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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份写作”看当代学院知识分子小说三部曲
　　　　【内容提要】
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知识分子
　　的地位以及形象也在悄然改变。相继出现的学人小说《丽娃河》、《桃李》、《
　　沙床》深刻地反映出转型期学院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精神困境，而小说在文学传播
　　的遭遇也恰好应证了这一点。本文拟从“身份写作”及其“身份效应”的角度来
　　观照这三部学院知识分子小说在文学制度下的存在状况。
　　　　【关键词】 身份　知识分子　《丽娃河》　《桃李》　《沙床》
　　　　　　　　　　　　　　　引　言
　　什么是知识分子？从“实体性”来说，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新华词典》）然而作为传承与创制文化的主体，知识分子并不满足于单纯的职业角色，而更乐意从社会地位与功能的角度来界定自身，这种界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比如曼海姆最初认为知识分子是“自由漂浮的”，具有“非依附性”，从而能超越狭隘的阶级利益；葛兰西却认为知识分子是特定阶级或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有机的知识分子”；古德纳干脆把知识分子定义成掌握“文化资本”的“新阶级”；可是布尔迪厄觉得知识分子只是“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进入到后现代社会，福科宣称“普遍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亡，“特殊的知识分子”取而代之，鲍曼也同意说知识分子已从“立法者”转为“阐释者”，可萨伊德却大摇其头，认为知识分子应是“业余者”，做“公共知识分子”
[1]……“一种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2]
知识分子在社会学上对于自身角色的纷繁定义，表明了他们先在地把自身圈定为一个特殊的功能性阶层，并且试图通过对自身的规定（一种想象形式）来确立身份“归属”从而站稳脚跟。而兼具学者、作家、知识分子（本文所论及的“知识分子”皆指功能性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三种身份的文学知识分子，采用了更为特殊的追寻身份“归属”的方式。他们凭借学者的知识修养进行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在书写自身中既完成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也实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的功能。这种对身份归属的追寻是身为知识分子的作家进行此类文学创作的心理动机，由此可以解释知识分子小说在文学史上数量众多并且从未间断的现象：
　　从五四出现中国的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开始，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展现了二十年代从启蒙者身份滑落的知识分子的犹疑、妥协及其悲凉的精神境况；钱钟书的《围城》嘲讽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在风云激荡的时代背景下无所依托的无聊和虚伪；杨绛的《洗澡》继而反映五十年代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自我改造的滑稽与无奈……文革结束以后，大学制度与出版制度、新闻制度逐渐恢复，知识分子被国家体制全面收编，学院知识分子即为体制化的典型。知识分子经历了政治边缘化后，又面临90年代市场经济冲击下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的边缘化，逐渐丧失了担当“社会良心”和“普遍真理”的代表的信心。学人李的《丽娃河》（1999年）、张者的《桃李》（2002年）和葛红兵的《沙床》（2003年）这三部长篇小说，便是知识分子再次从神坛走下后勇敢面对自身疾病的结果。它们成功反映了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学院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下的不同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并以此承继了文学史上的知识分子小说的批判传统。然而在90年代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下，当代知识分子小说呈现了新的特征：知识分子的批判往往建立在作家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基础之上，同时，这种落差带来的惊异感同样存在于大众之中（因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是社会及其自身共同要求与期待的，在某种程度上大众想象与知识分子自我定义的形象趋于一致），因此，出版社、报社等大众传媒巧妙地利用知识分子小说中的身份落差（能使读者“期待遇挫”）来制造“身份效应”吸引眼球，与文学作品一道创造新的文学意义与文化风景。
　　面对这个在新的文学体制下的新的文学现象，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身份写作”（详见注释[3]）来加以研究。在此，笔者粗略地将其限定为题材上的“写身份”和创作中的“身份写”，同时在文学传播中的“身份效应”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内。
　　　　　　　　　　　　　　　　一 “写身份”
　　我们首先从这三部小说对知识分子形象及命运的书写入手，看看他们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时代挤压，如何寻求出路，有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
　　《丽娃河》指出的学院知识分子困境在于：权力的压迫。而这种权力是体制所赋予和保障的。
　　蔡元培先生曾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殿，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4]刘易斯?科塞解释了大学何以能成为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原因：“学院人享有着不同寻常的自由度，因为与大部分人不同，他有一份得到保证的工资，这份工资与向市场提供具体的产品无关。”[5]
大学用制度化的措施排除了市场对学院人的压力，可以使学者安心研究“高深学问”。与此相应的，也有了对学者形象的想象：“学者全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目标，他们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考中，简言之，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也就是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朱利安?本达）[6]。然而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能如此清高，学术成果评估、职称评审、学术头衔的授予体系与知识分子的生存条件如住房、医疗、津贴牢牢挂钩，在种种利益的诱惑之下，知识分子间追名逐利、勾心斗角的战争在象牙塔的掩护下轰轰烈烈地发生。在知识分子已经普遍学院化、专家化、制度化的今天，这种体制内斗争愈演愈烈。
　　《丽娃河》里体制下的受益者与维护者的一方掌握行政权力，如校党委书记贾利民、中文系系主任吴天云（吴胖子）、系党委书记陈若莲和辅导员毛善平（黑猫），另一方掌控学术权力，如汪仁明、忻向苏、袁逸儒、张超、卢强等学术权威及其弟子。两方相互勾结，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包括女性身体在内的各种肮脏与卑鄙的“交易”与“买卖”。而知识分子又善于以唱道德高调来掩盖自身人格的弱点，比如中文系最年轻的博导张超在文学研讨会上大讲道德理想：“我们累死累活，劳苦一生，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伟大的理想么？不就是远大的目标么？难道说连这个也要动摇么？先生们哪，小姐们哪，女士们哪，你们谁愿意承认，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没有哪怕是一点道德的理想和理想的道德？”[7]，可他在背后干的却是如何从导师袁逸儒手里接过大权，与系主任一起操控大局，以及利用招收研究生的权力勾引漂亮女生上床的勾当。
　　这些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从校党委书记贾利民到吴天云提拔的辅导员毛善平，从袁逸儒到张超的博士生卢强，一代比一代堕落，权欲物欲性欲愈发横流泛滥。在这样令人憋闷与窒息的恶劣环境下，“出走”似乎成了不愿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的最佳选择，然而，出路何在？
　　这个问题的答案通过体制下的受辱者（以施先生、章先生、凯方、龙在田、陶乐天等人为代表）的选择体现出来。施先生和章先生两位学术老人选择了“隐”，凭借过硬的学术成就立身，不参与任何权力利益纷争，但也因此只能给予晚辈如凯方、龙在田、陶乐天者以精神上的支持而无实质性的帮助。袁逸儒的博士生凯方对这个疯狂的世界彻底绝望，选择了永远的别离――从文科十七楼跳下。而龙在田与施先生的博士生陶乐天分别选择了章先生的忠告“出国”与“经商”，最终叛离了大学，似乎是一次冲破牢笼的胜利大逃亡。
　　然而男主人公龙在田的被拯救让人深思。龙在田可以说是小说中最接近真正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人物，他在职称问题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一方面使他能更深切地体会到体制内隐藏的丑恶，另一方面也使他成为高校里的另类，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体制之外，从而保持了批判的精神与力量。“批判精神和不受束缚永远是他的标志，因为他总是在一个社会中但又不属于这个社会。一定程度的疏离正是知识分子角色的先决条件。”[8]
所以龙在田在学校里是个“恃才傲物”，常常与领导、同事吵架的脾气颇大看什么都不顺眼的家伙，他犹如一面明镜，使卑鄙者的卑鄙，高尚者的高尚一览无遗。然而当另一面明镜――女主人公苏非到来的时候，同样也照出了龙在田人性的软弱。这个既有林黛玉般高洁的心灵，又有薛宝钗般灵活处世能力的近乎完美的女人一举拯救了龙在田的爱情和生活。然而，文中有段对话却透露出某种危险的气息：苏非说：“嘻嘻，有朝一日，你突然以一个海外学者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真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龙叹了口气说：“更过瘾的是，我有一天以这个学校的校长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丽娃河》的可贵之处便在于毫不回避与遮掩知识分子的生存斗争的丑恶，打破“士”自诩“忧道不忧贫”“安贫乐道”的传统神话与面具，然而，龙在田的此番言谈却让人担心：如果说当初龙的战斗性是其的不公平待遇的客观因素所造成的话，那么一旦生存条件改善，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该以何为继？对体制的激烈反抗，说不定是另一种形式的臣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丽娃河》在显示知识分子在现实诱惑之下保持对抽象普遍的真理与道德的追求的难度上走到了一个深远的地步。
　　另外，《丽娃河》将“从商”作为知识分子从体制叛逃后的出路之一――这种对商业的态度耐人寻味。辅导员姜丽人的命运充分展示了这一点。为了毕业后能够留校，她向对她心怀鬼胎的吴天云屈服，嫁给了他的儿子，生活在屈辱之中。这时，从大学开始就暗恋她的楚雄摇身一变，成了归国富商，扮演了另一个拯救者的角色。姜丽人出任“象牙之塔”总经理，顺利离婚，在曾经受尽屈辱的大学里受到隆重的礼遇。在她之后，陶乐天博士毕业，从《海上文学》编辑部退出，转任“通吃岛”迪厅总经理。几个人似乎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然而陶乐天仍然带有知识分子意识，对老婆感慨说：“想想自己真堕落，哪一天再碰到龙在田的话，他肯定认不出我了。”可老婆一句话把他说懵了：“这年头本来就没有高度，堕落什么了？你倒说说看，你是从哪里堕落下来的？”既而对比更堕落的张超教授，发现他们至少“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从来没贪过人家的便宜。”然而，这种对商业的宽容，更多的是出于反衬体制下的巨大丑恶的需要，在这种“胜利”的背后，其实反映出深刻的时代内涵：在经济建设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之时，原有的意识形态下的强势话语权所有者身份骤然改变，金钱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知识分子选择从商来叛逃，只是基于这种强势话语权的巨大魅力。这当中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
　　这种危险性在《桃李》的主人公邵景文身上昭示出来。从表面上看，邵景文获得了强势话语权而异常风光：他一面做着名牌大学里受人尊敬的名教授名博导，一面开办律师事务所和担任企业的法律顾问拿上百万的律师代理费。他既不是纯粹的学者，也不是纯粹的商人，却在体制内外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然而回顾邵景文的心路历程，不难发现知识分子的悲哀之处：
　　邵景文80年代上大学，学的是正处在辉煌期的文学：“那时侯的黄昏仿佛就是为文学青年准备的。在草坪上，在竹林中，在花台边……随处可见手捧诗集的少男少女。”[9]
在苦难中长大的邵景文理所当然地成了文学青年，在晚会上表演吹萧和诗朗诵，大出风头，而且还获得了学经济的文学爱好者曲霞的爱情。可是他的父亲为了供他读书割电线被电死，村支书把所有的账都赖在他父亲头上。曾经立志当作家和诗人的邵景文便下定决心改考法学研究生，把支书告倒，为父亲报仇。曲霞一开始竭力反对邵景文放弃自己的理想，却在两人合写的诗集因经济原因出版受挫后改变了态度：“我算是看透了，现在搞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学注定要边缘化。”之后两个人却在被房屋中介公司骗走800元后是否提起法律诉讼问题上再次起了争执：曲霞从经济学角度认为用法律解决问题时，也要讲诉讼成本，要考虑投入和产出，这个案子并不值得他们耗费最后的相聚时光，而当时的邵景文却固执地认为“人总要坚持原则”，“发誓要当一个好律师，用法律的手段为千千万万的受害者讨回公道”。只是这样的书生意气或者说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在越发功利与复杂的现实社会面前被逐渐淡忘，尤其是在邵景文开办律师事务所前所打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楼梯案”之后。这场官司他动用了法律圈和媒体内的众多关系，足足耗时两年都没打下来，却在师妹找做地区副专员的父亲写了个条子两天后就解决了。这成了邵景文心中永远的痛：“一个堂堂的法学教授却无法打赢一个法律问题十分清楚的官司，最后靠关系，靠权势给对方当事人施压，才得到了庭外和解。”这彻底摧毁了他心目中法律高于一切的信念。在此之后，他做了民营企业家宋天元公司的法律顾问，利用法律的漏洞维护自身利益。他逐渐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蜕变成功利主义者，法律成为赚钱的工具，而非自己的信仰。邵景文弃文从法的经历恰好折射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80年代以来的某种角色转变：从制定普遍的是非和道德标准的“立法者”的人文知识分子转变为在知识多元化中提供沟通服务的“阐释者”（鲍曼）的法律工作人员，并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尤其是经济社会急需的法律知识作为自己的“文化资本”（古德纳）成为“新阶级”，这种“文化资本”使其可以把自己的知识与社会交换金钱，在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然而无所不在的国家政治权力以及商业社会的经济势力却让他终于明白，自己仍然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布尔迪厄）。刘易斯?
科塞认为：知识分子“以更高层次的普遍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问，针对注重实际的要求，他们以‘不实际的应然’相抗衡。他们自命为理性、正义和真理这些抽象观念的专门卫士，是往往不被生意场和权力庙堂放在眼里的道德标准的忠实捍卫者。”[10]
然而在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守卫普遍真理与道德的职责似乎难以为继。理性成为知识分子的护身术（比如邵景文用来斟酌哪个女人碰不得，哪笔钱不该赚），而非作为与世俗化相抗衡的超越性精神。《桃李》最后，春风得意的邵景文被情人杀害，他的弟子也死的死，疯的疯，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由此可见，无论是《丽娃河》的逃离大学体制，还是《桃李》在体制内外获得双赢的道路，都反映了知识分子自身价值观的漂移――试图借由时代的强势规则走出困窘，背弃了知识分子应以“应然”批判“实然”的天职，最终没能真正地从实现知识分子的功能中寻找到身份归属感而拯救自己。
　　在此之后，尽管只相隔几年时间，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条件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随着体制内的收入的上涨与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丽娃河》和《桃李》中的生存危机已经不复存在，强势话语权似乎有回到知识分子手中的趋势。知识分子重新承担起捍卫真理的职责，回到对抽象价值的追寻上来，其价值标准的判定者的功能性身份重新受到大众关注。《沙床》就书写了这样一个追寻抽象价值的范例，但是效果却令人颇为怀疑。主人公诸葛是上海某大学的哲学系教授，没有生存压力却有着深切的生命焦虑：家族遗传病像在他的体内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迫使他不能像常人一样在日常的繁忙中暂时忽略死亡这一必然结局。死亡本是一种非常态，然而此时以疾病的方式提前预演，似乎昭示了命运与上帝的存在。诸葛不甘心人活着仅仅只是出于对死的恐惧，而希望有可能通过自己的追寻发现作为有限者的意义。《沙床》的价值并不在于给出生命意义的具体答案，而是在诸葛的“追寻”本身，在“追寻”的动机、途径与效果中反映出现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或者说普遍疾病。
　　印度禅师奥修认为，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是头脑、心灵与身体的不断分离导致自身的不和谐，所以焦虑感、不安全感等情绪才会愈演愈烈，破坏了生命原本宁静美好的状态。最可怕的是，头脑的野心越来越大，在意图控制心灵与身体时走向疯狂。由于知识分子这种“脑力工作者”的职业特性，这种疯狂比常人更甚。
　　让我们首先从诸葛追寻生命意义的动机说起。作为哲学教授的诸葛认为：死亡是上帝的惩罚，生命是为前世的原罪支付的罚金，其中的快乐与幸福都是短暂的和非公义的，穷愁、陶醉、悔恨等才是个体的在世结构。死亡使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有限的人在无限的永恒者面前只能是渺小和无能为力的。有死亡这个巨大的惩罚在此，我们靠什么才能支撑着活下去？诸葛意图通过哲学的理性思考甚至基督信仰来寻找到某种意义，来确定人类苟延残喘的合法性。然而弗洛伊德却在临终时的信中写道：“当一个人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他就得病了，因为无论意义还是价值，客观上都不存在。”[11]
姑且不论死亡究竟是不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可怕的恶魔（在这一点上无数宗教家与哲学家已经争论不休），也不论追问生命意义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就诸葛的现状而言，无论是哲学沉思，还是宗教信仰，都强有力地把他拽进对未来某个问题的极度焦虑之中，尽管“死亡”确实是个巨大的问题，可是诸葛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我现在仍然活着，即使没有为了任何目的。死亡并未到来。当诸葛在对死亡的耿耿于怀与在哲学和信仰中沉迷（这种沉迷造成了他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感伤情绪）时，他活在了对未来焦虑的虚空之中，而远离了此刻的生命本身。如果说长久的远离是死亡造成的话，那么这个片刻的远离竟然是头脑自己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头脑似乎成了死亡的帮凶，提前进入生命进行暗杀。
　　弗洛伊德接下来的那句话更为有趣：“一个人这样做，只能说明他的未得满足的原欲过剩。”盘桓在诸葛头脑中的对生命有限性的失望，使诸葛陷入万念俱灰的境地，身体本能的性欲也因被头脑判了毫无价值的死刑而倍受压抑，于是诸葛进一步陷入头脑的疯狂里远离了生命。但是身体有它自己的规则，所以在头脑虚弱的时候，生命的本能便突围而出，呈现出让诸葛惊异的色彩。这种内在生命的渴望如此坚韧有力，把外在束缚比如道德规范远远抛在了身后，所以才有了诸葛与多名女子的性关系。在诸葛这里，性与爱分离，却与生命相连，性是这个虚弱之人感到强烈的生命气息最直接的方式。诸葛性格中的敏感天性察觉了身体作为生命意识的传递者的这种伟大，所以才有了对日本女孩Onitsuka的身体之美的歌咏：“我看见那朵蓝色的玫瑰盛开在她的脐部，像一团火焰，它带刺的花茎深深地插入进而隐没在她的内里，似乎这花就生长在她的深处，在她的身体里有它隐秘的源泉，它汲取着她身体里的芬芳，将那隐秘的芬芳热烈地公布于众，从身体的深处到身体的外表，这花开在想象力无法企及的地方，它是身体的奇迹，那伟大的阴柔之花。”[12]
然而性的力量依然是有限的，它只能短暂地缓解头脑的疯狂带来的压迫，让人在无自我无时间性的快感中暂时遗忘一切。单纯依靠身体，并不能拯救诸葛的精神困境。沉迷于身体，就和沉迷于头脑一样，都是导致生命失衡的原因。所以，在与健身教练罗筱做爱后，诸葛感到强烈的晕眩：“天空成了深渊，飞升成了坠落，向着深渊的坠落。”
　　那么，面向人心灵层面的“爱”呢，是否是拯救的力量？诸葛对此是最为怀疑的：“男女之爱只是属于人的低贱的感情，由忌妒的风、仇恨的水、抢夺的药把握。”这是在比较上帝之爱的高贵和宁静的意义上说的。对于世俗的爱情，他更是不屑：爱情“是一种交换关系，精液和唾液是这种交换的象征，更本质的主要是金钱和地位。”同样，他对自己的“自恋”以及身体的病而无力爱的体认，也让他一直拒绝承诺“爱”。但这同样是理智层面的认知，无法阻挡心灵的脚步，所以他和裴紫逐渐走到了一起。裴紫是一个将“爱”作为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力量的女人。她的丈夫为了爱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种忘我的爱给了裴紫对爱的信心，同时也有了继续生活的信心。所以，她选择在丈夫死后两星期与诸葛见面，为这份可能的爱活下来，并且一直盼望诸葛能勇敢地接纳她。然而就在诸葛逐渐被裴紫对爱本真的执着所打动，恢复了对日常的物质的家庭生活的欲望之时，他终于与裴紫做爱，裴紫却暴露了对生命的无常的恐惧：“我是寡妇命。骂我吧！骂我吧！”应该说，这时的诸葛，已经彻底地了解爱并不能超越死亡的事实。所以，作者最后写道诸葛承担起爱情的责任向裴紫求婚，显得不合逻辑，仓促而勉强。
　　诸葛在头脑认知（哲学与信仰）、心灵感应（爱）、身体经验（性）三个层次上的探寻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真我”在头脑、心灵与身体背后沉睡，真正的拯救，远未到来……
　　从《丽娃河》到《桃李》再到《沙床》，知识分子的职业身份从文学讲师到法学教授再到哲学教授，从体制压抑下的憋闷到在商业规则下的迷失再到死亡阴影下的迷茫，可以说，这三部小说构成了反映当代学院知识分子生活与精神状况的“三部曲”。这些不完美的知识分子形象，更为贴近普通人（这给予了读者阅读的亲切感），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面对权力、金钱、女色的诱惑甚至更甚。所以，这“三部曲”的背后，隐藏着当代知识分子对自身功能与身份实现的深深的忧虑：在这个俗世化的存在各种病症的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如何才能够克服外界压力，如何面对自身的无力感尤其是理性的无力感，重新担当起守卫真理与道德的重任？
　　　　　　　　　　　　　　　　二　“身份写”
　　分析完作品的人物形象，从具体的文本走出，我们发现这三部小说的不同遭遇颇为有趣。
　　如引言所述，知识分子在当今已被国家体制全面收编，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处于无处不在的文学制度之下。“文学制度既包括文学的社会性因素，如文学的出版与传播，文学的组织与社团、批评与论证、审查与监督，也包括文学的接受、消费以及作家的身份特征。”[13]
而作家兼具学者、知识分子身份的状况使得文学作品在文学制度各因素与环节中的运作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
　　在引言中我们已经探讨过知识分子小说产生的动力是来自于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对身份归属的追寻的需要，下面我们具体讨论一下作家与学者身份的重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著名作家都曾在大学任教：鲁迅、胡适、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朱光潜、林徽因、废名等。然而进入到50年代，由于文学界的权力调整，大学及大学里的作家地位逐渐下降，尤其在58年大学进行了针对文科教授和作家的“拔红旗，插红旗”的批判运动之后，大学里的作家在文学界的影响已经变得很有限，“大学被看作是‘脱离实际’的地方，‘经院式’的知识传播场所”。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任职的作家增加了，比如曹文轩（北大）、格非（清华）、徐坤（社科院文学所）、西川（中央音乐学院）等。[14]
虽然作家不一定非要和学者身份联系到一起，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的观察、体验的深度，表达的强度和创造力，是和他的‘学养’，他的‘文化修养’的状况相关的。”[15]
　　《丽娃河》、《桃李》和《沙床》这三部小说，很明显地得益于作家在大学的生活经历，同时，学者的身份意识也渗入到作家的创作当中。
　　《丽娃河》的作者李略诨Υ笾形南等谓淌嗄辏80年代的著名批评家，《丽娃河》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然而甫一出手，就显示出扎实的艺术功力。小说在语言表达、人物形象塑造和人性的深度开掘上都非常出色。作者曾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他在艺术上的自觉与雄心：“我有一个类似于钢琴协奏曲那样的小说构架，主题旋律由每一章的第一部分奏出，它就像一架钢琴，奏出主人公的故事和命运。然后是三组管弦乐的协奏部分。我说三组的意思，是指由九个任务分别承担协奏部分的关联主体，三人一组，每一组依次环行三个章节，这样就有了九章，然后最后一章是一个大合奏，再加上引子和尾声，正好构成一个完整的钢琴协奏曲。”这个精致的构架保证了李掳阎诙嗍录肴宋锕叵荡淼糜刑醪晃伞⒂稳杏杏唷
　　然而同样是描述众多人物的《桃李》，艺术上就明显逊色不少。比如邵景文的众弟子没有鲜明的性格差异而显得面目模糊，比如有些地方的情节与描写稍嫌繁杂与拖沓等等。作者张者本科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于北大法学院，之后一直客居北大，从事记者、律师和作家三种职业。他从文到从法的经历与主人公邵景文相合，记者的职业敏感又让其注意到大学内部事件的戏剧性从而成为创作材料。客居大学的生活状态使其游离于大学与社会之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叙述风格的冷静与客观，而非李氯橥度牒蟮姆裳锪枥鳌
　　《沙床》的作者葛红兵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也是90年代崛起的著名批评家。其小说的学者特征鲜明地体现在小说中大段的文学名著的引用（主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哲学思想的论述上（作者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也在构思一部哲学著作《个体及其在世结构》）。在被记者问及是否有“掉书袋”的嫌疑之时，葛红兵仍然固执地认为：“我是个学者。我愿意我的小说里也有思想的光芒。许多读者可以跳过去，但是，我不能，我写的时候，那些段落对我来说更重要。”[16]
他还谈到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我脑子里的那些哲学教条和思想信念时时会跑出来干扰我。我不能纯粹靠‘感性’写作。”[17]
然而这些大段的引用究竟是更多地增加了作品的思想容量，还是破坏了小说叙述的流畅感，还有待读者的自行判断。
　　　　　　　　　　　　　　　　三　“身份效应”
　　也许作家本身并没有料到，他们的多重身份不仅影响到他们的作品创作，还引发一系列“身份效应”，极大地影响到了文学的传播和接受，甚至影响到了自己。这当中，“身份写作”在文学批评中的效应是关键性的因素。
　　《桃李》的封底宣传语写道：“杨绛先生说：钱先生写了一部《围城》，反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我写了一部《洗澡》，反映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对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交替期间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我了解不多，看了张者的小说，我很惊奇……”
杨绛先生用的这个“惊奇”一语道破知识分子校园小说倍受关注的天机。如果说小说作者自暴圈内人的“隐私”，是基于对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与现实形象的巨大落差的失望，是为了批判知识分子的虚伪性和进行自我反思的话，那么这种“身份落差”
在大众中反而成了阅读兴趣的来源。作家所在的大学和作家的学者身份同时也成了关注的焦点。
　　比如《桃李》的取材多来自北大，“艳舞事件”、“博士生杀人事件”和“博导被杀事件”都实有其事，而校园场景又与西师类似，所以读来让人感觉亲切与熟悉。北大专门开了一个作品讨论会，学者谢冕、胡旭东等都对此表示了兴趣与关注，甚至孔庆东还说：“《桃李》应该改名《狗日的北大》。”[18]
可以想见，对名校北大的好奇也将是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之一。
　　然而同样取材自名校华东师大的《丽娃河》就没有这样的好运。尽管有人评论说“这是50年来中国第一部深刻表现大学校园知识分子的最重要作品”
[19] ，却并未像《桃李》这样一炮而红。据作者的朋友透露说，当时华东师大的学生蜂拥购买此书，后来学校有关方面甚至出面阻止。原因在于，小说的自传性太浓，容易让人对号入座，而这些人，又是当今学术界的权威人士――李麓笏僚械闹斗肿樱钦莆铡拔幕时尽保樾础拔难贰钡娜耍伦约阂惨虼嗽馐芰艘恍┩嗜烁裆系墓セ鳎＞」芤槐拘∷档淖吆煊敕裼卸喾矫娴脑颍欢斗肿拥摹吧矸菪醋鳌币蛭胂质悼康锰兰页鲇诟鋈死兹ê舛３殖聊膊皇遣豢赡堋！独鐾藓印返谋焕渎洌胨苹盗巳δ谌说挠蜗饭嬖蛞膊晃薰叵怠２还幸馑嫉氖牵獗拘∷等砸浴坝吧浠Υ笾恕敝翟谕缟锨那牧鞔！吧矸菪醋鳌钡拿舾校棺髌返拿舜狭烁嗳宋纳省
　　“身份写作”对文学批评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沙床》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尤其隐含着“同行见同行，两眼冒凶光”的危险性。《沙床》的主人公身为哲学教授，却出入各种时尚场所，参加裸体派对，与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尽管其中的情色描写含蓄而富于诗意并且皆为指向虚无，但出自一个知名学者之手，而且主人公的某些经历还与作者相合，于是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各方猜疑和争议，相继出现“美男作家”、“教授写情色小说”、“师生恋败坏读者胃口”等多种报道，甚至万象网将其定为“情欲小说”，登载冒充的《沙床》版本。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沙床》上市之前，80年代的著名批评家朱大可公开批评葛红兵“一个学者，不以思想和文学力量见人，却光着身子跑上大街，还做出害羞的样子捂住了‘脸蛋’（注意，不是捂住‘羞处’）”，“丢了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脸”，“由于葛的不懈努力，文学和娱乐、学术和情欲的界线完全消失了。葛是用他的脸在给中国文学续写悼词，而且也顺手为他本人写了一份悼词”，同时他将葛红兵置入卫慧、九丹、春树以及木子美等人的“下体写作”行列，作为验证他80年代所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死亡的预言的案例，称：“从女作家叫春到男学者叫春，叫春的主题一如既往，但叫春者的身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20]
远在新加坡的葛红兵不得不以个人声明来回击，称朱大可的行为“构成了恶意诽谤，他的关于‘脱裤子’、‘叫春’等说法已经严重地侮辱了我的人格，这些词汇都不是正常文学批评词汇，已经越出了文学批评的范围，构成了无耻的漫骂和恶毒的人身攻击。朱大可还故意把我和木子美联系起来，误导读者对我的不良想象，这不尽是恶毒而且是极端下作。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朱大可的这些言行是在根本没有看我的作品的前提做出的，他的故意污蔑昭然若揭。下鉴于朱大可的言行已经越出了一个文学批评家正常的批评范畴，对我构成了造谣、中伤和人身攻击。我已经决定委托国内代理人对朱大可提出诉讼。”[21]
后来葛红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朱大可曾经是我的朋友，但这次我觉得他是与我断交了，没有人会对朋友动用那么恶毒的字眼……但正因为他曾经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愿意回应他的批评。但是，我也知道我和朱大可之间的时代鸿沟――我们不可能获得理解，哪怕是相互的谅解。他在用1980年代的头脑看待今天的问题。他是文化本位主义者，试图用他的文化、道德、话语标准来强暴2003年的作家。他属于1980年代，他缺席了10年，现在突然又出场了，但是实际上只是身体出场而已，他的思想已经永远地缺席了。”[22]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文学评论之争，然而实际上隐含着两个著名批评家争夺文学界地位的权力斗争，所以曾经的朋友反目成仇，也不足为奇。法国作家德布雷早已洞察知识分子这种“追逐名声”的动物本性，他说：“媒介的内在特性就在于它是作用于个体，因而它毫无例外地作用于新奇，而不是作用于一个群体的团结。这种特性驱动了追求名声的永恒战争，这便使知识分子陷入一个为了部分媒介而战斗至死的命运。”[23]
在大众传媒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今天，知识分子为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也会愈演愈烈。《沙床》不过是导火索，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被批评家抛诸脑后，而成为斗争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的悲哀。同时，这种行为也扰乱了文学制度的正常秩序。
　　如果说批评家是为个人利益在作者身份上下功夫来进行有意“误读”的话，那么出版社也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这种“误读”。“出版商和作家在扩大读者群上有共同的利益，但是出版商大肆吹捧和兜售其商品的方式，却经常令作者目瞪口呆。”[24]
长江文艺出版社意欲将葛红兵打造成全国首个“美男作家”的作法，使媒体对《沙床》和葛红兵造成了诸多非议。这使作者陷入了学者被娱乐化明星化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理解出版社以“学者小说”为卖点在首印5万的任务下压力巨大，一方面他又表示痛恨“美男作家”这个说法，在此之前他完全不知情――他签约时划掉了配合出版社宣传的附加条款，但同时也答应出版社不妨碍他们的宣传。[25]
　　不管这是否为作者与出版社合谋的有计划有目的的炒作行为，《沙床》的确获得了市场的成功：短短两个月就售出10万余册，在中国大陆、新加坡和北美的销售良好，还将出繁文版与法文版。[26]
在市场的保证下，作家得以对小说的部分细节和结尾以及人物形象塑造上进行艺术上的完善，《沙床》第二版应运而生，实现了文学的再生产。[27]
　　综观前期对《沙床》及其作者的非议，主要集中在“道德操守”上，这里也体现了大众对知识分子形象的传统想象――知识分子是知识人与道德人的聚合体（尤其对于学院知识分子，大众还有“为人师表”的进一步要求）。而事实上，葛红兵对传统观念的“性”、“爱”和“婚姻”的反思，其实正好体现了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对知识分子的误解，也许是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尴尬宿命。在《沙床》这个案例上，“身份写作”的利弊可谓一览无遗。
　　　　　　　　　　　　　　　结　语
　　《丽娃河》――《桃李》――《沙床》，这当代学院知识分子小说三部曲，书写的是从“神化”与“妖魔化”中解脱出来的人性化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与普通大众共同面对社会的痛苦与危机，共同寻找拯救的道路。知识分子善感与善思的特性使其作品更具有情感的普遍性与思想的深度性从而引起人们广泛的共鸣和进一步的思考。如果说“写身份”犹如一首歌的高声部，“身份写”则唱响了低声部，它们共同构成了“身份效应”的辉煌大合唱。知识分子的“身份写作”
及其“身份效应”，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然而如果继续追问为什么知识分子的“身份写作”能有如此大的能量，我们会发现知识分子小说倍受关注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在价值趋于多元化但同时也出现明显的人心失范的转型期的中国现代社会，每个具体的人都面临如何在多重诱惑与选择下确立真实生活的困境，这样的价值标准及其实践是否可以由某一部分人群昭示出来？面对走下神坛的知识分子，人们觉得亲切，也多了一份同情与宽容，然而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对知识分子的期待与要求。同时，知识分子对身份归属的追寻更是一条不归路，所以可以想见，知识分子的“身份写作”，知识分子小说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仍将继续……
　　　　　　　　　　　　　　　谢　辞
　　最后，衷心感谢徐茜老师的悉心指导，感谢王本朝老师、张兴成老师和我的朋友们热情赠阅或借阅相关资料，没有你们的帮助，本篇论文将难以顺利完成。
　　注释：
　　[1]参见周宪：《知识分子如何想象自己的身份》，载《思想文综》，第22－51
　　　页。
　　[2]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120页。
　　[3]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及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写作”，是“身份写作
　　　”中较为特殊的类型。大致说来，“身份写作”意指这样一种文学/文化现象
　　　： 写作者大多为非职业作家，但具有一定的社会敏感度的职业身份或文化身
　　　份， 并且大多在该领域有突出成就。他们的创作多取材于自身的真实生活尤
　　　其是职业生活 ，但仍然有一定的虚构成分。作者的个人魅力及职业魅力往往
　　　是大众消费其作品的重要原因 ，于是他们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有可预期的商业
　　　成效。基于身份的“炒作”是出版社宣传的常用手段 ，并且屡试不爽。近年
　　　来出现的名人（名主持人、名演员、名导演等）写作 ，便属于“ 身份写作”
　　　的范畴。然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阶层（“身份”的特殊性） ，其
　　　身份写作”及其“身份效应 ”背后隐含了更为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 ，也就有
　　　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而在进行当代学院知识分子小说的文学研究之
　　　时，“身份写作”也是一个有效的切入点。
　　[4]转引自王干：《人文的呼喊与悲鸣――长篇小说〈桃李〉》
　　[5] [6] [8][10] [24]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版，第319、392、349页。
　　[7]李拢骸独鐾藓印罚诿晒湃嗣癯霭嫔纾1999年版，第67页。以后对该小说
　　　的引用皆出自于此。
　　[9]张者：《桃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以后对该小说的引
　　　用皆出自于此。
　　[11]转引自（美）艾温?辛格：《我们的迷惘》，郜元宝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1年版，第2页。
　　[12]葛红兵：《沙床》，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年11月第1版，第49页 。以后对
　　　该小说的引用皆出自于此。
　　[13]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
　　　8页。
　　[14]有关大学作家地位变化的具体情况可参见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
　　　店，2002年版，第223－226页。
　　[15]同上，第226页。
　　[16]《葛红兵：我为内心的真理写作》
　　[17][27]《葛红兵：〈沙床〉受到这种对待，我很绝望》
　　[18]《北大师生话〈桃李〉》
　　[19]肖夏林：《装在套子里的现实主义》
　　[20]《木子美?葛红兵现象意味着什么？》
　　[21]《葛红兵关于〈沙床〉的个人声明》
　　[22][25]《我不会离开身体半步――葛红兵访谈》
　　[23]转引自周宪：《现代性的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
　　　－331页。
　　[26]《葛红兵：喧嚣过后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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