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素质教育在美国（之三）——孩子毕竟是孩子吗
　　3月11日，《羊城晚报》报道《素质教育在美国》引发的“中美教育观的一次大讨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位读者发表了激烈的反对意见。面对孩子发出的“我们要减负，我们要创造力”的呼声，这位读者认为：“我们是得‘听听来自孩子们的声音’，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
　　这句看似平平淡淡的“孩子毕竟是孩子”，却引起我的深思。
　　两则小故事，一个大道理：
　　1992年夏天。夕阳西下，一群中国留学生和家属在宿舍楼群旁边的球场上打排球。不到8岁的矿矿，在场外跑前跑后帮他们捡球。
　　我在楼上，凭栏眺望。
　　矿矿在场边偶尔也能垫起正好飞到前面的球，高兴得他手舞足蹈，有时干脆来个侧手翻。这样，叔叔阿姨叫他到多远的地方捡球，他都撒开脚丫去追。
　　后来，有一两个人走了，矿矿就跃跃欲试地慢慢往场里挪……
　　可不一会儿，矿矿嘟着嘴，红着眼睛回到家里。
　　“叔叔阿姨只叫我捡球，不让我打球。把我赶开！”
　　看着小脸通红、垂头丧气的孩子，我能说什么呢？我不是有时也嫌孩子碍手碍脚，一样把孩子赶走吗？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晴空万里。
　　妻子的老板——伯格博士和他的韩国妻子以及阿莱希欧博士一家4口，还有我们家，一共大小9个人，到休斯敦森林公园的湖畔去野炊。
　　实际上，美国人搞野炊，主要目的不是吃，而是玩，是体验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阿莱希欧博士的丈夫古瑞克点上烧烤炉，把各种肉往炉上一放，就四仰八叉地躺在湖滨的草地上，他那刚1岁的女儿杰西卡，在他身边爬来爬去。其余的人开始打排球。
　　儿子昨天被人“忽视”了，今天得到“重视&，表现得特别投入。阿莱希欧博士的3岁大的儿子泽克，见大人们玩得开心不干了，嚷嚷着也要打球。8岁的矿矿，我还嫌他小了，要不是昨天受了委屈，我还不让他打呢。泽克才3岁，整个身子比排球大不了多少，怎么能打？
　　我刚刚闪过念头：是不是要把他抱到他爸爸那边去，与他妹妹杰西卡玩？
　　只见伯格博士，一把抱起他，加入打球的人群。其实，伯格博士并没有让泽克真正碰球，球还没近身就打走了。不过参加到打球的人群中，融入打球的氛围，偶尔也象征性地碰碰球，直乐得泽克“嘎嘎嘎”开怀大笑！
　　我看看阿莱希欧博士，她没有太特别的表情，好像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这两件事很偶然地一前一后发生在我身边，我却被这无意间的比照深深地震动了！
　　8岁的矿矿被成人们不耐烦地挥挥手，赶出本也属于孩子的世界。孩子就是孩子，大人们打球，孩子瞎搀和什么？这似乎是很正常的道理。然而为什么3岁的泽克，却能被当成一个“平等”的人参加打球呢？
　　“孩子毕竟是孩子”，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孩子作为一个自然人，毕竟是孩子；但孩子又毕竟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人，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孩子。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正是在该把孩子当孩子的时候，没有把孩子看成是孩子；而在不该把孩子看成孩子时，又把孩子当成孩子。
　　认为“孩子毕竟是孩子”，成人们可以“无私”地替孩子“思考”，替孩子“选择”，替孩子“说话”，理所应当地把孩子拒于成人社会之外。
　　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界，甚至整个社会都认为：孩子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糟糕的是，人们以为孩子是个空桶，给什么，装什么。孩子是张白纸，画什么，显什么。我们往往忘了，孩子还是一个有个性、有思考、有追求的主体。他们的个性、思考能力，以及对未知世界的追求的欲望和能力，就如你我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孩子不仅仅是孩子，他们还是一个完整的自然人和社会人。
　　中国人讲究“长幼有序”，美国人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如果遇到一个与我平辈，甚至是长我一辈的美国人，矿矿不用像遇到中国人那样叫什么“叔叔阿姨”或“爷爷奶奶”。笑笑，问候一声，“Hi！”或“How&are&you？”就行了。而不管对方是“爷爷奶奶”或“叔叔阿姨”辈的，都会正儿八经地回答问候，并主动伸出手来与矿矿握手，就像对一个成年人那样对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高我一辈的我的博士导师塔克曼博士、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奎茨博士和他的妻子——牛津市市长，等等，都是这样把矿矿当作一个“人”来平等对待。
　　只有当孩子的人格得到充分的尊重，孩子才不管有多幼小，也能以平等的“社会人”出现在社会交往中。
　　然而我们的文化从来就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平等的人，从来都无视孩子的权利，无视孩子的自我，无视孩子的人格。尽管我们有法律明确规定：要“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大误区，是混淆了孩子的自然人成长过程与社会人的成长过程，忽视了社会人的落地生根的“人格”。
　　“没有到最后一分钟，谁都还有机会”
　　中国孩子“高分低能”，美国孩子“低分高能”；中国孩子在考场上是能人高手，但做实验、做课题的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都不高；而美国孩子，别看他们在考场上并不利索，但做起实验和课题来，主意大着呢。至于美国孩子的社会生存能力，那更是让人刮目相看的。
　　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让国人尴尬的困惑。
　　为什么美国孩子“低分高能”？我们能不能从中得到一些有利于我们发现自己问题的反证？
　　美国孩子“低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的教育不注重学死知识，美国的老师不屑于教孩子怎么考试，怎么得高分。美国孩子“高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文化不管孩子有多幼小，都能把孩子首先当成一个有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尊严、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独立意志和独立追求的人。
　　1999年秋季，矿矿到天主教会办的Moeller私立男校去上高一（即国内的初三）。美国到了高中才有校际间的足球赛。能不能参加校队，不像国内由体育老师或教练决定，而是充分地尊重每一个孩子的平等的竞争权利：即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报名参加，但最后能不能留在队里，则看你自己能不能通过一个叫“淘汰竞争”的测试。换言之，“起跑线”是开放的，谁都可以来参加竞争，但最后能不能成为队里的一员，要看你整个竞争过程的表现，看在“终点线”上的“判决”。
　　矿矿和他初中的好友麦德为了参加足球（C）队，决定参加这个“淘汰竞争”的测试。麦德的哥哥是该校橄榄球队的队员，放出风来：“淘汰竞争”非常残酷……看儿子那跃跃欲试的样子，我和妻子决定去看一看。
　　“淘汰竞争”于7月16日下午3点开始。烈日当头，但参加各种运动队的试训者熙熙攘攘。我虽戴了遮阳帽，还顶不住酷热，钻到树荫底下。
　　学校要组建A、B、C三支足球队，一般来说是按年龄和球技分队，但为了鼓励竞争，低年级的身体壮、技术好的球员，也可以“提拔”到高年级的队来。每队需要约25名正式球员，但参加试训者约有200人。
　　开始是环校跑，可能有1500米，一圈下来，矿矿跑在中间；接着是三组400米跑，矿矿是中上水平；又接着四组100米折返跑，矿矿还不错，大约在第四、第五名之间。
　　我以为大概就差不多了吧，看孩子们累得那个样，歪歪斜斜的，该淘汰谁淘汰谁吧。
　　谁知道，试训并没有结束，又进行两圈环校跑，三组400米，四组100米折返跑。这一轮下来，直看得我胆战心惊，以为总该结束了吧。万万料不到的是，又进行第三轮，我看不到自己的脸，反正妻子的是失色了。
　　场上有孩子晕倒，有孩子抽筋，有孩子呕吐……
　　我真想把孩子叫回来，不要试了，那个球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孩子叫回来——作第一个，也可能是惟一一个主动退下来的人，又实在难以决断。
　　最后，孩子们到底跑了多少，我们没有数，孩子也记不得。
　　麦德一边跑，一边吐，一边说：“这就是基督教的学校，这就是基督教的学校……”（基督教以宣扬仁爱为本）
　　更奇怪的是，我和妻子是惟一到场观看的家长。到底是美国家长知道如此残酷，不愿来看呀，还是根本就认为是孩子的事而不来看？我迷惑了。
　　看着面色煞白、一拐一拐的儿子，好心痛！真想出言劝他，但看儿子并没有退出的意思，又说不出口。
　　于是，我拐着弯儿说：“那些跑在后面的，都看着没有希望，为什么还不干脆退了？！”
　　儿子看也没看我，说：“爸爸，自己退出来和选不上是不同的，你可以退出足球队，也可以退出网球队，退来退去，你还能往哪里退呢？没有到最后一分钟，谁都还有机会。跑在前面的，可能下一轮就挺不住了呢！”
　　这是他在这个既充满机会，又充满竞争的美国社会里“悟”到的！
　　后来，他参加了足球队。一次，在滂沱大雨中训练。美国家长们一个个坐在名车里静静地等着。我看着那朦朦胧胧中的格林童话似的住宅，再看在泥水里翻滚的孩子们，我似有所顿悟，但顿悟了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这是说的“高能”。至于，“低分高能”再看下一个例子。
　　今年2月底开始，矿矿又参加学校网球队的“淘汰竞争”。要命的是，每周有两个早上需要在凌晨5：30赶到离学校有半个小时车程的俱乐部去打球。从我们家到那个俱乐部约有40分钟车程。4：45出发，孩子4：20要起床。学校8点钟上课，家长不可能在那里等孩子打完球，再送去学校。按照俄亥俄州的法律，年满16岁的孩子，可以开车。这样，这些孩子们还得自己安排谁坐谁的车回学校上课……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孩子以学习为主，怎么能这样折腾呢，又不是上体校！
　　矿矿坚持要参加这个“淘汰竞争”，并保证不影响学习。
　　谁知道，有一天凌晨去参加这种折磨人的淘汰赛后，当天早上又有数学考试，结果考了个87分。
　　孩子一回家就对我说：“爸爸，您什么都不要说，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我只想说：这个87分不是我的水平，不代表我的能力。主要是我还没有适应这种凌晨打完淘汰赛，上午又接着考试的challenge（挑战）……”
　　我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
　　三星期后的某一天，又是凌晨练球后早上接着考数学，这次矿矿考了100分。
　　87分，没考好，并不是说他没有能力考好。因此，这个“低分”是假象，但能凌晨去打球，去参加竞技上和心理上的淘汰竞争，然后再参加考试，这个“高能”是真相。这就是孩子需要的素质。最后，矿矿参加了学校网球队。
　　这是孩子“社会人”的一面，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独立意志和独立追求，是不可能具有强劲的社会生存能力的。
　　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大的误区，是混淆了孩子的自然人成长过程与社会人的成长过程。也就是说，这两重性使我们在如何看待孩子的问题上产生了误解。
　　然而我们的文化，偏偏是在我们需要把孩子看成有独立人格、有自主尊严的时候，我们把孩子处理成了知识的接收器，被训练的宠物，甚至是可以肆意践踏其人格和尊严的没有思想的动物；而在需要把孩子看成孩子时，又把孩子推上了应试教育的残酷竞争。
　　我刚来美国时，看不惯孩子们整天童真童趣地玩，玩，玩！美国人告诉我：孩子毕竟是孩子！
　　应试教育忽视了孩子的自然生长的过程，把孩子当成一个十足的成人来对待。孩子必须比照成人社会的竞争规则，参加几乎比成人社会更残酷的竞争。孩子被迫跻身于一场人生的竞赛：比成绩、比分数、比做题、比书包重、比考试技巧、比智力开发、比学多悟少。每天都在分数和各种所谓“课余爱好”之中挣扎。进入人生竞赛场的时间表越来越提前。从上小学开始，有的甚至从三四岁起，就开始用他们稚嫩的脊梁挑起了父母甚至祖父母无限沉重的希望。中国社会的基本认识标准是：越早开发孩子的智力，将获得越大的成效。“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孩子们不得不用他们弱小的身躯及幼稚的心灵来承受那些甚至成人们都视为畏途的东西。
　　人们总喜欢说“世界的未来是属于孩子的”。然而眼前这个世界却不属于孩子。这个违反逻辑的现实在中国很少有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注意过。孩子的周围，总是设置着一道道有形的或无形的深院高墙：正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这种美丽的口号，限制了孩子的自由空间，阻断了孩子的自由梦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往后让一让，给孩子留出一块自由的空间，给他们一双属于自己的翅膀，让他们享受一下高空自由翱翔的乐趣，领略一下俯视万物众生的灵感？！
　　该把孩子当孩子时，我们却把他们当成了大人；该把他们看成大人时，我们又把他们当成了孩子。
　　“自己不能说自己行，要让人家说你行？”
　　美国的业余俱乐部足球赛搞得很活跃。这种队是“选拔队”，不是谁都可以参加。
　　矿矿在1995年夏季，在“选拔队”打了一个季度。
　　第二年，我们搬到了西金库市。进入西金库市社区组织的一般球队，矿矿自然不同凡响，是队里进球最多的队员，比第二名多一倍。
　　这个队得了社区的冠军，又与其他社区的冠军队进行第二阶段的比赛。这个阶段的比赛实行“突然死亡法”和点球决胜负。教练在训练中增加了射点球训练。
　　这时我才发现，这支社区冠军队竟几乎没有人掌握点球技术——冲上去就是一脚，管他什么脚尖、脚弓的。美国学生不注重“双基”训练，竟然也反映在足球场上。
　　但是，大多数孩子大概是出于本能，大都自觉不自觉地用脚内侧去触球，因此大部分球都飞向守门员的右方。于是，我乘儿子到附近来捡球时面授机宜：用正脚背或外侧对准守门员左边的门柱内侧约一米处踢，十有八九会进。
　　结果，矿矿的进球率大大高于其他孩子。我们一家都认为，万一决赛时要射点球，矿矿一定有份儿！
　　最后一场冠亚军决赛时，已经到了初冬。场地上的雪已经积了3英寸厚，天上还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真难为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场地又湿又滑，自己跌跌撞撞，还呼唤着同伴冲锋。
　　这场比赛险象环生，“丑态百出”，就是进不了球。最后，不得不靠点球决胜负。
　　一要射点球，本已快散架的孩子们又雀跃起来，纷纷在教练面前乱嚷嚷……
　　只见矿矿背着手，站在人群外面，显得与世无争。
　　我很肯定：第一批5名射手，肯定有儿子，而且还可能排在一、三、五这几个关键位置。哪知道等我“方便”回来，往场上一看，矿矿并不在首选的5名射手之内！
　　我火了：凭什么不让矿矿上？论进球，他是第一！
　　场上已经开始射点球……矿矿的队赢了。儿子和孩子们欢天喜地翻滚在雪地里。
　　妻子说：“待会儿别问儿子，为什么教练没让他上。”
　　其实不用问我也知道：一是认为自己点球射得最好，教练肯定点自己；二是我没要求罚点球，是你教练要我踢的，万一不进，可不能怪我。
　　如果是我——也会这样做……
　　庆功宴上，我和助理教练有一段对话——
　　教练：“我不大明白，为什么矿矿今天没要求射点球？”（这不是恶人先告状吗？教练不让上，能自己上吗？）
　　我：“我还以为是教练让没进球的孩子也有个进球的机会呢。”
　　教练：“他不说要上，我们也不好派他上。”（这种大事怎么能由孩子说了算呢？！）
　　我：“矿矿确实十分想上。不过你教练不叫他上，他决不会自己要求上。”
　　教练：“为什么？”（他一脸茫然）
　　我：“中国文化很讲究谦虚，自己说自己能行，就是不谦虚。特别是说自己行又没成功，那叫不自量力，是被人看不起的。”
　　教练：“你的意思是说……自己不能说自己行，而要让人家说你行？”（一脸惊讶）
　　我：“如果您选他上场，他会非常认真地执行您的要求。”
　　教练：“我还是不明白。你不要求，我们就以为你没有欲望。没有欲望，就表明你没有自信心，表明你自己不认为你能干好这件事。”
　　教练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这大概就是文化冲突了：中国人喜欢让别人来鉴定自己行不行；美国人首先要自己看自己行不行。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教练面对的是一个孩子，他在胜负攸关的这种大事上，放在第一位的，仍是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代替孩子选择——中国的教练、教师、家长，有几个有这种意识呢？
　　“孩子不需要那个钱，但需要学怎样才能独立生存！”
　　作为一个人，孩子既是一个自然的人，又是一个社会的人，从自然的生长过程来说，孩子的生理和心理不同于成人。就像一枝幼苗，需要特殊的环境及特别的护理。然而这种特殊性并不是意味着孩子是一个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特殊团体。社会化的生长过程只能在社会的大环境之中完成。也就是说，一方面孩子需要一个特殊的生长环境来一步一步地完成其生理和心理的发展；另一方面，孩子又不能脱离公众化的社会，因为离开了社会的熏陶，个人的社会化将无法完成。
　　大树是由小树长大的，小树是由种子长成的。在孩子还毕竟是孩子的时候，就要植根社会，才能长成栋梁之材。如果以为“孩子毕竟是孩子”，就把他们关在教室里、书斋里，那么失根于社会的种子，就只能是一颗永远不发育的种子。
　　美国的孩子从上初中起就开始试探着走进社会了。各州的法律不大一样，但都对孩子参加工作的年龄有严格规定。据说，俄亥俄州规定孩子要年满14岁才能被雇用。在超级市场里，常常可以看到许多看上去不过十三四岁的孩子在忙着帮顾客收钱、装袋。顾客多时，他们会工作很努力，顾客一少下来，他们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就会互相打闹一阵，开一阵子玩笑。
　　矿矿刚满13岁那年，他就开始兴奋起来，经常在我们面前制造舆论：“我差不多可以到外面去打工了。”“我的朋友去年夏天就在迈尔超市做装袋工，他说他可以带我去见那里的管理员。”“……”
　　开始时，我们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这么小小年纪就出去打工赚钱？家里又不缺这几个钱花。孩子的任务是好好学习。
　　我们的价值观确实与美国家长不同。矿矿的同学们大部分来自中上阶层的家庭，谁家都不缺钱花，但一般的美国家长都不会阻拦孩子外出打些小工。相反，有些家庭还十分鼓励孩子早些走出家门，接触社会。
　　我有位朋友在克里夫兰市政府工作，他的妻子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们的独生儿子迈可正上高中。有一次我到克里夫兰市办事，同他们夫妇俩一起去饭店吃饭。饭后，朋友说带我去看一看他们的儿子。迈可在一家录相带出租店上夜班。我们坐在车里，从大玻璃窗里看着迈可工作的背影。朋友自豪地告诉我，他每天晚上都开车接送儿子。有时故意来早些，就这么坐在车里看着儿子工作。“孩子不需要那个钱，但需要学怎样才能独立生存！”这是朋友给我的忠告。
　　美国孩子七八岁起就开始在邻里找活干了。临时帮带孩子，帮养几天狗或猫，帮整理花园草地。雇主或是按钟点付钱，或是按工作性质付钱。
　　营造一个让孩子生长的社会环境，培养孩子适应社会的能力，在这方面，美国的学校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了解现实社会的生存结构，领略现实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职业，积累社会工作经验，在美国学校的教育里占有重要的位置。学生从学校进入社会，往往要经历“社会文化休克”阶段。学校就是要把这个“休克”缩短到最低限度。
　　学校过不久就会有一个“职业日”，请社会上各行各业，甚至“三教九流”的人到学校来给孩子们介绍各自的工作。律师、拍卖行的拍卖师、车行的推销员、消防队员、警察、运动员、作家，等等等等。当然，从“职业日”里，孩子们学到的并不主要是干什么能赚多少钱。他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社会上的人到底是怎样存活的？通过“职业日”，孩子们看到的世界，绝不只是文、理两个世界。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五颜六色，多姿多彩的。
　　因而，孩子们对职业的选择从小就是五彩缤纷的。矿矿的同学中想长大后当总统的有之，想开货车的有之，想当动物园饲养员的有之，想当家庭妇女连生四五个孩子的有之。曾有一对美国夫妻以很平常的口气对我谈起他们的女儿的前途，说他们的女孩手挺巧的，如果能以剪发为生倒也不错。中国的孩子一般都在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影响下早早立了大志。不上大学心不死，不进名校不算数。
　　美国教育的一个特点是想方设法开扩孩子的眼界，让他们尽早同社会接轨。让他们在接触社会的过程中，认识自身的价值，确定自己的方向，而不是像中国的孩子那样，高中要毕业了，才与千军万马一起，面对一座小桥，竟然与那个生机勃勃的社会陌生到格格不入的程度。
　　“职业兴趣分析”在美国的中学里十分流行。在上高中之前，很多学校都为学生进行“职业兴趣分析”，帮助孩子在“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之间提供分析。此外，每年的4月22日是“带孩子上班日”。美国的不少公司鼓励员工们，这一天带年满6岁到16岁的孩子来上班。据说这一活动的初衷是鼓励女孩参加工作，后来演变成让孩子知道和学习其父母的生存之道。
　　美国的社会、家庭和学校，从小就开始培育孩子那颗将来走上社会需要的“种子”。当他们长大成人正式进入社会时，已成了“老江湖”，一般不存在择业的困惑和痛苦。因为他们可能早在二年级的“职业日”教育中就已“私定终身”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孩子毕竟不会永远是孩子。
　　我们也应该给孩子们来几条“毕竟是孩子”的权利：
　　1．孩子应有受教育的权利。
　　2．孩子应有发问的权利与了解的权利。
　　3．孩子应有说“不”的权利。
　　4．孩子应有不同于他人的权利。
　　5．孩子应有保留不同观点的权利。
　　6．孩子应有保有个人秘密的权利。
　　7．孩子应有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兴趣的权利。
　　当然，这些权利不是绝对的，是有相应的条件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孩子应该有的权利加到师生关系和长幼关系中，我们还能随心所欲地公布孩子的成绩吗？还能按孩子的成绩高低次序来安排孩子的座位，使孩子时时处处处于一种屈辱的“噩梦”中吗？还能因为一个学生违反纪律，全班数十人被罚跪吗？还能罚考试不及格者，自打耳光，差几分打几下吗？还能在有小偷小摸行为的学生脸上刺“贼”字吗？还敢扒下未按时交作业的女孩的裤子示众吗……
　　只有对“师道尊严”作再否定，孩子才会有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权利，去拥有自己的尊严、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独立意志和独立追求。师生之间才能建立起真正平等的、互尊互爱的关系。
　　那时，我们将要重新考虑“孩子毕竟是孩子”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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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我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生活
来源：东西EnlargeThisImage现存的文件：多年以来作者一直持有的使他能够留在美国证件：一张伪造的绿卡，一个假的护照，还有一个驾照。在俄勒冈州，一个朋友为他提供了邮寄地址。EnlargeThisImage作者毕业典礼上和警司（Rich）和校长（Pat）的合影。EnlargeThisImage作者大学毕业之后和他外公的合影。外公为他能来到美国支付了绝大部分的费用和其他的资源。EnlargeThisImage上图是作者持有的篡改过的社会保障卡。杂志已经对他的社会保障号码进行处理。读者评论纽约时报读者的观点。大约在20年前八月份的某个清晨，妈妈把我叫醒然后把我塞进一辆出租车。同时她递给我一件夹克嘴里还咕噜着印尼语“Bakamalamigdoon”，意思是那边会很冷。当我和她，还有我的阿姨以及一位世交到达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的时候，我被介绍给一个从未谋面的男人认识。她们告诉我说这是我的舅舅。当我那时候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他一直握着我的手。那是1993年，我12岁。妈妈想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也是她将我送到千里之外的美国和我的外公（菲律宾语叫Lolo）外婆(菲律宾语叫Lola)一起居住的原因。当我达到加州旧金山湾区的芒廷维尤时候,我读六年级并且很快的爱上了我的新房子，新家族以及文化。虽然在正式的英语和日常俚语之间有着太多的差异，但是我还是对学习语言怀抱激情。关于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长着雀斑的中学生问我“你怎么了？”（What’sup?,字面意思是“什么在上面？”）的时候，我直接回答“天空在上方”，结局就是他和另一群孩子哄堂大笑。不过八年级时候我赢得了拼字比赛，靠的是记住一些我甚至于连发音都不太清楚的单词。而让我夺冠的单词就是“indefatigable（意思是孜孜不倦，不懈怠）”。当我16岁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去附近的车管局（D.M.V.，DepartmentofMotorVehicles）准备领取我的准驾照（给予正在学驾驶的人的证件）。毕竟我的一些朋友连驾照都已经拿到了，我觉得是时候了。但是当我把我的绿卡递给那个工作人员想证明我在美国居民身份的时候，她看了看，检查之后对我小声说：“这是假的。不要再来这里了。”我又迷惑又害怕地蹬回家然后直接找到外公。我记得他当时正坐在车库里面剪各种优惠券。我把自行车丢到一边然后跑到他面前，把绿卡给他然后用菲律宾语问他“这是假的么？”。我的外祖父母都是归化的美国人，我外公是一名保安，外婆是一名餐厅服务生。因为我爸爸不专情的原因，并且不能养活我和妈妈，于是他们分居了。从我三岁开始我的外公外婆一直在资助我和妈妈的生活。外公是一个要强的男人，我记得当他告诉我这张绿卡和一些其他的文件都是买来的时候，他脸上露出羞愧的表情。同时他又警告我“不要给别人看这张绿卡。”那时候我就决定我不能让任何人有怀疑我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资格。而且我觉得只要我足够努力的工作，能够获得足够大的成就，我或许会被授予公民身份。那时我觉得我能够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在过去的14年之中，我一直都在尝试实现梦想。我高中毕业之后读了大学并且成为了一个职业新闻记者，还采访过美国最出名的一些人物。表面上看来，我已经获得了不错的生活，也实现了美国梦。可是我依然是没有记录在案的非法移民。而这样的身份导致我活在另一种现实生活中。我总是活在被发现真实身份的恐惧之中。我也很难真的去相信别人，即便是最亲近的人，我无法以一个真实的自我出现。同时我还得把我所有家人的照片放入鞋盒而不是在我的房子的架子上摆放，这样只是避免朋友会提及相关话题。而且我不得不甚至是痛苦地明做一些明明知道是违法的不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这种身份使得我一直都是得依靠21世纪的地下铁路的支持者，这些人为我的将来着想并且很多时候也为我担当了风险。[译注1]去年我看到消息称有四个学生为了“梦想法案”从迈阿密到华盛顿一路游说。“梦想法案”争论了十年之久，目的在于希望可以为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成长的年轻人提供转为合法永久居民的途径。而自从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在过去的两年内已经驱逐出境80万人。虽然面对被驱逐出境的风险，他们还是勇敢的说出自己的意愿和梦想。而这份勇气也鼓励了我。据称在美国有1100万没有记录在档的非法移民。实际上非法移民并不是大众想象之中的样子。或许某些非法移民采摘你所食用的草莓，有些在照看你的孩子。还有一些可能正在念高中或者读大学。还有一些，这已经被证实了，正在写你或许会读的新闻报道。我在美国长大，我住在美国。而且我甚至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美国人，而美国也是我的祖国。但是我所认为的祖国并没有把我当做她千千万万公民的一份子来看待。语言是我面临的第一个挑战。虽然我在菲律宾已经学过英语，但是我还是想改掉我的口音。高中阶段，我会花上连续好几个小时看电视（特别是情景喜剧“Frasier”和“HomeImprovement”，还有“TheGoldenGirls”的轮播）和电影（从“Goodfellas”(好家伙)到“AnneofGreenGables”（清秀佳人）都有所涉猎），而且我还通常将家庭录像系统暂停，就是为了模仿不同的角色的发音方式。此外在地方图书馆，我阅读各种各样可以提升我写作水平的文字作品，比如杂志，书籍和报纸。我高中的语文老师，KathyDewar把我引入了新闻媒体这个领域。当我在学生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的名字能够以用英语写作和采访各式各样的美国人的方式出现在印刷媒体上，或许可以证明我在美国的存在。关于“非法外来人员”的争论使我变得更加焦躁不安。1994年，我刚从菲律宾到美国还不到一年，加州州长PeteWilson因为他支持187议案而重新当选。187议案禁止任何非法移民进入公立学校读书以及获取其他的社会公民服务。（不过联邦法庭后来指出这个议案是违宪的。）而在1997年我遭遇上面提及的车管局事件后，我越发强烈的感觉到了反对非法移民的社会氛围和他们对非法移民的成见：那就是非法移民并不想被同化以融入美国社会，相反的非法移民都是社会的污点。我一直都告诉自己他们讨论的非法移民并不是针对我而言，而且我还可以对社会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了对社会有所贡献，我必须工作。而要想获得工作，我必须要有一个社会保障号码。幸运的是外公已经设法给我弄到了一个号码。外公总是把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照顾地无微不至。当年外公的一个妹妹（或姐姐）当初嫁给了一个在美国军队服役的菲裔美国人，于是她为外公和外婆提出申请。于是外公和外婆1984年从土壤肥沃，竹屋环绕的菲律宾三描礼士省移民到美国。当他们到了美国之后，外公为他的一双儿女也提出申请。但是由于美国规定只能为未婚子女申请，所以外公只能在申请表上关于我妈妈婚姻状况一栏中在“未婚”中打了勾。同时，外公不想我爸爸来美国，也就没有替他申请。但是很快外公就担心移民局会在审查申请的过程中发现我的妈妈是已婚的事实，这不仅会让我妈妈无法前往美国也会让我舅舅去美国的申请泡汤。于是外公收回了关于我妈妈的申请。1991年我舅舅合法来到了美国，外公试图让我妈妈通过旅游签证的方式前往美国，但是妈妈没有成功。那时候她决定把我送到美国。妈妈后来告诉我她会在我之后很快也到美国，但是她始终没有做到。那个带我来美国的“叔叔”后来被外公证实是一个蛇头。我知道外公为了把我弄到美国来花了4500美元，对于他来说是好不容易凑齐的一笔天文数字。这花费中包括一个假的名字和一个假的护照（自从下了飞机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那个护照，我想可能是蛇头扣押了）。我到达美国之后，外公用包含我的真实名字的伪造学生签证给我弄了一个同样伪造的菲律宾护照，当然还有那个伪造的绿卡。靠着那个伪造的护照，我们去了当地的社会保障管理局申请了社会保障卡和号码。我记得整个过程很短暂迅速。当社会保障卡给我寄来的时候，我看到上面是我真实的全名，不过上面也同样字字确凿的说明：“只有在I.N.S许可下才可以参加工作。”（对于非美国人会有怎样的规定）。当我在车管局事件过去后不久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外公和我去了金考[译注2]。外公用白色胶带把“I.N.S.authorization”（需要授权）这些单词遮住，然后我们复印了卡片。这样至少复印件上我的社会保障卡和正常找工作不受限制的社会保障卡没有什么不同。外公总以为我会从事那些非法移民经常从事的廉价工作。（记得当我和一个美国人结婚的时候，他说我可以取得真实有效的身份文件证明，一切都会好了。）但是即便是廉价的工作也需要各种证明文件，所以我和外公都希望被篡改过的卡片可以帮助我找到工作。外公说，我有的证明文件越多越好。高中时期，我在地铁干过兼职，随后在当地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前台做过，再之后我在一家网球俱乐部工作，直到最后我在当地的报纸，山景城之声，找到了一份无酬劳的实习。起初我只是帮忙买咖啡或者打打下手，但是最终我开始报道城市大厅会议并且还接一些其他有偿的活。在我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之中，不论是兼职还是全职，雇主似乎都极少要求检查我的社会保障卡原件。如果有一些雇主这么要求的话，我也是用他们所认可的复印件混过去。一段日子过后，我也开始看我自己是否符合联邦I-9就业许可表格的一些条件。（申请同等公民待遇比拿到永久居住权的“绿卡”要容易的多，因为绿卡要求我必须有一个外来人员注册号码。）这样一种欺骗性质的行为并不是那么容易进行。而且我越是这样，我就觉得我是一个骗子，同时我也会更加内疚和更加恐慌，害怕我会因此被抓。但是我依然在做这些事情，毕竟我需要靠自己活下去，而且我已经决定这是必须要走的过程。山景城高中时我的第二个家。我被推选为学校代表去参加校董事会，这使得我有机会遇见负责学校所在地治安的警司RichFischer，并且得以和他交好。我参加了演讲和辩论小组，在学校的话剧中参与演出，并且最终成为校报“甲骨文”的联合编辑。所有这些使得我吸引了校长PatHyland的注意，她对我说：“你和我呆在学校的时间一样长。”到最后，校长和警司很快和我亦师亦友，慢慢地最后几乎就和我的父母一样了。高年级的时候我参加合唱团，一次排演之后，合唱团指挥JillDenny跟我说她正准备带我们合唱团去日本表演。我跟她说我可能开销上有问题。但是她说会有办法的。我当时很犹豫但是还是决定告诉她真相，我记得我说“那不是关于钱的问题。事实上我没有合法的护照。”当她想我保证会把所有必须的文件弄妥当的时候，我终于还是跟她说：“我不能取得合法的护照，因为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她当时明白怎么回事之后，合唱团没有去日本而是去了夏威夷，并且用拖船带着我一起。（几个月前我还和当时的指挥Mrs.Denny说起这件事情，她告诉我说她觉得合唱团的孩子去旅行一个都不能少。）还是哪一个学年，在合唱团旅行之后，我们历史课放映了一段关于哈维·米尔克的纪录片。米尔克是一位公开出柜的旧金山官员，并且1978年被杀害。当时是1999年，正好距离MatthewShepard的尸体在怀俄明的一个篱笆旁被发现六个月。在后来的讨论之中，我举手然后说了大致如下意思的话：“我很遗憾哈维米尔克因为是一个同志而被杀害……我只是想说……我是同志。”[译注3]我原本并没有打算会在那个早晨出柜，虽然那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是同志好几年了。由于那样的一通言论，我成为了学校唯一出柜的同志学生，而这引发我外祖父母的不安。外公好几个星期不准我回家。虽然最后我和外公互相妥协了，但是我至少在两方面让他觉得失望。其一是他是一个天主教徒，认为同性恋是原罪，并且因为他的外孙是同志而觉得尴尬耻辱。其二，外公告诉我我必须取一个美国女人才可以获得一张绿卡。因为我出柜这显然是难上加难了。虽然日子很艰难，但是出柜并没有比把我的非法身份公之于众来的可怕。关于这一个身份秘密，我保持倔强地不说。当我的同学都在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却希望可以在高中毕业之后能够在山景城之声得到一份全职的工作。倒并不是我不想去读大学，而是我没有办法获得州和联邦的财政资助，而单凭我家肯定是难以负担所有费用的。但是当我最后告诉Pat（校长）和Rich（警司）关于我的移民问题（我们约定就这么称呼）的时候，他们帮我找到了解决方案。最开始他俩甚至于想说他们中某一个领养我，然后我就可以变为合法的美国公民。但是Rich在咨询了一个律师之后发现由于我的年龄问题这一方案已经不可行。最后他俩帮我联系到了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助学基金，其目的在于资助那些具备高潜能的并且通常是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学生。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个基金并不在乎移民身份的问题。我成为了第一笔受助对象的医院，奖学金包括了学费，住宿费，书本还有我在加州州立大学的其他费用。大一的时候，我在加州地方志兼职，在哪里我把各种稿件分类，也写一些随性的文章。我的理想是能够报导新闻，所以我决定从一系列的实习开始。首先我于2001年的夏天在费城日报实习，我报道了飞车枪击和球星艾伦艾弗森的婚礼。凭借这些报导我顺利的申请到了西雅图时报的2002年的暑期实习。但是我的合法证件缺乏再一次成为麻烦。西雅图时报招聘主管，PatFoote告诉每一个实习生在第一天必须要带齐出生证明，或者护照，或者驾照以及社会保障卡原件。我当时就慌了，因为我肯定通不过审查的。于是在开始工作之前我联系了Pat并且告诉她关于我的身份问题。在她跟管理层咨询之后，她回复我电话并且给了我最害怕的回复：我不能获得实习资格了。这真是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我不能开始我的职业生涯，那我上大学还有什么用呢？当时我就决定如果我决定在新闻这个必须揭露事实的行业里获得成功，那么我就必须对我自己的身份守口如瓶。这个插曲之后，JimStrand——资助我奖学金的风险投资家为我支付了咨询一个移民律师的费用。我和Rich（警司）一起去旧金山的金融区拜访了那个律师。2002年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充满希望的。主要是参议员OrrinHatch（犹他州共和党员）和DickDurbin（伊利诺斯民主党员）联合提出梦想法案——针对外来少数族群的发展，救济以及教育问题。这至少看起来像我一直告诉我自己的信念的立法版本：只要我努力工作并且回报社会，一切都会柳暗花明的。但是跟律师商谈的结果让我几乎绝望。移民律师说我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返回菲律宾接受十年的禁止出境直到我能再次合法申请回到美国。如果Rich也很沮丧的话，他至少还是表现不错。他跟我说：“就把这个问题放一边吧，晾着它。该干嘛干嘛。”我确实也是这样做的。2003年的夏天，我在全国到处申请实习。有好几家报纸，包括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时报以及芝加哥论坛报都表示了兴趣。但是华盛顿邮报向我伸出橄榄枝的时候，我知道我就是我想去的地方。而这一次，我没有提及我的移民身份问题。不过华盛顿邮报提出一个很刁钻的难题：她要求必须有驾照。（自从在车管局遭遇之后，我再没有申请过驾照。）于是我在山景城公立图书馆花费一个下午的时间，不断的研读各个州的规章制度。俄勒冈州显然是我的首选之一，而且去那只不过向北几个小时路程而已。此时我的地下铁路体系再一次发挥了作用。一个朋友的父亲住在波特兰，而且他允许我使用他的住址作为一个居住地址的证明。Pat，Rich以及Rich的一个助手MaryMoore向那个地址对我写信。Rich还教我怎么在停车场掉头，同时一个朋友还陪我一起去波特兰。驾照对于我而言就是一切——不仅让我学会开车，还会让我工作，实现梦想。但是外祖父母很是担忧波特兰之行以及华盛顿邮报的实习。当外婆在每天为我祈祷我不会被抓到的时候，外公跟我说他觉得我想要的太多，冒的风险太大。但是我决心已定，准备实现我的抱负。我跟他们说我已经22岁了，我会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也和当初我被动让外公带我去复印店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知道我在做什么，而且我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有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一直在交税，但是我一直在使用非法的社会保障卡，同时在我的就业表格上填写虚假的信息。但是那或许好过于依靠我的外祖父母，或者是Pat（校长）,Rich（警司）和Jim（奖学金资助人），更好过于返回菲律宾——一个只是在我记忆中的国家。我说服我自己，只要我做到了一个公民的准则：女里工作，自立以及热爱祖国，那么一切都会好的。我怀揣着社会保障卡的复印件，我大学学生证，一份旧金山地方志的支付存根还有我在俄勒冈州住址的证明（那些地下铁路系统朋友特意给我在波特兰朋友的地址写的信）来到了波特兰车管局。还好一切顺利。我的驾照是2003年发放的，八年后也就是号在我30岁的生日的时候过期。也就是我还有8年的时间去实现我的职业梦想，同时还能希望一些移民法案可以通过从而能够让我留在美国。而这对我来说就好比世界上全部的时间就这8年了。在华盛顿邮报实习的暑假是令人振奋的。我被指派都一个主要的编辑室，但是也被指派了一位导师来为我保驾护航——PeterPerl，他是一个经验老道的杂志编辑。实习几周之后，他把我的一篇关于一个遗失很久又失而复得的钱包的主人的文章打印出来，把最开头的两段圈起来，并且搁在我的桌上。我看到他的评语是“善于发现细节——赞！”不过我那时候并没有预见到Peter日后也会成为我的地下铁路系统中的一员。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又回到旧金山纪事杂志。我原本计划是完成学业（当时已经是高年级学生了），并且同时也担任纪事杂志的记者。但是华盛顿邮报再次对我抛出橄榄枝，她愿意提供一个全职，为其两年带薪的实习。而且我可以在2004年6月毕业的时候开始。这实在是难以拒绝，于是我搬回了华盛顿。当我在邮报担任记者四个月之后，我开始觉得我有点偏执了，好像总觉得我额头上刻了“非法移民”这样的标记一样。毕竟在华盛顿这个地方，关于非法移民的争论好像永远不会停止。我太急于想证明我自己以至于我总是很害怕会让其他的工作伙伴和编辑烦心，同时也很担心这些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会发现我的秘密。那样的焦虑已经让我处于崩溃的边缘，我决定我必须向高层中的某人述说实情，于是我选择对Perter托盘而出。这个时候Peter还在邮报工作，而且成为新闻编辑室培训和职业发展部门的主管。十月下旬的某个下午，我们走过好几个街区朝着拉斐特广场走去，途中经过了白宫。当我们坐在一个长凳上大约20分钟之后，我对他毫无保留的说出一切：关于社会保障卡，关于驾照，还有Pat，Rich和我的家庭。Peter当时很震惊。他说“我现在比原来更懂你了。”而且他跟我说告诉他是对的选择，因为这是我和他共同面对的问题了。他还说他暂时还不想采取措施。他说我毕竟还刚开始被录用，也需要好好证明自己。他说“当你取得了足够的成就的时候我就跟DonGraham（华盛顿邮报公司当时的主席）和LeonardDownieJr.（华盛顿邮报当时的执行主编）一起讨论这个事情。”一个月后，我和Peter以及他的家人度过了在华盛顿的第一个感恩节。在接下来的5年之内，我竭尽所能去试图达到Peter“足够好”的标准。我被提升为固定签约作家，报道过游戏文化，写过关于华盛顿艾滋病流行的系列报道，以及介绍了在2008年总统大选之中技术和社交网络所扮演的角色分析。我还去过白宫，在那我采访了一些高级助理并且出席了国宴——不过我依旧像特工一样使用虚假的社会保障号码。我尽量试图避开关于移民政策的报导但是并不能总如愿。我写过一篇关于希拉里克林顿对没有记录在档非法移民领取驾照的态度的文章。此外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佛罗里达参议员（当时也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MelMartinez的。在只有一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JohnMcCain时，MelMartinez当时为他们党派对拉丁后裔的立场辩护。JohnMcCain是一个一名议案的联名起草者，而且当时还同意在一个属于西班牙语网络的“Univision”资助的辩论。这就好比戴着镣铐跳舞：我试图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新闻编辑室脱颖而出，但是我又担心我是否做得过头，以至于我设立了一道我原本没预料的屏障。我试图忘记我的恐惧，通过报导其他人的生活将我的注意力从自己的生活转移，但是我始终不能逃避我人生最大的冲突。如此长时期的欺骗也会使你对自己的感觉扭曲，你会开始思考你自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为什么会这样。2008年4月，我参与的一个团队因为报导2007年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而获得了普利策奖。而外公在一年前逝世，正是外婆把那一天成为我的宣告日。她首先说的就是Anongmangyayarikungmalamanngmgatao?意思是：“如果人们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我挂了电话之后，我冲到四层新闻编辑室的浴室，我坐在马桶上并且泣不成声。2009年的夏天，并没有原本计划中的跟华盛顿邮报高层的讨论，我离开了华盛顿邮报来到纽约加盟赫芬顿邮报。两年前我还在为华盛顿邮报工作时候在一个华盛顿出版业俱乐部的奠基典礼上，我遇到了AriannaHuffington。而他后来邀请我参加她的新闻基地。我当时想了解一些关于网络出版的知识，而我认为新的工作会教会我不少东西。不过我依然对于这次跳槽心存疑虑：毕竟已经有很多公司在使用国家安全部开发的电子认证系统来对未来的员工的身份进行审核，我不确定我的新雇主是否也是这里面的一员。不过我还是获得了在其他的新闻编辑室工作的机会，我在工资单上填写的社会保障号也和原来一样，并且依旧顺利取得了工资。当我为赫芬顿邮报工作的时候，其他的机会开始出现。我关于艾滋病的系列报道呗拍成一部叫“另一个城市”的纪录片，并且在去年的翠贝卡电影节参展和放映。同时我开始为一些杂志写稿还得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任务：替纽约客杂志写一篇关于Facebook创始人MarkZuckerberg的专访。我得到和实现的越多，我就越恐惧和沮丧。我为我的工作而自豪，但是总有一片乌云在头顶挥散不去。因为我的八年之限——驾照到期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差不多一年之后，我准备离开赫芬顿邮报。我告诉我的朋友离开的原因是因为我想为我的纪录片做推广同时还想写一本关于网络文化的书。但是真实的原因是，在这么多年我想成为体制内的一部分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时间花费在职业生涯的追求上。我慢慢知道职业生涯的成功不会对我的身份问题或者是我归属感的欠缺有任何帮助。我对我一个朋友解释为什么不能去墨西哥周末旅行的时候撒谎。而在另一次拒绝花费全部报销的瑞士之旅的时候，我又如法炮制借口。多年来我都不愿意保持一段长期关系，因为我不愿意有人过于亲密到那种可以问很多我不愿意面对的问题的程度。而外婆那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盘旋：“如果人们知道了会怎么办？”今年早些的时候，恰好在我30岁生日的两周前，我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我拿到了华盛顿州的驾照，而且有效期到2016年。这可以为我提供5年可接受身份的时间，但是同时也是混杂恐惧以及欺骗，欺骗那些我所敬重的人和机构，以及还要继续逃避我真实身份的生活。我受够了逃避。我累了。我不愿意再过那种生活了，多一秒都不想。所以我决定直面现实，回顾自己所做的一切，然后把我最美好的回忆中的故事讲述出来。我联系了以前的老板和雇主并且为我误导他们的行为致歉。每一次我倾诉我秘密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屈辱尴尬和释放混杂一起的感觉。这篇文章中我所提及的人都给了我使用他们名字的权限。我也和亲朋好友讨论了我的处境，并且正在和法律顾问讨论审视我的选择余地。我不知道讲述我自己的故事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我唯一确切知道的就是我对我外祖父母心存感激，因为他们给了我国上更好生活的机会。我也感谢我的另一个家庭——我在美国发现的帮助我的“地下铁路”系统——他们都一直鼓励我追求自己的梦想。从我上一次见我妈妈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8年了。最早的时候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把我送到美国来，同时也对自己生气并且没有心存感激。知道我念大学，我和我妈妈很少通电话。这是在是让人很痛苦，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就简单限于给她寄钱资助她还有我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和妹妹。我妹妹在我离开时候将近两岁，现在已经快20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我14岁的弟弟。不过我非常愿意和他们见面。不久前，我才和妈妈通电话。我想填补一些关于多年前那个8月早晨记忆的空白。我们从没有讨论过这些。我一方面想清除这些记忆，但是为了完成这篇文章和直面我的生活事实，我需要更多的细节。比如我哭了么？她哭了么？我和她有吻别么？妈妈告诉我我对于即将见到空姐和坐飞机感觉非常兴奋。她还提到她告诉我融入美国的一个小诀窍：那就是如果有人问起我为什么去美国，我可以回答是因为我想去迪士尼乐园。译注1：地下铁路：undergroundrailroad，，主要是为了帮助那个时候的美国的奴隶逃跑以实现自身的自由。译注2：金考是一家文档打印复印的公司，后来被联邦快递收购。译注3：哈维·柏拿·米尔克HarveyBernardMilk，美国同性恋运动人士，也是美国政坛中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人。在1977年，旧金山市改变委员会的参选制度，哈维终于当选市政监督委员会第五区的委员。哈维就任市监督委员会委员十个月，主要的职责是负责推动同性恋权益的法令。在日，哈维与当时的市长乔治·莫斯科尼被丹·怀特射杀身亡。怀特是与哈维同届当选的新科委员，因承受不了压力，遂而辞职。后来却又反悔想要重返委员会，但市长却迟迟不同意，因而埋下杀机。哈维鼓励同性恋们把握同志族群在旧金山逐渐壮大的影响力，相互扶持，勇敢出柜。在当时，对于美国早就放弃从政追寻自我权益的同性恋族群，哈维成功的事迹，给他们带来了无比的希望。MatthewShepard则是一名大学生，1998年发现被杀害，根据目击证人称他被害的原因是施暴者因为他是同志，这也引发了国际的注意力。——均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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