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前后的军委总政治部（罗版）14
九·一三前后的军委总政治部（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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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的背景：“长沙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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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12月下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完成，进入了最高决策的关键阶段。
　　12月23日，周总理强撑着重病之身，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
　　从12月23日至27日，毛主席在长沙听取了周总理、王洪文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同他们进行了四次重要的谈话，并且确定了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最终形成了“长沙决策”。
　　毛主席在12月24日听取了周总理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的汇报，并作了重要的指示，最后确定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候选人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选建议名单。
　　周总理在京拟定的四届人大副委员长人选名单是两个方案。毛主席听了汇报后表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赞成大方案，即副委员长人数可以多一些。这样原方案列为国务院顾问或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几位老同志均明确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在讲到人大常务副委员长人选时，毛主席赞成吴德主持人大常务工作。
　　毛主席不同意谢静宜列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他说：“副委员长，小谢不能放，人家对她不了解，提得太早了，不好。”又说：“小谢，官越作越大，搞共青团书记可以，当副委员长就不适当了。”
　　在讲到邓颖超、蔡畅的安排时，毛主席同意邓颖超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周总理坚持邓颖超不要当副委员长时，毛主席没有再坚持。因此只安排蔡畅做副委员长。
　　毛主席提出：（人大）朱（德）、董（必武）、宋（庆龄）。以下排个次序。
　　在讲到民主人士时，周总理提出：是胡厥文还是荣毅仁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同意在民主人士中放宋庆龄、胡厥文、许德珩三人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讲到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方案时，毛主席赞成小方案，不设顾问。
　　在讲到乔冠华、方毅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说：“要保护乔（冠华）、方（毅）、谢（静宜），但不要放。”
　　在讲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还曾问：“吴桂贤多大年纪？”
　　关于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在周总理去长沙时尚未有定论，毛主席也在思考中。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时提出了三个方案--肖华、苏振华、廖汉生，还提出可否调冼恒汉？毛主席都没有表态。最后，毛主席再三考虑决定让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并说，张春桥有才干。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一方面批评“四人帮“，另一方面在人事安排上还要搞平衡。
安排了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就安排张春桥担任政治部主任来平衡。
　　在谈到郭老（沫若）时，毛主席说：“回去代我问好。”
　　另外，在向毛主席汇报纪登奎提出要减少兼职的请求时，毛主席没有表态。
　　毛主席还提出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开二中全会，并说：邓（小平）换李（德生）常委、副主席。李要他自己提出来，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
　　毛主席同意修改宪法报告。
　　至此，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长沙最后做出了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决策，这对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起了决定性作用，为建立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2月27日，周总理带着“长沙决策”返回北京，亲自整理出毛主席长沙谈话要点。12月28日，周总理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贯彻毛主席在长沙几次谈话的问题。12月29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在长沙的几次谈话内容，并且将经过毛主席调整同意后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印发中央政治局。
　　周总理从长沙回京后对纪登奎说：“上海、北京、东北都有人选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南方、西北也应有个年青人。”他们商量江苏董加耕是个人选。纪登奎通知郭玉峰，让中组部派人到南京把董加耕接到北京，纪登奎、吴德、郭玉峰等同董加耕谈了话。董加耕是全国知名的返乡务农典型，事迹感人，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本来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在谈话中了解到他是反许世友一派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成为一个问题。纪登奎把谈话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为慎重起见，就没有安排董加耕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让他作了人大常委。
　　周总理还提出西北也要有一位年青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并确定由陕西省委推荐，纪登奎直接给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打电话。李瑞山同省委其他领导商量（据说李瑞山还征求了吴桂贤的意见），推荐了姚连蔚。姚连蔚是西安847厂工人，有工农兵的经历，是生产突击手、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是西安东郊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当过厂革委会副主任，当时是十届候补中委、陕西省总工会主任。纪登奎等中央领导看了他的简历并同本人谈了话，最后经周总理审定，将姚连蔚列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孙健当国务院副总理是在十届二中全会期间决定的。二中全会前夕，周总理考虑中央政治局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都有年青干部，国务院副总理中也应增加一名年青干部。他对纪登奎说，上海有王洪文，北京有倪志福，西北有吴桂贤，又增加了姚连蔚，东北有李素文，天津还没有人选，请天津推荐一名有一定领导经验的年青干部作副总理人选。1975年1月7日上午十届二中全会报到，纪登奎派郭玉峰到京西宾馆找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说明中央让天津市委推荐一名有一定领导经验的年青干部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解学恭当即召集天津的中央委员开会，并且电话同天津市委的主要领导交换意见，市委一致同意推荐孙健，并且当天就把他的档案材料送给郭玉峰转报纪登奎并周总理。孙健是天津内燃机厂工人，从学徒工干起，当过班组长、车间主任、厂团委副书记、武装部副部长、厂党委书记、厂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以后任天津一机局革委会副主任、天津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市委常委，当时任天津市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周总理看了简历，同意将孙健作为副总理人选。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经毛主席批准，直接列入提交十届二中全会讨论的国务院副总理人选建议名单。
　　1975年1月3日，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1月4日，周总理和王洪文联名向毛主席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报去调整后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这个名单经毛主席批准后，提交十届二中全会讨论。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主席圈阅的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梁必业和魏伯亭、田维新、徐立清、傅钟
&关于魏伯亭、田维新
1974年12月20日，经过叶剑英的亲自安排，梁必业复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并明确为第一副主任，而田维新也复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12月21日，梁必业得到军委的任命文件，来到荫檀寺总政办公楼和二级部领导们、各个办公室干部一一见面，正式上班。按照军委的决定，梁必业以第一副主任名义开始主持总政治部的党委会和办公会。
这一来，梁必业和魏伯亭、田维新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微妙了。
魏伯亭是二十六军副政委，在军政委程世清调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后接任二十六军政委，1968年调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1969年中共九大期间，在一次工作汇报中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赏识，1969年12月24日被正式任命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儿子魏武军回忆：“1973年林彪事件之后，李德生将军调往沈阳军区的时侯向毛泽东主席推荐了我父亲。几个小时之后，军委就任命我父亲任总政副主任，并主持工作。”在1974年1月14日，被任命为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3月25日，在李德生走后就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田维新被免职后，就由总政唯一的副主任魏伯亭负责总政工作。
到12月21日后，由梁必业主持总政工作，一直到1982年9月17日免职，12月21日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这一来，就引起了魏伯亭和另一位副主任田维新的一些不快。本来，在1973年12月26日李德生飞临沈阳之后，总政工作就是由唯一的副主任田维新主持，一直到1974年3月25日被免职为止。毕竟，魏、田都是1969年调到总政来的，在总政也有五六年了，而且在军队的资历也比较老，魏伯亭是二十六军政委任上调来的，田维新是沈阳军区副政委任上调来的。
但是，梁必业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亲自安排到总政主持工作的，而且梁必业1937年初在红一军团时候就认识新任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当时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梁必业回忆：1937年6月下旬邓小平告诉梁必业：“我要调动工作了”随后，没等继任者罗荣桓前来交接，就前往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去了。
有了叶剑英、邓小平的全力支持，加上梁必业在山东就是一一五师师部组织部长、在东北是第一纵队政委、1960年就担任总政副主任兼组织部长，政治工作算得上得到“政治元帅罗荣桓”的衣钵真传，不论资历、战功，还是工作能力都在魏、田二人之上。因此，梁必业一直主持总政工作，甚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之后也只是一个空头而已，实际权力还是掌握在梁必业手里。
1975年8月，魏伯亭调到成都军区担任副政委。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魏伯亭在1977年12月后担任成都军区顾问，1993年10月11日逝世。
至于田维新则在“放火烧荒”前后表现迥异。
“3·25免职”前，田维新是总政副主任，工作也很积极，总政的大事都有政治局委员、总政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撑着，加上毛泽东一度很器重田维新甚至准备任命他为总政主任，因此田维新也算得上是“春风得意”；
“3·25免职”后，田维新尝到了江青的厉害，心有余悸。有人说华楠和田维新一定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江青，或是他们代人受过，江青故意找茬进行报复，制造冤案。反正，在田维新复出之后，就很谨慎小心了。
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总政主任张春桥1976年6月12日突然对总政“打闷棍”一事，田维新表现很不好，几次插话，讨好王、张，指责梁必业，后来在梁必业去调查皮定均空难事故的时候还几次要求继续开会批梁必业。在这就是“四人帮”被粉碎后，总政写报告要求军委免去田维新总政副主任职务的缘由。这一点，在《梁必业将军自述》和总政副主任史进前、徐立清的传记里可以看出来。
关于徐立清
在进行军队领导班子的调整过程中，叶剑英还根据政治局势的发展情况，审时度势，果断地采取措施，解放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在此前后，叶剑英先后同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刘志坚、徐立清，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副政委欧阳毅等人谈话，了解他们受林彪集团迫害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经军委研究并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这些老同志都先后重新分配了工作，在军队的高级领导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叶剑英还尽最大努力保护和帮助一批自己熟悉的地方领导干部，使他们获得解放。
徐立清和傅钟、梁必业一样都是老资格的总政治部领导，1960年12月，徐立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61年1月，谭政被撤销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罗荣桓复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谭政、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甘泗淇、傅钟为副主任。1967年1月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1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由徐向前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任副组长（3月30日又增补谢富治），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10人。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总政主任萧华和副主任刘志坚、徐立清、傅钟、袁子钦等在1967年被打倒，1967年6月，刘西元任副主任。7月25日，林彪和江青一伙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后，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等领导干部都被关押、批斗和审查，总政治部机关陷于瘫痪。
徐立清1973年恢复工作后任济南军区政委，1975年8月，在邓小平、叶剑英的支持下重新回到总政治部，担任第二副主任。
1980年1月11日调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原因不详，据说1977年因为不同意总政对田维新的处理而受到排挤，甚至被开会批判二十几天，直到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
开国上将中，傅钟的战功并不显赫，知名度也并不是很高，但他却是资历最老的。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为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1940年冬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46年初被派到重庆，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兼新华日报社社长。同年秋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中，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傅钟任副主任。
1966年5月，傅钟被打倒，失去了工作的权力。傅钟被诬蔑为“七阎王”，多次受批斗，家被查抄。总政治部被林彪宣布为必须砸烂的“阎王殿”，被迫停止办公。1968年总政被军管，干部都集中到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办学习班。1969年底新总政成立开始办公。原总政干部除了极少数人继续留在总政机关外，绝大多数在1970年学习班结束后调离了总政，文化部的干部也不例外，大多数分到全国各地的军分区、人武部，有的还派到地方支左。调到外地的干部有的是全家离开了北京，有的家属留在北京的，为了给新总政腾房，也都统一搬到总政北太平庄宿舍院，没有多长时间一号楼几乎是人去楼空，继续留在总政机关的几位同志，不久也调整了住房搬离了一号楼。
傅钟1954年10月31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二副主任，任职至1968年10月18日。1968年10月18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海军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兰州军区陆军第21军副军长刘江亭分别任总政军事管制领导小组正、副组长。总政军管小组成立后傅钟进入小组。
在邓小平、叶剑英等军委领导的安排下，1975年8月30日，傅钟复出担任总政副主任。
党的十二大选举产生了172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由主任、副主任及其他常委王平、王首道、伍修权、刘澜涛、江华、李井泉、肖克、肖劲光、何长工、宋时轮、陆定一、陈锡联、段君毅、耿飚、姬鹏飞、黄火青、粟裕、程子华、傅钟组成领导机构。1989年7月28日在北京病逝。
&关于黄玉昆
1966年9月12日，经林彪批准，刘震副司令员、张廷发副司令员被停职检查，10月，中央军委决定，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罗元发任空军党委常委、副书记。1967年1月13日晚，江青在京西宾馆点名打倒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成钧及空司副参谋长何廷一，并公开袒护吴法宪，随后，刘震、成均、何廷一被空军院校“造反派”冲击并揪斗。10月，徐深吉副司令员被停职审查。
1966年12月，中央军委任命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何振亚为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空军后勤部部长，空军后勤部部长漆远渥免职。1969年12月，中央军委任命武汉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廖冠贤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免去石忠汉的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职务。1971年10月何振亚因“林彪事件”牵连停职，1972年8月，廖冠贤调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央军委任命沈阳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杨大伦为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
空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昆被叶群点名后，也于1967年5月被停职批斗，此职务一直空缺，尽管“副统帅”曾属意南京军区空军原政治委员江腾蛟担任空政主任职务，但因毛泽东主席反对而未获任任命，林彪仍坚持授意吴法宪安排江担任空军党委委员、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并于1969年10月取代空军党委常委、民航总局政治委员刘锦平，任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职务。1970年1月，空军政治委员王辉球兼任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职务。
黄玉昆被关押5年之久，家属子女亦受株连。1974年8月恢复工作后被派往福州军区空军任政委，1975年5月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
黄玉昆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文化大革命’，我同样遭到批斗，被监禁5年，那是林彪和江青他们搞的，使许多老同志受害，这也是个教训。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同样要注意防‘左’。”
1975年5月，黄玉昆被任命为福州军区空军政委，10月31日，福州军区空军政委黄玉昆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和梁必业一样，黄玉昆也还是出自一一五师，担任师部警卫营教导员。
粉碎四人帮后，田维新1977年5月被停职，10月5日被免去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原因是军委根据“一份不符合实际的报告”
免去他的职务。
1977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调任总政治部主任，梁必业、徐立清、傅钟、黄玉昆担任任副主任，9月21日，增补颜金生为副主任。田维新没有进入新的总政，到了党校学习，实际上就是审查。审查十年之后，1986年，军委对他受四人帮的诬陷给予平反，对不符合实际的免职报告给予纠正，批准他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离职休养。
有一个说法：和田维新同样出自八路军一二九师、1977年也是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徐立清中将，1977年10月因为对田维新被免职一事仗义直言，结果自己也受到冲击，被开会批判二十几天，直到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
只是没有弄清楚：
一、是谁主持会议批徐立清的？
二、是谁批准这些决定的？
三、徐立清、田维新的老上级陈锡联此时还有实权，出面讲话没有？
1980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韦国清为总政治部主任，梁必业、甘渭汉、傅钟、黄玉昆、颜金生、朱云谦、史进前、华楠八人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徐立清调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
梁、徐再成同事
1975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通知，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官调整配备如下：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第一副主任梁必业、第二副主任徐立清、第三副主任傅钟、第四副主任黄玉昆（福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第五副主任田维新。
梁必业和徐立清再一次成为了同事。在六十年代，梁必业和徐立清同时进入总政治部工作：1960年12月21日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梁必业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徐立清1980年1月11日调任成都军区政委，无独有偶，原总政治部副主任魏伯亭也在成都军区，魏伯亭是1975年8月30日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副政委的，此时是第一副政委。到成都后不久，徐立清改任军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繁忙的工作使徐立清身体越来越差，心脏病频发，1982年10月徐立清回到北京301医院，1983年1月6日就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徐立清去世后，邓小平感到十分悲痛，他最先来到灵柩前，向徐立清同志遗体深深地三鞠躬。然后，他拉着徐立清夫人党秀玉的手说：“立清是我的老部下、老战友，他是一个好同志。”在太行山的时候，邓小平担任一二九师政委，徐立清是师部政治部组织部长。
但是，查阅新华社1983年1月16日对徐立清逝世的报道，众多参加追悼会的名单中，并没有已于1982年12月调任军科院政委的梁必业。
无独有偶的是，出自四方面军的几位执掌军权的“京官”谢富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陈锡联（北京军区司令员）、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魏伯亭（总政治部副主任）、马宁（空军司令员）、何正文（副总参谋长、担任三十二师师长的时候田维新恰好是政治部主任）等后来的结局都不怎样，是不是真的是京官难做？
王洪文、张春桥到总政“打闷棍”
1976年,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总政机关、保卫部内部,也有人鼓噪,说史进前回总政是“胡传奎回到沙家浜”,“搞复辟翻案”。在这种情况下,落实政策工作很难进行,一些好心的同事也提醒史进前不要顶得太厉害。可史进前还是尽力抗争。当时,广大群众十分反感批邓,以口头方式传播揭露“四人帮”的故事。“四人帮”强令全国公安机关“追查谣言”。作为军队保卫机关首长,史进前却批示:“不信,不传,不追查。”这样,史进前任部长的保卫部,就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
6月12日下午,按计划,总政党委向陈锡联、张春桥、苏振华等军委领导汇报工作。到得会议室,出现在总政党委成员面前的人物,却增加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于是,会议突然变成了向王洪文副主席汇报。
作为总政主任,张春桥本应是汇报人,可张春桥却让梁必业汇报,自己冷眼旁观,还有一位紧跟的副主任插话引路。
梁必业的汇报频频被王洪文打断,当插话人点题说总政党委对落实政策认识不一致时,王洪文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从包里拎出一个材料,严厉地说:“总政保卫部搞了个文件,既未经过中央,也未经过军委,总政保卫部就把材料捅下去了。这个文件上写了很多观点,其中有哪一句话讲文化革命的胜利成果？有些犯了错误受审查的人,问题都没有了。”
尽管在保卫部一直同徐海涛斗争,但史进前事先没有料到会直接面对中央副主席。史进前解释道:“这个文件是各单位谈的经验和情况。”
王洪文审讯般质问:“这是什么经验？把九次路线斗争受审查的人都说成是受林彪的迫害。说有些人只是说了一些错话,也不加以分析,难道攻击主席的话也只是一些错话吗？从这个文件上看,好像文化大革命中审查干部、整党、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统统都错了,都是林彪的迫害。你这个文件是经过谁批准的？”
张春桥立即添油:“这是不是跟我打官司的那一件？这一件发下去了,你们又搞了一件,送我看时,我不同意发,你们就直接报到军委去了。这是什么意思？”
这两人一唱一和,显然是要借机追究总政和军委领导。史进前感到,斗争严重了。
王洪文不顾副主席身份,拿出造反派架势,一脚踏上椅子,逼迫史进前:“把文化大革命中审查干部统统说成是林彪的迫害,这不是右倾翻案吗？你首先发动保卫部的同志讨论讨论你这个文件！”
尽管一向反感王洪文、张春桥,但在上下级关系上对他们还是尊重的,史进前只得说:“可以发动群众讨论。”
王洪文步步进逼:“你这个文件是控诉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你不信拿到群众中评论评论看,首先从保卫部开始。”
史进前话赶话:“可以拿到群众中去评论,有错误我们检查。”
插话人又提出总政对政治谣言不追查。张春桥立即追问:“究竟有多少谣言没有追查？你越辩解,对你越不利。证明你还没有转弯子,你的思想感情没有变化。”
又要上纲了？史进前坚决顶道:“我该追查的都追查了,不该追查的一件也不追查。”
气焰冲天的王洪文在哪里受过这种顶撞,王洪文威胁道:“史进前,你是谁家的保卫部长？你想过没有？”
“没想过。”史进前梗着脖子说。他向来是个宁折不弯的性格,上小学时就敢顶撞专门欺负穷孩子的校长,校长用戒尺猛抽打他,说非要打得他下跪不可。史进前高喊:“打死我也不跪！”就是没有跪下。后来当了部长,也敢于批评上级的错误。过去已经被打倒一次的史进前,至今还是没有改变性格。今天又被王洪文的蛮横所激怒,史进前准备豁出去了！
王洪文、张春桥也没有料到史进前如此强硬,顿时大发雷霆。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你这个样子,保卫部不就成了翻案部！”
王洪文气势汹汹地说:“有这样一个保卫部门,你们保卫谁？总政保卫部究竟为那个阶级服务？”
这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出来圆场:“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有责任。”
王洪文、张春桥又点名批评主持总政工作的梁必业煽风点火,批评解放军报社长华楠传谣言,批评总政不听主席的,却听邓小平的……
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最后作结论：“总政要遵照洪文、春桥的指示精神,一定要把党委会开好,还是由梁必业同志主持。”
王洪文、张春桥的突然袭击,给总政党委打了一个闷棍。
之后,总政党委连续开会,在梁必业的主持下批判梁必业。对批梁必业有顾虑的人,就狠批保卫部长史进前。
副部长徐海涛又在保卫部内跳出来,组织人马批史。
落实政策办公室中,也有人出来造反。
一时间,史进前同时在三个战场挨批。落实政策工作也被中断。
可是,如今的史进前已经不是“文革”初期的史进前,那时,一个闷棍就可以打得他检讨自己的问题,现在,史进前却明确真理在自己这边。史进前与部里的多数同志密切协作,顶住张春桥、徐海涛的进攻。
总政党委会连续开了18天,直到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飞机失事,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派总参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第一副主任梁必业、出京处理,才巧妙地中止了“四人帮”对总政梁必业、史进前的围攻。
——这一来，梁必业似乎和田维新就结下了“梁子”。如果说，关于副主任排名一事让梁必业和田维新心有罅隙的话，这一次“打闷棍”中田维新的表现必然让梁必业等人不满，也就埋下了后来田维新第二次被免职的根源。
——有人说，这位“紧跟的副主任”，是哪一位总政副主任？田维新还是魏伯亭？
1975年8月，魏伯亭已经调任成都军区副政委，军委任命徐立清、黄玉昆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就有了第一副主任梁必业、第二副主任徐立清、第三副主任黄玉昆，田维新的排名在四位副主任之中列末位。
看来，此人就是田维新。田维新在1974年3月25日被停职之前，协助李德生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李德生调任沈阳、自己在“放火烧荒”中被江青五个问题责难而被停职之后，一度动摇，立场有所倾斜，大概也是心有余悸、保全自己的无奈之举。
田维新在粉碎“四人帮”后未能任职而失势，与叶、邓有关，特别是邓没说话。传说田维新失势是因为他陪同叶剑英会见外宾时，外宾问叶剑英：“邓是否能恢复工作？”田插了一句话：“目前可能性不大！”是不是因为这一句话得罪了邓？
田维新1978年进中央党校学习了两年后未分配工作，后按曾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大军区副职离休。
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城里的一批高级将领相继被停职审查，多达十年之久。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的悬案经过历时十年的审查，终于在他有生之年作了结论。1987年6月30日中央军委批准的北京军区党委《关于吴忠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明确指出：“吴忠同志一九七一年三月至一九七七年九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分管政法)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990年2月26日，吴忠将军在海南因车祸不幸逝世，卒年七十一岁。
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1969年10月进京，1977年5月被停职，10月5日被正式免职，1978年初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80年后赋闲，1986年2月，已经被审查十年之久的田维新终于在干休所得到军委的平反文件，2月18日，邓小平签发命令，准许田维新以大军区副职职务离休。
1973年5月中央军委宣布任命马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马宁成为解放军第一位能驾机上天的空军司令员。当时空军领导机关大调整，除马宁被破格提拔为空军司令外，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少将被破格提拔为空军政委。另外张廷发少将、成钧中将、邹炎、张积慧、曹里怀中将、邝任农中将、薛少卿少将为空军副司令员，高厚良少将、杜玉福为空军副政委。1977年4月，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马宁与“四人帮”有牵连，对马宁撤职、隔离审查。张廷发接任空军司令员。1984年，马宁将军按副兵团职待遇离休。
文革后，邓小平保护了李德生、陈锡联等原二野虎将，但是对谢富治、苏振华、吴忠等人是很不满的。邓小平说：“我也劝纪登奎，也讲一下，讲一下就过去了。还有杨成武、吴忠，吴忠不批过不去，杨成武不讲一讲，能行吗？自我批评，恰当处理，政治局要注意稳。”这段话是于光远的回忆，载于他的回忆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一书。
1976年12月，邓小平说：李德生同志一身清，在“四人帮”问题上没有牵扯。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李德生平反，说对李德生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家属子女受到株连的，要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
在中央会议上，邓小平一锤定音：“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他不是造反的人。
”这让陈锡联少受许多滋扰，因而一直在党、军队内任职。随即又在邓小平任主任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任常委。
张春桥的“代言人”
197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他弟弟张秋桥担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徐海涛担任保卫部副部长。
按照梁必业的回忆，张春桥虽然担任总政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从来没有到总政旃檀寺办公大楼办一天的公，也没有到总政主持召开过一次会议，但是作为中央常委的他在总政的破坏力和影响力是不容小看的。
其实，张秋桥是山东省立高中毕业，颇有文采。新中国成立后，张秋桥被调到北京，任中央军委《八一杂志》社副总编辑，后任《解放军报》记者处长。1955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师级），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63年升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社党委第一副书记，行政9级。文革爆发后，解放军报社内部一片混乱，代总编胡痴调到新华社后，继任领导班子名单迟迟得不到中央文革批准，为了维稳，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指定张秋桥组织临时党委，主持报社日常工作。但没多久，文革初期来报社当记者的李纳（化名肖力）贴出大字报炮轰临时党委张秋桥，把前一段的报社运动称为“执行反动路线”，认为张秋桥“反对记者学习毛选，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张秋桥在写了检讨之后，黯然下台。肖力担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其后，张秋桥和大多数下台干部一样，经历了批斗，牛棚，下放等过程。
1974年，曾在《解放军报》担任核心小组成员、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某某给江青、叶剑英写信，揭发中共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阻挠解放张秋桥。江青看信后说“肖力虽然批评张秋桥，但曾给我讲过，要解放张秋桥同志，肖力认为张秋桥和胡痴、唐平铸是应该区别对待的。”1975年7月，张秋桥被解放，担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张秋桥因为其兄关系接受了数年的审查。毛主席逝世后，张秋桥曾受命秘密串联南口坦克6师。这一传言据说出自叶剑英之口。据吴德讲，10月初的某日，华国锋亲自告诉他，叶帅给他讲了这一紧急情况。华吴二人还为此做了一些应急准备。然而，张春桥被隔离审查后，几任专案组都没有查出他兄弟俩职务之外的联系。显然，这件事也属子虚乌有。1984年，审查多年没有查出任何问题的张秋桥按副军职离休。离休后他一直住在黄寺总政大院，即便是养病在解放军总医院西院军职干部调养楼病房中，仍按照几十年老习惯，笔耕不辍。写了大量回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章，还在2009年《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南口坦克师事件”的更正说明。2005年，张秋桥出版了回忆录《但求屹立天地间》。2010年11月张秋桥因病逝世，享年90岁。
&徐海涛其人
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备师师政委徐海涛担任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后，听说上海图书馆有不利于张春桥的历史资料。于七○年二月九日到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他在台上点名单。他念一个名字，下面就揪一个，马上按成“喷气式”。随后便宣布对他们“隔离审查”，造成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死，一人精神失常。徐海涛有功于张春桥，所以张春桥当上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后，立即提拔他，给了他一个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1976年6月12日，王洪文、张春桥的突然袭击,给总政党委打了一个闷棍。之后,总政党委连续开会,在梁必业的主持下批判梁必业。对批梁有顾虑的人,就狠批史进前。徐海涛又在保卫部内跳出来,组织人马批史。落实政策办公室中,也有人出来造反。一时间,史进前同时在三个战场挨批。落实政策工作也被中断。
可是,如今的史进前已经不是“文革”初期的史进前,那时,一个闷棍就可以打得他检讨自己的问题,现在,史进前却明确真理在自己这边。史进前与部里的多数同志密切协作,顶住张春桥、徐海涛的进攻。
总政党委会连续开了18天,直到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飞机失事,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派总参杨成武、总政梁必业出京处理,才巧妙地中止了“四人帮”对总政梁必业、史进前的围攻。
可是,保卫部的徐海涛却始终抓住史进前不放。
1976年10月7日上午,徐海涛又组织了一次对史进前的批斗。
当天下午,总政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总政第一副主任梁必业主持，传达内容竟是昨天逮捕“四人帮”的消息,热烈的掌声震撼总政大楼！
会后,人们都兴奋地畅谈这第二次解放,唯有徐海涛失魂落魄。梁必业对徐海涛说:“好好交待错误,会宽大处理的。”&&&
徐海涛喃喃承认:“我有罪,我愿意检查交待……”史进前与梁必业相视而笑,细心的郝苏发现,已经转身离去的徐海涛,又回身敬了一个礼。
这天晚上,徐海涛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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