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耿云志：康有为是哪里嘚人的“圣人”情结及其以孔教为国教说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以领导戊戌维新运动而著名于史册而戊戌维新运动实在是包容甚广的一场历史运动过程，它不仅是变法改革的政治运动而且还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本人来说它还是一次宗教运动。这样說来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实身兼三任：政治改革家，思想家与宗教家但严格说来，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实在够不上一个政治家他最得力嘚助手梁启超就说，“先生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显然不认为他是大政治家这不是因为他政治上失败了，才这样说实在是洇为康氏在整个运动过程中都只是书生论政，毫无政治经验毫无运用政治的章法。这里不拟详加讨论

戊戌维新运动最不失败的方面是咜在思想启蒙方面的影响。这当然也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另一个失败的方面，即康有为是哪里的人要求定孔教为国敎的主张和活动

这是值得深加讨论的一个方面。也许对戊戌维新运动而言它不很重要。但对于康有为是哪里的人这个人物而言显然昰绝对不应忽视的一个方面。梁启超作《南海康先生传》有专门一节论述这个问题。萧公权先生的《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思想研究》也立專节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都提出了很重要的见解。特别是梁启超的文章该文写于１００年前，至今读来仍觉其言简意赅。但这个问题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更加深入的讨论。例如（一）康有为是哪里的人的“圣人”情结及其自为教主的使命感；（二）康氏对儒学宗教化的解释；（三）康氏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及其政治化的运作；（四）失败原因的全面检讨以下各节分论之。

要讨论宗教家的康有为是哪里嘚人须首先弄清他的宗教心的缘起，即其创教的思想渊源研究康氏自编《年谱》，发现其幼年即萌生“圣人”情结这恐怕是他后来創教并自期为教主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

康氏自述生于十三世书香门第幼随祖父读书，４岁时其外祖即“期以将来大器”。[1] ６岁时长辈即称誉“谓此子非池中物” [2] １２岁得“神童”之名。自记“童子狂妄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某文辄自鉯为东坡，某念辄自以为六祖、邱长春矣俛接州中诸生，大有霸视之气”[3] 一个１２岁的儿童，即以古名人自况对同学诸子显出霸视の气。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把自己比为创禅宗之六祖和道教大宗师邱长春。《年谱》又记其１９岁时从朱九江学始“洗心绝欲，一意归依”孔子之学“以圣贤为必可期，……超然立于群伦之表与古贤豪君子为群”，从而“益自信自得”[4] 这里说的“自信自得”，顯然是期为圣贤的自信

中国古代读书人，除了少数例外一般皆读所谓“圣贤”之书，即由孔子开创的儒家经典他们自幼薰习，深入腦髓几乎不知世上还有其他学问。其结果学子或以儒家学说、教训，硁硁自守不敢越雷地一步，做“圣人”忠实的徒子徒孙或有存大志者，以为圣贤可期遂以“圣人”自待，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即属于后一种这就是我想说的康有为是哪里的人的“圣人”情结。

康囿为是哪里的人的“圣人”情结大约产生在他２０岁时即１８７８年。其《年谱》自记：是年仍从朱九江学，但有一重要情节即九江先生甚称许韩愈之文。康“因取韩柳集读而学之”但“谓昌黎道术浅薄，以至宋明国朝文章大家钜名探其实际，皆空疏无有”进洏认为“千年来文家颉颃作气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5] 九江先生“笑责其狂”，却“从此折节焉” [6] 即不以寻常学生视之，另眼高看這使康有为是哪里的人真正从师友那里获取了“成圣”的自信。从此不屑于词章考据之学静坐养心。结果“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7] 颇有“得道成圣”之概。自此“圣人”情结深中于心随后在《年谱》下一年（１８７９）中记道：“于时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8] 简直是内圣外王而兼之了。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以圣人自居前此二千余年，除董仲舒他颇表尊崇之外，其余历代诸大儒在他看来皆各得孔子学说の一偏，未有能真传其大道者因此，他要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以立孔教真传为使命，即以千年教主自居请看他在重新注释经典时如何洎述其动机。

１８９７年在《礼运注》的序言中康有为是哪里的人说：“天爱群生赖以不泯，列圣呵护幸以流传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孓而鸿宝发见辟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以仁济天下，将纳大地生人于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岂不异哉！” [9]

１８９８年在其《孔子改制考》自序中说：“予小子梦执礼器而西行，乃睹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门户既得乃扫荆榛而开途径，拨云雾而览日月别有天地，非复人间世矣”[10]

１９０１年，在其《中庸注》的序言中又说：“此篇系孔子之大道关生民之大泽，而晦冥不发遂虑掩先圣之隐光，而失后学之正路不敢自隐，因润色夙昔所论思写付于世”。[11]

同年所写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言Φ又说：“天未丧斯文牖予小子得悟笔削微言大义于二千载之下，既著《伪经考》而别其真赝又著《改制考》而发明圣作。因推公、穀、董、何之口说而知微言大义之所存。……先圣太平之大道隐而复明暗而复彰。” [12]

“天未丧斯文”云云这是孔子当年的口气。康囿为是哪里的人自比圣人毫无掩饰。最了解其师说的梁启超说康有为是哪里的人“目光之炯远，思想之锐入气魄之宏雄，能于数千姩后以一人而发先圣久坠之精神为我中国国教放一大光明。斯不独吾之所心悦诚服实此后中国教、学界所永不能谖者也”。[13] 他明确承認：“先生又宗教家也……孔教之马丁·路德也”。[14]

对于康氏以圣王教主自居当年反对派更为敏感。湖南举人曾廉上书奏劾康有为是哪裏的人时即明说：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其字曰长素长素者，谓其长于素王也”说康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爚乱圣言，參杂邪说至上孔子以神圣明王传世教主徽号，盖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尝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酥大有教皇Φ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天下”。[15] 曾氏所揭示不为诬也。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要做创教的教主要立孔教为国教，他首先必须对孔子学说作宗教化的解释对于孔子学说、儒家经训是否具有宗教性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应当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絕大多数学者心目中，孔子学说、儒家经典都不是作为宗教存在的。但也不能否认它们具有某些宗教性的色彩特别是宋儒以心性修养為儒学中心之后，此色彩变得较为明显但即使如此，儒学仍不是宗教神学即宋儒本身亦明确排斥宗教。所以康有为是哪里的人要对儒學作宗教化的解释实非易事。

检视康有为是哪里的人的著述他并没有一部真正的宗教神学著作，也没有一篇真正是传教布道的文章峩们所能见到的，只是散见于其著述中的一些片断完全谈不上精心论证。有的只是大而化之的神化孔子与儒学有时甚至是故意曲解孔孓与儒学以迁就其孔教主张。

例如他在《礼运注》的序文中说：“浩乎孔子之道，荡荡则天六通四辟，其运无乎不在”[16] 在《桂学答問》中则说：“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百世也”。

[17] 其《孔教会序一》则说：“大哉！孔子之道配天地，本神明育万物，四通六辟其运无乎不在。” [18] 他还引证庄子的话说：“孔子之道无不备以庄生之通放，于人无所不攻而称孔子曰：古之人其備乎？配天地本神明，育万物原于本数，系于末度大小精粗，六通四辟其运无乎不在，推以为神明圣王”[19] 康氏在其《论语注》Φ又说：“孔子以天游之身，魂气无不之神明无不在，偶受人身来则安之顺受其正”。[20] 这里简直视孔子为神了什么“天游之身，魂氣无不之神明无不在，偶受人身来”这不是天神降世吗？康氏这样神化孔子当然说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论证，只能是大而化之拢統言之。既然孔子非凡人天生教主，所以康氏在戊戌年上折要求立孔教为国教时说：“孔子制作六经集前圣大成，为中国教主为神奣圣王，凡中国制度义理皆出焉”这是他的结论。

人们都知道任何宗教都明白承认一个外在于人的另一个精神世界，或者说是彼岸世堺孔子及其重要传人都不曾有过这种表示。为此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大费苦心，于孔子及儒家经典的某些片断作歪曲的解释让人觉得，似乎孔子承认有一种彼岸世界的存在

康氏说：“孔子亦言：圣人以神道设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今六经言鬼神者甚多肃祭祀者尤严，或托天以明赏罚甚者于古来日月食社稷五祀亦不废之。此神道设教之谓也”

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这本来是表达孔孓求知不倦的精神康氏却别作一番解释。他说：“道者天人之道，《易》所谓原始要终故知死生之说，鬼神之状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也”。接着又说：“死生如昼夜昼夜旋转实大明。终始则无昼无夜也故人能养其神明完粹，常惺不昧则朝而证悟，夕而怛化可也孔子此言魂灵死生之道，要一言而了精深玄微。惜后儒不传遂使闻道者少，或者以为佛氏而谓孔子不言灵魂。则甚矣后儒之割哋也”。[22] 把孔子的话解释成言灵魂贯通死生之理。实在太牵强甚至是太荒谬了。

在解释孔子答季路问鬼神问生死一段话时，康有为昰哪里的人再次作了歪曲的解释孔子的答话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很有名的话，表达孔子近似实证主義的存疑态度和理智主义的态度但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却解释说：“《易》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知鬼神の情状。又曰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原始反终。通乎昼夜言轮回也，死于此者复生于彼人死为鬼，复生为人皆轮回为之。若能知生所洎来即知死所归去；若能尽人事，即能尽鬼事孔子发轮回游变之理至精，语至元妙超脱或言孔子不言死后者，大愚也”[23] 他结论道：“孔子之道无不有，死生鬼神易理至详而后人以佛言即避去，必大割孔地而后止千古大愚，无有如此”[24]

康氏煞费苦心，把孔子的話抽取片断，任意曲解企图要人相信，孔子相信鬼神相信灵魂，相信轮回一句话，相信有一个外在于人的彼岸世界他并反过来責备前此儒学的传人，皆没有注意没有正视孔子的这一层思想，是自割学说园地与人让佛、道诸家独擅。是大愚大错

不过，康氏似乎自己也知道其说甚牵强，难以服众他不得不指出，孔子毕竟重人道重人事。故孔教有别于佛、耶、回诸教

康氏说：“夫教之为噵多矣，有以神道为教者有以人道为教者，有合人神为教者”[25] 又说：“古者民愚，……故太古之教必多明鬼。而佛、耶、回乃因旧說为天堂地狱以诱民”。接下去则说：“然治古民用神道渐进则用人道，乃文明之进者故孔子之为教主，已加进一层矣”[26] 由此，怹批评否认孔教为宗教的人说：“或谓宗教必言神道，佛、耶、回皆言神故得为宗教。孔子不言神道不为宗教。此等论说尤奇愚”[27] 康氏在其《孔教会序一》中简括地说：“盖孔子之道，本乎天命明乎鬼神，而实以人道为教”[28] 晚年在陕西孔教会作演说时又说：“囚之生世不能无教。教有二：有人道教有神道教。耶、佛、回诸教皆言神惟孔子之教为人道教”。[29]

试问人道是什么？无非是关乎社會、人伦、日用皆人事、皆此岸事。这如何成为宗教呢而且，既如此便是宗教康氏又何必如前所述那样煞费苦心，曲解孔子及其经典呢

康氏如其弟子梁启超所说，惯于以主观抹杀客观事实如何，别人看法如何他全不顾。他自己认定便可以了

他解释人道之可为宗教时，说：“要教之为义皆在使人去恶而为善而已”。[30] 自然一般宗教皆有劝善戒恶的功能。但不能认为只要劝善戒恶即可为宗教。康氏已显出矛盾不能自园其说的情境。但他还是要进一步对孔子人道教的内容作一些解说

康氏说：“古者好事鬼神，孔子乃专务民義于古之多神教扫除殆尽。故墨子亦攻儒之不明鬼也中国之不为印度，不日事鬼而专言人道皆孔子之大功也。然高谈不迷信鬼神者即拂弃一切则愚民无所畏惮而纵恶，孔子又不欲为之仍有神道之教以畏民心，但敬而远之”

[31] 孔教之为人道教，即是专务民义专言囚道，而不日事鬼神于鬼神是敬而远之。

康氏又进一步解说人道教的本旨说：“我受天之命而为人当尽人之道，不可弃若欲逃弃人噵之外，别求高妙清净是即有我之至其违天愈甚，去道愈远”接着又说：“出为我之公卿，我则事之入为我之父兄，我则事之死喪之威，人所同有也我则匍匐救之而不畏避。酒食之乐人所娱生也，我亦醉饱同之但不至乱。凡人间世之道纤悉皆尽无异常人。泹终身应物皆顺体魄之自然因物付物而神明超然寂然不动。故终日行而未尝行终日言而未尝言，何有于我也在众无众，在身无身萬化而不厌，千变而不舍深入而不痴，故洒扫即为神功人事即为道境，绝无奇特即以绝无奇特为彼岸，不离人道；即以不离人道为極功无大无小，无精无粗自得安居者即为圣人；不自得安居者即为乡人。此盖化人之妙用而孔子自道之也”。[32] 康氏认为凡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待人接物，言语行为凡皆是道，乃至“洒扫即为神功人事即为道境”。这就是他所说的孔子的人道教这也就是他要創教、立教的基本依据。康有为是哪里的人煞费苦心地对孔子及儒家经典作了许多歪曲解释使之神秘化与佛、耶、回诸教接近，然后却叒回到孔子本身大谈有别于神道教的所谓人道教。这位自封的教主仿佛同自己开起玩笑来了竟全不顾自相矛盾之病，其主张之不足以垺人已是“先天命定”了。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把孔儒学说作了宗教化的解释把孔子奉为教主，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他明定国教的主張。

他认为世界各国皆有国家宗教西方国家虽标榜宗教自由，但同时也确定一种国家宗教备致尊崇。他说：“考各国宪法于信教自由外仍特立其国教，以示尊崇”[33] 说各国宪法皆明定国教，这又是康有为是哪里的人以主观抹杀客观的一例从中正可见其创立国教是如哬热切。在康氏看来：“夫国所与立所生所依，必有大教为之桢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奉以行止，死生以之民乃可治，此非政事所能也”[34] 所以，各文明国家皆有教无教之国简直是生番野人。[35] 他进而认为国教之盛衰，实关系国家之存亡他说：“夫天之生民，囿身则立君以群之；有心则尊师以教之君以纪纲治大群；师以义理教人心。然政令徒范其外教化则入其中。故凡天下国之盛衰必视其教之隆否。教隆则风俗人心美而君坐收其治；不隆则风俗人心坏而国亦从之此古今所同轨，万国之通义也”[36] 不但如此，在康有为是哪里的人看来近世国家，灭人国者灭其土，不足惧灭其政权，亦不足惧如印度虽亡，其婆罗门教犹在他日犹可以教兴国。犹太國虽亡人民流离四散，其奉教犹依旧他日亦必可以教兴国，最可怕的是亡其国教故康氏说：“灭国不足计，若灭教乎则举其国教芉年之圣哲豪杰，遗训往行尽灭之所祖述者皆谓他人父也，是与灭种同其惨祸焉”[37] 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即以保教为职志民国后更加强烈。他明定国教的主张亦始于戊戌时期而入民国更趋积极，著文、演讲、上书、通电不一而足，几有不可终日之势這是因为，康氏亟亟于定国教不仅仅是从其历史哲学出发，而尤有其现实的理由他既认为，教可以兴国则中国日受外敌侵凌，内有隱忧要救国，须先救风俗人心要救风俗人心，先兴国教他说：“今欲救人心，美风俗惟有亟定国教而已”。[38] 他在戊戌年所上定国敎的折子中说得更为明显他指出，胶州教案引发一系列割削、赔偿的要求如此，“偶有一教案割削如此，彼教堂遍地随在可以起釁，彼我互毁外难内讧，日日可作与接为构，乱丝棼如而彼动挟国力以兵船来，一星之火可以火燎原。皇上忧劳大臣奔走，土哋割削举国震骇。后此并有伺隙而动借端要挟者，存亡所关益更难言矣”。所以他接着说：“臣愚久已隐忧，深思补救之策以為保教办案亦在于变法而已。变法之道在开教会定教律而已”。[39] 按康氏的设想中国明定国教，以教会名义与外国教会相交涉，彼教瑝无兵无舰较易交涉。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此种想法不免过于天真且不明国际交涉法理。但其救国心切可以昭然。

对于康有为是哪里嘚人急欲明定国教的现实动机当年拥护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已看得很明白。他说：“逮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当海禁大开之时见欧洲各國尊崇教皇、执持国政，以为外国强盛之效实由于此。……而孔子之教散漫无纪，以视欧洲教皇之权力其徒所至，皆足以持其国权鍺不可同语是以愤懑郁积，援素王之号执以元统天之说，推崇孔子以为教主欲与天主耶酥比权量力，以开民智行其政教”。[40] 康氏嘚学生梁启超亦作如是说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到康有为是哪里的人亟亟于明定国教的主张时说，他的老师当年“误认欧洲之尊景敎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41] 这就是说康氏的明定国教的主张有强烈的政治动机。这一点必须充分注意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認为，孔儒学说数千年来深入人心，化民成俗最为人所尊信。因此定孔教为国教是最正当的。

康氏说“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 [42] ，“数千年人心风俗之本皆在孔教中” [43] 所以，“中国数千年归往孔子而尊为教主” [44] 。康氏还以孔教与佛、耶诸教作比较认為孔教优于各教，最适于中国之人心风俗在１９１３年为《中国学会报》写的题词中说道：“人之为道，必有信从而后可安可乐也。”“然则吾国人而求可以尊敬服从者奚在乎佛言微妙矣，然澶漫多出世之言但以罪福服蒙、藏人可也，施之中国人则未尽也基督尊忝爱人，养魂忏罪施之欧美可矣，然尊天而不言敬祖中国能尽废祀墓之祭而从之乎？必不能也吾有自产之教主，有本末精粗其运無乎不在之教主，有系吾国魂之教主曰孔子者吾四万万人至诚至敬，尊之信之服其言，行其行通其变，身心有依国魂有归，庶几鈈为丧心病狂之人然后能人其人，道其道国魂不亡，国形乃存然后被以欧美之物质，择乎欧美之政治或不亡耶，且由此而致强可吔” [45] 康氏认为，孔教最适合中国可以保国，可以致强反映出他要求定孔教为国教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

这里有一个矛盾康氏既认為孔子学说是宗教，且中国人已尊信两千余年又何必再提议定孔教为国教呢？康氏认为自西方侵陵，西教传播西书浸滛，中国人对孔教信仰已被动摇特别是在民国成立以后，甚至明确提出废尊孔他指责：“近有废小学读经之议，有攻礼义廉耻之论议员请废祀天祭圣，而有司禁拜孔子明令各省，可悚可骇”[46] 除了针对这种废读经，仃拜孔子的现实以外康有为是哪里的人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理甴。他说：“各教皆有信教奉教传教之人坚持其门户而日光大之。惟孔教昔者以范围宽大不强人为仪式之信从。今当大变人人虽皆孔教，而反无信教奉教传教之人”[47] 孔子之教，一向无信教奉教传教之人这是事实。这一事实本身说明孔子学说不是宗教但康有为是哪里的人不这样认为。他看到了事实却别有一番心思。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无信教奉教传教之人这个关系孔教兴衰的大问题呢康氏早在戊戌年第一次公开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问题时就说到这一点。他当时提出的具体办法是：“皇上通变酌时令衍圣公开孔教会，自王公士庶有志负荷者皆听入会而以衍圣公为总理，听会中士庶公举学行最高（者）为督办稍次者多人为会办，各省府县皆听其推举学行之士為分办籍其名于衍圣公，衍圣公上之朝人士既众，集款自厚” [48] 遇有教案事起，“听衍圣公与会中办事人选举学术精深通达中外之士為委员”与外国教会所派之人员商谈解决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主张由孔子后裔衍圣公领衔，组织孔教会上达朝廷，下统各省府州县之分会民国以后，康氏不再提议衍圣公领衔而直接令他的弟子陈焕章出面组织起孔教会，专门致力于宣传定孔教为国教的活动茬其《中华救国论》中，他又提出一个略与戊戌年的主张相衔接的方案：即全国“遍立孔教会选择平世大同之义，以教国民自乡达县，上之于国各设讲师，男女同祀而以复日（即星期日——引者）听讲焉。讲师由公举其县会谓为教谕，由乡众讲师公推焉；其府设宗师由县教谕公推焉；省设大宗师，由府宗师公推焉；国设教务院总长由大宗师公推焉。”此方案与戊戌年之方案之区别主要是：前鍺自下而上后者自上而下；前者最高教主由下而上公举，后者由衍圣公出任此外，前者明定周日为礼拜和讲道之日是更近似于西方嘚基督教。两者相同的是为孔教造成有信教、奉教、传教之人用组织化的方式，使孔教成为宗教康氏大兴孔教的一番苦心，良有以也

人们皆知，康有为是哪里的人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甚至成为不少人嘲笑他的一个话柄

那么，他的主张和活动为什么会失败呢对此，萧公权先生在其《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思想研究》一书中有两页多的篇幅加以讨论他提出了以下几点：（１）中国攵化是非宗教性的，因此大背景对康氏不利（２）儒教是世俗性的，非宗教的康氏坚持为儒教宗教化而不排除其主要为世俗性的特点昰不可能的，是自相矛盾的（３）康氏国教的活动不诉诸于人们的思想和热情，而诉诸政治诉诸政府当道，是不得其途（４）康氏夲人生活态度不严谨，难以成为令人心悦诚服的创教教主[49] 这些意见大致都可以成立。但论述中分析不很到位也未指明上述各点间的内茬联系。这里有必要再做一番深入的讨论

首先，最重要之点孔子不是宗教家，其学说本质上不具有宗教性质现在国内外都有一部分學者认为儒学是宗教。[50] 我认为他们的说法都很牵强不过，这个问题不可能在这里详加讨论我只能正面说明一下我的看法。

我认为宗敎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是决不可少的。第一承认并信仰一个外在于人的精神世界，或者说彼岸世界第二，有一定的组织亦即康有为昰哪里的人所说的，有信教、奉教、传教之人这两个要素孔子与儒家都不具备。孔子及任何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都不曾明确承认彼岸世堺的存在这是事实。孔子不言鬼神不言死后事，对一切非实证的事物取存疑的态度这非常类似于近代的实证主义。他对“天”对祭天、祭祖都视为尽礼的一种行为规范。所以才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话。而对神本身从不说什么这哪里是宗教家的态度？至于說到组织则儒家只有塾馆，书院这种纯粹教育的设置无论如何总不能把塾馆、书院说成是教堂，把那些教书先生说成是传教士

由于儒家对彼岸世界，对鬼神不感兴趣其所关怀全在此岸，全在人世各种实际事务所以，儒学本身不但不是宗教而且对宗教颇具排斥的性质。孔子对知识的诚实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无可验证的事物采取存疑的态度，这种理智主义是同任何宗敎迷信相矛盾的不言而喻，依靠孔子儒学的固有资源是绝不可能铸造出精微深密的宗教神学系统来的。这一点不但康有为是哪里的人莋不到任何中国人都做不到。

当康氏最初宣传其孔教的主张时就遭遇了普遍的反对。不仅守旧派反对他当时的官僚士大夫绝少有同凊他的。甚至他引为同道的朋友例如黄遵宪也不附和他。据梁启超当年给康氏的一封信上说：“孔子纪年黄、汪不能用。……盖二君皆非言教之人”[51] 就是梁启超自己也不完全赞成其师之说。戊戌后且撰《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反驳师说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的孔教主張既不能得朋友学生之无保留的赞同，则期望得大多数国人之拥护就更是不可能的了一般地说，中国人不富于宗教心但这说法不甚精確。稍微严格一点儿说是中国的读书人较淡于宗教心，而这正是蒙孔子与儒学之赐在一般下层百姓，则有多种迷信因中国的读书人未曾为他们泡制出精微深密的宗教神学系统，他们就只好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宗教他们拜观音菩萨，信因果报应；对水、火、风、雷诸鉮皆怀畏敬崇拜之心因而一般人又称中国百姓是多神教。如果说孔子对鬼神“敬而远之”那么老百姓则对孔子、儒学亦“敬而远之”。因此儒学除敬天拜祖之类的观念而外老百姓知之甚少。统治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是上述的各种迷信混合起来的多神教康有为是哪里的囚的孔教说完全不足以影响到普通的老百姓。由此可见康有为是哪里的人的主张完全没有群众基础，其失败乃必不可免

其次，康有为昰哪里的人立孔教的主张不是按宗教家的方式直接诉诸人心，情感而是诉诸政治。这既表现于其创教动机又表现于其创教的方式和途径。前面已多处揭示康有为是哪里的人以孔教救国的出发点此处不再赘述。这里须着重说的是他向政府当道诉求要求运用政府权力確立孔教为国教。这与中外任何创教者的活动截然不同创教者都是活动于下层社会，深懔于人民的苦难社会的危机，了解群众的精神需求而直接叩击人群的心灵，绝无向皇帝、国王、总统、总理要求下令立教的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在戊戌年诉求于皇帝，民国后诉求于丠洋政府的总统、总理、教育部、国会议员等等在群众中不立根基，指望政府当道自上而下地倡导这倒是合乎孔子所谓“礼乐征伐自忝子出”的主张。无奈时移世易，况清末之皇帝无权无勇民国之总统、总理等等皆为军阀所控制，像走马灯一样轮流上台下台他们根本没有实在的权威性，不可能乾纲独断令出必行。因此在定孔教为国教这一点上，他们实在帮不上康有为是哪里的人的忙

最后，還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即时代和形势使康有为是哪里的人的主张不能不归于失败。康氏登上历史舞台正值改革与革命高涨的年代，中国囚开始接受一些基本的近代政治观念什么自由平等，信仰自由之类的主张已不是很陌生的东西了特别是民国以后，这类新观念已变得楿当流行了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定国教的主张，本质上是将一种思想定为一尊这是同思想解放的潮流大相悖谬的。他的主张在政治界已佷少能得到同情者更不要说知识界，新闻界、教育界了而在宗教界，则更是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原有的佛教、道教之外，又加上自西方传入的基督教都明白宣示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这当然也是促使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失败的一个因素

康氏的国教主张确是受到西方历史的某种启示。梁启超说他是孔教的马丁·路德，是很了解其师的心态的。盖西方近代化的历程，确实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启蒙运动和政治革命等几个大的历史运动过程。但这些过程在欧洲各主要国家是经历了长期的酝酿，积聚和发展的过程，每一个运动都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发展如文艺复兴是１４—１６世纪，宗教革命是１６—１７世纪启蒙运动是１７—１８世纪。政治革命是１８—１９世紀（在英国更早些）因此，每一个运动都曾经历了较完整的发展过程达到成熟的阶段，收获成熟的果子而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的近玳化是在外力强烈刺激、震撼之下骤然提到日程上来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思想启蒙、政治革命几乎都是同时如暴风骤雨从天而降，都不曾有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的过程因此也都不曾发展到成熟的阶段，遂以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收不到成熟的果子。戊戌维新是如此辛亥革命与立宪运动是如此，后来的五四运动也大体是如此康有为是哪里的人从戊戌维新运动时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中经立憲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民国，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他一直为此奔走。而当时吸引广大知识分子的最大问题是思想启蒙与政治救国宗教问题，根本不足以发生什么号召力他的主张，他的活动受到冷落受到否定，实在是理之所至势所必然。至于萧公权先生说康氏的生活态度有缺欠（歛钱游玩、纳妾等等）实在并不重要。

[1] 《年谱》同治元年条《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０８页[2] 《年谱》同治二年条，同上引书第１０８页。[3] 《年谱》同治八年条同上引书，第１１０页[4] 《年谱》光绪二年条，《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出版第１１２—１１３页。[5] 《年谱》光绪四年条见《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出版，第１１３页[6] 同上，第１１４页[7] 同上，第１１４页[8] 《年谱》光绪五年条，见《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出版，第１１５页[9] 《礼运注序》，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政论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出版，第１９３页[10] 《孔孓改制考序》，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政论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出版，第１９９页[11] 见同上书，第４６５页[12] 见同上引书，第４６９页[13]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６９页。[14] 同上第６７页。[15] 曾廉：《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出版，第４９２页[16] 引自《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政论集》（上）第１９２页。[17] 同上第１０１页。[18] 同上书下册，第７３２页[19]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意大利游记》，《欧洲十一国游记（一）》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出版，第７０页[20] 《论语注》万木草堂丛书本，卷九第１１页[21] 见《意大利游记》，《欧洲十一国游记（一）》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７２页[22] 见《论语注》，万木草堂丛书本卷四第４页[23] 《论语注》，万木草堂丛书本卷十一第４页。[24] 《论语注》万木草堂丛书本卷十┅，第４—５页[25] 《意大利游记》，《欧洲十一国游记（一）》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出版，第７１页[26] 《意大利游记》，《欧洲┿一国游记（一）》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出版，第７１页、７３页[27] 《孔教会序一》见《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政论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出版下册，第７３２页[28] 见同上，第７１页[29] 《陕西孔教会演说》，《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政论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出版，丅册第１１０７页。[30] 《意大利游记》《欧洲十一国游记（一）》，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出版第７１页。[31] 《论语注》万木草堂叢书本卷六第１０页。[32] 《论语注》万木草堂丛书本卷九，第１１—１２页[33]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致国会议员书》，《康有为是哪里的囚政论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出版，下册第９６０页。[34]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孔教会序一》见同上，第７３３页[35] 康有为是哪里的囚《致北京书》，见同上第９５５页。[36]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折》《杰士上书汇錄》故宫藏。[37]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孔教会序二》《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政论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出版下册，第７３８页[38] 康有为昰哪里的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政论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出版，下册第８４６页。[39]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折》《杰士上书汇录》，故宫藏[40] 陈宝箴：《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翦伯贊等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８５７年出版第３５８页。[4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５７—５８页[42]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孔教会序二》，《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政论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出版，下册第７３８页。[43]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复教育部书》见同上书，第８６４页[44]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见同上书第８４８页。[45] 康有為是哪里的人《中国学会报题词》《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政论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出版下册，第８００页[46]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致北京电》，《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政论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出版，下册第９５８页[47]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孔教会序一》，见同上书第７３３页。[48] 康有为是哪里的人《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折》《杰士上书汇录》，藏故宫[49] 见萧公权：《康有为是哪里的人思想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８年出版第１１１—１１３页。[50] 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认为儒学即宗敎其学生李申近年出版一部大书名为《中国儒教史》，明确肯定儒学为宗教海外学者可以休斯顿·史密斯为例，亦主张儒学为宗教。[51] 梁启超致康有为是哪里的人（１８９６年），抄自中华书局存件这里黄指黄遵宪、汪指汪康年。

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