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实测SSD/内存 图解容量多大够用？分页浏览|<span itemprop="datePublished" content="T05:09:00+-09-11 05:09&&&&【 原创】 作者： | 责编：郑兆远&&&&&
&&&&背景：一年一度的开学季来临，和去年相比，今年开始走向主流，全速型240GB&SSD只要799元，128GB/64GB&SSD更是加速普及。9月4日无锡工厂火灾之后，屡创新高，如今&高达150元，用户倍感伤不起。
&&&&SSD和内存已成为除了之外，最能影响用户（使用）体验感受的两大核心硬件。由此拉开本文序幕。
Win7实测SSD/内存&图解容量多大够用？
&&&&每台均有对应的操作系统，它强调兼容性、稳定性以及易用性。什么操作系统用的人最多呢？截止日，Win7的市场占有率以53.98%高居榜首；最新的Win8仅6.61%而屈居第四。
&&&&即使是忠诚度较高的苹果Mac用户，他们在安装第二操作系统，以Win7为主要选择。由此可见Win7生命力之旺盛。Win7按照寻址能力分为32位和64位两种，其中64位往下兼容32位软件，并且支持更大容量内存而得到广泛应用。
60GB SSD+的高负荷应用状态
&&&&新时代的SSD赋予Win7第二春，大幅缩短操作系统的响应时间；而对于Diy用户来说，除了SSD性能，当属容量最令大伙纠结。大容量内存如同Win7的强心剂，当内存不再廉价，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那么内存容量对我们的使用感受影响究竟有多大？本文将一一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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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全球新能源汽车的“蛋糕”有多大?
　　[摘要]　　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将增长近10倍，电动汽车将超过130倍。如此巨大的发展和商业机会，是奉献给高性能、高品质、低成本产品拥有者的盛宴。　　未来10年，全球新能源汽场发展会形成何种规模?对关联产业及汽车周边设备的带动作用有多大?日本专业市场调查公司“富士Chimera综研”，于日发布了一份颇有建树的汽车市场调查报告，对未来全球新能源汽车这块“蛋糕”的规模进行了预测。　　1.未来10年汽车产量增长预测　　全球汽车(包括乘用车、载货汽车、客车)的年产量， 2015年将达到9232万辆，2020年将达到1亿600万辆。10年后的增加幅度大约为2010年的154%，其中包括混合动力汽车(HV)、外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V)、电动汽车(EV)、燃料电池汽车(FCV)等新能源汽车在内(表1)。　　　　表1 全球未来10年汽车产量增长预测年份项目2010年预计2015年预测2020年预测产量（万辆）与2010年相比产量（万辆）与2010年相比混合动力（HV）97.2350.53.6倍7357.6倍电动车（EV）1.35340.8倍170.5131.2倍燃料电池（FCV）少量0.1―0.88倍（与2015年相比）新能源汽车合计98.5403.64.1倍906.39.2倍汽车总产量688292321.3倍10600154%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1.44.43个百分点8.67.2个百分点　　全球新能源汽车EV、HEV、FCV的年产量，2015年将比2010年增加4.1倍，可以达到403.6万辆;2020年比2010年增加9.2倍，将会超过900万辆，届时约占世界汽车总产量的8.6%。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配套的新一代设备及产品也将与之同步增长(表2)。　　　　表2 全球2020年PHV、EV汽车及关联产品增长预测　　项目　　产销情况（年）　　增长幅度　　全球汽车总产量　　1亿600万辆　　10年增加154（%）　　电动汽车（EV）　　735万辆　　10年增加7.6倍　　混合动力汽车（HEV）　　171万辆　　10年增加131.2倍　　锂离子电池　　8605亿日元　　10年增加33.2倍　　电机（驱动/发电）　　6880亿日元　　10年增加6.8倍　　V2G/V2H用ECU　　41亿日元　　16年增加6倍　　报告还列举了日产(NISSAN)公司聆风电动车闪亮登场的成功案例。面向美国市场投放的日产聆风电动汽车，号称是世界上第一款产业化、商业化、批量投产的典型EV汽车。自2010年4月开始接受订单以来，2个月就完成了当年6000辆的销售目标。目前的销售状况是，订单预约的交车时间已经延长至数月，2011年才开始接受本国订单。　　聆风电动车采用的紧凑型锂离子电池组安置在车体下侧，使车内空间增大、整车重心降低、转向稳定性高。唯一动力来自一台功率为80kW、转矩为28.5kgm的电机。快速充电模式下，30分钟可使电池容量达到80%。加上制动能量回收装置，城市工况下一次充电的续驶里程可达160km。　　2.先进技术拓展汽车配套市场　　(1)车载太阳能应用技术　　在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省“电费”对策方面，日本丰田(TOYOTA)公司的第三代普锐斯，通过采用太阳能电池技术，可以实现在炎热的夏天，用太阳能电池的电力为车厢换气，以有效抑制车内温度过于升高，从而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　　由于太阳能属于可再生能源的一种，充分利用这种取之不尽的能源为汽车提供服务，将成为一种最受欢迎的技术措施，并由此形成巨大的、高附加值的配套产品市场。　　(2)汽车电子设备的技术进步　　汽车周边设备的技术成就和市场也将十分令人瞩目。美国苹果威锋iPhone和日本任天堂wii等电子设备开发商，也提高了对汽车电子产品应用的认知度，并把研发方向瞄准操作简单、便利、快捷并具有一定人性化水平的汽车电子周边设备。　　未来汽车上“情报+娱乐”融合技术系统，将优先考虑节能、环保、安全、方便、低成本的市场需求，使电子配套产品的技术服务功能和发展水平越来越高　　(3)生物识别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生物识别 (Biometrics) 技术是一项新兴的、也是本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技术之一。以人类生物特征如指纹、语音、面像等方式，通过特征验证并酌情对人的行为加以限制。生物识别将在防止饮酒驾驶、瞌睡或疲劳驾驶等自动安全控制系统中，成为安全管理的普及技术而成为未来10年技术推广重点。　　(4)智能通讯将为节能环保发挥更大作用　　报告预测，随着下一代汽车发展以及节能与环保要求，降低各种类型汽车的能源消耗将成为智能及通讯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日本政府已经把高效能道路交通系统，纳入未来21项能源重点革新技术之一。将智能交通、智能通讯系统与智能充电系统机密结合，并实现智能通讯系统对道路、车辆、人员的全覆盖，由此为智能通讯系统的产品提供一个很大的市场。　　(5)汽车列队尾随控制技术　　利用卫星定位及导航系统，实现基于“路车/车车”定位技术的、高速公路载货汽车自动尾随驾驶的控制装置，将使载货汽车的节能减排实现新的突破。　　这种技术主要是通过车上装的自动控制车辆运行的计算机、无线数据通讯等设备，对车辆的速度、行进位置进行尾随自动控制。通过缩短并固定前后车辆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间距，来降低风阻并达到降低燃料消耗的目的。　　技术难度在于随行车辆的响应程度，包括遇有障碍时车辆能够自动停止和紧急回避等要求。日本已经于日，在茨城县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初次试验成功。一组装有自动控制装置的25吨载货汽车，以80公里时速和15米的固定间距驶上试验场的高速公路。项目的设计目标是：前车有人操作、后车无人驾驶;车辆编组数量为5辆;队列车辆间距缩短至4米;跟随车辆的节油率为15%。　　3.先进技术应用的商业化效果　　新一代汽车整车控制系统，主要围绕安全、便捷、舒适等技术目标展开，要求必须具有实用性、人性化和一定的生态环保水平。目前，真正具有普及性的、达到市场化水平的产品比较少。发达国家对汽车电子控制、自动化的研究进展迅速，用户对安全、安心、快捷、舒适、环境性能好的汽车需求持续增高，为汽车典型技术的市场推广铺平了道路。　　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带动了配套市场的发展，与安全、节能、减排关联的产品范围和领域将会不断扩大。为HV、PHV、EV配套的周边设备，主要包括整车控制器、逆变器、管理系统以及关键零部件等，预计2010年全球将实现1811亿日元;到2020年，同类周边设备市场将达到19787亿日元，相当于2010年的10.9倍(图1a)。　　作为HV、PHV、EV生产、研发中心的日本，目前这些关联产品2010年占世界市场的83%，达到了1498亿日元;到2020年，将日本仍然可以占到世界市场的40%，可达到8125亿日元。　　为新一代汽车配套的周边产品主要包括：通信、能源、车用计算机、车用高分辨率数字显示器、自动化与自动控制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及GPS定位系统等，将成急剧成长的态势并在汽车上得到广泛应用。　　2010年，预计为新一代汽车配套的周边产品1750亿日元的市场;2015年相当于的倍，可达到3775亿日元;到了2020年，全球将有8327亿日元的市场，相当于2010年的4.8倍(图1b)。a)为HV、PHV、EV配套的专用周边设备b)为下一代汽车配套的周边设备图1 未来汽车配套的周边市场增幅　　4.新能源汽车电机变革带来的影响　　全球2010年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与发电机为177万台，约合1018亿日元;到2020年，可以达到1258万台，金额达到6880亿日元。　　现在新能源汽车所使用的电机通常为2台，即：电动机和发电机。所以，目前的市场规模是每车两台电机。　　目前，日本丰田、本田等公司，已经在采用单电机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2010年期间，引领新一代汽车发展的丰田汽车、本田汽车及其他企业，相继发表了若干款单电机PHV和EV汽车，相信将成为今后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预计2013年之后，采用单体组合电机(驱动、发电双重功能)的技术将得到普及。市场预测2015年以后，电机需求的市场与车辆的增长数量是一致的，即PHV、EV汽车全部采用单体组合式电机为统计依据。　　5. 锂离子电池市场预测　　锂离子电池的成本和价格将成为市场角逐的重点。未来电池的成本也将会出现大幅度下降，电池市场到2020年将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　　2010年，全球汽车锂离子电池电动汽车企业中，BMW有计划，日产聆风已经上市，(,)和通用也已经正式投产。但是，电池价格妨碍了PHV和EV汽车的发展。　　2010年以后，伴随着汽车产量提高，电池价格将有所下降，车型也将不断增加。锂离子电池的高容量化成为追求的目标。现在单体电池已达到50A的电池容量，未来电池性能将会成倍提高，成本也将大幅度降低。　　2020年，将以HV的生产为主流，锂离子电池的装车比率将非常高。为此，HV生产台数很高的日本，2020年电池需求量将会占到更大的比重。　　6.智能电网成为PHV、EV市场化的催化剂　　用于汽车充放电管理的智能电网，即：“Vehicleto Grid(V2G)*”和“Vehicle to Home(V2H)*”，可以合理实现PHV、EV汽车与电网之间的电力交换。它既可以通过电网为汽车进行智能充电控制;也可以将汽车上贮存的电能，根据需要向企业或家庭的用电设备回送电力。也就是说，当PHV、EV汽车停驶的时候，可以利用电网的谷区时段为汽车充电;而在电网的峰区时段将富裕能量卖给电网，或者为家庭或企业的用电设备供电(图2)。　　通过智能电网控制系统(ECU)实现高水平的电力融合，可以在保证汽车用电的需要与安全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高电网的工作效率。使供电、用电双方实现资源共享和利益的最大化。以成本效益为卖点来吸引消费者，被认为是未来推动PHV、EV电动汽车发展的动力来源之一。图2 V2G/V2H系统与PHV、EV汽车的电力融合　　因此，调查报告特别强调，PHV、EV汽车的产业化、商业化成功与否，将取决于未来智能化的电力供应系统V2G/V2H与PHV、EV汽车融合水平，被称为PHV、EV汽车市场推广的催化剂，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NAFTA)即：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将成为最早导入V2G/V2H技术并实现商业化的国家。预计，到2016年，随着欧洲开始普遍采用车载充电装置之后，将有3万台V2G/V2H系统投入使用，2020年欧洲将增长至25万套市场规模。　　中国和日本也将自2016年后推广使用这一技术。可以认定，用于PHV、EV汽车充放电控制的智能电网V2G/V2H系统，其未来市场将呈现很大的需求与增长。　　调查报告显示，全球2016年智能电网控制系统(ECU)需求为13.5万套，约6.8亿日元;2020年，预测市场需求为89万套，约49.9亿日元，相当于2016年的6倍。　　*Vehicle to Grid(V2G)=在电动车辆和电力网之间交换电力。　　*Vehicle to Home(V2H)=在电动车辆和住宅之间交换电力。　　7.下一代快速充电器也将同步快速发展　　根据PHV、EV汽车所搭载电池的技术进步，其充电系统的充电方式将呈现多样化，如快速充电、非接触充电、卡座式充电(换电池方式)、网络充电等。近年来，又出现了超快速充电方式，使普通充电时间为30分钟，快速充电时间仅为15分钟甚至更短。　　2010年新一代快速充电器是2000台，约合58亿日元。2020年，预计达到8万台，约合1445亿日元，相当于2010年的24.9倍。　　关于充电站建设，日本的情况是：2010年建设400座，2020年建设5000座。北美建设25000座，欧洲建设40000座。北美也追加了快速充电方式的设施建设计划，换电方式和网络充电方式将在2015年之后开始考虑。　　“富士Chimera综研”的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将增长近10倍，纯电动汽车将超过130倍的增长水平。如此巨大的产业发展和商业机会，是奉献给高性能、高品质、低成本产品拥有者的盛宴。　　(本文编者供职于《人民公交》杂志编辑部)
09/08 14:2909/08 09:0809/08 00:5409/08 00:2809/07 08:2309/07 08:1709/07 03:4809/07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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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效应究竟有多大：一个文献综述
财政政策效应究竟有多大：一个文献综述?王蓓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本文简要地回顾了关于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相关文献。首先，在理论框架上梳理 了财政政策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 并归纳了政府支出乘数或税收乘数的大小及符号。 然 后，归纳梳理了国内外财政政策效应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就美国而言，一个短期的，暂 时性的， 以赤字来融资的政府购买支出乘数可能介于 0.6 到 1.8 之间， 对于其他国家的证据 较少，但财政政策乘数也在 1 左右变化，很不理想。对于中国而言，现有文献表明财政政策 乘数效应有限，并且在特殊时期也存在非凯恩斯效应，不能过度依赖传统的凯恩斯政策。 关键词：财政政策乘数；非凯恩斯效应；财政调整；李嘉图等价性 JEL Classification: E62, H3, H50 一、引言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重新思考财政 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如何设计良好的财政刺激计划。与此同时，世界各国政府已经相 继出台了相关政策方案，比如，2008 年 11 月欧盟出台了总额高达 2000 亿欧元的经济刺激 计划；12 月，巴西政府也正式出台一项总额达 100 亿雷亚尔（1 美元约合 2.28 雷亚尔）的 减免税收计划，2009 年 1 月份又宣布增加 1420 亿雷亚尔落实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同年 2 月 美国政府通过了一项为期两年， 总金额为 7870 亿美元的增支减收计划， 35%将用于减税， 约 约 65%用于投资，两年内的投入相当于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2.5%，刺激方案突破了美国的 历史记录。在亚洲，2008 年 11 月中国出台了投资规模达 4 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 同年 10 月日本公布了总额为 26.9 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 月又宣布了一项总额约为 12 23 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印度于 12 月宣布追加 2000 亿卢比（1 美元约合 50.39 卢比） 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显然，世界各国政府对财政刺激计划都抱有很大的期望，然而，财政政 策效应究竟有多大？这只是经验研究的一个目标， 目前为止， 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经验实证 都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特别是，20 世纪 80 年代后，很多 OECD 国家及欧洲国家的经验证 据表明财政政策可能存在一定的非凯恩斯效应，即紧缩的，尤其是削减公共支出的，财政政 策很可能会产生经济扩张效应（Alesina and Ardagna , 2010）。Valerie A. Ramey（2011）认 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背景与以往几次危机有所不同（如当前美联储处于一个零利率下限 （zero lower bound）的尴尬境地等等），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重新点燃了人们对政府增支减 税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兴趣。他认为这在 2008 年之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学术界还 是政府部门， 对财政政策的作用一直存在质疑， 普遍认为财政政策不能作为反萧条的有效工 具。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在什么背景下财政政策的乘数大小和符号发生显著的变化， 如乘 数大于 1，乘数符号为正却小于 1，或者乘数为负值。然后从实证研究上，梳理国外学者从 哪些角度以及运用哪些研究方法来分析财政政策效应， 并总结各研究结论中得出的财政政策 效应（乘数）的大小。再次，从中国现有的相关文献中分析和梳理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即乘数的大小。最后，进行总结与讨论。 二、财政政策效应的理论回顾 从理论方面来看， 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和经济活动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理论 模型的设定（即是凯恩斯主义导向，还是李嘉图式导向），还取决于现实世界中有关的政策 实施背景的假设，如：经济中名义刚性或粘性的存在性，资源充分就业状态，企业、家庭受 流动性约束程度，劳动供给的弹性，投资的利率弹性，货币需求的收入和利率弹性，经济的 开放程度，汇率体制，财富效应的大小，前瞻性（forward looking）经济主体的存在性等等。?王 蓓，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 男， 电话： ， 邮编： 100081， 电子信箱：
在新古典经济领域， 根据标准的 RBC 模型研究框架， 假设经济中存在的是李嘉图式的家庭①， 商品、劳动和资本市场没有任何摩擦，财政政策主要通过财富效应来影响经济，有时可能产 生非凯恩斯效应。最经典的分析，Baxter and King (1993)指出如果政府支出的增加是靠非扭 曲性税收来融资，比如一次性总付税（lump-sum tax），进而代表性家庭因税收使得财富遭 到损失， 会增加劳动供给， 减少消费来弥补财富的减少， 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会下降， 结果会在短期内导致产出上升。由于财政冲击的持久性，资本的边际产品会增加，进而导致 私人投资的增加。最后，当实际工资回到初始水平时，新的稳态才能达到，私人消费与原水 平相比有所下降。 如果政府支出的增加是通过扭曲性税收来融资， 结论会随着劳动供给的跨 期替代效应的变化而变化。而根据凯恩斯理论，假设经济中存在名义刚性或粘性，资源未充 分 利 用 ， 家庭 和 企 业 受流 动 性 约 束， 并 由 于 其短 视 性 ， 经济 决 策 往 往采 用 拇 指 法则 （rule-of-thumb）等，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对当前收入（现金收入）有着直接的影响，其影 响和挤出效应的大小可以在 IS-LM 模型下得到很好的描述。 （一）传统新古典模型 一般而言，新古典模型认为，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支出时，代表性家庭将会因为预期 未来将支付高额的税收， 对其产生负的财富效应导致家庭的消费和闲暇活动减少， 结果导致 劳动供给增加引起工资降低，从而刺激企业的用工需求，扩大生产。在新古典模型中，财政 政策影响私人经济的关键渠道是财富效应、跨期替代效应和对模型一阶条件的扭曲（Baxter and King, 1993; Aiyagari, Christiano, and Einchenbaum, 1992）。为了分析这种渠道，首先考 虑不包括扭曲性税收的标准新古典模型， 社会计划者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约束的条件下， 最大 化代表性家庭的现期效用。 根据 Aiyagari, Christiano, and Einchenbaum（1992），我们可以写出区别政府支出静态 效应和动态效应的 Bellman 方程： , 其中， , , max,,, ,, ,|max, ∈在这些方程中， 是消费， 是工作时间， 是初始阶段的资本存量， 是指暂时性的政 府支出部分， 是指永久性的政府支出部分， 是总的政府支出， , 是效用函数， , 是生产函数。 初始值设定为各变量的下期值。 对于效用最大化这一子问题存在唯一解， 因此， 最优劳动供给和消费可以写为： , 且 , 。可以证明这里函数 关 于 严格递增，因为 的增加存在负的财富效应（闲暇被视为正常品），同理，函数 关于 严 格递减。 Aiyagari, Christiano, and Einchenbaum（1992）分解了政府支出对工作时间的影响效应：第一项表示政府支出的静态效应， 第二项表示政府支出的动态效应。 根据上述讨论第一 ? ， ? 的 项为正， 因为存在负的财富效应。 由于 和 对称地进入 函数， ?
大小依赖于增加的政府支出 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 ? ? 根据 Aiyagari, Christiano, and Einchenbaum（1992）， 所以政府 永久性支出的增加更多地增加下期所需求的资本存量。 这意味着政府永久性支出的也会较多 地提高工作时间。在此模型中，不存在扭曲性税收，李嘉图等价的代表性个体占主导，所以 政府支出是通过税收融资方式还是赤字融资方式无关紧要。 然而， 如果政府支出是通过扭曲①研究财政政策的模型往往存在两种类型家庭的假设：一种是李嘉图式的家庭，表现为：最优化行为决策； 完全的前瞻性；家庭持有对未来的预期；不受流动性约束，可以在资产市场和其它市场进行交易，以在不 同的时期平滑消费。另一种家庭是非李嘉图式的家庭，表现为：只能根据简单的“拇指法则”行事，不能 做出跨期的最优化决策；不能进入资产市场进行交易，仅依靠税后净可支配收入进行消费。性税收进行融资，结果会有显著的不同。例如，增加扭曲性的劳动税会趋向于减少劳动时间 和产出。 Baxter and King（1993）利用 DSGE 模型的标准校准法（standard calibration）对政府支 出的乘数可能存在的范围进行归类，他们发现：（1）当政府支出是暂时性的；（2）政府通 过提高扭曲性税收来保持预算平衡时，政府的支出乘数可能最低，可能是-2.5。对于靠赤字 来融资的暂时性政府支出而言， 如果未来是通过提高一次性总付税 （lump-sum tax） 来偿还， 这种类型的乘数稍微高些， 但仍然在 1 以下。 如果永久性政府支出的增加是靠当前或未来的 一次性总付税进行融资的话，会产生一个较大的乘数。较大的财富效应使得劳动供给增加、 稳态资本存量需求也增加，进而导致投资增加。这种情况下，短期政府乘数在 1 以下，而长 期政府乘数为 1.2 左右。 Burnside, Eichenbaum and Fisher (2004)指出，根据二战后美国的平均数据显示，大规模 的政府支出增加必然会伴随着扭曲性税收的急剧上升。尽管文章没有直接讨论乘数的大小， 从模型分析的图中可以看出， 扭曲性税收融资比一次性总付税融资下的短期乘数要高， 乘数 为正。乘数高的原因是跨期替代效应的存在。因为，个体知道将来会有更高的税负，而当前 税负相对低的情况下，他们会通过跨期替代方式在当期提供更多的劳动。 因此， 新古典经济模型预测的政府支出乘数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依赖于扭曲性税收的 扭曲程度和时间选择。根据关于研究美国经济的相关文献，Ramey（2011）总结出了相对合 理的参数值，即短期乘数最高为 1.2，最低为-2.5，依赖于模型实验的环境。 （二）凯恩斯模型 根据标准的 IS-LM 模型，财政赤字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取决于投资和货币需求对利率的 敏感程度。如果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越大，而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越小，财政政策的挤 出效应就越大。在开放经济中，如果汇率完全浮动、资本完全流动，财政政策是无效的。但 在固定汇率的体制下，高利率诱使资本流入，导致货币升值，为了使利率稳定在冲击之前的 水平，货币供给会增加，因此，财政政策非常有效。价格的灵活性也会使得财政政策乘数降 低。在封闭经济中，财政扩张促使价格上升，从而通过利率增加了挤出效应。即使名义刚性 阻碍了完全市场出清，这种传导途径也会出现在新凯恩斯模型中。然而，在价格和汇率都完 全灵活的开放经济中，通过汇率的传导，财政政策可能更加有效，因为汇率升值带来的低价 格水平，可以通过利率限制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大小不仅依赖于利率和汇率的传导机制， 也取决于消费行为中的财富效应。 利率上升降低了金融资产的名义价值， 如果家庭是净债权 人，会对他产生负的财富效应。如果部分资产是以外币的形式所持有，汇率升值会进一步加 强挤出效应，降低财政政策乘数。 在新凯恩斯领域，由于价格粘性和非李嘉图消费者（缺乏理性预期）的假设，政府支出 的增加会导致私人消费的上升。但是根据 Galí, López-Salido, and Vallés (2007) 和 Cogan et al.(2010)的讨论，典型的新凯恩斯模型预测会有一个较小的乘数。因为新凯恩斯模型是在新 古典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粘性价格这一强大微观基础，新古典效应会减弱凯恩斯乘数。 Cogan et al. (2010)利用 SmetsCWouters 模型来估计的乘数大概小于或等于 1。Galí, López-Salido and Vallés (2007)得到的乘数高达 2.0，但是他们做了如下假设：(1)至少 50%的 消费者为“rule-of-thumb”，即这种消费者是非“李嘉图”式的消费者，缺乏理性预期，不能 长远优化其消费行为， 这种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比最优化行为的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更 高。 （2） 就业是需求决定式的， 企业需要多少劳动量， 工人就愿意供应多长工作时间。 Coenen and Straub (2005)允许模型同时引入李嘉图式家庭和非李嘉图式家庭，假定企业的交易过程 中价格变化比较缓慢， 且财政当局是通过发行债务的方式为其支出融资。 根据参数校准得出 政府支出冲击对消费产生正向效应。 然而，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框架内，即使没有“rule of thumb”消费者这一前提假设，当 经 济 处 于 “ 零 利 率 下 限 ” 的 形 势 下 ， 政 府 支 出 乘 数 也 可 能 很 大 。 Eggertsson (2010, forthcoming), Christiano, Eichenbaum, and Rebelo (2011) and Woodford (2011)在新凯恩斯模型 框架下分析了当经济处于“零利率下限”形势下仍然存在螺旋式通货紧缩时， 财政政策将发挥 多大的作用。 研究发现以赤字为融资方式的政府支出增加会导致预期通货膨胀的上升。 但是 如果此时的名义利率保持不变， 预期通货膨胀上升会导致实际利率下降， 从而会刺激经济活 动增加。Christiano, Eichenbaum, and Rebelo（2011）指出如果名义利率在 3 年保持不变（12 个季度），在此期间政府支出的增加，乘数最高可以达到 2.3。 （三）非凯恩斯效应 1、理性预期效应 当预期是理性时， 财政政策的效应则取决于政策的持久性。 一个暂时的财政削减计划不 会影响到预期，因为它没有长久的效应。然而，一个持久的政策措施的影响是不同的。私人 部门会意识到一个预算巩固计划， 政府在未来将面临较低的债务水平， 这意味着未来的税收 会减少。假设人们的消费是依赖永久收入，投资需求具有前瞻性（forward-looking），投资 和消费在预算巩固前会上升， 补偿了财政削减对需求直接的影响。 这时财政巩固或者称紧缩 的财政政策有可能增加私人消费和投资的需求，也就是说财政紧缩产生了扩张效应。20 世 纪后期，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的几次财政调整事件印证了这一理论，最典型的案例是 80 年 代的爱尔兰和丹麦，进行了成功的财政调整（Giavazzi and Pagano，1990；Alesina and Ardagna,1998)。 如果巩固前的财政状况是不可持续的， 意味着未来需要很高的税收来偿还公共债务， 这 时李嘉图效应很可能会发生，财政扩张政策可能是无效的。然而，如果支出的暂时增加是通 过未来的高税收来融资的话，永久收入和私人消费会降低，从而支出乘数可能为负。 一般情况下， 李嘉图等价性时常遭到批评。 例如： 一些家庭受到流动性约束， 面对冲击， 他们没有能力平滑各期的消费。另外，家庭具有短视性和非利他主义的特点，他们希望把财 政负担转移给下一代。但是，私人部门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采取消费平滑行为。例如，当 政府的债务是不可持续的， 需要立即进行财政调整， 或者财政规则限制了政府债务负担率和 赤字率， 这时财政状况接近了一个阈值， 私人部门即使具有短视性也可能会调整他们的储蓄 行为，以避免未来税收的增加。 2、劳动力市场效应 劳动力市场效应指的是， 由于劳动力市场效率和经济总体竞争力的上升， 使得私人投资 增加。在一定条件下，财政紧缩会使工会对工资的要求适度下降（因为失业率增加，或者失 业成本上升），这样减少了企业实际工资支出压力，刺激就业、投资和产出的增长。利率效 应是当前财政政策成分的作用， 它假设财政稳固的实现是通过公共支出的削减， 而非税收的 增加，尤其是削减政府的工资和福利等消费性支出，降低了市场利率，从而导致私人投资的 增加。 因为这些支出的削减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直接影响， 通常会导致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整 （比 如：降低单位劳动成本等），企业利润增加、投资增加。 3、风险溢价和不确定性 当政府面临高额负债时，利率则包含风险溢价以反映违约的风险。因此，财政扩张导致 高负债率，增加了风险升水，进而通过利率增强了挤出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收 紧财政政策以降低利率，促进消费和投资。然而，如果暂时性的财政扩张并承诺未来的削减 是可信的，即使政府的负债很高，也不会引起风险升水。此外，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可能使 得消费者增加预防性储蓄， 企业延迟投资项目。 失业率的变动性以及养老金体系的可靠性是 家庭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 财政政策态势也会影响私人部门的决策， 消费和投资还依赖于家 庭和企业对政府财政政策的信任程度。 三、财政政策效应大小：经验数据的分析财政政策效应大小通常以财政政策乘数来表示， 乘数的估计方法有很多种。 一是通过对 结构宏观计量模型的研究来分析财政政策乘数的大小；二是基于结构 VAR 的方法来识别财 政政策冲击， 利用 IRF 来分析财政政策乘数的大小； 三是关于大型的财政调整事件的分析， 即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否具有经济扩张效应。 （一）宏观结构计量模型 Evans (1969)的文章是在传统凯恩斯以及采用大型宏观经济模型的框架下来讨论财政政 策乘数大小的代表性著作。Evans 通过 Wharton 模型、KleinCGoldberger 模型和 Brookings 模 型中比较了政府支出持续增加时的乘数。 他发现在美国， 政府支出乘数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 期都是 2.0 左右。同时，他也讨论了各种模型中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例如在 Wharton 模型 和 KleinCGoldberger 模型中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为 0.55，而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 0.74。 根据大部分宏观模型，财政政策乘数在短期内为正，但因挤出效应长期为 0。对于不同 国家和不同的模型，财政政策的短期乘数范围在 0.6 至 1.3 之间（见表 1） 。表 1 中显示德国 比其它欧洲国家的短期乘数要高，范围在 0.9 至 1.3 之间。Barrell et al. (2003) 认为较大的 德国财政乘数反映了德国进口商品的短期影响比其他国家要小。德国经济比较重视制造业， 比其他欧盟国家有着更广泛的、多样化的制造业部门。因此，没有必要通过调整进口来增加 总需求。表 1: 宏观结构模型中的政府支出乘数：政府消费占 GDP 比重增加 1 个百分点 模型 MULTIMOD (IMF) QUEST (欧洲委员会) NiGEM (NIESR) INTERLINK (OECD) 货币政策（控制变量） 年度名义利率固定在基准值，通货膨 胀目标。年度税率固定在基准值 名义利率固定在基准值 价格水平目标 年度名义利率固定在基准值，通货膨 胀目标 名义汇率和利率固定在基准值 0.99 0 0.87 0 0.85 0 1.33 0.86 0.69 0 0 0 1.26 0.87 0.77 0 0 0 1.32 0.85 0.73 0 0 0 德国 短期 长期 短期 法国 长期 短期 意大利 长期1.1-0.20.60.20.90注：短期是指一年 Bartolini, Razin and Zimanski (1995)检验了不同的财政调整措施对产出的影响， 他们发现 税收乘数低于支出乘数， 增加间接税或者减少政府支出短期内对产出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相 反， 短期内增加劳动税和资本税有较低的产出成本， 而长期内靠增加劳动税和资本税的财政 削减， 其产出成本要高于只削减支出时的成本。 Roeger and In’t Veld (2004)在 QUEST 模型框 架下， 分析了各种暂时性正向财政冲击的经济效应。 模型中包含两组消费者： 前瞻性 （forward looking）的消费者和流动性受约束的消费者。研究发现，短期内财政支出乘数大于税收乘 数，暂时性减税的低产出效应，可能是经济主体的跨期优化行为抵消了直接的影响。 然而，这些大型宏观计量模型的缺陷，早在七十年代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批判。如： Robert E. Lucas(1976)和 Christopher A. Sims(1980)等。 Lucas 认为结构性模型的参数会随着外 部条件发生变化，因此无法用于政策分析。Sims 认为结构性模型施加了许多不可信的识别 约束。受卢卡斯批评的影响, 宏观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包含理性预期和跨时最优的动态随机一 般均衡( DSGE )模型；基于时间序列的研究成果，Sims 将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引入宏观 经济学。所以近几十年中大部分的研究都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s）和动态随机一般均 衡模型（DSGE）来分析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变化的乘数效应。 （二）基于 SVAR 模型的经验分析一般而言，在理论分析上，基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BC）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DSGE)为研究财政政策的宏观效应提供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DSGE 模型是研究宏观经济 冲击或波动的传导机制的主要工具之一，在 Lucas 和 Prescott 看来，RBC 模型相当于于阿罗 ―德布鲁的一般均衡分析， 最初这类模型只能分析技术冲击对实际变量的影响， 但随着研究 的深入，政府支出冲击和货币供给冲击等也都被纳人到这个 DSGE 模型的分析框架中来， 新凯恩斯主义逐渐把它发展成为一种政策研究的工具。 DSGE 模型和 SVAR 模型的重要区别 在于，前者往往采用校准法（calibration）进行数值模拟，一般用于理论实验研究。后者多 以计量方法（OLS）利用经验数据对参数空间进行估计，二者为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提供了强 大的方法论基础①。 在经验研究方面， 近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SVAR 模型的分析框架上， 由于识别财政 政策冲击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往往不同。这些方法可以归为四类（Perotti, 2005） ：第 一、事件分析法（the event study） 。Ramey and Shapiro (1998)通过设置虚拟变量来识别美国 军费开支激增的年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军备竞赛，里根时期的财政扩张时期） ，用以 ② 捕获与美国的经济形势不相关的财政支出变量 。他们的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所估计的结果与 新古典框架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这一结果在 Edelberg, Eichenbaum, and Fisher (1999)的研究 中得到证实。第二、符号约束法（sign restrictions） 。Mountford and Uhlig (2005)通过引进符 号约束的方法对 VAR 模型中的财政变量数据进行相关约束，进而来识别财政政策冲击。研 究发现： 美国的财政支出冲击对私人投资和产出的促进作用很小， 却会导致居民投资和非居 民投资的下降。第三、Choleski 排序法（Choleski ordering） 。Fatas and Mihov (2001)在 VAR 的分析框架下通过对变量进行排序来识别财政政策冲击。 他们假设政府支出项目在当期不会 受到 GDP 及其他类别的支出冲击的影响， 发现私人消费对财政支出冲击的反应是持续上升， 而私人投资对支出的反应并不显著，其结论与（新）凯恩斯的观点相一致。第四、结构 VAR 方法（structural VAR approach） 。Blanchard and Perotti (2002)利用结构 VAR 模型，通过分析 政策制定的决策时滞和财政变量对经济活动的弹性信息 （因财税体制不同而不同） 来识别财 政政策冲击，基于对美国数据的分析，发现财政支出冲击对产出和私人消费有正面的影响， 而正的税收冲击对产出有负面的影响，其结论与新古典理论和新凯恩斯理论都有相似部分， 但发现支出和税收冲击都会引起私人投资的下降。 通过研究财政政策的决策时滞来识别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冲击，Blanchard and Perotti (2002)开创了 SVAR 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政府部门不可能在一个季度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 变化作出反应，因为财政政策的决策和执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涉及到议会、政府和 社会中不同民众的参与。因此，财政政策在一个季度内的反应仅仅是政策的“自动反应” ， 这由现存的法律和制度所决定。 在一个季度内财政政策的变化反应， “自动效应” 除了 以外， 剩余的所有反应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外生于宏观经济变量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冲击。在 SVAR 模型的技术设定上，他们把简化式 VAR 的财政政策变量残差看作是一种复合冲击，它是 3 种冲击的线性组合： 一是政府支出和收入对实际产出、 通货膨胀和利率等新息的自动反应 （自 动稳定器） ；二是财政当局对宏观经济变量冲击的系统性相机抉择反应；三是随机性的、相 机抉择财政政策冲击。 第三种冲击是我们需要识别的结构性冲击， 由于财政部门针对宏观经 济的冲击至少需要一个季度的时间来反应，这就意味着第二种类型的冲击在当期可以排除， 而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冲击， 可以根据一个国家的财税制度体制信息 （累进的税制体系和社会 保障体系等） 计算出一个季度内的财税弹性系数，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需要识别的结构性冲击①2011 年 10 月 10 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 Thomas Sargent 与 Christopher Sims 共同 获得 2011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两位获奖者获奖的主要理由是在解决有关经济政策与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 间因果关系的问题上研究出了方法，他们分别是以上两种方法的主要开创者，并且这两种方法已成为宏观 经济研究领域的基本工具。 ② Romer and Romer (1989)在分析货币政策效应时把这种分析过程称作为 “叙事法”the narrative approach） （ 。巧妙地分离出来，同时他们也强调利用 SVAR 模型时应该选取季度数据。 自从 Blanchard and Perotti (2002)应用 SVAR 模型对财政政策效应进行研究以后， 大量的 文献都采用 Choleski 分解的方法来识别政府支出冲击，并根据财税制度、法律等信息求得 弹性值来识别税收冲击。但是 Ramey and Shapiro(1998), Ramey (2011)和 Leeper, Walker, and Yang(2011)批评了 SVAR 的方法，认为大部分政府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变化都会被人们所 预料， 如果不考虑预期的存在， VAR 模型所估计出来的结果可能是无效的。 同时 Caldara(2011) 指出， SVAR 中所假设的税收和支出同期相关弹性值发生一个细小的变化， 在 都有可能导致 估计的乘数发生较大变化。 Ramey（2011）认为研究以赤字进行融资时政府支出的增加所产生的效应，我们需要关 注税收没有大幅度调整的时期，或者要控制税收政策产生的效应。相关研究表明，美国的税 收乘数在-0.5 至-5.0 之间，因此，很难选择单独的数字来控制税收产生的效应。由于刺激方 案往往假定是暂时的，我们的理想是去分析暂时性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另外，弄清楚当政 府支出增加时，经济是否处于资源为充分利用的状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税收乘数的相 关研究， Favero and Giavazzi 2011） （ 的研究是-0.5， Barro and Redlick （2011） 的研究是-1.1， Romer and Romer（2010）的研究是-3.0，Mountford and Uhlig（2009）的研究是-5.0。而 Arin et al.（2009）利用 SVAR 模型分析了美国扭曲性税收和非扭曲性税收的短期宏观经济效应， 同时， 在基准 SVAR 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扭曲性税收分解为劳动税和公司税， 进而研究不 同扭曲性税收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非扭曲性税收冲击对产出有正向效应，虽 然最初的乘数为-0.2，但仅持续了 2 个季度，此后产出对冲击的反应是正向的，第 25 季度 的乘数仍为 0.52。而扭曲性税收具有负向的长期效应，但乘数较小却非常持久，扭曲性税收 增加 1 个百分点，第 11 季度的乘数为-0.17 百分点；劳动税和公司税都具有负的乘数，前者 在第 9 个季度时的乘数为-0.2，后者在第 12 个季度时为-0.07。然而，1981 年以后间接税冲 击具有正的乘数，在第 14 季度时为 1，并且劳动税的乘数明显变小，为-0.07，而公司税的 乘数显著增加（为-0.11） 。 根据表 2， 尽管各种研究采取的样本空间、 试验方法和识别策略都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 大多数的研究都表明财政支出乘数所在的可能区间是 0.6 到 1.8 之间。 表2研究 Hall()， Barro and Redlick （2011）政府支出乘数：基于美国数据的分析识别策略 利用军费开支作为政府支出的 工具变量 支出乘数 0.6C1.0样本类型 年度数据, 分别采 用不同的样本区 间, 有些区间追溯 到 1889 年Rotemberg and Woodford (1992)季度数据, 1947C89支出冲击是军费开支关于自身 变量滞后项及军队雇佣人数的 滞后项的回归残差1.25Ramey and Shapiro (1998),Edelberg,Eichenb aum, and Fisher (1999), Eichenbaum and Fisher (2005) Blanchard and Perotti (2002)季度数据, 1947 至 20 世纪 90 年代后 期和 21 世纪初采用动态数值模拟或基于预期 的军备竞赛，并根据 Ramey-Shapiro dates 采用叙事 法进行 VARs 分析0.6C1.2, 依赖于样本 区间、累积乘数及其峰 值季度数据, SVARS, Choleski 方差分解 假定 G 先发生0.9 至 1.29, 依赖于是否 具有趋势项的假设Mountford and Uhlig (2009) Ramey (2011)季度数据,
及各子样本 季度数据, 在 VAR 中进行符号约束0.65（赤字融资式的府 支出乘数）叙事法 VAR ，人们对战争事 件所导致的政府支出增加，产 生对支出的现值预期冲击 SVAR that controls for professional forecasts, Ramey news0.6 to 1.2,依赖于样本区 间的不同Auerbach and Gorodnichenko (2010)扩张期:C0.3 至 0.8 衰退期: 1.0 至 3.6Gordon and Krenn （2010）季度数据, VAR 中进行 Choleski 分解1.8（资源未充分利用）资料来源： 部分摘自 Valerie A.Ramey. 2011. “Can Government Purchases Stimulate the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3,673-685.表 2 中可以看出，Ramey and Shapiro (1998), Hall(2009), Ramey(2011), and Barro and Redlick (2011)等所有文章几乎都分析了军备竞赛支出的经济效应。 因为， 这些支出最能反映 外生的支出政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但有些大事件反过来往往也是导致军费开支等类型的政 府支出扩大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政府支出产生的乘数效应以外，战争等事件对经济 也会产生一些影响，比如二战时期增进了爱国主义现象，进而使得民众提供更多的劳动力， 这时乘数要比平时较大，相反，在战争时期由于理性和资源约束也有可能降低乘数的大小。 这些政府支出乘数并不都是代表赤字融资政府支出增加的效应， 而更多是反映了一整个 刺激方案的效果。例如，Ramey（2011）估计的乘数的底限部分主要来自于当包括朝鲜战争 的样本区间时模型估计出的乘数值， 该样本中的政府支出主要靠增加税收进行融资。 甚至在 二战时期的一段时间内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是靠税收进行融资。Barro and Redlick (2011)通过 控制平均边际税率的效应来研究政府支出乘数，结果发现政府支出乘数仅仅为 0.6。Ramey (2011)同样也分析了当控制平均边际税率保持不变时对产出路径的影响，发现和最初没有控 制时的结果并没有多大差异，都是在单位 1 左右。 另外， 很多研究表明乘数的大小可能随着经济所处状态的不同而不同。 Pereira and Lopes (2010)采用时变参数和贝叶斯估计技术，发现政府支出乘数在经济扩张期和紧缩时期是不同 的。 Auerbach and Gorodnichenko (2010)利用体制转换模型估计支出乘数， 发现在经济处于衰 退期和非衰退期所估计出的乘数是不同的。 当不允许体制内生转换时， 他们发现在两种体制 下乘数的大小相同，但是，动态过程分析中发现衰退期时的政府支出乘数为 2.2，扩张时期 的政府支出乘数为-0.3。当经济体制可以内生转换时，文章中的图 3 给出了在这种实验下的 乘数：在扩张时期的乘数为 0 至 0.5 之间，而衰退期的乘数在 1.0 和 1.5 之间。因此当允许 经济体制内生转换时模型所估计的结果似乎更加合理。 Robert J. Gordon and Robert Krenn(2010)分析了当经济处于资源未充分利用状态下的政 府支出乘数。 他们将季度数据扩展到 1913 年构造新的时间序列数据， 专门研究 1940 年政府 支出增加对产出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将样本区间扩展到 1941 年的第四个季度，支出乘数 为 0.9，如果将样本区间扩展到 1941 年的第二个季度，则乘数为 1.8。他们认为美国在 1941 年第 2 季度以后一些部门才开始受到资源约束。然而，Ramey(2011)利用叙事法对这一阶段 进行分析， 认为 Gordon and Krenn 对乘数的估计很可能是预期发挥的效应。 因为他们用的是 标准 VAR 模型中的 Choleski 分解的方法， 并没有控制居民对未来政府支出增加预期的作用。 这样， 他们才会得出政府支出的适度上升就会导致当前产出的大量增加。 产出的大幅度增加 可能是因为企业会预测到政府部门的支出在未来会增加进而加速开工建设导致的结果。 除了关于对美国数据的研究之外，Perotti（2005）利用 SVAR 的分析框架对 5 个 OECD 国家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估计， 发现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在 1980 年前后有很大的差异。研究结论表明： （1）财政政策对 GDP 的影响都很小，只有在 1980 以前美国的政府支出乘数 大于 1，其他国家的乘数为正，但小于 1； （2）没有证据表明减税政策要比政府支出政策更 加有效。 （3）政府支出和减税政策的乘数较小，1980 年以后，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财政 政策乘数为负，对私人投资也产生负面影响。针对 1980 年前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发生的变 化，Perotti (2005) and Ilian Mihov (2003)提出了 3 种可能的解释： （1）1980 年以后大多数国 家处于金融自由化时代。 资产市场参与率的上升使得家庭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平滑消费， 因 而会影响到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2）1980 年以后货币政策的使用频次有所增加。重要的变 化是名义利率会随着预期通胀率的变化而变化，货币政策变得更加强势。 （3）赤字融资规模 的变化，1980 年以后赤字融资政策更加频繁。 Heppke-Falk, Tenhofen and Wolff（2006）借鉴 Blanchard and Perotti (2002)的 SVAR 模型 的分析框架，研究了财政政策冲击对德国经济产生的短期影响。研究发现：直接政府支出冲 击对产出和私人消费有正的影响，当期乘数为 0.62，第 6 季度为 1.27，统计的显著性不高， 而对私人投资有负面的影响， 统计上不显著。 相比政府消费性支出而言政府投资性支出的增 加对产出有着显著的正面效应，当期乘数为 1.65，直到 12 季度影响依然显著。当考虑到财 政支出的预期效应时，未能改变私人消费对政策的正面反应。当冲击实现时，预期到的支出 冲击对产出有着显著的影响， 但不是在预期的范围内。 总之， 支出冲击的影响只是短期性的。 政府净收入冲击对产出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然而，如果将总收入进行分解，直接税对产出 有着显著的负面效应，当期乘数为-0.79，而间接税冲击的影响则很小。对公共部门工人的 补偿性支出对于刺激经济方面并不能凑效。 de Castro and de Cos（2006）在 SVAR 的分析框架下，估计了西班牙财政政策冲击的宏 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增加政府支出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影响，在冲击后的前 两年，第 4 季度和第 8 季度的累积产出乘数分别为 1.31 和 1.33，而在 Estrada et al. (2004)的 报告中对应的乘数分别为 1.2 和 1.4。财政支出乘数在长期内（第 4 年）变得显著为负。而 净税收的增加刺激了政府支出， 12 季度之前显著为正， 在 此后对产出有负的影响。 Giordano and Momigliano (2007)在 SVAR 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意大利的财政政策对私人 GDP、 通货膨 胀、长期利率的影响。选取的样本数据为 04：4 季度数据，财税体制信息来自 意大利的财政部季报，经验研究表明，政府购买性支出对经济活动有着稳健的影响：支出占 GDP 增加 1 个百分点的外生冲击在 3 个季度后使得私人实际 GDP 增加 0.6 个百分点，累计 乘数值在第 4、8 和 12 季度分别为 2.4, 2.4 和 1.7，两年后效应逐渐减弱为 0，同时，对就 业、私人消费和投资都有正面的影响。另外，净收入对所有的宏观经济变量都有负的效应， 但乘数值较小。 Jawadi, Mallick and Sousa（2011）根据季度数据，分别利用贝叶斯结构 VAR 方法 （BSVAR） 符号约束 VAR 模型和面板 VAR 模型(PVAR)分析了金砖四国财政政策冲击的宏 ， 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政府支出冲击有着很强的凯恩斯效应，尤其是中国和巴 西，持续 6 个季度，而税收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并具有持久性。这些证据表明金砖四国等 新兴经济国家的财政政策并不总是出现“顺周期性”和“扩张性财政紧缩效应” 。 最后，当经济处于零利率下限时（zero lower bound） ，支出乘数是否更大，在理论部分 对此也有探讨。 关于这类文章的一些作者认为， 由于大多这些乘数的估计所采用的时间区间 过长，利率不可能在 0 下限，结果并不适应当前形势。Ramey（2011）认为美国在过去也经 历过低利率阶段，从 1939 年到 1947 年的第二季度，尽管平均年度通胀率达到 6%，国债利 率从来没有高于 0.38。在 Ramey(2011，P38)中，当把样本区间限制在 1939 至 1949 年时， 结果发现乘数为 0.7（由于样本容量的减少，样本误差很大） 。因此，利率控制在 0 下限保持 不变时，即使在扩大的样本中也没有发现更大的支出乘数。 （三）财政调整（Fiscal adjustments）的经验证据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和巨额的财政赤字， 这些国家不得不进 行财政调整来巩固预算， 因此， 这些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削减赤字规模， 实施财政紧缩政策①。 然而，这些政策效果超出了凯恩斯的理论预期，即紧缩的政策并非必然导致经济衰退。 Alesina (1988)最早对战后几个大规模债务削减事件进行讨论，Giavazzi and Pagano (1990)发 现了最有趣的事件是丹麦的 1983-86 年和爱尔兰的 1987-89 年期间出现了财政紧缩扩张效应。 为什么会出现财政紧缩的扩张效应？我们在理论回顾中也有所探讨。Alberto Alesina （2010）给出的总结是，财政调整的扩张效应可以通过供求双方来实现。在需求方面，财政 调整可能是扩张性的，经济个体认为财政紧缩产生的体制变化“消除了在未来更大，也许更 具破坏性的财政调整需要” 。如果当前的增税/或削减开支被视为永久性的，它可以消除未来 更极端和更昂贵的财政调整的危险， 产生积极的财富效应。 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另外一个渠 道是利率，它可以通过代理人的预期产生作用。如果代理人认为，稳定政策是可靠的，为了 防止政府债务违约，他们会要求对政府债券征收低的保费（风险溢价） 。如果政府债券的利 率降低导致与消费者和企业收取的真实利率下降， 因此， 实际利率敏感性的私人需求成分会 增加。利率的下降也导致股票和债券的升值，增加代理人的财富，并引发消费/投资热潮。 在供给方面，财政调整的扩张效应是通过三种渠道发挥作用，一、劳动力市场；二、增加税 收/或削减开支在新古典模型中对个体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三、工会在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 场退一步的立场。 Alesina and Ardagna (2010)最近的一篇文章是对 1980 年起几乎包含所有 OECD 国家的样 本，分析研究此期间的“大型”财政巩固事件。他们把财政调整的时期定义为一年内周期性 调整后的基本预算平衡至少有 GDP 的 1.5%的改善。 根据这个定义选择了 107 个财政调整时 期，研究发现：在成功的财政调整案例中，大约 70%是来自支出削减，具有扩张性的财政 调整案例中，几乎 60%是来自支出削减。相反，在不成功或者引起衰退的的案例中，60%的 财政调整是来自税收方面的增加。 在那些成功财政调整的案例中， 支出方的财政削减甚至比 增加支出的财政扩张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而对于支出方的削减，Alesina et al. (2002)指出 成功的财政调整主要来自转移性支出项目和政府部门的工资和就业支出的削减， 因为政府消 费性支出对私人投资有相当大的负效应。 公共部门工资的增加会带动私人部门的工资， 以致 于私人部门的利润减少，投资也会减少。可以推断出，减少公共支出，尤其是公共部门工资 和转移性支出，是具有扩张性的。 但是这种调整往往会受到阻碍， 一是公共部门雇员的罢工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破坏。 二是 靠补助金生活的人手中有大量的时间， 在工会运动中可能被很好地组织起来， 以便说服政治 家们不要触动他们的养老金制度。 可能大部分公众会认为调整意味着对弱势群体造成巨大的 社会成本，必然涉及到社会福利计划、养老金计划和转移性支出的调整。 四、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财政政策的乘数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 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仍然是经验研究的一个 目标，该问题尚未形成典型的研究范式。然而，大多数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分析美国的财政政 策效应，而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文献十分有限。 Jawadi, Mallick and Sousa（2011）只是粗略地描绘了中国的经验证据，发现中国的政府支出 冲击有着很强的凯恩斯效应，由于他们选取的数据可靠性值得怀疑，因此，这一部分集中分 析国内学者关于财政政策效应的相关研究。 过去， 国内学者关于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 IS-LM 的分析框架下，近年来，开始逐渐出现采用宏观结构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模型以及结构 VAR 模型的定量分析。总体上来看，国内学者关于财政政策效应的集中在几①当前的欧债危机使得许多国家面临同样的情形，例如，希腊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财政紧缩计划来获取国 际救援，很可能会被踢出欧元区。但是财政紧缩计划又会带来严重的政治风险，财政巩固能否成功，是否 重现 80 年代爱尔兰的成功案例，不仅是权力当局困惑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亟需要解决的问题。个方面：一是估计财政政策乘数，主要是在 IS-LM 的分析框架下；二是从李嘉图等价性或 挤出效应等视角来分析中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三是关于中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 即中 国财政政策是否存在非凯恩斯效应。 （一）财政政策乘数 早期，国内学者通常是根据凯恩斯总需求理论，在 IS-LM 模型框架下来估计居民的边 际消费倾向，进而估计财政政策乘数。具有代表性的如：马栓友（2001）通过估计出 IS― LM 曲线来推倒财政政策乘数，估算出我国
年间的财政政策乘数大约为 2。高铁 梅、李晓芳(2002 )利用状态空间方法估计 IS- LM 季度可变参数模型，得出：90 年以来我国 的边际消费倾向在 0.46-0.57 之间变动，政府支出乘数在 1.7-1.98 之间变动，而对于包含挤 出效应的财政政策乘数在 1.4-1.9 之间变化， 他们指出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政府支出 的挤出效应占收入应增加部分的 3.1%-17.6%。郭庆旺、吕冰洋和何乘材(2004)选取 1999 年 1 月到 2003 年 4 月的数据，利用 IS-LM 模型测算出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在 1.6-1.7 之间，但 积极财政政策乘数从 1998 年的 1.74 下降到 2002 年的 1.56，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呈现 下降趋势。李生祥、丛树海（2004）通过建立宏观联立方程模型, 分别测算了我国的理论财 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理论上，政府购买支出理论乘数大致围绕在 4 上下波动， 转移支付乘数的值在 3 左右， 税收乘数的值在-3 左右。 实际上， 根据文中图 3 和图 4，
年间政府支出短期乘数在 1.5 左右，长期乘数在 1.65-1.9 之间，短期转移支付乘数在 0.3 左 右，长期乘数在 0.4 左右，短期税收乘数大约在-0.3 左右，长期乘数大约在-0.4 左右。对于 理论乘数和实际乘数之间的差异，可能原因是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过低, 同时消费存在很大 的刚性。对于 IS-LM 模型和宏观结构模型的缺陷，早在七十年代受到 Robert E. Lucas(1976) 和 Christopher A. Sims(1980)等很多经济学家的批判，因此，对于国内学者根据上述方法估 计出的乘数取值区间可靠性也值得怀疑。 对于近期的研究，黄赜琳(2005)利用 DSGE 方法将政府支出作为外生随机冲击变量，构 建中国三部门 RBC 模型，对中国财政政策与实际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 发现，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可以解释 70%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特征。对于财政政策效 应，发现政府购买冲击对消费和投资产生负效应，而对产出、就业和利率则产生正效应（没 有给出具体的乘数），说明政府支出的增加挤占了部分的居民消费和投资，存在挤出效应。 郭庆旺、贾俊雪（2006）利用 VAR 分析框架，对我国
年间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 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实证分析， 发现我国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 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前者有显著的正影响， 而后者的正影响较小且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 李树培、白战伟（2009）运用 SVAR 方法，根据 IRF 分析，发现政府支出增长率对经济增 长率的影响在第 2 期达到最大，乘数约 0.215 个百分点，而累计乘数为 0.524 个百分点；政 府税收增长率每下降 1 个百分点， 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第 2 期最大， 乘数约 0.153 个百分点， 累计乘数为 0.238 个百分点。所以，得出扩大政府支出的效率与效力都强于减税。王文甫 （2010）利用 SVAR 模型，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同样发现政府支出增加对总产出 和消费产生正效应，税收增加对总产量和消费产生负效应，从给出的 IRF 图形来看，正负 效应都很低，均不超过 0.01。 （二）李嘉图等价性和挤出效应 关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郭庆旺、吕冰洋和何乘材（2003）从消费的角度检验了李嘉图 中性消费思想在中国的适用性， 政府支出的增加对民间消费有正的影响， 而财政赤字增加对 民间消费的影响却不显著。 由于分析模型缺乏微观基础， 所以其结论并不能就居民消费行为 变化的真正原因做出解释。李广众（2005）利用最优消费的欧拉方程，从全国、城镇以及农 村的三个样本估计中得出，每增加 1 单位的政府支出，将大致拉动城镇居民消费增加 1. 5～ 1. 8 个单位。李永友、丛树海（2006）借助 Brunila 的分析思路和方法，通过最优规划得出了一个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可计量消费决策模型， 利用 GMM 估计方法分析了财政政策变化 对居民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得出：改革开放以来，总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调整，不仅没有 对私人部门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反而产生挤入效应。 微观基础不是来自于有限期界的居民 消费决策行为， 而是来自于中国存在较高比例的流动性约束消费者。 李永友、 周达军 （2007） 在传统凯恩斯模型和新古典总供需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可计量的财政政策利率效应分 析模型， 研究得出我国财政政策通过利率机制对私人部门投资需求产生的挤出效应是相当有 限的。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直接对财政政策的稳定效果产生了抵消作用，关注 政策之间的协调必须成为我国宏观调控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事项。陈浪南、杨子晖（2007）分 析了
年中国政府支出和政府融资与私人投资的关系，经验结果表明，政府的公共 投资挤进了私人投资， 社会文教费的支出挤出了私人投资。 而税外费用融资减少了私人投资， 货币融资促进了私人投资。王燕武、王俊海（2011）在新凯恩斯模型的研究框架下进行模拟 分析，发现 1 单位政府支出冲击在当期导致产出增加 41 个基点，之后即回到稳态水平，意 味着增加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只在短期内有效。 政府支出冲击对消费 和产出缺口的影响为负，表明增加政府支出有可能会挤出少量消费。 （三）中国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中国财政政策是否具有非线性效应，此类实证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多。郭庆旺、贾俊雪 （2006） 的研究发现，
年积极财政政策淡出期间， 在 财政收入政策具有显著的 “非 凯恩斯效应”，而财政支出政策则不具有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但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 项目影响并不相同， 即积极财政政策淡出期间， 基本建设支出和文教科学卫生支出都具有 “非 凯恩斯效应” 而行政管理支出并不具有 ， “非凯恩斯效应” 郭庆旺、 。 贾俊雪和刘晓路 （2007） 利用马尔可夫情势转变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 与财政政策的情势转变特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以及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 研究发现， 我国税收政策具有 “非凯恩斯效应” 的情况主要集中出现在具有财政盈余的月份， 在
年间和 2004 年以来这两个阶段相对较为集中。这两个阶段恰好是我国为了降 低政府债务规模，实施相对紧缩性财政政策阶段：1992 年我国财政赤字率高达 3.4%，为了 降低财政赤字，我国政府实施了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2004 年同样出于降低财政赤字规模 以及防止经济过热的考虑，中央政府开始实施稳健财政政策。这意味，大规模政府债务后的 财政紧缩性变化即财政巩固过程很可能是我国税收政策“凯恩斯效应”失效的主要原因。 王立勇、刘文革（2009）利用非瓦尔拉均衡理论中的巴罗-格罗斯曼宏观一般非均衡模 型对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 MS-VAR 模型、MS-VECM 模型， 选取
年度数据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 我国在 、
区制中，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这主要由我国短缺经 济和政府数量约束等原因所致；在
年，特别是
年间，财 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 这期间我国经济开始遭受有效需求不足的困扰。 他们推断出财政初 始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等影响主体预期的因素不是我国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必然原因。 我国财 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是由我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程度和特点决定， 政府要识别财政 政策效应类型，应密切关注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变化。 在另外的一篇文章中，王立勇、高伟（2009）发现政府消费在
年对私人消费产生显著非凯恩斯影响，在相同期间，税收对私人消费也存在非凯恩斯影响， 但并不显著。项后军、周宇（2011）运用门限模型，选取 9：11 期间的月度数 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在样本期内，财政支出政策对私人消费总体上表现为 凯恩斯效应，但是税收政策表现为显著的非线性效应①，并以税收增长率 0.287 为临界值，①这与郭庆旺、贾俊雪（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而王立勇等（2009）却发现政府支出比税收变化更容易产 生非线性效应。财政政策从凯恩斯区制向非凯恩斯区制转移；（2）我国财政政策非凯恩斯区制与高通胀区 制高度吻合，即在经济出现高通胀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可能引发非凯恩斯效应；（3）我国财 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 根据传统的凯恩斯观点， 政府购买乘数和税收乘数 均大于 1，而他们估计政府支出乘数为 0.42，税收乘数为-0.14。 方红生、张军（2010）构造了
年度两个面板数据集，创 造性地识别了可能会导致中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或非凯恩斯效应的历史时期， 然后， 检验了导 致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两大观点：预期效应和劳动市场效应观点。对于 1978 年至 2004 年期间的研究表明： 在大而持久的扩张时期增加政府消费只会更加不利于经济增长 （系数为 - 2.1164），而增加政府预算内收入则会有利于经济增长（0.6257），说明在正常时期，政 府消费性支出具有非凯恩斯效应， 这是因为政府消费中包含了公务员工资的消费性支出部分， 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所致。 大而持久的紧缩期， 政府消费的变动效 应为 1.8621， 意味着政府消费的变动具有凯恩斯效应。 在由结构性赤字/潜在 GDP 决定的非 正常时期下，政府消费的变动效应为 1.1204， 同样意味着政府消费的变动具有凯恩斯效应。 因此， 这一时期很好地完成了对生成财政政策非线性或非凯恩斯效应的预期机制的检验并发 现了非凯恩斯效应的证据。 而对于 1998 年至 2004 年的研究， 部分证实了劳动市场观点的假 说，但并不能排除预期观点在生成非凯恩斯效应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关于财政政策效应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梳理， 分别从理论和经验实证 上总结了政府支出和税收乘数可能的大小和符号。研究结论表明： 1、从理论上来看，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和经济活动的影响，取决于各种模型的设定和不 同的假设，不同的模型和假设得出的结论不同甚至相反。新古典模型和（新）凯恩斯模型关 于财政政策效应的传导机制有不同的解释： 前者认为财政政策影响私人经济的主要渠道是财 富效应、跨期替代效应。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支出时，代表性家庭将会因为预期未来将支 付高额的税收， 对其产生负的财富效应导致家庭的消费和闲暇活动减少， 结果导致劳动供给 增加， 工资降低， 刺激企业的用工需求， 扩大生产。 而后者认为经济中存在名义刚性或粘性， 资源未充分利用，家庭和企业受流动性约束，并具有短视性等非李嘉图性特点，政府支出增 加会导致私人消费的上升、投资增加。对于美国而言，新古典理论模拟的短期支出乘数最低 为-2.5， 最高为 1.2。 （新） 凯恩斯理论模拟的短期支出乘数最低为 1 左右， 最高可达到 2.3。 但是， 当经济中出现理性预期效应、 劳动市场效应和风险溢价或不确定性产生的利率效应时， 财政政策也可能会产生非凯恩斯效应， 这时， 财政政策乘数的符号和传统凯恩斯理论预期相 矛盾（扩张财政政策可能出现负的乘数）。 2、在经验研究上，国外学者主要集中于美国数据的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据相对较 少。 根据早期大型宏观结构模型的估计结果， 美国的政府支出乘数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 2.0 左右（Evans , 1969），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为 0.55，长期为 0.74。对于一些欧洲国家的证 据，财政政策的短期乘数范围在 0.6 至 1.3 之间。其中：德国为 0.69-1.33，法国为 0.6-1.26， 意大利在 0.9-1.3。后来这些方法遭到 Lucas 和 Sims 等很多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 近年来，应用 SVAR 分析框架的经验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政府支出乘数在 0.6 到 1.8 之间，税收乘数在-0.5 到-5.0 之间。但是 Arin et al.（2009）认为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支出结构 和税收结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 制定财政税收刺激方案时， 各组成部分的宏观经济 效应。此外，一些学者认为财政政策乘数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一般而言，经济 衰退期的政府支出乘数要高于扩张期的乘数。 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当经济处于资源未充分利 用状态或零利率下限时的政府支出乘数，并没有发现理论中更大的政府支出乘数。 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的爱尔兰和丹麦出现了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经验证 据，这些国家取得了成功的财政调整，实施紧缩的财政巩固计划并没有导致经济衰退，反而促进了经济增长。Alesina and Ardagna (2010)的经验研究发现，具有扩张效应的财政调整案 例中，几乎 60%是来自支出削减，尤其是政府部门工资和就业支出、转移性支出的削减。 不成功或者引起衰退的的案例中，60%的财政调整是来自税收的增加。这说明应对主权债务 危机时，最好通过削减政府消费性支出来化解，但这有可能会带来政治风险。 3、通过对中国经验证据的梳理，发现早期国内学者通过 IS―LM 模型或者宏观结构模 型估计的财政政策乘数最低为 1.4，最高大约为 2。当运用复杂的计量工具以后，近期较多 的相关研究表明财政政策乘数都不超过 1， 虽然一些学者说明中国的政府支出会带动私人消 费（李广众，2005），但大部分没有给出具体的定量数据。相反，还有一部分学者发现，在 特殊时期，中国的财政政策也会出现非凯恩斯效应，如：郭庆旺等人认为税收政策容易出现 非凯恩斯效应， 王立勇等人发现政府支出更容易产生非凯恩斯效应。 而方红生、 （2010） 张军 给出大而持久的扩张时期，政府消费性支出的乘数为-2.1，相反，在紧缩期，乘数为 1.12 等 等。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相关研究人员不能一味过度依赖传统的凯恩斯政策方案，必须认真 研究和分析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科学合理地制定出适当的财政措施实施计划。参考文献：Aiyagar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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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ly,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 summarize the possible macro-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and the magnitude and sign of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 multiplier. Then, I sort out the experiences of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in the world from empirical perspective. I conclude that the multiplier for a temporary, deficit-financed increase in government spending is probably between 0.6 and 1.8 in United States. Most studies investigate fiscal policy in the US. For many other countries, the number of papers appears to be limited, but the value of the multiplier is around 1.0, less than the size we expected. As for China, the available literatures show that the magnitude of fiscal policy multiplier is not large, and in certain period the fiscal policy also appears as non-Keynesian effects. Thus, the policy makers should not over-dependent on traditional Keynesian models. Keywords: Fiscal M Non-Keynesian E Fiscal A Ricardian Equivalence. JEL Classification: E62, H3, H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