
她满怀信心地从韩国使馆出来，在回到旅馆的大马路上，被人在肩上重重地拍了一掌，就被抓住了。然后被那个人带到旅馆，办理了退房手续，并让她拿上自己的行李，就被带到看守所来了。
我们房间的两个朝鲜族人，都是在走出韩国使馆后，在大马路上被抓进来的。
她离开我身边后就一直没有她的消息。我出狱也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有听到她的任何音讯。有时有去朝鲜寻她的念头，但当初留下的信息实在太少。我真耽心，她是不是被朝鲜当局枪毙了。
她是我断肠的思念。我只能为她伤心哭泣，却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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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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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俄罗斯舞女
在寒冷的冬天里，刚送走了令我牵肠挂肚的朝鲜小姑娘，又进来了一个俄罗斯舞女。
俄罗斯舞女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因为签证过期了，就被抓了进来。等凑足一定人数后，再成批押送出境。
抓进来的俄罗斯舞女很多，每个监房关一个。她们隔着房间向走廊里大声喊话。我们听不懂，管教也听不懂。管教便忙着阻止她们大声嚷嚷。
楼上男监房有俄罗斯舞女的男朋友，舞女大声呼唤男友的名字。但是没有应答，她就伤心地背靠墙壁，看着天花板，唱起了幽幽的情歌，希望男友听见。
我们听不懂她的歌词，但能听懂她唱的是热恋的情歌，是对恋人的深深牵挂。深深的忧伤挂在脸上。让人感动，也让人心碎。连管教也禁不住偷偷地听。
当我们正在静心聆听进入音乐情景的时候，此时管教就会咚咚敲响木门，以至我们都吓了一大跳，实在是大煞风景。歌声立刻停止。
碰到比较宽松的管教值班时，我们就请她唱歌跳舞。这时，我们就看到一个纯朴美丽、黄头发高鼻梁的俄罗斯少女，尽情地展示她的青春和美丽，展示她的迷人风采。
看到她美丽的舞姿，听到她动人的旋律，我们的心也变得年青起来。死气沉沉的监房也增添了一点活力。
苏联刚解体时，民众非常贫穷。她们都是来上海以卖唱跳舞谋生的女孩。她们待在看守所的时间不长，临走时也没有什么恐惧感。成批押走时，她们很不愿意离开这个赚钱的上海回到正在饥饿中的俄罗斯。
朝鲜、中国、俄罗斯地缘相近，似乎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她们是来走“亲戚”取得生存，却走进了中国的看守所，被强制押送回去。
当然，我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过有着共同相近的社会次序。方便来去，经常走动，也是邻里间应有的常事。所以我几次看到过朝鲜小姑娘和俄罗斯舞女。但一次也没有遇见过美国小妞、法国女郎、英国淑女、德国小姐。
但有一条是千真万确的，我看到的这些女孩都是为了生计而来到中国，而来到中国的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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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过年了，这是我被关进看守所来第三个节日。第二个节日是中秋节，所有被囚的人在电视里听领导说话，当听到“每逢佳节倍思亲”时，全监房的人都相拥而泣。
我不要过节，因为节日使我特别想家，特别惦记亲人，心情特别难受。母亲和儿子怎么样了。以前的快乐时光，一下变成了心情沉重的时刻。关了时间较长的当事人，给监房里所有的人定了个规矩：1.从年三十开始不许哭。怕影响大家的情绪。2.大家有吃的都拿一点出来，拼在一起享用。
其实，年初一早上，眼睛哭肿的人，并不是我一个。她们也躲在被窝里流泪。人人有个家，人人都想家，思念亲人。
过年前，我和发廊老板打了一架。起因是发廊老板清早起来就去掐江姐的脖子，她经常喜欢掐人的脖子。江姐也是一个官太太，年近60岁，人矮小单薄。根本弄不过浑身是力量的30岁的发廊老板。常常被她掐得反白眼，且很无奈发廊老板对她动手动脚。我忙上前阻止，没想到发廊老板冲着我，来掐我的脖子。我从来不曾和她有肢体上的接触，和她打架我也是必输的。但那天我用尽全身力气，在江姐的助手下，终于将发廊老板按倒在地上，我骑在她身上，她认错后我才起身。被她掐过脖子的人非常高兴。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
从此，发廊老板不敢再对江姐和年纪大的掐脖子、动手动脚。
但是到了晚上，我整个右肋骨疼痛起来，肿起一块。我知道自己受伤了，连呼吸也受到影响。一夜未安。第二天早晨，马玉晖和江姐向管教要了伤痛胶，给我敷药。但这一伤，使我二个多月才慢慢好起来。以至每周两次的卫生值日都有发廊老板代替，衣服裤子以后也有发廊老板包洗。这些都是狱友强制发廊老板做的。马玉晖对发廊老板说，“00”对你这么好，天冷，你没有袜子的时候，她把新袜子给你穿。你没有吃的，她每次吃饼干时总是留下几块饼干给你吃。人家看不起你的时候，她帮你；公安局打你的时候，她教你大喊大叫报警等等。
发廊老板还是记住了我对她的好。后来我身体虚弱她主动帮我洗衣服，一直到我离开8号监房。
其实，发廊老板是安徽来上海的苦丫头；十几岁时受后爹的性猥亵。在一个月黑的晚上，母亲泪眼站在家门口目送她，一条家狗跟着她远送她逃到上海。从此以乞讨的方式谋生。渴了，看见自来水就喝；饿了，拔起水塘里的茭白就吃；悃了，在田埂上低洼处就睡。有一次馋了，看见对岸的桃子熟了，脱掉衣服游到对岸偷桃子吃，被人看见，追逃到鸡棚里藏身。游回岸边时，衣服已经被人拿走了。我非常同情她。
十几年来她已经混成一个上海南汇郊区小发廊的老板。和当地人结了婚，户口也进入上海。母亲、姐姐都来了上海。和当地的派出所关系也和谐。抓进来后公安第一次审讯就是打她。原因是出出气。她本也不该是市公安局去抓的，关进市看守所的。是一个老头看中她发廊里打工的小妹，小妹不愿意。老头被她阻止。老头写信到市公安局告她，市局转区局，区局转到派出所，派出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头写信告到中央。北京找到上海，上海公安局把她抓进来，打一顿出出气。弄个“容留”的罪名，判了8个月。
过年前，上级要来检查看守所的工作，这可把辛巴忙坏了。她是女监的头。除了把她在外面带来的气发泄到我们头上，除了泼妇骂街，平时没有她的事。上级来检查了，她是每次要亲自出面的，一个一个监房的“关照”。态度也不像泼妇骂街了，打开牢房门，她站在门口。我们里边的人马上站到自己的位置上，一个个靠墙站立。聆听她的训戒；上面来人问你们话，不要瞎说，想想好再说。如果问，你们房间里有“排头”（狱霸的代名词）吗？你们就说没有，只有值日生。
因为我来了不久，且我从来不关心监房里的事，禁不住问了一句：“什么是排头呀？”
辛巴马上说：对，这样回答也可以。
然后关照我，你不知道就不要多问了。
过年前，由于我没有接见的权利(家属送日用品)，因此，家属无法给我衣物和日用品及钱。最近，我连买生活必须品的钱也没有了。过年可以开大账(每个人可以买100元钱生活用品和食品，称为“开大账”)，我的账上只有50元，不够开大帐。因此没有购生活用品及食品的资格。
在此之前，辛巴也和检察院说过，要求他们告诉我的家人，给我拿点钱来。
临近过年了，我再次询问辛巴。辛巴说：我已经说过了，他们（指检察院）不让拿钱来，你懂得呀。（意思是你可能在过年前就出去了）
对！过年前，顾承办和李承办（女）来时，李承办问我，陈询，要过年了，过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团圆。你想过年前解决还是过年后解决？
我木呐地说，不知道。
且此时正是我伤痛得厉害的时候，我也不想在此时让家人看见我受伤了。
李承办说，你属猴的吧，属猴的应该很机灵呀。不知道我们来意吗？听她的口气，是过年前放我的。但没有想到年三十时，他们人影也不见了。
除夕那天，辛巴来了。她打开牢门让我出去，到了她的办公室。她的谈话内容还是既来之则安之，遵守监规等。
回监室时，辛巴在她办公桌边的马夹袋里，拿出来四只苹果，还有点糖和几包速溶咖啡给我。说，你没有开大账，没有食品，这些就拿去过个年吧。
监房里的人第一次看见我被辛巴谈话后，还带了一个马夹袋进来，里面是吃的。都好奇的问我，我说是辛巴给我过年吃的。
她们一看里面有咖啡（咖啡不允许进监房的），很稀奇很馋的样子，我知道她们都想要，就每人一包分给她们，结果正好还有一包是我自己的，要是缺一包，我自己就没有了。
那天监房里的人都第一次看到辛巴有此举动---对我的恩宠。此时，我却十分痛恨检察机关的承办们在年前对我的谈话，全是在蒙骗我。
但后来才知道，是单位领导在年前的人代会上对我的不利的发言，导致我又被延长羁押了。
过年前，来了一个拍照的警察，每个监室都要拍标准像。
牢门打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如此往返，把每个人的苦瓜脸都拍了下来。
轮到我出去的时候，才知道胸前还有一块小白板，上面写着番号和名字。由于憎恶这种照相。我眼睛斜视旁边。拍照的警察一再叫我看相机，我反感地朝他看了一眼，已经照好了。
照完像后，还要留指印，警察抓住你的手指，左右一滚，一个完整的手指印就留下了。回房间的每个人，双手都蘸满了黑色的印泥，脸色是被强迫奸污的那种愤怒。
过年了，按照惯例，要让我们去浴室洗澡。浴室就在北面走廊的尽头，平时是管教们的洗澡的地方。每个房间轮流打开牢门小跑步进去洗，连脱衣和穿衣在内10分钟完成洗澡。还有二次去浴室洗澡是在三八妇女节和国庆节。400天里，我记得洗过三次热水澡，放过三次风。平时在监房的水池边的一平方米的水泥地上洗澡。有小半盆热水，是每人轮到值日时才可以洗澡，冬天也是如此。
过年了，我们可以自由的在房间活动，还可以下飞行棋和跳棋。
平时的反省时间里，要盘腿坐在各人的位置上。不能起来，也不能把腿伸直。中间休息的时候，才能上厕所。上午坐两次，下午坐两次。所以，虽说在房间里，但在反省的时间里，还是不能乱说乱动的。
我盘腿而坐最难受，这种长时间坐法，只有练功的人才擅长。我人瘦，盘腿而坐时，尾骨顶在地板上，很难受。所以，过年了，这个罪我可以少受了。
过年了，我们的三餐改善许多。肉类、鹅翅膀、鸡鸭骨块（去了肉的）很多，但缺少鱼类。看守所还送给我们过年礼品，每人一包什锦糖，大约有三四两。糖纸包装上有白脱奶糖、咖啡糖、橘子糖等等。但打开糖纸里面是一样的糖，没有奶糖味没有咖啡味也没有橘子味，只是甜甜的。吃的东西也不少。但我们还是议论着此时大家最想吃的东西；马玉晖说她很想吃鱼。问我此时最想吃什么？我说很想念妈妈给我熬的鸡汤。许洪说最想的是抽一支烟。她每次会见律师进来就是一股烟味。发廊老板说很想吃青菜（青菜很少）。也有人很想喝茶等等。提起茶我就想起每日在办公室总要喝掉一热水瓶的香茶。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不喝白开水。在天天提审的日子里，也有淡淡的清茶，但我几乎不喝。现在也久违了。江姐给了我新年礼物，一个开塞露（药用甘油，用于通大便的），我们是用于护肤的。用一滴然后掺点水，给皮肤滋润一下。因为任何护肤品是不可以进监房的。也没有洗发用品，有一块较好的香皂已经很不错了。海霞给了我一块扇牌洗衣皂。
过年了，我听见遥远的鞭炮声，看着铁丝网上闪烁的火光。我第一次默默地对月亮和星星祈祷：“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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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承办们的手机响了，只听见他们对着手机说，嗯，马上结束了，马上回来了。听到这些话，我从心里感激他们的家人。要结束我体力不支的难熬的审讯，由不得我，也由不得检察官。
他们天天对我审讯，就是因为我买下隔壁一个通道里的一套房子，房款不够，我向朋友张法官借了10万元，要我承认是受贿，还要我承认和张法官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第十次审讯我时，记得很清楚，是我进看守所的第十一天。以往审讯时，我从来没有这么主动的敞开说。那天，我说了很多话。离正式逮捕只有三天了，我一定要把他们关心的两个问题说清楚，说服他们。
关键的问题其实就是与张法官的关系问题。小矮子有罪推定，始终认为自己的臆断是正确的。他又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的推断不容改变。我要解除承办们的疑问，机会已经很少了，更何况小矮子今天不来了。
在我陈述过程中，承办们听得很仔细。因为关于我和张法官的关系审题，这是他们唯一要取得我与张法官的污点的救命稻草了，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是犯罪的时候。
我问他们：你们已经调查了10天了，关于我与张法官的关系，你们当然不仅仅在这里问我，你们问过我和张周围的人吗？只要有人讲我和张法官有不正当的关系，虽然够不上用刑法来判决我，我愿在这里把牢底坐穿。请你把这些话记录下来。
以至后来小矮子每次来提审我时，当我问他还要提审多少次，你们才算明白时。小矮子经常挖苦我说；你不是要把牢底坐穿吗？
我赌毒咒发恶誓：假如我有与张法官的不正当关系，我的家人被汽车撞死。我没有这个关系，谁乱说，他们的家人统统被汽车撞死……
过了一会，换来两位女检察官，她们悄悄地问我：你是不是有性冷淡？
我说：不知道。
她们的思维很简单，认为关系好的男女，没有性关系是不正常的。
后来，张法官出狱后，我问起他：“他们是否也问过你，我们俩的关系问题。”张法官说：“一样的。他们也问过我：‘是否在这方面有障碍。’气得我立刻和他们说：‘你们不要问我，叫你们的老婆今晚过来……，明天早上你去问她们。’”
张法官回答得好啊。既无情鞭打了这些蛮不讲理的人，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但我却没有这么潇洒。害得我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却伤透了脑筋，急急慌慌，跟他们说了一大堆言不及义的话。
这天的审讯结束前，顾承办说：你今天说了很多，很好。我们今天的笔录对你非常有利，你好自为之吧。
那天回到监房后，是我心情最好的一天。以至全监房里的人都猜测我可能要获释了。
但过了几天，我被捕了。
对我的审讯虽然没有任何进展，但仍然天天继续，天天一样。不这样，就难以向他们的头――小矮子交代。
有一天，我看承办们很无奈。
我提出：让我自己写吧。
顾承办考虑了一下说：“你要珍惜呀，我们一般不会让当事人自己写的。”
他们让我坐在提审桌上写。我提出把手铐卸掉以便写字，但遭到他们的拒绝。他们说这是看守所给你带的，他们不会同意卸掉手铐的。
第一次戴着手铐写字，很不习惯，写得不快。他们站在旁边吹牛。
到了吃中饭的时间，他们买来盒饭，也给了我一份。盒饭质量倒不差，但我心情不好，实在没有胃口。且带着手铐吃饭也不太方便。我没有吃。
顾承办催我快吃。说，吃好了还要继续审讯。
我说，里面有饭。（监房里的狱友每次都会把饭留着，尽管大家都想多吃一份。）
顾承办说：我知道你里面有饭，里面的饭菜哪有这些的好不啦？
我说：我不想吃。
顾承办说：你能吃点就吃点吧,审讯还要进行下去呢。
听到他这句话，感到他们第一次把我当人看。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泪水拌着盒饭咽下。但我吃了几口，就放下了。
事实上，顾承办那晚送我进来对我恨恨吆喝的态度，直到逐渐转变成温和的态度，我也看出他确实很无奈。
一天，顾承办在审讯我的时候，开口就讲：你怎么办？国家也不允许我们放着大案子不办，抓了个老百姓在那里审呀审的。浪费我们的精力和国家的财力呀。
听到他这样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这番话，竟然与我在狱室中经常嘀咕的一样：这帮子人拿着国家工资，天天到这里来审讯我。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做？
难道他们对我的案子已有了结论？或顾承办与小矮子有所不同？
我想，他在内心深处承认我是无辜的。只是在小矮子的压迫下，不好公开表态而已。却在无意之中，露出了心迹。
一天，当他们调查到我的年收入时，顾承办吃惊地对我说：你怎么办？你这么好的工作，年收入比我们还高。这不是一般的工作，失去工作怎么办？
对于这桩案件，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但他们不知道怎样收尾。小矮子也不来了。
我无以回答，只是想，看你们怎么收场。
我问顾承办：你们黄领导（指小矮子）呢，去问问他怎么办？
顾承办说：他有大案子要办。
我说：我也是大案呀，他亲自来抄家，亲自审讯我十几次。就不了了之啦？
顾承办无语。
那天，我要求他下次给我带本《刑法》来，我要看看自己到底触犯了哪一条？
第二天来审问时，他带来了《刑法》。让我看夹着书签的部份，即共同犯罪和受贿罪两个条款。我认真的看了半天，也弄不懂自己触犯了哪一条。
我问他：“我犯了哪一条哪一款呀？”
他说：“你看共同犯罪和受贿就可以了，其他跟你无关。”他也说不出我犯了哪一条。
不看也罢，越看越莫明其妙，越看越来气。我气得发抖，手在抽筋发麻。突然间感觉胃部疼痛，恶心呕吐。接着苦胆水从我胃中翻出，吐了一地。
顾承办停止了说话，让我休息一下。我要求他给我一杯温开水，他立即出去弄来一杯温开水来。待呕吐停止，我感到稍好些时，他才继续审讯。因为不到他们下班的时间，是不会结束审讯的。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我提出来要把《刑法》带进监房去仔细看看，他说：“可以呀，但看守所有规定，这类书不准你带进去看的。”
事后我请求辛巴，要求看《刑法》。却被辛巴一句话顶了回来：“现在看还来得及么？这里不许看。”
一天，顾承办告诉我（与其说是来审讯我，还不如说来陪我坐坐，看着我流泪）。你儿子不读书了，站在检察院围墙边哭着跟我们要妈妈。还在学习法律，与我讨教呢。听到这句话，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低下头，任凭大滴的泪珠滚滚洒落在手铐上。我既心痛又焦急，使我心跳加快，呼吸急速，血液也疯狂起来，双手僵硬发麻。每次的审讯。就是记录和眼泪。记录的卷宗有半尺厚。我常常是泪眼朦胧，形成一层薄雾，蒙住我明亮的眼睛，使视力大幅度的下降。
但小矮子却一味的认为我有罪。他在一次在审讯时，伸出了五根手指头对我说：“你五年。”
我看了看他的手掌，没有吭声。
旁边的顾承办说，“你说呀，在法庭上也要你说的呀。”
我说：“你去问问闵行检察院，他们早有结论了。”
小矮子说：“闵行检察院算什么东西，我们市检做事，一贯是大胆的。”
我说：“我不想在这里说。”
小矮子凭什么说我五年呀。我想，究竟谁是法盲？他玩弄权术而造成我的不幸，是我们国家的悲哀啊。我想，我会在法庭上控诉他的。可惜的是，小矮子最后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我送上法庭。
其实，顾承办非常明白我是无辜的，只是不敢违抗他的上司小矮子而已。
记得在最后一次的审讯中，顾承办还问我：“你很恨我们么”（他与李承办）。
我立即回答：“我不恨你们。”
李承办接口说：“能不恨我们吗，我看得出来，你是很恨我们的。”
我说，“我恨的人是有的，但不是你们俩。”他俩才感到稍稍心安。
从心底来说，我确实没有怨恨过他俩。尽管他俩自始至终对我审讯。其实我也很同情他们。
我的审讯环境也如顾承办最后对我说的那样，是很好的。是不同于其他人的。他们俩一来，就用三个杯子，用他们带来的上好绿茶泡上三杯。每次审讯时间很长，但茶水一直有。也从来没有用污秽的语言侮辱过我。我非但没有怨恨他俩，还心存感激。
是小矮子急功近利、求功心切的不可告人的内心造成了我的冤狱，也造成他们俩的困惑。
就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案情，迫使他们提审我三十多次。
难怪有一次他们的顾局长一来就跟我说：“陈询，你的案子非常简单，我虽然第一次来，但你的案子我已经顺背如流，也倒背如流。我到你单位也去过，你还是单位里工作能力蛮强的人。在计算机方面，你是这届留校学生里做的最好的。你是最幸运的，学校毕业就留下。不像别人去了外地，去了农村。现在是你最悖的时候了吧？就这么点小事情，说说清楚，早点回去，待在这里干嘛？”
侦查对我最后一次审讯，是在市人代会之后，也就是过年以后。
2002年的3月6日上午，来了6-7个检察官。当我走进提审室时，看到端坐在提审桌前的四位检察官，桌子的两边各放这一个摄像机。摄像机的红灯闪亮着。一个摄影的，还在我四周忙碌着，咔嚓咔嚓地响。
我看看左右两只摄像机对顾承办说，“有必要吗？这样做。”
顾承办说，“你不要去管它。”
这是自提审以来，第一次由我先开口说话。
审讯内容是以往三十多次审讯的归结。就是把借钱说成是受贿，男的借钱给女的，有不正当关系。
到晚上十点左右，顾承办才说，“鉴于你的身体（因为来例假上厕所，女承办一步不离的跟着），今天早点结束。”
签名时我数了一下笔录纸，有32页。仔细看完每页的审讯笔录并对自己的语言记录（承办的文字游戏）进行修改修正，然后签字。小矮子不让我修正和修改在当页上，要求我写在另一张纸上，遭到我的拒绝。后来有人告诉我，我这样修改修正在当页上是对的。否则，我修改的另一张纸会在送法院时“缺失”，以至笔录是检察院起诉构陷的有力证据。法院不知道还有一张当事人的修改和修正，当事人当然不知道法院收到的笔录是不全的。三十多次的审讯、半尺后的笔录谁能记得少了哪一张纸。
第二天早上，辛巴一上班就来找我。问我昨天审讯到几点？
我说，大概是10点吧。
这是最长时间的一次审讯。审讯时间长达12小时。
她说她下班时，到门口玻璃窗口上去看看，看到还在审讯。然后说既然这样，你还是安心在这里。问我有什么要说的。
我说，既然不让我回家，就请转告检察院，我没有钱了，让家里给我拿三千元钱来。看这次审讯，我要准备把牢底坐穿。我的情绪非常的坏。
辛巴说我狮子大开口。因为一般家属每次带钱不会超过一千元。一般允许家属一次带300元。且看守所规定，每月只许用100元钱买生活用品和食品。除非得了大病要去医院看病用（一般看病不用自己的钱）。家里得知我要3000元，也确实惊吓了一场。
过年后，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审讯，将辛巴过年前，我将被释放的感觉一扫而空。嘴巴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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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要控告
经过三十多次的连续审讯，仍然没有任何结论。从夏天一直审讯到来年春天。
原来同监室的人，都先后离开了。唯独我关了近七个月了，仍然没有任何结论。
前些日子，我向管教提出：“要找监检谈话。”“监检”就是检察院驻看守所的检察官的简称。
辛巴从走廊里走过来时，我说：“报告管教。我请求与曾监检谈话。”
辛巴反应过敏，以为我要向监检反映她们看守所的情况，便紧蹦着脸说：“你去找他们谈话好了。”却不开门。
我说：“曾监检说了，先要征得你们的同意。”意思让她开门。
辛巴说：“你们不是已经谈了么？”
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大约在三月底，辛巴才来打开牢门，放我出去，把我带到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女检察官。
她自我介绍说：“我是看守所的监检，我姓顾。是你要找监检谈话吗？”
哦，我请求了这么长时间，今天才来找我谈话。我要求跟曾检谈话，辛巴却给我换成了顾监检。
我说：“是的，我请求好长时间了。”
顾监检说：“你有什么要说？”
我说：“我要控告。控告检察一分院把我关在这里，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结论。”
顾监检说：“多长时间了。”
我说：“将近七个月了。”
顾监检说：“不长呀，在侦查阶段嘛。”
我愤怒地说：“这么点小事，侦查了这么久，还在侦查阶段？我要控告。请你把我的控告转告有关部门。”
顾监检说：“你不能控告，你不是已决犯。”
我问：“什么已决犯？”
她说：“已决犯就是已经判决的犯人。假如判决不公，可以提出控告。”
天哪，我好端端的一个人，已经被超期羁押很久了，身体也折磨得很瘦弱了。却不可以控告？
“难道把我关死了，也不能控告？”我问顾监检。
她仍说：“还在侦查阶段……”
听到这里，我感到浑身发冷。真要把我关到死，也没有呼救的权利么？
然而，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要控告消息却不胫而走。市检一分院楼上楼下的人都知道了。检察官们都知道，小矮子办了一个臭案。“臭案”是他们的行话。
这个消息传到我家人耳中时，母亲因此避免了第三次中风。
在我与家人消息隔绝的七个月里，第一次得到了我要控告的消息，使他们更加明白我是清白无辜的，更明白我正在勇敢地斗争。
后来回到家里后，母亲告诉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她豁然开朗。她知道我是挺得住的，要是早想到这点，也不至于两次中风了……
母亲的二次中风，就是因为睡不着、吃不下，麻将也没有脸面去搓，半夜哭醒造成的。我要控告的消息，也可以说挽救了我母亲的命。
而我的哥哥和我的儿子，在万分绝望的时候，也看到了希望。放下了一颗悬吊的心。
在看守所的400天里，我经历了一个当事人的母亲和另一个当事人的父亲、在得知自己的儿女被囚后气绝身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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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公诉处来人了
日下午，我被叫出狱室。当我走出第四道铁门时，习惯地朝外面看了看。但没有看见以往提审我的检察官，却是两个穿制服的陌生检察官。以往的三十多次提审我的那帮人不见了。这一次，却变成了陌生人。
走进提审室，我仔细地看着两位检察官。一个是脸上有许多青春豆的年轻人（以后称谢承办），另一位是年轻学生的样子，他始终没有说过话。
谢承办看到我好奇的在打量他们，就开口说：“你是陈询吧。”
我嗯了一声。
他说：“我们是市检察院一分院公诉处的。你的案子已经由侦查处（反贪局）移送到我们公诉处了。我们照例在三天内通知你。你对我们对你起诉有意见吗？”
我一听，睁大眼睛高声反问道：“怎么没有意见？你们凭什么起诉我呀？”我把“凭什么”三个字说的狠狠的。
谢承办马上说：“哎呀，意见还不小嘛。好，今天我们主要是来告知你的。以后我们还会再来。你在‘告知通知书’上签字吧。”
我签字后，谢承办没有多余的话，就送我回监室了。
狱友们都好奇的问我，今天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
我说，他们告知我，案子移送到公诉处了，他们准备起诉我了……
这一天，我的心情非常矛盾，也感到气愤。一直以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起诉我，但今天公诉处却来告知我了。
气愤的是，假如上法庭，我何以见人？见到我的家人时，他们会怎么想？
另一种想法是，也是我一直期盼的――我要在法庭上控告检察院。让法官来衡量谁在违法，谁有罪？
两种心情反复折腾。不变的是“我没有犯罪”的信心始终支撑着我。
我的矛盾和气愤，狱友们不能理解。我只能将其压抑在心里，慢慢地熬吧。
心情平静了一段时间后，我又一次被内心的波澜搅动。晚上整夜失眠，眼睁睁地看着天花板，心理一片漆黑。
这一熬，又熬过了三个月（公诉处二次退回补充侦查）。到了日，谢承办又来了。
第二次见面，彼此已认识。我来到提审室后，谢承办直截了当地说：“陈询，我给你做一次笔录。你要相信我，我会把你的问题全部弄清楚的。但你要和我们说实话。”
听他这样说话，我心里感到温暖。就回答说：“好的，但我希望你据实记录。过去他们的记录，每次都有我很多更正后，才能签字。我不希望这次也这样。”
谢承办说：“好，我一定做到。”
还是那个借款的问题，顺便也问了我和张的关系。都按实记录了。笔录好后，谢承办让我看看，说需要更正的地方就更正。
我大致看了看。没有玩弄文字的地方，没有那么多费劲理解的文字，读起来也通畅。我也没有需要更正的地方。我就全部签了字。谢承办也没有多余的话，就送我回监室。
三个月里，公诉处的一次“告知”和一次“提审”，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
从这天开始，我作好了上法庭的思想准备，我开始注意锻炼身体，以承受判刑后的劳动---作好最坏的打算。脑子也不停地思考问题，包括要求家里给我送来上法庭的衣服等等。
遗憾的是，在整个审问过程中，我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上的援助（律师被阻止），我只能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地去对付代表一个庞大集团的小矮子对我的诬陷和非法羁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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