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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的石头
原作者：（丹麦）安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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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的一篇哲理童话。
哲学家的石头汉斯o克里斯蒂安o安徒生&(1859)&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叫印度的国家，那儿看起来似乎是世界的尽头。印度有一棵太阳树，那是一棵高贵的树，我们从来没见过，也许永远也不会见到。太阳树非常巨大，树冠延绵几英里长，看起来就像一个森林，每一根树枝都像一棵树。棕榈树、山毛榉、松树、法国梧桐，以及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树，都生长在这棵伟大的太阳树上，看起来就像一根根小树枝。其中有些较大的树枝，它们的节疤就像山峰，曲线像峡谷，上面覆盖着天鹅绒般的绿叶和美丽的花朵。太阳树中的每一个地方都像是一片茂盛草地或一个可爱的花园。这里汇集了世界上各种鸟类。它们有的来自美国原始森林，有的来自大马士革玫瑰花园，有的来自非洲沙漠（那里大象和狮子都自诩为唯一的统治者），还有的来自遥远的极地。鹳鸟和燕子当然也不会缺席。除了鸟类，这里还有其他动物。牡鹿、松鼠、羚羊，以及成百上千美丽、轻盈的动物，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大家庭。太阳树的树冠就像一座大花园。树冠中间有一座水晶城堡，从里面可以看见天空的各个部分。城堡里的每一座塔楼都像一朵百合花。塔楼的末端有一座螺旋式楼梯，通过它可以走到塔楼顶部，或者像走上阳台一样走到太阳树中的花瓣上去。从那里看去，花萼就是一座最美丽的、闪闪发光的圆形大厅，大厅的天花板就是蓝色的天空、太阳和星星。城堡里的大厅同样壮丽，不过是另一种壮丽。大厅的墙壁上是世界的映射图画，里面的一幅幅图画就是世界上每天发生的种种事情。所以在这里没有必要读报纸，而且这里的确也没有报纸。人们可以在墙壁上栩栩如生的图画中看到任何他们想看到的东西，但那些东西太多了，即使对最智慧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最智慧的人就住在这城堡里，他的名字很难念，你不可能读得出来，所有在这里可以省略。最智慧的人懂得人们能够知道和想象的一切事物。已经存在和即将存在的任何发明创造他都了然于心，他甚至知道得更多；但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有限的。睿智的所罗门王还不及他一半聪明。他能够支配自然的力量，也能够统治强有力的精神；甚至连死神都要在每天清晨交给他一份当天将要死去的人的名单。连睿智的所罗门王最后也要死去。太阳树中这个最智慧的人也经常思考关于死的问题。他知道，尽管他的智慧比其他人高很多，但有一天他也会死去。他知道他的孩子们也会像树叶一样飘落，化作尘土。他看见人们像树叶一样枯萎、凋谢；他看见新出生的人代替死去的人们，但那些已经凋谢的树叶再也不会发芽，它们或者化为尘土，或者作为养料被别的植物吸收。“当死亡天使触摸人的身体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是死？身体腐烂了，灵魂呢？灵魂是什么？它到底去了哪？”这个最智慧的人问自己。“灵魂进入了永生。”宗教安慰我们说。“但这是一种怎样的转变？我们死后将会在哪里，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在上面；在天堂里。”虔诚的人说，“那是我们渴望到达的地方。”“上面！”最智慧的人重复道，眼望着头上的月亮和星星。他知道，对地球来说，“上面”和“下面”相对的，它们取决于人所处的位置。他也知道，如果他攀上地球上最高的山峰的峰顶，从那上面看去，天空将不像我们平常所见的那样清澈而透明，而是黑暗而阴沉的；从那儿看，太阳将会是黄铜色的，并没有耀眼的光芒，而地球被橙色的薄雾包裹着。我们的肉体的视力是多么狭隘，而我们灵魂的眼睛所看到的也是那么少。关于那些对人类很重要的东西，连最有学问的人也所知甚少。在这个城堡中最隐秘的房间里，藏着世界上最伟大的财富——《真理之书》。这个最智慧的人已经从头至尾把《真理之书》读了一遍。每个人都可以读这本书，但只能读到一些片段。对许多人来说，书里面的字看起来是那么混乱，以至于人们分不清里面的词语。有一些书页中，字迹是那么暗淡或者模糊不清，以至于看起来像是空白。随着人的智慧的增长，他能读到字的就越多，最智慧的人读得最多。这个最智慧的人知道怎么利用理性之光和自然的隐秘力量将日光和月光联合成一种更强烈的光。凭借这种光线，他能够看到书中更多的字迹。但是在书中《死后的生命》那一章里，他连一个字也看不清，这使他感到很痛苦。在地球上，难道他永远也得不到一种能够让他看清书上每一个字的光亮吗？像睿智的所罗门王一样，他也懂得动物的语言，能够把它们的谈话翻译成歌曲，但是这并没有使他变得更聪明。他掌握了各种植物和金属的性质，懂得它们治愈疾病和延缓死亡的能力，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消除死亡。他寻遍所有能找到的事物，希望找到能够照亮《死后的生命》中每一个字的光亮，以证明人的永生是真实的。但是他没有找到。《真理之书》就摊开在他面前，但对他来说就像一页页空白。基督教在《圣经》中向他许诺了永生，但他想在自己的书中读到它。然而，关于这个问题，书中好像什么也没写。这位最智慧的人有五个孩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几个儿子都很有教养，不愧是最智慧的父亲的孩子；他的女儿美丽、温柔、聪明，但是眼睛看不见。眼瞎对他女儿来说似乎并不算什么，她的父亲和兄弟就是她的眼睛，而且她有丰富的想象力，所有的事物在她头脑里都栩栩如生。他的儿子们从来没有走出过太阳树，而他的女儿几乎从没有出过家门。在这棵美丽、芳香的太阳树中，他们的童年很幸福。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他们也喜欢听与自己有关的故事，而且父亲告诉了他们许多别的孩子理解不了的事物。父亲向孩子们解释他们在城堡墙壁上看到的人类生活场景——人类的行为，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儿子们经常表示，他们希望能够置身其中，亲身参与这些伟大的人类活动。父亲告诉他的孩子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辛苦和困难之外什么也没有，世界并不像他们在太阳树中看到的那样美。父亲和孩子们谈论真、美和善，并告诉他们，这三种东西在世上结为一体，成为一颗珍贵的宝石。这颗宝石比世上最好的宝石更明亮——即使在视一切如尘土的上帝的眼里，这颗宝石也是有价值的。这颗宝石被称为“哲学家的石头”。最智慧的人告诉孩子们，通过寻找上帝，人们可以获得关于上帝存在的认识；每个人都有能力发现，像“哲学家的石头”这样一颗宝石真的存在。这些事情超出了其他孩子的理解力，但这几个孩子能够理解，而且其他孩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也能够理解它们的意义。孩子们向父亲询问关于真、美、善的问题，父亲用各种方式向他们解释。父亲告诉他们，当上帝用尘土造出了第一个人之后，触摸了他五次，赐予人五种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官感觉。通过这些感觉，真、美、善能够被看见、理解和认识，同时也被珍视、保护和鼓励。这五种感觉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是向外的也是向内的，既是肉体的也是灵魂的。孩子们深深地思考这些东西，日夜沉思默想。后来，大哥做了一个辉煌的梦。说来奇怪，二弟、三弟、四弟也做了和大哥同样的梦。他们都梦见自己外出寻找“哲学家的石头”，并且他们每个人都找到了。当他们在破晓时分骑着千里马，经过柔软的草地回到家里时，“哲学家的石头”通过他们的额头发出耀眼的光芒，像一盏明亮的灯。亮光照在《真理之书》的书页上，书中关于死后生命的那一章里的每一个字都被照亮了。但是女儿没有做外出的梦，她从来没想过。她的世界就是她的家。“我要骑着马儿到外面去，到广阔的世界中去。”大哥说，“我必须尝试外面的生活，和那里的人群生活在一起。我将坚持过善和真的生活，用真和善来保护美。我去了之后，那儿的许多事物将会变得更好。”大哥这些想法是伟大而勇敢的，就像我们在进入外面的世界之前，还没有经历狂风暴雨，还没有走过荆棘之时想的一样。大哥和三个弟弟的五官感觉都是高度发达的，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感觉比其他感觉更敏锐、更发达。对大哥来说，这种杰出的感觉就是视觉。他希望他的视觉能有特殊的用途。他能看到所有时代里的所有人。他能够发现地球深处隐蔽的宝藏，也能够看见人们的内心，就像透过一扇玻璃窗往里看；他能够从人们泛红和变得苍白的脸颊上，从垂下或者微笑的眼睛里读出丰富的含义。一群牡鹿和羚羊陪伴他到了太阳树西边的边界。在那儿他发现了一群野天鹅。他跟随着这些野天鹅向北骑了很远，远远地离开了他的家乡。他睁大眼睛观望，心里充满了惊奇。在这儿，他看见了许许多多事物，这些事物和他在城堡墙壁上看到的图像是那么不同。刚开始时，他几乎被垃圾和企图冒充“美”的冒牌货弄花了眼睛；但他继续睁大眼睛观看，并很快变得适应起来。他希望自己能彻底而真诚地了解这个世界，以理解真、美和善。但是真、美和善在这个世界上的化身是什么？他发现，原本属于“美”的花冠常常被戴在“丑”的头上；美德常常被忽视，而平庸却常常被赞美。人们看重的是衣服，而不是穿衣服的人；心里装得最多的是虚荣，而不是责任；更信任的是名声而不是真才实学。到处都是这样。“我知道，我必须定期地攻击这些东西。”他说。所以，他没有饶恕它们。但是，当他用他非凡的视力去寻找“真”的时候，恶魔——谎言之父就来阻挠他。恶魔很乐意挖出这位“观看者”的眼睛，但这种方式那太直接了；恶魔的工作更巧妙。恶魔允许这位少年去寻找、发现美和善，但当他注视美和善的时候，恶魔就往他的每只眼睛里吹进一粒接一粒的灰尘。这种方法能够破坏世上最好的视力。当少年试图吹出自己眼睛里的灰尘时，这些灰尘就变成了梁木。就这样，少年的杰出的视力消失了。他原来是一个“观看者”，但现在就像一个盲人，对自己的眼睛失去了任何信任。少年失去了对世界的信任，也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任；当一个人抛弃了世界，抛弃了自己，对于他来说什么都完了。“完了。”野天鹅说。野天鹅往东飞过大海。“完了。”燕子喃喃地说。它也往东飞往太阳树。它们往少年的家里带去了不好的消息。“我想他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眼睛，”二弟说，“也许灵敏的耳朵会更有用。”二弟有着特别敏锐的听觉，据说他甚至可以听见小草生长的声音。他兴奋地告别了家人，骑着马离开了城堡，带着他杰出的能力和良好的愿望。燕子陪伴着他。他跟着天鹅一路向前奔，直到他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外面的世界，远离了家乡。但他很快发现，一个人如果拥有一件太好的东西，也会难以承受。他的听力太好了。他不但能听见小草生长的声音，而且能听见人们心跳的声音，不管那是一颗悲伤的心还是一颗快乐的心。整个世界对他来说就像一个巨大的钟表制造工场，所有的时钟都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所有的塔钟都在“叮咚、叮咚”响着。真是难以忍受。他忍受了很长时间，但最后那些噪音和喧闹声超过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极限。有几个六十岁的小无赖（年龄并不代表心智）引起了一阵骚动。二弟笑了起来，但不是因为小无赖说的话，而是因为他们引来的喝彩声。喝彩声穿过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甚至在乡路上都可以听到。谎言自我传播，扮演伪君子的角色；傻子帽子上的铃铛发出叮当声，宣称自己是教堂里的钟&。噪音变得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二弟将手指插入自己的耳朵。但他仍然听得到虚伪的狡辩和难听的歌唱、小道传闻和无聊的议论、流言蜚语、呻吟和埋怨，无论它们来自人们口中还是心里。“上帝助我！”二弟将手指越插越深，直到耳膜突然破裂。现在，他除了真、美、善之外什么也听不到了。他变得沉默而多疑，最后变得不信任任何人，包括他自己。他也不再希望找到宝石，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也放弃了自己。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野天鹅向东飞去，带着这个坏消息回到太阳树中的城堡里。“现在轮到我了，”三弟说，“我有一个灵敏的鼻子。”虽然这话说得不太讲究，但这就是他的方式，我们必须接受他本来的样子。他有一种开朗的性格，此外，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能通过语言让许多事物显得富有诗意，而且他的思想总是比别人快。“我能闻到许多事物发出的气味。”他常常说道。他将这归功于他有高度灵敏的嗅觉，而嗅觉是发现美的一种很强大的能力。“我能闻到许多事物。”他说，“由于经常到访者身上的气味，许多地方变得芳香而美丽。有些人置身于酒馆，坐在闪烁的牛油蜡烛中间，闻着劣质烟草的味道，会感到如同在家里。另一些人喜欢坐在强烈的茉莉花或橄榄油香气当中。有的人喜欢寻找清新的海风，有的人常常爬上山顶去俯瞰渺小的众生。”&当他这样说着时，他仿佛已经置身于广阔的世界和周围人群当中。但他的这些体验来自直觉，它们是他内部的诗情，是上帝赐予他的礼物。他告别了家园，告别了景色迷人的太阳树，去寻找那颗“哲学家的石头”。当他走到太阳树的边缘时，他爬到一只鸵鸟的背上。这只鸵鸟跑得比马还快。后来他遇见一群野天鹅，他跳到其中最强壮的一只天鹅的背上。他喜欢变化。他骑着野天鹅飞过高山大海，去往一个遥远的国度，那里有广阔的森林、深邃的湖泊、高耸的山脉和庄严的城市。无论他走到哪里，阳光仿佛总跟在他身后，随着他翻山越岭，跨过每一片田野。每一朵花，每一丛灌木，都重新散发出芳香，仿佛意识到有一个朋友、一个保护者，一个了解它们、并且懂得它们价值的人正在靠近。矮小的玫瑰花丛抽出新芽，舒展开枝叶，开出了最美丽的玫瑰花。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些玫瑰花，甚至连黑色的、黏糊糊的蜗牛也注意到它们的美丽。“我将在这些玫瑰花上盖上我的印章，”蜗牛说，“我已经拖着烂泥爬到它们上面，除此以外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这样，它总是给世界带来美。”诗人说。他为玫瑰做了一首歌曲，并按自己的方式唱出来，但没人听到。然后他给了一个鼓手两便士和一支孔雀羽毛，并谱写了一只鼓曲。鼓手将这首曲子敲响，鼓声传遍这个小镇的每一条街道。听到鼓声的人们都说：“这是一支一流的曲子”。这位诗人写了许多关于真、美、善的歌曲。他的歌在烛光摇曳的小酒馆里响起来，在那长满了新鲜苜蓿的原野上响起来，在森林里响起来，在大海中响起来。看起来，三弟似乎比他的两个哥哥更幸运。&但是恶魔很生气，于是将烟雾和香气混合在一起，以此对付诗人。恶魔能够非常巧妙地混合烟雾和香气，以至于连天使都会被他蒙蔽，更不用说一个穷诗人。恶魔知道怎么对付诗人。恶魔让混合着烟雾的香气团团围住诗人，以至于诗人失去了理智，忘了自己的使命和家庭，最后迷失了自己，消失在烟雾中。&当鸟儿们听到这个消息，他们陷入了哀恸，接连三天没有唱一首歌。黑蜗牛甚至变得更黑了，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嫉妒。“他们应该给我提供香气，”他说，“因为是我给了诗人灵感，使他写出了他最著名的曲子——鼓曲《世界之路》，是我向玫瑰吐唾沫，有人可以为这件事作证。”&但诗人在印度太阳树中的家人还不知道这一切。鸟儿们一直沉默不语了三天，当哀悼的时间结束时，因为它们在悲伤中陷入太深，以至于忘记了它们是在为谁哀恸。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现在，我必须去外面的世界，就像我的三个哥哥一样。”老四说。他有老三一样的好脾气，但他不是诗人，虽然他有时候很机智。&视力和听力一直被认为是人的主要感官，尤其是对那些希望保持聪明的人来说;而其他感官都看成是不太重要的。&但是老四的看法不一样；他充分地发展了他的味觉，他认为味觉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味觉决定什么东西可以入口，也决定什么东西会被大脑接受；所以四弟将培养味觉作为自己的任务，尝遍了城堡里所有的东西；他将这看作是自己最初的工作。所有人的头脑对他来说都是一个贮藏着很多事物的容器；每一片土地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味道的厨房。“这里没有鲜美的事物，”他说道；所以他希望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合口味的东西。“也许我的运气比我的哥哥们要好一些。我应该现在出发，但是我该选择什么交通工具呢？气球发明了吗？”他向哥哥询问。哥哥知道世上所有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发明。&气球还没有发明，蒸汽船和火车也都还没有发明。“好，”他说；“那么我将选择气球作为我的交通工具；父亲知道怎么制作和使用它。还没有人见过气球，人们将会把它看作一个空中的幻影。当我造出气球后，我还要给它点火，所以我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发明，也就是一些化学火柴。&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然后飞走了。他走得比哥哥们更远，鸟儿们也一路陪伴着他。鸟儿们好奇地想知道这次飞行将如何结束。还有更多的鸟儿朝着气球俯冲下来，它们以为那是一只新的鸟类，就这样，四弟很快就有了一大群追随者。由于数量众多，他们就像乌云一样遮天蔽日，如同大群蝗虫飞过埃及上空时那样。&现在，他来到了外面的广阔世界。气球降落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他在这座城市的最高点——教堂的尖顶上站住了。气球再次上升到空气中，按道理气球不会自动升空。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因为气球在那时还没有被发明。&他坐在教堂的尖顶上。鸟儿们不再围绕着他，它们已经厌倦了他，他也厌倦了它们。城市里所有的烟囱都在冒烟。&“那里有一些荣耀我的圣坛。”风想讨好这个坐在教堂尖顶上年轻人。老四这时正坐在那里大胆地看着走在街上的人们。在街上走着的那些人中，有一个人因为自己的钱包感到自豪；另一个人为手上的钥匙感到骄傲，虽然他什么也锁不住；还有一个人为他那被虫蛀了的外套而洋洋自得；还有一个，为他受辱的身体感到神气。“虚荣，都是虚荣！”他感叹道。“我必须到那里去，我将接触他们，嗅闻他们的味道，但我现在还要在这里坐一小会儿，因为风正在我背上温柔地吹拂，我感到很惬意。在风停下来之前，我将留在这儿，享受这一点休息的时光。如果一个人有许多事情要做，早上睡个懒觉是一件惬意的事情。”这个懒惰的人说，“所以我要呆在这儿，直到风停止吹拂，因为它吹得我很舒服。”&他就这样呆在那儿。但由于他坐在教堂顶端不停转动的风向标上，当原来的风已经停了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以至于他就这样一直坐在那里。&但在印度，在太阳树上的城堡里，自从几兄弟一个个离去之后，一切都显得那么孤单而寂静。“他们的旅途很不顺利，”父亲说，“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把宝石带回来，宝石不属于我。他们都已经死去很久了。”然后他弯下腰来翻开那本真理之书，凝视着那些关于死后生命的书页，但它们对他来说依旧是一片空白。&他双目失明的女儿是他的安慰和快乐，她守在父亲身边，充满了真挚的感情。为了父亲的幸福和平静，她希望她的哥哥们能找到那颗昂贵的宝石并把它带回家。&当她想到她的哥哥们，心中充满了思念之情。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生活？她希望她能梦见他们，但奇怪的是她总是不能如愿。但有一天夜里，她终于梦见她听到哥哥们从遥远的地方对她呼唤，她无法克制自己，出去寻找他们。但在梦里她似乎仍然呆在她父亲的房子里。她没有看到她的兄弟，但她觉得她手里好像有一团火在燃烧，当然这团火并没有灼伤她的手，因为它就是那块她要带给父亲的宝石。当她醒来时，有一会儿她仍然感到她手里放着那块石头，但当她抓住它时，却只抓住了卷线杆的手柄。&在漫长的夜里她不停地纺织，她纺出的线比蜘蛛网还要精致，如果这些纺线互相分离的话，人的眼睛永远也不可能发现它们。但她的眼泪打湿了纺线，它们变得像电缆一样强韧。她站起身来，她觉得她的梦是真实的，她下定了决心。&这时还是深夜，父亲还在睡觉;她在父亲手上吻了一下，然后带上她的防线杆来到外面,将纺线的一头紧紧系在她父亲的房子上。因为她的眼睛看不见,如果她不这样做,她离家出走后就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她必须抓紧这根线，不要相信他人，甚至也不要相信自己。为了确保她能够在外面遇见她的哥哥们，她从太阳树上摘下四片叶子，托风和空气将它们给她的哥哥们，那是她给他们的信件和问候。可怜的盲女孩，她在外面的世界将会有怎样的遭遇呢？但她可以紧握着手中的线，它可以带她回家。而且她还拥有一种其他人缺乏的禀赋。这种禀赋就是全身心投入所做事情的决心，这让她觉得甚至在她的手指上也长着眼睛，而且她可以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她静悄悄地走进嘈杂、繁忙、精彩的世界，无论她走到哪里，天空都会放晴。她感觉到温暖的阳光。蓝色的天空中有一道彩虹，似乎跨越了黑暗的世界。她听到鸟儿在唱歌，闻到柑橘园和苹果园的香气。那种香气如此强烈，以至于她觉得似乎已经品尝到它们的味道。她听到柔和的音调和迷人的歌曲，也听到刺耳的声音和粗暴的话语——奇怪的、互相矛盾的想法和意见。她在内心深处听到了人类的思想和情感的回响。现在，她听到下面这句悲伤的歌唱——“生命是在黑暗而悲哀的夜里疾速飞逝的阴影。”但她随后又听到了快乐的曲调：&“生命像玫瑰一样芳香，拥有阳光、光亮和快乐。”&如果她听到这样痛苦的调子：&“每个凡人都认为自己是孤独的，唉，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真理，”;&然后她就会听到这样的回答&“爱，像一股强有力的恒流，用闪亮的光芒充满每一个心灵。”&她确实听到了这样的歌声——“尘世纷纷扰扰，一切都是徒劳，微不足道。”&随后也传来了安慰的话语，“伟大而美好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付出的行动。”&如果她听到这样的嘲讽——&“为什么不鄙弃上帝所赐予的一切，加入那些打趣的嘲弄？”&就会有一种更有力量的声音在盲女孩心中重复道——“你应该相信你自己，相信上帝。在上帝神圣的意志里你将得到永远的安宁。”&但是恶魔看到这些，感到不高兴。恶魔比成千上万的人加在一起还聪明，他找到了达到目的的方法。他来到一个沼泽，收集了死水中的一些小气泡。然后，恶魔向这些气泡中吹入谎言的回音，使它们变得越来越大。他将赞歌和所有能找到的谄媚搅和在一起，然后将它们放在他流出的眼泪里面煮，再给它们涂上从妇女已经褪色的脸颊上刮来的胭脂，就这样他制造出了一个和盲女孩一模一样的少女，一个完美的天使（就像男人称呼她的那样）。恶魔的阴谋是成功的。人们不知道哪一个盲姑娘是真的，事实上人们又怎么会知道呢？&“要相信你自己，相信上帝，在他神圣的意志里将得到永远的安宁。”&盲女孩充满信心地唱道。她已经将从太阳树上摘下的四片绿叶委托给风，作为送给她兄弟的问候，她完全相信风会将树叶送到她哥哥的手中。她完全相信，那颗胜过世界上所有珍宝的宝石终将会被找到，而且它将会在人类的额头上闪闪发光，甚至在她父亲城堡里也是这样。“即使是在我父亲的屋子里。”她重复了一遍。“是的，这颗宝石就藏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我带回的将不仅仅是希望。我感到它在我握紧的手里发光，并且变得越来越沉。我抓住强风吹起并送到我面前的每一颗真理的籽粒，并将它珍藏。我将让它充满美好事物散发出来的芳香。即使对盲人来说，这个世界上也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我在我的珍宝中加入美好心灵跳动的声音。我能带走的一切都不过是尘埃，但它们是我们所寻求的珍宝的一部分，它们无处不在，我的手中也有很多。&当她正想着这些事情时，她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家里，手里一直牢牢地握着那根看不见的丝线。当她向父亲伸出手时，恶魔在太阳树上空刮起一阵狂风，飓风横冲直撞，吹开城堡中那间放着真理之书的圣堂的大门。&“风会把真理之书刮走的。“父亲抓住女儿向他伸过来的、张开的手时说。&“不，它是坚不可摧的。”她回答说，话中充满了一种宁静的信心。“我感到它的光辉在温暖着我的整个灵魂。”&然后，父亲看见真理之书中关于死后生命的空白书页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从盲女孩手中飞出一粒发光的尘埃落在它上面。原来，死后的生命并非空白，永恒的生命是真实的，光芒照亮了书页上唯一的一个字：“信”。忽然之间，四兄弟也重新出现在父亲和女儿面前。当盲女孩送出的绿叶落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胸口上时，一阵回家的渴望将他们送了回来。那些陪伴他们上路的鸟儿、鹿、羚羊和其他所有的动物也都回到了太阳树中。&我们经常看到，当一束阳光透过门缝照进一个尘土飞扬的房间，屋子里会出现一个旋转的尘柱。但盲女孩带回来的不是可怜、微不足道、普通的灰尘，与飞到真理之书中的那粒尘埃相比，甚至彩虹也显得黯然失色。那个在每一个真理上面闪闪发光的“信”字，同时具有美和善的光亮，它比引导摩西和以色列人走向迦南地的火焰更亮，而且，从“信”字上升起了一座希望之桥，通向上帝深不可测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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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哲学家的角色
　　导语：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矛盾与冲突迫切需要哲学工作者面对现实、面对问题发挥哲学的范导和指向作用。因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哲学并不是纯粹的知识体系，它还在具有科学价值的知识基础上，提供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哲学作为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是在分析和解决时代最重大的现实课题的思维和实践活动中实现自己的。而令人尴尬的是，我们的哲学远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这不能不说是哲学家的失职。哲学家如果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反思的意识和社会关怀的责任感，哲学就失去了方向和范导作用。哲学家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不仅仅体现在对社会问题上，而且也体现在对哲学和哲学家自身的反思和批判上。因此，作为当代哲学问题的访谈，我们自然应当关注当代中国哲学和哲学家自身存在的问题。长期从事《哲学研究》编辑工作的李登贵先生，对国内哲学发展的走向和存在的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的“国粹·复古·文化——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五四精神：重评还是重申”、“从思想世界到现实世界”、“孔夫子和孔方兄”、“国学研究·意识形态和百家争鸣”、“走出观念论的文化沼泽”、“公共权力的异化和制约”、“从方法论的高度反思现实”、“永远的乡愁”、“评一种文化比较观”、“讲坛哲学：皇帝的新衣”等哲学论文和评论通过犀利的笔触从多侧面深刻剖析了当代中国哲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访谈时间：日访谈地点：《哲学研究》编辑部办公室刘：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访谈。前天我们在电话中谈到哲学和哲学家的角色问题，当时您的见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想请您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谈谈自己的观点。李：这个问题和我的编辑工作有关。我在审稿时敏感到这个问题与政治导向有关。我们一直没有给哲学以真正独立的地位。比如说，在主流意识形态里边，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被当作了宣传工作的工具，而作为一般学术意义的哲学则大多成了匠气十足的教授哲学。这同作为思想家的哲学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当哲学作为宣传工具时，宣传部门就会用政治辅导员的角色来要求主流文化里边的哲学，把哲学工作者当作受雇的、给主流意识形态作辩护的牧师。当哲学作为教授谋生方式时，哲学家侧重的是技术性的解读，扮演的是教书匠角色。刘：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哲学与作为探索性的哲学之间是什么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宣传的东西同探索性的、学术性的东西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范围界限。比如，在综合性大学里除了有哲学系外，还有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就是承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块往往也承担了本来应该是宣传或意识形态部门承担的工作。李：我不清楚这里课程设置的区别。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承担的应当是探索性的角色，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课承担的则是教化性的任务。刘：探索性和教化性，这两个词用得很好。作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具有指导地位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哲学的探索性领域和哲学教化性课程上，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方式是否应当有所区别？李：任何国家都有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在标榜非意识形态化的西方，比如，自由主义崇拜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我们有些问题是宣传部门的一些传统体制造成的。他们把一些现行权力意志和国策拔高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马克思主义指导被混同于权力意志崇拜。当哲学家的批判视角触及这些国策时，就产生了理论禁区问题，产生了用新教条主义代替老教条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应当是指最基本方法论、最基本的价值观的指导，包括最基本的一些底线，比如，禁止鼓吹法西斯的哲学。但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僵化地理解为受宣传口径、宣传官员的指导。我总觉得哲学家和政治家、宣传家这两个角色有重叠的地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作为立国的基本精神、基本旗帜来起作用的，但是它与治国的技术性问题不在一个层面。比如，政治家主要考虑现实问题，考虑怎样解决一些具体的应对问题，只要求不出乱子，所以他们倾向于保守的东西，倾向于如何协调各种各样的力量，以及必要时与这些力量相妥协。而哲学家则不同，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抽象思维，为文明社会提供核心价值观和方法论论证。它有很大的超越性与前瞻性，而这种超越性和前瞻性同政治预言并不一样。刘：是否可以说哲学的超越性和前瞻性是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理想的一种合理性价值的论证，而政治预言则仅仅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某种状况的一种预测？李：我一时不好作出结论。但是，在两千年前哲学家就可能宣扬人性在道德上是平等的观点，这是哲学家的权力。但如果政治家在两千年前要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在当时条件下就是激进主义者。但是哲学家从社会分工上就有这个义务和责任。他的前瞻性思想刚开始可能只是他一个人的声音，然后变成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声音，这个过程可能要花几千年的时间。由于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和高度的批判性，因此，哲学家与政治家有不同的地方。其侧重点不是同现存相妥协，而是要批判现存，哲学家讲的现实不是现存。哲学家立足现存，眼睛却永远盯着理想，总想把理想变成现实。当然，政治家或宣传家也不能说不讲理想，但他每天要处理的以及他的政治基本需要的东西是现存的东西，因此，他比较在意具体条件的差异，而哲学家一般来说可以忽略这些具体条件的差异，哲学家的理想不一定都能变为现实，但它作为精神旗帜有一种让人灵魂透气的感觉，让我们从凡庸的生活中能够产生一种飞扬感。人之为人在什么地方？人之为人就是要用未来评价今天。由于未来，我总觉得我在往前走，我有一种方向感，我觉得哲学应当给人这种感觉。人最可怕的就是像一群蝼蚁一样不知所处，蝇营狗苟。刘：就是失去了方向感。李：这样的后果就是，我们在社会主流文化中自己听不到自我批判的声音，而批判的声音都是来自外边的，比如来自极右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等。马克思讲过，无产阶级是最富有自我批判精神的阶级。但我们却丢掉了这种精神，一直在追求表面上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这在政治上也许是必要的，但对哲学来说则是致命的问题。而且，这种统一如果不是经过理性批判，很可能是一种专制。所以搞到最后，表面上到处是异口同声，但实际上各行其是。你能说我们现在有方向感吗？我不敢说政治家是否还有方向感，但我感觉到，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青年学生大多数没有方向感。如果有方向感，现存社会就不会那么纵欲放荡、骄奢淫逸，事实上现在的方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资本崇拜，对物欲无限制的追求。由于我们对哲学角色跟政治宣传角色的混同，从而抹煞了哲学的范导作用、它的前瞻性、它的批判价值、它的方向感。实际上使人们失去了信仰。刘：这个问题很尖锐，而我们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误解了哲学的价值和功能。李：通常的情况是由于否定了它的批判性，就使得所谓研究成了翻来覆去倒腾文件汇编罢了，倒到最后，断章取义。比如，现在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就有一种倾向，就是通过教条主义地曲解邓小平理论，模糊它的阶级属性，淘空它的基本价值观，用生产力标准代替一切，把邓小平理论解释成资产阶级的东西，表面上把它解释成各个阶级都能接受的理论，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能接受，有产阶级化的东西。离开邓小平理论的具体语境和所针对的时空背景，不讲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只讲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不提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只讲摸着石头过河、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思想等等；这样肢解和歪曲的结果，给人的感觉同惟利是图的庸俗实用主义有什么区别？国家不是“捞到钱就是上策”的大公司，不是个盈利机构啊！哪能用资本扩张作为社会进步和干部政绩的标准呢？可是就有人不许反思这个问题，准备了一大堆“反改革”的帽子。所以我说哲学在社会通讯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刘：哲学的超越性和批判性也就决定了哲学家的角色和地位，这和哲学家的使命或责任是什么关系？李：哲学与哲学家有重叠的地方，哲学的批判性要求哲学家体现批判精神。哲学家的生活有个特点，他的生活就应当是他所讲的那一套信仰的寓言，就是说我做的或我行的必须要和我说的保持一致，不能像塞涅卡那样，嘴上歌颂简朴的生活，结果却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刘：就是说哲学家要有一种践行的精神，像苏格拉底和孔子那样。李：马克思哲学跟以前所有哲学最最不同的地方，人们说是它的实践性，但是从哲学家的特点来看，马克思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彻底的批判性。批判到什么程度呢？他甚至从来就不打算封闭自己的思想，相反他对哲学体系化是很反感的。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批判的革命的活动，但这种批判和理论的批判、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处在非常辩证的关系之中。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如何做的呢？因为一些宣传部门要他们这样干，特别不要他们过多地讲批判精神，于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实际上研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学。考证马克思这句话怎么讲，那句话怎么周全。即使有一些很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想打破僵局，搞什么实践哲学或生活哲学，但还是玄来玄去，还是在构造那种解释中的体系，或者变换一种概念魔方。刘：没有跳出前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构造的体系巢臼。李：对，无论是体系还是反体系，都是在体系上绕来绕去。当年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有好的地方，至少我们几代人都是教科书哺育出来的，但它骨子里缺乏批判的灵魂，没有自我批判。我们的哲学家在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时很无能。他们的能力钝化了，没有批判性了，主流意识形态给了他们这个位置让他们代代师承下去，食人余唾，然后就在这些概念里边翻过来倒过去。所以人家说，哲学成了一种愚昧的再生产，只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这种批评不无道理。当然，可以把原因归咎于外在环境。可问题是那么多哲学教授在积极地、主动地写着谄媚效忠的东西、阿谀奉承的东西，说出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这难道没有个人的因素吗？朱德生教授说过，学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道德问题。哲学家的批判锋芒一旦内敛了或者被折断以后，他就会变成一种御用哲学家，就会指鹿为马，吹牛拍马。领导说什么他就吹什么。哲学应当是时代精神的通讯员，但在现实中往往却成了权力意志的通讯员。刘：看来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在中国是最应当说话的时候，目前中国在发展中整个出现了当年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的那种语境，像新生的资产阶级问题，像阶级对立、贫富分化、原始积累、圈地运动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这些问题应当表达自己鲜明的立场，但至少在主流通讯渠道上他们却集体失语了。他们拿着成百上千万的课题经费，却搞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写一些精致的让人毛骨悚然却没有灵魂的东西，我现在看他们的东西都能闻到口臭。话又说回来，出现上述这样的情况，你又不能单纯责备学者个人，因为对绝大部分个人来说，他受经济法则所支配，就是怎么样生活得好就怎么干，所以我们不可能指望像马克思本人那样的思想者如雨后春笋般产生。但是我们一旦出现这样的思想者，就应当要鼓励、要保护，而不能冷落、埋没、摧残，不能用体制来限制。可是我们现在的体制是鼓励人说平庸的话，鼓励人做应声虫，鼓励人做扬声器、回音壁。比如某些只会阿谀奉承的所谓哲学家却能经常上电视，连年获五个一工程奖等等，你说这是什么导向？其实，你把这些人从五十年代到现在的文章拿出来前后比较一下就一目了然了，这些人是在与时俱进呢，还是见风使舵。刘：这种不鼓励批判精神而鼓励平庸的问题，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体制之内的地位有关。李：是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我养活了你，你就必须给我说话。实际上给我说话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说什么，我就说好好好，对对对，是是是；另外一种是，你说什么，我再给你琢磨琢磨，我再踱踱方步，补充完善，这也是帮忙，小骂大帮忙就是这个道理。我觉得，资本主义发展在这一点上就显得高明些，它允许马克思主义存在，它虽然把马克思本人到处流放，但最终没有给马克思判刑，马克思还是能在英国平安地写他的著作。可以说，作为资本主义的敌人，实际上资本主义应当感谢马克思，他最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各种异化的弊病。回想一下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思考一下马克思当年进行的批判，再看看一百多年以后今天时代的发展，资本主义文明不能不感谢马克思——它的敌人最先发现的它的弱点。刘：英国BBC2000年评选的千年思想家，马克思排名第一。李：即使再过一百年，资本主义还是需要马克思。刘：由此可见环境对哲学家的作用。我们现在的制度能产生出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吗？李：拉倒吧！我们现在是给了某些搞哲学研究的人很多钱，比如有的学校一下就能获得成百上千万的经费，但真正的哲学不是靠钱堆出来的。思想的翅膀缀了许多黄金之后，它是飞不高的，难免要掉在最凡俗的地方。当然，哲学家也应当解决衣食之忧，但如果香车宝马，就成了与现实隔绝的金丝笼，会让哲学家疏远人民，他们的感觉只会被金钱所钝化，失去良知。刘：关键是你给他钱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繁荣学术呢，还是让他更好的做你的工具。李：即使是作为工具，那它也应当是给社会作反思的工具。而现在课题制用钱堆出来的是风花雪月的东西，所谓“创新”的东西特别多，但那些“新”新在哪里呢？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政策和良好的学术机制，给钱不如给一种宽容的学术环境。刘：如果说哲学和哲学家的使命、责任和价值在于批判和反思的话，那么应当如何为哲学和哲学家创造条件、营造这种环境呢？李：话又回到到学术机制、哲学定位问题。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一些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哲学工作者，但我们的体制往往把他们的声音淹没了，把这些人的思想给抹煞了，把他们给放逐了，最终把一些人给踢到对立面去了。有的人有一些激进的东西，但是他们可能是恨铁不成钢才提出批判观点的。而且，难道我们没有值得批判的地方吗？太有了！包括像晚年的周扬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你说周扬的异化观还是个理论问题吗？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不科学的概念，但就是从现象上来看，异化是一种形象而客观的表述。刘：当时考虑的可能是导向问题。李：就是战争年代的宣传口径，就是强调要讲主流，强调主流是好的，所谓三分之二是好的，百分之九十几是好的。其实这是标准废话，有时候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主流，你说苏联垮台是主流要垮台的吗？是人民要垮台的吗？当时是有这个社会基础，但是如果有一个坚定的党中央领导，有一个不迷信自由主义、不迷信资本主义的领导集团，它就可以解决一些自己的问题，清除一些历史负担。实际上最后是一党专制的政体让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就摧枯拉朽地把这个党给毁掉了。十月革命是几十万党员完成的，而到了几千万党员时苏联却解体了。我觉得，有时候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少数人，真正腐蚀社会的也是个别，但这个个别一旦走入社会通讯里，就成了普遍的伤害。比如，前不久媒体报道云南的某些餐厅搞女体盛，对这种兽行如果不明确表态，或者像现在这种表态，即仅仅罚两千块钱了事，这种暧昧态度就表明它不是反道德、不是反文明的东西。所以，对个别的阴暗的东西一旦不及时阻止，那么它就会具有普遍的杀伤力。而且从历史上看，哪朝哪代，大多数都是好人，包括德国当年选举希特勒上台这件事，你能说德国当时大多数是坏人吗？不能。但就是这个集团，在当时德国的社会危机情况下，煽动起人民身上的愚昧东西，利用民主渠道走上了反民主的道路，少数操纵了整个国家。所以我们对哲学家不应该过分强调要他们歌颂主流的东西。当然我们说要抑恶扬善，但抑恶本身就是扬善，抑恶就是批判。我们体制内的一种错误观点是，好像讲光明就是纯粹的光明，一片大好，其实社会里真正的光明都是在对黑暗的批判中才体现出来的，我们的政治家、宣传部门往往没想到哲学家在批判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你一批判就是找茬，就是添乱，就是不帮忙。刘：哲学家的批判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建设性的。李：而且是一个正常社会不可或缺的建设因素。刘：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就像牛虻一样不断地在叮社会，逼着人前进。李：所有的先知都具有悲剧性色彩，他看到了醉生梦死的人们没有注意的东西，发现了危机，他总是警告人们这个城市要毁掉了，洪水要来了，最后弄得很多人很烦他，就把这个先知杀掉了，就像摩西一样，被杀死后又把被尊为先知。苏格拉底也是这样的命运，人民杀死了苏格拉底，然后又把苏格拉底送上道德祭坛。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哲学精神与权威之间永远应当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就是说，哲学家与现实之间最好的距离应当是一种温和的对立。所以，如何从体制上保护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是一个值得政治家、宣传部门认真考虑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某些大红大紫的人，一旦城头变换大王旗，我敢断言，他们的风派作风一定会让他们最先抛弃马克思，因为他们只是为稻粱谋。另一方面，如果我要在学术界批判那些伪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们可能对我是欲除之而后快。那样一来我带的硕士生可能就会受牵连而毕业不了，我的课题会被枪毙，我的教席就会被别人挤掉，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就会受影响。就是说，没有制度会保护我这样的人。所以大家现在谁都不批判，你好我好大家好，都在混，有钱就分，多争博士点，多招收几个厅局级的研究生。人是经济动物，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像马克思那样忍饥挨饿去从事一些崇高的事业，大多数人只会随波逐流。刘：这样一来就导致了迷信钱、迷信权威的情况的蔓延。李：青年马克思曾经在谈到当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批判时说过，我们说出来这些问题并不是要立即解决它，但是我们说出来就会让人民知道有人在关注这个问题，不断地说就会有人起来行动，行动就会改革。其实，等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没有人给你说话了，洪水决堤了，那时候连方舟都没有啦。刘：看来，如何为学者发扬批判精神创造一种环境、氛围，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从政策上和体制上创造一种适合具有批判精神的哲学家的生存环境，政治家应当有这种胸怀和魄力；另一方面是哲学家本身的自觉。当然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就是有人从事哲学就是为了玩学术。李：如果作为有闲阶层，他可以自己玩去，我们没有那么多闲钱鼓励他们。但为什么事实上又有鼓励风花雪月的机制？平心而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的批判空间确实比以前大多了。但问题在于往往出现作茧自缚的情况，因为组织或领导学术工作的人很多都是行政干部，行政干部的天条就是无条件服从权威意志。比如，一个学术单位的领导，往往首先考虑的是比较现实的问题，他们都不愿意让本单位的人触及比较敏感的问题，一旦为此而出了事，他个人的前途就成了问题。你不能说他考虑不现实，你没有制度作保障，他凭什么不考虑个人的前途而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呢？这种作茧自缚是不是就是单纯的个人因素造成的呢？显然不是。因为，这是多少人为此碰得头破血流后得出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比如，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国企改革出了这么多问题，老百姓反映那么强烈，最后还是由一个大陆外的郎咸平揭露出来，而不是由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揭露的。不仅不揭露，我们很多马克思主义主流学者还在为国退民进唱赞歌，说工人下岗后如何有了自主权。这些人对劳动阶级根本就没有感情。有时候你不能不为到这种情况感到悲愤。所以说，这是个制度问题。但我们又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制度上。体制也不是天生的，是靠大家争取的。刘：所以，对这些问题，哲学工作者也应当深刻反思自身的问题。李：学者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丧失是一种历史遗传的问题，是历次政治运动导致的后遗症。反右斗争以后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给打断了，然后就形成了一种媚骨，加上社会机制这么多年来打压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从而形成了一种经济法则，一种定向。靠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根本扭转不了。因此，世故的选择就是大家都去搞一些抽象的、阳春白雪的东西，既然不便过问现实的问题，不能面对现实，那就去搞逻辑分析，搞语言分析的，研究这是一块抹布、那是一把扫帚在逻辑上怎么成立等。这些东西按我的看法，应该是哲学大厦的构件，而不是哲学使命之所在，但如果因此而丢掉了自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对整个人类命运、对文化的关怀与批判的宽广的胸怀，哲学就可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给那些学者的残羹剩饭，或者说是收敛他们思想的金丝鸟笼。实际上，这些东西从西方发源地走到中国，其意义已经被夸大了。但我有一种未经证实的直觉，哲学界的土、洋教条主义是有国际背景的。比如，研究儒学、研究西方哲学的容易得到西方财团的青睐。刘：我倒觉得，哲学这个东西应当是多样化的，有为民请命的，有批判性的，也有搞远离生活的东西，这都很正常。李：是的，人各有志。问题是在中国这些东西的作用被夸大了，成了一种偏向。比如说一旦有人研究海德格尔，遍地都是“此在”，走进去就绕不出来了。这就不正常了。刘：这似乎是我们国内学者的一种通病，一种思潮引进来，大家一哄而起。李：而且，研究来研究去，没有掌握人家西方哲学真正有价值的、灵魂的东西，把这些灵魂的东西搞掉了，最后是把西方哲学搞成了翻译学，这个概念如何翻，那个概念怎么译，拾人牙慧。刘：其实，现代西方哲学用的一些技术性的方法，比如语言分析、逻辑分析等，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为了逻辑而逻辑，为了语言而语言。李：技术性的东西是载体，它的灵魂是对现实的关注，其实西方哲学在它的基础中大量的是世事关怀的东西。例如斯宾诺莎哲学，国内哲学界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理解大多只注意他的几何学公式，他的实体论是怎样自圆其说的等等，而忘了斯宾诺莎在枯燥的定义背后是汹涌澎湃的对人性解放的追求，人们把这个灵魂给丢了，或者只是轻描淡写的讲讲，反而只注重他的工具性的东西，皮表性的东西。中国搞西方哲学的人不在那片土壤里，他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对西方哲学和西方现实之间的应对关系不太了解。刘：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哲学都应当有它的灵魂。李：是的，一个哲学家如果对人世间的苦难没有一些悲悯的情怀，那你就作为一个文字匠算了，你不要说你是搞哲学的，你这样搞实在是玷污哲学。而现在恰恰相反，提倡追求所谓学术规范就是非意识形态化，把一切现实的东西、人性的关怀统统过滤的一干二净，变成了一种纯粹逻辑的完美性。我一向讨厌有闲阶层风雅背后的伪善和自私，那种风雅骨子里边实际上是很委琐的，不过是向资本批发或零售灵魂的文丐。他们总是让我想到鲁迅对“中国文人”的评价：“人渣居多”。我们有些搞哲学的人抱怨哲学受到了冷落，说实话，你没有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怀，那么你还要人家注重你的哲学，门也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哲学的衰落是必然的。现在有的人吹中国哲学如何如何发展，但实际上，我看不出有多少令人乐观的发展成果来。刘：谈到中国哲学，似乎就必然涉及到儒学或者说儒家学说在中国现代的发展状况，儒学似乎很积极地介入生活，你认为现在的儒学是不是扮演一种哲学的批判角色？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儒学当然是要批判地介入现实，我的一些朋友也在做这些艰深而清苦的研究工作。问题是现在就有(那么几个)打着儒学旗帜拉着草台班子招摇撞骗的人，对这些人我很不恭维——也许是偏见，但不幸的是我太知道他们的道德履历了，一帮口吐莲花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他们丝毫不打算在私生活里践履那些真正的儒学精神，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向资产阶级谄媚的手段。他们的意思就是，你不是说中国是共产党搞的吗？而我们搞的是非共产党的东西，你们来给我们投资吧！我说他们是一些文化商人或文化掮客，而不愿称他们是儒家，因为这埋汰了儒学，有辱先贤。孔子、孟子这样一些人都是有浩然之气的人。孔子周游列国，但他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傲骨。现在的小人儒有这种精神吗？整天抱着几本抄来的书奔走于权贵之门。我对真正的儒学的评价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因为儒家骨子里的东西是用血缘的东西来整合人的道德。然后就把个人道德放大到国家整个政治生活中去，就是从“孝”一直推到“忠”，这个东西在血缘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或许可以说有一种感召力。但在血缘家族被跨地域的交往所取代的时代，交往被普遍强化，社会通讯已经公开化，再从心性来推出政治就未免太迂腐了。这套解释系统可以在幼儿园里产生一些积极作用，对个人道德修养也有某种作用，也可以作为政治批判的思想资源，但你把它放大成救国、救世的良方，那就成了卖狗皮膏药了。有人鼓吹什么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令人喷饭！特别是他们把道德的丧失归结为教化的缺位就显得更可笑了。实际上，道德在今天的现代生活中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的东西，你绕开政治讲什么道德教化，对现实中真正敏感的问题却装聋作哑，避重就轻，不是等于给乞丐念食谱吗？他们自己可以做书呆子，咀嚼那些冬烘遗老的道德感受，但要把什么灵魂深处闹革命啊等等当作济世方舟，那就是江湖骗子。刘：不过这些年哲学研究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发展的，至少表面上是繁荣的，出了好多的专著。李：当然，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不仅仅是发展了，而是发展到了精致得不得了的地步。这种发展是对哲学庸俗化的反动，但走向了极端。还是在教授圈子里边。刘：就是说，还是属于学院哲学。李：沙龙化的哲学。在少数人的圈子里不断地谈论这个体系，那个体系，今天是这个创新，明天是那个创新，互相喝彩。刘：学术圈子的热闹并不意味着哲学的真正繁荣和发展，哲学的发展应该是真正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的思想的出现，比如像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的影响。而近年来我们似乎并没有产生出真正对我们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李：当我们说我们自己的哲学思想或者说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时，我不希望像有些人那样的讲法，即中国哲学就是指那些非要用孔夫子的话或者用古汉语来讲的，就是传承中国古代文化中诸如心性、天理人欲、气质之变等等一些概念，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与儒、释、道相结合。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儒、释、道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与儒、释、道无关，这不是表达或翻译上的语言形式、概念形式，而是面对中国现实的哲学内容。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就是应当立足中国的现实，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哲学。刘：我也反对那种做法，以为用古汉语的一些概念来解释现在的东西就叫中国哲学。古人面对的问题同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不同，古汉语的表达同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不同，你不可能通过古汉语把现在的问题解释清楚。你刚才说中国哲学就是立足中国的现实，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么你认为现在什么是中国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呢？李：在我看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中国的现实主要是中国劳动阶级的解放事业。具体说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扩张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迎接、驾驭并限制这个扩张，发挥它的有利的一面，避免它的不利的一面，这是我们的哲学应当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与世界接轨往往被理解成接到资本主义这个轨道上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资本主义最经典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包括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都能在中国找到发挥作用的土壤，都有可能发展为中国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也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实的批判太有价值了。刘：对现实的关怀还意味着哲学家不应当仅仅局限在哲学领域内，还应当关注现实的经济问题。李：朱德生教授也在《两个文明，一张卷子》(署名岳平，见《哲学研究》1996年第五期)的文章中提到经济在社会通讯中的主导作用。我想，哲学家在哲学圈子里是在磨刀，而在经济、政治领域里边则是砍柴，你整天磨刀，磨得宝光可鉴，那有什么意义？你必须拿磨好的刀去砍柴，柴在哪里呢？在荒山野岭。问题是目前大家都不愿意去砍柴，而只是仅仅欣赏宝刀如何好。但宝刀入库你的砍柴功夫就没了，那样还有什么价值呢？你想想看，马克思哲学离开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会有意义吗？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一块整钢，而不是互不相关的三大块。它的灵魂、价值观、批判精神在各个部分都必然地渗透着。刘：现在我们就面临着肢解或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李：这还是因为走学院化道路的结果。因为教学的方便、解释的方便、表达的方便，于是就搞成哲学上马克思如何说，经济上马克思如何讲等。如果我们强调马克思的现实性、批判性，那么它就应当是一个整体。刘：时间过的很快，今天我们从哲学和哲学家的角色意识入手，讨论了哲学家的批判精神、哲学家的社会责任、哲学生存和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等，占用您一个上午的时间，再次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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