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钻,爬,脱,换"四用几个动词写一句话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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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什么"与"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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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城固&法制培训班&被指关押虐待并饿死上访人_国内_各界新闻网 各界网 政协 检察
城固&法制培训班&被指关押虐待并饿死上访人
核心提示:胥氏全家,78岁母亲王定兰和她的四个儿子,四子只能定格在相片里。 陕西省城固县“法制培训班”诞生于2008年5月左右,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这是全封闭关押上访人员的场所,培训班的6位工作人员是从公安局、政法委
胥氏全家,78岁母亲王定兰和她的四个儿子,四子只能定格在相片里。
陕西省城固县“法制培训班”诞生于2008年5月左右,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这是全封闭关押上访人员的场所,培训班的6位工作人员是从公安局、政法委、信访局、法院抽调来的。据说设立“法制培训班”是一种“保护”措施,可以阻止有人上访。
从县里的“法制培训中心”出来已近3个月,47岁的胥灵永仍没有回家,在哥哥破旧的家里,胥灵永说他感觉自己像一只惶恐不安的老鼠。除了肉体折磨留下的病症,在驱之不散的噩梦中,他每次都会看到那个冷酷的空间。
在第二次下岗后的第六个年头,残疾军人胥灵永于日再次被押送至陕西省城固县的“法制培训中心”。在这个改建了新址,时钟和日历触及不到的地方,胥灵永和包括他胞弟胥灵军在内的其他上访人员,完全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9个多月后,胥灵军猝死于“法制培训中心”,胥灵永等多位参加“全封闭生活”的人成了皮包骨,有生命之虞,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引起家属和多位受害人控诉。至此外界才发现,“法制培训中心”用饥饿等最方便、不受制约的残酷手段折磨上访者,让其遭受巨大的苦难,最终“息诉罢访”。
日,胥灵永因弟弟之死四处寻求法律援助,被再度关进“法制培训中心”,折磨重现。“漫长的饥饿,让我今生永远不会忘掉。”这个伴有脑梗后遗症的中年人喃喃自语道。
日,胥灵永因为病症被从四道铁门把守的“法制培训中心”送往医院检查治疗,逃出厄运。自2009年6月以来,胥灵永等上访者目睹了至少20多人曾经历的时段不等、彼此一样而常人难以想象的黑色岁月。“法制培训中心”仍在运行。
胥灵永现在一心想做的,就是将“法制培训中心”骇人听闻的事实真相,把这种跟社会不相容的毁坏生命的行为公之于众,他在等待上级的调查取证,也是在等待自己命运的转弯。
“法制培训班”令人齿寒
佝偻着背,走路踉跄着,7月13日,胥灵永被大嫂叫到饭桌前吃饭,身材不高的他没有话语,平时,感觉吃的饭好像总卡在喉部,有时喝水也会卡住。于是他给米饭里倒入开水,然后开始慢慢下咽。
胥灵永正为多种痼疾所苦。三年前,突患脑梗死,之后,冠心病、反流性食管炎也开始损坏他的身心。
虽然现在又穷又有残疾,他当年也曾有过一段引以自豪的时光。胥灵永生于1964年,中学毕业后参军。1984年参加了收复老山的战斗,荣立三次营嘉奖。其间,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脚底部负伤,系三等乙级伤残。
1988年胥灵永退伍后,被安排到城固酒厂工作,2002年,因酒厂改制,他第一次下了岗。
如果失去了工作,无职业的妻子,13岁女儿和他就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三口会饿肚子”。胥灵永托人找关系,又回到厂上班,但8个月后,他第二次下岗。按照国家有关优抚优待条例,残疾军人不允许下岗。但是县里的领导说,酒厂成了私人企业,也拿它没有办法。等待胥灵永的依然是下岗。
胥灵永第一次上访的时间是在2005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某些人眼里,他上访时间最长,进京次数最多,是县里一号“缠访者”。
而紧随其后,他的四弟胥灵军落下“缠访”的坏名声,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胥灵军小胥灵永6岁,1990年入伍,曾荣立三等功一次,在某次训练中负伤,致左腿粉碎性骨折,系三等甲级残疾退伍军人。1998年,胥灵军从城固县84号厂下岗。妻子患有癫痫病无法劳动,还有两个女儿初长成,家有负债的胥灵军去了广州打工,7年后,因为伤残部位伤痛复发,被辞退,闲赋家中。
兄弟俩的人生境遇惊人地重合,有些宿命,还在按一种惯性继续着。这一细节并没有引起其他人足够的注意。
胥氏兄弟有时是一块儿去上访,有时各自去。胥灵军先后三次赴京上访。对于认为“只是来落实工作”的胥灵永来说,上访是被迫无奈,就是要求有关部门按政策办事,但他难以理解,历时数年多方反映情况,换来的却是强行接回关押,直至后来参加所谓的“法制班”培训。
城固县“法制培训班”诞生于2008年5月左右,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这是全封闭关押上访人员的场所,培训班的6位工作人员是从公安局、政法委、信访局、法院抽调来的。据说设立“法制培训班”是一种“保护”措施,愈加必要,可以阻止有人上访。“法制培训班”设在南沙河原五七干校内,多位被培训者记得,2008年来此受训的共11人,其中有7名是女性。参加培训的人,由所在村镇或单位每月交500-1000元培训费。他们回忆,新来的受训者拉来后,先进行全身搜查,培训时间3-8个月不等,培训内容包括学习信访条例、道德教育、致富门道,还要出操、参加考试。
胥灵永发现即便考试合格、写了保证书、申请书,表现好也不能离开,意味可以离开的标志是,培训者提出先交三五千元。被培训一个多月后,胥灵永因为“在威胁下整天背记东西”而发病,被送往城固县医院抢救,医院诊断其患脑干、小脑多发性梗死,这才免于继续被培训。
曾是全国三八红旗手、省劳模的胡彦平今年63岁,多年来认为“两级法院判决有问题”而不断上访,她说,参加培训的人每个人进去后先要挨一顿打,之后随意打骂人的事司空见惯。“副主任关鑫磊打了我一巴掌,造成我右耳失聪。”胡彦平说。
胡彦平看见常常是关亲手打人,他惯用的手法是,揪住女受训者的头发扇嘴巴,有人被打掉了牙齿,有的嘴打烂了无法进食。
至今,让胡彦平难忘的是胥灵军的仗义之举。一次,关鑫磊在打48岁的武金秀时,胥灵军上前去制止。2008年8月的一天,关在毒打文小莲时,文的哭声很大,胥灵军看不下去,捡起一块砖头砸在关的肩膀上。
胥灵军的仗义,从一开始就让自己身处险境。
受训者都变得皮包骨头
日,胥灵永再次去北京上访,县里派人接他。先把胥灵永送到县里的一家宾馆,身边有10多人轮流看守他。
两天后,胥灵永由一群人押着来到县城东边的一处铁路旁停下,这里是县中医院的旧址,现在是精神病专科住院部。进入院子右拐,再沿着一条幽深的小径往里走,尽头是一个用两人高的高墙和铁门包围起来的独立院子。
铁门打开后,胥灵永被推了进去,看守者把门砰地关上,从里面上了把大锁。有人这时将胥灵永的全身搜索一遍,包括他的裤带。
胥灵永被押着经过楼门和走廊的两道铁门,进入到院内唯一一栋二层楼里,他被关入第二号房子,房门是铁质的,上端开了扇焊着钢筋的小窗。1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有一张用三合板钉制的小床,地上放着一个脸盆和一个马桶。胥灵永看到屋内墙角还安装有监控器和喇叭。
胥灵永把头伸向小窗,他看到了隔着走廊另外一个屋子里向外张望的胡彦平,他还听到了武金秀、弟弟胥灵军和其他人的声音,之后,关鑫磊把脸贴到铁窗棂中间开始呵斥他。
这是“法制培训班”的新址,小楼是经过专门改造的,一层的10个房间,基本上一人一间关着上访者,而二层是供工作人员使用。不同的是,这里改称为“法制培训中心”,新增加了三男一女4位保安。
10天前,胡彦平、武金秀等人被转移到这里,也在同一天,73岁的许凤成因第九次进京上访被抓至这里。3天后即同年6月14日,胥灵军因去北京上访被用手铐铐回这里。此番受训的陆续还有残疾退伍军人姚彦强、方简明、王健、钱少军、杨新,以及该县的丁会芹、辛龙成、何忠有、王建设等人。
多位被培训者记得,从进来的第一天起,一连四天,不给吃饭,也不给喝水。尔后,他们按规定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先整齐地叠好被子,等房门的锁打开后,就去走廊的厕所里倒马桶,然后他们重新被锁回房里等待早餐。
早餐是每人一个土豆大小的馒头,再加半勺稀饭或豆浆,一口就喝光了。胥灵永在单位管过职工食堂,他知道这些加起来只有一两的量。工作人员再通过监视器强迫这些受训者在屋里走圈圈,通过喇叭听主讲者用冰冷的语气念文件。
多位被培训者说,这里一天两餐,不供应饮水。晚餐一般是机器压的面条,每顿连汤只盛两小勺,汤里的面条不足两寸长,有人最多时得到21根。此外他们一整天被锁在屋内,不准躺下,只让站着或坐在床边,晚上10点才让睡觉。若有两人同处一室的,绝对禁止相互交谈,发现有违反的,就要受到两天不给饭吃的处罚。
因为有病,从日到日晚上被放出来,胡彦平记得自己共喝了27小塑料杯的水。这是他人绝对不会有的待遇。
“在那里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一直没有离开过你的感觉就是饥饿。”胥灵永说,饥饿成为一种控制、折磨人灵魂的魔鬼。应该说刚吃完还是饿的,所以刚吃完就盼着下一顿。
关押期间,没有毛巾,甚至连卫生纸也不提供,受训者不能和家人见面,送来的棉衣鞋袜等生活必需品也不给转送。他们无法刷牙、洗脸、换衣服。长期饥饿让有的受训者出现了视力模糊、牙齿松动的现象,有的患上了肠胃疾病。几乎每个人开始10多天才艰难地解一次大便,“粪便像羊屎蛋一样”,解手时或扶或坐在床沿上,这样防止自己晕倒后受伤。
相互眼看着每个人都变得皮包骨头,羸弱不堪,从恐惧、愤怒到悲观,受训者的意志在饥饿、孤独中开始逐渐瓦解。隔壁房间也曾传出啼饥号寒的求饶声。
“我原以为胥灵军在这里会服软,但实际上,他打抱不平的脾性没有改变。”胡彦平回忆说,38岁的杨新来到“培训中心”门口执意要探视被关押的战友,争吵令关鑫磊大怒,关和另外两个保安将杨强行抬入,和许凤成关在一室,不给他加床。因为受冤,不堪遭受折磨,杨将头朝墙上猛撞,皮肉都粘在墙上了。一天,杨新行为失常,掐住许凤成的脖子不放。杨新还在屋外被打得小便失禁。这时候,听到状况的胥灵军便在屋里进行抗议,他艰难地透过墙壁一人多高处的小铁窗朝外看,大声制止。
毫不例外,胥灵军因此而受到惩罚,两三天不给饭吃,但是再有工作人员随意打骂受训人员,他还是尽自己所能试图阻止暴行。
据胥灵永等人回忆,之后胥灵军一脸胡子,看上去又脏又瘦,越来越没了人形,根本不像以前那个结实强壮的退伍军人。
“息诉罢访”才能出来
发现受训者经常有晕倒的情况,“法制培训中心”找来乡医或是精神病专科的医生,量血压,定期体检,但很少有人能吃到药。每到晚上,或许是怕受训者出现意外,常常半夜里把他们挨个儿叫醒一遍。
多位受训者回忆,市里等一些管信访、政法的领导都到过这里。看到“法制培训中心”无任何关押文书、被关的是无任何犯罪行为的人,有几位领导要求废止这一非法场所。
关鑫磊曾对受训学员讲,“法制培训中心”是县里设立的,自己只是行使一种职责。放出来的条件是要叫学员“息诉罢访”为止。但这无标准可言,即便认为表现得好,离开时,保证书、申请书、保证金和担保人都是不可或缺的。
被培训的日子里,也并非每一刻都是绝望的。工作人员里,一位姓江的中年人让大家感到一点短暂的温暖。他会为这些时刻锁在房间里的人偷偷给予照顾,同情泛在他的眼睛里。
遇中秋节、春节,才有点加饭,有时中午添加一点蒸米饭的汤。而罕见地组织学习,组织打麻将、扑克等活动,包括那次吃了几个野菜饺子,都有保安在一旁拍照。
在院子里栽树,种蒜苗,帮工作人员倒垃圾是学员最期待的事,这才可以呼吸到院子里的空气,有机会看到防暴犬“拉索”啃骨头的样子。自然这属于一种特别奖励。
2009年第一场大雪之后,屋子里顿时冰寒侵骨。胥灵永发现,弟弟胥灵军仍穿着刚进来时的那件脏污的T恤衫,一条单裤,光脚穿着凉鞋。而胥灵军并不特别,其他人大都穿着凉鞋,单衣薄裤,有人脚后跟冻得流血。胥灵永身有重疾,工作人员才找来四条单裤,让他套穿着御寒。他脱下一条裤子,连同一件旧军装,求人送给了弟弟。
几个月前,胥氏兄弟等7名伤残退伍军人同意了县里每人每月发给800元生活费,外加安排廉租房的安置办法,后来,其他5人相继离开了,胥氏兄弟也写了不再上访的保证书,但仍对他俩实施关押。据胥灵永说,关鑫磊曾瞪着眼睛当面说,要用最原始的办法对付他们兄弟俩。
2009年深秋的一天早上,经获准,胥灵军和胡彦平在六七个人的跟随下,抬着大塑料桶走出大门外倒垃圾,在垃圾堆上看到半个桔子,烂得发了霉,胥灵军扑上去,捡起来就吞进嘴里。胡彦平目睹有人冲上来,将胥灵军嘴巴里的桔子掏了出来。这以后,就不准他出来了。
2010年3月初前后,胥氏兄弟被安排在了一室。胥灵永的双腿已经变得僵硬,连饭都不能打,才让胥灵军日常照顾哥哥。
饥饿不断消耗着肉体,胥灵军的大腿和小腿几乎一样细弱,那形象很吓人。
早上,胥灵军迟缓地给哥哥擦脸,用双拳无力地帮哥哥捶打着腿部。接下来,有人用喇叭命令他,让他背哥哥在屋里转圈圈,一两圈后,胥灵军用尽了残力,脚下却不听使唤,有时会重重摔倒。
喇叭里随即传来的呵斥声被大家都听到了。胥灵永不忍弟弟受体罚,他滑下身体,兄弟俩一起扶着墙完成规定数字。
当两个瘦骨嶙峋的身体并排紧挨坐在床上,还能彼此获取温暖。虽然有禁令,但晚上,胥灵军还能找到机会,弱声弱气地对哥哥说,等他出去了,到西藏买些虎骨和羚羊角,彻底为哥哥治病,还要带哥哥去甘肃吃最好的羊肉和揪面片。他们都想把注意力从饥饿里引开。
而房间的阴影中,胥灵军的动作是那么艰难吃力,还有胥灵永亦是无力动弹。胥灵军已经端不起一小盆水,他在床上叠被子的动作,好像永远也不会结束似的。因为被子没按规定叠好,他又被罚不能吃饭。
有一次打饭时,胥灵军看到走廊的桌子上撒有几根面条,拨拉到碗里,准备回房,结果碗被关鑫磊打翻在地,胥灵永回忆说,从2010年起,改为一日三餐,中午多供应一两饭,但他们还是太饿。
胡彦平说,有天晚上,胥灵永有病,另外给他做了一点饭,碗中的热气在兄弟两人中升起,带有一种本能,胥灵军尝了一下看烫不烫,躲在门外的一伙人将他抓到另一房间,逼他承认,是他一直偷吃哥哥的饭,才让哥哥的腿不能动。胥灵军音调凄切直喊“冤枉”,脑门在地上碰着,血流了出来。
胥灵军患重感冒,从床上摔下来,才给他输了液。胡彦平给他们兄弟俩端饭,她看到胥灵军闭着眼睛,说自己“饿得很”,而他的哥哥则吞声饮泣。
死亡的阴影步步逼近。胡彦平和胥氏兄弟的房间是门对门,她回忆,胥灵军临死的前两天,早晨刚打了饭,正转身时晕倒了,盛饭的塑料碗摔出了老远。有人揪住他的后脖领,试图将他提起来,但没成功,最后几个人架起他回了房。
日,兄弟同处一室18天左右。这天早晨,胥灵军忽然盯着墙上的铁窗,说了三遍“杏花开了,红红的”。胥灵永努力地接近那窗户,看到的只是一个刚发了芽的树冠。
那天晚上,胥灵军要水喝,值班的人不允许。“哥哥,我今晚太想喝水了。”胥灵军的声音很低。胥灵永看见弟弟下沉的身子异常吃力地往床上爬。“你不要紧吧?”弟弟没有回答他。
命断“培训班”
日早6时,胥灵永没有叫醒弟弟。听到他的呼号,关鑫磊打开门锁,将胥灵军抱着走了出去。
胥灵军以猝死走完了在“法制培训中心”9个月零4天的光阴。当天下午,县上有关领导来“培训中心”查看。晚上,胥灵永、胡彦平、武金秀等10人被送往医院救治,或被相关单位接出。胡彦平原来108斤的体重已不到65斤。
也在同一天,村干部通知胥母去维多利亚宾馆,老人嗅到不祥,有人才说胥灵军死了,尸体在县医院太平间。
大哥胥长新说,两个弟弟在“法制培训中心”期间,家人亲属多次前去探视,均遭拒绝,甚至遭打骂而回,四弟死得蹊跷,所以当天拒绝认尸,不过,他承认,第二天,县政法委和公安局的人再催认尸,家人态度就变了。
但认尸先要答应不准带手机,不许拍照的条件,并要签字确认。白布滑落,胥家惊愕见到的几乎是一个骨架,最后从尸体左腿上缝有三针的伤口处,才确认是胥灵军的尸体。胥家后悔没有带着照相机拍下胥灵军的惨相。
在巨大的悲痛中,胥家拒谈解决方案。最后县里来人说,先解决活人问题,之后会给死者家属一个圆满的答复。
20多天后,县里派人逼着和胥家签协议,胥灵军77岁的母亲获得一次性救助26万元,他的妻女一次性补助44.8万元。签字时,胥家要求对关鑫磊的犯罪行为要依法查办,但这没写进协议里。
一个月后,汉中市公安局法医对胥灵军进行尸检。在尸检现场,胥长新眼见四弟的胃里没有一点食物,只有硬币大的两个冰碴块。让胥家气愤、心寒的是,尸检完毕,胥家不同意火化尸体,胥长新说,县工作组的人威胁不签字要承担责任,不给兑付补助,他们只好签了字,最后胥灵军的尸体被火化了。
此时,胥灵永正躺在病床上。当亲友们相拥而泣时,他却显得没有什么心思。
之后,当地派出所的所长与县里的几名干部来到胥家,宣读胥灵军尸检鉴定文书,胥家人听他们念道:胥灵军的死亡是因支气管炎等疾病导致的。
胥灵军惨死后,胥家向当地检察院、法院递交诉状,但至今没有立案调查。
一次,上初三的16岁女儿到医院看望胥灵永时说,“爸爸,相信国家会有人站出来为我们主持公正。”这让他很感动。
胥灵永出院后,再次赴西安、北京上访,与以前不同,他多了一项为死去的弟弟鸣冤的使命。
日,他再度被关进“法制培训中心”,折磨重现。4个月后,因再次患病才逃出这个令人恐惧的冷酷空间。
胥灵永出来时还带着一个托付。走出铁门的前几天,也是第二次回来的武金秀趁给走廊消毒之机,扔给他一叠卫生纸,交代胥,按卫生纸上面的电话号码,找她一个有能力的朋友,将卫生纸转交朋友,让快来救她。胥将卫生纸藏于鞋垫内,再塞进裤衩里,偷偷带了出来。这个1米多长的卫生纸上,是武金秀好不容易写下5000多字的控诉信,多是指证自己所遭受的折磨。
胥灵永试着打武金秀那位杨姓朋友的手机,但对方说“这是政府行为,我管不了”,后来他又发短信,但发出的短信没有任何回复。胥灵永开始由己推人,担忧这个身体扁塌的女人,是否还能撑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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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子出来,过了翰林桥,往前走一百米,就是学校的大门口。这里原来是老兰家的庄园,但破坏得已经很厉害。那些青砖蓝瓦的建筑,向人们昭示着兰家的辉煌。兰家可不是土财主,兰家在老兰的父亲那一辈上,就有了去美国念书的留学生。老兰的骄傲是有理由的。大门口上方有一个铸铁的花格子圆拱,上面焊着四个红色的铁字:翰林小学。我已经十一岁,插班读一年级。我比班里那些小学生大几乎一倍,个子也高出了半截。早晨站队升国旗的时候,学生和老师都很注意地看着我。我想他们很可能以为一个高年级的学生混到了一年级的队伍里来了。
&&&&我天生不是读书的材料。让我老老实实地在那个小方凳上坐四十五分钟,我感到无比的痛苦。而且每天不是一个四十五分钟,每天要坐七个四十五分钟,上午四个,下午三个。我坐到十分钟时就感到头晕,就想躺下睡觉。老师唆唆的讲课声我渐渐地听不到了,身边同学的念书声也听不到了,老师的脸我也看不见了。我感到眼前有一块像电影银幕一样的白布,白布上晃动着很多影子,有人影子,有牛影子,还有狗的影子。
&&&&那个班主任蔡老师刚开始还想修理我——她是个女的,圆圆脸,鸡窝头,脖子很短,屁股很大,走起道来摇摇摆摆,像河里的鸭——但很快她就不理睬我了。她是教数学的。在她的课堂上我睡着了。她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拎起来,大声在我的耳边喊:
&&&&&罗小通!&
&&&&我睁开眼,懵懵懂懂地问:
&&&&&什么事?你家里死人了吗?&
&&&&她以为我故意咒她家死人,其实她冤枉了我。我在梦中梦到好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在大街上奔跑,他们一边奔跑一边大声喊叫着:快快快,快快快,老师家死人了。但老师看不到我的梦境,所以我说她家死人了她就以为我在故意地咒她。她很有修养,如果是那些没有修养的老师肯定会当场扇我一个大耳刮子,但我的班主任老师只是红了红她的圆圆脸,然后就回到讲台前,抽动了一下鼻子,好像一个受了很多委屈的小姑娘似的。她用上牙咬了一下下唇,像鼓足了勇气似的问我:
&&&&&罗小通,现在有八个梨子,要分给四个孩子,怎么个分法?&
&&&&&分什么?&我说,&抢呗,现在可是原始积累时期,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拳头大的是爷爷!&
&&&&我的答案逗得教室里那些小屁孩子笑了起来。我知道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理解我的答案,他们只是感到我回答问题的态度很好玩,一个笑了,然后都跟着傻笑。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坐在我身边的那个名叫绿豆的小子把两道黄鼻涕都笑了出来。这些愚蠢的小家伙,跟着一个愚蠢的班主任,变得更加愚蠢了。我得意洋洋地看着班主任,只见她用那根长长的教鞭猛的抽了一下讲台上的桌子,圆脸涨得通红,愤怒地说:
&&&&&你给我站起来。&
&&&&&为什么要我站起来?&我问,&为什么他们都坐着,你却要我站起来?&
&&&&&因为你在回答问题。&班主任说。
&&&&&回答问题就要站起来吗?&我傲慢地说,&你们家难道没有电视机吗?你们家没有电视机难道你就没有看过电视吗?难道你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看过猪走吗?你看电视时没有看到过那些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大人物吗?他们从来都是坐着回答问题,只有那些提出问题的人才站起来呢。&
&&&&那些傻孩子又哈哈地笑起来,我的回答他们不可能听懂,他们怎么可能听懂!他们可能看过电视,但他们看电视只会去看那些动画片,不会像我这样关注重大问题。他们更不会像我这样,通过看电视了解国际国内的大事。大和尚,那个元宵节前,我们家就有了一台日本原装的彩色电视机,平面直角,21遥。这样的电视今天已经成了老古董,但在当时,那可是最先进的。别说是在我们乡下,就是到了北京、上海这些大码头,也是最先进的。这台电视机是老兰让黄豹送来的。当黄豹把那个方方正正的黑得发亮的家伙从纸盒子里拔出来时,我们不由得发出了惊叹声。漂亮,实在是太漂亮了。母亲说。连平日里很少喜形于色的父亲也说:瞧人家这东西,是怎么造出来的呢!?电视机盒子里那些固定机器的白色泡沫塑料块儿也让父亲大为惊异,他说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轻的东西。我对此自然不以为怪,因为我们在收破烂时,多次地见过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毫无用处,所有的破烂收购站都拒绝接受。黄豹不仅仅给我们送来了电视机,而且还给我们送来了一根高大的电视机天线杆子和一架鱼骨天线。天线杆子高十五米,是用无缝钢管焊接起来的,钢管的外表上涂抹了防锈的银粉。天线杆子在我们家的院子里竖起来,我们家立即就有了鹤立鸡群的感觉。我想如果我能爬到天线杆子顶端,站在天线上,就可以把全村的风景尽收眼底。当那些漂亮的画面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时,我们全家人的眼睛都亮了。电视机把我们全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我的知识也因之大增。让我来上学、而且是从一年级上起,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我的学问和知识在我们屠宰村除了老兰就是我。尽管我不识字,但我感觉到那些字都认识我。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不用学习的,起码是不必要在学校里学习的。难道八个梨子分给四个孩子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在学校里学习吗?
&&&&班主任老师被我的话给噎住了。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我知道那些东西一旦从眼睛里流到脸上就是眼泪。我有点怕那些东西流出来,也有点盼望着那些东西流出来。我心中有点得意,也有点害怕。我知道一个能把班主任气哭了的孩子会被众人认为是个坏孩子,但同时也会被众人认为是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孩子。我知道这样的孩子不是个一般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往好了发展可以成为大干部,往坏里发展可以成为大土匪,总之这样的孩子不是平凡的孩子。很可惜很庆幸班主任老师眼睛里那些闪亮的东西终究没有流出来,她先是用很低的声音说:
&&&&&你给我出去。&
&&&&然后她用很高、很尖的声音喊叫:
&&&&&你给我滚出去!&
&&&&&老师,只有皮球才可能滚出去,刺猬把身体缩起来像个皮球也可以滚出去,&我说,&我不是皮球,也不是刺猬,我是人,我只能走出去,或者是跑出去,当然我也可以爬出去。&
&&&&&那你就爬出去吧。&
&&&&&但是我不能爬出去,&我说,&如果我是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我只能爬出去。我已经很大了,如果我爬出去,就说明我犯了错误,但是我并没有犯错误,所以我不能爬出去。&
&&&&&你给我出去,出去……&老师声嘶力竭地喊叫着,&罗小通,你把我气死了啊……你这个混蛋逻辑……&
&&&&老师眼睛里那些闪光的东西终于从眼眶里涌出来,流到了腮帮子上,变成了眼泪。我心中突然充满了一种类似于悲壮的感情,眼睛竟然在片刻之间也湿润了。我可不想让眼睛里那些湿漉漉的东西流到腮帮子上变成眼泪,那样我在这群傻孩子们面前就会威风扫地,那样我与老师唇枪舌剑的斗争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于是我站起来,朝外边走去。
&&&&出了校门往前走了不久,我就站在了翰林桥的桥头上了。我手扶着桥上的栏杆,看着桥下碧绿的河水。河水中游动着一群黑色的比蚊子的幼虫大不了多少的小鱼。一条大鱼冲进小鱼的群中,张开大口把许多小鱼吸了进去。我想起了一句话: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小虾吃泥沙。为了不让别人吃,就要大。我感觉到自己已经很大了,但还不够大。我要赶快长大。我还看到河水中有许多蝌蚪,它们聚成一团,黑乎乎的,活泼泼的,在水中快速地移动着,好像一团团的黑云。我想,为什么大鱼吃小鱼,不去吃蝌蚪呢?为什么人也吃小鱼,猫也吃小鱼,浑身羽毛翠绿、嘴长尾巴短的鱼狗子也吃小鱼,还有很多动物都喜欢吃小鱼,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吃蝌蚪呢?我想根本的原因就是蝌蚪不好吃。但我们根本就没吃过蝌蚪,怎么就知道蝌蚪不好吃呢?我想那就是因为蝌蚪有一个难看的外貌,难看的东西就是不好吃的。但是我又想,要说难看,蛇、蝎子、蚂蚱都不好看,为什么大家都抢着吃呢?蝎子以前是没人吃的,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人们就把它们当成了美味佳肴端到餐桌上来了。我是在老兰家的一次宴会上初次吃到蝎子的。我想要告诉大家,自从春节给老兰拜年之后,我已经成了老兰家的常客,我自己或是带着妹妹,经常地去老兰家玩耍。老兰家那几只狼狗已经跟我们很熟悉了,我和妹妹进门后,它们不但不再吼叫,它们还对着我们摇摆它们的尾巴呢。还是那个老问题,为什么大家都不吃蝌蚪呢?或者是因为它们黏糊糊的很像鼻涕,但那些螺蛳肉,不也是黏糊糊的很像鼻涕,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吃呢?或者是因为蝌蚪的父母是癞蛤蟆,而癞蛤蟆是有毒的,所以大家不吃它们。但青蛙的幼年也是蝌蚪,青蛙是许多人喜欢的美味,别说人吃它们,我们村子里有一头牛也吃青蛙,但为什么人们不吃那些长大会变成青蛙的蝌蚪呢?我越想越糊涂,越想越感到世界上的事情很复杂。但我也知道,也只有像我这样有知识的孩子才会去考虑这些复杂的问题,我遇到的问题多,不是因为我没有学问,恰恰是因为我的学问太大了。我对班主任老师基本上没有好感,但她最后骂我的那句话却让我对她心存感激。她说我是&混蛋逻辑&,我觉得老师对我的评价十分公正,听起来她好像是在骂我,但其实是在表扬我。我们班里那些小屁孩子只能听懂什么是混蛋,但他们怎么能听懂什么是&混蛋逻辑&呢?别说是他们了,我们整个村子里,又有几个人能知道什么是&混蛋逻辑&呢?我无师自通地明白了,&混蛋逻辑&就是混蛋想事的方法。
&&&&按照我的&混蛋逻辑&,我由蝌蚪又想到了燕子。其实也不是我想到燕子,是燕子们在河面上低飞,飞得真是好看。它们不时地用肚皮触及水面,激起一些小小的浪花,在水面上形成一些小波纹。还有一些燕子站在河边,用嘴巴挖泥。正是燕子垒巢的季节,杏花已经开了,桃花还没开。桃花虽然还没开,但也含苞待放了。河边的垂柳树已经绽开了叶片,布谷鸟在远处啼叫。按说这正是播种的季节,但我们屠宰村已经没有人靠种地吃饭了。种地,出大力,流大汗,收入菲薄,只有笨蛋才去种地呢。我们屠宰村的人都不笨,所以我们村子的人都不种地了。我父亲说他原本是想回来种地的,但是他现在也不种地了。我父亲已经被老兰任命为联合肉类加工厂的厂长,我们村成立了一个华昌总公司,老兰既是公司的董事长,又是公司的总经理。我父亲管理的肉类加工厂就是华昌总公司的下属企业。
&&&&父亲的工厂就在我们学校的东边半里路的地方,我站在桥上就能看到工厂里高大的厂房。那些厂房原来是织帆布的车间,现在被改造成了屠宰场。所有的动物,除了人之外,只要进了我父亲的工厂,都是活着进去,死着出来。我对父亲的工厂的兴趣远远大于我对学校的兴趣,但是父亲不让我去。母亲也不让我去。父亲是厂长,母亲是厂里的会计,村子里许多个体的屠宰户参加进去成了厂子里的工人。
&&&&我溜溜达达地向父亲的工厂走去。刚被老师赶出教室时,我心中还有点不安,感觉到好像犯了一点小错误,但我在明媚的春天里溜达了一会后,心中的不安就消逝了。我突然感到在这么好的季节里,关在屋子里听老师唠叨真是愚蠢。就像那些明明知道种地要赔钱但还是低着头种地的人一样愚蠢。我为什么非要上学呢?老师知道的并不比我多,甚至还比我知道的少。而且我知道的都是有用的知识,他们知道的都是无用的知识。老兰说的话都很对,但他让我的父母送我去上学就不对了。他让我的父母把我妹妹送到育红班也是不对的。我想我应该去把妹妹从育红班里救出来,让她跟着我在大自然里游玩。我们可以下河摸鱼,也可以上树捉鸟,我们还可以去田野里采野花,总之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任何一件事情都比上学有意思。
&&&&站在河堤上,我躲在一棵柳树后边,看着父亲的肉类加工厂。这是一片很大的地方,周围一圈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拉着防止攀爬的铁蒺藜网。与其说这是一个工厂,还不如说这是一个监狱。围墙里有十几排高大的车间。在西南角上,有一排低矮的房子,房子后边有一根高大的烟囱,冒着滚滚的浓烟。我知道那是工厂的伙房,从那里经常散发出扑鼻的肉香。我坐在教室里就能嗅到肉香,只要我嗅到肉香,老师和同学就不存在了,我的脑海里出现了美妙的画面,那些冒着热气、散发着香气的肉肉们,排成队伍,沿着一条用蒜泥、香菜等调料铺成的小路,蹦蹦跳跳地对我来了。现在我又嗅到肉香了。我辨别出了牛肉的气味,羊肉的气味,还有猪肉和狗肉的气味,脑海里接着出现了它们可爱的容貌。在我的脑子里,肉是有容貌的,肉是有语言的,肉是感情丰富的可以跟我进行交流的活物。它们对我说:来吃我吧,来吃我吧,罗小通,快来啊。
&&&&虽然是大白天,但加工厂的大门紧闭着。这两扇大门可不像我们学校的大门那样用指头粗的钢筋焊成,空隙巨大,小牛都能钻进去;这可是两扇货真价实的大铁门,是用两大块钢板切割成的。这样的大门必须要两个年轻力壮的汉子才能推拉得动,而且在推拉的过程中会发出喀啦啦的巨响。这是我的想象,但后来我目睹了几次大门开关的过程,竟然与我想象的毫无二致。
&&&&我被肉味吸引着走下河堤,越过了一条宽阔的沥青铺成的马路,与一条在路边灰溜溜地溜达着的黑狗打了一个招呼,它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很像一个进入凄凉晚年的老人。那条狗走到路边的一排房屋前停下,又看了我一眼,然后就趴在了门口。我看到那个门口旁边的砖墙上挂着一块刷了白漆的木牌子,上面用红漆写着大字。我不认识那些字,但是那些字认识我。我知道这就是新近刚刚成立的肉类检疫站,父亲加工厂里加工出来的肉,只要盖上了他们蓝色的图章,就可以对外销售,就可以进县城,进省城,甚至到更远的地方。不论到什么地方,只要有了他们的蓝章,就可以畅通无阻。
&&&&在这栋新盖起来的红砖瓦房前我并没有耽搁太久,因为屋子里根本没有人。我透过污浊的窗户玻璃看到,屋子里并排安放着两张办公桌,还散乱地放着几把椅子。桌子和椅子都是新的,上边的灰尘还没有擦。我知道这些灰尘还是家具厂仓库里的灰尘。一股刺鼻的涂料味从窗户的缝隙里钻出来,刺激得我连续打了好几个响亮的喷嚏。
&&&&我没在这里逗留太久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父亲的加工厂里散出来的肉味吸引着我。尽管过了春节之后,我家的饭桌上,各种肉食已经不是稀罕的东西,但肉这个鬼东西,据说就像女人一样,是永远吃不够的。今天你吃得够够的,但明天又想吃了。如果人们吃饱了一次肉就再也不想吃肉,那父亲的肉类加工厂很快就要关门大吉。这个世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就因为人们有吃肉的习惯,就因为人们有吃了一次还想再吃一次、一次一次吃下去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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