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公民帮助他人10名以上输送外籍华人是公民么人员到中国务工怎么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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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外国人加入中国国籍的确比较难,难度应该大于中国人加入其它国国籍。 给你列一些人吧: ,原名George Hatem,男,阿拉伯裔,1910年出生于美国,1949年加入中国国籍,1988年逝世,第一位获得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批准)。 ,原名郑富恩,男,朝鲜人,1914年出生于日据韩国光州,1945年加入北朝鲜共产党(前身),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党籍转为中国共产党,1976年逝世,和朝鲜人民军军歌曲作者。 魏璐诗,原名Ruth F. Weiss,女,犹太裔,1908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55年加入中国国籍,2006年逝世。 艾培(),原名Israel Epstein,男,犹太裔,1915年出生于,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逝世。 ,原名Betty Chandler,女,加拿大人,1915年出生于加拿大,1963年加入中国国籍。 ,原名Sidney Shapiro,男,犹太裔,1915年出生于美国,1963年加入中国国籍。 叶华,原名Eva Sandberg,女,德意志人,1911年出生于德国博列斯拉乌市,1964年加入中国国籍,2001年逝世,萧三夫人。 ,原名Елизавета Кишкина,女,俄罗斯人,1914年出生于俄国巴拉绍斯基县,1964年加入中国国籍,夫人。 前几年好像又有一批外国人加入中国国籍,具体资料一时没找到。 另外:1997年到2005年入境事务处共批准了3786份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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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外国人为打工加入中国国籍我在一次上海朋友举办的私人聚会上同奥森(化名)相识。奥森原来是美国人,现在是中国国籍。谈起他为何放弃美国国籍而加入中国籍,他用熟练的中文很简单地说,喜欢上海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奥森曾经被位于美国的公司总部先后派驻中国包括上海在内的多个城市和地区的机构担任高管职务多年,后因所就职企业遭遇重组而计划被召回美国。因为自己已经完全适应并深深地喜欢上海并且已经同中国妻子结婚而毅然决定放弃回国的机会,同时加入了中国国籍。谈起他喜欢上海的理由,他对我说,上海包容、开放、、热闹;政府效率高、商业次序规范、市民素质好、社会治安令人放心。他说现在经常活动于上海的外国人有25万人,还有50万到60万的香港人,台湾人。同10年前相比,驻沪就业的外国人是以前的15倍。没有开放、包容和国际化吸引力的城市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惊讶于他的数字并且质疑他说的数字同我知道的不一样。因为,我记得上海有关部门统计的数字去掉香港人,台湾人,常驻上海的真正外国人是11万。他说,你们统计的人数是拿居住证和务工证的永久或长期固定驻沪外籍就业人员。而根据上海英商会、、等驻沪外国机构统计的不包括旅游身份的年均来沪短期和长期居住的外籍商务人员早就是几倍于这个数字了。我雷!老外在上海的商务流动人口也不小啊!今年年初,当我第一次认识奥森的时候,他还在上海许多外资公司面试找工作。后来,我尝试给他介绍过几次工作,我们也有了更多深谈的机会。话题很多也涉及他对上海的看法。曾经有调查说,上海在外国人眼里,比在外地人眼里有更好的形象;国内高学历人群对上海的评价相对较低。比如,海外受访者基本认为上海是一个宜居的国际化大都市,打了75.6分的相对高分,但国人的看法大不相同,市外和市内调查对象的评分分别只有56.9分和65.6分。 对此,他说也许因为像他这样的老外在上海生活很开心所以评价自然会高。而许多人在上海无法融入、无法实现自身价值或者无法承受现代城市的工作或生活的压力自然会有不同看法。他说,有积极的心态才会有积极的评价。这是看了那份官方调查以后,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听到来自一位老外令人深思的评论。  我还告诉他,根据调研发现,上海市民形象颇受外地人士的质疑。外地人认为上海市民:一是排外现象比较严重;二是普遍缺乏亲和力;三是行为、素质和文明程度不高。他认真听完我的问题后瞪大眼对我说:“奥!真的吗?看来我是太幸运了,因为我周围的同事和朋友90%以上都是上海人,他们都不是调查上说的那样啊?”我说,也许因为你是外国人?他说,也许吧!也许个人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是可以掩饰的,但是,一个人的素质是无法掩盖的。我周围的上海人在各方面都是我所能接受的,有些甚至是我要学习的,他们跟我国外的同事和朋友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聪明、勤奋、幽默也有爱心。有些人居然还是基督徒,每周都像我一样去衡山路教堂做礼拜。我带这些上海的朋友出席我国外朋友的聚会也从来不用担心他们的素质会丢我的脸。他告诉我,现代人际交往中的包容和尊重都是要经过双方的努力和付出。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也许上海就像纽约,许多美国人没有去过纽约时也会对纽约人的做派不以为然,还嘲笑他们做事的细节和说话的腔调。但是真的当自己有幸在纽约住上几个月就真的理解了纽约人的生存文化而开始认同和喜欢纽约的人文。他还说,纽约是一个充满竞争同时又充满开放和包容的地方,任何个人和社团都是以自己对社会的参与活力而赢得尊重和话语权。这一点上海有近似的地方,因此,他加入中国籍并最终选择在上海工作和生活。  我问他有没有上海户口,他笑着说:“我的中国妻子不是上海人,所以我还不是上海户口,我还是‘乡武宁’。但是,我早已经把自己当作了上海人。如果你来到一个地方不尝试融入当地文化就是很自私的表现。只有我首先真诚地把自己当作上海人,上海才会把我当作上海人,这跟有没有上海户口没多大关系。这就好比我因为爱我的中国妻子,我就要尝试融入中国文化和家庭,尊重我妻子的父母和长辈,即使我没有中国籍,只要人在中国我就会这么去做” 他说,当年他为了融入上海公司,曾经请服务公司为他找到一位上海老师每周在公司办公室给他培训两小时的上海话。据说那位上海老师最后没有收他的钱,说是上海送给他的礼物。他说他很受感动,于是,他又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上海外国人社团组织的“学说上海话”的活动。他用自己的“洋泾浜”免费为那些刚到上海来的外国人家庭培训上海话。他笑着说,他一般第一节课只教两句上海话:第一句上海话是:“太巨了”(太贵了);第二句上海话是:“吾是上海宁,阿拉喜欢上海”   上周,我又碰到奥森,他已经成功地在上海某著名外资企业“再就业”。我告诉他现在有人发表观点:“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上海人说上海话是陋习”。他眼睛巴瞪巴瞪看了我半天,终于对我憋出一句上海话:“侬要么碰到赤佬了………。”
港人移居海外减 外国人加入中国籍增
据香港保安局提供的资料显示,2001年香港移居海外的人数仅录得1.06万人次,为20世纪80年代出现移民潮以来的历史新低。而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却明显增加。
随着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香港移民海外人数逐年减少。美国和加拿大两个港人移民的热门国家,去年分别只有名。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特别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及外籍人士到中国寻找发展的机会。资料显示,在香港获准加入中国国籍的个案1998年只有150多宗,而去年达到327宗,使已经获得中国国籍的外籍人士总数达到1000人。
自1997年7月至2012年11月有1.2万外国人加入中国籍 15:08:17 来源: 羊城晚报(广州)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黎栋国12日表示,自香港特别行政区1997年成立以来,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共批准1.2万余人加入中国国籍。 黎栋国当天在答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表示,自1997年7月至2012年11月,入境处共接获15518宗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个案,其中12658宗申请获得批准,另有1293宗不获批准和193宗撤回的个案。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申请人的主要原属国籍,包括巴基斯坦籍、印尼籍、印度籍、越南籍和菲律宾籍。黎栋国说,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士,愿意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可以经申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中国人的近亲属;定居在中国的;有其他正当理由。(新华)
首位在镇江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11月18日报道 16日下午,居住在镇江润州区金山街道小龙王巷7号的金贞子(女,1950年出生,原朝鲜籍),从镇江市**局副局长梁坚手中接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证书》,正式成为一名中国籍公民,60岁的金贞子显得无比激动。 昨天上午,记者在金山***内见到了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证书》、正在办理户口的金贞子,她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向记者讲述了在中国的幸福生活,发自内心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初中毕业后离开朝鲜,她两国语言都很“溜”金贞子出生在哈尔滨,由于当时年岁太小,许多情况已经记不得。但她清楚地记得,他们兄弟姐妹5个,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则有两个弟弟。后来,全家又到了辽宁鞍山,1957年父亲在鞍山去世,兄弟姐妹5人就随母亲李桂女回到了朝鲜平壤。金贞子告诉记者,当时奶奶、叔叔、姑姑等亲人均在平壤,他们是1958年3月到平壤的,此后她就在平壤读了小学和初中。当时朝鲜是小学初中7年制,1965年11月,15岁的金贞子初中刚毕业,母亲又带着他们兄妹几人回到了鞍山。对朝鲜金贞子已经记不清太多的事,她说由于当时奶奶家在平壤算是不错的人家,7年中从来都是吃饱喝好穿暖,7年中,金贞子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朝鲜语,并且至今不忘。昨天,当记者要她用母语将“我真高兴”翻译出来时,她随口就说出。回到中国后,金贞子根本听不懂中国话,但经过2年的耳濡目染,她开始能听懂,3年后就能讲汉语,“可能是因为母语关系,现在我的朝鲜语还是讲得比中国话好”。情书一写10多封,镇江“老小伙”追到“朝鲜美女”金贞子脑子很活络,成年后她就开始在全国到处跑,经营小买卖。1981年是她人生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已经31岁的金贞子成了周边人眼中的“大美女”,当时她只知倒腾服装,不知要忙自己的终身大事。后来一名熟人给她介绍了已经39岁的镇江男子陆志云。日,彼时金贞子在扬州做小生意,陆志云追到了扬州,牵头人让两人约在瘦西湖见面。老陆告诉记者,他第一眼看到金贞子就呆住了:“很漂亮,感觉相当好。”老陆说他当时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用真心追到她。此后,金贞子回到了鞍山,魂不守舍的老陆就开始了鸿雁传书,每隔几天就给她写一封情书。“每次至少5页纸,多的要七八页,每张纸上都写得密密麻麻”,金贞子说,两个月内写了10多封,她看了前面几封后面的就不看了,此后“爱慕信”就由其兄代拆代看。情书没有打动金贞子,却打动了哥哥,哥哥找她谈话:“你脾气不好性子又急,还是找个老实本分的人吧。”几次撮合金贞子也就心动了。1982年春节前,在老陆的“凌厉攻势”下,金贞子答应了老陆,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决定在镇江成婚。她是镇江首位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从1965年重返,金贞子来到中国已经45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取得外国人居留证。2005年,镇江**出入境管理部门根据规定,为其换发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但尽管如此,“外国人”的身份还是给她带来了很多不便甚至麻烦,比如出去住旅馆,因为是“外宾”,出于安全考虑一般旅馆不给住,“非要要求住高档宾馆,但我们又承受不起”,此外,因为一直用“KIM JONG JA”的英文名字,除了人民银行外,其它银行根本没有办法存款。今年8月份,金贞子向镇江市**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加入中国籍。在获悉具体情况后,镇江市**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按照规定,将金贞子的申请逐级上报。近日,**部受理并批复同意金贞子加入中国国籍。记者了解到,这是镇江首例外国人申请加入中国籍并获得**部批准。前阵子,金贞子身体不好,老陆忙前忙后照顾她,买菜时不幸遭遇车祸,股骨头骨折并致残,现在出门都要撑拐杖,还要金贞子搀扶。采访结束时,记者问金贞子还想不想回朝鲜,她说现在还没考虑,但如果有机会还是想回去一下,“毕竟那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根在那儿”。昨天,当记者离开时,金贞子牵着老陆的手出来给记者送行,看到他俩相握的手,记者在心中默默祝福这对老人平安幸福。接过入籍证书,金贞子显得无比激动。小图:金贞子年轻时的照片。万凌云 摄
看好香港前景 外国人入中国籍十年增长60倍发布于: 21:27 0条评论 来源:文汇报让香港入境处处长黎栋国感到最具成就感的,是十年间发行逾420万本、获134个国家免签证待遇的特区护照:“拿着这本护照,我很放心!”回归前港人赶尾班车,为一本BNO大打出手;十年人事几番新,2006年就有1840名外国人申请加入中国籍,是1997年仅30宗申请的60倍。黎栋国认为,数字实实在在,反映外国人对“一国两制”和香港前景充满信心。   《文汇报》消息,对于特区护照的成功,黎栋国谦称并不只是入境处功劳,外交部及特区政府各级官员的游说功不可没,国际上对特区护照的信心不断增强,则是坚实的基础。   1997年底,只有44个国家给予特区政府免签证待遇,1998年增加到56个、1999年增加至68个。2001年是一个大突破,香港争取到欧盟成员国给予免签。2004年又有另一个突破,特区护照得到日本免签。黎栋国指出,取得日本免签并不容易,而且日本又是港人热门旅游地点,加上SARS刚过,消息刺激了港人出境信心,结果,那一年申请特区护照的人数创下高峰。如今,特区护照已获134个国家免签证待遇。   要申请特区护照,必须拥有中国国籍;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固然拥有中国国籍,居港七年以上的外籍居民要拥有中国国籍就需要申请。1997年只有30名人士申请归化中国国籍,到2004年申请人数突破一千大关达1342人,2006年更创下1840人申请的历史新高。申请归化中国籍人士,巴基斯坦裔人士占不小比例,累积超过2300人。
  明报报道说,苏格兰裔白人胡彼得(Peter Wood)生于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如今申请入籍变成中国人,换了护照,还换来安全感。Peter作为新闻摄影师,一九九三年来香港一家报社工作。留港逾十五年,为工作四处游历,并于二000年取得永久居民身份证,两年前决定申请特区护照,今年六月获发护照。  Peter说,家人十分支持他当“唐人”,津巴布韦大使馆亦来信祝贺,“现在感觉安全很多,感觉有一个政府在背后支援我。去旅行遇上车祸,我可以找中国使馆,我知道他们会帮忙”。Peter仍未使用特区护照出境,但下一步打算申请回乡卡。  该报介绍,原籍加拿大的香港海洋公园主席盛智文、原籍巴西的甲组足球球员及前港队成员高尼路、原籍英国的前投资推广署署长卢维思等,都是加入了中国籍的香港知名人士。
外籍村民如何加入中国籍
  我祖籍是朝鲜,当地***注销了我的户口,身份证也没有了,自己办不了医保,该怎么办?依安 丁先生  省**厅回复:经调查,丁先生系朝鲜侨民,1953年随母亲和继父来到依安县,并办理 了外国人户口簿和外国人居留证。后来人口普查时继父将丁先生的户口落到依安县中心镇兴顺村。2008年奥运会前,全国开展加强外国人管理专项行动中,经调查,丁先生系朝鲜侨民并持有中国户口、外国人户口及外国人居留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管理有关规定》和省市出入境管理的具体要求,依安县**局中心镇***于2008年12月将丁先生中国户口予以注销,销毁居民身份证,并将其个人信息按照常驻外国人管理录入信息系统。因丁先生属于外侨不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发放范围,所以今年7月丁先生到依安县**局出入境管理科申请退出朝鲜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现正在为丁先生办理入籍手续。
六安市首例外国人获准加入中国籍
 来源:安徽市场报
8月28日,六安市**局出入境管理科为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李贞姬(女,1945年出生,原朝鲜籍)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证书》,这是自建国以来,该市首例被批准的外国人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李贞姬的父母均为朝鲜籍人,解放前即侨居蚌埠。李贞姬于上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分配来六安当教师后,一直在六安市定居生活,其丈夫、子女均为中国国籍。6月10日,李贞姬向六安市**局出入境管理科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六安市**局出入境管理科接到李贞姬的申请后,经调查认为,李贞姬侨居该市40多年来,遵纪守法,其家庭情况符合申请入籍条件,即受理上报其申请材料,7月18日经**部批准准予李贞姬加入中国国籍,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证书》。
李贞姬在领取入籍证书时热泪盈眶,她激动地说,其父母在她18岁时即为她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自己多年来要求加入中国国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感谢中国政府给予的关爱。(郑韬、李世宏)
傅莱 奥地利人,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0年2月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原名泰因・理查德。青少年时期即投身反法西斯斗争,并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39年1月来到中国,1941年12月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并担任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不辞辛苦地寻找除疾良药加以推广,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培养了大量医务工作人员,还亲自奔赴前线救治伤病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白求恩式的“洋大夫”。后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国籍。在中国西南地区工作十余年,先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处、重庆市卫生局、重庆医学院任职。1962年调入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所担任副所长,1987年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结束了医学文献手工检索的历史。傅莱后来担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名誉所长。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84岁时逝世。   此外,还有一些外国人是加入了中国国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如以下几例:   汉斯・米勒 德国人,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15年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城。1933年进入瑞士巴塞尔大学学医。193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到香港,同年9月,经廖承志和爱泼斯坦介绍奔赴延安,并将国外援助中国抗战的600箱医药用品和1辆大型救护车送往延安,参加八路军并到达太行山区。1943年1月返回延安。在八路军联防司令部门诊部任医生,后任国际和平医院内科主任。1951年1月加入中国国籍。先后担任长春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教授,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兼儿科系主任,北京积水潭医院内科教授,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北京医科大学顾问。日在北京逝世。   刘道蕊 英国人,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生于英国并在英国长大,后与中国人结婚,1957年成为中国公民。1967年随丈夫从伦敦回到北京生活、工作。在中国银行工作期间,曾9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2次被评为系统内标兵,3次成为全国劳动模范。60多岁时用英文写下入党申请书,正式提出入党申请,1986年获批准。 叶华,原名Eva Sandberg,女,德意志人,1911年出生于德国博列斯拉乌市,1964年加入中国国籍,2001年逝世,萧三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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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乐信(Nielsen ),基督教女教士,原名尼尔森,中文名聂乐信,字玉铭。原籍丹麦,后奉派来华,在东北传教,她在这里活动了半个多世纪,并于1929年加入中国国籍。聂乐信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聂乐信是丹麦路德会在近代中国东北开展传教活动的早期传教士之一,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她行医诊疗、开办学校、扶助孤幼、爱国护教,在把基督教传入东北的同时,也把西方的一些科学文化知识传入当地。崇正女校就是由聂乐信一手创办。日到达大孤山后,立即疫点为贫困口才免费治疗疾病。不久,她收养3名流落街头女孤儿,并于1901年聘请老师为收养的3名孤儿授课。承受着教徒送女入学者逐年增多,于1908年创办了崇正女子小学。1912年创建崇正贫民救济所,收留无家可归的妇女,组织她们从事纺织、刺绣生产。1913年,用教会的资且金和自筹金,设幼稚园,解决女工子女入学问题。同年,精心译出一本《圣歌选编》,收录欧美各国赞美《圣经》的诗歌200多首,谱曲后供教徒和女学生演唱。 1917年,与柏卫牧师在孤山北关闪建基督礼拜堂,时称“丹国楼”。每逢星期日上午,由聂乐信主讲《对经》。1920年春,在孤山北关基督教墓地西侧建养老院住房8间,收养了五六名无亲可投的老人。 1920年,聂乐信已经有较大的影响,以孤山为中心,在庄河、安东两县的9个乡镇设立发会点,教徒达1311人。从这一年起至1925年,她先后翻译出版《基督教五要选读》、《基督教五要便览》、《圣经易记》等著作,并作为课本供教徒和学生学习使用。1927年,崇正女校发展成综合性学校。内设幼稚园、初小、高小、初中、保姆院、师范班等。学生来源以省内为主,吉林、黑龙江两省也有教徒送女孩入学。校长由聂乐信兼任,主持学校工作。1929年,聂乐信本人申请加入了中国籍。丹麦特师柏卫特意为她主持庆贺仪式,地方各界代表抬着“名招手中外”的金字横匾祝贺。据《聂乐信在中国》记载,她入籍后,为“事业之兴,忠诚不渝,昼夜操劳,事必亲能”。并将丹麦都会发给她年俸1400元(现大洋)全部捐赠于慈善事业。她一生生活俭朴清淡,双手不离针织,日常费用靠自食其力。1938年,聂乐信创办的各项事业达到最兴盛时期。崇正女校有学生417人,老师18人。校长姜宝珍是聂乐信原先收养的孤儿,外出读书后又回到崇正女校。崇正贫民救济所收养370人,其中寡妇3人,无家可归的妇女10人,孤儿17人,老弱残疾5人,有厂房和住宅175间;救济所年收入1.68万元,支出1.7万元,收支基本平衡。 1946年,柏卫等3名丹麦牧师相约回国时,聂乐信表示:“我是中国人,我不离中国。”1947年,安东县实行土地改革,崇正救济所、养老院的房地产大部分都分给被收养者和附近群众,她从丹麦引进的黄杏与本地杏树嫁接而结出的孤山杏梅,已经成为水果珍品。 1960年2月,她走路失足,跌伤臂骨,加之年迈体衰,从些卧床不起,同年7月逝世,享年89岁。聂乐信逝世后被安葬于风景秀丽的大孤山下。聂乐信终生未婚,献身中国。
 周文彬()原名金成镐。朝鲜平安北道义州郡红南洞人。1914年父亲金基昌因参加朝鲜独立革命运动被追捕,乃携眷潜逃中国,侨居于河北省通县复兴庄(今属北京),不久加入中国籍。从小受父亲影响,倾向革命。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任中共潞河中学支部书记。1928年7月从潞河中学毕业,奉派到辽宁省抚顺煤矿从事地下工作。1936年夏中共河北省委派其任中共唐山市工委书记,1938年3月中旬,周文彬组织地下党员秘密联络,串联矿工,捣毁矿长为实行井下记工制度而建立的牌子房,赶走查工人员,沉重打击了英、日帝国主义的反动图谋。4月9日,在中共唐山工委和周文彬领导下,开滦五矿同盟大**形成,三万五千名矿工坚持了50天,迫使英国资本家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签订了劳资协约,取得了大**的胜利,为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作准备。月,在周文彬的动员影响下,和胡志发等组织赵各庄矿七千多起义工人参加抗日联军,响应冀东抗日大暴动,为抗日斗争输送了坚强的战士,在中国树立了一面城市产业工人武装起义参加抗日的光辉旗帜。后冀东八路军主力和抗联西撤,奉命留原地,任地委书记兼八路军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领导冀东东部地区的抗日斗争。1939年底,任冀察热区党委冀东分委委员,参与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1942年在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帮助下,主持建立军工厂,制造武器弹药,为冀东部队提供装备。1943年夏,任中共冀热边特委组织部长。日在河北丰润县杨家铺主持召开冀热边特委扩大会议,不幸被日伪军包围,在突围时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6岁。
黄得星 教授。朝鲜平安南道江西部人。1950年加入中国籍。195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历任黑龙江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敏感技术研究所所长。从事半导体器件及敏感器件理论的研究。1976年试制成功2DCM型硅磁敏二极管。1980年研制成功3CCM型硅磁敏晶体管。撰有论文《长基区晶体管的磁敏感效应》、《双注入长二极管的磁灵敏度理论》,著有《磁敏感器件及其应用》。
金时龙 劳动模范。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后到中国吉林省务农,加入中国籍。1946年在吉林省延吉县英城村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历任互助组组长、农业社主任,东盛人民公社社长,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农业互助组中,实行定额管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49年获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1950年、1957年分别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1958年在东盛人民公社创办我国第一所半农半读农民大学(1980年改为黎明农民大学),任名誉校长。
崔竹松 劳动模范。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后到中国吉林省务农,加入中国籍。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延吉新丰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吉林省第一至三届人大代表。1948年起,研究水稻栽培技术,经多年实践,总结出精耕细作,旱育壮秧,适时栽秧,合理密植,看苗追肥和秧苗期浅灌、拔节期深灌、成熟期浅灌等一套水稻栽培技术,并在各地推广应用。1951年种植水稻,平均亩产达700斤。同年获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曾两次获农业部爱国丰产奖。1957年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
雷鸣远(Vincent Lebbe,日-日),字振声,洗名味增爵,本籍比利时,天主教遣使会神父,也是两个中国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姊妹会的创始人。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于中日战争初期,组织救济团队,救治中国各地平民。雷鸣远
Frederic Lebbe
腓特烈。雷博
比利时刚城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
天主教神父
我为爱中国而生,我为爱中国而死
雷鸣远Vincent Lebbe (1877年~1940年),天主教传教士,比利时人。1895年在法国参加遣使会。1901年到中国,同年在北京升为神父。1912年任天津教区副主教期间,创立中华公教进行会。鉴于法国势力直接控制下的天主教会不受中国人欢迎,主张由中国人自办教会。1913年返欧,游说各国,筹办中国修会。1915年在天津创办《益世报》。次年,天津法国领事以保护老西开天主堂为名,扩展租界,引起天津人民的强烈抗议。雷鸣远也于 10月1日在《益世报》发表公开信,反对法国的行径。为此被天津教区的法国主教降职并逐出教区。1917年被派往宁波传教。1920年被遣返比利时,在中国留法、比勤工俭学学生中发展教徒,组织中国学生公教家庭,企图抵制共产主义思想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传播。1926年再度来华,并于次年入中国籍。1930年创立耀汉小兄弟会(又名圣若翰小兄弟会)。1933年退出遣使会。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率会士与教徒赴前线救护伤员,曾任国民党军队卫生连连长。后应蒋介石之请,赴汉口商议华北地区民运工作,组成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服务团,自任团长,拥有千余人武装,在晋冀、鲁、豫边区一带配合国民党部队同八路军摩擦。1940年曾为八路军所俘。被俘后40天获释。同年在重庆病故。 1877年生于比利时冈城,早年入巴黎修道院学习,后加入遣使会。 1901年来华,1902年在北京晋升神父,后进武清传教。 1912年来天津传教,1919年因老西开事件回欧洲. 1927年回到中国,加入中国籍. 日在重庆去世。
弗里德里克.特沃森德.华尔 华尔(Huaer,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美国军人,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头目。1860年开始受清朝官员委派,招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军。随后“洋枪队”改为中外混合军。1862年春,华尔加入中国籍,被清朝政府委任为副将,“洋枪队”改称“常胜军”。1862年9月,华尔在进攻慈溪时被太平军击毙。
华尔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勒姆城(Salem)。16岁,入佛蒙特州的挪利友大学(原名美国文理军事学院)。未及毕业即退学,流浪国外,先后曾在墨西哥、法国投军。在墨西哥和克里米亚打过仗。受过基础军事训练,长期在海上及中美洲从事冒险活动。27岁到上海,在航行长江的汽船上工作。后来开始在清军水师炮船“孔夫子”号当大副,后受清苏松太道吴煦委派,招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任队长,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军。7 月1 日,进犯松江,遭太平军顽强阻击,大败而归,旋由上海攻占松江。8 月,在青浦被太平军击败,洋枪队死伤三分之一,败退松江,受重伤赴法国医治。因洋枪队在上海附近连续遭到太平军的沉重打击,他逐渐认识到只依靠外国雇佣兵凑成的军队不能打败太平军,决定招募中国人来,以新式武器加以装备,并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 1861 年8 月在松江正式改组了他的军队,设“教练局”,扩充武装,以欧美人为军官,招募中国人为士兵,组成中外混合军,用新式武器配备,并加以新式训练。11 月中旬,由此洋枪队人数激增,发展至2000 多人,正式邀请英国侵华海军司令贺布检阅。贺布立即表示支持,并誓做“华尔的朋友和同盟者”,两支直接为外国侵略者服务的武装力量从此合流了。 至1862年(同治元年)春,“洋枪队”  已发展到5000人左右,且有水陆新式技术装备。洋枪队总部设在松江城中。华尔和地方官绅来往密切,娶杨坊女为妻,以邱家湾里仓沈氏宅为“公馆”。同时,清政府批准加入中国籍,并正式下令把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升华尔为副将。 这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众3万,分5路进逼松江,设总指挥部于白龙潭,筑炮台于妙严寺后土山(俗呼和尚坟),结营于大涨泾;后又在大涨泾增筑炮台,赶扎云梯,积极展开攻取松江府城的大战。华尔派部下到城外,将西门外菜花泾至竹竿汇一带民房全部烧毁,以阻太平军攻城。后因洪秀全严令李秀成回援天京,太平军乃于六月下旬主动撤走。华尔便以“缺饷”为名,向米铺取米;进而搜抄府、县官署,计被抄去银洋六七千,金器百两等。连同清政府给的赏银及饷银,总数达32万两。 同治元年秋,华尔被调赴浙江慈溪,9月21日与太平军作战,被击成重伤,次日,在宁波毙命。尸体运回松江,葬于城内玉皇阁北。清政府为他建墓立祠。今祠墓俱废。
金焰(김염,原名金德麟,日-日),今韩国首尔人,后加入中国籍。中国第一代影帝,老上海最著名的电影明星之一。其成名作是与阮玲玉合作的《野草闲花》。金焰有过两段婚姻,第一段的对象是以一部《渔光曲》载入中国影史的老上海著名女星王人美,长日追踪这对巨星夫妇也成为了当时上海滩的各大娱乐报章杂志的基本作业。第二段也是真正相伴一生的则是在影坛从老上海时期一直活跃至今的传奇女星秦怡。到1962年告别影坛的这33年时间里,金焰共出演了46部影片。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称他为“中国的附马”金焰
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
演员代表作品:
《野草闲花》《新桃花扇》《野玫瑰》《大路》《壮志凌云》
主要成就:
中国影史第一位影帝“观众最喜爱的演员”“最英俊的演员”“最想结交的朋友”国家一级演员
金焰(),号金德麟,日生于今韩国首尔。父亲因参加朝鲜民族独立运动而受通缉,于1921年举家迁至中国,定居通化并加入中国国籍。排行老三。二哥金燱后定居齐齐哈尔。父亲去世后(饮用日本特务下毒的牛奶身亡),在上海、天津等地度过了清贫艰苦的学生时代。为鼓励自己在逆境中自强,更名金焰。1927年赴上海,入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当学员,1928年入南国艺术剧社任舞台演员。1929年,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任记录员时,被导演孙瑜看中,在影片《风流剑客》中扮演角色。 1930年,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当演员,主演影片《野草闲花》,始受关注。之后,主演《恋爱与义务》《桃花泣血记》《三个摩登女性》《野玫瑰》《大路》《浪淘沙》《壮志凌云》等影片。 其富有青春活力的气质与朴实自然的纯真表演交织一体,清新迷人,很快拥有大批观众,特别是成为青年学生观众痴迷的偶像。 1934年,在一家电影刊物组织的观众评选中,获“电影皇帝”殊荣。抗日战争时期,仅参加少数影片的拍摄和舞台剧的演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大地重光》《伟大的起点》《母亲》《暴风雨中的雄鹰》等影片中扮演主要或重要角色。然而,正当他又一次燃起创作的火焰时,无情的疾病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被迫息影,在与病魔搏斗近20年后逝世。金焰高大英俊,表演风格朴实自然。夫人秦怡也是我国著名演员。
格蕾蒂斯·艾伟德
艾伟德(Gladys Aylward,日-日),是一名英国独立女传教士,被称为“小妇人”。她1930年来到中国山西阳城传教并从事慈善活动,后加入中国籍。在中国经历了抗战,带领100余名孤儿转移。1970年病逝于台湾,她在中国传教的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六福客栈》在西方广为人知。成为传教士 格蕾蒂斯·艾伟德,女,日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父亲是一名邮差。因为家境清寒,没有机会上高中,而是作为侍女,去照顾年迈作家扬何斯本爵士夫妇。侍女,在伦敦又被称为“客厅女仆”,在中国叫保姆。从这个女子的情况看,她不能代表英国人,英国人在我们印象里,身材牛高马大,文明程度很高,而她个子只有4英尺10英寸(1.45米),体重仅仅七八十斤,显然发育不良,瘦得像一根牙签,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受教育的程度也很有限。她留给熟识她的人的印象是——“不起眼、缺少教育、普普通通”(《艾伟德与内地会》)然而,历史证明她的内在品质却异常超人。她在27岁信仰基督教后,首先申请参加内地会,对方因她缺乏正式教育履历而拒之。——内地会为英国医生戴德生(年)于1865年创办,专门负责对华传教,是当时最大的同类的组织。后来,她参加了神学培训班,因为年龄偏大、成绩也不理想,还是被淘汰。于是,她继续做女佣。一边生存,一边攒钱。1930年初,她又靠近卫理公会。在一次聚会中,她听说在中国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已经73岁,想退休,但没有人肯去接替她。艾伟德听了立即写信给她,希望接替她。几个月后,珍妮回信欢迎她前来,并告诉她,只要到达中国天津,会有人去接她到阳城她呆的地方。 编辑本段艰难中国行 1930年10月,正是带着宣教的目的,艾伟德这个28岁的英国女子来到中国。经过简单筹备,她从打工获得的积蓄中购买了一张从伦敦到荷兰的船票。启程那天是10月18日,她带著两个箱子(一个箱子里放着一本圣经和衣物,另一个是食物和煮饭的酒精炉),还有作女佣赚得的全部积蓄——2英镑9便士。送行的是父母和姐姐葳兰(Violet),她们送她从港口乘船到荷兰海牙。而后她告别亲人,单独乘上了开往俄国的列车。欧洲人到中国,当时最好的路线是选择坐船到天津,但是费用要比陆路贵两倍。为了省钱,艾伟德选择了铁路。她的旅行路线是:沿铁路东行,穿越东欧,经过西伯利亚后,进入中国,再转中东铁路南下,由大连乘船到天津。结果呢,这一旅程很不顺利。本来她是计划直达中国东北的,但事与愿违,火车被迫转道莫斯科后,才在辽阔的西伯利亚荒原上旅行。一天夜里,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原来这列三等车只载劳改犯到当地,要继续东走,必须自带行李,翻山越岭地步行到下一站,一个叫赤塔(Chita)的地方。这是西伯利亚旷野中一个荒凉的镇。艾伟德摊过冰雪覆盖的荒漠,抵达赤塔时,发现车站到处是荷枪戒备的军人,还能听到稀疏的枪声。地方官员在检查了她的护照后,不准她上车,她不会俄语,只能打手势,对方用生硬的语言答复说:到中国东北的旅客不能前行,哪儿来哪儿去。——后来她才知晓苏联与日军对峙,中国满洲铁路又在日本控制下,所以苏联的列车无法直达。她被迫留在当地的旅馆里。在旅馆里,一个懂英语的妇女,在仔细看过她的护照后,为她解了迷。她指着护照的工作栏说:问题出在这里。原来“宣教士(missionary)”被误写成“机械师(machinist)”。由于当时苏联非常需要机械师,所以当地官员就粗暴地把她强行扣留了。艾伟德恍然大悟。那个妇人警告她要赶快逃走,否则会被强留在西伯利亚。艾伟德双手一摊,面露难色,她说她连一句俄语也不会讲,怎样能离开这寒冷的大西伯利亚呢?那个妇人说会有人帮助她,说:“今晚有人会去敲你的门,你就跟着他走,坐火车到海参威,回头有人会安排。”面对这个神秘妇人,艾伟德她无法判断真伪,只能是半信半疑。之前,她遇过一事,一名地方官员在为她办交涉时,突然欲奸污她。因此,苏联留给她的印象很恶劣。当晚,果真有个男人来接她,她就跟着他,上了火车。经过长时间行驶,火车抵达苏联的最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威),一个美丽的小城。下车后已是黑夜,旅资已经所剩无几。她结识了车站附近一名妇女,央求她找人乘夜带她去码头。对方帮助了她。她终于登上一艘停泊在港湾里的日本商船,船长被其精神所感动,答应免费载她去日本神户。几天后,她又乘船辗转到达中国天津。等艾伟德弃船踏上中国大陆后,已身无分文。一个人力车夫为了拉生意,坚持要她上车,她准备将自己那条又脏又旧的领巾拿来抵账。当洋车停泊在一个大门前时,她看到一个英文牌子,上有“天津宣教中心”的字样时,她异常惊喜 ,不禁长舒了一口气。从伦敦到中国,超过1万公里,一趟多么艰辛的行程呵。她终于完成了。 编辑本段创建八福客栈 艾伟德在天津休整小住了几个月。其间,靠着宣教中心,她找到了内地会差会办事处。她熟悉了有关阳城的情况,知晓从天津到那里,少说也有1700里啊,还有翻越高峻的太行山脉。1931年春,一个路姓的基督徒商人要去山西晋城,答应带艾伟德前去。于是,她们先乘火车穿越华北平原后,又换乘长途汽车抵达豫西北重镇焦作,而后开始北上太行山。汽车在崎岖狭窄的山间小路颠簸数小时之后,终于穿越太行天险,行进于山洼之中。艾伟德到达晋城后,暂住于内地会宣教站,对于她这等于找到了组织。在宣教站,一位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接待了她,她就是司米德夫人。司米德夫人的丈夫曾经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宣教士司米德,年轻时号称“剑桥七子”之一,后长期在晋东南泽、潞两地传教,且很会经商。这剑桥七子中,有三人在山西。可惜因为先她去世,其夫人也就成了寡妇。她曾多次向英国总教会申请,要求派人来阳城接替珍妮,现在终于遂了愿。对于远道而来的艾伟德,她非常欢迎,向她介绍山西及本地情况,指出注意事项,她告诫她,西式的装束在此已不适宜,遂帮她预备了高领的中国旗袍和行装。一个月来,艾伟德第一次体尝到了温暖。休息几日之后,艾伟德在同道的引领下,乘坐骡车、抬轿,在山路上行走两天后,终于到达了命运安排的圣地— 阳城。——70年后,泽州到阳城仅仅需半小时。阳城是座山中小城。教会的条件比艾伟德预想的还要差。教堂租住着一处民房,位于县城东门外的大道上,运货的骡队从这里来来往往。珍妮居住在教堂南面的一个大院里,大院座东朝西,占地百余平方米,里面还雇有一个当地厨子老杨。让她吃惊的是,房子不算小,里面堆着成堆的脏物,工人们正在清扫修建,仅有一个房间比较整洁。 73岁的珍妮在中国居住了已经50年,从风华正茂已到风烛残年。但她的口音仍带有浓重的苏格兰味,有时候搀杂的中国土语,让人觉出她在中国久居的印记。由于长期独处,她的性情有些怪癖。但见到她时,目光里射出兴奋的光芒,她拉着新人介绍说,这是新租下的房子,当地人说这里“闹过鬼”,没人敢住,所以租金特别低廉,每年仅1英镑。她们相视一笑。对于这两个西方信徒,闹鬼有些滑稽,她们不信那个。面对这样一个落脚地,艾伟德有些恍若隔世之感,但经历漫长的旅行后,也顿觉轻松下来。对于做过女佣的她,整理清洁是看家本领。她立刻投入了建设家园的劳动之中,几天后,全部房间已经整理得一尘不染了。在阳城,她或者与珍妮办了两件事。一是协作珍妮,借闲置的院落开一间客栈,接待往来骡夫住宿,叫“八福客栈”。二是在1936年,艾伟德加入中国籍。这在西方传教士里是第一人。面对空旷的院落,珍妮早有想法,她向她透露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借这个闲置的院落开一间客栈,接待骡夫住宿,厨子老杨正好可以给他们供应饮食。这样做,既可以向当地人传福音,还能筹措传教经费。艾伟德连连称好,说正好可以把福音传播到四方,而后珍妮透露,准备将客栈取名八福客栈。“八福”? 艾伟德明白其用意,八福与圣经里耶稣的《登山宝训》有关,原文有“八福”训导。这就是后来轰动西方的八福客栈(The Inn of Eight Happinesses)。
当年阳城教堂旧址客栈办起来了,让她们发愁的是无人住宿,生意惨淡。——她们分析中西方还存在巨大的文化隔膜,当地人对她们这些外来者不理解甚至仇视,这种隔阂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当面就喊她们“洋鬼子”,怎么肯来与她们交往呢。怎么办呢?珍妮想出一个办法:让年轻的艾伟德站在门口,看到经过的骡队,就想方设法把他们拉进来。艾伟德勉为其难去做了,但能否胜任她也没有信心。起初她是好话说尽,加上语言不通,累得口干舌燥,但收效甚微。骡夫们嘲笑着路边的她,吐着秽语,摔着鞭子扬长而去。这颇让她感到难堪。渐渐的,偶尔也有骡夫下车来看,当看到客店整洁、饮食可口,而且收费便宜时,就动心了。当偶有人住宿后,她们竭诚招待,年老的珍妮也是出出进进,忙上忙下;艾伟德则是里外关照,试着与他们学习本地方言。她们想出的一个办法是——晚上给旅客讲圣经故事听。骡夫们也不关心细节,只是将其当成开心有趣的神话故事。就这样,随着天长日久,客栈人气愈来愈旺,生意愈来愈好。过了一段,客栈常常爆满了,连骡棚里也是骡子满员。然而,此事出现就出现了,后来反而习以为常。这就是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其中的奥妙不得而知。过了一段,住宿的这些山野骡夫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吸食烟酒、高声喧哗,不再说脏话,哼唱黄色小调,而是学唱西方圣歌。文明的氛围弥漫于这座山地小城之中。就这样,后来国际上颇为有名的“八福客栈”在阳城出现了。艾伟德用此来收留孤儿,救护伤员。1958年,那部好莱坞影片就以此为片名。稍有区别的是,《八福客栈》改为《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国际上颇为有名。
反抗日军 艾伟德来到阳城一年多后,即1932年11月某日,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珍妮·劳生的死亡。具体细节不详,我看到的记载有两个版本,一是“使气外出,意外受伤死亡”;二是传教时,从楼梯上失足,三天后不治而亡。总之,珍妮·劳生都是死于意外。这样,29岁的艾伟德成为八福客栈的新掌门。老杨仍在她身边服务。她的管理水平也在练习中得到提高,中国话也基本能够运用了。这时,泽州的司米德夫人看到艾伟德的孤独,差派一名中国助手自带工资前来帮忙。由于艾伟德的勤勉和得人心,她影响力在增大。有一天,连县长都光临八福客栈了——这位县长叫什么呢?不得而知,只知他打算在当地推行“天足运动”(解放妇女的缠脚),他准备委托她做一件事——代表政府挨户宣传检查,以正风气。艾伟德经过考虑,答应替政府做事。而后,她以官使身份,周游各村镇间,帮助妇女放脚,借机传播西方文化。县长还发给她薪水,提供出行用的骡子,并派两名卫兵保护。这样一宣传,阳城一带都知晓来了个矮个子的英国女人。后来,就连附近的典狱官都来找她。原来是监狱突发暴动,形势极为紧张,双方僵持不下。狱方想出一招,请她以精神领袖的身份,来平息对峙。艾伟德就以“人道身份”请出暴动领袖,要求他交出武器,并保证不再加罪。这样,监狱骚乱就平息了。艾伟德还乐衷于收养孤儿,从事慈善事业。最早一次,她在阳城街上走路时,看见路边有个妇人,要出卖一个病弱的小女孩,标价两个银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艾伟德把身上仅有的九角钱掏给了妇人,而后领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到了八福客栈。此后小女孩被称作“九毛”,学名叫“美恩”——九毛钱就能买一个女孩,今天你不可想象,这里面隐藏着多么巨大的人性灾难呵!美恩就逐渐成为艾伟德的助手。在美恩建议下,艾伟德又收留了一个8岁男孩,特起名“少少”。接着,她收养了第三个孤儿,为之取名“宝宝”。收养的第四个女孩是8岁的“兰香”。而后,她收留的儿童、难民愈来愈多。后来,她计划建立一个饥民收容站。 1938年春,中日战争爆发几个月后,战争也从华北平原蔓延到了僻远的山区阳城。不幸的是,一天下午,两架日机轰炸了县城,投弹24枚,其中一颗炸弹竟然炸中了城边的八福客栈。正在房间中祈祷和平的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一下失去了知觉;幸运的是,等她被救出时,仅仅受了点轻伤,其他人则安然无恙。——这日本飞机如果有制导炸弹,大概不会轻易轰炸大英帝国的宣教站吧?随后有信息传来,日军马上就要占领阳城了。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为了避开战火,艾伟德带着几位孤儿和几名基督徒,转移到了到山区的北柴庄。她利用一孔窑洞,及仅有的几样急救药品,建立了一个临时“医院”,连续不断地救治军民中的伤患者。等到日军离去,她和难民们才又回到小城。艾伟德的这种西方救助精神深深感染了当地的官民。在场的中国人对她及属下有了更深的理解,连县长也用宴席款待这位35岁的英国女士。他请她坐在首位,并当着同席的人,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我要作一个基督徒。”艾伟德马上恭喜他。 1939年2月,艾伟德听说日军主力已经暂时撤离泽州,回到大城市过冬去了。她专程跋涉到泽州去看望内地会的同工们。此时,司米德夫人已经离世,戴维斯(David & Jean Davis)夫妇负责宣教站工作。身处战乱时期,他们得以相见,相互间欢喜异常。但一件突发事件却使她蒙上了阴影。一天夜里,几名醉酒的留守日本兵,闯进宣教站,在那里狂喊乱叫撒酒疯。艾伟德去交涉时,不想头部被一日兵用枪托重重击中,当场就昏倒在地。半天后才醒来。——这是日军对她的第二次伤害。不久,戴维斯送两位年长的宣教士走了,他们要从烟台坐船回英国,这样艾伟德就暂时代为看守宣教站。几天后,卫立煌将军的国军进城希望借住,艾伟德以“中立”为由拒绝。当时,教会的政策是严守中立。前来拜访的是一名情报军官,叫林南(译名)。这位上校谈吐文雅有礼,给艾伟德留下了良好印象——大概这就是后来影视所演绎的一段恋晴吧?他们在一起谈论善恶,林南指出日军是恶的象征,而中国的抵抗是“义战”,劝她助善拒恶。艾伟德也受到触动,饶有兴趣地同他谈论,两人还多次在泽州城的街道上高谈阔论。还有一个人让她改变了中立立场,这就是欧洲人雷将军(General Ley)。她在深入山地时遇到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游击领袖,让她惊讶的是,雷将军原是天主教神甫,而现在却持枪成为抗日英雄。——种种迹象表明,这位雷将军就是比利时人雷鸣远Vincent Lebbe (),天主教传教士,1901年来华,曾创办《益世报》,1928年,雷鸣远加入中国籍,1933年热河发生长城抗战,他带领教徒前去抢救伤兵,抗战爆发后,雷鸣远极力主张抗日,率领教友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雷将军的经历让她受到了触动——他能这样,我为何不能呢?暂住泽州期间,艾伟德接受了美国《时代》(Time)杂志记者的访问。《时代》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路思义的儿子,有宗教背景,他支持同情中国政府的抗日行动。放下戒律的艾伟德用英语回答说: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她憎恨日军暴行。除了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外,她还把所知的日军情报秘密传递给国军,她说她是中国人,虽然鼻子高,但心是中国人的,不能无视日军暴行。——这些经历,在过去的地方史料里你很难看到。这个大胆的举动改变了她的命运,也成就了她的辉煌。本来,在泽州看守阶段,她的一个任务是救助战争难民和孤儿。她们收容有200余名孤儿,1000余名难民。之前的1940年初,出于安全考虑,她派她的临时助理晋本光(),率领100余名孤儿转移到了西安,那里有她们的救助站。剩下的近100名孤儿,艾伟德建议将他们迁往阳城山区。回来的戴维斯表示同意。此时,艾维德本打算暂留泽州,继续照顾宣教站的难民。但一个不好的消息让她改变了主意。正在进行春季“扫荡”的日军再次迫近泽州,路程仅有一天。情报员手里拿的一张告示让她震惊,上面用汉文、英语写着: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赏金100美元艾伟德知道她及宣教站已处在日军的重点打击范围之内,不禁有些紧张。在权衡一番利弊后,艾伟德当天就带100名孤儿逃往了阳城。在路上,遭到日军飞机的低空扫射,她觉得肩头上被猛击一拳,摔下马来,后来发现是受了枪伤。她作了简易包扎后,逃回阳城。她与属下简单分析了敌情,感到形势万分严峻。面对日军的逼迫这样残酷的现实,艾伟德深感她本人无法在晋东南立足,只能远走陕西关中,那里有她们的基地;回头,她又舍不得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危急时刻,她不得不做出决策:带领这些孤儿出阳城,出晋东南,于是就有了那场举世瞩目的大迁移。 编辑本段千里大迁徙 从这里到西安大约需走480公里山路。行前她去向县长告别。县长见无法阻止,就关切说:路上要有足够的口粮呵。我派几个人,扛上几袋小米,送你们一程;但只能到黄河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独自支撑了。艾伟德表示感谢。临别时,县长说:“以后,我只有为你祷告了。” 艾伟德说:“我也为你祷告。” 很快,这支特殊的队伍行进于中条山中了。队伍是这样布置的——前后由成年人压阵,小孩子们互相搀扶着,最小的孩子,由几个成人用箩筐担着,而38岁的艾伟德前后视察着,还不停地抱着疲累的孩子赶路。县长委派的几个人,扛着几袋小米,目标是将她们送到黄河边。为了避开日军,她们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当地人带领下在崇山峻岭间踽踽而行。疲倦了就集体休息,饿了就从骡子上取下些小米熬粥,晚上就地宿营。经常有小孩子哭着要撒尿,行路就得时断时续;经常有孩子的鞋磨破了,脚也磨肿了,行走艰难,哭着喊着,又现出无助。看上去,他们的衣服破烂,就像一群小叫化子。只有一次,他们遇到了一支几十人的国军游击队,他们留给孩子们一些食物,这让他们欢喜了好久。一路上,她们没有遇到追兵,但感觉日军无处不在,因而不敢有一丝懈怠。常常连疲累也忘记了。
反映这段经历的电影剧照他们在艰难地登上一座高山后,前面的孩子开始欢呼雀跃起来,连连呼喊:“黄河!黄河!”对于这些山中的孩子,她们都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的河流啊。艾伟德赶过来一看,果然是黄河。从阳城到黄河岸边,骡子走需要5天的路,而领着这些幼儿竟然走了12天,总算是蒙神的佑护。她们在休息一番后,又兴奋地往山下走,又是好长时间,她们才抵近那条著名的大河。此时,送行的几个人告别之后,就留下一匹拉粮食的骡子返回去了。在河边,艾伟德集合起队伍来,鼓动说,过了黄河,就能坐火车到达西安,很快就会安全了。想到就要坐火车了,孩子们异常兴奋,发出了欢呼声。他们长期生活在山里面,甭说无人坐过火车,就是见都没见过。然而,宽阔的黄河横在眼前,却没有一只渡船。如何能够渡过呢?艾伟德不禁焦虑万分,只能不住地祈祷。足足等待了三天,孩子们望眼欲穿,粮食也接近告馨。就在第四天,从河南岸划来一只木船,而后下来几名国军士兵——他们观察这些小难民,已经有好几天了。在没有发现危险后,才过来帮忙。等到接洽后,只见一名少尉,从包里取出一面大镜子,借着阳光向对岸闪照了几下;对面也用相同方式回应。很快,就有一艘较大的木壳渡船驶来。此刻,孩子们开始叫嚷、欢呼起来,而艾伟德此刻连欢呼的劲也没了。借助这艘大木壳船,这百十人分三次渡过了几百米宽的黄河,等到艾伟德最后一批上岸,她才如释重负,她知晓这里是国军一战区的防区,现在已经脱离险境了。经当地军人的帮忙,孩子们在豫西搭上了运货的火车,可以由陇海线(大概走的是靠“庚子赔款”新修的灵潼线)直抵大后方西安。因为是第一次坐火车,所以孩子们都十分兴奋,竟然忘记了疲劳和恐惧。火车走走停停,速度很慢,时常,他们也根据火车的节奏下车去难民救济站吃饭。在挨近中条山脉的一个小村边,他们遇到了麻烦——因为桥梁被炸毁,火车不能再前进了。西去西安的路,只能是继续徒步。让艾伟德愁烦的是,眼前的路需要像古代士兵那样攀越崤山小径,才可以到达潼关。而这条传说中的山径,队伍中无人清楚,打听一番当地人,结果连当地乡民都没走过。她从地图上发现,这崤山高山绝谷,自古以险峻闻名,历来是陕西关中至河南中原的天然屏障,也是黄河与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岭。这么大个山体,谁又能说清楚呢?!无奈之下,她只能凭靠信心,选择往前走。可是,走了没有多久,孩子们望着无穷无尽的山峦已经失去信心了。半个月的行军,他们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许多孩子累得哭着坐在地上不走了。——艾伟德预感他们遇到了出太行最大的困难。望着瘫软的孩子们,艾伟德心力交瘁,也想躺在路边不想管了。同行的仅有几个成年人,他们一手也救不了几人。她不禁哭了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哭。于是,哭声震天,哭过后,还得挣扎着往前走。她坚持的底线是:“一个也不能掉队!”在最困难的时刻,她唯一的希望是借助于信仰的力量。在困境之中,眼前的山势渐渐开朗起来,终于,发现前边有大片密集的房屋建筑,有人惊呼:潼关!艾伟德对照地图,确认肯定后,说:我们有救了!潼关是陕西东大门,就在黄河拐弯处,距离西安至少有135公里。抵达这里,这标志着他们已经徒步穿越崤山之险。在那里,他们再次扒上了运煤的火车。中间又转乘几辆客车,抵达了西安。在宋美龄创办的一所孤儿院,艾伟德把孩子们集合起来点名,最后结果发现100个孩子一个都不少时,突然就昏过去了。等她醒来,发现躺在西安浸会的医院里,医生告诉她:你脑部受伤,患有肺炎,还得了伤寒,肩上还有一颗子弹。又发着高烧,加上营养不良,你的病情很重。她喃喃地呼唤:“我的孩子们在哪里?……我有一百个孩子。”直到听到安慰,她才放下心来。 编辑本段留在中国 艾伟德在医院里治疗了一年才出院,而那 100个孩子已去了陕西扶风,那里是最终的目的地。而后,艾伟德在兰州和成都,帮助救助贫困人和麻疯病人,一直到1948年冬,艾伟德的身体又快累垮了。司陶卫医生劝她回英国休养。1949年春,47岁的艾伟德终于回到了阔别18年了的英国。令人惊讶的是,父母和兄姐都还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了重逢的天伦之乐。但想到内战中的中国,她时常为这个她的新国家而忧伤,此时,她从灵魂深处早已离不开这个多难的东方古家。这时,伦敦记者瑞德悟(Hugh Redwood)闻讯后为艾伟德写了一篇专访,从此艾伟德被国际社会发现;英国广播电台(BBC)的记者柏格斯(Alan Burgess)读后又来访问她,写了一本《小妇人》(The Small Woman)。此书出版后,很畅销,电台还将之改编成广播剧。1957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同她签约,把她在阳城的经历拍成了电影《六福客栈》,大明星英格丽·褒曼在片中那光彩照人的演绎,使这个小妇人在欧美国家的民众中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
艾伟德在英国修养一段后,一直想重回中国——中国成了她的祖国,英国反而让她找不见感觉了。但出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新中国不允许外籍传教士进入中国,1957年,55岁的艾伟德在中国的南部沿海兜了一个圈子后,入境无望,只好进入香港,在她看来,进入英控的香港也就是踏上了中国土地。当她再度想法回到大陆未成后,就找到了她收养过的一个孤儿,在香港救助大陆难民。因为中国护照在香港的居留签证期限已到,她决定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在她坐船离开香港时,遥望着大陆,禁不住泪流满面,感情难以抑制。 1957年艾伟德赴台后,成立了“艾伟德孤儿院”,1959年,美国展望会邀请她到美国作旅行布道。美国听众这才惊奇地发现,她不是电影中那个长身玉立的美丽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苍老的小妇人。接着她又受邀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巡回布道,然后回到英国。英国广播电台(BBC)的电视节目再次报道她,坎特伯里大主教接见她。伊莉莎白女王也邀她去白金汗宫访问,并筹集资金帮助台湾孤儿。
1970年元旦,艾伟患了感冒,却仍然出席妇女祷告会,回到孤儿院后就一病不去。医生诊断是流感转为肺炎。两天后,艾伟德去世。她的死,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但却不为大陆所知。但这不影响她成为20世纪人类值得深刻铭记的历史人物。如今,她的墓在台北县淡水镇“Christ's College”的校园内。碑文有蒋介石手书“弘道遗爱”。根据她的遗愿,她的头朝大陆,表达了这个英国人对那片土地的眷恋。
叶绮(.5.10),日本名叫野崎绫子。中国籍日本人,1934年5岁的时候随父母来到了中国,先后在大连、北京、吉林等城市度过了童年。1942年小学毕业进入北京日本第二女子学校学习,日本战败投降后。在吉林人民日报社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她接触了大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留在中国,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46年1月,叶绮参加了八路军第24旅,在司令部卫生所当护士,1955年,叶绮加入了中国国籍。叶绮以自己精湛的医术、高度的责任心和工作中的杰出表现,多次获得卫生部的各种奖励,国务院授与她医学特殊贡献证书。日本天皇先后授予她皇室大号银杯和宝冠勋章。 生平介绍 1934年5岁的时候随父母来到了中国,先后在大连、北京、吉林等城市度过了童年。当1942年她小学毕业,进入北京日本第二女子学校学习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她开始与同学们讨论人生的价值观,她得出结论:人应该为更高的理想而生活。她决定毕生追求真理。看到日本宪兵蛮横地对待中国老百姓,看到中国人民对日本军队如此强烈的深仇大恨,她心里充满疑惑:日本军队究竟到中国干什么来了。日本战败投降了,野崎绫子感到茫然,也感到羞愧。在吉林人民日报社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她接触了大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她回忆说:“开始我读不懂这些深奥的书,不过常听他们讲日本军国主义为什么发动战争,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组织人民奋起反抗,觉得挺新鲜的。”“……当知道战败的时候,在一瞬间掠过我的脑海的是,我们被骗了。其后,当我明白了战争的真相后,我认识到日本的必然失败就是因为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战败改变了很多日本人的命运,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决定留在中国,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于是她把名字改为“叶绮”,一方面,“叶绮”与“野崎”同音,同时,又取“叶”子美丽、纯朴之义。 1946年1月,叶绮参加了八路军第24旅,在司令部卫生所当护士,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她没有忘记,是中国战友们在敌人的飞机扫射下,把她保护起来;是中国战友在她受伤后,从江水中把她救起来,用担架抬着她跟上前进的大部队;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找到一壶水,也先给叶绮喝。叶绮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她说:“是战友把我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没有他们的这种国际主义,我可能早就死去了。” 叶绮在生与死的考验中成长起来。在战斗中,她将生死置之度外,全力抢救伤员。药品缺乏,医院只好用自制的葡萄糖和生理盐水,为了保证用药安全,叶绮先在自己身上注射;甚至就连日本军队遗留的鼠疫疫苗,她都是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确认无不良反应后再给伤员使用。 1955年,叶绮加入了中国国籍。她说:“我留在中国不是以客人的身份留下来……而是要用我的知识报答养育我的人们。” 叶绮实践了自己的诺言,1965年东北辽阳地区发特大洪水,叶绮参加了巡回医疗队,并担任队长,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她与老乡同吃住,建立了8个医疗点,诊治患者近万人。她去10多公里外的地方抢救危重病人,途中经过一条洪水滔滔的大河,叶绮毫不犹豫地与同事们跳到齐腰深的洪水中,手挽手冲过激流。当她们赶到病人家里时,病人的家属热泪盈眶,连叫“救命恩人”。 1972年,日本日中友好访华代表团团长藤田茂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还向他介绍叶绮的情况说:叶绮在鞍山工作,她已经结婚,有一个女儿,她的爱人也是一个医生……叶绮的工作非常出色……颇受当地人民的拥护与爱戴。是个著名的医生。正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叶绮于1975年带着女儿第一次回日本探亲。 1983年,日本尼崎市政府友好代表团团员赤田青治在鞍山火车站突发心脏病,叶绮立即将车站贵宾室作为病房,进行紧急抢救12小时,终于使赤田转危为安,并亲自护送赤田回到日本。 1985年叶绮调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工作,无论是平民还是高官,无论是日本友人还是世界各国朋友,叶绮在医院的每一天,都一样为病人操劳,奉献着她的医术、她的智慧和她的心血。她说:“我在救治病人的时候从来没有放弃希望。” 1991年,77岁的日中两国合作访华团团长北原安定发生心梗,得到叶绮的及时救治,挽救了生命。 1996年,日中邦交25周年纪念访华团团长真山美保突发高烧,叶绮半夜出诊,彻夜治疗,使其第二天退烧,保证了与周总理会见的顺利进行。叶绮以自己精湛的医术、高度的责任心和工作中的杰出表现,多次获得卫生部的各种奖励,国务院授与她医学特殊贡献证书。日本天皇先后授予她皇室大号银杯和宝冠勋章。 后人评价 叶绮是中国籍日本人,她16岁时自愿投身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此后长达60年的漫长岁月中,她把自己完全融化到中国和中国人民中间,把自己的一生完全贡献给了中国和中国人民。作为一名出色的医生,她以高度的责任心,为无数的患者解除了病痛,医术高超而不自傲;作为一个中国籍日本人,她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交流,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荣誉显赫而不自矜。数十年来,叶绮始终如一地、实实在在地作着一个普遍的中国人,并把作一个中国人的信念贯穿到日常的工作与生活的具体行动当中,未曾有丝毫懈怠。她与中国人民一起经历了革命中的艰难困苦,一起体验了前进中的辛酸苦涩,一起为新中国的成长和发展欢欣鼓舞,她的脉搏与中国人民一起跳动着。她说:“生我的是日本,养我的是中国,我是有两个祖国的人,我是中国人民培养大的,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人生,因此,我感到我的一生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叶绮大夫的精神、叶绮大夫的人格、叶绮大夫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人们都将不会忘记。
马海德(阿拉伯语:جورج شفيق حاتم,日-日),中国籍黎巴嫩阿拉伯裔美国人,医生,祖籍Matn District。 生平 马海德出生于纽约州布法罗的一个黎巴嫩移民家庭,1927年考入北卡罗来纳大学读医学预科,1929年考入贝鲁特美国大学医学专业,1931年毕业。 1933年,马海德前来中国,在上海广慈医院和来斯特医院工作。1936年,马海德在宋庆龄的介绍下,同埃德加·斯诺前往陕甘宁边区采访中国共产党总部,后为中共事迹感动,决定留在陕北。1937年,他改用马海德为自己的名字,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陕甘宁边区卫生部顾问。 抗日战争期间,马海德参与筹建八路军医院。1940年与延安鲁艺女学员周苏菲结婚。从1942年开始,马调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兼任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提出加入中国国籍,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马成为第一个获得中国国籍的外籍人士。此后,马海德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性病和麻风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1988年,马在北京病逝。
司马文(荷兰语:Paulus Johannes "Paul" Zimmerman,日-),荷兰裔香港人,于荷兰出生,自1984年定居香港,1984年于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后于香港大学修读交通政策及规划硕士。创建香港行政总裁及捷成旅游董事,香港公民党前成员及公共专业联盟成员。曾代表公民党参加多次选举,于2010年南区区议会薄扶林选区补选中当选,并于2011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成功连任区议员。司马文在2011年11月向入境处申请加入中国籍,参选超级区议会议席,直至2012年7月批准入籍,但在未取得足够提名下未能参选。日与第二任太太Jannie结婚,Jannie为香港华人,现育有两子一女,其中两子为第一段婚姻所生。
沙博理(Sidney Shapiro,日-),翻译家,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出生于美国纽约,其中文名取“博学明理”之意。 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毕业后任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美国陆军服役,成为一名高射炮士兵。美国由于时局的需要,决定培养一批军人学习世界语言,沙博理被派去学中文和中国的历史文化。退伍后沙博理利用退伍津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后转到耶鲁大学继续学习。 1947年他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加入中国大陆外文出版社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翻译了一系列文学作品。 1948年与中国女作家凤子结为夫妇。 1952年起在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从事翻译工作。 1963年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1972年到人民画报社任英文改稿专家。先后翻译出版《新儿女英雄传》、《家》、《春蚕》、《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创业史》、《水浒传》、《我的父亲***》等作品。著有《我的中国》、《四川的经济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中国的犹太人》、《马海德传》等。沙博理曾先后担任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松本米子(1905年-日),生于日本仙台。她是中国数学家苏步青的妻子,为苏步青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松本教授之女。1931年,随苏步青来到中国杭州。松本米子在1953年入中国国籍,改名苏松本,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日本人。日,苏松本在上海病逝。
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James George Veneris,1922年-2004年),美国军人(军号RA),日在朝鲜战争中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后拒绝返回美国,定居中国并加入中国国籍,人称“老温”。温纳瑞斯在战俘营中曾担任战俘营营际奥运会委员[1]。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他同另外20名美国士兵和1名英国士兵选择前往中国定居。到中国以后,他被分配到山东济南造纸四厂工作。 1963年,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66年毕业后回到了济南。在文革中他一度遭到冲击,但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得以幸免。他在中国共结过3次婚,生有四男二女,其中最小的女儿和最小的儿子回到了美国。他本人曾经于1976年和1990年左右两次赴美国探亲。老温退休后,在山东大学教授英语。晚年老温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未能如愿,他于2004年去世。
嵯峨浩(日-日),日本人,1961年加入中国国籍,丈夫溥杰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同母弟。父亲嵯峨实胜是日本的一个侯爵,其家族嵯峨家是正亲町三条家的改称,源自藤原北家闲院流三条家,属于日本公卿家格里的大臣家。毕业于女子学习院高等科。 1936年,女子学习院高等科毕业。 1937年,由关东军提议与当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住在千叶县的中国清朝皇帝直系亲属爱新觉罗·溥杰结婚。1938年,长女慧生诞生。 1940年,次女嫮生诞生。 1944年,溥杰被送到到日本陆军大学校,因此一起回到东京一年。之后回到满州。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满洲国瓦解,浩打算由陆路经朝鲜,再转海路回到日本。但是逃亡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抓到,送往上海。后由上海回到日本。之后以书法老师作为她的工作。 1960年,爱新觉罗·溥杰获释放后,浩前往北京与溥杰在北京居住。 1961年,嵯峨浩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1987年晚年,她长年以来因肾脏疾病缠身,最后于日病逝于北京。享寿七十三岁。著有《流离的王妃》,1984年出版,颇受社会大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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