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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礼堂吴飞：经学论集（二）
七：周礼之学：义理与方法
& & 郑学以周礼为中心，所以《周礼》一书，成为整齐群经的法度。但这一工作，犹是经学。郑学的结果，是整齐了六艺（或曰五经），汇通了今古文。但康成毕竟身在禁锢，几于乱世，今天，莫说康成的汉律章句，便是汉律本身，也早已亡佚。我们已经无从窥测在经学之外，郑学将如何整齐天下。且此后，除了明初，经学也再没获得参政的机会。当然，也许我们也可以说，郑学以学为修德学道，为礼义之府，则通过《周礼》的学习，践而行之，以渐至于先王统万物之心，则周礼既定，六艺整齐，则从政之术，自当呼之欲出。但这种想法未免太性理学色彩，且笼统不堪。古代有新朝之行周礼，有王荆公之用周礼，然则康成如用周礼，将如新朝之琐碎生事乎？将如荆公之执拗不堪乎？将如公羊家之为汉制法乎？将如朱子所谓立其大纲乎？将如黄老之因应无事乎？将如太祖之修律订礼乎？然则以康成注汉律言之，或与太祖同心也。【这里牵扯到诸家政改的得失问题】& & 所以我强调，学郑学如果止于经文的整齐，那或许是个经学家，但绝不是康成弟子的样子。限于体例，三礼注甚至不如前郑（郑司农）的发挥多，但周礼之学，并不可止于文本。& & 幸运地是，宋明以来，在理学的大旗下，儒生在周礼方面，做了诸多方法的尝试，可以作为郑学的必要后延，和重要补充。尤其我们需要明白，唐宋儒学，来自唐初的五经正义及注疏。宋明儒生号称的井田、封建、复三代，虽然貌似来自孟子，但所有议论，势必牵扯《周礼》。且曰复三代，则三代究竟如何措置？则杞宋不足，宋儒所深知。尧舜传心，要不过大学规矩。则落到实处的，必然绕不开周礼之议论。而理学所别于郑学者，在此不过不以《周礼》为法则而已。固然我一贯反对夸大理学的经术，但宋明之周礼学家，确有过汉儒之处，便是不拘秦汉对立，可从容论周礼。然其劣势，亦秦汉去古未远，纵不认汉学传自圣人，而秦汉犹有周之流风，此非后世所能比。& & 所以周礼之学，必须参考和继承宋明学者的方法，以为国父所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贡献儒者之力。陆沉之后，由于学术惯性，永历年间的遗民及其第一批弟子的学问，虽然有狂放不羁之弊，但本质上是延续了晚明学风的，故颜习斋（讳元）之推重周礼，固然根底不如明朝经师，但其强调尚武与周礼之中心性，则颇为难得，较当时张稷若（讳尔岐）诸君更胜。民国光复，而遗民之学亦略复兴。国朝熊逸翁（讳十力）先生亦以周礼、春秋、易经为经学大纲，欲以资治。昔当时经术倾颓，无复皇明嘉万年间，讲论周礼之伙矣。& & 然则一国之治道，不能以古经论之，亦不以皇朝制度参之，则不陷于胥吏、师爷不止矣。况陆沉以来，正学凋敝。伪光绪废科举之后，蛮夷猾夏犹甚。今则议国是者，无不挟洋自重，则国是已操于蛮夷矣。& & 诸君或许要说：果能治国，则何东海西海，不曰心同理同。答：这都是纸上谈兵，论思想须有知脉络由来，然后不缪。君所谓西洋能治国者，以其至今富强而已。然则近世以来其以何富强？窃以为诸君较孙籀廎、康南海辈远矣，不唯古学不及，西学亦必不及也。诸君或曰：今人读洋文，留洋校，其不强于胜朝之考据先生？答：盖质文之变使然也。孙康之时，西洋尚质，其器物之文明与政治之野蛮，则先贤若国父、先主席皆甚知之。自共和国定鼎以来，列强自相残杀，屠戮奴役之事，稍稍停息。又因苏美争霸，非但争军备，亦争信仰。由此冷战既久，文饰日盛，苏美皆以意识形态、国际道义压人，以自由民主为招降纳叛之资。自苏联灭国以来，美夷独霸天下，则每以意识形态、普世价值、市场经济为敌我之标准，以继续所谓文明冲突之能事。所以诸君生于今日，多闻西洋之文，而未必深知西洋之质，故我说诸君未必如胜朝之学究耳。& & 且诸君须知，昔者考据学家之观西洋，彼辈虽生在文字狱之余，诚无宏大若汉儒、明儒之志，但本诸经学，亦有今世所不能及者。盖今日诸君不习四夷史，或虽学史，未必关注起军事史、宗教史。则诸君所学，往往不过泛泛谈论起、政治、经济，虽曰实学，其实一言以蔽之，不过西人之理想而已。而且这理想究竟是他们恪守以富强的，还是富强了才恪守的，还是其实也不恪守，只是用来诱导别人的，尚未可知。则诸君所学之西学，于承平之际，或可守成，但若中国当下之危难，列强之环伺，则绝非生理。诸君或曰：胜朝不过学西人器物，不得其精神（或曰不得其制度，或曰不得其所以为器物）。答：此是闰朝不能成事，贻误诸君而已。若日本国之威信，以其日后屠虐我国，不可谓不得西洋之精神。然则明治维新，要义何在？论者或以伊藤博文之论，曰：得西洋之野蛮精神。窃谓不究竟。日本所以胜出者，以能和魂洋才也。和魂者，日本本无优势之本土信仰，而特举神社神道，以国家之力，扶植为国家神道，以国家之力，战胜佛教、耶教之阻挠，然后一国之人若狂，此和魂之根底也。所谓洋才者，亦不过以坚船利炮为主，然后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则相关产业，势必水涨船高。诸君今日斤斤于日本之立宪云云，其实当时欧洲之君主立宪，亦以为治国如使身，去我国之古尚不远。而况宪政之本，在于同寅协恭，然后摸着石头过河而已。维新之初，亦有民运之拮抗。资本主义稍立，亦有经济危机之困扰。而日人未尝无父无君，且知列强环伺，故能朝野一心，以同舟共济而已。如是反观清国，则买船造炮，及感慨西人义务兵役制、人头税云云，皆文事武备之义，较今人犹为且要。但清国所不能者，盖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军备可买，钱榖可征，然则满人不与中华民族一心，则清国之信仰必无所寄，亦无可奈何矣。今人之论政，以陷西洋言语之故，不知祀与戎之义。然则诸君以二战、冷战观之，则岂不昭然？以周礼言之，则文武同途，喻兵于农，春官以立祭祀，夏官以奋武卫，此所以长养国家之典要也，自宋明至闰朝，经师皆能言之。& & 今天重读周礼，依然是延续昔日的富国强兵之志。但同样重要的，是要用中国的思想来充实这个国家，来拯救被洋人忽悠的现状。当然，我不认为国家需要多少专业经师。学习周礼的意义，在于让将来这个国家的从政者，以及理财者，在掌握西洋话头的同时，能够尽可能懂得中国的古典，从而把中国的古，与当代的近重新接续起来。而不是像某些俗儒一般，把古作为中国，而把今日拱手让给洋人。这是学术的立极，也是一个民族的本质的复归，是从思想上确立这个国族的区别于世界的特性，并从而建立属于中国的信仰，属于我们自己的，根据于我们的古老习俗的普世价值。& & 当然，今日之谈论周礼，孙籀廎、熊逸翁先生给了一个很好的近代范式：我们可以周礼为本原，而把制度的探究，扩展到国史的全部，乃至西洋史和西洋观念、理想的各个方面，以求更全面认识周礼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这里说可操作，孙籀廎的《周礼政要》就是很有趣的例子。& & 同样需要指出，宋儒的性理之学，在周礼学中会展开更质实的探讨 ，这不仅有益于理学家更好地认识性理，把握先贤的理路。同时，对周礼之学而言，也可以借此深入更多的性理探讨。毕竟性理与政治，是相表里的。& & 宋明周礼著作汗牛充栋，作为简要版本，我推荐大家参考王平仲（讳志长）的《周礼注疏删翼》，这本书稍偏向明学，更喜欢搜集制度考究与着实功夫，但周礼之性理学方面，亦略可见。则一册在手，凡周礼诸学，可概览无余。
八：周礼学的意义
& & 1、理学完整性& & 蒋先生把儒学分为制度儒学和心性儒学。那么周礼学和春秋学，便是宋明理学下的制度之学。对宋明周礼学的忽视，破坏了理学的完整性。宋之先儒，如胡安定公，设太学为经义、治事二斋，则经义、治事，实为性理之外，理学之重镇。& & 理学在明初，是《大明律》、《大明集礼》、《诸司职掌》的主体思想，是古典中国的立法者。到晚明，已经是包揽朱子学、阳明学、注疏之学（古学）、实学（如理财、方略）、博雅之学、乃至三教合一之学，并渗透到清真教、基督教教义中去的庞大体系。& & 现在的古籍整理，凡曰理学者，皆性理之学而已。而凡曰经学者，皆清人之学而已。这种格局，造成了性理与经义的对立，学问与治事的对立，在表彰学术的口号下，却在加剧着学术的异化。而无论对理学还是经学，都将造成深刻的伤害，是演习了清廷对于中国思想的割裂。而我们如果要继承国父的遗志，要恢复中华，就必须重续宋明理学的进路，首先向世人展开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中国思想。& & 2、古典政治理想的核心& & 许多年来，我们的学术，都是在抄袭西方人的理想，而解剖中国的现实，从三代解剖到当下，而手术刀无非是洋大人的政治正确！一个没有理想，没有自己理想的民族，凭什么立于世界之林？凭什么让国人信服，让公民忠诚？& & 当我们谈论西洋政治、哲学的时候，那是如何的思辨敏锐。而对于中国，却只是拿出史料、出图文书，来证明我们符合西方学家的理论模型。或者，我们的历史学家（注意，而不是哲学家），会告诉你某朝政治制度如何，有过什麽变动，有过什麽奏章。或者，也会笼统谈谈当时儒生的仁义道德，似乎便是中国的政治特色。而不知道，当时的儒林，正孕育着怎样的政治思想，跟别说这种思想的前因后果，和与政局的互动了。总之，对于中国，我们无情地把历史归于历史，那只是职官志和首辅传的汇总，而把思想归于思想，那只是伟大儒生的个人德操。于是，中国古人的思想完全没有现实意义，或者只局限于狭小的领域，相比于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简直是未开化人。而中国的政治实践呢？被认为是打着旗号的背叛，仁义道德从来就是空谈。而这，真的是那个曾经令西洋先觉着激动万分的大明吗？应当是正确理解中国的时候了，应当是发扬中国理想和中国话语的时候了！而宋明周礼及春秋胡传，正是昔日中国的理想核心。& & 3、经学的完整性& & 我们今天还延续著文字狱时代的经学观，连晚清经学都不如。清季若苏厚庵、陈兰甫、陈卓人辈，我固不以他们无过，但至少他们是知道宋学的经学意义的。即便皮鹿门那本颇为门户之见的流行小册子（经学概论），也知道宋儒的一些义理工作，乃是经学应有之义。& & 经学是一个文明最具历史积淀的核心思想。同时，如果经学不能渗透到这个文明所面对的方方面面，那就不成其为经学。就如同希腊哲学，虽然有经院哲学的保留，有哲学教授的研究，但他们只是古典学，而绝不是释经学。因为对那个文明而言，希腊哲学已经过去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更多来自基督教，甚至仅仅是新教。经学，就意味着思维的主体，中轴。而凡是被对象化的，被研究，被分析的，绝不是经学。今天人们把经学理解为对经典的考据，这种观念，恐怕连伪嘉庆年间的常州学派都不能接受，而他们还以为淸学便是经学的高峰，而自己还有资格在此谈论淸学。& & 近代以来，新爲什麽选择理学？从某种意义上，是他们不懂得宋明理学。或者说，他们只是按照清人的模式，把理学定位为性理之学。从而，在他们看来，如此的理学（包括心学）的复兴，是无害于他们钟情的英语民族的普世价值的伟大征服的。正如昔日的满洲贵族，也明白那种剥掉了经义、治事的所谓理学，是无害于他们的蛮夷统治的。但问题是，违背了胡安定公的太学原则，失掉了复三代的政治理想，失去了朱子一般的经学水平，这种所谓的理学，究竟算是什麽？这分明是清人所谓的“明人不读书”嘛！清人的目的，是要消灭明朝与明儒的权威性正统性。那今日我们依然把经学与理学割裂，却是意欲何为呢？& & 4、汉宋的延续性& & 郑学的周礼诉求，以及宋明所做的贡献，前已论及。汉宋之间有断裂，那是因为五胡乱华，唐末割据。但研究差异的目的，是更深刻认识思想的流变，而加深对真正的不变性的理解。那么周礼、春秋之学，便是连接汉宋的重要桥梁。& & 5、核心价值体系& & 一个国家必须有实现自己的价值体系合法性的最大化，必不得已，也要藉助其力量，做出学生的样子，来沾点光。这将决定这个政权的寿命。因为经历种种堕落或动荡之后，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还是会回到最古老的积淀。当然，这种回归有两种：一种是这个国家完蛋了，人们再不相信那些泊来品的政治口号了。一种是这个国家找到了自己的本质，发现了经学的价值，发挥了经学的能动性，成爲了时代的主宰者，我们崛起了，从而把自己的价值体系提升爲普世价值，并开始影响整个世界。& & 西方的世界图景，从来都是一个列强争霸的图景，这不难理解，因为他们从来不曾经历过中国那样的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从而他们的心灵是无法想象那种不靠征服，不靠传教，只靠自己的道义感与物质丰富，就能让万国归心的境界。他们的历史更无法想象，这个世界曾有朝鲜那样的附属国，在明朝灭亡二百年后，仍然再尊奉明朝的天子，遵循明朝的法度，保守明朝衣冠，以明朝的忠臣孝子自居。或者说，中国曾有的王道，乃至中国特有的对现世的关怀，对生活的热爱，无论儒家的不朽，还是的成仙，都渗透着对这个世界的眷恋，这是没有经历过中国那样的盛世的蛮夷，所不能想象的。毕竟，一切文明，必然受制于其所能切身感受到的历史积淀。所以西方以争霸的眼光看待世界，是不可能被这几十年小小的优势所改变的。在清末的时候，列强是以野蛮出名的。此后是一战，二战，全世界，凡是列强足迹所致，几乎都卷入了残酷的战争。而仅仅由于核武器的诞生，才避免了美苏的直接对决，但冷战依然持续到上个世纪，这还不论美国至今对俄罗斯的防范。但本世纪就和平了吗？美国早就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大家以为文明冲突论是干什么的？现在的反恐战争，就是其最前线！十字军东征的野蛮，至今毫无改善。& & 当然，西方是一个拥有战争积淀的民族，这使得他们武器在明末就部份超过了我们，而他们的战略思想，战争艺术，则绝对是我等颟顸大国所不可企及。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列强希望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的学术，充斥着西方的理想化的观念。而我们哪怕瞥一眼他们发家的本行，战争，我们还能相信他们多少？当今的格局，依然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经学，就是我们思想的刀俎，让我们免遭鱼肉。
九：汉学大纲
& & 论学& & 汉学，首先是学。我们不要轻易相信现代汉语，要回归汉儒的注解。& & 学，礼义之府（文王世子注），修徳学道（都司马注）。& & 这里涉及礼义道德。但我们不要习惯性的使用儒学的常识，因为那些常识多来自宋学。& & 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郑序）。& & 注意：这里所言统之于心，并非宋学意义上的我心，而是指先王之心，所以孔仲达的正义曰：所以周礼为体者，周礼是立治之本，统之心体，以齐正于物，故为礼。贺瑒云：其体有二，一是物体，言万物贵贱高下小大文质各有其体；二曰礼体，言圣人制法，体此万物，使高下贵贱各得其宜也。& & 也就是说，礼是先王面对尊卑高下小大文质不可齐平的万物，为使之各得其宜，而立的规矩。统之于心，就先王体会到了，而我通过践行先王制作的礼，也渐渐领悟先王之心。& & 义，能断时宜（大司徒注）。& & 后世言义，往往倾向于一个成就了的终极了的概念。但这种成就，源于具体关头的判断力。汉学对概念的训诂，往往始于日用，而其至无穷。但显然汉学更偏重本初的把握。& & 道德是百家争鸣的概念，以郑学扼要言之：& & 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少仪注）；六徳也（大司寇注，即：孝弟睦姻任恤）；能躬行者（大司乐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师氏注）。道，行所由（大学注）；三德三行也（少仪注，即师氏敎国子三德三行。三徳者，一曰至徳，二曰敏徳，三曰孝德。三行者，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顺行也）；道犹礼也（檀弓注）；道谓先王所以教道民者（郑司农，宫正注）；多才艺者（大司乐注）；治国之礼法（巧言笺）；交于万物有道，谓顺其性，取之以时，不暴夭也（鸳鸯笺）。& & 这里德是内外一致的东西，类似阳明子的知行合一，但也有具体的章法可循。道可以作为礼的别名，是行事的法度，类似今日所谓方法论，而落实为才艺，类似今日所言技术。& & 总之，学者，总体先王之心，躬行六德三行，以多才艺，以利万物，以决时宜之谓也。& & 又大学郑目录云：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 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注：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縁人所好来也。疏：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 & 康成以大学主于博学之用，孔仲达以学来概括郑注的格物致知。且以郑目录言之，大乃是动词，大学者，大其学之谓也。则为学之义，便是大学之纲目，而格物致知为其最，此汉宋相通之义也。& & 汉学及汉学时代& & 明乎汉儒之释学之义，然后汉学者，便是汉儒修齐治平之规模。但学以汉朝冠之，则不同于一人一身之成德，而因其师法、传承，得以横越时空。& & 汉学以经学为中心。经学又称六艺。六艺论曰：六蓺者，图所生也。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图书之义，若洪范：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 所谓图书者，或以书，或以象，有之则彝伦叙，无之则彝伦斁。盖若董子曰：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又风俗通义：凡黔首，皆五帝子孙。则汉儒心中，人皆天神之子。王者则感天帝之德，得上天受命以治天下。而六艺即六经的本原，便是天神授予人间圣王或其辅佐的治国之道。经过后世圣人的修订，而成为当时可见的五经文本。& & 当然，这是政治神学的叙事模式。以易学言之，则礼本于太一，春秋始于元气。作为六经总会的孝经，其纬书曰：元气混沌，孝在其中。盖汉儒看来，天地未分之前曰混沌，而三才之道，万物之理，莫不备焉。这在礼经曰太一，在易纬曰太易，在道家曰无名而强字之曰道，在宋学则曰天理。经书，便是太一的具体化，和文本化。经学，便是这种道艺，及其所影响道的天下盛衰的承载者。图书或太一，是天下之本原。治乱盛衰，是大学之所止。所以经学是汉学体系必然的核心。& & 汉学崇尚建极，则为学必有中心。但古典中国从未认为中心意味着排他性。恰恰相反，我们的一切礼仪活动，比如天帝必须分为五帝，社稷必因地而异，凡祭必有配祀，祭大神必先小神，大事毕必及于小神。种种礼义，反映的观念，是在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的基础上，一切成就都是君臣、大小、长幼通力合作的结果。我们从不认为一个唯一的全能概念，可以包揽一切。他必须要有辅佐，且贤臣济济正是他权威与荣耀的体现。这是理解中术的基础。& & 所以经学的中心，并不排斥诸子学的存在，一如夫子的从周，并不妨碍通三统而作春秋。按照公羊之义，三代传统的继承，是因为任何一种传统都不能日久无弊，则君子之道，便在于顺时行权。为此，周朝虽然兴盛，但必须保存夏商的义理。夫子虽作春秋，却无愧于周礼的传承。公羊主春秋制，榖梁以礼一以贯之，是这一问题的两种陈述。& & 所以汉朝立博士，并不是独尊一家，而是经有数家，则凡有典册有弟子者，皆立博士（古文经不立，本质是典册来源和师传不明确）。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独尊经术，而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都被置于经学权威之下。比如董仲舒是公羊重要经师，贾长沙是左氏早期传人，但他们只留有个人性质的著作，所以在传统的经学系统中，并不太受重视。也就是说，经学中心意味着，围绕经学的论述据有权威性，并未弟子所流传，而个人性质的虽然是经义的发挥，却被打入子部，只是偶尔旁及。同样，孟子、荀子虽然也被经师引用，甚至在戴记中有重复的篇章，但依然是存而不论。乃至于论语，随时圣人亲炙弟子之记圣人，在汉学中依然只是子书，固然后汉渐受重视，但何邵公只是用来佐证春秋，郑康成也明显未有周礼般地重视，在众多经师的学习生涯中，论语也只是通经后的点缀。理解这些，才能理解汉学、经学，和儒学。才能明白汉朝的尊儒是什麽含义，并汉朝诸子学处在什麽状态。才能解释帝国分裂后玄学的由来。任何学术思想，只存在突兀的个案，不存在突兀的流变。& & 事实上，汉学之流派，也只是确立中心。在此中心之外，几乎是从善如流的。比如许叔重，在五经异议中秉持古文说。但在说文解字中，却不免使用今文说。这大概是今古文的共通处，或者就是古文未有师说，而今文在古文家看来也可取。同样，康成不但引用儒家系统的司马法，也直接引用不同于儒家甚至不同于易纬的来解释经文。因为汉朝经师虽重家法，但家法明确的是中心。只要大本已立，则诸子可取，一家之言可成。所以韩诗可与齐鲁并立，而康成可与毛传并行。这种风格也存在于诸子学，且是夫子获麟以来的传统。墨家娴于儒家礼法，则是孔颜后学，韩非据说出自儒门，但却是而好道家。黄老则名为道家，实好法术。汉初的公羊学虽曰独尊儒术，实则包容了大量秦制，所以才会有后来古文派的不满，和新莽时代的改制。而董子多杂方术，后世抱朴子之类又杂糅儒道。至于道教之诞生，也未必不出于谶纬方术，而于汉太常、经师之学转折相关。今人把玄学视为道家的产物，但首先黄老不同于庄老，玄学如果说出自道家，也不能回避排除掉黄老之法家色彩的过程。而三玄并称，以周易言之，必须关注卜筮之学的没落过程，也就是周易转向义理化的过程。而周易作为经学重镇，能够如此，一则是谶纬的衰败革除了卜筮的政治神学功能，一则是自榖梁学以来，义例之学的兴起，从而导致更理性和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样，还不可忽视论语的兴起。在这种义理关注与子书关注，及黄老的去政治化的叠加下，才有了玄学的诞生。此处且不论当时大夫执国命，士族垄断的背景，及相应的周礼衰败，仪礼独尊的变革，乃至谶纬本身的道家或方术内容。& & 所以，治理汉学，必如汉学之以经学为中心，亦必如汉学之以诸子为羽翼。子学与经学的不同，不可仅仅被视为观念的不同，而是源于性质的不同。子者，先生之谓也。子学，及先生之学。某先生立论以解释天地人生，而弟子从游，文学相继，便是一家之学，便是诸子之一。用今天的话，诸子学乃是某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并人生体验。而经学不然，在汉儒看来，是太一之道的落实，是天神告教王者，而圣人述作，弟子守之。诸子学是一人之智慧，经学则是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制作的传承。汉学以经学为中心，是对人类由来的忠孝。诸子之学，只是对自己恩师的尊崇。古时人莫不有师，故莫不敬子学。但人亦莫不有由来，故六艺为至善。& & 以上叙述，可视为汉学的外传统。内传统，则是指学术本身的内在要求。汉学的本质，是借圣人述作之经，以观三代，以观上古，然后以春秋之义，为汉制法。所以汉学时代，既应包括汉学所述作之上古三代，亦应囊括汉儒之法所流布之下限。当然，周秦以上，文献不足，夫子已不能详，此汉儒所公认。藉助文物考古，我们也可以明确周秦汉三朝的延续性。所以，把汉学时代上推至周秦，应当是古今可通的观念。至于下限，三国鼎立，魏晋禅代，乃至五胡乱华，衣冠南渡，都无法淹没汉朝法度的光辉。故以法度言之，理当下延至于魏晋宋齐梁陈。隋朝短暂，而唐朝法度迟迟不立，则可视为汉学时代的终点。盖五经正义既出，而师传收之官府。进士科既盛，而经义因之不传。至于陆啖赵重收余絮，也只有范武子传统尚在，已非汉学。若夫韩退之论道统，则汉学早已不在目中，而后世从违者亦然。& & 辨伪& & 人言辨伪，不过论经文、传注之是非，此考古学、文献学之大是非，而不过学术之小道耳。纵以今学言之，以思想史观之，经传之真伪无甚意义，关键在时人如何认识。一本书虽是伪书，若数百年间，人皆信以为真，因之处事，因之治国，则以文献言之为伪，而以思想史言之，虽伪，其内容却极重要。若今见之简帛，虽甚真确，但古人未尝见，学者不能言，则虽真，于思想史则毫无意义。& & 我等生在今日，学术既已昌明，则文献学、考古学乃至一般历史学与思想史务必分清。二者关注点不同，则意义之判定亦必不同。极端的例子，上帝不存在，今天没几个人不知道，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基督教及其神学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力。神话我们固然不必相信，但一旦神话在历史上被人广泛信仰，则欲了解其时代，便不能不重视其神话，不能不重视神话中隐喻的精神，及其对当时乃至今日的影响力。坦率地说，西洋学术在这点比共和国要做的好，更符合科学精神。& & 固然，我也必须强调，这种方法并非没有危险。由于古典的师承早已中断（汉学断于唐初，理学断于清初），学者不免以先入之见充斥其中，这在西洋古典学，乃至中国史，乃至三礼学，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屡见不鲜，甚至已经是一个宋以来的传统了。实事上，人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加入私意，甚至是时代需要，这绝非一个文献辨伪，二重证据或者客观旁观所能救正。因为研究者实质上是人，而且往往绝非无私之人。所以汉学要求的师法训练，反而是较今人更成熟的思想学术的方法。而经学子学的分离，也正是其科学性的体现。& & 有人问我：汉学是否符合经书本意？答：这不可知，也不重要。这是当年明儒已经提到的问题：宋儒何以在千年后，比汉儒更理解夫子？同样，我们凭什麽自信我们比宋儒或汉儒更理解经书？或者，我们能够跳出汉学或宋学的影响吗？我认为这是很难的，何况很多人连汉学是什麽都不清楚，则所谓的直追原典，可能是落入圈套而不自知，甚至是落入现代观念的圈套而不自知。因为大家，尤其治中国史的人，受过完整的现代思想的训练及反思吗？你们在解释或复原所谓原典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用什麽来思考吗？所以，我们也许能够弄清原典，但是作为基础，还是先理解宋学，理解汉学来得可靠。或者，我把他视为理解原典的第一步，并强调：不要躐等。& & 下面我将讨论历史上自称的汉学，以便大家意识到思想史的难度。& & 唐以后的汉学，大体可以概括为十三经注疏之学。这幺说很不严格，但我是从文献上立论的，由于汉学文献的大量失传，以及北宋正义之学尚未陨落，所以大体可以用注疏的地位，来标志汉学的状况。我当然不认为邢叔明的疏能够与汉学时代的疏解比肩，大家读皇侃的论语义疏，你可见当年南朝儒生，还是保留了很多汉朝以来的礼容的，而这些北宋已经全然忘记，乃至后来朱子会不恰当不正确地把很多时礼指为胡化（如圆领、拜礼）。& & 汉学的观念，来自理学内部。当年宋儒反对谶纬，反对经文以外的许多所谓口义，崇尚以经解经，来直追原典（类似今日一些人）。他们排斥掉了他们认为不合理的东西。但由于时代短，性理学牵扯精力，所以除了少数内容之外，并没有形成充分的积淀，形成足够伟大的著作。这是宋明学术为后人所诟病的原因。在明朝中晚期，如何元朗、张天如，已经意识到宋学之不充分，及重集古注的重要性。而郝楚望之类的高才，又以宋儒思辨之不充分，而直以古注为对手，以展开自己的体系。& & 今人言汉学必称清国，但我必须正名为清学，或者延续俗语，叫做清汉学、清今文学。我们知道，北宋也有注疏之学，也就是汉学的流传，如陈用之、王伯厚，甚至在道学家关注的领域，也积累了很多的汉时文献，比如深衣制度，乃至于朱子的治学风格，被后人公认得近似康成。但是，汉朝的法度，及汉式的法度没有了。汉朝的只言片语被辑录，但汉学的师法则被隔断。比如宋儒称复三代，而绝不会用春秋制。宋儒称孔颜，而极少称周孔，昔日孔子为颜子、子路、获麟三悲，此时子路的道义，和获麟的隐喻也一概被漠视了。这里固然有时代的积淀，但汉学的灵魂已然更替（重心性还是重制度，实如刘申叔所言，并非汉宋的本质差别）。同样的，失掉了汉学精神，乃至宋学精神的清学，我也不会因其自称汉学，而囫囵放过。因为学，必须是大学之道的规模。& & 俗话所说的清学，我大概分为四期。& & 1、永暦学术，这实际应归入明学，因为是明学的自然延伸，但人们习惯于粗陋的朝代史，我也只能入乡随俗。这个词也不是我原创，是梁任公在清代学术史中暗示了的。本期客观上截止于吕晚村先生故去，此时遗民几乎作古，而延平君王也最终剃头，从此永暦的年号，天子的祭祀，只能存于东国了。但众所周知，先生的影响又远在身后。便是透过四库提要的不完全列举，也可以感到明学的延续，所以我把下限定到四库开馆。但是，四库馆的政治任务是要树立明人不读书的印象，所以要真看透也不容易。比如遍注九经，以康成为对手的郝楚望，四库只字不提。但是否郝氏只是特例，绝无影响呢？幸好我们有杭大宗的续礼记集说，里面引清初姚善夫的礼记通论，而姚氏颇引用郝氏旧说。同样过分的，嘉靖朝何元朗的四友斋丛说，几乎是清汉学的源头之作。四库馆臣不可能不见，也不可能不心有戚戚，但对何氏，只选了一本何氏语林，完全是世说新语类的小说。而四友斋的提要，绝不提其经学。杭大宗在伪乾隆八年曾经下笔五千言，条上四事，中有：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伪帝大怒，交刑部拟死，以狂生仅免。这可以看做明学传统在清代的一个遭遇吧。此期因为除了几个好作惊人语的，多为今日关注，并以为汉学代表。窃以为，连清学也不算。颜习斋的尚武来自明末士夫谈兵，尚周礼本来就是晚明显学，且稍后伪乾嘉之学并不好周礼。毛西河好与前贤立异，就礼学而言，宋明先哲也大略涉及，不过此期好引古籍自证耳，但这因古籍自证，亦晚明学风。江慎修之纂着，乃延续朱子学，其惊人之论，如深衣之制，冕无前旒，非无明儒成见。此期多义理之论，盖沿宋明之风耳，今论者不读明儒书，乃谓清学亦能义理，然则清学说不受也。& & 2、伪乾嘉之学，这是真正的清学，也是清廷刻意造就的学术。总体来说，这个称呼是偏清古文学的。其术，一则，整理古注，此实明学之收成耳。程伯仁有汉魏丛书，何允中又为广之。又孙子双有古微书四种：删微、阙微、焚微、线微，今存仅纬书之类而已。此别于明儒者，盖明儒或集而不论，或论则枝蔓诸子。而此期清学往往自述自证，如周易述、说文解字注，虽家法未如稍后之严，然而收之经术，可谓能专。二则说文之学，盖明儒好雅，不用说文，而此期必称说文。但又有王氏父子之述闻，脱经文而解字，又以训诂影射经义，而后学从之莫辩。三则曰郑学。其实仪礼之学耳，以惩明儒多不及（其实郝楚望、张稷若已及之）。其曰郑学，盖名物制度，甚则训诂之学。而其训诂或以说文入之，或以宋学阐之耳。四则辨伪，辨古文尚书，其实宋明由来久矣。此期最称汉学，盛称朴学，但其实汉注并未展开。盖清学虽生于反宋，犹不能出宋学耳。若宋人继王子雍而有驳郑之心（如陈用之），朱子主仪礼，不用周礼，则清学亦主仪礼，虽称郑学，犹不知周礼之义。又汉儒皆重谶纬，而宋儒特反谶纬，而此期清学亦不好谶纬。若以经解经，盖汉学师法既不信，唐宋不得不辗转以申己意也。而清之治学，全是如此。然则宋儒训诂虽貌似无根，其实多自古注，一如郑出马门，而书训字字皆异。清人以此攻宋儒任意，而训诂音韵（此明陈一斋、杨升庵辈所作俑）之情不已，则倍经更甚。& & 3、常州今文学。兴于伪乾嘉之末，本在其中。但始于公羊大义，而别于考据之流。今论者多言其媚胡，甚是。盖朴学可以反宋明，可以张清国之经术昌明，但钩沉之流，不能与伪皇唱和。且伪康熙乾隆，尚称：自古得天下最正（姚念慈先生谓：伪康熙两废太子时，于戴明世案中，见之最早），而伪嘉庆道光岂敢？亦胡运有常，渠率既死，必仰胁从以维稳耳。又伪乾隆时，文祸正盛，无人敢言夷夏，此时罗织既懈，将恐春秋之论。而常州今文者，索隐之余，可以公羊之太平，反春秋胡传之攘夷，以大一统之曲解，泯灭三朝之遗恨。但若孔巽轩之流，其实绝无师法，如不与王鲁新周，三时田为杀于天子，不讥会盟，新作三科九旨之类，曾谓何君亦背经任意，而孔氏得传于二百年后乎？若洪北江，搜集服注甚力，而后世遂废杜注，然则服注非与郑学全同，陆贾未必不杂公羊，杜注未可轻訾。& & 4、夷祸后之今文学。以康梁新党为最，而廖季平、王湘绮为类，多发怪论。如康南海以孔子为教主，以今文外群经皆伪，又倡大同无父无君之论，盖五四之先声也。廖氏以文质论中西，谓王鲁始于董子，公羊但有素王，设空王以制法而已，又爵分四等，自作三世说云云。王氏以文姜、哀姜非淫，不可婚狄女，谓鲁用殷正云云。此派不好论政，颇多惊人。其笃实者，若皮鹿门、陈卓人。皮氏亦颇怪论，如春秋借事明义，何邵公已有及之。但至于三世三统，黜周王鲁，皆借事明义，则皮氏果不信谶纬之人乎？案：廖氏则曰必先明事，而后义审，又驳假迹立说，谓三传于大事莫不从同。可盖见此期之乱，但皮氏以今文说郑君，则前人所不及也，其疏郑学，亦教历史、概论之流为雅正。陈氏兼用汉宋，立论多允平，亦有积习难改，如谓春秋制，妾子为君，得尊为夫人，不与周制同。案：别春秋以新周，可也。而许君本有公羊古说，奈何背之？若桓盟不日不致，陈引羞称五伯，谓之假以立义。又曰：襄公假复雠为名灭纪，春秋因假以张义。案：公羊故非无失，然以此论之，则何以乱臣贼子惧？清人治春秋，必驳孙泰山、胡康侯，必驳夷夏之辨。而细读之，皆懵然不知宋儒之夷狄何谓。盖胡传以吴楚徐越，或诸夏之后，或天子初封，以叛服不定而贬为夷耳。宋儒之谓夷狄，盖地远殊俗，王化不及者之谓，犹公羊谓正朔所不加，天子所不臣者而已。而必曲说公羊太平之世，以进爵为可以主中国，以小大若一为可以无别，而嘲胡传之小中国。然则公羊何尝颟顸，而胡传何尝小之？且以陈氏言之，考据可谓精致，而既学理学，可能贯通？春秋必令乱臣贼子惧，而清之诸君，何尝令夷狄知畏乎？此不爱夷狄莫甚也！& & 5、汉宋合流，与后起古文学。此时清国已乱，古文诚不若今文之别义。但若孙仲容，亦有周礼政要，可谓收成而知反者也。古文家多笃实，清人亦然。且理学此时复兴，则今古文并宋学，本有融合之势。若胡竹村用敖君善，孙静庵用程朱，孙仲容用王昭明，亦今之显学。而陈卓人、陈兰甫、朱蓉生等，本兼用宋学。但闰朝荡涤已久，此时汉学绝非汉朝家法，宋学亦非朱子正传。故义理本不大明，发挥亦难济世。& & 余论：光复后，清今文或转为新党，或融入考据而为古史辨。古文沿袭名物考据，或在文史文物，或又转为今之文字学文献学，而郑学之小者，亦可谓延绵不绝。后之理学家，往往不兼汉学，而偏于哲理。另，光复后，永暦三先生之学受瞩目，而学者不过比附西洋无君之论，或反清学理学之所谓礼教森严，而三先生之渊源立意一概不顾，而心学又兴焉。& & 若仅以经学研究论之，清学不足当汉学者如下：1、周礼不立，非郑学也。2、滥用说文，不足言家法。3、不通谶纬，不足言今文。唐突何注，倍经任意。4、滥用训诂，不思汉注。5、辑佚立论，窜乱家法。6、割裂古今经学，不见汉学全貌。7、囿于宋学，不信汉儒所信。8、故反宋学，不能明汉学义理。盖汉学重师法，重传承，而清学不能克制私意，或以训诂，或以体例，或以概论学术，实则不能包举。今学者既尚实证，我固不以学术为冷眼旁观之举，然以清学当汉学，诚今日之羞也。& & 我以学之汉训通古今，则汉学之道，在于秉承师说，见其规模。盖师说不得唐突，而学者入此师门，绝非但在训诂度数之中，须博览汉典，以师传之精神，观察，解释，和改造世界，成就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