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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赵智勇往事：离任九江前突击提拔一批女干部
来源：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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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申维辰出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2010年9月调任中宣部副部长，2013年来到中国科协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
原标题：三省官场地震：落马官员曾破格提拔一批女干部
6月19日17时30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1分钟后，17时31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再发消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媒体称，1分钟打下两只“老虎”，这是中纪委创下的又一个“打虎”纪录，并且使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人数达到了30余人。这30余人中，在山西、江西和四川任职，或主要任职经历在此三省的人数最多。在党中央持续的反腐高压下，上述三省成为新的风暴中心。
令政策、杜善学：落马前两天还有公开活动
此次落马的令政策出生于1952年，山西省平陆县人。据公开的简历显示，在1968年参加工作之后，令政策先后在平陆县常乐医院、国营硫磺矿、运城地委机要办公室、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工作，1982年进入山西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毕业后，令政策相继在山西省委办公厅文书信息处、省委机要局、省粮食局等部门工作，2003年任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成为正厅级干部，1年后又升任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2008年1月，他出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2013年1月，令政策获得连任，在8名副主席的排名中，从第六升至第二。对令政策的这份简历，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实名认证的微博上表示：“从边缘的粮食局副局长到发改委主任，是超常规的进步。有时，占便宜未必是好事。”
据财新网报道，令政策在山西省发改委工作的那几年，正是煤炭行业很景气的时候。山西作为煤炭供应大省，2006年煤炭出省销量近4.66亿吨，2007年接近5亿吨。一名山西的政协委员称：“当时外省抢着要煤，这个指标如何分配有很大利益。令政策作为发改委主任，权力是很大的。”
财新网的报道还称，令政策父母均为山西的基层干部，父亲是一名处级干部。令政策曾经向记者透露，父亲当年喜欢看报纸，他们出生时，父亲就会在报纸上找一些当时见报比较多的词汇，如路线、政策、方针等给他们取名，这就是他们兄妹5人名字的由来。
6月17日，令政策在落马前两天，还曾公开露面。他带领山西省政协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调研组，在交城和文水两县就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进行调研，并与县、乡、村三级干部座谈。
与令政策几乎同时落马的杜善学出生于1956年，山西省临猗县人。根据公开的简历显示，1976年6月到1978年3月，杜善学在临猗县财政局工作，后入读山西财经学院（今山西财经大学）会计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后，杜善学到山西省财政贸易委员会财政处任干事，之后相继在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山西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等工作。1993年，37岁的杜善学出任山西省财政厅副厅长，成为副厅级干部。10年后，杜善学前往长治市任职，先后担任长治市长、市委书记，主政一方。2011年，杜善学转任吕梁市委书记，并在当年成为山西省委常委，进入省部级干部行列。2012年1月，杜善学出任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1年后，开始担任山西省副省长。
担任副省长期间，杜善学负责发展改革、建设、交通、环保、招商引资和重点工程等方面的工作。6月14日到15日，杜善学在吕梁就对口联系企业、重点工程进行调研，6月17日又参加了山西省政府的第四十九次常务会议，还参加会见了国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短短两天后，杜善学落马。
从简历上看，令政策和杜善学都是山西本地人，并且长期在省内任职，在山西算得上树大根深。算上令政策和杜善学，2014年以来，已经有4名山西籍或主要任职经历在山西的省部级高官落马。
金道铭：纪检系统的“内鬼”
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金道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金道铭1953年出生于北京，17岁参加工作。1972年，金道铭进入北京市共青团系统工作，走上了仕途发展的快车道。1979年，金道铭任共青团东城区委副书记，后又担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87年，金道铭进入国家监察部工作，开始了在纪检系统20多年的职业生涯。他历任国家监察部办公厅干部、中纪委外事局局长等职。1997年，金道铭升任中纪委副秘书长，2002年，出任中纪委监察部驻交通部纪检组长、交通部党组成员。
2006年，金道铭来到山西，出任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2010年，升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并继续担任省纪委书记。2011年，他转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其间还兼任了8个月的省政法委书记。2014年，金道铭被补选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0多天后，金道铭案发。
对于金道铭的落马，山西当地人并不觉得意外。他担任省纪委书记的几年，正是山西煤焦领域大案要案频发的几年。当时，金道铭还担任煤焦反腐小组的组长，媒体推测他和这些案件多有牵涉。据宁波日报集团出版的《东南商报》报道，山西一名研究煤焦产业的人士曾透露，早有人预测金道铭会出事，但对于金道铭“多大的案子都敢管，拿人钱财为人开脱”的行为还是惊讶不已。
《东南商报》称，白培中案是金道铭案发的导火索之一。2011年，时任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的白培中家中被劫，其妻子报案称被劫财物价值300万元。随后，有消息称，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交代，从白家抢的财物价值近5000万元。一时间，舆论哗然，白培中被免职。对于白培中的巨额财产，当时官方的说法是白培中在任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期间，接受公务活动中馈赠贵重物品价值14.79万元；白培中妻子收受下属礼金共70万元。山西省纪委研究后，仅“决定给予白培中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有知情者称，主导白培中案的正是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的金道铭，也是他“把这个案件压下去的”。金道铭插手白培中案激怒了不少干部群众。2013年10月，中央第六巡视组进驻山西，山西省委、省政府的一批老干部合力举报了金道铭。
日，中央第六巡视组向山西省反馈巡视情况时，组长表示，“巡视中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有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利益”。3天后，中纪委公布了金道铭落马的消息。由于金道铭在纪检系统工作长达20多年，他的落马被视为中纪委勇于“打内鬼”，解决“灯下黑”，增强内部监督。
从披露出的消息看，金道铭还涉嫌包养多名情妇。这些情妇中，有人实际上就是金道铭收受贿赂的“白手套”。
申维辰：与金道铭有“恩怨”
距金道铭落马不到两个月，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接受调查的消息也被公布。申维辰是今年被调查的首个正部级干部，也是首个落马的十八届中纪委委员。虽然落马时在京任职，但申维辰和山西渊源颇深，早年还和金道铭有些“恩怨”。与金道铭“空降”山西相反，申维辰是从山西基层走到中央任职的。
申维辰1956年出生，山西省潞城人。他1969年参加工作，在潞城县黄池乡任政府电话员，1972年进入山西大学体育系学习。毕业后，申维辰曾先后在潞城县委、山西省体委等部门工作，2000年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2006年，申维辰出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2010年9月调任中宣部副部长，2013年来到中国科协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
申维辰落马前并无明显征兆。日，中国科协网站还刊登了他在北京市密云县调研的消息。4月12日，他从南昌返回北京，刚一下飞机就被中纪委带走。据知情人士透露，申维辰落马主要是因为他在担任太原市委书记期间涉嫌贪腐，尤其是涉及城建领域的利益输送。
在山西为官时，申维辰曾有平易近人的名声。一名太原的作家曾透露，申维辰在省委宣传部长任上时对文化界人士非常尊重，但在出任太原市委书记后，申维辰的官威渐渐大了起来。在主政太原4年多的时间里，申维辰提出了“旧城改造、新城建设、发掘”的政策，一批申维辰身边的商人开始在太原地产界崭露头角，其中山西得一文化集团董事长胡树嵬最为有名。
据《廉政瞭望》杂志报道，胡树嵬是申维辰在山西大学的师弟，申维辰出任省委宣传部长后，经营图书音像产品的胡树嵬生意蒸蒸日上。2006年初，申维辰成为太原市委书记，胡树嵬也宣布进军太原房地产市场。在太原严禁销售和证件不全房产的风口浪尖上，胡树嵬顶风作案，出售证件不全的房产，却安然无事。胡树嵬还与多家外地房产商合作，他负责拿地，再加价转让。就在申维辰出任太原市委书记7个月后，“京官”金道铭来到山西任职。与金道铭一起开始为山西人所熟悉的，还有一个叫胡昕的女地产商，她是金道铭的情人，在太原房地产市场多次和胡树嵬“交锋”。太原一名官员透露，申维辰与金道铭在有些事情上较着劲，只不过没有公开撕破脸。申维辰到北京任职后，胡树嵬的拿地风头立刻收敛，甚至在有些项目上还和胡昕合作。山西一名离休干部接受采访时曾说，申维辰和金道铭都是聪明人，对对方的手段心知肚明，“这下两个都进去了，没准还能相互揭发”。
陈安众：牵动萍乡官场连锁反应
在党中央的反腐行动中，发生“地震”的绝不止山西一省。近来，反腐风暴也在涤荡着江西。
2013年5月至8月，中央第八巡视组巡视江西。日，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陈安众1954年出生于湖南省宁远县，1976年入党。据知情人士介绍，陈安众是一名学者型干部，1984年从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后，相继被聘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等。九江新闻网介绍陈安众的文章称，他发表论文、译文40多篇，并有多部专著。20世纪末，陈安众以省级后备干部的身份，从湖南省衡阳市市长的位置上，交流到江西省景德镇市任市长。
据《新京报》报道，陈安众在江西的发展可谓顺风顺水。2001年6月至2006年11月，陈安众担任萍乡市委书记，2006年11月调任九江市委书记，2008年当选江西省政协副主席，2010年任江西省人大副主任。接近陈安众的江西官员分析，陈安众落马或与其负责的工程项目有关系。这位官员称，陈安众身边常年围着几个湖南籍的朋友，“一些人打着陈的牌子做工程和项目”，萍乡多个工程项目背后都有陈安众朋友的影子。
熟悉陈安众的人说，陈安众喜欢喝酒、唱歌、跳舞、下围棋。在他主政过的萍乡、九江等地官场，流传着陈安众的一个段子：“一米八的个子，一斤八两的酒量，一百八十斤的体重。”下属对他褒贬不一，有人说他“常在宾馆玩到凌晨三四点，喝洋酒至少5000块钱一瓶”，也有人说他“作为市委书记，没有什么架子”。
随着陈安众的落马，萍乡官场也发生了连锁反应：日，江西省纪委证实，萍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家群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日，萍乡市政协主席晏德文，萍乡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学民被调查。这三人均在萍乡城市建设重点项目指挥部担任要职。6月20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萍乡市原政协主席贺维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姚木根：落马当日还有文章见报
在萍乡官场余波未平之际，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就在同一天，当地省委机关报刊发了一篇署名“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姚木根”的文章。由于官员被调查与其文章见报同在一天“甚为少见”，姚木根迅速成为关注的热点。
根据公开的简历显示，姚木根的仕途相当顺利。他1957年生于江西省樟树市，1986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1976年12月参加工作。1986年，姚木根的仕途起于江西省计划委员会，历任副处长、处长等职。1998年，姚木根被调往江西省政府，先后担任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主任等职。2007年3月，姚木根任省发改委主任。2011年5月起，姚木根担任江西省副省长，主要负责国土资源、农业、水利等工作，曾发表过不少有关江西经济发展的理论性文章。
2013年，中央第八巡视组来到江西后，副省级以上的领导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表全部被调来查看。姚木根在上面只填了一套房产，但他被举报的房产竟有十多处，分布在北京、上海、南昌、广州等地。两者之间出入很大，引起了中央巡视组的注意。对姚木根的侦查就此展开。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姚木根在北京的一套房子，是几年前他亲手提拔的江西省发改委一名副处级官员赠送的，当时价值500万元左右，现在估价1000多万元。姚木根落马前，该副处级官员已被带走调查。姚木根出事后，他的妻子、江西省质监总局法规处处长易安萍也被纪检部门带走。据一位与姚木根交往多年的官员透露，易安萍被带走是因为“多套房产都挂着她的名字，股票也以她的名字持有”。
此外，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当地有官员认为，姚木根的主要问题可能来自于他任职发改委期间。在姚木根被调查之后，其分管的水利领域中，江西省水利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文林，曾任峡江县委书记、时任吉安市政协副主席林翘银以及峡江县委书记宋铜也先后落马。
：博士副省长被免职
姚木根落马后不到3个月，日，中纪委发布消息：赵智勇因涉嫌违纪，中央已免去其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委员职务。
赵智勇1955年生于河北省易县，西南财经大学在职研究生毕业，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赵智勇长期在中国工商银行系统工作，2000年8月从工行总部调任工行江西分行行长。2001年11月，赵智勇离开金融系统，担任江西省省长助理。2005年起，赵智勇任江西省副省长、党组成员兼九江市委书记，主要分管金融、外汇、证券等领域。一年后，赵智勇升任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2008年6月，赵智勇改任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经济学博士背景以及在经济领域数十年的工作经验，令人们一度对赵智勇充满期待。他上任九江伊始，便提出“力争通过5年努力，使（九江）工业经济总量恢复江西第一”的口号。但他在九江任职只有1年多时间。在离开九江前，赵智勇突击提拔了一批女干部，不少属于破格提拔，有的学校老师直接被提拔为共青团某区委副书记。接任的领导在接到群众反映后，又把提拔的一部分女干部打回原单位。
有别于以往，中纪委发布赵智勇相关消息时，仅通报其涉嫌违纪被免职，未采用“涉嫌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等字眼。截至目前，中纪委也没有公布赵智勇有关情况的新进展。
副国级“老虎”浮出水面
赵智勇落马10天后，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十八大之后首个落马的副国级干部。
苏荣1948年出生于吉林省洮南县，1974年参加工作，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苏荣的仕途起步于吉林，历任洮安县那金公社党委书记、洮安县委副书记、白城地委书记、四平市委书记等职。1992年，苏荣任吉林省委常委、秘书长，进入副省级干部行列，之后又任吉林省委副书记。
2001年，苏荣官至正部级，任青海省委书记，后又历任甘肃省委书记、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2007年11月，苏荣调任江西省委书记，2013年当选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江西省委书记（至2013年3月）、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至2013年4月）。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调查，江西上述三名被免职的副省级干部均是在苏荣任上获得提拔或重用的：苏荣任江西省委书记时，赵智勇与他有颇多交集，苏荣赴江西履职半年后，2008年6月，赵智勇出任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第一书记，被视为苏荣的“大秘”；同年，陈安众从九江市委书记任上提拔为江西省政协副主席，与时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苏荣有过至少3年的工作交集；在苏荣主政江西期间，2011年，姚木根从江西发改委主任擢升为江西省副省长。
四川最早刮起反腐风暴
地处西南的四川，比山西、江西更早刮起反腐风暴。自2012年8月成都工投集团董事长戴晓明被调查后，四川接连爆出大案。一年多来，有、郭永祥和3名省部级干部落马。
日，中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他成了十八大后首个被调查的副省级干部。李春城历任哈尔滨副市长，成都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2011年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经过中纪委调查，李春城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还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今年4月，中纪委决定对李春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涉案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日，中纪委证实，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郭永祥1972年进入胜利油田，此后长期在石油系统工作。1998年起，他历任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四川省委秘书长、四川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2009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主席。今年4月，中纪委经调查宣布，因郭永祥收受巨额贿赂、利用职务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道德败坏等，决定开除郭永祥党籍和公职，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接受组织调查。李崇禧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从政后一直在四川任职，历任四川省纪委常委、纪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等职。2013年成为四川省十一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在李崇禧落马后，接近四川省纪委的人士曾向媒体透露，李崇禧落马很可能是经济问题，或与其在四川省纪委书记任上担任矿业秩序整治督导组组长，涉及矿业重整并购有关。
中央坚决反腐舆论一致力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事业管理系主任邵鹏表示，晋赣川三省接连掀起的反腐风暴，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腐行动的深化和发展，反映了党中央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决心。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并强调“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不要心存侥幸”。
其次，邵鹏认为，三省的反腐风暴也表明中纪委的反腐措施是行之有效、有的放矢的。中纪委针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特点，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措施。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了继续推进反腐的坚定决心。4月11日至5月12日，王岐山一个月内先后6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释放出的信号强烈且明确——反腐败斗争的“牛鼻子”，就是各级党委负主体责任，各级纪委负监督责任；各级党委“决不能只重业务不抓党风、只看发展指标不抓惩治腐败”；反腐败工作，“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今年要把主体责任给中央国家机关、省区市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党委扛上”。“五一”前夕，经王岐山审定调研方案后，7位中纪委驻会副书记8天内分别带队到七地，就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进行调研。
5月19日，在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专题研讨班上，王岐山要求纪检队伍“聚焦中心任务”“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并对纪检队伍提出要求：“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以铁的纪律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干部队伍。”
5月27日，在出席山东省蒙阴县民主生活会时，王岐山说：“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要加强震慑，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另外，在三省反腐中，也表明了现阶段高官贪腐的一些显著特点。“涉案金额巨大，涉及官员层次高，窝案串案情况严重。其中窝案串案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贪腐官员采取上下勾结、内外联合、共同策划等方式作案，出现了犯罪群体化的特征。”邵鹏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中央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支持。各级媒体纷纷发声，力挺中央“打虎”——
6月14日，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发布一条人民微评：“苏荣成十八大后落马的首位副国级官员。在此之前，江西多位官员先后被查，主政江西7年的苏荣显然难辞其咎。权力有任期，清廉无时限。班子出了事，‘班长’走不了。无论什么人、职位有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必将受到严厉惩处。为官者，请自重。”
6月16日，中国青年网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苏荣落马再证“补窟窿”的紧迫性》，“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苏荣被查，是我国反腐败行动向纵深推进的标志，也是中央有关方面对贪污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标志。”
6月19日，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发表评论：“涉嫌违法违纪，山西两名高官同日被调查。屡屡出击的重拳，不断加速的查处，警示官员：官帽再大，也不是贪腐的保护伞；退居二线，也不是逃避的护身符。惩治贪腐，整肃吏治，党内无例外。无论什么人、职位有多高，一旦贪腐，便难以‘平安着陆’。如此力度，倒下的是贪官，立起的是信心！”
新疆被拐少年：7岁被骗到东莞
每天要偷够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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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哈里克决定不了自己的过去，但他有能力把握好自己的未来。
哈里克和7岁的弟弟。弟弟总缠着哥哥让他表演“动耳朵”，在哈里克失去联系的几年中，母亲反复跟弟弟提起哥哥的特征：耳朵会动。摄影/新京报记者卢美慧
哈里克的左腿上有一条15厘米长的疤痕，这是他被拐之后，在东莞参加一次“帮派斗争”时被对方砍伤的。
原标题：新疆被拐少年：失去了童年，但我还有未来
哈里克（化名）
18岁，新疆库尔勒人。7岁时被人骗到东莞，开始偷盗生涯，历经8年后被解救。15岁到17岁，他被安排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读学校学习，他的管教老师阿比德说，哈里克是最让自己欣慰的孩子之一。如今随母亲一家生活在库尔勒市。
【对话动机】
《爱在旅途》是一部以解救新疆流浪儿为主题的电影，7月12日在北京某剧院上映。电影讲述了一群新疆儿童幼年被骗至全国多地，由“蛇头”威逼虐打被迫从事偷盗活动，而后被解救走上正途的故事。
库尔勒青年哈里克就是电影中的原型之一，7岁被人从新疆骗走，哈里克在广东当了8年小偷，挨打、偷盗、挥霍、染毒、混社会、夭折的初恋。“那段经历比电影残酷。”
来自新疆民政部门的统计，2011年全国打拐行动开始后，全疆各级救助管理站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共救助流浪未成年人13838人次，3858人次被从外地接回。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哈里克决定不了自己的过去，但他有能力把握好自己的未来。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实习生 曹忆蕾 新疆库尔勒报道
现在，哈里克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看家里电动三轮车的电充好没有。库尔勒城市不算小，但拉活不管远近都是每人一块钱，一天下来，好的时候能赚100到150块钱。
开三轮车的工作之前是卖炸鸡、卖烤全羊，都是辛苦而收入不多的营生。幼年的哈里克，有时一天就能偷到两三万元。“现在钱赚得少，但都是干净的，这让我心安。”他说。
“我的经历比电影残酷”
新京报：《爱在旅途》的电影看了吗？里面有很多是你的亲身经历。
哈里克：我没看过完整版本，之前有电视台记者采访我，后来节目里出现了一些（电影）片段。不只是我，那些年很多新疆孩子都经历了这一切，比电影中还残酷。
新京报：你当时是怎么被骗到外地的？
哈里克：我两岁时亲生父母就离婚了，我跟爸爸生活。后来爸爸带我去吐鲁番打工，有天他的一个工友跑来跟我说，我爸爸把人打伤了，他要带我去找爸爸。
新京报：结果没见到爸爸？
哈里克：我被带上了火车，火车开了两三天，我们在东莞下车。这人把我带给一个叫艾哈买提的新疆老板，我说我要找爸爸，他们说“没爸爸了，以后你的工作就是偷东西。”
新京报：那时你才7岁，很害怕吧？
哈里克：害怕，我小时候特别老实，完全被吓傻了。他们让我偷东西，我不肯，爸爸从小就教育我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要做个好人。
新京报：后来呢？
哈里克：他们把我关到宾馆里，之后我被交给一个叫买买提的人，也就是我的小老板，十七八岁，很凶，接下来的一周他每天都打我，用皮带或木棍，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说“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新京报：他们会强迫你学偷东西的手法？
哈里克：你在电影里看到在热油里取硬币的场景不是编的，都是真的。有时候是一桶开水，买买提会倒进大半袋洗衣粉，再丢进一块钱硬币，让我用中指和食指夹出来。每天晚上练习，不练或练得不好就挨打。
新京报：你记得自己第一次偷东西吗？
哈里克：记得。是个年轻女孩儿，我吓坏了，把手伸到她包里随便抓了个什么就跑，当时捏在手里软软的，以为是钱，跑了很远之后一看，是包纸巾。不过那次买买提没打我，他说“这就对了，以后就这样”。
“整个童年是扭曲的”
新京报：接下来就天天去偷东西？
哈里克：嗯。一睁眼就是“任务”，刚开始每天要偷够5000块，后来是一万块。如果没偷够的话就会挨打。
新京报：偷东西时会被人发现吗？
哈里克：经常被发现，特别是开始的时候。有人发现后追着我们打骂，也有的人很好，说“你们还这么小，不要偷东西了”之类的。
新京报：当时想过求助吗？
哈里克：怎么不想，几乎天天想。但每次偷东西，买买提就在不远处监视着。我们偷东西都是开一辆面包车，小孩到街上，老板在车里。我试过逃跑，但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没钱，根本无处可逃，被抓回来打得更狠。
新京报：不能报警吗？
哈里克：那些年，除了被偷的人，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警察。我刚到东莞时一句汉语也不会说，后来能讲一些了，我跟抓我的一个警察说，“我是被骗来的，能不能救救我？”那警察什么也没说，后来我被放了，买买提把我接回去，我看到他塞给那警察一块手表。那天晚上我又挨了一顿毒打，那之后我就不想逃了，跑不掉。
新京报：绝大多数警察还是好的。
哈里克：那是我们要打交道的另一类警察。小老板还教给我们对付警察的技巧，首先装作不懂汉语，问什么都摇头；其次是自残，我们从小就练习在嘴巴里含刀片儿，刚开始经常割到舌头，满嘴血，后来就熟练了。如果被抓了就在脑袋或脖子上割一刀，刀口不会太深，但流血一定要多，不够的话就撞墙，这样警察也拿我们没办法。
你可能会说我可以向他们求助，但小老板就会派人在外面等着，况且那时还小，父母找不到，跑出去了也不能独自生存。
新京报：从小看到的大多数都是丑恶的。
哈里克：是的，看不到希望。在东莞和我同龄的孩子，他们有父母陪着，有各种各样的玩具，我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任务，任务。我整个童年完全是扭曲的，不知道快乐是什么。
“我成了另一个买买提”
新京报：那时有没有想过长大以后怎么办？
哈里克：12岁那年，我跟艾哈买提说我想回新疆找我的父母，没想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但公安局的警察叔叔说和我父亲同名的有几万人，根本查不到。我去了原来的工地和当时住的出租屋，都已经拆了。
新京报：没找到父母，你后来又回到东莞？
哈里克：找到爸爸妈妈是我唯一的希望，找不到他们对我打击非常大。除了回东莞我真的不知道去哪儿。
新京报：后来你也成了“小老板”？
哈里克：回到东莞后，我跟艾哈买提说不想偷东西了。其实我们长大后，他就不太让我们偷了，因为容易被发现，成功率低。我就成了小老板，另一个买买提。
新京报：小老板的工作内容就是监督和培训新来的小孩儿？
哈里克：除了那些，还要打架，要抢地盘儿，最乱的时候一两百人一起打架，因为当时广东这样的团体太多了，每个老板手下有百十人很正常。
新京报：从7岁到15岁，你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
哈里克：10岁或是11岁的时候，艾哈买提给我过过一次生日，很多人，买了蛋糕、吹蜡烛，用维语唱了生日歌，还送了手表给我当生日礼物。那次很开心。
还有14岁时，我偷了一个姑娘的手机，她打电话跟我哭，说手机对她很重要，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后来把手机还给了她，在还她之前我存下她的号码。她很漂亮，后来我们成了男女朋友，她对我很好，那是我的初恋。
“你们是受害者，带你们回家”
新京报：2011年你们被抓，当时想过会发生什么吗？
哈里克：以为会和以前一样，呆不了多久就会被放出去，但后来发现不一样，当时是新疆警方和全国多地警方合作，决心要解决新疆流浪儿问题。
我记得后来有新疆的警察说，“这次你们不是犯罪嫌疑人，你们是受害者，我们会带你们回家。”
新京报：听到这些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哈里克：不相信，其实一直到我见到父母前我都不相信，或者即使回到新疆，如果没有找到爸爸妈妈，我肯定又会走上老路。
新京报：回到新疆很快就见到了父母？
哈里克：日我和很多同伴被送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读学校学习，23天后公安局的一位叔叔要带我见两个人，当时他没告诉我是见我的父母，相见时，看着面前哭泣的人，我开始还没反应过来。觉得一切太不可思议了。
新京报：工读学校的生活是怎样的？
哈里克：当时负责我的警察叔叔告诉我，安排我们到工读学校读书不是惩罚，而是一个过渡，我认同。我没上过学，起初还挺新鲜的，但时间长了确实有点受不了。
新京报：太枯燥？
哈里克：枯燥是一方面，每天按时起床、做操、补习文化课，我们好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开始时非常难。可能对我来说，最不适应的是规律，因为之前我所有的生活都是没有规律的状态，没人管，没什么要遵守。
“重新做好人不容易”
新京报：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想改变不容易吧？
哈里克：肯定很难。我当小老板后，不光抽烟喝酒，还吃过摇头丸之类的毒品。到了工读学校，什么都要戒掉，最初真的非常痛苦。
新京报：怎么转变过来呢？比如烟瘾、毒瘾。
哈里克：学校里不让抽烟，开始总想偷着出去买，但没有卖的。毒瘾要多说两句，艾哈买提和其他老板比唯一一点好的地方就是不逼我们吸毒，当时很多蛇头为了让手下的孩子完成任务，都会给他们毒品。艾哈买提没有，他知道我吸毒后很生气，有一次因为这打得我都爬不起来了。在学校也没有特别的戒毒措施，毒瘾犯了就死忍着，我也不明白，最后反正就忍过来了。
新京报：支撑你“忍过来”的是什么？
哈里克：家。7岁之后我就没有家了，我从来没想过会再见到我的家人，能有一个家可以回去。见面后，妈妈告诉我她这些年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她跟从没见过我的弟弟妹妹说我的模样，说我的耳朵会动，告诉他们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我回家的话，记住耳朵会动的男孩儿就是他们的哥哥。
新京报：学校里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人或事？
哈里克：我非常感谢工读学校里一位叫阿比德的老师，她像妈妈一样陪我度过最艰难的日子。我的第二个生日是阿比德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给我过的，他们一起给我唱歌，祝我幸福快乐。这次，我真正感受到了爱。
在工读学校时，很多同学都偷偷说我不会变好的，我肯定受不了之后的日子。回到老家之后，有很多原来的朋友联系我，他们从工读学校出去后很快又重操旧业。但我最终烟酒和毒品什么都戒了，可以和过去彻底告别了。
“我为过去的一切感到抱歉”
新京报：现在再去想过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哈里克：像是11年前做了一场噩梦，很长，现在终于醒了。
新京报：现在要很辛苦才能赚一两千，赚钱没有过去来得容易。
哈里克：这是最不习惯的，我回来卖过烤全羊，在夜市上卖过炸鸡，现在开电动三轮车，哪个工作都很辛苦，挣不了多少钱。有时我也跟妈妈说，过去钱来得好容易啊。妈妈会马上打断我，她说现在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干净的钱能让人心安，不要再想以前。
新京报：有没有一件事让你真正认识到你的过去？
哈里克：妈妈花450块钱给我买了部手机，没一个月就被偷了。我非常难过，因为妈妈没什么钱。那时我就想，再也不要做过去那样的人。
新京报：丢手机之后会想到被你偷东西那些人？
哈里克：不光丢手机之后。当我开始真正靠双手赚钱，常常就会想到以前那些人，我记不得他们的脸，他们也不会知道我是谁，但我会觉得对不起他们。
我上网看一些关于新疆的新闻，这两年发生了好多事，让很多人对新疆有一些负面的印象，我观察到很多帖子后面提到被新疆小偷扒窃的经历，看到这些，我心里就会很难过。我为过去的一切感到抱歉。
新京报：不希望别人对新疆人有负面的印象。
哈里克：不希望。更多的新疆人是和我父母一样，一辈子都勤劳，一辈子都不伤害别人，我不希望因为那些孩子的错误让大家对我的家乡有偏见。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如果没经历这一切，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哈里克：妈妈后来又结婚了，我回家后多了弟弟妹妹，最小的弟弟今年7岁，正好跟我被骗走时一样，全家人都很喜欢他，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他明年就上小学了，我想如果一切没发生，我的人生就跟现在的弟弟一样吧，未来有无数种可能。
我从来不知道，在外面流浪的这些年，我的家人一直没有放弃我。在学校里每当我想出去，想抽烟或者毒品，就会想起妈妈的眼泪和她说过的话，就忍过来了。重新做好人真的不容易。
——遭人拐骗、被迫从事街头盗窃的新疆少年哈里克谈当年如何戒除恶习、改过自新。
回访邓玉娇案：邓已改名于前年嫁人
信“命里缺水”
作者：卫毅 卫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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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在网上看了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天注定》，赵涛扮演的角色小玉，被认为原型之一来自于邓玉娇。而邓玉娇案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黄德智，张树梅说，从来就没有在野三关见到过他。
野三关的雄风宾馆已经不见了踪影，此处成为了工业园
原标题：活在案件里外的人——回访邓玉娇案
本刊记者卫毅图/本刊记者卫毅发自湖北巴东、北京
在看《我是歌手》第二季的时候，每当台上响起“邓紫棋”的名字，我都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受。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一直找不到答案。直到要去网易做一次“如何做人物报道”的交流，我在准备PPT材料的时候，发现了这种“似曾相识”的感受从何而来。“今年3月5日，邓玉娇失眠仍没有改善，张树梅带邓玉娇到恩施州优抚医院看病，并做了血液和脑电图检查。报告单上用的名字是‘邓子琪’，报告结果写着‘正常范围’。”“今年”指的是2009年。这是《南方都市报》的邓玉娇案报道——《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中的一条图说。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是龙志。很巧，我在网易的现场见到了龙志。两年前，他离开了《南方都市报》，如今是网易新媒体中心总监。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龙志，上次通电话已经是5年之前，邓玉娇案的影响力席卷全国的时候。彼时，龙志已经迅速发表了关于邓玉娇案的最有影响力的报道，离开了巴东。而我刚写完发生在的“70码”飙车撞人案，匆匆赶往湖北。路上给龙志打电话，了解到许多当地情况。我在野三关遇到了《新京报》记者孔璞。那是她刚从《新世纪周刊》转投《新京报》后的第一次出差。我和孔璞在野三关木龙垭村采访邓玉娇外公外婆的时候，遭到了暴力阻拦，采访被迫终止。几个月后，以为局势有所缓和，我和同事郑廷鑫再次前往巴东，又是失望而归。这些失败的采访经历令人沮丧，几乎成为我挥之不去的心结。
今年3月，在网上看了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天注定》，赵涛扮演的角色小玉，被认为原型之一来自于邓玉娇。
由此，激发了我继续去做当年未完成的采访的想法。
跟5年前一样，先是飞机，接着是轮船，然后是，最后是麻木车（当地的一种三轮车），我来到了巴东县野三关镇。当年邓玉娇刺死邓贵大的雄风宾馆，早已无迹可寻。宾馆所在的位置是三峡酒厂。从宜昌开始，我就看到这家酒厂的广告：来自三峡腹地野三关。仿佛地图一样指引着你来到这里。我入住了当年住过的龙泉宾馆。有意思的是，这家宾馆的房卡还是当年的老房卡，上面印着的地图，还有雄风宾馆的位置。酒厂把此处扩建成了工业园。有厂房，有池塘，有亭台楼阁，看上去平静如水，仿佛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我雇了一辆麻木车往木龙垭方向去，那是邓玉娇外公外婆家所在的地方。车在山路上盘绕，那里能看到高耸入云的世界第一高桥——四渡河特大桥。当年我就拍下了这些景致，后来相机被人抢去，强行删掉了所有照片，包括风景照。
下午，我见到邓玉娇外公张明瑶的时候，他正在干农活。马上就是端午节了，高粱地里的杂草需要清理。太阳很毒，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尽管耳朵有些背，但张明瑶的记忆力很好，他很快认出了我。他从木龙垭搬到了现在竹园淌的住所。这是亲戚家的房子。
当年，我在木龙垭采访两位老人的时候，有一伙人突然闯入，把我几乎是扔了出去。我手上戴的一串佛珠撒了一地。“这些小珠子滚得地上到处都是，他（张明瑶）还帮你一颗颗找回来。”邓玉娇的外婆秦尚菊说。
跟两位老人聊天，我了解了许多并不知道的事情。当年，各种离奇的传言都有。木龙垭村的各个路口几乎都有人看守，阻止陌生人的进入。“他们在那里打一天牌都有40块钱。”秦尚菊说。
当初，我和孔璞是走了一条人迹罕至的路，到了邓玉娇外婆家，才被人发现。一个人看到我们进门后，马上出去打电话报信。隔了不久，一群人来了，冲在最前面的体态比较胖。
在遭到暴力推搡后，我给同事打了电话，同事通过饭否，将事情经过发布到了网上。饭否是当年流行的社交媒体，被认为是中国微博的鼻祖。那是社交媒体刚起步的年头。此后5年中，微博兴起，然后是微信成为新宠。而饭否几经起落，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了。我当年用的电话是诺基亚，被人夺去使劲摔到地上还没坏。如今，诺基亚经摔已经从品质变成了笑话。5年时间过去，大家如今最热衷谈论的是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世事纷扰，大家使劲奔跑，生怕被时代抛下。这些年没变的大概是，邓玉娇外公外婆的穿着还和5年前差不多，种的还是那些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的作物。
我是绕过许多人的视线来到邓玉娇外公外婆家的，他们也嘱咐周边人，不要让别人知道我来了。
在记者被打的事情发生以后，两位老人被要求搬离自己的家，到指定的一个地方居住。有人看护着他们。“我去拔草，他们都跟着去。”张明瑶说。在那里，看护人员的价格更高，达到了70块钱一天。两位老人被迫在这样的监护下过了一段时间，直到邓玉娇案开庭，他们才得以回家。
那段时间，张树梅联系不上自己的父母，父母也联系不上她。包括记者，也打不通邓玉娇家人的电话。
“当时，我被要求换了电话卡，我现在还用着别人给的电话号码。”张树梅说。
这一回，我在野三关的一辆出租车上，才第一次见到了张树梅。开车的是她的丈夫（邓玉娇的继父，邓玉娇的亲生父亲好多年前已经去世）谭支波。这辆车主要跑野三关到宜昌的路线。当初，在邓玉娇事件闹大的时候。张树梅和谭志波向政府提出的一项条件是解决车辆运营路线的牌照。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拿到。获得解决的是邓玉娇的工作问题。邓玉娇现在工作的单位是政府当年安排的。
“她（邓玉娇）现在一个月的工资1300多块钱，去除一些费用，也就1000块钱。”张树梅说。
“但工作还是挺轻松的。”邓玉娇的外婆说。
我向张树梅提出，想见见邓玉娇。张树梅考虑了一下，打电话征求了邓玉娇的意见，邓玉娇通过电话跟我聊了聊。她的话语听上去挺疲惫，一直都是语气轻微而简短地回答我的问题。她强调的是，谢谢当初帮过她的人。
律师当时在的表现让从全国围涌而来的记者印象深刻。龙志将在场的记者列为三类：一类将律师当成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一类是瞎子摸象有闻必录；另一类则是独立调查后抽身事外，提出质疑和判断。
龙志的报道出来后，有律师和学者很不客气地批评了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平衡报道”很愚蠢。网民骂他的声音更是铺天盖地，有人干脆写信到报社，要求开除记者龙志。这一度困扰了他。“之前，我出去做调查报道，回来之后，一搜索，都是好话一片，这篇报道不同。”龙志说。
最让龙志难以接受的是，南都内部的讨论中，有同事说他的报道是南都10年里的一颗老鼠屎。这样的讨论态度，他断难接受。
龙志的报道，模仿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典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笔触。为了表述流畅，他做了许多技术化的处理。他一一跟我说了当时的信息源。这是一篇特稿，特稿经常被人提到的就是信息源的处理问题。懂特稿的明眼人，能够看出其中的信息源。也有记者为了保险起见，在文章的后边会逐个列出。
看到龙志报道的时候，张树梅也提出过疑问：这些信息是从哪来的。龙志是严谨的记者，他说了自己的看法，“有时候，母亲不一定完全懂自己的女儿。”
那段时间，邓玉娇的形象在不同群体的不同人眼里是不一样的，比如网民、比如律师、比如记者，各不相同。
从记者的角度来说，呈现复杂性大概是最重要也是最可行的。“想呈现复杂性，记者的心态得简单一些。”龙志是那种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不多的人。他有微博，但极少发。他不是热衷于通过社交媒体展现行动力的人。更接近事实——这大概才是他想做的。
他比较同意巴东县公安局局长杨立勇的话，这是一起简单明了的刑事命案。“但要认识到这点，似乎很难，虽然事实摆在眼前。人们总习惯于遵从生活的经验，又夹杂着种种社会矛盾、积弊，用来解读当下中国发生的事，至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邓玉娇。四川大竹、贵州瓮安皆如此，邓玉娇案更是很好的佐证，无一不是裹挟着民意汹涌而来。对于中国媒体而言，民意是一杆秤，它度量着媒体的善恶优劣。但作为一个经历过此事的记者，我脑袋里总浮现一个假设：假如民意是错误的，是矫枉过正的，媒体该如何适从？”
龙志思考了当下语境中媒体有时要面对的共同困惑：是坚持立场，还是顺应民意？
邓玉娇案的采访本来是龙志在南都的其他同事去做的，因为有别的采访，在广州中山立交下的一家餐馆，龙志接下了同事转来的活。他觉得这是一件轻松的事，看上去就是中国传统戏剧中民女反抗胥吏欺凌的题材。
飞往恩施的时候，他带着当天的《南方都市报》，上面刊登有一篇社论——《女工受辱自卫，与抑郁何关》。他当时是想用这篇社论的立场去接近受访者，后来发现，实际情况跟原来想的并不一样。
改变看法的一个点是他在邓玉娇的网络空间里发现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中年男子带着家人身处风景区中。这张照片的取名含有脏话。
从这张照片开始，龙志进入了邓玉娇和她的伙伴们的世界。龙志将她们定义为：典型的小镇姑娘。龙志想起了贾樟柯的电影《小武》。“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总有‘小武’们的身影，他们年轻气盛，行事张狂，带着痞气，游荡在法律的边缘。在我老家，这类人很有可能被称为‘混混’。”
龙志意识到邓玉娇的形象被误读。他问过邓玉娇的一个朋友，怎么看邓玉娇这件事？她说，“她不想做烈女，如果她还能回归正常，她会说，我只想保护自己。”龙志把这句话写在了报道的结尾。
纷纷扰扰之中，邓玉娇案迅速在巴东法院开庭了。
邓玉娇的爷爷邓正来是此法院退休的法官。
“她爷爷在2012年去世了。”张树梅对我说，“当时接受记者的采访，都是她爷爷安排的。”
开庭的时候，龙志没能赶往现场，他当时在《南方都市报》的同事占才强专访到了邓玉娇。采访地点在邓正来家里，那里是法院宿舍。
邓正来去世了，张树梅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跟媒体的关系。“以前都是她爷爷管的，现在她嫁出去，可能要她老公说了算。”
邓玉娇在前年结婚成家。老公是恩施人，通过别人介绍认识。老公之前知道邓玉娇案，但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邓玉娇。不过，邓玉娇一开始就主动提了这件事情，她认为如果接受就交往，不接受就别交往了。
邓玉娇在判决之后改了名。
“她现在叫╳╳╳。”张树梅说。
“那原来化验单上写的邓子琪呢？”
“那是她当时随便起的名字。”张树梅解答了我的疑问。
邓玉娇现在的名字中，有一个字含有“水”的形态。因为算命先生说她命里缺水。
“她信这个。”当年出事之前，邓玉娇去算过命。算命的人说她从17岁到22岁之间，会闯祸，但会有贵人相助。出事那年，她正好22岁。这看上去真的就是“天注定”。或者理性一些说，这是命运的不确定性。龙志当年在自己的稿子里，想表达这一层意思。他在文章一开始，用了两条线索。这两条毫不相关的线索，在某天产生了交集。“邓玉娇事件引起这么大波澜，可能就是因为太简单荒诞了，简单荒诞到大家不愿意相信。”龙志说。
案件尘埃落定之后，张树梅觉得邓玉娇在野三关很难待下去了。这里那么小，走在路上，大家都很容易碰上，难免尴尬。
野三关很小，主要的街道只有一条，几乎天天都会出现严重堵车。如同中国每一个角落一样，这里也大搞建设。高速公路和铁路通车了。宾馆比5年前多了许多。消费场所林立。5年前，和雄风宾馆竞争的另外一家宾馆叫“天上人间”。我当年还采访过那里的一位小姐，如今不知她身在何处。我也找不到那家“天上人间”了。有人告诉我，那家“皇朝国际”就是以前的“天上人间”啊。看来，如此张扬的一个名字得换换了。
当年，“美味嘉”餐馆的女老板亲眼看到邓贵大在自己的酒楼里喝了人生的最后一场酒。现在，“美味嘉”还在，只是换到了一个新地方，就在当年“天上人间”的旁边。
张树梅说她这么多年都没有在野三关碰到过邓贵大的妻子邓爱芝。“她和她的孩子都是无辜的。”张树梅说。
这次我没有见到邓贵大的弟弟，我在5年前采访过他。他在路边经营一家铺，生活并不好过。
而邓玉娇案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黄德智，张树梅说，从来就没有在野三关见到过他。
在《天注定》里，也能找到一些黄德智的影子——两位去洗浴场所消费的公职人员之一。张树梅在电脑上把《天注定》看了，她认识王宝强、姜武、张嘉译——这些是电视剧里熟悉的面孔。她不认识赵涛。我观察到，她在看到电影里王宏伟往赵涛头上砸钞票的时候，目不转睛。“这是最刺激邓玉娇的。”张树梅说。电影里，赵涛跑出宾馆之后，打电话报了警。“邓玉娇当时是在宾馆里报的警。”当然，张树梅知道这是虚构的电影，她不会把这等同于现实，但也很难让她不去比较。
2009年之后，张树梅和谭支波在野三关镇买了一套房子，房子显得新而空旷。客厅上挂着一幅十字绣，其中有一个大大的“和”字。“这是邓玉娇绣的。”张树梅说。这些十字绣材料是妇联的人在邓玉娇住院治疗时送给她的。
案件了结后，邓玉娇在恩施中心医院住院七十多天，治疗抑郁症。“现在还会失眠，但是不吃药了。”邓玉娇说。
抑郁症也是邓玉娇老公家关心的事情，担心她脾气不好。
“现在的愿望是什么？”我问邓玉娇。
“好好带孩子。”邓玉娇说，“小孩一岁多了。”
北京，北三环边上的一座商场，我和龙志聊了一个上午，他的妻子和小孩在一旁玩耍。龙志现在已经不做调查记者了。“很累，感觉不断地在重复。”龙志现在的工作也并不轻松，网站的节奏跟报纸不一样，更快更密集。他给我看了头一天晚上上司发给他的信息，说了一些新闻报道的想法。我们聊天时，他回了很多工作的信息。这是星期六的早上。
采访结束的时候，龙志忽然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结了婚，人又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会看到孔璞发她小孩的信息。前两年，姚晨客串记者来采访记者，孔璞跟她聊的话题，主要就是在野三关的遭遇。孔璞还聊到了她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杨继斌到机场去接她时的情景。我当时在现场看到了两人相拥的一幕，真是令人感动。
两年前，我还在北京的地铁里遇到过一位参与邓玉娇事件的律师，跟他聊到了邓玉娇案。如今，我已经好久没见过他了。
这件事情过去5年了，围绕着这件事情的人，里里外外都有了变化。所有的故事仿佛都是时间的故事。“邓玉娇”这个名字，成为了过去式，这个名字停留在了2009年的那场轩然大波里。
当初和我一起回访邓玉娇案的同事郑廷鑫，在那次回访之后，由记者转做了编辑。这次，我独自一人回访，从宜昌坐船去巴东。这是三峡的一段。时近端午，而且将路过屈原故里秭归。船行江上的时候，廷鑫发了陆游纪念屈原的一首诗给我，最后两句是：“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涛声似旧时。”
现代社会超出了陆游的想象，如今已是“高峡出平湖”的时代，连涛声都不似旧时了。
这世间发生的事情，最原本的形态是什么呢？一个人，一件事情，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认识呢？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说过：“我们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实体的丧失持续不停，无法挽回。”这在某种程度上解答或加深了我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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