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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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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气候是根据地质考察的各种证据(物质成分、沉积岩结构特点和生物化石等)推断的地球各地质时代的气候。又称古气候。
地质气候-相关词条
热带雨林气候热带沙漠气候热带草原气候亚热带地中海气候极地气候高原气候森林气候城市气候山地气候湖泊气候极地苔原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 &
地质气候-推理预测
5千万年后――地质气候特征：按照冰川期变化规律，迎来新一季冰川，一些现存的脆弱种群消失。北半球亚欧大陆覆盖着茫茫积雪，南美洲雨林退化成大草原，北美洲则由针叶阔叶林变为大沙漠；非洲板块的向上挤压，直布罗坨海峡闭合，地中海由内陆湖变为大盐场。亚欧大冰川：由于一些现存的脆弱种群消失，它们的位置被现存的一些生物取代，并在这个时期得以进化。地中海盐场：科斯特地貌和大盐场，两套互嵌并干扰的小生态系统。一些生物依赖两种环境，一些生物却只能在自己的环境中生存。南美大草原：环境的改变进化出一批新的猎手和猎物。北美大沙漠：地上和地表下两套不同的小生态系统。南美大草原的种类在这里进化出地域近似种，形态和习性也有很大不同。 古生物圣地泥河湾一亿年后――地质气候特征：冰川期过去，南北极冰雪融化，加上海底大量岩浆喷发，海平面上升，地球气候进入新一轮温暖湿热期，造就了大片的浅海区、沼泽和雨林；同时由于地壳板块移动，板块之间的挤压产生了比现在更广袤的高原区。湿热沼泽：新沼泽的特点使其可能进化出地球有史以来最大的陆生生物，并促使新一批水生生物登陆。两套小生态系统，沼泽上层和水下部分。温暖浅海：新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一批高度分化的合作生物群落。巨大雨林：假设的雨林是位于现在南极洲，因为推算这个年代南极洲板块正好向北移动到大约赤道的热带位置上。岛屿性质使它具备一套独立的生态体系；这个年代氧气含量的升高还可能会使一批节肢类动物的体型变得很大。广袤高原：澳洲板块向北移动，撞击亚欧板块后向东又去撞击北美板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山脉在这里诞生了。强紫外线、气候恶劣、食物贫乏的特点使这里生活的生物进化出特有生存方式。 两亿年后――地质气候特征：根据现有地壳板块移动情况，这个年代的大陆又会合为一体，类似地质年代上的泛大陆。同时大量的火山爆发造成了新一轮生物种群灭亡。由于内陆受海洋影响小，形成大量的沙漠，并产生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沙漠生态系统，内陆自给式和沿海依赖式；某些沿海地区的雨林则可能进化出新的智慧生命。泛大陆中部沙漠：围绕水源展开。两套小生态系统，地表上层和地下水部分。地表上层典型特征是自给，一些动物进化出了藻类共生，或更复杂的耕种培养藻菌的能力；地下水部分则勾画了一个极端环境中的生态系统，主有机质来源为硫化细菌而非光合作用。泛大洋：大灭绝使一批新的海洋生物取代了原灭绝生物的位置或变化角色，同时又有一些原有的海洋物种得以进化，新的海洋生态系统诞生。泛大陆沿海沙漠：这里的沙漠生态系统要显得脆弱得多，有些完全是依赖性的，这些生物的主要有机质来源来自大洋风暴带来的生物尸体，因此具有很强的季节周期性。一些植物则进化出掠食性。
地质气候-研究方法
地质时期气候的研究主要包括寻找古气候证据和确定证据年代(称为断代技术)两个步骤。前者可采用地质学方法、地理学方法和同位素方法(物理学方法)等。地质学方法是根据生物生存的条件、岩层和沉积矿床的形成与气候的关系，通过对地层中生物化石和沉积物等特性的研究，阐明地质时期气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和变化的规律。例如，煤层的存在，可以推断为湿润气候；出现珊瑚礁，可推断为温暖气候；有石膏、岩盐，可推断为干燥气候等。此外，还可以通过地层中植物孢粉(指植物在繁殖期间撒出的孢子和花粉的总称)的分析推测气候。当孢粉离开母体后，就撒落在土壤表面，并被一层层地掩埋在土层或泥炭层中。 地质公园由于孢粉数量巨大(例如，一棵山毛榉树一年可撒出4亿粒花粉)，在与空气隔绝的情况下，可长期地存留下来，所以，可根据孢粉的形态来判别母体植物的种属，成为推测古代植被及其相应气候的依据。例如，在中国辽宁南部距今年的泥炭层中，桦属花粉占优势，而现在桦木林已退缩到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区。桦树是喜冷耐旱植物，表明那时辽宁南部的气候比现在干冷。同位素方法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其中以氧的同位素方法应用最广。例如，利用氧的同位素比值可以测定极地冰原的不同冰层形成时的温度状况。自然界中的氧有氧-16、氧-17、氧-18三种同位素。在冰层形成时，气温越低，其中氧-18和氧-16的比值越高，因此，可以根据氧-18和氧-16比值的变化，换算成当时的温度。分析洋底抱球虫软泥的氧同位素比值，可以了解第四纪海面温度的变化，氧同位素方法同样可用来测定钟乳石和树木年轮形成时的温度。利用碳-14和碳-13的比值，也可以推测古代的温度，但应用还不广泛。地理学方法主要是用来考察各种自然地理因子的变迁，如海平面的升降、河流和湖泊水位的变化、冰川和雪线的进退、沙漠和冻土以及森林等界限的推移，用以估计相应的气候演变。 断代技术是确定各种证据形成的顺序和年代。可分为相对断代和绝对断代。相对断代只说明证据在形成时间上的新老顺序，主要依据古生物方法加以划分，如孢粉断代、地层学断代等。绝对断代是明确给出证据形成的绝对年代，主要是根据岩石中放射性同位素蜕变产物的含量加以测定的。
地质气候-变化原因
有关各种时间尺度气候变化的原因，有许多种假说。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①天文学假说。认为天文因素的变化将引起气候变化。如南斯拉夫数学家M.米兰科维奇综合了地球轨道的偏心率、黄道倾斜和岁差等天文因素可能出现的变化，计算出北纬45～70地带60万年以来夏季辐射量变化的曲线，并把辐射量变化换算为相应的纬度变化。计算的结果，同彭克建立的阿尔卑斯第四纪温度变化的模型颇为一致。 河流影响地质②大气物理学假说。认为太阳辐射能的变化或大气透明度的变化可以引起气候变化。由于太阳活动强度的变化，使到达地球的总辐射能(包括电磁波和微粒流能量)发生变化。当辐射能减少时，地球上的气温下降，出现冰期。辐射能增加时，气温升高，进入间冰期。另一种设想是，由于地球上的火山有明显的静止期和活动期，由此引起大气透明度变化，从而导致气候变化。例如火山爆发时喷出大量的熔岩、烟尘和各种气体，在平流层内形成灰尘幕，影响着大气的透明度，使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减少，气温降低。一次火山大爆发可影响其后10～15年的气候，如果火山频繁爆发，灰尘幕的累积效应可导致气候趋冷。 ③地质地理学假说。认为极点的移动、海陆分布的变迁和地质构造运动等，可以引起气候变化。其中用大陆漂移说的观点解释气候变化，最为人注意。依此观点，任何地方温度的降低和冰川的积累，都是由于该块大陆漂移到较高纬度所造成的。例如科伦坡现在位于北纬7附近，属于热带气候，但在石炭纪它位于南纬82附近，故出现过极地气候。又如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现在位于北纬79附近，为极地气候，但在石炭纪它却位于北纬24，为热带气候。
地质气候-气候变化
从气候变化的角度看可以发现地球气候变化的基本特点是：冷暖、干湿时期交替出现。根据研究，气候存在着10-108年的不同时间的尺度变化，现在为科学界所公认的变化有： 地质地貌1、大冰期气候与大间冰期气候；时间尺度约为100～1000百万年。 2、亚冰期气候与亚间冰期气候：时间尺度约为10万年。 3、副冰期气候与副间冰期气候；时间尺度约为1年。 4、寒冷期(或小冰期)与温暖期(或小间冰期气候)：时间尺度为100～1000年。 5、世纪和世纪以内气候变化：时间尺度为1～100年。
地质气候-分期简介
第三纪气候：第三纪(距今0.67亿年至200～300万年)的主要气候特征是：中纬度地区气温缓慢降低(见图第三纪以来中纬度气温变化)，大约在1400万年前，地球上的气温急剧下降，在南极首先出现了冰盖，在250万年前，冰岛出现过山岳冰川，紧接着北半球高纬度地区也形成冰盖。 地质气候研究表第四纪气候：第四纪从距今约二三百万年开始直到现在。第四纪气候以极地冰川和中高纬度地区的山岳冰川的覆盖为主要特征，又称第四纪大冰期。在第四纪内，依冰川覆盖面积的变化，可划分出几次冰期和间冰期。它们的冰盖范围，分别占陆地表面积的30%和10%左右。但是在各大陆上的冰期中，冰川发育程度有很大的差别。例如，欧洲大陆冰盖曾达到北纬48，而亚洲北部西伯利亚冰盖的规模较小，只达到北纬60。中国无大型冰盖，但西部山地，如阿尔泰山、天山、祁连山、贡嘎山、玉龙山、四川西部和青藏高原等，却发育了山岳冰川。由于气候变化随地区的差异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各地划分的冰期数有所不同。例如：在欧洲，阿尔卑斯山地第四纪大冰期被划分成多瑙、贡兹、民德、里斯、武木五个冰期；在中国西南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划分出希夏邦马、聂聂雄拉、珠穆朗玛三个冰期；在中国东部地区，李四光曾划分出鄱阳、大姑、庐山、大理四个冰期。但中国各地第四纪冰期的划分尚无定论，有人认为中国东部在第四纪根本没有冰川活动。第四纪的冰期和间冰期的温度振幅，海上约为6C，这是从北大西洋热带海域分析海底岩心所得到的。除北极区海域稍高外，其他大洋区均略低于此数。间冰期的北大西洋热带海域较现代高1C。大陆上的温度波动较大，在冰盖的边缘地区如欧洲，约为12C，但高山雪线处则为4～6C。 冰期和间冰期温度的巨大变化，导致其他气候要素和自然地理因子的变化：①雨带分布的变化。冰期时，冰盖面积扩大，极地反气旋增强，极地高压带向中、低纬度地区扩展，迫使行星极锋带(见锋、急流)移至中、低纬度地区，导致中、低纬度地区低气压活动频繁，雨量充沛，湖水面积扩大。例如，亚洲中部、非洲北部和中部、北美洲西部等，在冰期时均为湿润地区。但在间冰期时，上述地区的气候常很干燥。②雪线的升降。冰期时，全球山岳雪线普遍下降，大多数山岳雪线下降米，热带地区雪线下降700～900米。③海平面的升降。冰期时地球表面的水，相当大的一部分形成巨大冰盖而留在陆地上，海平面因此降低，例如武木冰期，海平面比现代低约100米。在间冰期最暖时期的海面,可能比现代高出15～30米，甚至更多。④生物群落的迁移。在冰期时，冰川扩张，气候带向低纬度地区移；间冰期时，冰川退缩，极区气温升高，气候带向高纬地区移。与气候带相应，生物群落也随之南北迁移。例如，克里米亚(里斯冰期)的地层里发现过北极狐、北极鹿；在南高加索，从冰期的地层里发现过猛犸象化石，这些都属于极地动物。而在间冰期，北冰洋沿岸有虎、麝香牛等喜温动物群活动。 冰后期气候　冰后期距今一万多年，全球气温逐渐上升，冰川覆盖的面积相应缩小，海平面随之上升，地球气候又进入较为温暖的时期。
地质气候-研究简史
在历史上早就有人注意到地球气候变迁遗留下来的某些痕迹。中国北宋时期的沈括，从地层和生物化石的特征中，判断了地质时期发生过的气候巨变和海陆的演迭。1840年，瑞士人J.L.R.阿加西根据阿尔卑斯山地的冰川堆积，第一次明确提出地球气候史上曾出现过冰期气候。20世纪初期，德国人A.彭克和E.布吕克纳出版了《冰期的阿尔卑斯》一书，将阿尔卑斯山地第四纪大冰期划分为四个冰期(后又划分成五个冰期)，两个冰期之间为比较温暖的间冰期。这种划分，后来被确认为第四纪大冰期分期的国际标准。在其他各大陆，后来也相应地发现古冰川和古生物的遗迹。 中国地质气候分布图中国在古冰川的研究中，较早地确认了西部山岳冰川，关于东部冰川，也有过大量的研究。 在地质史的几十亿年中，全球规模冰雪覆盖的扩展和退缩相互交替，有时大陆上覆盖着很大面积的冰原和冰川，气候寒冷，这时期称为冰期(又可称大冰期)；冰原或冰川以较大幅度向低纬度地区推进时，也称为冰期。介于两个冰期之间的比较温暖的时期，冰川消融退缩，称为间冰期。前寒武纪以来，90%以上的时间，两半球的极地无冰。但全球至少出现过三次大冰期，比较公认的有：前寒武纪大冰期(距今约6亿年以前)、石炭-二叠纪大冰期(距今2～3亿年)和第四纪大冰期(距今200～300万年至1～2万年)。在前寒武纪，还可能有另外的大冰期，但因资料不足，尚无法判断。 一般认为，对地质时期温度的估计，从中生代(距今2.3-0.67亿年)起才比较可靠。那时的年平均气温在两极附近为8～10，赤道为25～30。
地质气候-概述
地址气候是根据地质考察的各种证据(物质成分、沉积岩结构特点和生物化石等)推断的地球各地质时代的气候。又称古气候。 在地球演变的几十亿年中，全球规模冰雪覆盖的扩展和退缩相互交替，有时大陆上覆盖着很大面积的冰原和冰川，气候寒冷，这时期称为冰期(又可称大冰期)；冰原或冰川以较大幅度向低纬度地区推进时，也称为冰期。介于两个冰期之间的比较温暖的时期，冰川消融退缩，称为间冰期。这种寒暖波动的时间尺度大约为106-108年。前寒武纪以后，90%以上的时间，两半球的极地无冰。但全球至少出现过三次大冰期，比较公认的有：前寒武纪大冰期(距今约6亿年以前)、石炭-二叠纪大冰期(距今2-3亿年)和第四纪大冰期(距今200～300万年至1-2万年)。 研究材料一般认为，对地质时期温度的估计，从中生代(距今2.3-0.67亿年)起才比较可靠。那时的年平均气温在两极附近为8-10℃，赤道为25-30℃。 第三纪(距今0.67亿年至200～300万年)的主要气候特征是：中纬度地区气温缓慢降低，大约在1400万年前，地球上的气温急剧下降，在南极首先出现了冰盖，在250万年前，冰岛出现过山岳冰川，紧接着北半球高纬度地区也形成冰盖。 第四纪从距今约二三百万年开始直到现在。第四纪气候以极地冰川和中高纬度地区的山岳冰川的覆盖为主要特征，又称第四纪大冰期。在第四纪内，依冰川覆盖面积的变化，可划分出几次冰期和间冰期。第四纪的冰期和间冰期的温度振幅，海上约为6℃，大陆上的温度波动较大，在冰盖的边缘地区如欧洲，约为12℃，但高山雪线处则为4-6℃。 冰期和间冰期温度的巨大变化，导致其他气候要素和自然地理因子的变化：①雨带分布的变化。冰期时，冰盖面积扩大，迫使行星极锋带移至中、低纬度地区，导致中、低纬度地区低气压活动频繁，雨量充沛，湖水面积扩大。但在间冰期时，上述地区的气候常很干燥。②雪线的升降。冰期时，全球山岳雪线普遍下降，大多数山岳雪线下降米，热带地区雪线下降700-900米。③海平面的升降。冰期时地球表面的水，相当大的一部分形成巨大冰盖而留在陆地上，海平面因此降低，例如武木冰期，海平面比现代低约100米。在间冰期最暖时期的海面，可能比现代高出15-30米，甚至更多。④生物群落的迁移。在冰期时，冰川扩张，气候带向低纬度地区移；间冰期时，冰川退缩，气候带向高纬度地区移。与气候带相应，生物群落也随之南北迁移。 冰后期距今一万多年，全球气温逐渐上升，冰川覆盖的面积相应缩小，海平面随之上升，地球气候又进入较为温暖的时期。 有关各种时间尺度气候变化的原因，有许多种假说。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3种：①天文学假说。认为天文因素的变化将引起气候变化。②大气物理学假说。认为太阳辐射能的变化或大气透明度的变化可以引起气候变化。③地质地理学假说。认为极点的移动、海陆分布的变迁和地质构造运动等，可以引起气候变化。其中用大陆漂移说的观点解释气候变化，最为人注意。
全国天气预报天山云杉年轮再现320多年来新疆干湿气候变化
09:50:21　来源: (北京)　
　　新华网乌鲁木齐3月24日专电（记者毛咏）研究人员通过对新疆天山云杉年轮宽窄变化分析研究，再现了这一地区320多年来气候的干湿变化状况，其中最干旱期出现在1701年至1722年，最湿期出现在1961年至1981年。
　　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研究所研究员袁玉江介绍说，云杉直径的生长主要集中在每年5至8月，其中5至6月份为轮宽形成最活跃的时期，可形成当年年轮的一半以上，“这一生长特性可以分析其生长年份的降水变化。”
　　研究人员据此发现了树木年轮宽度指数与气候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大量天山云杉年轮的宽窄变化显示，326年来的5月下旬新疆这一区域内的降水出现了8个完整的干湿变化阶段，1701年至1722年为最干旱期，1961年至1981年为最湿润期，而在1719年至1959年的241年中明显出现了缓慢变干的趋势，年的云杉甚至出现缺轮现象。
　　新疆5月下旬的天气状况主要是受大气环流影响，由副热带西风急流向北推进的快慢和控制欧洲的高压脊的双重影响下，降水由南到北，自西向东开始迅速增加，并由此造成天山中部山区降水年际变化率加大。
　　云杉属于喜阴树种，年轮生长较快，7月以后，年轮基本不再生长，因此5月下旬的降水多寡将直接影响这一特殊区域里云杉年轮的生长。
　　研究人员还对目前及未来干湿变化趋势进行分析预测：2001年至2007年为降水偏少期；2008年至2015年降水偏多，“这7年对新疆北部重要粮食作物冬小麦的长期产量预报及种植规划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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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潘晟，男，1975年生，江苏常州人，历史地理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天津，300387。　　一、目前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存在的区域局限　　自从竺可桢开创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科学方法以来，无论是气候的冷暖序列重建，还是干湿序列重建，都得到了十分深入的讨论，在文献的认识与处理方面、计量方法的发展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1]该方法也对后来兴起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意义，成为环境演变研究本土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我们也感觉到，目前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系统重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和环境演变的研究成果，[2]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区域局限，即空间上主要着力于历史时期中央王朝核心区的讨论，对于历代王朝边疆地区的研究，在纯自然科学的方法，如孢粉、沉积、冰川、树木年轮以外，主要利用文献资料的成果还很少。[3]　　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两点比较明确，一是受制于资料自身的局限，二是认识方法的局限，而这两者之间又有着一定的相互关联。　　关于历史文献的局限性已有比较多的讨论，就一般的层面而言，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大的方面，即文献及其记载的区域分布不平衡与时间分布不平衡。（1）文献及其记载的区域不平衡，这主要是由历代王朝疆域范围的不同，以及王朝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所致。因此随着王朝疆域的变迁，尤其是政治核心区域的迁移，以及区域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兴替，相关记载的区域不平衡也随之相应而生，相应而迁。（2）文献及其记载的时间分布不平衡。由于王朝兴替及其内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区域发展，带有显著的时间性，乃至很大程度上受到王朝周期的影响，这也直接影响了文献数量与质量的时间分布不平衡。影响文献分布时间不平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文献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发展，包括载体、书写方式、保存方式等等。书写作为文明的核心，它的载体、传播方式等都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因此它在总体上是时代离我们愈近，数量越丰富、质量越高，时代离我们愈远，数量越少、质量越低。　　文献及其记载的区域分布不平衡与时间分布不平衡，使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建立的气候与环境数据序列呈现出同样的特征，这样拥有能够达到符合计量分析要求的数据序列的区域和时段自然出现显著的集聚现象，相关研究也就集中于这些文献数量和质量丰富的历史区域和时段。而其他区域与时段遂成为“历史空白”。　　这种“历史空白”的形成，我们除了要看到资料的客观局限以外，还应该看到其中也存在着很大的认识局限。这种认识的局限首先来自研究过程中预先设置的假设前提，即一定要找到合适的、符合统计要求的长时段数据序列的定量研究思维。精确的定量研究自然是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研究的目标，也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内在驱动力。但是一旦成为固定的思维模式，或者说成为一般研究的范式它一方面很可能使研究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屏蔽了那些定性资料，尤其是零星的定性资料，一方面还可能使研究者执着于定量工作而放弃定性工作，尤其是放弃资料本身只能支持定性研究的项目。　　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它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尽量完善自然科学方法，尤其是测年技术，以提高大分辨率即小时间尺度的研究。但是即使如此，大多数的研究其时间尺度往往仍然以千百年计，而空间尺度则以大地理单元或较大的区域为对象，其讨论也以自然规律的基本趋势为探索的核心，小时空尺度的讨论仍然难以深入；对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虽亦有论述，但也主要限于轮廓的勾勒，而实际上也难以进行深入的解释。客观地讲，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自然的物理数据，都不可能很好地覆盖所有的时空，总会留下空白。因为至少目前的测年技术都还存在着相当的误差，这种误差值在大时空尺度上是系统研究所允许的，但是对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而言则显然存在着不足。　　在刻意追求定量研究的模式下，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不仅仅气候变迁属于不见人影的过程，即使强调人地关系研究的环境演变研究，乃至环境史研究也有着很浓的“不见人影”的历史研究的意味。　　认识局限的另一个因素虽然没有定量模式的预置那么明显，但是在气候变迁和环境演变的研究中也值得我们反思，即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其中尤其是气候变迁研究强调其演化的全球性背景。因为自然界的演变是全球性的过程，因此特定地区详细数据序列的研究成果，能够用来在比较的基础上反演其他地区的气候变迁乃至环境演变过程。我们并不否认这一思路，但是在这里想指出的是，当我们在强调它的全球性演化过程的时候，也还需要考虑到这种全球演化过程中的区域性差异，有时候这种区域差异还非常的重要，尤其是环境演变过程的区域差异十分显著，不仅存在大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还存在中等尺度、甚至小尺度地理区域之间的演变差异。比如喜马拉雅隆起对于由此而形成的不同地理单元，其各自的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显然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环境演变过程，则有时候并不太大的地理阻隔都足以产生明显的区域差异，形成不同的族群与不同的社会或文明形态。如峨眉岭-绛山一线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晚期在晋南、晋西南所表现的文化地理界线作用，以及对此后文化地理分区的影响，[4]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社会与文明形态不仅存在着生产方式与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还往往有着不同的环境感知和环境行为，由此引起的人地关系发展模式也就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区域性环境演化的差异。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定量研究方法的同时，仍然需要进行大量必要的定性研究，以拓展我们的思维方式，扩大资料的搜集范围与利用方法，展开深入的定性研究工作，尤其是以往“历史空白”区域与时段的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的定性研究工作，使之与各种自然科学方法及相应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纳入到“集成研究”[5]或类似的方法中以获得更深入或更多的认识。　　二、礼仪、习俗与气候变迁、环境演变关系的初步思考　　讨论以往“历史空白”区域气候变迁以及环境演变问题，我们在跳出利用完整的成序列的文献资料，进行严格的定量研究的思维束缚之后，目光自然会转向以往较少关注的资料，或者说可以作为资料的对象，并借鉴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与观察视角。礼仪与习俗就是这样一种值得我们在气候变迁，以及环境演变研究中加以利用的对象。　　礼仪、习俗的形成往往与气候、环境有相当的关联，尤其是习俗或在习俗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礼仪表现更为显著。在我们耳熟能详的节庆习俗中，如春节、端午、中秋、重阳其实都与季节、气候的变化有密切的关联性，因为一方面这些习俗与季节有关，一方面它们的形成过程与农事有关。比如端午，我们熟悉的是吃粽子、赛龙舟、喝雄黄酒、烧菖蒲或艾叶、系五色线，但是若稍稍深入，就会发现这一系列的活动都与这一时期的季节变换和农事劳作有关。农历五月初五前后，一般是长江流域地区正式进入农忙，是水稻移载的重要时节，同时也是天气开始转入蚊虫繁衍的湿热夏天的时节。节俗在热闹的背后都与这一气候的变化有关，如赛龙舟除了有祈求风调雨顺的内涵外，用今天的话来说还带有农忙前动员的意味（实际上不少比较古老的习俗都有这个内涵）；吃粽子则与农忙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这是因为粽子一方面耐储、一方面耐饥，是适合重体力劳动的食物，在稻麦两熟轮作制传到这一地区之后该作用就更为显著；喝雄黄酒则与古人认为它具有祛湿避蛇虫的功效有关；烧艾叶或菖蒲的实际功效则在于灭蚊虫，因为此时蚊虫刚刚开始繁殖，用艾叶或菖蒲的烟熏燎很容易杀灭，由于此时杀灭的都是过冬的老蚊子，是繁殖新蚊子的母体，因此其效果十分显著。　　虽然端午的日期在农历上每年是固定的，都是五月初五，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作为我们考察礼俗与气候及环境变化的关系。端午属于较重要的节日，各地对于该节日期间的日常生活记载比较丰富，可以从中了解到不少当时的农事活动安排，以及天气湿热等方面的描述；而当我们把农历五月初五换算成公元纪年之后，各种相关记载的时间差异与地域差异也就能够得到比较清晰的展现。由于农事的安排本身就是根据气候变化做出的，故据此整理的记载也就反应了气候变化的某些特征，对于我们认识某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以及环境演化可以具有较好的指示作用。[6]　　为了更好地说明礼仪、习俗与边疆地区气候变迁、环境演变，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下文以讨论较多的辽代瑟瑟仪与射柳习俗为例略作说明。[7]　　关于辽代瑟瑟仪，据史料记载，包括择日、祭先帝、射柳、植柳、巫祝、祭东方、再射柳、贞验、厌胜等，是长达数天的仪式过程[8]。它并不是定期举行的周期性活动，只有当统治区域内发生干旱时才举行。仪式内容多样，其核心部分为射柳和祭祀。其中射柳活动并不十分严肃，而是充满了活泼与欢庆的游戏色彩，是仪式中不同身份的参与者狂欢的活动。祭祀，才是庄重而带有祈雨功能的核心仪式。它是在北方民族起源较早的射柳习俗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仪式。　　《辽史》认为瑟瑟仪最早由遥辇苏可汉制定。[9]而《辽史》中苏可汗的世次不可考，关于其时代有不同认识，[10]我们依据《辽史》和《旧唐书》的相关记载，[11]认为其时代大致在天宝四年（745）迪辇俎里降唐，至天复元年（901）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为本部夷离堇，此150余年间；颇疑《辽史》所载苏可汗，即为《旧唐书》贞元十一年（795）率25人入朝的大首领热苏。辽太祖七年（913）十一月定吉凶仪，瑟瑟仪成为仅次于祭山仪的辽代吉仪。[12]这实际上是耶律阿保机在建立辽政权的过程中，把已经存在的习俗或仪式规范化、体系化，将之正式确立为王朝政治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　　由于瑟瑟仪并非定期举行，只在发生干旱的情况下才择日而行，因此它的产生、确立是中唐以来契丹族活动范围内气候逐渐趋向干旱的结果。这与郑景云等人在讨论2000年以来中国东部地区气候干湿分异过程时指出的，在8世纪中叶至9世纪末气候相对寒冷，华北地区偏干的结论大致相近。[13]　　考虑到契丹人活动的地域特点，并结合皇家礼仪的特征，它可能主要在以辽上京临潢府为中心的政治核心区内进行。不仅因为该区域原本就是契丹人活动的核心地域，他们对当地的干湿变化有最直接的感受，还在于该区域在土地利用方式上随着契丹的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型地带，[14]它很大程度上也是辽的基本经济区，而其农牧交错的生产方式，对于气候的干湿变化十分敏感。因此推测契丹人建立辽朝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瑟瑟仪，所反映的主要是辽代半农半牧型地带---即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的辽上京道南部、中京道全部、东京道西部，[15]也即自然地理上的燕北地区[16]---的气候干湿变化过程。因此可以作如下假设：当913年太祖耶律阿保机将之确立为正式的国家仪式之后，在辽的核心活动区域没有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它的举行成为该地区气候干湿变化的标志事件；若频繁举行则标志着区域内气候偏干，若较长时间不举行则表明干湿情况有所改善，这样的气候过程又可能影响仪式习俗在日常生活中的演化。　　在利用瑟瑟仪考察该时期北方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直接记载并不多，且时间分布很不均匀，但却贯穿始终。由此说明它作为正式的国家仪式，得到了较为稳定地推行。至于文献所载射柳活动，并不是祈雨的充分条件，只有当祭祀或祈祷与射柳齐备的时候才构成完整的瑟瑟仪。因此，单纯的射柳记载代表的是帝王游幸及民众的田猎习俗，表明气候的干湿情况相对平稳。[17]　　金灭辽以后，袭用的射柳仪式不是祈雨活动。据《金史》卷35《礼志八》云，金承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笔者按：《辽史·礼志》未见此等记载），在重五日拜天礼之后，即举行射柳活动。[18]《金史》所载射柳活动其形式与辽已有相当不同，其仪式的起源也由祈雨变成了拜天，日期也固定为重五日，即端午，显然其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认为主要是女真人生活的环境较少受到干旱威胁所致。[19]这并不全面，因为《辽史·礼志》并无“金志”所说的仪制；另据《金史》卷2《太祖纪》收国元年（1115）五月甲戌，“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20]而此时辽尚未亡，距《辽史》最后一次记载射柳祈雨活动的乾统八年（1108）不过相差数年，辽之礼俗不至变化如此之快，金之先祖对辽代礼仪也不至如此隔阂。故而金人拜天射柳很可能是金人在自身原有习俗基础上借鉴辽代仪制所做的规范化、仪式化的结果，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立国过程中礼制建设的重要一步。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依据对《辽史》瑟瑟仪及射柳等问题的分析与计量，得到的可能性结论是，辽代燕北地区在公元1000年前较为干旱温暖，尤其是960′s-1000之间。1000年以后旱涝间发，且趋向寒冷，至1080′s达到高潮，且雨涝事件显著增多。而燕山以南地区在1000年以前却相对湿润，之后则干旱事件逐渐增多，旱涝间发，旱多于涝。[21]这与时贤的相关结论略有不同，[22]或可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　　通过上述对辽代瑟瑟仪的简单梳理，我们感到在利用礼仪、习俗等资料考察边疆地区或以往的“历史空白”区域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时，至少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要理清礼仪、习俗起源、形成、演化与气候、环境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包括礼仪、习俗中体现气候或环境变迁的指示性内容，即礼仪、习俗中哪些活动确实与气候、环境有关，关联的强弱程度等；它所代表的区域范围，以及区域范围的变化；它的阶段性特征等。　　其二，要谨慎理解礼仪、习俗与其所处权力结构的关系。如涉及王朝层面时，它作为权力表现的一个方面，虽然有些礼仪的起源、形成与该地区的气候变迁和自然环境有关；而在礼仪的更迭与演变方面，则很大程度上与王朝鼎革或该地区权力结构的演变有关，气候变迁或自然环境的因素退居次要，因为礼制作为权力的一个重要象征，对它的修订同样表达了、也必然要表达权力的变更。相对而言礼制下面的习俗则往往有更强的延续性。　　其三，要充分考虑奉行该礼仪、习俗的族群特征，这一点在环境演变方面的表现更为直接而突出，因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社会与文明形态不仅存在着生产方式与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还往往有着不同的环境感知和环境行为，由此引起的人地关系发展模式也就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区域性环境演化的差异。　　其四，虽然礼仪、习俗的记载往往只能做定性的讨论，资料自身的不足导致只能得到较为粗线条的阶段性的认识，但我们应该借助定量分析的方法来完善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以增强定性讨论的基础。　　注释：　　[1] 最新的综述参见杨煜达等《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气候研究方法的进展---以文献资料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期。　　[2] 参见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陈新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3] 主要有于希贤《苍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邓辉等《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5-166页；杨煜达《清代昆明地区（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的重建与初步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期等。　　[4] 马保春：《晋国历史地理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5页。　　[5] 葛全胜等：《中国历史地理学与集成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6] 侯甬坚老师向笔者指出，辽代四时捺钵与气候变迁关系密切，诚是，对本文写作启发良多，谨致谢忱。　　[7] 相关研究有徐秉锟《横簇箭与射柳仪》，《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4期；王承礼《契丹的瑟瑟仪和射柳》，《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郭康松《射柳源流考》，《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张碧波《北方民族的树神崇拜---从契丹、女真族的“拜天射柳”说开去》，《辽金史论集》第7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等。　　[8] 《辽史》卷49《礼志一》。　　[9] 《辽史》卷116《国语解》。　　[10] [日]岛田正郎著、何天明译《大契丹国---辽代社会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4页；王承礼：《契丹的瑟瑟仪和射柳》，《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　　[11] 《辽史》卷63《世系表》、《太祖纪上》；《旧唐书》卷199下《契丹传》。　　[12] 《辽史》卷49《礼志一》。　　[13] 郑景云等：《过去2000 a中国东部干湿分异的百年际变化》，《自然科学进展》2001年第1期。　　[14]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140、139页。　　[15]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140、139页。　　[16] 邓辉等：《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5-166页。　　[17] 因此在讨论辽代干湿变化的时候，将射柳都看作旱灾，或者全部排除在外都有失偏颇。　　[18] 《金史》卷35《礼志八·拜天》。　　[19] 常晓宇、李秀莲：《阿骨打拜天射柳》，《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13期。　　[20] 《金史》卷2《太祖纪》。　　[21] 详细的论证以《辽代瑟瑟仪与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中古时期的气候变迁》为题在“广西历史地理与华南边疆开发”（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年会，桂林）会议上小组讨论过，尚未正式发表。　　[22] 张丕远等：《中国近2000年来气候演变的阶段性》，《中国科学（B编）》1994年第9期；葛全胜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0CZS015）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李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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