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类是善于回忆和记录的高级生命体。正是这些回忆和记录联结成了我们人类代代相传的纽带。在这根纽带上，积累下了我们人类有价值的感觉、情感、经验和思想。也正是凭借着这根纽带中的某一节（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庶几可以告慰先人、亲友和所有关心我们的人，并启发来者，包括我们自己的子女。而这也正是我们人类不断地在进行回忆和记录的理由吧。
一、我的幼年
“生于忧患”这四个字很符合我童年的情景。
我的父亲十六岁那年从乡下来到上海，在一家小厂当学徒。我母亲在上海打工时的年龄更小，只有十一岁，只能算童工。我不知道是谁在撮合，使他们最终成了夫妻，又是哪年哪月成的亲？我也从未看到过父母结婚时的合影。直到今天，我都不敢去问仍然健在的老父亲（母亲已於前些年仙逝，享年八十四岁），有关他和母亲年轻时代的浪漫故事（想必也会有一种浪漫吧）。我只知道，是日本鬼子占领了上海，才迫使我父母――一对年轻的夫妇匆匆地逃离了上海，又回到了我祖父、母的家――武进县魏村乡陈家滩。陈家滩是安在扬子江围堤内的一个小村庄，周围都是大小水渠，江水暴涨时，大小水渠供泄洪之用。在我的记忆中，遇到大洪水时，连房屋、村庄都会被淹没。所以，我的老家不仅是贫穷，而且很可能是从外乡搬到此地来落户的，否则怎么会在扬子江的滩头上安家呢？但我至今未去查阅过家谱、族谱之类，关于家族的来龙去脉，只得暂付阙如。
我祖父、母一家住的是几间茅草房，还是泥坯墙。祖父是裁缝，家里没什么地。我父母逃回老家后，住在前屋，里外有两间。他们一边是捕鱼捉虾，一边是替地主家做长工或短工度日。生活自然清苦，有时上顿不接下顿。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母亲生下了我。我是属羊的，生日是在初夏。据说属羊的命苦，可我是夏天里的羊，应说有足够的青草吃，总不致于老挨饿吧？可草再多，也得走出去，到处去找寻，否则还是要饿肚子的。属相的寓言几乎就是我大半辈子命运的写照。
据说我母亲的奶水不多，总吃不饱，我家人没办法，只好向地主家讨口稀饭来当奶水喂我。出生的那年秋天，父母成天在外忙碌，刚会坐了的我就被安顿在一张小板凳上，就这样任我哭，任风吹，拉了屎还会抓屎吃。母亲回来见我的身上、手上又是泪水，又是巴巴，自然也心疼，可又有什么好法子呢？第二天还不得照常出门去，我也还是照常坐到了那张小板凳上。我后来一直患有的沙眼病，就是这样落下的。
我虚岁四岁那年（1945），日本鬼子投降了。我父母便又回上海去打工。后来，据我母亲说，离开我的那天，她住到了外婆家――她要将我托给外婆抚养。清晨，当我还在睡梦中时，母亲便起身去了上海。临别时，母亲只是轻轻地亲了一下我，还怕弄醒了我。母亲离去后的那几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哭肿了眼睛是可以肯定的。
二、我的童年
从此以后，我成了外婆家的人。外婆与我相依为命十年整，成了我心目中真正的母亲。外婆的家――村前有棵大树（即是社树）的西顾村成了我心目中真正的故乡。
外婆中年失夫守寡，抚养我时五十岁还不到，却是个小脚女人。她老人家一生贫穷，一生坎坷，一生勤俭，一生向善，是我一生的导师、大恩人。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一个小脚女人的她风里来雨里去的身影；一辈子都忘不了一个小脚女人的她成天忙个不停，晚上还纺线到深夜的情景；一辈子都忘不了一个小脚女人的她在风雨天里为上了学的我送来饭菜；因为我在外玩耍或听人说书，而致于深夜不归的那些日子里，又为我守候，为我操心的无数个日日夜夜……，我一辈子都是愧欠她的！愧欠她深深母爱之情，愧欠她为我们（后来我妹妹也是由外婆抚养）操劳而落病乃至病逝的那份命账――我始终认为自己对外婆后来的中风、瘫痪、去世是负有责任的。她是我这辈子最感到愧疚和深深不安的人！
时光无法倒流，对外婆我连补偿的机会都没有。
外婆家当年就是外婆、小姨和我三个人。小姨约在四九年后去了上海，我妹妹这时候又来到了乡下。外婆独自种着外公当年买下的那块地（约有二、三亩）。种下的粮食不够吃，还要去借粮。记得一年冬天，快要过年了，家里也快没粮了，外婆便领着我去外村的富人家借粮，富人见我外婆穷，自然不会多借，所以，过年也只能是喝稀饭了。大年初一，邻居们欢天喜地，外婆和我却是蒙头睡觉。年初三以后，外婆就带着我出门干活了。家里养着羊，羊要吃草，只好出门下地去找嫩草或草根来喂。我约五岁就开始下地了。小时候，干的活主要就是拔草和割草，用竹篮子背回来喂牲口（后来外婆还养了猪）。一年到头，几乎从不间断。冬天里没有青草，就挖草根，铲草皮，拔茅针。属羊的我可没有亏待过羊，更没有少与羊打交道。羊如有知，应不负我。
记得有一天傍晚，天黑了下来，我因竹篮子里的草还不满，于是便留在地里继续拔呀拔的。外婆见我天黑不归，急得不行，便到处找，边走边大声喊着我的小名：“小心――”、“小心――”。找了好一会，才听到我的回应。这时候天已是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外婆领着我回家，心酸不已，反复地叮咛我：以后在天黑前一定要回家！
割草自也有割草的快乐。割草便可以与同村的小朋友结伴同行，说说笑笑，一乐也；割草中还可以自主地安排休息时间做游戏，二乐也；出家门不远便碰上了多草的田埂、地头，如同撞上了好运，三乐也；在草丛里摸到了野鸡蛋什么的，四乐也；肚子饭了便偷拔胡罗卜吃或偷烧些豆角、长豇豆来充饥，五乐也；遇到天热，还可以跳进池塘或小河游泳、戏水，六乐也；若是装满了一筐好草，回家后受到了外婆的几句表扬，还可以美美地吃顿晚饭，七乐也。总之，劳动者也有劳动者的乐趣。更何况还培养了勤劳的好习惯，使我一辈子都在受用。哪能说，劳动就只是吃苦呢？
苦，自然也是要吃一些的。拔草，可以拔到手指掌通红，甚至开裂；使用镰刀，一不小心，会扎到小腿或手膀子上，扎出的伤口或大或小，都会流不少血，并留下疤痕；夏天，皮肤会晒黑；冬天，要顶着西北风，踩着冻土出门。后来，年龄大一些了，还要学挑担，推独轮车等，像大人一样干活，两边的肩头会被扁担压得又红又肿，碰都不敢碰；下水田干活；蚂蝗会叮在脚和小腿上吸血；伏天下地，满头满眼汗水，双眼都难睁开；站在耙子上耙地，会被牛拉得甩在地上，痛得站不起身子；小小的年纪便干重活，影响到了正常发育，例如我的背微驼，个子也不算高（在几个兄弟中是最矮的一个）等。除了体力劳动的苦，还有挨饭，受冻，生了病就硬撑等等，留下了许多痛苦的回忆。记得有一年春天，我和外婆被饿得吃观音土充饥，吃了以后不但是肚子胀，而且连屎都拉不出来。又记得冬天穿不上棉鞋，只穿着单鞋或草鞋在冰天雪地里走，冻得脚掌裂出口子，生上了冻疮。又记得，夏天里我的头上被毒蚊子咬出了一个个的包，包又发炎，红得象一个个的熟桃子，等一个个脓包自然好了以后，便在头上留下了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疤痕，至今都还留在我的头上，成了我童年褪不掉的印记。又记得一次得了疟疾，村里没有医生，也抓不到药，只有吃些草药硬挺着，发着高烧，躺在床上，仰望着屋顶，苦等着病情的自然好转……想起那难熬的时光，真是刻骨铭心。
受了点苦，现在看来，早已不算什么，甚至还应该感谢那些难忘的岁月，难忘的体验，它是我后来能成就一点点事业的宝贵资本。
十年的乡村生活除了劳动和受些苦以外，还留下了许多的快乐和美好的回忆。例如，在秋收时节的夜晚，我可以与小朋友们一起玩捉迷藏，从这个谷堆钻到那个谷堆，跳呀，跑呀，玩得满头大汗，精疲力竭。又如冬日农闲的夜晚，我从前村跑到后村的一个会说书的农民家中，听他说《西游记》、《封神榜》，听得似懂非懂，却也十分入迷。他天天说，我便天天去。有时天黑，回家的路上踩上了狗屎、牛粪什么的，还要被外婆骂上几句，也照常去听书不误。不知不觉中，便培养了我的文学爱好。又如，冬闲时节学着做风筝，还拿到地里去试放。为了让风筝能飞上天，便满地里牵着风筝奔跑。此情此景，如今回忆起来，都能令我感到好一阵子的开心。又如逢年过节，遇上好一点年景，便有新衣服穿，还有好吃的，如年糕、肉包、红枣、花生等等，还可以看到舞龙队和唱大戏。唱大戏的戏台往往是搭在邻近的大村庄，离我们的村庄还有几里路，这对我来说却是最开心的事。吃完晚饭，刚放下碗便跟着大家走，有的乡民还提着灯笼照路。看戏时，个子矮，看不到戏台上的表演，便在台下到处钻，寻上一个最佳角度来看。戏文是听不大懂的，但已饱了眼福，尤其是那些武打场面，真是过瘾！又如在池塘或小河里戏水，也是十分开心的事。我们是水乡人，不会游泳的男人极少，因为那样容易被淹死。我四、五岁时遇到过一件事：我与另一个同年的小朋友相约，要倒着走过两个池塘间的堤坝，谁也不准看前方的路。结果走着走着，那个小朋友便掉进了池塘。我们两个都还不会游泳，怎么办？我便马上跑着去找那家的大人，找到那家的大人后便结结巴巴地说：你家的某某掉到水里去了！那家大人马上就去救出那位小朋友，还好没喝多水，很快就救过来了。那家大人连声谢我和外婆，还夸我机灵呢！八、九岁后，外婆便让大人带着我下水，教我游泳。先是抚着一块木板游，游到池塘中央，大人突然将木板抽去，让我拼命地挣扎游向岸边，扑通扑通，一阵子狗刨式，竟也游到了岸边。我就这样学会了游泳。后来，不用外婆赶，我便抽着空就下水，游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远。后来，在水里抓鱼摸蟹，便成了又一大爱好，还真抓到过鱼，摸到过大螃蟹，一旦胜利的果实到了手，心里甭提有多美！我们乡里人，不管小孩还是大人，都是光着身子下水的，现在叫裸泳。衣服、裤头便堆在岸上，这就给女孩子捉弄我们男孩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一次，我正在水里游得起劲呢，岸上的一个女孩偷走了我的衣裤，我便立马从水中央里游向岸边，还拔腿上岸去追她，满地的跑呀跑，却忘了自己是光身子的，周围的乡人见了，便一阵子哄笑。又如钓虾，当年是我最投入的一件事。先是准备好钓虾的一、二十副网具，再请外婆用面粉团做好香喷喷的小虾饵，并系在网具上，这下就可以到池塘边去放置网具了。隔上几米放一具，全部放置妥当后，要站在岸边静候一会儿，再用有钩子的长竹竿小心翼翼地挑起一具具虾网，虾网离开水面时便可见分晓，若有几只活虾在跳的话心中不免一阵狂喜，若是没有，也并不感到沮丧，又把网具放进池塘。反反复复，乐而忘返，时光也就悄悄遛走。我喜欢一清早或是在细雨霏霏的日子里钓虾。小学毕业时，我的家小姨人从上海回乡下接我进城读初中，我竟然表现出好大的不乐意，心里着实恋着我的童年小伙伴，恋着在乡下度过的日子，尤其是恋着钓虾的好时光……。
可是我拗不过家人的意愿，还是跟着家人办了调迁的户口（据说就是在迁户时，办事员把我用了六年的名字“陈小新”改成了“陈孝信”），然后搭乘小船从魏村赶往常州，又从常州乘火车来到了上海。
从此，我便永远地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武进县老家，离开了酸甜苦辣一应俱全的农家生活（后来，也只是偶尔还回去过）。
但我从来也没有忘记过自己是农家的孩子，甚至可以说是农民出身；从来也没有忘记过自己当年穿着草鞋在田埂上穿梭的模样（至今我的书斋里仍挂着一双草鞋，连书斋的名字也与草鞋有关）；从来也没有忘记过从童年起就培养起来的勤劳节俭、朴实诚恳的做人之本份。
童年生活（还有一段少年时光），是我终身受益的学校。除了学校里的那些恩师外，外婆、乡里乡亲和童年伙伴，甚至还有那些可爱的羊和猪，都可以说是我的恩师。
三、求学生涯
我前后上了二十年的学，求学生涯竟占了一生的四、五分之一时光。“文革”期间批判什么“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而我正好就是这十七年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苗子或者说接班人”。
刚解放的那年，我们乡下就办起了新学堂。校址设在一座龙王庙里，校名就叫“龙王庙小学”。校长是位自学成才的青年――徐国振。校长的耳朵虽有点聋，但却是多才多艺。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我有一次课间在菜地里小便，被乡民告到他那里，他便毫不容情地让我伸开手掌，狠狠地打了五个板子――这是我求学期间所受到的最严厉的一次惩罚，当时那种手掌火辣辣又有点麻木的感觉至今还有印象。但他又是我的启蒙老师。我至今都在心里感激他，包括他的那种严厉作风。
记得上学的第一天清晨，外婆让我吃了一碗粉丝煮鸡蛋。这是乡里人在上学前的传统做法，说是吃上了它才能保持头脑清醒，有条理，考试成绩多得一百分。接着，还要给祖宗和孔夫子磕头、作揖。其它的背书包，穿新衣服之类都记不得了。进了学校以后，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庙里虽然敲掉了一些佛像（说是破除迷信），但仍然保留有几条龙的塑像和白马之类的神物，下课后见到它们，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在龙王庙小学读的是初小。我在班上的成绩还不错，一遇上有外校的老师、领导来听课，上黑板做题或是回答问题，肯定都有我的份。我的记忆力不错，背起时事题来，常受表扬，还代表过学校参加时事题比赛。学习用功是肯定的。记得放学后的夜晚，我便钻进蚊帐，在油灯（我在乡下的那几年，乡里还没有通上电，家家户户都是点豆油灯或煤油灯，灯芯还不能太粗，所以就叫灯光如豆。我的近视眼即与此有关）下做作业，而外婆就坐在屋子里纺线线，陪我到作业做完。我睡着了，她老人家却还不停手。又记得学校安排早读，或大声念课文，或练毛笔字。天蒙蒙亮就要起身上学堂，等到太阳升高才能回家吃早饭，路上来回还有几里地。遇上刮风下雨，外婆就给我送饭菜，而我又最不愿意让小同学们见到我的外婆（她是小脚老太。总觉得有点丢人），所以接过她送来的饭菜，竟还没有好脸色给她，甚至会催促外婆赶快回家。现在想起来真是愧疚万分！
初小读完后，我因成绩优良，考进了顾村高小就读。
顾村高小离家要远些。上我们语文课的班主任老师――毕怀明，据说是外地师范学校毕业的。他懂得多，喜欢看《水浒传》等小说，看了以后就在课余时间讲给我们听，什么黑旋风李逵如何地英勇、侠义，讲得眉飞色舞。这些故事和人物便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他还喜欢带着我们去远游。第一次是登皇山。皇山是我们沃土百里的乡下唯一能见着的西边地平线上的小山头，我早就梦想着要去爬它了。这一次远游带给了我们无穷的乐趣，与老师、同学一起走远路竟能令我感到异常地兴奋。到了山脚下，我们便跑着向山头攀登，山不高（一、二百米），一会儿也就到了山顶。这却是我平生的第一次登顶记录。第二次远游是集体去丹阳农场参观拖拉机，据说还是苏联老大哥送给我们的。去丹阳的路比较远，要走几十里路先到奔牛，再坐一段火车才能到丹阳，下了火车还要走不少路，才能到达农场目的地。记得中途还在安家舍住了一个夜晚。一路上的见闻后来又都被写进了作文。拖拉机究竟是什么样的，其实并不怎么在意，倒是这一路上的点点滴滴和这种第一次离家远游的感受，让我激动了许多日子。
在顾村高小读书时，我已是班干部了，先是生活委员，后又是宣传委员，开始练着写黑板报。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漫天大雪，我都是准时到校，放了学就回家干活。学校生活，让我感到了一份充实，我也开始爱上了学校。在班上，还对漂亮一点的女生发生了兴趣。第一个让我动心的女生是比我大上一、二岁的顾腊梅――我至今都还记得她那张虽有鹊斑但又清秀动人的脸蛋，一双大眼睛更是令我感到刺痛。可在小学毕业后，我们就各奔东西，永远地失去了联系。现在想来，不觉无奈之至。
1956年夏，读完高小，我就被家人接到了上海，参加了小学升初中的统一考试。考场在新办起来的上海市第十五初级中学，后来又被这所学校录取。据家人讲，我还是以高分录取的呢。自这次统考以后，我几乎是逢考必中，成了考场上的一名“常胜将军”。
我刚到上海时，连上海话也讲不好，穿衣打扮也不像城里的孩子。但是，青少年的可塑性强，没过多久，也就融入了新环境。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弟妹多，开销大。我每天的早点不是吃泡饭，就是2分钱的大饼。身边很少有零化钱，最多也就是几角钱。课余很少买零食吃，化钱最多的就是租小人书看，小人书曾是我的最爱。
上初中时，我最喜欢的是文学课（当时的课本就叫《文学》，其中古典文学、中外名著占了很大的比重，厚厚的一册），而文学课里，最喜欢的又是古典诗词和小说节选，什么“岳飞枪挑小梁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什么“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谁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读起来津津有味，背默课文也是兴味十足。受了文学课的影响，在我的志向方面已萌发起文学的小嫩芽。当时教我的文学老师叫屠杏芬，她对我总是鼓励有加，是我的又一个恩师。后来，文学课改成了语文课，老师也换了，我的兴趣便减了下来。
1957年遇上反右斗争，我们班同学最欣赏的政治老师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起来，见了人还总是低着头，政治课好像也不教了。许多年过去以后，才明白他是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所以才在一夜之间便换了个人似的。那是我印象中的第一堂真正意义上的可怕的政治课。原来政治是如此的厉害！
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一位很负责的山东籍女老师。她后来不知怎的患上了重病（后来才知道是胃癌），住进了医院。我们班上的几名干部便相约去华山医院看望她。可又没乘车的钱，几个同学只好结伴步行，穿过了半个大上海，来回走了几十里地。我们见到班主任时，她虽已病得骨瘦如柴，但见了我们，却依然面带笑容，陪我们聊了许多话，真不知她为了这一次见面，要付出多大代价！后来不久，就没了她的消息，估计是去世了。年仅四十来岁。
我在班上做得最认真的一件事是出黑板报。总是想方设法地把版面搞美观，把粉笔字写好。自然，内容也要搞活泼。为了这一切，我总是要忙到天黑才回家，心里却毫无怨言。这份平常的工作培养了我的责任心和严谨的工作态度。
初中时期，有几个玩得好的同学常在一起做作业。今天到你家，明天到我家。做完作业便一起玩耍，或是下军棋，或是踢小足球。我下军棋还算行，踢小足球就只有守大门或者看管衣物、书包的份了――上场就不知道怎么踢才好。体育方面兴趣不多，简直是体育盲。虽然会游泳，但又不会各种游法的姿势。考“劳卫制”也只是勉强及了格。但身体素质并不差，一到下乡、下厂劳动，我的长处便显露出来了。第一次下乡是在浦东川沙县，干的农活是摘棉花之类。劳动结束以后，评了个二等奖。这是我初中三年获得的唯一一次全校一级的奖励。在“大跃进”年代里下厂劳动成了每周的一门课，第一次看到黑白电视节目就是在一家工厂里，当时稀奇得不得了。上初中时，闹腾得最凶的是灭“四害”和大炼钢铁。灭“四害”主要是抓麻雀。我们被安排在学校周围和一家自来水厂里，上房项，爬树，疯也似的到处乱折腾，哪里能抓到麻雀，至多是把它们赶走罢了。我儿时也曾在雪地里，支上一个筐，洒上谷子来捕捉，但也很少奏效，别看小麻雀，却是鬼机灵，很少会上人的当。至于大炼钢铁，就更不清楚有什么效果了，只记得我曾从家里拿一些废旧铁器，交到学校。学校里还真架起了炉子来炼。58年以后，运动不断，都是一阵风，可谁也无法逃脱。参加运动成了我们的必修课，真不知耽误了多少青春好时光！
初三毕业后，我在长阳中学参加了初升高的统考。这次统考发挥出色，被录取在全市的一所重点高中――复旦大学预科（前身是复旦大学工农预科，再往前是复旦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我所在的初中只有2人被该校录取，另一位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喜讯传来时，我正在附近的一个游泳池里戏水，听到被录取的消息并没有感到特别兴奋，像是应该有此待遇似的。我家人他们倒是高兴了一阵子。报名那天，是姨送我去的学校，还带上了铺盖。三年高中。都住在学校宿舍――位于国权路上的复旦大学第三宿舍。
三年住校学习生活，是我一生成长和成熟的关键时刻。我曾在母校四十周年（1990年）纪念册上题写了几行字：母校――毕生志愿的启蒙地，立志奋斗的新起点，终生受益的小课堂。
遇上好教师（标准应是知识渊博，善于表达，教学严谨，又有责任心，这些方面可以是全面的，也可以是有所侧重的）是一个学生最大的幸运，有的好教师会影响到学生的终生，而不仅仅限于课堂上，校园里。在预料学习期间，影响最深的是师资水平高，好教师多。例如俄语教师中有一位是来自乌克兰的外籍教员。她教学特有耐心。为了帮助我们学会“P”这个字母的发音，她面向着我们张开嘴，把舌头上卷给我们看，然后拉长“P”的发音。我们不一会便全都学会了这个特殊的发音。又如政治老师姜拱绅，他是预料的领导，还兼着我们的课。他讲课特有条理，能把一些深奥的概念讲得清晰明白，使本来就枯燥的内容讲得人人都爱听。讲课最生动的是一位历史老师。他是复旦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讲起历史来头头是道，且表情生动。我们听完他的一堂课后，常常会爆发出一阵掌声来表示感谢。还有一位讲生物的老师，他是摩尔根学派的信徒，谈家桢的门生。在课堂上，他给我们讲遗传学，讲基因学说。他在讲台上津津乐道，我们则听得津津有味。我后来还差点报考了生物专业。主课语文老师（匡一峰）教学严谨、详实。为我们打好语文基础作出了贡献。课余时间，学校还会请来复旦大学的名教授作专题讲演，培养我们的学习兴趣。这些名教授中有朱东润、赵景琛等。印象最深的是吴欢章老师，他的讲题是“毛主席诗词的艺术特色”，讲得十分精采，整堂课就像是热情奔放的诗歌朗诵，语词丰富，语调铿锵有力。他是我后来在课堂上做讲演的模仿对象之一――可见影响之深。其它如化学老师、数学老师……也都十分优秀，令人称道。预科的教学质量高（在国家的困难时期，全国高校招生人数最少的是1962年，我们预科的入学率却高达89%，这样高的升学率据说是那一年全国最高入学率的学校之一），与雄厚的师资力量是密不可分的。
预科期间，我个人的最明显变化是有了比较远大而明确的志向――做一名文学家。约在高二年级，便萌发了这个念头。读高三我进了文科班，这个志向也就更坚定了。所以，填高考志愿时，我填的一律都是中文系，而且是各大名校。志向有了以后，学习上的自觉性增强，变得异常地刻苦、勤奋。除了正常的上课、晚自习之外，我还主动利用业余时间来学，甚至放暑假也不回家，留在学校里看书学习，可谓如饥似渴。当年，高尔基的一句名言我记得最牢：就像一个饿鬼扑向面包那样，你扑向书吧！类似的格言、警句，我摘录了不少，都记在一本精美的小本子上，记得满满的。这些中外古今的大师，都在激励着我，鞭策着我，促使我游向那漫无边际的知识的大海洋。成名成家的念头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记得有一次在语文课堂上，我不专心听课，却得意地念起了李白的名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被马老师听见了，他板起脸说了我一句：“……好高骛远……”。从此，我也才懂得并记住了“好高骛远”这个成语。这个成语倒也符合我当时的心思。几年以后，我多次被迫清理“成名成家”的思想。“成名成家”竟成了我思想进步的绊脚石。
预科期间，我还主动培养起一套自学的方法，如看课外书，有的粗看，有的精读，精采的段落则要记笔记，或背诵下来，有了体会也要随手记下来。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体会也积累了不少（当时十分爱看电影，边看电影还边在底下摸黑写些体会）。这些学习方法，后来一直伴随着我，成了我一生的致胜之宝。
预科期间，正值国家遇到特大自然灾害（其实是天灾人祸），处于非常困难时期。高一入学，还可以放开肚子吃饭。第二年就要按定量供应了，学校发饭卡，每顿都定量供给。连糕点、糖果也要凭票供应，每人几两或半斤。米饭吃不饱，就多喝点稀饭，油水又少，肚子越撑越大，连喝几大碗稀饭，一点也不成问题。星期天回到家，多喝上一、二碗稀饭，弟弟见了还会发牢骚，告我的状，说什么大哥喝掉了我们的口粮！家里孩子多，吃饱肚子成了问题。为了能填饱肚子，家人出外捡菜邦，回来再放点米粒煮着吃。预科离五角场商店还有三、四里地。为了买上几两糕点饱饱口福，就得来回走上七、八里地，吃进肚子里的还抵不上路上消耗掉的。即便是这样，每个月领到了糕点票后，还会照样兴高采烈地在预科和五角场之间来回奔走。在哪能些年，不知为什么，肚子几乎从来就没有感到吃饱过。
预科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清晨，都要列队跑步，绕学校和家属区跑一圈（七、八百米）。然后还要早读一节课，才能吃早饭。晚上夜自习二节课。十点左右打铃熄灯睡觉。为了保证睡眠，还不准开夜车。课余活动也是丰富多彩，除了体育锻炼外，还不定期地排节目参加演出。复旦大学举办汇演也有我们预科的节目。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当了一回编导，为文科班同学排了一个大联唱《十送红军》。排好后在复旦登辉堂的演出效果还不错。预科还安排我们参加暑期里的军训活动，记得当时学的是炮兵。我是专门负责递送炮弹的七炮手，还参加了打炮考核。军训的时候，半夜还要起床，参加拉练，又叫急行军。在黑乎乎的寂静无声的夜晚，排成队，一个紧跟一个，穿行在田野小路上，中途还要传口令。整个军训生活搞得挺有军营气氛。
自从上初中以后，我就进入了青春期。可是直到上大学一、二年级，我都不懂“恋爱”是怎么回事？更不懂得怎么个恋爱法？“青春无烦恼”这句令今天的青少年感到不可思议的假话、空话，可放在当年的我们身上，竟成了不折不扣的事实。预科毕业时，班里有个大男生和一个可爱的小女生有了“故事”，同学们神秘兮兮地在谈论着这稀罕事，我竟然也没有兴趣去细听。思想（包括情感）单纯，在当年已是普遍现象。有恋爱传闻的同学反而成了绝对的“稀有人群”。他们感到孤立，压抑，常常会抬不起头来。在那个年代里，谈恋爱的乐趣又何在呢？也许，就在那种偷偷摸摸的紧张之中？我对这类问题总是感到不可思议。
1962年夏天，我们全体预科学生被告知：已不能按预先计划，直升大学本科，而要参加当年的全国统考。
文件传开后，我们并不感到特别的意外和紧张，反而是全力以赴，精神饱满地投入了复习迎考工作。整整二十多天的时间，都在玩命似地看书，背题，记笔记……整整几本历史书和高考参考书，我几乎都能全背下来，当时的记忆力真是惊人。
二十多天后，我们在上海铁道学院参加了全国统考。学校里派校车送接，中午自己买饭吃，没有家长陪考。在考场上，我从容应对，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慌乱。结果被录取在第二志愿上：华东师大中文系。没能被第一志愿――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心里多少还有点遗憾。从此，便开始了六年的大学生活（学制五年，“文革”中又被延长了一年）。
入学那天，家人像办喜事似的送我到校园，还帮助我收拾好了临时床铺。我是陈家门里的第一名大学生。我们乡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之中有人会考上大学。就是在我们里弄里，当时也很少有大学生。因此，家人和邻居都为我感到荣幸和自豪。
位於上海西郊的华东师大有座美丽的大校园，这在上海的高校中是独一无二的。跨进大校门，一条笔直的林荫大道一直通向校园的深处。春天以后，浓荫蔽日，十分迷人。大校园分为东西两大区，中间是宽阔的妮娃河（以一名已故苏联教师的名字命名的河），河水倒映着两岸的校舍和河畔成行排列的绿柳，河面上还有大桥、小桥贯通。妮娃河边的漪旎景色更是师大校园中的绝佳之处。校园里到处是林荫小道，小花坛，绿草地，真是读书的好地方。我们系所在的文史楼，就座落在大校门不远处的右侧，原是大夏大学的教学主楼，外观是白色的，大理石贴面（？）十分引人注目。门口有四根大理石柱，门前十几米远处是块大草坪。这也是我们开小组会或看露天电影的乐园。我们系的宿舍就在教学楼的左侧，呈U字形结构，分为上下三层。当年校园里的一切，直到如今，都还是眼熟能详。毕竟在那里，我们这一群莘莘学子度过了一、二千个日日夜夜！
入学的那天，我还记得万云骏教授为我们新生写的贺诗中有一句：万里征途此登程。这句诗成了我们学子生活最好的注脚。
进了大学后留下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任我们课的老教授和讲师、助教们。这中间，许杰先生是名气最大且比较年长的一位，当年已是白发苍苍。当有人把他介绍给我们时，全年级三个班的一百多男女同学纷纷长时间鼓掌，向他表示敬意，就像今天的偶像崇拜一样。可他曾是全国有名的大右派啊，我们的热情后来受到了系领导的批评，说我们的阶级感情有问题。钱谷融先生当年岁月正茂，风度翩翩，据说还是讲师。他是我个人特别欣赏和敬重的老师，因为他的文章写得漂亮，在评论界知名度高。也正是受了他的影响，我后来在事业方面才偏向了文学评论，并立志要当一名评论家。还有叶百丰、程俊英、应律成、冉忆桥等许多老师，都为我们所钦佩。其中，冉忆桥最是年轻，她曾是上几届毕业的高材生，还曾是校话剧队的名角，才艺颇为出众。她当时是许杰先生的助教，她批改我们的作业最认真，平时对我们的辅导也最有耐心，对我个人的帮助很大。叶百丰先生教我们《古代文学作品选》，对我们讲起苏东坡《前赤壁赋》等名家名篇来，每个字，每个句、点都要讲解清楚，连语气变化也不放过，深入细致，精采极了，至今令人难以忘怀。他的精讲细读风格，对我后来的教学生涯，影响很深。《文学概论》是我当年学得最好的一门课程。在《文学概论》的课堂上，我的思维特别活跃，总是能积极主动地提出问题，促使老师进一步分析透彻。为此，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课程中有一门《写作》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记得有一篇作文是分析作品，我得了高分，当时心里颇有几分得意。想不到，分析作品后来竟成了我一辈子都难以割舍的行当。
还有一位老师令人难忘。他其实没有上过我们的课，据说根本就没有资格上课。他在系资料室工作，见了人总是低着头，不说话，也不打招呼，精神状态似乎有点一蹶不振。在“文革”中，我们这群无知恶少，还抄了他的家。他就是解放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坛上大名鼎鼎的施蛰存教授！他的沉寂和所受到的一切的冷遇，加上无常的折磨都是因为当年鲁迅曾骂过他一句：“洋场恶少”。报上有消息说，他在前些日子仙逝了，而且是以九十多岁的高龄辞世，为文坛所罕有。要不是深谙此“蛰伏”之道，又怎能活到今天呢？！现在回忆起来，不由得为他的名字感到庆幸。
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上级部门总是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所以校园里的学风很盛。我个人的学习状况比起预科期间来，更显主动，也更加刻苦、勤奋。一上完课，就跑阅览室或图书馆，很少贪玩。晚自习后，还感到时间不够用，就开夜车，躲到盥洗间里看书。后来学校为了不让我们把眼睛看坏，专门辟出了一个教室，为开夜车的学生提供方便。我也成了那个教室里的常客。我仍然保留了预科期间爱摘抄的习惯，同时还做起了卡片，成了班上的一名小“文抄公”。“文革”期间批斗徐中玉教授，其中一条“罪状”就是他有几书架的文摘卡片，是个名符其实的“文抄公”，意即缺少真才实学。这对我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可我却至今不改“文抄公”的旧习。“文抄公”（当然不是去剽窃别人的文章）成了我的一个治学之道。那时候，每天都要求自己去获取从未了解的新知识，新方法或新书，新人物。我深信一条：如此坚持下去，日积月累，必能使自己成为一名专家、学者。这就是在“文革”中反复地检讨过的个人奋斗思想。记得有一次吃过午饭后，我就颇为自信地对身边的一位同学（朱言午）说：如果我以后成不了什么大事，就闭门研读《红楼梦》，不出五年，必是一名红学专家！自己当年的座右铭是：不经十年寒窗苦，哪有梅花扑鼻香。还信奉着一句话：一天星斗焕文章。虽然直到今天，我也没能成就当年的梦想，可这些豪言壮语，对我个人的作用，却不能小视。
成名成家曾是我大学时代读书的动力，可后来在“文革”中，也成了组织上和同学们再三要批评我帮助我的理由。
课余生活也是丰富的。多数同学喜欢体育活动，可我却兴趣不大。我是电影迷。经常偷偷遛出去，到校园外的影院看电影。那个时候，由名著改编的苏联电影，尤其能吸引我。我常常会看得如痴如醉。所以，直到如今都记得《带阁楼的房子》、《偷东西的喜鹊》、《父与子》、《复活》等――大批经典影片中的某些场景。爱看电影，大大地培养了我的艺术细胞。我后来的艺评写作，便是从影评开始的。
课余时间里我还参加过合唱团的活动，还与同学一起排练过活报剧《七十二个小时》（反映古巴革命的），我扮演的却是美军士兵。
深夜，肚子饿了，便拉上一、二个同学，一起到校门外马路对面的面馆吃上八分钱一碗的阳春面，葱呀，醋呀乱放一气，吃完后抹抹嘴巴，得意洋洋地回宿舍睡觉。这件小事，竟成了我们校园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入学后，政治辅导员就让我们写保证书：在大学读书期间不谈恋爱。我还真的就写了保证书递了上去。一、二年级时，真的也就没有想到过恋爱问题。只是偶而也会对心仪的女生偷偷看上几眼，一旦被女生察觉到了，便假装正经地掉转头去。从来都没有向心仪的女生表白过什么。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有过几次暗恋而已。
只可惜这样的苦读时间并不太长，很快就被国家重大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四清运动”）冲走了，冲散了，冲淡了，冲得无影无踪了。若大的国家竟也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曾是抗战前夜的大学生们拍着桌子大声疾呼的一句名言，竟然又一次被铁的事实验证了！所谓“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其实并不准确，至多也就十三、四年（）罢了！
校园生活被“文革”中断了十多年之后，我又有了回炉深造的机会，可已不是在华东师大，而是在大西南的一所名校――四川大学。虽然读的是研究生，可还是被系里安排在本科班上了几门课，算是补习吧！这一段经历将被写在我的《独立之路》里。这里暂且不表。
四、“文革”与我
“文革”是一个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永远也检讨、反省不完的题目。因为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才是真正的红卫兵一代，才是“文革”中的“革命闯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的“革命”主体。一切的一切，几乎都与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有牵连，而且极少地有例外！
“文革”运动真正的起始点是在1967年的“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但我认为，自1964年就已展开的全国“四清运动”，其实就是“文革”的酝酿期，“文革”的前奏。
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之所以很容易就被卷入了“文革”风暴。这种主动性和“革命热情”正是在“四清运动”中培养起来的。所以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文革”生涯，至少应从1964年前后算起。
1964年的冬季，我们年级的学生就在上海市郊南翔镇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当时，已被要求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白天，主要是下地劳动。晚上，有时会开会，听贫苦农民忆苦思甜。当时，“忆苦思甜”是进行“阶级教育”的主要手段。我们常常会听得热泪盈眶，义愤填膺。有了这样的气氛，才被主管部门认为是达到了目的。后来，上级还组织我们学生自己来“忆苦思甜”，讲家史，讲身世，比较出新旧社会两重天的“革命真理”。当时的组织上认为只有懂得了“革命真理”，才能站稳“革命立场”，做到大风大浪不动摇。记得我当时的“忆苦思甜”还被认为是讲得很成功的一位，说我动了“无产阶级感情”（我自己当时也是声泪俱下）。参加南翔“社教”，还只是下了一场毛毛雨。就是后来的“四清运动”也只是场阵头雨。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5月，我们先后在安徽省滁县地区的全椒县和定远县参加了两期“四清运动”，成为了正式的工作队员，被编入了由工农干部、革命文艺工作者、退役军人等成份所组成的庞大的华东地区工作团，蹲点挂帅的是当时的华东局书记魏文伯。
我们进了村（我当时所在的村一个是独山大队小吴庄，据说曾是吴敬梓的家乡；另一个是黄集公社的马义张生产队），就教农民唱起了“工作队下乡来，贫下中农笑颜开”的歌，让农民来欢迎自己进村。进村以后，工作队就按照党中央“二十三条”（后来的“双十条”）文件和上级指示，一步步地开展工作，什么“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发动群众”、“重新组织革命队伍”，然后就是追查“四不清”，挖出“资本主义异已分子”，“打一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硬仗”这类活动。当时的意识形态认为，农村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和土壤，不少基层组织都已“烂掉”。所以，我们工作队的工作就是要“抓阶级斗争”。这一抓倒把我们头脑里的一根弦――“以阶级斗争为纲”――抓起来了。后来，这根弦就演变成了一根筋――死心蹋地相信党中央，党中央指向那里，便打倒哪里！这就是参加两场“四清运动”的最主要收获。
还有就是培养起贫下中农阶级的思想和感情，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吃贫下中农的饭，成天饿肚子也不敢吭声；住贫下中农的床板，有时还会睡在牛圈里，垫的是稻草，又没有澡洗，长了一身虱子也要引以为荣（那年冬天放假回家过年，我的家人把我的衣裤全部扔到了门外，后又被放进开水锅煮了又煮）；天天与贫下中农一起下地劳动，早出晚归，还要带头干些重活，脏活；爱贫下中农所爱，如穿粗布衣服，吃粗茶淡饭，……贫下中农爱大粪，猪屎、狗屎，我们也一样要爱，不能说又脏又臭。总之，要主动“斗私批修”，找出差距，向贫下中农靠拢，再靠拢。当年有一位爱美的女生因穿了一件引人注目的红毛线衣，就被视为是小资情调在作怪。她也因此写了自我反省的文章。这篇文章还登上了“社教通讯”，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后来又受到系党总支书记的一再表扬，仿佛是一个“经典文本”。而什么伟大的人文主义传统，什么经典名著，什么智慧、才华，统统去他妈的蛋！知识分子要的就是贫下中农爱憎分明的朴素阶级感情。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和情景中，一点一滴地，自觉地，艰难地改变着自己的灵魂、思想、感情和感觉，逐步地被“工农化”了。也即是被无产阶级工具化了。
大学生参加工作队名为“工作”，实为“受教育”、“改造思想”。经过近一年的“火线考验”、“运动教育”，我终于被团组织批准入团了，成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比起许多共青团员来，我是少数的大龄（已二十三岁）团员之一，在当时来说，表现真够落后的了。可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加入一个组织和党派。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加入过任何一个组织和党派。七十年代后期还有过想法，现在连想法都没有了。
在全椒县参加“四清运动”期间，我在上海的《青年报》上公开发表了第一篇文字，标题还是编辑加的。内容是批判欧阳山的小说《苦斗》，认为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在恋人（区桃）牺牲后，革命意志就被削弱了，成天躲在一边偷看恋人生前的照片，难以自拔。作家这样来写革命者，是对革命者的亵渎！短短的一、二百字也是经过编辑加工过的。确切地说，是编辑借了我的名发表的短文。可自己还是洋洋得意。虽只有二元钱的稿酬，意义却非同寻常。因为这是我挣的第一笔稿酬，也是我后来要靠稿酬度日的真正起点。
1966年5月，我们这一群大学生结束了“四清工作队”生涯，全国的“四清运动”也进入了尾声。而另一场更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却正在洪波涌起。回到学校后不久，我们就积极主动地，热情高涨地投入到“文革”汹涌澎湃的洪流之中，成为大风浪中的“弄潮儿”，成为“文革”运动单纯而有效的“革命工具”和“螺丝钉”（这也体现了“四清运动”与“文革运动”之间的一种逻辑性）。
一个个活泼的青年大学生的真正生命和思想感情被阉割了，被利用了，被践踏了。只知道紧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67年9月的一天，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革命大检阅，见到了两位统帅，一个劲地喊着口号，真正是热泪盈眶），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冲啊冲，杀啊杀，斗啊斗，批啊批。一切的荒唐由此而起，一切的不可思议的过激言辞和“壮举”，已变得习以为常。诸如参与“破‘四旧’革命行动”（其实就是打和砸）；贴自己老师（如钱谷融等）的“革命大字报”，说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自己”；参与游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革命行动；参与抄家“革命行动”（有一次夜里集体闯进了施蛰存先生的家，胡乱地翻箱倒柜）；跳上台揭发“走资派”的言行；积极组织对“三十年代反动文艺路线”的“大批判运动”（把赵丹等人揪来校园，进行批斗。还记得赵丹虽被剃了个光头，可怎么批他，他也不低头）；积极参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专案组”工作，负责立案审查上海影协秘书长李伯龙先生，让这位有功于新电影事业的善良的老先生受够了“革命派”的罪……如今已认识到统属于劣迹一类的言行，当时却都被披上了“革命”的外衣，而自己更是感到一种由衷的自豪。
这难道就是当年那个朴朴实实、善良真诚的我吗？！这难道就是当年那个胸怀文学大志的我吗？！在“文革”中，我竟然都不敢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敢有片刻的反省，几乎完全失去了一个“自我”，可却还自以为就是“革命了”。这难道不是“文革”一代的普遍的“阿Q”式的悲剧吗？！真正的醒悟和独立意识被一种强大无比的政治惯性推迟了整整十年多！成长之路，就这样充满了曲折。
1968年7月，在被延长了整整一年时间后，我们这一届大学生终于领到了红本“毕业证书”。是年二十四岁。在证书上写着：“……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锻炼成长，学习期满，准予毕业”。当时的“革委员”也认为我们只是“学习期满”而已，并无“成绩合格”一说。证书下方也没有校长的签名和印鉴，而只盖有“革命委员会”的一枚红印。
我因为出身属于所谓的“红五类”，基本符合参军条件，所以，被分配到了成都军区建字第零一部队工作。后来才明白，这其实也就是“发配充军”的意思。可在当年，谁敢这么想？当我们告别上海时，居然还有点豪情满怀的样子。可在实际上，迎来的却是十年整的人生低谷和磋砣岁月。
也正是这十年的人生低谷和磋砣岁月，促使我彻底醒悟，并走上了独立之路。
&&&&&&&&&&&&&&&&&&&&&&& 完稿於，南京·草履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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