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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智化_余额宝电话号码是什么　　一　　我敢肯定的说，二爷是我们树栖柯村的骄傲。在我们村的历史上，能够超越二爷的，是前无古人；至于有无来者，我不敢过早地下这个结论，因为我们村的历史还在延续，并且将会永远延续下去，正如每家神龛上写的那首“金炉不断千年火，玉盏常明万岁灯”红底烫金对联。当然，这个“骄傲”是打引号的。　　其实，按辈份，二爷与我爹同辈份，是近支族兄弟，所以我应该是给二爷叫二伯的。可是，又为什么要叫他为二爷呢？这不是叫大了一辈？我为什么把二伯叫“二爷”？真是说来话长，我这里只能简单地交代一下，这是因为二伯当过土匪，并且是土匪堆里的大领导，坐得是第二把交椅。要想详细知道把二伯叫“二爷”，那就得听我慢慢说。　　中国的特殊民间文化，历朝历代的土匪都把他们的领导叫“爷”，这是土匪的“黑话”，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是黑话。在我13岁的那年暑假，我小学毕业了，那是一个漫长的暑假，无事可做的我，就在这个暑假里竟然迷上了小说，便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看小说上。那时我家住在城关初级中学，现在叫古阳中学，我爹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有一天，我从学校一个杂物间的一个废弃的木箱子里翻到了一本小说，是作家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这是一部我梦寐以久的好书，这本书伴我度过了漫长而无聊的暑假。我看了这本小说后，才知道“爷”是土匪的黑话，书里是这样写的：杨子荣打入威虎山后，土匪头子座山雕封他为老九，座山雕的部下就叫为杨子荣“九爷”。湘西的土匪与东北的土匪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地域，性质都是一样的，在常人的眼里，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民间就有“为了唬住小孩让其老实听话，大人也经常将土匪作为震慑手段时常提及，再不听话，就让土匪把你抓去。”这样，当过土匪的二伯尽管他以后再怎么狡辩，自然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历史，抹不掉自己的污点。这样，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官方，二伯的叫法自然就变成了“二爷”。往后，“二爷”的这个称呼也就一直沿用下来了，村里人，不管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辈份大的、辈份小的，都把二伯叫“二爷”；就连解放初期的合作社、后来的人民公社、再后来的乡政府，这些不因时代而改变性质的农村基层干部，下到我们村里后，同样把二伯叫“二爷”。后来，在村委会历次换届选举中，张榜选民时，红纸上写得都是“二爷”，而不是二爷的书名，并且连前面的姓氏都省去不写了，外人不一定看得明白，可熟悉的人一看就知道了“二爷”是“谁”。这样，二爷的书名就被人忘记了，以至在二爷治丧期的那几天，我们这些孝侄们送的花圈，上面写得都不是二爷的书名，写的是“二爷”，比如：我家送的花圈，右边是：“沉痛悼念二爷老大人”；左边是：“孝侄向卫华率全家叩首”。　　我们那个村叫做“树栖柯”，是一个土家山寨。以前是郊区，现在仍然是郊区，位于古丈县城的西北方，两公里的路程就到了。那时，古丈县叫古仗坪厅，始建于道光二年（1822年），一条500米长、5米宽的石板街，两边尽是青石垒起的石头屋，有的还有石门，有东南西北4个城门。“树栖柯”乃是土家语地名，是土家语中板栗“素司”的汉字记音，可见那时这里板栗树甚多。由于树栖柯是古仗坪人下沅陵、常德的必经之地，便有“好玩不过树栖柯”之说；因距古丈坪厅近，是其门户，所以又有“古丈二府”之称。这里山环水抱，古木苍翠，山清水秀。建寨子的地方，从高处往下看就像一个千年乌龟，一栋栋青瓦木屋、吊脚木楼就散落在乌龟背上的三级台地，隐没在翠绿的林木间，高低错落，自然随意。寨子以向氏为主，占总人口的80％，其它姓氏有张姓、宋姓、田姓、孔姓等，是我们向氏祖先迁到这里建寨后从外村搬来的。我们向氏祖先是清朝顺治年间从沅陵莲花池迁移来的，村寨历史悠久，到我爷爷出生的时候，村寨的历史已有500多年了，经过十几代的人艰苦努力，逐渐成为古丈巨富。2005年的春天，为了修《树栖柯向氏家谱》，二爷曾带我和二哥等几个人到莲花池寻根问祖，受到了莲花池人的热情款待，听说我们是树栖柯的，其接待规格不亚于接待省领导的光临，他们杀鸡宰鸭，村里稍有脸面的人都参加了那次的聚餐。　　这就是我们那个村，土地不贫瘠也不肥沃，至今依然保留着传统农耕文明的习俗和风貌，不同的只是原来种谷子，现在则种茶叶，是古丈的茶叶专业村。厚厚的黄泥巴养育了我的祖祖辈辈，养育了二爷，也养育了我，使我们村的历史不断地延续下去。因此，每次我置身于寨子的田间地头，就显得格外幸福和踏实，这是我心灵皈依和朝拜的圣地。因此，故乡的风物人情总在我心头缭绕，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确切地表达我的感情。　　　　二　　　　二爷的故事，有的是我爹给我讲的。从我知事时起，我爹就给我讲二爷的故事，直到我爹临走的时候，还在给我讲二爷的故事。有的则是二爷亲自给我讲的，二爷给我讲的时候，有自豪，但更多的是遗憾。二爷的故事，就像一坛陈年老酒，味道醇正，甘美香甜，余味悠长。如今，常常勾起我的回忆。　　中国人都讲究属什么生肖，好像这属什么生肖与人的一生有相当大的关系，比如，男女婚姻中，什么生肖与什么肖不相配，什么肖与什么肖又相配；因此，一对感情很深的未婚男女，常因生肖不配而被拆散，这样的事例太多了，造成了无数的悲剧，这就是我们民间常讲的弦学。二爷在十二生肖中属猪，是在1912年，也就民国元年的那年清明节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年的春天来得比较迟，都快要过清明了，天气还是那样的阴冷，树木和野草还没有返青，山野一片枯黄，一点生机都没有，显得十分萧条。从正月到清明，一直都是阴雨绵绵，村人也就很少有人出门做工。清明节那天，难得的一个好天气，二爷的爹和娘早早地就到大岩板的山里，给死去的亲人挂亲。大岩板在村子的上游，因河边有几块巨大的青石板而得名。二爷的爹和娘挂完亲后，已是夕阳西下了，鸟归林，兔归窟，鱼归洞，人归家。于是，二爷的爹和娘就顺着古阳河边的小道往下走，来到了我爷爷家。我爷爷家在河上坎，距河坝坪不过二十来脚，河边是一个十几级的青石板铺的码头，上了码头就是我爷爷家，有一个石头砌的朝门，四周是石头砌的围墙，围墙上长满了杂草。二爷的爹和娘就在我爷爷家吃晚饭，当时二爷娘的肚子挺得很大，我婆婆责怪她不注意身体，都要生了，还到山里乱跑什么，假如把孩子生到山里怎么办？那不是害不了接生娘，而是害了月婆子！二爷娘说，农村妇女，哪有那么娇气的；再说，一个人，生有时辰，死有栏场，都是命就的，没有到生的时辰，再急也没不管用。我婆婆争不过二爷娘，也就不愿再说了。二爷爹娘回到家里后，大约亥时，二爷娘肚子痛得在地上打滚，满脸都是黄豆大的汗水，二爷爹一看，知道要生了，赶紧从火坑旁取了一块枞膏油，点燃后做火把，一路跑到我家，叫我婆婆去接生。二爷爹家在田坪，一条从古丈坪到罗依溪的官道从屋前经过，与我爷爷家中间隔着一座叫做宝儿山的小山包。我婆婆本想埋怨几句的的，被我爷爷打断了：“这个时候，说那些有什么用？还不赶紧收拾一下！”于是，我爷爷和我婆婆跟在二爷爹的后面，冒着蒙蒙细雨，踩着泥泞的小路，一路小跑，还没有走到二爷家阶沿前，一声啼哭就从屋里传来，然后穿破细雨编织成的夜色，在寨子的上空游荡。二爷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上，从此开始了他坎坷曲折的一生。　　二爷是个命苦的人。二爷5岁的那年，那是一个不好的年成。这从正月份“打干雷，不下雨”就有了预兆，“惊蛰乌鸦叫，春分滴水干”，先是春旱；“夏至雨淋淋，田里无收成”，后是夏涝；到了秋天，田里、地里、山里颗粒无收；紧接着，又是瘟疫流行……于是，每天都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这样，到了冬天，二爷的爹娘先后走了，因为饿而到另一各世界吃饱饭去了，这一去就永不回来了，把二爷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世上。我爷爷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家里虽然也缺吃少穿，但常常是勒紧自家裤带，也要接济村人，因此，我爷爷的名声很好，在村里和临村都有很高的威信。至今，我回到村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在我的面前提起我爷爷。至今，每到清明节的时候，我爷爷的坟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清明条，蔚为壮观。于是，我爷爷组织族人将二爷的爹娘埋葬后，便收留了无家可归的二爷。于是，二爷成了我爷爷的养子。这样，二爷在长达100年的人生中，与我家有了扯不清、剪不断的关系。　　二爷7岁那年，我爷爷把二爷送到了学堂。当时学堂设在钟灵山的庙里，钟灵山是块风水宝地，在树栖柯与龙潭坪交界处，背靠轿顶上，满山林木，一年四季都是翠绿的；下临古阳河，满河柳树，一年有大半年绿荫荫的，好像一把把盛开的绿伞。半山腰有一块台地，足有十几亩面积，很早以前就在这里建有庙宇，庙宇高大雄伟，四村八寨的善男信女都赶到这里烧香拜佛，因此香火很旺，终日香雾缭绕。据风水先生说，这里日后要出大人物，这样，村里和邻村的那些土财主便在这里办起了学堂，学堂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四村八寨的学生都来这里读书，从这里走出了不少的人，仅我爹那一代人中，我们村里就出二十多个老师，有一个姓宋的后来成了南开大学的教授。有人考证，毛主席的国文老师袁吉六曾在这里教过书。那时，二爷读书不是那么认真的，时常跑出学堂，在外面打闹，若是春天和秋天，就到山里找野泡、野果吃；若是夏天，就到河里捉鱼捞虾；若是下雪天，就到外面打雪仗、堆雪人，因此常被老师用戒尺打屁股。我爷爷也不好怎么管他，毕竟鸡蛋隔层皮，管紧了，我爷爷怕人家说他的闲话。这也就给了二爷充分的自由，完全由着二爷的性子。有一次，老师来家访，说起二爷在学堂的事，希望我爷爷能管教一下，我爷爷说，随他的便吧！成龙成蛇都是命中注定的，俗话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老师见我爷爷如此态度，气得无话可说。不过，二爷聪明过人，读过的《三字经》、《幼学从林》、《声律启蒙》等之类的书，虽不能到背如流，但也基本记得，有时茶于饭后，我爷爷考他，他就站在我爷爷的跟前，摇头晃脑地背起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二爷小学毕业后，我爷爷本想继续盘他上中学的，但是二爷死活不愿再读了，我爷爷只好依了二爷，毕竟盘书是要花银元的，况且，那时我家也并不富裕，经济条件在寨子里最多只能算个中等偏上，这从解放后化成分时，我家被化为中农就可以得知。开始时，我爷爷把二爷送到本村的地主家里，专门给地主守牛，算是有了一碗饭吃。这是我们村里唯一的一家地主，那时的地主都是勤劳苦干做出来的，省吃俭用积出来的，只不过比一般人家多几丘田、多几块地而已。地主是同宗同族，人倒也善良，且比二爷大一辈，与我爷爷同辈，年纪也比我爷爷大，在他一房中排行老四，我爷爷叫他“四叔”，本家地主自然对二爷不薄，二爷也就心安理得地为他家守牛。对于二爷来说，守牛是份好差事，因为可以和小伙伴到山野里到处玩，爬树啊、捉鸟啊、摸鱼啊；在草坪上捉迷藏啊、摔抱腰啊、栽跟头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随心所欲，没有人管。况且，山野里还有好多野果子吃，三月泡、龙船泡、油茶泡、梅李子、羊咪咪、八月瓜、羊桃子、酸梨子……要什么，有什么，山野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饿了，就吃野果子；渴了，就喝山泉水。当然，守牛也是很辛苦的，天没亮，就出门了；天黑了一大阵，才进屋，特别是冬天，山里草木都枯萎了，牛没有吃的了。有一年冬天，下大雪，二爷到枫香坳一带放牛，冻死了一头牛，二爷不敢回地主家，而是直接回到了我爷爷家。晚上，地主来我爷爷家，问二爷回来了没有？并对我爷爷说，守牛孩子哪里赔得起牛呢，叫我爷爷不要责怪二爷。然后把二爷接到家里。二爷是个感恩的人，刚解放的那阵子，上面来人组织村里人斗地主、分田地，尽管那时二爷也处境艰难，但二爷就是不上台斗地主，仍上面来的人怎么动员，总是无动于衷，有时村人控诉地主罪行时，二爷还替地主打抱不平。有一次，在斗地主时，一个村人准备上台，二爷说：“没有你四叔，你早就饿死了。”那人听后，头都低到裤裆里去了。那人和二爷一样，也是个孤儿，是地主，即他的四叔收养了他，并送他读完了小学，后来还帮他问了一头亲。二爷常说，人要懂得感恩，不懂得感恩，人就和畜牲一样了。　　岁月就像一挂窗帘，随手一拉就拉开了十多年的时光。十多年过去了，二爷长成了一个大后生，于是，我爷爷便托人把二爷带到古仗坪，给杨家店铺当了一名挑夫。所谓挑夫，是以挑运货物、行李谋生的人，当地叫“挑脚”或“脚夫”。那时湘西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文化、经济都十分落后，号称中国的盲场，什么东西，比如桐油、茶叶等土特产品都得挑到外地去卖；又比如布皮、盐巴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得到外地去挑，他们邀伴结帮，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上百，推举头目提货、结帐。在旧时社会，挑夫虽然辛苦，但收入不错，是一门比较好讨吃的职业。二爷个子长得高大，虎背熊腰，手粗脚壮，两百多斤的担子挑在肩上，走十几里山路都不歇一口气，正是干挑夫的好角色。加上二爷又吃得苦，人也勤劳，深得店家老板的喜爱，常有什么活都愿叫二爷做，二爷也不推辞，老板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也不和老板讲价钱，老板给多少，二爷就拿多少。有一次，老板要二爷一个人到常德挑货，二爷也不问挑什么货，就独自上路了，下罗溪、过沅陵……到了常德后，二爷只是按老板的吩咐，和常德老板接好头，货由常德老板装，返回的路上，常德老板给二爷写了一张纸条，沿路托人关照，二爷一去就是一个月，回来好久后，才知道他挑来的货是大烟，这个老板就是靠二爷挑回来的鸦片，成为当时古丈最大的财主，后来还当上了国大代表。这样，二爷也就积累了一点银元，二爷把积累下来的银元，都交给了我爷爷，让我爷爷替他保管。我爷爷就想给二爷问一头亲，可二爷认为自己还小，问亲的事过几年再说，其实，二爷已经不小了，按农村的风俗，早就可以问亲了。旧社会，男人只要满十二岁，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讨婆娘。　　二爷当了几年挑夫后，认为挑夫没有出息，想从新谋一份事走。有一次，二爷随挑夫队到王村（即现在的芙蓉镇）挑盐，王村是当时酉水河边的一个大码头，所谓码头，就是物质集散地，船来船往，十分繁华。在王村街上，二爷听说桑植那里兴起了红军，领头的是贺龙，专给穷人打天下。二爷听说过贺龙，知道贺龙曾经用两把菜刀砍盐局的事，也知道贺龙就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于是，二爷的心一下子动了起来。为了谋条生路，混口饭吃，二爷便决定当红军去。于是，二爷给我爷爷写了一张便条，托人带回村里，便辞别挑夫队，独自上路。王村距桑植不过百里，然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百里路就像隔着天涯，到处都是强与弱的较量、善与恶的关卡。到了永顺与桑植交界的地方，那是一座大山，山高林密，荒无人烟，山这边是永顺，山那边是桑植，山中有一条官道，在官道上，二爷遇到一支国民党部队，几个当兵的看见二爷，大声喊着，追赶上来。那时，国民党部队为了围剿红军，到处拉壮丁，在这没有人烟的地方见到二爷这样的年轻后生，哪里肯放手？此时，二爷想躲，但已来不及了，这样，二爷便被几个士兵五花大绑地拉到长官面前，二爷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当官的，见那当官的全副武装，吓得脚都软了，哪敢做声，这样二爷就稀里糊涂地成了一名国军。说来也巧，这支国民党部队正好是去桑植那里打红军的，经过几天行军，赶到了桑植，结果一战下来，二爷成了红军的俘虏。100多个俘虏站在操场上，一位20多岁的红军首长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希望大家留下来。当红军首长问二爷愿不愿当红军？二爷说，我本来就是来当红军的，哪知半路上被拉了壮丁。红军首长见二爷身强力壮，机智聪明，便把二爷留了下来。这位红军首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廖汉生将军，当时是红军的一名团长，解放后成了开国中将。二爷在红军队伍干了一年，因有文化，作战又勇敢，很快被提升为班长，后来又升为排长。可是，二爷当排长还不到一个月，在一次行军中，二爷带领的一排人在一个叫巴焦溪的峡谷里被一个营的国军包围了，双方发生了激战，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只见子弹在头顶上纷飞，打在石头上，发出嗒嗒的响声；打进黄土里，尘土飞扬；打在树木上，枝断叶飞。最终，由于双方实力悬殊，二爷带领的红军就被国军打散了。一排人只剩下二爷一个人，眼看十几个国军就要冲动身边了，二爷本想一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哪知刚要开枪，一个国军抱住了他，这样，二爷就成了国军的俘虏。二爷当了国军的俘虏后，本来是想逃跑的，可是一想，不知往后还能不能找到红军，回家也不是办法，兵荒马乱的年代，反正到哪里当兵，无论当什么兵，都是为了混口饭吃，于是，就干脆留在国军队伍里。后来，二爷所在这支国军被调往福建围剿红军，这时二爷已是连长了。不久，发生了由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等人领导的“福建事变”。这样，二爷所在的这支国军本来要起义加入红军的，在万事具备、只差东风的节骨眼上，却出了叛逃，起义的计划被泄密了，起义只好宣告破产。先下手为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部队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十几个中共地下党员被一网打尽，当天夜里就全被杀头了。由于二爷参加过红军，又当过红军排长，是最大的嫌疑对象，险些也掉了脑袋，好在二爷人缘好，平时与士兵和长官关系不错，抓不到什么把柄，就被长官保了下来，捡得了一条命。再后来，这支国军又调回湘西，围剿贺龙、萧克领导的红军，此时，红军势力很强，约有2万余人，建立了大片的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这时，二爷已是国军的一名连长了，本想带一连人投奔红军的，只因部队成份复杂，大部分人不愿当红军，二爷做了几次工作，都没有取得进展，只好随了大流。看来，一个人的命运，绝不是自己能够把握住的，充满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不是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如果一个人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生活也就不会这么丰富多彩了。　　　　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响应国民政府“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则”的号召，二爷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陆军一二八师，师长是顾家齐。顾家齐是凤凰人，曾任湘西巡防军排、连、营、统带等职位，在湘西一带很有威望。部队改编后，二爷成了顾家齐手下的一名连长。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1937年10月，四千多湘西子弟在师长顾家齐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抗日前线。那次，二爷带着一连的弟兄从吉首沿古丈、下沅陵、到常德与师部汇合，然后开往浙江嘉善，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经过我们村里时，在村里驻扎了两天，我爷爷组织全村人杀猪宰羊慰劳部队，我家那时虽不富裕，但我爷爷在村里威信很高，就是村里的地主都服我爷爷，有些事还得听我爷爷的。这是二爷当兵去后第一次回家，吃过晚饭后，我爷爷带着二爷沿着七弯八拐的山路来到燕子坨。燕子坨是块阴地，也就是专门埋死人的地方，背靠大山，俯视群岭，古阳河从山脚下缓缓流过。后来，我爷爷、我婆婆，还有我爹、我娘都埋在那里，二爷死后也埋在那里，和我爹的坟只隔一条土坎。此时，已过深秋，山里万木凋零，萧瑟的秋风吹得山林飒飒作响，不时有枯黄的树叶飘落，随风二行，唯一有生机的就是洁白的油茶花，犹如下了一场冬雪，漫山遍野。二爷跪在他爹娘的坟前，哭喊道：“爹，娘，我就要打日本鬼子去了，这一去不知是死还是活。”我爷爷对二爷说：“你就放心去吧，你爹你娘的坟，我会好好照顾的。”二爷站起来，拉着我爷爷的手：“国至今日，军人有罪。二叔，我一定带领弟兄们狠杀日寇，绝不给我们树栖科人丢丑。”我爷爷说：“我已有一家老小，不然，我会跟你一起上前线的，把那些狗日的兔崽子杀他个片甲不留。”第二天早晨，天空阴沉，秋风绵绵，细雨纷纷，落叶飘飘。二爷抗战心切，归心似箭，吃过早饭后，二爷的弟兄们与村人依依惜别。我爷爷手里牵着我伯、怀里抱着我爹，率全村人在卡上为二爷送行，盼望湘西子弟兵能够多杀鬼子，为国立功。二爷和我爷爷告别时依依不舍，两个男儿泪，一任纵横流，然后抱成一团，久久不愿分开。二爷走时，带走了村里的几个后生，后均死在抗日战场上，“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裹革马尸还”，因为没有后代，现已无人知晓。　　二爷跟随顾家齐将军转战各个抗日战场，一战淞沪，二战九江，出生入死。我们湘西虽然地理偏远，交通落后，但湘西人血性十足，善于打战。在历次战斗中，二爷带领弟兄们奋勇杀敌，打得日寇鬼哭狼嚎，就像一把尖刀直插日寇的心脏，由于战功显赫，二爷所带的连队成为顾家齐将军的一支劲旅。每次战前动员，二爷都要站在白日青天旗下，慷慨激昂地问道：“弟兄们，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弟兄们说：“我们是打日本鬼子来的。”二爷说：“弟兄们，我们是哪里人？”弟兄们说：“我们是湘西人。”二爷说：“既然我们是湘西人，那我们怕不怕死？”弟兄们说：“我们不怕死！”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于是，二爷挥舞战刀，大声说：“弟兄们，哪就跟我冲啊！打死那些狗日的兔崽子！”这样，一连的弟兄跟在二爷的后面，走上了战场……有一次，战斗打得难分难解，眼看一百个日本鬼子就要冲到战壕前了，二爷把衣服一解，露出古铜色的胸脯，怒火中烧，站在土坎上，任子弹在头顶、在耳边、在身旁如流星般飞过，二爷手中的大刀往前指着，威风凛凛地对弟兄们说：“日他娘的！弟兄们，不怕死的，跟我来！”说完，迎着日寇猛烈的炮火，二爷第一个冲出了战壕，与鬼子进行肉博。刀光火影中，只见二爷的大刀朝鬼子头上砍去，一个个鬼子成为二爷的刀下鬼……弟兄们也如潮水般跟在二爷的后面冲出了战壕，与日本鬼子进行肉博。那是一场怎样的肉博啊？我曾搜肠刮肚地想写一段文字描述这场肉博，可至今都没有想出来，我生怕写不好而亵渎了二爷和他的弟兄们。经过一场血与火的肉博，二爷带着弟兄们把日本鬼子杀得一个不留，终于守住了阵地。　　为“确保从岳州至长江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1941年12月中旬至次年1月中旬，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长沙战役，史称“第三次长沙会战”。此时，二爷是国民党正规军营长。那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一个冬天都在下雪。刚开始的时候，二爷带领400多弟兄，以“有兵无枪，有枪缺弹”的劣势装备的血肉之躯狙击凶狠残暴的日寇，死守荣湾镇。在战斗中，二爷和弟兄们打退了日本鬼子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坚守阵地三十天，完成了上级给予狙击四天的战斗任务，打出了湘西人的血性和威风。那天，寒风凛冽，战旗猎猎。战斗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刀光剑影，战壕前堆满了弟兄们的尸体，而日本鬼子却不能前进半步。就在战斗快要结束的时候，一颗流弹从左边击中了二爷的右腿，紧接着，又一颗流弹从右边击中了二爷的右腿；二爷应声倒下……在换防时，全身血糊拉撒、拖着一条残腿的二爷带着剩下的十几个伤痕累累的弟兄，在如血的残阳中，十几人抱作一团，不肯离开阵地，要求继续留下来，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前线长官只好打电话给最高司令官薛岳将军，薛将军听后，断然拒绝了二爷的请求，薛将军给前线长官打来电话，电话里命令道：二爷如果再不带手下的弟兄们不撤离阵地，就地军法处置。二爷听后，带着十几个弟兄，“唰”地一下，一齐双膝盖跪倒，跪在前线长官的面前，痛哭失声：“兄弟啊，你们可要给我们那些死去的弟兄报仇啊！”前线长官将二爷拉起来，含着热泪说：“老弟，带着弟兄们走吧，我们会帮你们报仇的，否则，我就不是娘养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带着满腔的热血。二爷扛着被战火烧的襟襟缕缕的白日青天旗，拖着伤残的右腿，领着十几个弟兄走了，身后，是一道道鲜红的血迹；是一股股浓黑的硝烟；唯有那面被战火烧的稀烂的白日青天旗，在寒风和夕阳中飞扬……　　二爷从战场上退下来后，因战事吃紧，耽误了治疗时间，伤口贯脓，被送到了一个叫桃花江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后方野战医院，专门接受重伤员的，多得时候有3000多伤员，二爷就是到这里来养伤的。桃花江是一个出美女的地方，据说唐朝的时候，有一年，一次就给皇宫送了3000个美女，伺候皇帝老儿。在养伤的时候，二爷得到本地一个村姑的精心照料，在二爷躺在床上不能动的那段时间，村姑给二爷翻身、擦身、换药、甚至接屎接尿，做着一个应该是妻子做的活。这个村姑人才出众，不仅人长得美，清秀靓丽，妩媚动人；而且心灵更美，十分仰慕抗日英雄，18岁那年中学毕业后就来到野战医院当一名护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真情，久而久之便和二爷好上了。有一次，两人在桃花江边散步。此时，正是草长莺飞的时节，远处的山岭，像一幅幅图画贴在天边，好像要将天地连接起来；江面上，船来船往，汽笛悠扬；游道边，桃红柳绿，山花烂漫；天空中，一对燕子正在呢喃，相互倾诉衷肠……二爷和那村姑避开人多的游道，往上游或下游的小路里慢慢走着，一只白色的蝴蝶、一只黄色的蝴蝶，如一对亲密的恋人在两人的身边飞舞，一会儿飞在两人的前面，一会儿飞在两人的后面。在一株开满粉红色桃花的桃树下，二爷问那姑娘，愿不愿意做他的婆娘？那姑娘目光即羞怯又天真，嘟着粉嫩的樱桃小嘴，稚气的脸蛋上满是桃红色，如雨后盛开的桃花，点头地答应了二爷，二爷乐得心花怒放，赶紧抱起姑娘……欢歌笑语在青山绿水间飘荡。　　有情人终成眷属。到了日，二爷和村姑喜结良缘。二爷为什么要选择这天举行婚礼？因为这天是抗日战争爆发5周年纪念日，二爷想结婚后就奔赴抗日战场，痛杀日本鬼子。那天，野战医院里热闹非凡，锣鼓喧天，前来贺喜的人很多，有本地豪绅官僚，也有平民百姓，更多的则是在抗日战场上负过伤的老兵。当地县长给二爷送来了一面“抗日英雄，誓死卫国”的锦旗。在此之前，二爷曾给我爷爷写过一封家信，提到过婚事，可惜在那战乱年月，邮路不通，我爷爷没有收到二爷的家信，也就不知道二爷的下落和婚事。　　　　四　　　　二爷在后方野战医院住了二年，伤好后，右腿落下了终身残疾，再也不能上战场杀日本鬼子了，为此，二爷饮恨终生。二爷曾多次哭着恳请来医院看望他的上峰，准予他重返抗日战场，他实在不愿就这样结束自己的军人生涯，他的同仁们都在战场杀敌，他却躺在医院里，他怎么心甘？况且，他的那么多弟兄都死在战场上，他咽不下这口恶气，他要报仇，此仇不报，何为军人？既然是军人，不死在战场上，又死在何处？上峰指着二爷的那条残腿，感慨地说：“你都这个样子了，还能上战场？精神可嘉，但行为不可取。”二爷痛苦地看着自己的残腿，泪水如泉水般涌了出来：“我虽然腿残疾了，但我还有双手，还可以打枪，还可以舞刀。我要为我那些战死的弟兄们报仇。”上峰冷冷地说：“你就知道报仇！好像我们都是吃干饭的？就你一个打过日本鬼子？没有你，我们照样打日本鬼子。”二爷蹲在地上，双手捶着那条残腿，放声长哭：“老天啊，你怎么这么无情啊！”上峰发火了：“你这样哭哭啼啼的，像个军人嘛？给老子听着，不许哭！”上峰又命令道：“给我站起来！”二爷站了起来。上峰接着命令道：“立正――”可是，二爷还没有站稳，就倒了下去……好多年以后，二爷给我讲起这段往事，每讲一次，都是泪流满面；每讲一次，都是一种心灵的折磨。　　这样，二爷只好解甲归田，领着一家老小4口人回到了树栖柯。二爷是在一个月光暗淡的晚上回村的。此时，已是仲秋，虫声唧唧，从窗外吹进来的风有几许凉意。那晚，我爷爷一直没有睡落觉，眼皮总是不停地跳，一会儿跳左眼皮，一会儿跳右眼皮，“左跳财，右跳喜”，感觉好像什么事情要发生，向来平静的心开始忐忑不安起来。我爷爷披衣下床，走到亮窗门前，往外一望，月亮慢慢地爬着，暗淡的月光下，什么动静都没有，只有屋前的古阳河哗哗的流水声随夜风飘来。我爷爷回到床上，可仍睡不着。到了鸡鸣三更时，我爷爷听到外面有人敲门，便赶紧爬起来，披着一件外衣走到院子里，打开门一看，只见门外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大人和两个小女孩，借着昏暗的月光一看，才看清那男人是二爷。此时，二爷叫了一声“二叔”，我爷爷没有多门，而是赶紧将二爷一家四口让进屋，并叫醒我婆婆，给二爷他们办饭。二爷对女人说：“这就是我常说到的二叔，快叫二叔。”女人叫了一声“二叔”。二爷又对两个女儿说：“快叫二爷爷啊！”两个女孩子认生，怯怯地躲在女人的身后，一双大眼睛瞪着我爷爷，在二爷的一再催促下，才叫了一声“二爷爷”。　　第二天，我爷爷就召集族人，讨论给二爷起屋的事。起屋，这是农村人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试问，人一辈子能起几回屋？一个农村人，其实一生只干两件事，一是起屋，二是盘儿媳妇，人们除了填饱肚子外，锅里省，碗里抠，攒下一点积蓄，通常都用到这两件事情上，有人曾感慨地说，一个人一生假如不用起屋，那是一种福气。一家有事，百家帮忙。于是，村里人在我爷爷的组织下，纷纷都来帮白工。所谓帮白工，凡是起新屋动工后，村邻亲友都自动上门帮忙，不要任何报酬，但要包吃，一日三餐。于是，有的开屋场，有的砍树木，有的锯板子……三个月不到，就在我爷爷家的下坎给二爷一家树起了一栋五柱八的两层楼的木房子，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十分气派，是当时我们村里最大的木房子，可惜毁于“文革”，如果能保存下来，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腊月初八，太阳悬挂在空中，给冬日一些温暖。二爷的新屋终于落成了，按照当地风俗，要热火坑。我爷爷当主管，指挥一帮人办厨，宴请村人和二爷的亲朋好友。这天，村里就像过节一样，人们纷纷前来贺喜，二爷的几个还姓的战友也从地赶来贺喜；二爷以前的直接长官也寄来了十几块因元，以表心意。这天，村子里酒肉飘香。农村办喜事是流水席，人们一直吃到大半夜。二爷和他的几个生死弟兄更是海吃猛喝，不醉不罢休。中途的时候，二爷一家4口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跪在我爷爷的跟前，二爷给我爷爷喊了一声“爹”。我爷爷忙大二爷一家拉起来，对于我爷爷来说，二爷叫他“爹”也好，“二叔”也好，就是那么回事。都是一家人，何必在于什么称呼呢？　　人生总是充满了偶然性，往往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就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或者他人的命运。　　回到树栖柯的二爷，本想过安稳的田园牧歌似的日子。湘西，山多林密，山高洞深，从军事角度上讲，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土匪生存与发展的地方。湘西山不高，却多，一山连着一山。在距离你三百米，五百米之外，某一个山坡上，某一个山路转变处，有一个，手持步枪，大刀，在等着你，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你会是如何一种心理。这样的人，就是土匪。这样的土匪多了，自然就成为匪患了。因此，湘西在历史从来不是一个安分顺从的土地。湘西土匪，始于宋朝初年；到了清朝末年，土匪已经成为当地一种显赫的职业了。民国期间，湘西土匪发展到了高峰期。此时，湘西土匪有10万人以上，仅我们古丈县里就有大大小小三十多股土匪，少的一百条枪，多的达几千条抢。土匪们占山为王，风高放火，月黑杀人，到处打家劫舍，奸淫掳掠，给当地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倾巢之下，忌有完卵？这样，二爷要想过长久的安稳日子，那是不可能的。　　这时，活跃在古丈、保靖、永顺三县交界的土匪听说二爷回来了，便千方百计要拉他入匪，托人带信，请人说情，登门拜访……什么花招都用过，二爷就是不答应。二爷说，我一个堂堂的国民党正规军的营长，怎么能与你们这些土匪为伍？土匪见二爷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愿入他们的伙，就不断地到临村杀人放火，杀鸡给猴看，威胁二爷，并放出话来，如果二爷不入伙，就要把我们村里的老老少少斩尽杀绝。有一次，我爷爷准备到剪刀溪里砍柴，剪刀溪在寨子东面，沿溪两岸，一层层峰峦叠嶂，一山山绿海林涛，溪里常有土匪出没，一般人是不敢去溪里的。出门前，我婆婆就不让我爷爷一个人去，我爷爷以为自己胆子大，又没有得罪过土匪，我爷爷说，大白天，哪来的土匪啊？于是就一个人去了，可是还没有走到溪口，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几个土匪捆了起来，做了人质，一个土匪爬到一棵长在溪边悬崖上的十几米高的枫香树上，站在枝丫上向村里喊话，要二爷来领人，否则就将我爷爷杀了。二爷听到后，慌忙带着几个年青后生去取我爷爷，经过一番交涉后，土匪才放我爷爷。又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一百多个土匪把我们村里围了水泄不通，手持枞膏油做的火把，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向氏祠堂。在祠堂里，土匪头子命令手下的人把二爷绑在中柱上，用抢顶着二爷的胸膛，问二爷愿不愿上山当土匪？二爷没有做声。土匪头子连问了二爷十几篇，二爷都没有答应。于是，恼怒到极点的土匪头子就下令放火烧寨子。眼看土匪就要放火了，为了顾及全村人的性命，二爷把脸扭到一边，不愿看村里人手辱，这样才不得已答应了土匪的要求。当天夜里，二爷满含屈辱和泪水，辞别我爷爷和他的妻子及儿女，跟着土匪队伍走了。到了土匪老巢，土匪们一致推二爷当司令，二爷死活不干，最后只答应当参谋长。所谓的参谋长，就是二把手，就是管家，就是军师。这样，二爷就成了真正的二爷。二爷入伙的这股土匪，在本地势力不算很大，但也不小，因为有当过国军营长、并立过抗日战功的二爷坐阵，其他山头的土匪到也惧怕三分。　　二爷成了土匪，并且是土匪的二爷，二爷充分发挥了参谋长的作用，在军事上协助头爷，收编了几股小土匪，使其地盘不断扩大，鼎盛时以断龙山为核心，势力范围方圆数十里，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在断龙山乡政府工作时，曾无数次到过断龙山，考察过二爷他们修筑的堡子，这些堡子有窗有眼，居高临下，屋中囤有蔬菜食品，一般人马进来，消息相互传递，各堡配合，常呈关门打狗之势，一般队伍是轻易进来不得的。这些堡子，又以二卡最为险要，所谓“二卡”，就是在两块高耸入云的巨石之间，有一条小道，仅容一人通过，前后两边是悬崖绝壁。正是凭借这些堡子，二爷他们在断龙山盘居了五年之久。加强对部队的管理，提高战斗力，二爷还制定了三条纪律，对土匪加以约束，防止部下为虎作伥，横行乡里，鱼肉乡亲：一是不准抢穷人东西；二是不准强奸民间女人；三是不骚扰驻地百姓，对违反者从严惩处。有一次，二爷带领队伍在永顺与土匪彭春荣部打了一仗，路过王村时，一个土匪小头目脱离队伍，跑到一户人家，强奸其妻，二爷得知后，连忙带人赶去，将那个小头目捆绑起来。之后，将全寨老百姓集中起来，当着众人的面，枪毙了那个小头目。回到驻地后，二爷因部下出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绝食七天，以惩罚自己管教不严；二爷本想还要继续绝食下去的，手下的弟兄们只好集体绝食，二爷才作罢。二爷的土匪队伍经过二爷的整训，已不同于一般的土匪，兔子不吃窝边草，对势力范围内的百姓进行安抚。1944年9月，古丈县田王二乡（即现在的断龙山乡和红石林镇）发生了“反土地呈报”农民企业，后失败，被杀者达1000多人，几年内都没有恢复元气。后来，二爷的队伍开来后，组织灾民恢复生产。有一次，二爷率领队伍到沅陵，把一家当地民愤最大的土财主的家产抢了，运到驻地后，不是霸为己有，也不是当着军饷，而是分给了灾民。那天，几百户灾民拖儿带女来到驻地的营房，二爷指挥部下给他们发放粮食，二爷生怕有什么闪失，亲自督阵。那几百户灾民恨不得喊二爷万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者跪在二爷的跟前，要给二爷磕头，二爷怕折寿，连忙将老者扶起来：“老人家，这可千万使不得啊！”正是这样，二爷的名声在古丈、保靖、永顺三县交界地的百姓中很大，深得民心。　　因为有了二爷，从此，我们村里相安无事。有一次，村里人刚好将田里、地里的庄稼收进屋，一股土匪我们村里经过，正准备大肆抢劫时，我爷爷站了出来，对土匪头目说：“知道二爷的大名吗？”土匪头目说：“哪有不知道的。二爷可是这个！”土匪头目翘了一下右手大拇指：“弟兄们谁不佩服啊！”我爷爷说：“这就是二爷的村子，我是他爹。”土匪头目听我爷爷这么一说，只好带着队伍只了。不仅我们村里无事，凡是我们村里嫁出去的女人，也都沾了二爷的光，没有受到其他山头土匪的骚扰。有一年的冬天，天冷且黑，树枝上、屋檐下结满了冰挂，夜如一个倒扣在山脊上的黑锅，一股土匪到邻村抢劫。土匪一进村，就露出了贪财和好色的狰狞面目，见东西就抢，见女人就搞，就连五六十岁的老婆婆都不放过，于是，村里人哭爹喊娘，四处逃命。我有一个远房姑姑嫁到这个村里，当时正好临产，听到土匪进村了，吓得躲在我姑爷的怀里。几个土匪正要破门而入时，我姑爷急中生智，忙对门外大声说道：“这是二爷的妹妹家。”几个土匪一听是二爷的妹妹家，只好转身走了。而村里另外几个月婆子在逃命中，落下了终身不育；另有一个月婆子，没有来得及逃命，被几个土匪强奸了，当场大出血，几天后就死了。一个女不能生孩子，会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女人，最痛苦的，一是嫁不出去，成为老姑娘，一辈子都没有尝过做女人的滋味；二是嫁出去了，却不能生孩子，不能为男方传递香火，随时都有被男人抛弃的危险。后来，我表哥经常提起这事，说他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感谢二爷，没有二爷，就不可能有他，每次说的时候，表哥的泪硬是流得失去了控制，止也止不住。　　1950年开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进军湘西剿匪，解放湘西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给手下的弟兄们一条生路，二爷率400多名部下开到永顺县城向解放军投诚，为湘西解放立下了功劳。之后，二爷受到严格审查，因曾抗日有功，又不是罪大恶极的土匪，经集训教育后被遣送回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管制。由于土匪吃苦耐劳，能征善战，正如原47军139师政委袁福生曾说过，：这些湘西“土匪”特别能打仗，在部队减员较大的情况下，还专门到湘西招了一批“上过山”的“土匪”入朝补充到正规部队中去，使这些人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因此，二爷手下的其他土匪，后来陆续到了抗美援朝前线，有的还立下了赫赫战功，比如二爷手下一个叫丁一的小头目回国后，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并赠送了一支刻有“周恩来”三个字的半自动步枪，归其终身使用，在二爷在葬礼上，这一家还来了几个后人，给二爷烧香磕头。当然，大多都死在异国他乡，比如作家魏巍在其著名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记述的朝鲜松骨峰战斗，那些“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志愿军战士中，就有二爷的部下。　　　　五　　　　一个人，只要你历史上有污点，哪怕那污点只要是微不足道的，那是永远也抹不掉的，就像胎记，只有进了土眼后才会消失。这污点，好像河底中的沉渣总会在某个时候，随着某种需要飘浮上来。因为有了一段当过红军，后又当国军和土匪的历史，每次政治运动来时，二爷都是批斗对象，这是狗都日不脱的。由于是一个村的人都是一根马鞭子发下来的，因此每次开批斗会，也只是象征性的斗一下，二爷倒没有受到什么皮肉之苦。有一次，公社派人带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基干民兵来村里要把二爷押到公社批斗，领头的那个人叫三狗，是邻村的，他娘就是我们村里的，不姓向，但他娘的娘与我爷爷同爹共娘，应该给我爷爷叫舅公。几个民兵来到二爷家，正准备捆二爷时，正在长坡收包谷的我爷爷和村里人，闻讯从山里赶来了。我爷爷问三狗：“为什么要押二爷？”三狗连我爷爷看都没看一眼，昂起脑壳，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二爷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我爷爷听后，肺都快要气炸了，直问三狗：“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三狗眯起一对三角眼，迈着大步，围着我爷爷转了一圈，歪着头神气地说：“你没有听说过的还多着呢，我能告诉你吗？告诉你，二爷不但是国民党兵，杀过红军，还是土匪头子，打过解放军。”听三狗这么一说，我爷爷火冒三丈：“没有二爷，你娘早就给土匪杀了，还能生下你这个狗杂种！”三狗也发火了，指着我爷爷的鼻尖尖说：“我敢骂我是狗杂种？”然后对几个民兵吼道：“把他也给我捆起来！”我爷爷一听，肝火不由往外冒，于是，挥起手中的锄头，大声骂道：“你这个狗日的！连老子你也敢捆！我不打死你这个狗日的，老子就不是人养的！”村民们见三狗太不成体统了，于是，都挥起手中的锄头，吼了起来：“滚！滚！”三狗怕不好收场，只好带着民兵们灰溜溜地跑了。　　我五叔，那时不过七八岁，曾随大人参加过二爷的批斗会。那时的批斗会场设在村小学，小学在寨子的中央，有两栋木房子。一栋是老师住的，那时只有一个公办老师，姓陈，是个女老师，在我们村里教了三十多年书，和村民关系处理得相当好，以至二爷大葬夜那天，她的儿子赶到二哥家吊唁二爷；一栋是两层楼的，上面三间，两间是教室，一间是老师办公室，下面三间就是村部。学校旁边有一棵枫香树，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农村里，任何庄严的场合都少不了小孩子，即使是像“文革”那时的批斗会，也少不了孩子们的打闹，大人是一脸的无奈和痛苦，可孩子们照样欢呼雀跃。有一次，当公社派来的民兵押着二爷走上台时，我五叔看见戴着高帽子、被民兵押着的二爷就像电影《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觉得十分好玩，于是跟在民兵的后面，喊了一句口号：“打倒土匪头子向二爷！”我爷爷见状赶紧把我五叔拉到一边。回到家里后，我爷爷罚我五叔跪在地上，并扇了我五叔几个响亮的耳光，骂道：“那是你二哥！你怎么也跟在后面喊？”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这时二爷路过我家，见之，忙对我爷爷说：“爹，你这是干什么？老五还是个小孩，他晓得什么啊？”赶紧把我五叔拉起来。那时，二爷没有受过什么皮肉之苦，但是后代却受到了影响，二爷的几个儿女都没有读过什么书，只是后来政策变了，才凭着自己的本事走出了村里，比如二爷的二儿子，我叫二哥的，现在是本地一家茶叶企业的老总，虽不是亿万富翁，但也有几百万的家产，我的外地朋友来古丈，不方便的时候，我就叫二哥卖单。　　也因为我爷爷曾收养过二爷，每次政治运动时，我爷爷都被点名，当公社派人到村里开批斗会时，要把我爷爷拉出来批斗，二爷就站了出来，伸出那条残腿拦住公社派来的人。二爷说：“不要批斗我爹，我爹又没有当过国军和土匪，要斗就斗我吧。”当然，在那个讲究根正苗红的年代，我爷爷和二爷的关系也影响了我父辈们的前途，因为二爷，命运把我的父辈们压得喘不过气来。那年，我爹本来考起了空军，可政审没有过关，也就没有去成；要是我去成了，那我就成了军人的后代，我的人生也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至今还在社会的最底层苦苦地挣扎，为温饱而忙碌，当然，人生是不能假设的。后来，我四叔也是因为政审原因，虽然成绩很优秀，但没有资格被保送上大学，只好在家务一辈子的农。当然，我们不能埋怨二爷，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　　那年农历十月，我爷爷死的时候，二爷哭得比我伯、我爹、我叔还要悲伤，三天不吃不喝。大葬夜那天，二爷跪在我爷爷的灵堂前，泪流满面，放声长哭，任谁都拉不起来，二爷一直跪到天亮。我爷爷下葬后，二爷在我爷爷的坟边搭了一个茅棚，在山里为我爷爷守了三个月的坟。于是，每天清晨和黄昏，乳白色或淡蓝色的炊烟从茅棚顶上袅袅升起，在树林间飘散，成为一道风景。二爷本想还要守下去的，我伯、我爹、我叔实在看不过意了，便强行将茅棚拆了。无奈之下，二爷才一路哭着、喊着，跟在我伯、我爹、我叔下山。下山后，二爷又在神龛上供祭我爷爷，每到逢年过节时，都要烧香纸，把堂屋里搞得烟雾弥漫。　　人世间，有很多苦难，一种是无法避免的，一种是人为的。那么，二爷的苦难，是属于无法避免的，还是属于人为的？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知道。这样，到了文化大革命，二爷的命就惨了。这个时候，全国都乱得一团糟。此时，三狗的革命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三狗最到的爱好就是指挥手下人到处革命。有一天，二爷的屋就被公社党委副书记三狗派来的造反派给下了瓦皮子，三狗指挥他带来的十几个民兵，爬上二爷的屋上，用锄头挖，用铲子铲，用铁锤砸，将二爷的屋顶挖得、铲得、砸得稀烂，瓦片子四处乱飞。那天，我躲在我娘的怀里，吓得屎尿都出来了，奈了一裤裆；二爷一家人则被几个民兵看守着，动都不敢动，空气里弥漫着紧张和恐惧。此时，就是我爷爷在世又能怎么样呢？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三狗怒吼，因为时代不同了，在这些风风雨雨的年代里，已经有许多有胆识的人步入到了苦不堪言的地步，我爷爷哪能抵挡地住这种强大的威慑呢？一家人只好搬到我家住，那时，我爷爷和我婆婆都走了，他们住的那间房就一直空着，这样，二爷一家六口就住进了那间房，这一住就是好多年，直到二哥在城里起了房子后，二爷才搬出去。后来，二爷被三狗派到一个叫五十庄给公社烧炭，五十庄在剪刀溪的右上方，那时还是一片原始次森林，距寨子有二十多里远，常有豺狼、野猪出没，在此之前，每年的冬天，村里人都到那里打得野猪，文革后，大家都抓革命去了，天天开批斗会，就再没有到那里打野猪去了。我记得那年冬天，连续了了几场雪，那雪下得好大的雪啊，所有的田野、道路、山坡、树林都裹在厚厚的雪绒里，天气冷得连狗都不肯出门，二爷一个人在山里烧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木炭。有一次，天放晴后，我爹背着我去山里看望二爷，我爹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雪都掩齐我爹的磕膝头了，脚底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看起来近，走起来远，平时我站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五十庄那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可是那天我们走了大半天，才走到二爷烧炭的地方，。那是一座老深山，在树林里，二爷搭了一个草棚，吃住在里面，棚子外面堆满了木炭，那些木炭码得很整齐，约有一米多高，像一堵墙沿茅棚饶一圈。二爷就像舂碓似地拖着残疾的右腿开门迎接我们，二爷比以前更瘦了，因为长期劳作，右腿走路更不方便了；二爷比以前更黑了，就像他烧的木炭。我爹见到二爷后，不禁泪如泉涌，二爷说：“三佬，哭什么啊？我不好好的嘛。”并指着坑架上的野味说：“我天天都在吃腊野味呢。”我一看，坑架上挂满了各种野味，有兔子、有金鸡、有竹鼠……熏得腊黄腊黄的，散发出一阵阵香味。二爷说完，就立即给我们炒野兔子肉。我爹和二爷边喝酒边聊天，不知不觉间天就黑了下来。当晚，我、我爹、二爷三人就睡在二爷的床上，山里的冬夜很寂静，只有外面的寒风呼呼地刮着，掀动着棚顶的茅草，发出怪异的声音。我恨死了三狗，是三狗把二爷害得这么苦，我在心里暗暗地骂着三狗的祖宗八代。我上初三后，《语文》课本里收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那首名篇《卖炭翁》，教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刚好是我爹。我爹给我们教那篇课文的时候，正好是落雪天，那天，五十多个学生跟在我爹的后面读课文：“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望着窗外飞扬的雪花，读着、读着……我就想起了二爷，想起了二爷曾在五十庄烧炭的日子，想起了我和我爹曾去过那里看望过……生活有时候竟然如此惊人地相似，我不得不佩服作家，把当时的生活写下来，留给后人。　　开春后，横祸又一次降临在二爷的身上。那时，县里要在一个叫白溪关的地方修电站。白溪关原属于保靖县，为了支持古丈县人民，后来划归古丈县管辖，那是一条狭长的溪谷，在当地有“小三峡”之称，这是酉水的一条支流，在白溪口与酉水汇合，出口处有一个大码头。码头是河流的重要元素，作家沈从文曾在一篇散文中提到过该码头。县里决定从各公社抽劳动力，当然也包括一些“四类分子”，这叫做劳动改造。此时已五十多岁的二爷自然厄运难逃，被抽到白溪关电站工地上，和那些年青人一起无日无夜的劳动。那时一切都是军事化，按公社为单位组成连队，我们那个公社带队的刚好是三狗，也就是说，三狗是连长。看来二爷的后半生是与三狗纠缠在一起的，按说，三狗应该对二爷好啊，可三狗没有一点人性，按农村人的说法就是不是娘养的，以至后来三够娘死了，我们寨子没有一个人去，就连三狗的两个亲娘舅都没有去，三狗的寨子上也没有几个人给他家帮忙，他只好从县城请几个桥头工，草草把他娘埋了，这是后话。此前，白溪关是沉默的，这时，由于劳动大军的开来，白溪关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刚来的时候，大家到树林里砍树木、到山坡上割茅草扎棚子，半年后，也就是夏天来的时候，几百个棚子扎成了，虽然有些简陋，几百个棚子散落在峡谷里，成为一道风景。之后，二爷被分到打炮组，即到悬崖上打炮眼，那是最危险的。因为两边都是一长排岩山，悬岩陡坎的，连猴子都难爬上去。人到半岩山去打炮眼，只好把绳子系在山顶的大树上，腰捆绳子从山顶扯着芭茅蔸，顺着岩槽下。有一次，二爷拖着那条残腿，腰上捆着绳子，扯着悬崖上的芭茅下到半山上，站在巴掌那么大的一块台地上打炮眼。烈日下，二爷挥舞着八磅铁锤，朝钢钎打去，铁锤与钢钎碰撞时发出耀眼的火星，“当――当――”的声音在山谷回荡。钢钎被一截一截打进去，最后，由于炮眼打得很深，钢钎插得很深，一时扯不动，二爷便双脚跪在地上，双手攀着钢钎，使出吃奶的力气，结果钢钎被攀断了，二爷整个人往后一翻，由于事前绳子没有系牢，从悬崖上滚了下来。也许，无常看二爷可怜，才没有取他的命，这样，一棵松树把二爷拦住了，二爷保住了自己的小命，但留下了腰部残疾。尽管二爷腰部残疾了，加上以前的腿伤，但是仍不能回家，因为二爷是国军，是土匪，就得进行劳动改造。这样，二爷又分到基建队，修水坝。那已是冬天了，要在水底下下基脚，每次下水前，二爷都要喝一大碗酒，用来驱寒。有一次，天上飘着鹅毛般的雪花，为了给元旦献礼，基建队没有放假，二爷是十多个下水员，一齐下到水底，给基脚灌浆。由于长时间浸泡在冷水里，上来后，十几人全身发颤，二爷便打开汽油桶，把汽油到在柴上，烧大火烤。这一下，竟然闯了大祸，被三狗知道了，便要召开批斗大会斗二爷，十几个基建队的火了，把三狗打了一顿。事后，二爷作为闹事带头人，在狮子口关了一个月。那时，县公安局在狮子口设有牢房，是一个四合院，全是岩头砌的平房，用来专门关犯人的。三狗通知我爹去到狮子口给二爷送铺盖，那时牢房是不管这些的，一切都由犯人家属安排。那天，我爹领我来到狮子口，二爷关在一间石头砌的岩头屋里，岩头屋矮小昏暗，人关在里面连转身都不能打转，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我们走进去，臭味满屋，实在难闻。　　　　六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历史终于迈开了新的步伐，尽管前面许多坎坷和曲折，但是步伐迈开了，就不会停下来。　　二爷是幸运的，因为他活过了“文革”。要知道，好多像二爷这样背负历史污点的人，都没有活过来，在屈辱中离开了这个人世。在“文革”那个残酷的年代，活着没有什么光荣，死亡也并不可怕，死是容易的，许多人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会义无反顾地选择自杀，原因在于，比死亡更可怕的事物出现了――人格的污辱，肉体的折磨，尊严的丧失，希望的破灭……就连大作家老舍，都含冤投湖自杀了，更何况像二爷那样的“叛徒”、“国军”、“土匪”。所以说，能从“文革”中活过来，二爷是幸运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里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落实办”。这个时候，三狗从城关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任上，调到“落实办”，任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落实办”按相关政策对号入座，对那些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各类人员落实相应待遇，这种待遇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开始时，三狗有意卡二爷，迟迟不给二爷落实相关政策，二爷到“落实办”反映问题，三狗理都没理，还故意刁难二爷，二爷忍了又忍。俗话说，事不过三，最后一次，二爷和三狗大干了一场，大不了鱼死网破，要死卵朝天，二爷也不指望平反了。那次，二爷把三狗办公桌上的玻璃、茶杯等砸了个稀烂，遍地碎渣。三狗的“文革”流习仍然没有改掉，立即给县公安局打电话，不一会儿，来了两个民警，一老一少，民警再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抓人、捆人了，老民警问清事情的原委后，只说了二爷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就带着少民警走了。民警走后，二爷更加放肆了，抓住三狗的衣领，问三狗：“到底给我办还是不办？”三狗口气硬得狠：“就是不办，你能把我怎么样？”结果被二爷狠狠地打了几耳光。就在三狗要还手的时候，我爹赶来了，我爹脾气相当爆糙，我爹参加工作四十年，只所以没有混出过人样来，当了一辈子的教书匠，与二爷的牵连有关，但更多的是与他那爆糙的脾气有关，我爹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性格决定命运”这个论断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假如我爹脾气不爆糙的话，我爹至少可以当县教育局局长。我爹把二爷拦在身后，把狗急跳墙的三狗乱来，从而伤着二爷。我爹右手的食指指着三狗的鼻尖尖，一口气骂了三十六个“杂种”，把三狗骂得狗血喷头，三狗连眼睛都睁不开。本来，三狗和我爹是血老表，我爹是不能这样骂的。但是，人有时候气急了，气晕了，是不管场合的，先骂再讲。正因为我爹如此骂过三狗，三狗嫉恨我爹，以至我爹死时，三狗在路上碰到我，问我爹是否死了？我说，死了。我以为三狗会来看我爹的，哪知，三狗没有来。这时，其他办公室的干部闻讯赶来了，都指责三狗，说他“太不像话了，有损党员干部形象”，这样，三狗才罢休。后来，这事惊动了州“落实办”，在上级的干预下，这样，二爷那顶戴了30年的土匪帽子终于摘掉了。按说二爷应该扬眉吐气了，但是他仍不满足，因为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在战场上流过血，负过伤，为国家富强、为民族独立作过贡献，按说，应该得到政府的照顾，不过那时，政策不像现在这样提倡以人为本，完全是人性化执政。为此，二爷只能把想法埋在肚子里。　　“好在历史是人写的”，这话不知是谁说的，但它道出了历史的真相，历史就是历史，是不能随便涂改的，是不能颠倒黑白的。施仁政，可兴邦。随着社会的进步，执政者变得理智多了，成熟多了，人性多了，正如古代贤哲说的那样“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样，国民党正面抗日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二爷看到许多当过国民党兵的被落实为“抗日有功人员”。于是，二爷开始了自己的上访之路。二爷多次到县里、州里上访，但“土匪”这段历史又影响了他，有关部门认为二爷当过土匪，不能享受“抗日有功人员”政策待遇。有一次，二爷到州信访局上访，刚好我到州党校参加“科学发展观”学习，于是，信访局打电话给我，要我把二爷领回去。我来到信访局的接访室，只见二爷坐在角落里，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老泪纵横，不时用手背擦脸上的泪水。我明白，那些泪水在二爷眼里不知聚集了多少年？那里有委屈、有苦楚、有后悔、有愤慨、有不满……此时此刻，我的心里就像堵了一堆稻草，极为难受，可是我又什么办法呢？这年头，领导最怕的就是上访，见到上访户就像见到灾星一样，躲都躲不及，哪会接待啊！我走到二爷身边，对二爷说：“二爷，我们回去吧。领导们都忙，哪有时间接待您老人家啊。”二爷说：“忙？忙？整天都忙吃忙喝去了吧。”我说：“这年头，领导吃喝也是工作啊。”因为，有时我也搭到老爷喝杯汤，陪领导吃吃喝喝，深知吃喝之道。当然，我不能把这些说给二爷听，我还有组织原则的。可是仍我怎么劝，二爷就是不听，硬是要见州里的大领导。二爷说：“今天不见到领导，我就死在这里。”我怕二爷真有个三长两短，只好给二哥打电话，二爷老后，跟二哥住在城里。二哥赶来后，对二爷说：“不就是个抗日有功人员嘛，一个月多百把块前，家里又不缺钱。”二爷说：“你不懂。”二哥说：“我不懂，你懂？当年和你一起的，好多都死在战场上，你还捡得条命，活到了现在，你有什么不知足的？”无奈之下，二爷只好跟我们离开了信访局。可是，出了信访局大门，二爷不肯上二哥开来的车。此时，刚好是下午上班的时候，一些爱管闲事但又管不了闲事，纯属无卵事做的人围着我们看热闹，充当看客是一些无卵事做的人的特性。二爷指着那条残腿对围观的人说：“我打过日本鬼子啊！”“我打过日本鬼子啊！”二哥见二爷不肯上车，发火了：“您打过日本鬼子又怎么样？赶快给我上车，您不要面子，可我要面子啊！”我赶紧说：“二哥，别嚷了！”又对二爷说：“我们走吧。”在我和二哥的搀扶下，二爷才上了车。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那天，我有事到二哥家，只见二爷精神抖擞地坐在沙发上，收看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见我来了，忙招手叫我坐在他的旁边。坐好后，我才注意到，二爷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黄军装，胸前挂着一枚“白日青天”勋章；头上是一顶灰帽子，前面缀有两粒黑扣子，这身打扮就和我常在电影和电视里看到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兵”一样，我不知道二爷今天怎么弄这一身打扮？我敢到好笑，便想问二爷，可话到了嘴边又咽了进去。二爷目不转睛地瞪着电视，并不时自言自语：“讲得好！讲得好”“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当胡锦涛讲到：“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这时，二爷早已泪如泉涌。长这么大了，我还是第一次见二爷流泪。我忙从茶几上的餐巾纸盒里扯出几张餐巾纸递给二爷。二爷擦了一下酸泡的眼睛，然后对我说：“二华华，胡总书记都这么说了，为什么我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落实呢？难道我不是抗日有功人员么？”“二华华”是我的乳名，因我哥的乳名叫“华华”，自然我的乳名就得叫“二华华”。对于二爷说的，我无言以对，我能说什么呢？如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很多，何况有些执行政策的人是“对自己有利的就顺产，对别人有利的就难产，对自己不利的就死产”。二爷继续说：“我还是得到上面上访去，看来，只有上面才能解决我的问题。否则，我会死不瞑目的。”二爷所说的上面，是指“省里”或“中央”，我说：“您都这把年纪了，拄着拐杖都打抖，去上面干什么？万一有个……”我话还没有说完，二爷就说：“去干什么？去上访！我就不信上面不解决我的问题，否则，我会死不瞑目的！因此，我就是爬，也要爬去！”我仍然劝说二爷，二爷仍然坚持着“就是爬，也要爬去！”看来二爷是下了决心的，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长城非好汉。二爷从小就是一条汉子，当然心也就不会死的。　　此后，二爷又开始了他的上访之路。已经九十多岁的二爷，就像秋天树上的苞儿熟透了，风一吹就要掉下来。因此，二哥对二爷看得很紧，怕二爷到“上面”去上访，怕二爷死在上访的路上，如果二爷真得死在上访的路上，作为做晚辈的我们，会被人戳脊梁骨的，骂我们不管老人，骂我们是不孝子孙。然而，二爷是个大活人，又怎么看得住呢？有一次，二爷去省城长沙上访，把我们一个家族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因为二爷去的时候，谁也没有说，是一个人偷偷去的。那晚，二哥回到家里，不见二爷，以为二爷到哪里玩去了。可是到了晚上十二点，还不见二爷回来，便慌了手脚，赶紧给我和族兄、族弟们打电话。二十多个人来到二哥家后，根据二哥提供的线路，分头去找。我们找遍了县城每一个角落，连二爷的影子都没有看见。天亮后，大家聚在二哥家里，二哥发火了：“再也不找了，让他死在外面。”其实，这是一句气话，如果二爷真死在外面，最出洋相是二哥。上班后，我无精打采，老想着二爷，二爷不会出事吧？真出事了，哪可怎么办？这样，想来想去，老是投入不到工作中去。十点多钟的时候，我接到了二哥的电话。二哥说，你二爷有下落了。我问，二爷到哪里去了？二哥说，你二爷到省里上访去了，你赶紧和我到省里去取你二爷。　　二爷是坐火车去省城长沙的。二爷先从县城车站坐快吧到吉首火车站，然后凭《老年证》买了一张进站票，上了张家界―长沙的527次列车。途中，列车员查票时，见二爷那么大的年纪了，就问他去哪里？二爷说，到长沙看几个战友。列车员本想还要问的，因没有买票的人太多，忙着补票，也就放过了二爷。二爷其实心里很虚，生怕列车员看出他是去上访的，因为一旦看出二爷是上访人员，就得立即通知当地政府，派人来取，按照潜规则，地方政府有越级上访的，在考核时是要被扣分的，这会影响当地领导的升迁，因此一些地方对上访者是前堵后追。哪知，到了长沙火车站，二爷一下车，就在月台上被几个本县驻长沙办事处和省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拦住了，这几个工作人员中有一个就是三狗的小儿子，是县信访局的一名副主任，螺蛳生儿扭头种，老鼠生耳打地洞，三狗的小儿子继承了他爹的衣钵，是个吃肉不吐骨头的家伙，上访户见到他就像见到了阎王。一个喜欢写作的人，无疑乃是喜欢思考的人，思考，然后入睡；醒来，继续思考。于是，有时我想，这样对群众没有感情的人，怎么能当信访干部呢？不过仔细一想，又明白了，有些领导不正要这样的拦门狗吗？于是，三狗的小儿子把电话打到了县信访局，县信访局的人把电话又打到了二哥那里。　　我们坐“吉首至长沙”的快巴到了省城，之后又坐的士到了省信访局。在省信访局的大门口，三狗的小儿子等几个工作人员早在那里等我们。之后，我和二哥在他们的陪同下，在岳麓山“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找到了二爷。爽爽的秋风里，漫山遍野的红叶摇曳着。二爷胸前戴着白纸花，干枯的像松树皮的双手早已不听使唤，筛糠似地抚摸着嵌在汉白玉碑上的一个个名字，痛哭不已：“弟兄们啊，我看你们来了，你们怎么都不出来，跟我说几句话啊？”二哥说：“他们都死了几十年了，怎么会出来跟你说话？”二爷说：“你不晓得，这几天我都看见了他们，他们都是我的生死弟兄啊！”二哥说：“那是梦里。”“不是梦里。”二爷指着山下的荣湾镇，说：“你俩快看啊，我的那些弟兄们正在打日本强盗呢！”接着，二爷突然来了精神，挥起手臂，大声喊了一句：“弟兄们，跟我冲啊！”二爷刚跑了几步，就在一棵松树边倒在了地上。此时，夕阳西下。山下，荣湾镇各条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湘江上船只往来穿梭，空中，枫叶如一面面小红旗在风中飘飞；近处，林荫小道上，游人们随意散步，脸上满是幸福和祥和的笑意；天空中，一片片绚丽的晚霞漫天飞舞。　　　　七　　　　二爷从省城回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县信访局，打听他的信访答复下来没有。　　二爷的信访答复一直没有下来。　　人生就像一件破依裳，缝缝补补就过去了。转眼，二爷100岁了。清明节那天，是二爷100岁生日，世界上有几个人能活到100岁？一个人的寿宴，其实就是一群人的聚会。二爷的百岁生日寿宴，对于我们来说，即高兴又担心，不知明年还能不能有这样的聚会？于是，二哥给二爷做了一个盛大的生日寿宴，邀请亲朋好友来给二爷贺寿。那天，我和妻子从山里挂完亲回来，便来到了二哥家，参加二爷的寿宴。此时，宾客盈门，川流不息，来了一泼又走了一泼，走了一泼又来了一泼……三狗也在贺寿的人群中，此时，三狗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黄土早就埋到了脖子上，一个人越接近死亡，心也就善良起来。三狗毕竟和我们一样是个凡人，不是一个政治家或思想家，也不是一个勇猛的斗士，至多只能算一条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牵着的狗，在那不正常的年月里，乱叫了几声，退休时连正科都没有解决，于是，他把这个社会也就看白了。所以，我们宽恕了三狗，来得都是客，是客就要好好款待，因此，我和二哥把他安排在我堂兄的那一席。二爷坐在太师椅上，这张太师椅镂空雕花，是枣红色的，颜色虽然沉闷却发出闪闪的光泽，这是二爷那年从桃花江回来，新居落成时本家地主送的贺礼。坐在太师椅上的二爷，看着晚辈们尽情地吃，尽情地喝，然而脸上却没有一点乐意，好像有什么心事。当轮到我给二爷敬酒的时候，二爷眨着干枯的眼睛，磨着干枯的嘴唇问我：“二华华，你说，我是不是抗日有功人员？”当时，我真的蒙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二爷的话。真的，我真想说，二爷，您老人家确实是抗日有功人员啊！可是，我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国家公务员，二爷的事，我又怎么管得了啊？敬完酒后，我只好躲在厕所里痛哭……从厕所里出来，我又来到酒桌上，拼命地喝酒，一碗接一碗地喝，不管别人怎么劝，越劝，我喝得越起劲。是啊，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一想到二爷的事，我就一肚子的娘没有地方骂，只好借酒消愁。真的，我算个卵人！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第二天，醒酒后，婆娘骂我，你二哥都没有哭，你哭什么卵？也难怪，婆娘是外乡人、外姓人，要不是我收留了她，也许现在她还在流浪，她哪里知道二爷和我家的关系啊。　　二爷100岁生日后，身体日渐衰弱，毕竟是百岁老人了，我日益明白与二爷永远分离的日子就在眼前，也知道必须接受这不可避免的现实。我说过，我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为温饱而奔波的人，不可能守着二爷，于是，几天后，我就下到我们单位的扶贫联系村去了。那是一个边远苗寨，距县城有一百多里路，坐车要三四个小时才到。那天，吃过晚饭后，借着酒兴，我和几个村民坐在院子里的一棵开满洁白花朵的梨树下扯闲谈，正扯得高兴的时候，二哥打来电话，要我赶快回来，说二爷不行了，要我到他家给二爷接气。我顿时就木然了，痴呆了好一阵子：“二爷怎么走得这样一来快啊？几天前，才过100岁生日呢。”尔后便潸然泪下。村支书是个机灵人，见我那样子，知道家里肯定出大事了，立即叫人找了一辆农用车。我坐着农用车冒着无边无际的茫茫夜色往二哥家赶，当我赶到二哥家时，已是晚上十一点了。二爷躺在床上，枕头垫得高高的，身上盖着一床洁白的铺盖，正个人都变形了，几天不见，二爷的脸没有一点血色，皮包骨似的，眼睛都抠进去了一大截。二爷看见我，似乎眼睛亮一了下，接着又枯了，我不知那“亮”是什么意识。那晚，我是看着二爷是慢慢断气的，但是眼睛始终睁着，死死地睁着，并且睁得有桐油籽那么大。二哥用手抹了一下二爷的眼睛，二爷的眼睛还没有合拢，就又睁开了；二哥连续抹了几次，二爷的眼睛就是不肯合拢。二哥说：“看来，没有给我爹落实抗日有功人员政策待遇，他是不会闭眼的。”看到二爷死不瞑目，我于心不忍，心想：怎么能让二爷带着遗憾去黄泉呢？这时，我想欺骗二爷，满足他的需要，我知道欺骗会比伤害更让人无法饶恕，但是有时候欺骗并不是恶意的，而是一种善良的表现。于是，我赶紧从口袋里摸出餐巾纸，在二爷眼前晃了一下，说道：“二爷，今天上午领导开会，说你是抗日有功人员。看，会议纪要我都给你带来了。”　　二爷听到我这么一说，不知是什么原因，眼睛终于闭拢了，合上了。二哥见二爷的眼睛终于闭拢了，合上了，便把盖在二爷身上的洁白的铺盖从他的胸脯处慢慢往上拉向颈脖、面部，直到盖住了整个头部。旋即，一股轻捷的风倏然旋起，升向空中，我看见一缕阴影随风飘出门外……就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二爷灵魂也就随之上天了。也许，这就是上苍的安排：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　　“人生天地阔，忽如远行客。”就这样，二爷永远地走了。但二爷的故事，却渗透到我的生命里，并且还将渗透下去，永远渗透下去。--博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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