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梳理
整理教师:&&
举一反三（巩固练习，成绩显著提升，去）
根据问他()知识点分析，
试题“找出下列句中的通假字并解释。（1）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相似的试题还有：
阅读下文后，请回答问题：&&&&&&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A&&&&&&&&&&&&&&&？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 B&&&&&&&&&&&&&，思而不学则殆。”&&&&&&&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 不知，是知也。”&&&&&&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 C&&&&&&&&&&&&&&&&&&&&，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请回答下列问题：1、在横线处填上恰当的文字。&&& &①A处应填：&&&②B处应填：&&&&&&& ③C处应填：&&&2、解释下列句子中加横线词的意思。&&& &①思而不学则殆：&&&②死而后已：&&&&&&&&&&&&&&&&&&&&&&&&&&&&____3、翻译下列句子。&&& &①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②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③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④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4、下列句子中没有通假字的一项是[&&&& ]A、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B、诲女知之乎？&&& &C、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D、人不知而愠，不亦君子乎？5、在文中找出由儒家最早提出接人待物态度的话是：&&&。6、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说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结合你自己的学习、生活，谈谈体会。&&&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1．下面“而”字表转接的一项是[&&&& ]A．学而时习之&&& 死而后已B．人不知而不愠&&& 学而不思C．任重而道远&&& 温故而知新D．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2．划线的词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A．学而时习之&&& 传不习乎B．知之为知之&&& 可以为师矣C．温故而知新&& &故有物外之趣D．有朋自远方来&&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3．请写出下列通假字的本字，并解释其意义：&&&&&女：通“_________”意思是：________________&&&& 知：通“_________”意思是：________________4．按提示写出课文中的名言警句。(1)谈求知态度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谈学习方法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5．请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两句话。(1)三人行，必有我师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1、指出下面句中的通假字并解释。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②由，诲女知之乎！ ( 　)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2、按照下面的意思，从文中找出相应的的句子填在横线上。①举一反三是智慧的摇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②学习与思考应有机结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③学用结合，乐趣无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写出课文中的成语(至少4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按提示摘录出语段中的名言警句。①谈求知态度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②谈学习方法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③谈修身做人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与子成说 说字的读音, 与子成说 说字的读音 诗经中描
与子成说 说字的读音 诗经中描述生死誓言的语句中“与子成说”的“说”的读音是什么，带依据 wisemaning 与子成说 说字的读音
执子之手，可此处不通：“死生契阔。”
虽然有许多古文“说”字通“悦”【读音】 yǔ zǐ chéng shuō
【释义】 和你立下誓言，与子偕老，与子成说、和你说定
【出处】《诗经?邶风?击鼓》 上传我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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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知识竞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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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集解》著者卢弼卢弼著《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古籍出版社 1957 年出版（中华书局1981 年据以缩小影印），约二百万字，将前人对《三国志》的校勘成果和批 注内容，广采博收，并断以己意，是一部带总结性的著作，为目前《三国志》 最详的注本，是研究《三国志》的必备之书。但对《三国志集解》（以下简 称《集解》）的著者卢弼其人，却未见有专文系统介绍，他著《集解》的有 关情况，更鲜为人知。由于卢弼先后定居于北京、天津，最后卒于天津，卢 氏后裔和亲友，至今在天津仍有健在者，这就为了解卢氏生平提供了方便。 笔者曾访问过卢弼的外孙女刘行宜、刘行端二先生，她们不但了解其外祖父 的生平；在《集解》定稿时，还参加了誊抄工作。兹据两先生提供的内容， 并参考别的一些资料，草成此文，对卢弼生平作一简介，以供参考。　　卢弼，字慎之，别号慎园，原籍湖北省沔阳县。清光绪二年（丙子）闰 五月二十八日（1876 年 6 月 19 日）生于沔阳，1967 年 12 月 31 日卒于天津。 卢弼之父卢瀛，字晴峰，主要以教家馆当塾师为生，也曾在监利县衙门 当过文案，家境清贫。卢弼的高、曾、祖、父均为塾师，称得上是寒儒家庭 出身。卢晴峰有二子三女，长子卢靖，字木斋，生于 1856 年，卢弼为其小弟， 兄弟之间整差 20 岁。当卢弼九岁时，卢木斋考中举人，旋充天津武备学堂算 学总教习。两年后，即卢弼十一岁时，步入仕途，先后任直隶赞皇、南宫、 定兴、丰润等县知县，又调蒙古多伦诺尔厅主管税收，从“余额”中发了一 笔财，其后又充任直隶提学使和奉天提学使。卢弼由于其兄发迹，家庭经济 状况大为好转，可以说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浓郁文化氛围和经济优裕的环境中度过的。卢弼自幼聪颖，其父对他十分喜爱，亲自为他开蒙课读，童年时即授读《诗经》、《左传》、《尔雅》等书。其兄木斋中举做官后，对这位小弟也 很关心，不断成箱地给他寄经史书籍。卢弼自幼酷喜读书，善属文，很顺利 进学入泮，先后在经心书院、两湖书院学习，受业于杨守敬、邹代钧等名家， 他们都精于舆地之学，使他也对边塞要隘、版图增损、本末得失极为关心， 详为稽考。这对他以后当幕友处理国界交涉与《集解》中考证地理沿革，都 大有帮助。在书院学习期间，由其兄木斋资助，先后刻印了严复译《天演论》 和张之洞《劝学编》二书。卢弼曾受到湖北按察使、著名学者梁鼎芬的赏识，两度被选送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08 年回国，应学部试，成为法政科举 人，分派到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处当幕友。他办事勤勉，处理文书敏捷干练， 尤其在清末一次中俄勘定边界的交涉中，由于他平素留心边防的历史沿革， 终于保住了满洲里车站，顺利解决了这次边界纠纷，使他深受器重，声誉鹊 起，连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锡良等人都知道卢木斋有个学识出众的弟弟。　　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1913 年），国务院成立，公文大量积压无人处 理，经人举荐卢弼署理国务院秘书长（1913 年 5 月 8 日——10 月 16 日）， 很快就把积压的公文处理完毕。但不久被挤出国务院，调到平政院任评事、 庭长。这是个冷衙门，属监察机构性质。卢弼生前曾对其家属说：由于当时 政局不隐，处理案件的办法就是拖，政局一变，案件就不了了之。他在这个 冷衙门一呆就是十多年，无人过问，一阶不进。在此期间，卢弼把主要精力 放在读书、藏书和刻书上。他经常跑琉璃厂各旧书铺，选购善本书。当时他　　住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五十六号，除书房外，有七间屋子的藏书，绝大多数 是木刻精本、善本，估计约二十万册。抗战前，他已完成《集解》底稿，想 定居天津，于是将这批藏书卖掉，在天津大理道三十六号买了一座小楼。能 “卖书易宅”，也可想见他这批藏书的数量和质量了。除藏书外，他还从事 刻书，如 1922 年以“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名义刊刻了《湖北先正遗书存目》 四卷（卢靖辑，卢弼纂）、《四库湖北先正遗书提要》四卷（同上），1926 年刊刻了《沔阳从书》（卢弼辑）十二种，另一部以卢靖名义辑于 1923 年影 印的《湖北生正遗书》，实际上也是由卢弼主持印行的。　　卢弼于五十岁后退出官场，家居闭门读书著述，《集解》就是他以一人 之力，用十年时间写成于北京，最后定稿于天津的。他治学态度严谨，平时 生活起居也很规律，身体健康，无烟酒等嗜好，读书写作成为他唯一的追求。 每天他起得很早，除一日三餐及饭后略事休息散步外，全部时间都在书房里 度过。凡经他读过的书，在书页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札记。他的记忆力强， 能记住某项资料在某屋某个书柜的某层藏书中可以找到。当然，能以个人之 力完成《集解》这样的煌煌巨著，也由于他具有较好的客观物质条件。对卢 弼在撰著《集解》期间以及在这之前的家庭经济状况，我们虽不具体了解， 但以下事实说明，他当时的经济条件是优裕的：一是在北京有可藏二十万册 图书的住宅；二是家里雇有佣人，无生活之累，得一心一意从事名山事业； 三是他的两个儿子均到国外留学，长子卢开运留学日本、美国，为生物学专 家，解放后任河北大学生物系教授，次子卢开津留学美国，获化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曾任耀华玻璃公司总工程师。以上这些，若没有优裕的经济条件，均 不可能。至于卢弼的经济来源，除“宦囊所积”之外，因其兄卢木斋于辛亥 革命后即兴办实业和教育，是有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很可能受到卢木斋的 提携，投资入股，从而获得相当的股息红利。《集解》写成于 1935 年，时在北京；抗战前夕移居天津，是在天津定稿的。定稿后曾雇人誊清，他的两个外孙女在假期中都帮他抄过稿子。《集解》 原送商务印书馆出版，已打成纸型，因抗战爆发，无力顾及而中辍，延至解 放后的 1957 年，才由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时著者已经年届八十一岁高龄 了。从抗战前夕直到“文革”期间，卢弼一直定居天津，和其长子卢开运住 在一起。在沦陷时期，他不与当了汉奸的往日故旧往来，未任任何伪职，保 持了民族气节。解放初期，吉林大学曾请他前去讲学，他以年老谢绝。关于 他的著述情况，除《集解》外，本拟为《水经注》作疏，带到天津来的就有 各种版本的《水经注》数十部，如其中的傅云龙校本、陈璞校本、董恂校本， 都是别家所无的罕见本；但遗憾的是，由于家中疾病、丧葬、日用之需，前 后不得不五次卖掉藏书，为《水经注》作疏的打算只好作罢。在他晚年，虽 藏书已几乎卖尽，仍作文吟诗以自娱，将诗文稿油印成册，馈赠亲友。以他 的健康状况而言，有可能寿至期颐，但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使一代学人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与世长辞了。他一生的著述，除《集解》外，尚有：《三 国志注引书目》一卷（未刊），《三国职官录》一卷（未刊），《三国志地 理今释》五卷（未刊），《慎园文选》三卷附《卢慎之自订年谱》（油印本），《慎园诗选》十卷《余集》一卷（油印本），《慎园启事》二卷（油印本），《慎园笔记》二卷（油印本）。也有为纣王说好话的　　最近，电视连续剧《封神榜》播放后，殷纣王这个暴君，更为广大观众 所知晓。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纣王（帝辛）确是个荒淫而又残暴的 人君，他“厚赋税”，“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 “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他还施行酷刑， “有炮格（烙）之法”；在政治上，一边杀忠臣比干，剖其心观看是否有七 窍，另一边又重用“善谀、好利”的奸臣费仲。其实，“纣”并非帝辛之名 号，乃“天下谓之纣”，“纣”的含义就是“残义损善”（见《谥法》）， 可见殷纣王生前生后都是遭人咒骂的。　　在历史上是否有为殷纣王说好话的呢？据记载，至少有两个有影响的人 物就说过殷纣王的好话：一个是当代鼎鼎大名的郭沫若，另一位就是明末抗 清志士，少年民族英雄夏完淳。郭沫若在《论古代文学》（原载《文艺春秋》第二卷第一期。转载于 1946年 4 月天津“现代文献社”出版《现代文献》创刊号）一文中指出：“中国 文化奠定于殷代”，处于“黄河流域下游、淮河流域下游、长江流域下游一 带的东夷”，结果“被殷朝帝辛——即纣王灭亡了。殷纣王因为用全力打东 夷，周武王乘其不备，从后面来打他，以致失败而丧失了统治权。我们从民 族的立场来讲，殷纣王比周武王所贡献的要大得多。殷纣王征服黄河、淮河、 长江下游一带的东夷，随把殷朝的文化传到东南。这种文化的扩张，乃殷纣 王的功劳”（《现代文献》创刊号第 102—103 页）。看来，在传播和推广殷 文化这一点上，殷纣王所做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夏完淳虽没有直接肯定殷纣王什么，但对纣王之死深表同情。纣王自焚身亡后，周武王割下纣王头悬在太白旗旗杆上示众，夏完淳认为这是莫大的 “遗恨”。他在《咏史杂成口号》之四诗中写道：“遗恨殷郊太白旗，黄虞 千载更无依。当时尚有顽民在，何事西山独采薇。”（《夏完淳集》卷六） 夏完淳的观点很明确：传说中的黄帝唐尧虞舜禅让之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王权要靠武力夺取，周盛殷亡，并没有什么是非问题，而是武力强弱的问题， 既然如此，纣王死后还有相当多的反抗周的殷“顽民”存在，伯夷叔齐为何 不联络殷“顽民”起来反抗，偏偏要到西山采薇并终于饿死呢！上述观点不 管是否正确，显然，夏完淳是站在反清复明的立场，借史抒怀，提倡反抗斗 争以复国，才批评伯夷叔齐的不反抗行为，并对殷纣王之死深表“遗恨”的。历史上的“现代”剧在历史上，很多古老的剧种，都曾演过反映当时生活的“现代”戏。 大家公认，南宋南戏的产生乃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据记载，那时的南戏既有《赵贞女》这样的历史题材剧，也有以暴露当时温州乐清县僧杀 人行贿、无恶不作为内容的现实题材剧（见宋周密《癸辛杂识》）。到了元 朝，元杂剧成了元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深刻地反映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生活， 歌颂了人民英勇不屈的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当时，尽管正式标明为现代题 材的戏还不多，但作者往往通过一个不说明时代的故事而直接反映了现实。 到了明朝，正式标明为现代题材的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鸣凤记》即为 一例。据载：这部揭露和鞭挞奸佞严嵩父子及其党羽的传奇的作者，与严嵩 是同时代人，严嵩一垮台，这出戏马上就上演了。不仅如此，据余澹心《板 桥杂志》载，明人郑应尼因不满马湘兰，乃作《白练裙》杂剧，剧中写了马 湘兰，对马“极其嘲谑”，演出时郑并请马湘兰去看。可见在明朝，演戏不 但“多扮近事”，而且已经发展到演这个人并让这个人去看演出的风气了。 清代，演现代题材戏虽不如明朝那样活跃，但也从未中断。例如清初著 名的《桃花扇》，嘉庆年间朱凤森撰《平锞记》（杂剧），以及鸦片战争后 出现在京剧舞台上的《烟鬼叹》等，反映的都是现代题材。辛亥革命前后， 许多剧种都演出了“时装戏”：如河北梆子的《惠兴女士》（写一个兴办女 学的校长）；川剧的《黑奴光复记》、《八国议和》等等。尽管这些戏的传 统形式和新的现实内容还不怎么协调，但还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历史上那些反映当时生活的“现代”戏，由于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作为 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而存在，其内容大都和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其 中一部分虽有反封建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当然，在历史上，戏剧要 真实地反映当时的腐朽黑暗的统治和人民的反抗斗争生活，必然要遭到反动 统治阶级的迫害，因此不能健康地发展。　　历史上的“五日工作制”　　今天的“五日工作制”，包括全国各单位的干部职工，每星期的周一到 周五工作，周六和星期日休息两天。这种休假，不包括节日放假，称为例假。 据文献记载，我国的“五日工作制”，是从西汉开始的，直到东汉前期，自 公卿以下百官的休假制度，均为工作五日，休息一日。按《汉书·郑当时传》： “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休沐。”又《汉书·万石君传》：“每五日洗 沐归谒亲。”所谓“休沐”或“洗沐”，唐《初学记》二十“假第六”解释 得很清楚：“休假亦曰休沐。汉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以上记载，都说明西汉官吏，每工作五天之后，即放假一日，回家休息沐浴。《初学记》称“五日得一下沐”，即“五日一下里舍休沐”（见《通鉴》胡 注）之意。这种例假制度，直到东汉前期仍然如此，据《后汉书·张禹传》 记载：“延平元年（106 年），（禹）迁为太傅录尚书事”，由于当时的汉 殇帝还是婴儿，“乃诏禹宿宫中，??五日一归府”，同样是工作五天然后 休息一天。　　由于文献不足，汉代的官吏例假制，是否统一规定每月的某几日为“休 沐”日，现已不可知，但轮流值班则是有的。如《汉书·霍光传》“光时休 沐出，（上官）桀辄入代光决事”，可见霍光休假的这一天，上官桀入朝代 行他的职事，和今天的轮班或倒休近似。至于有人认为“汉朝中自大臣至一 般官吏，在平时均住在官署，至休沐乃得归家”之说，尚缺乏有力的文献证 实。到了唐代，“五日休沐”制改为“十日休沐”制，即旬休，工作九日休 息一日，故后人又称上旬为上澣、中旬为中澣、下旬为下澣。“澣”又作“浣”， 即洗沐之意。　　人名的不同称谓　　作为一个中国人，除具有名、字、号之外，其他还有多少称呼？很值得 研究。粗略地讲，一个人名的不同称谓有如下种种：一、小名、又称小字。 如三国时曹操小名阿瞒。二、名、又名。如西汉江充，原名江齐，亡命后改名充。 三、字，又字。如蜀汉后主刘禅，字公嗣，又字升之。 四、号，有的人有好几个号。如清代《莲坡诗话》作者查为仁，号莲坡，又号花海翁、花影庵主人、淡宜居士等。一个人有一个号之外，别的号称“别 号”，如清代佟鋐，字声远，号蔗村，别号空谷山人和已而道人。　　五、以官职称。如汉末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故又称“蔡中郎”，其文 集称为“蔡中郎集”；唐柳宗元官柳州刺史，故又称为“柳柳州”。六、以封号称。如宋王安石封为荆国公，故又称之为“王荆公”。 七、以谥号称。如宋欧阳修死后朝廷谥为“文忠”，故又称之为“欧阳文忠公”；晋陶渊明死后友人私谥为“靖节”，故又称之为“陶靖节”。 八、对某些显官，则以其籍贯称。如曾国藩为湘乡人，又尊称之为“曾湘乡”；李鸿章为合肥人，又尊称之为“李合肥”。 九、笔名。如周树人，笔名鲁迅。其他笔名甚多，已为广大群众所熟悉。 十、浑名（绰号、外号），往往针对某个人的特点，群众给他起浑名。如五代周末的韩通，官天平军节度，因他“言多忤物，肆威虐”，于是人们背后称之为“韩瞠眼”；明末黄得功，官总兵，作战勇猛，人们称之为“黄 闯子”；又如明末张献忠的养子王兴国，善战，浑名“三鹞子”。十一、以行第称。如唐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诗，这位“杜二”即杜甫，因杜行二，故称之为“杜二”。 十二、以特技称。如汉李广，因与匈奴作战，被俘，乘机夺马飞奔逃脱，故时人又称之为“飞将军”。唐诗人温庭筠，诗思敏捷，八叉手而成八韵，人称之为“温八叉”。清代天津张明山以彩塑泥人远近闻名，人们又称之为 “泥人张”。十三、化名。人在特殊条件下，用化名。如战国魏人范雎，从魏逃脱，化名张禄而为秦相；又如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期间，去敌占区视察敌后根据 地工作，即化名“胡服”。十四、帝王还有庙号、年号。如明末的皇帝朱由检，又称“明毅宗”（庙号），亦称“崇祯帝”（以年号称）。 十五、艺人有艺名。如著名曲艺演员骆玉笙，艺名“小彩舞”。 十六、一个人出家当和尚之后，有法号。如李叔同，出家后法号“弘一”。 十七、古代一个女人给人当妾后，其男主人另给取一小名，称为“侍儿小名”。如宋姜白石诗有“小红低唱我吹箫”，“小红”即其妾之小名。古 代还有《侍儿小名录》这样的书。　　十八、人死后被神化的尊称。如李耳，被道教尊称为“太上老君”，张 道陵被五斗米教尊称为“张天师”。以上介绍，并非全部，只就常见者而言， 但也可由此窥见，中国人名的不同称谓是花样繁多的。　　话说“冬至”　　地球环绕太阳运行，当太阳的直射点移到地球的南回归线时，这一天就 是“冬至”，故南回归线又名“冬至线”或“昼短圈”。冬至是二十四节气 之一，这一天，对北半球来说，昼最短，夜最长，故冬至亦称“长至”、“短 至”或“至日”。　　我国早在周代就已经测定冬至，并以冬至所在之月（即夏历十一月）作 为岁首。至于人们把冬至作为令节，有个历史发展过程。《易·复》：“先 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至日， 冬至之日，??（天寒）到冬至更甚，人不宜外出。先王观此卦象，从而在 冬至之日，闭其城门，不纳商旅，君不视察邦国。”可见在当时，人们把冬 至视为“不宜外出”的不吉祥日子。在周代，冬至这一天有祭神祈福的仪式，《周礼·春官·神仕》：“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汉代已经把冬至列为 令节，有贺节之俗，东汉崔寔《四民月令》：冬至之日，“进酒肴，及谒贺 君师耆老，如正旦”。　　魏晋时，冬至这一天，人君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并有献鞋袜之仪，表示 迎福。南北朝时人们对冬至这个节日更加重视，有拜父母的礼节，民间还有 吃红小豆以避邪的风俗（见南朝《荆楚岁时记》）。唐宋时代，人们把冬至 和岁首元旦并重，南宋《东京梦华录·冬至》：“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 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 祖。??庆贺往来，一如年节。”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帝京 景物略·城东内外》：“十一月冬至日，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具红笺互 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清顾禄《清嘉录》卷十一：“至日为冬至朝。 士大夫家，拜贺尊长，又交相出谒。细民男女，亦必更鲜衣以相揖，谓之拜 冬。”冬至这天，北方民间还有吃馄饨的风俗，谚云：“冬至馄饨夏至面。”又因有“冬至大如年”的谚语，故民间也称冬至日为“过小年”。明清时代 的天津，也把冬至视为重大节日，康熙年间的《天津卫志》卷四记载，早在 明代，“每年圣旦、令节、元会、长至（即冬至）”要行“四大礼”，在行 大礼之前，天津官员还要先到涌泉寺去预习礼仪。现在到冬至这天，已经不 把它作为节日看待，而只剩下到这天吃馄饨、饺子的民俗了。天津与甲骨学　　殷墟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而首先判定甲骨上刻划的符号为古文字即甲 骨文者，则是 1899 年间的北京王懿荣和天津的孟定生、王襄三人。这三人到 底谁是甲骨文的第一个判定者？尽管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但据现有文献分 析，认为这三人几乎都是同时判定甲骨文的首创者，则是符合实际的。可见 甲骨学一开始就和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　　即使北京的王懿荣，也和天津有密切关系。因其殉国后，他的后人长期 寓居天津，将王氏珍藏的部分甲骨也带到了天津，光绪末期曾将小屯出土的 甲骨二十五片捐赠天津新学书院；至于介绍王懿荣当年怎样判定甲骨文的经 过，则是他的儿子王汉章于 1933 年在《古董录》（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画 报》第 50—51 期）一文中披露的。此外，王汉章还在 1931 年发表了《殷墟 甲骨纪略》（天津美术馆《美术丛刊》创刊号）。据我所藏王襄《簠室殷契 类纂》封套内的王汉章题辞称：“往与先汉甫兄考释殷墟文字，颇拟汇集所 得，编为《殷墟文解字》一书”，可见王懿荣之子汉甫、汉章兄弟，到天津 后继先人遗志，仍继续从事甲骨文研究工作。　　再看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他们不但在收藏甲骨的数量上大大超过王懿 荣，而王襄在甲骨学的研究上更是卓然名家。他先后出版了《簠室殷契征文》（1925 年天津石印本）、《簠室殷契类纂》（1929 年天津石印增订本）专著，并于
年间连续在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题甲子表》等有关甲骨学研究的文章十篇。与王襄同时的另一位天津甲骨 学名家，当推陈邦怀先生，他先后出版了《殷墟书契考释小笺》、《殷契拾 遗》、《甲骨文零拾》、《殷代社会史料征存》等专著和研究甲骨文的论文 数篇。王、陈二先生曾担任天津文史馆的正副馆长。粉碎“四人帮”后，邦 怀先生调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顾问，直接指导崔志远、王兆祥二君从事 甲骨学研究，他二人整理了陈先生大量的未刊稿。崔志远不但发表了甲骨学 研究论文，还完成了《甲骨文编》的勘误工作。此外，南开大学的王玉哲、 马汉麟先生，也曾出版过和甲骨文有关的专著并发表过论文，中年学者朱凤 翰近年又出版了和甲骨学有关的专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都在甲骨学的 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学问如传薪”，从孟定生、王襄开始，天津是最早的和甲骨学有渊源关系的城市。在当前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的情况下，希望甲骨学这门古老而又 年轻的学问，在天津不致中断，而是代有传人，并不断取得新成果。明代天津的梁祝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可说家晓户喻，至今被人们乐道。但它毕 竟是民间传说。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真有这样的事呢？至少在天津史上就记载 过类似“梁祝”的故事，只是其结局并非如“梁祝”的“死后化蝶”，而是 “喜结良缘”。　　据[乾隆]《武清县志》卷十二《刘方传》记载：刘方是明代一方姓军人 的女儿，年十五时，其母死，乃女扮男装，随其父运送灵柩回老家安葬。走 到武清县的蒙村（按：在北运河之东，离河西务不远），其父在一刘姓的老 者家又病故了，只好将其父母葬在蒙村，刘姓老者又将这个女扮男装的青年 收为义子，取名刘方。过了两年，山东东阿县张湫镇刘奇，因黄河失控被灾， 逃难到武清蒙村，刘方的义父刘翁又收留了他，与刘方成了弟兄。又隔一年， 刘方的义父义母双亡，刘奇刘方守孝期满之后，刘奇提出要娶妻成家，刘方 借故阻止。在此之前，刘方的义父义母和刘奇，都不知她是女扮男装的真象。 有一次，刘奇见春来双燕筑巢，有感触，在墙上题了一首诗：“营巢燕，双 双雄，朝暮辛勤巢始成。若不寻雌寄壳卵，巢成毕竟巢还空。”显然，刘奇 以燕寓意，说明“双双雄”成不了家。刘方见诗，笑了笑，和了一首：“营 巢燕，双双飞，天设雌雄事久期。雌兮得雄愿已足，雄兮得雌胡不知？”刘 奇见诗起了疑心，说：“诗不错，能不能再和一首？”，于是刘方又和了一 首：“营巢燕，声呷呷，莫使青年空岁月。可怜和氏忠且纯，何事楚君终不 纳。”诗意很清楚，刘方自比卞和献璧，把刘奇比作楚王不识而不纳。刘奇 大骇，说：“照此说来，弟是和花木兰一样女扮男装的了？”刘方点头承认。 刘奇又提出：“那么我们是作为兄妹呢？还是作夫妇呢？”刘方迟迟不答， 刘奇一再追问，刘方才流着眼泪说：“我父本姓方，因送我母亲的灵柩客死 在这里，我恐路上不便，才女扮男装，幸喜义父收养了我，又和兄在这里一 起生活，这不是偶然的；假若和你作兄妹，我将嫁出去，我又不愿离开父母 的坟墓，该怎么办？兄再想想。”刘奇听了又惊又喜，提出想当晚就和她成 亲，刘方说：“我之所以托身于兄，不同于世俗的私奔，而在于承续三家的 宗嗣，成三义之名，一定要按正式的礼仪结婚。”刘奇依了，二人坐以待旦， 第二天举行正式结婚典礼，终成夫妇。后来他们的子孙成了巨族，人们都纷 纷赞扬“刘方三义”。上述《刘方传》的内容，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中虽有过类似的情节，但那毕竟是小说，而《武清县志》乃真人真事；尽管方志错误较多，但《刘方 传》决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虚构，因明距乾隆初年时间不长，刘奇、刘方为 真人，蒙村为具体地点，应该相信其基本事实是属实的，不然，这部县志就 不能取信于本县士绅黎民，充其量只是某些细节（如二人的诗）有虚构或加 工而商周时期的酒与醋　　我国已故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 研究》一文（载《考古学报》1972 年 1 期），是一篇很有价值的科学论文， 把我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轮廓勾勒了出来，价值很大。　　这篇论文在谈到物候时，指出“宋代以来，华北梅树就不存在了”。但 “在商周时期，梅树果实‘梅子’是日用必需品，像盐一样重要，用它来调 和饮食，使之适口（因当时不知有醋）。《书经·说命篇下》说：‘若作酒 醴，尔惟麹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这说明商周时期梅树不但普遍存在， 而且大量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第 20 页）。我认为“因当时不知有醋”的论 断值得商榷。其实，醋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开始酿造了。《论语·公冶长》：“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这个“醯”字就是“醋” 字，《论语》的所有版本和历代学者的注释都是一致的，可以说这是“醋” 的最早记载（《书·洪范》有“曲直作酸”的记载，但《洪范》是伪托，不 足信）。若从酒与醋的关系，亦应知商周时已经有醋。在甲骨文中，出现不少“■”（■，即酒樽）、“■（酒）”字样（见王襄《簠室殷契类纂》正编第 66 页）；在地下发掘中，也发现殷代酒器的种类最为繁富，因此，学术界一致 公认，在殷代酿酒和饮酒的风气是很盛的。商周时期酿酒的方法，虽无文献可征，但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却列举了各种酿酒法，而其基本方法又皆一致，即将黍、粟、粱等蒸熟， 冷却，和上酒■，盛入瓮中，让它发酵成酒。酒与糟混在一起，其汁即酒， 滓即糟，糟亦可食。至于制烧酒的方法（蒸馏法），在《齐民要术》中并无 记载，那是以后的事。从酿酒法的发展来看，在商周时期，不可能比《齐民 要术》中的方法更进步，其基本方法应该是相同的。其实，《齐民要术》中 所叙的酿酒法（姑名之曰：古代酿酒法），绵亘了一二千年。屈原的《渔父》 中有“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歠其酾”；晋陶渊明曾“取头上葛巾漉酒”（萧统《陶渊明传》）；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金陵酒肆留别》一诗中又提到“吴姬压酒劝客尝”，显然，上面提到的这些酒，都是用“古代酿酒法”酿 造的，甚至到了宋代，《水浒传》上那位打虎英雄武松，一口气喝了十几大 碗酒还能在景阳岗上打虎，可知决不是烧酒，不然，再英雄的武松也会醉倒 的。　　既然我们推知商周时期的酿酒法和《齐民要术》所载基本相同，那么， 商周时代知道怎么造醋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大家都懂得一个生活常识，煮熟 的饭食在适当的温度下，经过细菌作用，就会变酸；同样，把黏性的粮食煮 熟，在适当的温度下，经过细菌作用，也可产生酒味。我们完全可以推断， 古人正是从这种偶然的发现中逐渐掌握酿酒法的。能酿酒就能造醋，这是极 自然的事。据《齐民要术》中的“作酢（醋）法”，即有“迴酒酢法”、“动 酒酢法”、“作糟糠酢法”、“酒糟酢法”、“作糟酢法”等等，皆和酿酒 直接有关，也可以说，醋，是酿酒的副产品。如“动酒酢法”：
春酒压讫而动不中饮者，皆可作醉。大率酒一斗，用水三斗，合瓮盛置，日中曝之， 雨则盆盖之，勿令水入，晴还去盆，七日后当臭衣生，勿得怪也，但停置勿移动，挠扰之， 数十日醋成，衣沉，反更香美，日久弥佳。
　　这种“动酒酢法”，直到解放前四川农村的酿酒作坊仍本此造醋，即以 制烧酒的“尾子酒”（最后酒味淡之蒸馏汁液，相当于“春酒压讫”的“不 中饮者”部分），盛在缸内，让其发酵，即成“酒醋”，故酿酒的作坊往往 既卖酒也卖醋。而古代往往以“酒”、“醋”并称，如宋人庄季裕《鸡肋篇》 中“俚语见事”条引民谚云：“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可见酒和醋是 同源的，既知酿酒，即知造醋，此为不可移易之理。　　既然商周时已经有醋，为什么还要普遍用梅子呢？这道理很简单，虽然 醋和梅子同样是酸的，但梅子却有其特殊的味道，为人们所喜欢，例如今天 已经有各色各样的醋，而夏天的酸梅汤不是同样很受人欢迎吗？我们不能因 为商周时人们普遍用梅子，就断定“因当时不知有醋”；反之，也不能因为 有了各色各样的醋，就断定人们不欢迎或不再用梅子了。　　醋之发生，本用以食用，但商代先民似乎已将醋用作软化剂，郭沫若先 生在上述《考古学报》发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透露了这一信息。文 云：“甲骨是很坚硬的东西，铜刀或石刀也并不是十分犀利的工具，为什么 能刻出那样精巧的文字？”这确是多少年来人们没有解决的疑问。郭沫若先 生从现代象牙工艺的工序，“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续之前，必 然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这种泡制甲骨使之软化的“酸性 溶液”是什么？若用水把梅子或别的酸果泡成溶液，用以软化坚硬的甲骨， 是不大容易的，我认为，既然殷代已能酿酒造醋，那用以泡制甲骨使之软化 的“酸性溶液”，很大可能就是醋液。此乃一时断想，愿商诸关心古代科技 史的同好。　　“阿斗”还是“阿升”　　三国时蜀汉后主刘禅（shàn）小名“阿斗”，是人所共知的。由于刘禅 昏庸无能，后来“阿斗”竟成了昏庸无能者的代号。其实，并不是刘禅的小 名为“阿斗”，而是他字“升之”，有人称之为“阿升”，后误为“阿斗”， 并进而误认为是他的小名的。按称刘禅为“阿斗”，首见于《三国志·蜀志·刘 封传》的“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指刘禅被立为太子，故知刘禅又名“阿 斗”。对此，早就有人不以为然，如卢弼《三国志集解》引陈景云的话，即 指出：“斗当作升，后主一字升之，见《魏志·明帝纪》注，古‘升’、‘斗’ 字易混，观《汉书·食货志》可见。”我认为陈景云的话很有道理：第一、 刘备收养的长子名刘封，其亲生子名刘禅，这是以古天子行“封禅”大典之 意来命名的，“禅”是在泰山下的小山梁父上辟场祭地，而“封”却是在泰 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既“禅”之后，当然得升泰山去行“封”典；古人的名 与字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曹操字孟德，孙权字仲谋，其“孟”、“仲”为排 行，“操”与“德”、“权”与“谋”都有意义上的联系，故刘禅又字升之。 第二、刘禅又字升之，有确切的文献根据，即《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太 和二年注引《魏略》载明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的文字中，有这样的话： “诸葛亮弃父母之国，??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刘升之兄弟 守空城而已。”非常明确，这里的刘升之只能是刘禅。故赵一清认为刘禅除 字公嗣之外，还“别字”升之。第三、魏晋时汉隶通行，隶书“升”、“斗” 字形相近，故在《汉书·食货志》上，就有“升”字与“斗”字互混的现象。 第四、《三国志·蜀志·刘封传》载孟达降魏后与刘封书，劝封也降魏，提 到“今足下与汉中王（按指刘备）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肉而据势权。??自 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显然，因孟达曾为蜀将，并和 刘封同事，系平辈，故以兄长口气称刘升之为“阿升”，是完全符合情理的。 古人在弟、侄辈的名或字之前加一“阿”字，是较常见的，如三国时吴鲁肃 呼吕蒙为“大弟”和“吴下阿蒙”，晋阮籍称其友王浑之子王戎为“阿戎”， 南朝宋谢灵运称其从弟谢惠连为“阿连”等等，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假若刘 禅的小名为“阿斗”，刘封为其兄，文献并无刘封与刘禅兄弟不睦的记载， 则孟达在给刘封的信中直称其弟的小名，古人重名讳，这对刘封也为不敬， 孟达给刘封信意在争取其降魏，是绝对不会这样鲁莽的。　　零星考订四则也谈“李氏子蟠年龄考订”　　从韩愈《师说》全文来看，“李氏子蟠年十七”的说法大可怀疑。吴乃 宣同志在《文汇报》所发《李氏子蟠年龄考订》一文中也作了阐述，我完全 同意他的看法。但吴文认为李氏子蟠“年十七”乃“年七十”的倒文，“是 历代传钞的失误”，却缺乏根据。因为它没有举出任何一条证据，而只是推 论之词，这一点，颇嫌美中不足。其实，对韩愈《师说》中“李氏子蟠年十七”之说提出更订的，至迟在1925 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由吴兴王文濡校勘的《古文观止》中就提出来 了。据上海文明书局 1936 年 10 月第七版《古文观止》中《师说》的“李氏 子蟠”下，是作“年四十七”，并在句下注称：“蟠贞元十九年进士。”同 时王文濡还在这一句之上，加顶批云：“据先生年谱，李蟠应四十七岁，他 本均于年下脱‘四’字。”据此，则“李氏子蟠”应为“年四十七”，而不 是“年十七”，也不是“年七十”。“滂喜斋主人”非章钰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 190 期载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所写《中州 古籍出版社将出版大型图书》一文， 提到“滂喜斋主人章钰”，颇为惊诧，因“滂喜斋主人”常见者有二人，即 清吴县蒋曰豫和潘祖荫，从未听说过章钰也号“滂喜斋主人”，不知作者是 否有新的证据，不然，这可能是作者的偶然疏忽。为了避免以讹传讹，我认 为有更正的必要。　　按章钰（），字式之，原籍长洲，光绪二十九年举进士，授 刑部主事。辛亥革命后，长期寓居天津，有《四当斋集》、《胡刻通鉴正文 校宋记》传世，为近代有名学者。据我见到的有关章钰的资料，只知他名其 斋曰“四当斋”，从不知他曾别署过“滂喜斋”。我手边有一份章钰逝世时 由其四个儿子所发的《哀启》，叙述章氏生平綦详，也从末提到过他曾号“滂 喜斋主人”。关于章钰收藏石刻，在《哀启》中曾提到他除“校勘而外”， 还“旁及金石考据之学，聚古今石墨数千种”，章氏又殁于北京，他在京亦 有寓所，故其所藏数千种古今石墨后归北京图书馆，是很自然的。　　“几水”即江津顷读赵伯陶同志《一气如云自卷舒——张问陶及其》一文（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 159 期），颇受教益。其中提到“后人为张问 陶《船山诗草》作注者有清人李岑注、江海清补注的《船山诗注》二十卷”， 并称李岑、江海清皆为“四川几水人”。该文还据光绪元年修《江津县志》， 指出“李岑少年进学，四十岁以后成恩贡生。他一生课徒为业，没有做官， 其他不详”，还指出李岑与江海清二人曾“相晤于津城”。　　按清代常例，称某人为何处人，系指何县而言，查四川的古今地名，皆 无“几水县”，显然，“几水”是四川某个县的代称，如清杭州的汪沆著有《津门杂事诗》，却署“钱塘汪沆西颢著”，即以“钱塘”代“杭州”，类 似这样的例子所在多有。那么“几水”到底指的四川何县？其实就是四川江 津县。“几水”亦称“几江”，《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称：“几江，在四 川江津县北二里，大江东北流，绕县治，折东南流如几字，故名。”抗战期 间，笔者曾就读于江津中学，该校校歌为吴芳吉作词，歌词中即有“鼎山几 水”。所谓“鼎山”，即江津县城所倚之“鹤山坪”，其形如鼎，亦称“鼎 山”。抗战前，江津县城有家丝厂即名“几江丝厂”。抗战时，陈独秀寓居 江津，曾在一首七绝中有“蜀江如几好栖迟”句。这些都可说明“几水”即 江津县的代称，如以“钱塘”代称“杭州”一样，只不过前者不大为人所知， 后者尽人皆知罢了。赵伯陶先生已查过《江津县志》，可能县志未明确指出 这一点，故不敢遽断，这也是他的严谨处。为什么称“马路”　　《天津老年时报》1996 年 3 月 26 日第四版载《为什么称“马路”》一 文，系摘自《少年文史报》，称：由于马路的最初设计人为英格兰人约翰·马 长丹，因而“中国就采用它最初设计人的姓，简称它为马路”。这完全是牵 强附会的臆说。那抽水马桶也是外国人“最初设计”的，而中国人称之为“马 桶”，难道也是“采用它最初设计人的姓”吗？当然不是。事实上，“马路” 一词并非外来语，而早在《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年》中就出现了，原文是 “褚师子申遇公于马路之衢”，据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的解释，“马路” 是指城门内的大道，“衢”是十字路口。《汉语大词典》明确指出：“马路， 古指可以供马驰行的大路。”今天我们所说的“马路”，正是古汉语“马路” 一词词义的延展。至于“马桶”一词，早在宋吴自牧《梦梁录·诸色杂买》 中就出现了。因为“古人于大物辄冠马字”（章太炎《新方言·释言》）， 所谓“马桶”即厕所用的“大桶”；同样，大汤匙称“马勺”、大蜂称“马 蜂”、大蓼称“马蓼”、大枣称“马枣”，均同此理。　　到方言中去找答案　　凡是接触古汉语资料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一是古汉语中的某些词 语，从书面上不能很好理解它，在活的方言中却能找到正确答案。这是因为 古汉语的某些词语所包含的内容，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很难为今天一般人所 理解，但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历史上一直交通不便，形成了各地方言纷繁的 现象，故在某些地区，因为人们世代口头相传，对某些古汉语词、古音读法 以及表现古代风俗习惯的特殊词语等等，在长期闭塞的情况下，仍然在人们 口头的方言中被保留了下来。再就是古汉语中有一些词语，好像今天已经消 失了，可以判为死词，但到方言中一调查，并非如此，它们仍然在某些地区 的方言中活着；而且通过有关方言词语的印证，不但可以加深对某些古汉语 词的理解，而且为研究汉语史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 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我国方言的搜集、调查、整理、研究，一直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早在 汉代，扬雄就编著了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方言》，其后，有关方言的 著作绵延不断。尤其是解放后，党对语言工作十分重视，为了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普通话，各地都在进行方言的调查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方言复杂，不管是前人的方言著作也好，还是今 天已经进行的方言研究也好，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假若把我国的方言比为十 分丰富的矿藏，那我们开采出来的还太少，其中的许多东西，还需要我们继 续努力发掘。首先，是关于方言在解释某些古汉语词时所起的作用问题。　　例如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杂剧第三折中，窦娥在临刑前见到她婆婆 时的一段道白，其中几句是：“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瀽 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 你死的孩儿面上。”那句“瀽不了的浆水饭”或“瀽浆水饭”是什么意思， 历来注家均未解释。195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元人杂剧选》（顾学颉 选注），也只在“瀽”字下注“泼”、“倒”两个字，仍然没有解释清楚。 从这段道白的上下文来看，我们可以大致知道这“瀽浆水饭”和“烧纸钱” 的性质一样，是古代在“冬时年节，月一十五”祭祀鬼魂的一种迷信活动， 但它到底指的什么活动内容，从已有的书面资料中是不可能求得解答的。其 实，“瀽浆水饭”，就是解放前四川巴县、江津一带农村流行的“泼水饭”。 “浆水”是偏义复词，实际上指的是水。一提起“泼水饭”，解放前在巴县、 江津一带农村，可以说妇孺皆知。那就是在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下，当一个 人生了病，认为是被什么鬼魂缠住了，于是就许个愿，答应在病好后泼碗水 饭，把鬼魂打发走。这个人病好后，晚上就在住宅院外，点上香和烛，摆上 一碗用凉水泡的少量米饭，焚化纸钱，同时口称“某某人的病好了，来泼水 饭啦！”随即把那碗水泡饭泼在地上。这就是“泼水饭”的内容，它是祭祀 鬼魂的一种活动。元代“瀽浆水饭”的风俗，不能说和解放前四川农村“泼 水饭”的内容完全相同，但它们至少是相似的。《窦娥冤》中窦娥要求婆婆 “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是一种自谦的说法，即要求婆婆 在祭祀别的鬼魂的时候，有剩下的，也泼（瀽）半碗给窦娥的鬼魂吃。可见 在元曲中反映的当时“泼水饭”（即“瀽浆水饭”）的风俗，今天要理解它， 只有在活的方言所反映的风俗习惯中去求解了。　　　　又如孟郊的《寒地百姓吟》一诗，头两句是：“无火炙地眠，半夜皆立 号。”对“炙地”一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这样注 释：“炙地，烧地。这两句说穷苦的劳动人民，屋子里没有炉火，只好在临 睡前，用柴火烘地面，然后睡在烘热的地方。”这个解释基本上正确，但不 确切，假若读者问“用柴火烘地面”的“地面”有多大？又怎么个睡法？注 释却未说明。其实，“炙地”一词所含的具体内容，解放前的河北省农村， 许多人都了解，今天也有人了解。1961 年，我参加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 文研究所主持的河北省方言调查时，了解到“炙地”的典型例子：解放前农 村的乞丐，冬天住在破庙里，拾些乱柴火，临睡前划出一块像单人床那么大 小的地面，铺上柴火，点火烧掉，然后再在那烘热的地面上铺点柴火，人就 睡在上面。这就是“炙地眠”。可见，“炙地”一词在活方言中所包括的内 容就具体多了。　　其次，关于某些古汉语词今天是否消失的问题，也只有到方言中去调查 之后才能作出判断。例如：　　“艸马”——《齐民要术序》：“课民畜牸牛艸马。”“草马”即“母 马”，在今天的普通话中已经消失，但在四川东一带的方言中，仍把“母狗” 叫做“草狗”，和古代把“母马”叫做“艸马”完全一样。“霍闪”——唐顾云《天威行》：“金蛇飞状霍闪过，白日倒挂银绳长。”“霍闪”指天上响雷前出现的闪电，这个语词在普通话中已消失，但在四川 的方言中却一直保留到现在，四川农民把闪电叫做“打霍闪”。“将息”——李清照《声声慢》：“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将息”即保养的意思，这在普通话中已经消失，而在四川农村的方言中仍保留 了它，如关心一个病人，希望他好好保养，就劝他“好生将息将息”。“饙——《玉篇》：“饙，半蒸饭。”这个单音节词“饙”（音分），今天已经很生僻，什么是“半蒸饭”，也让人很不好理解，但在四川大部分 农村的方言里，却保留了这个词，即“生饙”。“生饙”就是把米煮半熟， 用筲箕捞出来，正是“半蒸饭”的意思，只是加个形容词“生”，把单音节 词变为双音节词罢了。“生饙”再放在甑子里蒸，才能成为熟饭，谓之蒸饭。 “涷”——《广韵·送韵》：“涷，瀑（暴）雨，又水名??多贡切， 又音东。”这个当“暴（疾）雨”讲的单音节词“涷”（音东），今天同样 很生僻，而在四川川东一带的方言中却被保留了下来。如夏天晴空万里，突 然来一场暴雨，川东的方言叫做“下偏涷雨”。因“偏涷雨，隔屋檐”，即 这种暴雨只在一定范围下，有时两家只隔一个屋檐，东家有雨，而西家却没 有，故加个“偏”字形容，又在“涷”后添个“雨”字以说明“涷”是雨，从而组成了“偏涷雨”这个以“涷”为语根的方言词。 “墼”——《说文》：“墼，瓴适也，一曰未烧也，从土墼声。”“墼”（音激）这个单音节词，今天也很生僻，但在天津汉沽一带农村却仍然流行 着。“墼”就是未烧过的砖坯或瓦坯。在今天的汉沽一带，秋天收完水稻后， 等稻地晒到一定干度，用牲口拉碌碡把稻茬压平，然后用铁锸把土切成半尺 来厚的一方方土块，晒干后作盖房垒墙用，当地叫做“墼子”，和今天把古 汉语词“桌”叫做“桌子”一样。　　再有，关于方言和古音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汉语的某些古音读法， 在今天的普通话中早已消失，而在一些地区的方言中却保留了下来。如古代 的入声，在普通话中已不再存在，但在粤方言、吴方言和四川某些地区的方　　言中，却照样有入声。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又如形声字，有的声符按普 通话读已经不能表音，而按某些地区的方言读法，却是能表音的。“淦”就 是一例，从水金声，而“金”在广东吴川县一带方言中的读音为[gèm]，保留 了古音读法，与“淦”（gàn）声很相近，故“淦”从金得声；若按普通话读 法，就不好理解怎么以“金”为声符的“淦”会读为 gàn 了。再如“虹”，《广韵》把它列入去声“绛”韵，音绛，又音红。把“虹”读为“绛”，这 种中古音的读法，在今四川巴县一带的方言中仍保留着，那里把“虹”读为 gàng，正是“绛”的中古音读法（“绛”，今读 jiàng。声母由 G 变为 J 的 对应规律，后详）。至于要了解今天普通话中读 j q x 的字在古代却读为 gkh或 zcs 的规律，也只有在方言中才能找到证明。如“街”，普通话读为 jiē， 四川方言读为 gāi；“下”，普通话读 xià，四川方言读为 hà（如“你来一下”， 即读 hà），这也正是四川方言保留了“街”、“下”等字的古音读法。还有某些 容易读错的词，在方言中却保留了正确读法。如“尚书”这一官称，那个“尚” 字本应读平声，在《广韵》中属“阳”部、“市羊切”，“尚书官名，又时仗切”。 即是说，作为“官名”“尚书”的“尚”，本读平声“市羊切”，音同常；后来读音发 生变化，才有读作去声“时仗切”的。其实，就是在重修《广韵》的宋代，对“尚 书”一词，通常也是读作 cháng shū，而不是读作 shàng shū的，如张乖崖 诗：“独幸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见《诗人玉屑》卷六“一字 师”条）那个“尚”就读平声，若读为去声，就不合平仄律了。直到今天， 四川江津一带方言，都是把“尚书”读作 cháng shū的，如在明代做过“工 部尚书”的江渊，他的故乡江津九龙铺的人就一直称之为“江 cháng shū”， 仍保留了中古音的传统读法。总之，我国方言是个丰富的宝藏，不管是研究现代汉语或古代汉语的，也不管是研究中国史或民俗学的，都应该继续开发这个宝藏，这样，我们在 书面资料中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就很可能在那里找到正确答案。“平水韵”之“平水”解　　顷读某刊所载《阴幼遇的》一文，一开头即引《辞源》“阴 韵”条记云：“宋淳祐间平水人刘渊增修《礼部韵略》，归并同用各韵为一 百七部；元初阴时夫撰《韵府群玉》，又并为一百六部。元以来诗韵多沿用 之，通称为平水韵，也称阴韵。”其实，《辞源》的这种说法大有值得商榷 之处，并不足为据。即以“平水韵”的“平水”作何解来说，从清代著名学 者钱大昕到现代语言学权威王力先生，都未真正解决，事实并不是如通常所 说，因刘渊为“平水人”故称为“平水韵”的。　　钱大昕《王文郁平水新刊韵略跋》称：“谓今韵之并始于平水刘渊，其 书名日《壬子新刊礼部韵略》，访求藏书家，邈不可得，未审刘渊为何许人， 平水何地也。顷吴门黄荛圃孝廉得《平水新刊韵略》，元椠本，余假读之， 前载正大六年（1229 年）己丑季夏中旬河间许古道真叙，其略云：平水书籍 王文郁携新韵见颐庵老人曰??是此韵为文郁所定也。卷末有墨图记二行， 其文云：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轩王宅印。是此书初刻于正大己丑，重 刻于大德丙午。??考正大己丑在淳祐壬子前二十有四年，而其时已并上下 平声各为十五，上声廿九，去声三十，入声十七（按：即今之‘平水韵’一 百零六韵），则不得云并韵始于刘渊。??又其时南北分裂，王与刘既非一 姓，刊版又不同时，何以皆称平水？论者又谓平水韵并四声为一百七韵，阴 时夫始并上声‘拯’韵入‘迥’韵，据此本，则‘拯’、‘等’之并，平水 韵已然矣。”“《金史·地理志》平阳府有书籍，其倚郭县平阳有平水，是 平水即平阳也。史言有书籍者，盖置局设官于此。元太宗八年用耶律楚材言， 立经籍所于平阳，当是因金之旧。然则平水书籍者，文郁之官称耳。刘渊亦 题平水，而黄公绍《韵会·凡例》又称为江北刘氏，平阳与江北相距甚远， 何以有平水称，是又可疑也。”（见谢启昆《小学考》卷三十三“王氏文郁 平水新刊韵略”条）钱大昕在以上论述中指出：所谓“平水韵”一百零六韵，在金代的王文郁《平水新刊韵略》中就确定了，并非始于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关于这 一点，钱氏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平水韵”条中再次作了说明。近人王 国维《观堂集林》卷八《书金王文郁新刊韵略张天锡草书韵会后》一文中， 也指出“平水韵”一百零六韵并不始于阴时夫。王力先生在《汉语音韵》（中 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63 页注⑧称：“在王氏以前，一向以为并‘拯’、‘等’ 于‘迥’的是阴时夫的《韵府群玉》。”也不确，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的钱 大昕已经指出这个问题了。显然，《辞源》称“元初阴时夫撰《韵府群玉》， 又并为一百六部”是错误的。　　至于“平水韵”之“平水”作何解，钱大昕只是提出疑问，未作正面回 答；当代王力先生虽作了回答，却又两歧其说，莫衷一是。如他在《中国语 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序》写于 1980 年 4 月）中，提到《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称：“由于刘渊是平水人，所以这部书又叫《平水 韵》”（第 75 页）；而几乎在同时的另一部著作《音韵学初步》（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中，又称“由于刘渊是平水（官名，主收渔税），所以后人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称为‘平水韵’”（第 23 页）。“平水”到底是指籍 贯还是官称？王力先生把读者带进了迷宫，因为一个学者，在学术上可以改 变自己过去的观点，但像这样同时两歧其说的现象，却是罕见的。这只能说明王力先生对这一问题也未解决。 关于“平水韵”所分部目问题，王国维在《书金王文郁新刊韵略张天锡草书韵会后》中讲得很有道理：王文郁《新刊韵略》成于金正大六年，刊于 平阳；张天锡的草书《韵会》成于金正大八年，写于南京（今开封），而二 书韵为一百零六韵，部目完全相同，张书未必沿用王韵部目，故作出判断， 认为“是一百六部之目，并不始于王文郁，盖金人旧韵如是”。即是说，所 谓一百零六韵的“平水韵”，乃是金代朝廷科举所规定的“官韵”，士子应 试律赋，必须按照这一百零六韵，不得出韵，是“金时功令如是”。王氏“韵 略”和张氏“韵会”的部目全同，正好说明这一事实。至于刘渊的《壬子新 刊礼部韵略》，古今学者一致公认“壬子”即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 年）， 虽距金亡已十八年，但因其书仍本金代之“官韵”，故仍冠以“礼部”字样。 该书虽已佚，而从元人黄公绍《古今韵会》得知，黄书的部目，分为一百零 七部，是沿用刘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所分韵目的，从而知刘书为一百零 七韵。这里又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一百零六韵为金代规定的科举“官韵”， 而刘渊之《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既冠以“礼部”字样，正如王国维所说， 亦“金人官书也”（《观堂集林》卷八第 26 页）。即是说在金代，出现了既 有一百零六韵的“官韵”，也有一百零七韵的“官韵”，应该怎么解释这一 现象呢？我认为很可能是：先有一百零七韵的“官韵”，后来在实践过程中， 由于“拯”、“等”（同用）的字太少，只十二字，有将“拯”并人“迥” 的现象，逐渐推广开来，造成突破礼部规定的一百零七韵“官韵”的事实， 变为一百零六韵，礼部在既成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一百零六韵的合法性， 因而出现了两种“官韵”。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即钱大昕见到的王文郁 书，并非金代所刻原书，而是元大德年间的“重刊新本”，在刘渊书之后， 随着时代的推移，它是以当时的“官韵”一百零六韵为准，已非金代初刻原 书的旧貌。这虽然是推测，未必准确，但在金代存在着两种“官韵”，确是 客观事实，正如王力先生在《中国音韵学》中所说：“当时韵书大约有两种： 第一种依宋韵依‘同用’例归并，再加上去声‘径证嶝’的归并，成为一百 七部，如刘渊书；第二种又加上上声‘迥拯等’的归并，成为一百六部，如 王文郁书及张天锡所据韵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学丛书”本下册第 180页）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假若肯定王文郁的一百零六韵在前，刘渊的一百零 七韵在后，为何会发生如前引《辞源》所载“阴韵”条的误解呢？这是因为： 王文郁书和刘渊书均为罕见书，如在《明史艺文志·补编·附编》（商务印 书馆 1959 年版）中，都不见著录。但王书与刘书却有不同的际遇，刘书虽已 佚，元人黄公绍、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成书于元大德元年）却是一直 流传下来的常见书，该书明确记载所分韵目是以刘渊书为根据的，因而使已 佚的刘渊书普遍为人所知，未佚的王文郁书反而隐晦鲜为人知，这才发生了 误以为刘渊书是最早将宋《礼部韵略》所定“独用”、“同用”例合并为一 百零七韵的。同样，据文献记载，最早刊于元元统年间（）的阴 时夫《韵府群玉》，是一部一直流传的常见类书，它以韵类分，本来根据的 是金代“官韵”一百零六韵，和王文郁书完全相同，由于后人鲜知王书，刘 渊书不但因《古今韵会举要》广为人知，还被误认为是最早合并韵部的祖本， 故而产生了认为先有刘渊书的一百零七韵，到了阴时夫的《韵府群玉》才“又并为一百六部”的不正确说法。　　其实，尽管宋金南北对峙，都开科取士，都有自己的“官韵”，但宋金 的“官韵”却同出一源，即均以宋仁宗景祐元年（1037 年）由朝廷官修的《礼 部韵略》为祖本。宋《礼部韵略》原书已不可见，今天能见到的是《附释文 互注礼部韵略》（不著作者）和《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毛晃增注，毛居正 校勘重增。简称《增韵》），尤其是后者更具有代表性，当时就享誉很高， 因其经过修订的注释，被后人高度推崇《增韵》成书于宋绍兴三十二年（ 1162 年），虽是后来的“增修互注”本，但对原《礼部韵略》的韵部绝不能改动， 包括上述元刻本《平水新刊韵略》在内，也不能改动金原刻本的韵部，因那 是国家功令规定的“官韵”，不经朝廷批准是不敢改动的。另据文献记载， 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其注释部分即以《增韵》为主要参考，采用 的很多，于此也可见刘渊书和《增韵》之间的渊源关系。宋《礼部韵略》仍 为二百零六韵，只在每韵下规定“独用”、“同用”，以作为考官和举子们 共同遵守的“官韵”；若将“独用”、“同用”的韵部加以合并，实为一百 零八韵，而王文郁书和刘渊书都是在这一百零八韵的基础上分别合并为一百 零六韵和一百零七韵的。金代的平水，又是“最大的刻书中心”（见刘国钧《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如王文郁书名《平水新刊韵略》，王氏又官平水 书籍，定刻于平水无疑。由于这种规定金代“官韵”的“官书”主要刻于平 水，影响很大，后来逐渐演变为对一百零六韵或一百零七韵的韵书，即使不 刻于平水，也统称之为“平水韵”，使之有别于宋代官书《礼部韵略》；至 于公认一百零六韵为“平水韵”，亦称“诗韵”，那是更后的事。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说明“平水韵”之“平水”乃指版本即刻书地点，非指刘渊的籍贯：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平水韵”条称：“据黄氏《韵会·凡例》称：‘江南监本免解进士毛氏晃《增修礼部韵略》、江北平 水刘氏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互有增字’，而每韵所增之字，于毛云毛 氏韵，于刘云平水韵，则渊不过刊是书者，非著书之人矣。”黄公绍在《古 今韵会·凡例》中讲得很清楚，他是以大江南北的两部《礼部韵略》为蓝本 的，其一是“江南监本”，另一为“江北平水（本）”，“江北平水”与“江 南监本”相对成文，所指极明。黄氏之所以“江南”、“江北”并举，意在 以“江南”为南宋之代称，“江北”为金之代称。若“平水”系指刘渊之籍 贯，那么，第一、刘渊其人及其《壬子新刊礼部韵略》，一般地讲会见于地 方志，今检《（雍正）平阳府志》（清章廷珪修，范安治等纂。雍正十三年 修，乾隆元年刻本），从头到尾，均无有关刘渊其人其书的记载，而当清雍 正修志时，刘渊其人其书已显于世，若系平水人，志书漏收的可能性很小； 第二、只称“平水刘渊”即可，不必冠以“江北”字样，请问古今有谁称平 阳人为“江北平阳人”的？即使要冠以其他字样，也只能称“河东平水”或 “山右平水”，而不能称“江北平水”。据现有文献记载，在刘渊人名之前 冠以“江北平水”字样，始于元黄公绍《古今韵会·凡例》，如前所述，“江 北平水”乃指《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的版本即刻书地点而言，和称毛晃的《增 修礼部韵略》为“江南监本”一样，根本不是指刘渊的籍贯，更和“主收渔 税”的“平水”官名无涉。在对“平水韵”何以名“平水”的解释上，《中 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虽然指出“因刻书地点在平水（今山西临汾） 而得名”，作了正确的解答，可惜语焉不详，再加上该书的首席顾问就是王 力先生，更容易使读者误会王力先生在这里又增添了一个新的说法，愈加无 所适从。为了明辨是非，特不揣谫陋，草此短文，加以辨别，不当之处，欢迎批评。识别通假字与读古书　　当我校完已故复旦大学教授郑权中先生的遗著《通借字萃编》，越加感 到识别通假字对读通古书的重要性。　　什么叫通假字？就是在古书中有本字不用，而用音同或音近之字去代 替，例如已经有了“早”这个本字，但在古书中偏以“跳蚤”的“蚤”去代 替，把“早起”写成“蚤起”，这就是通假字（一名通借字）。打开中国古 书，尤其是先秦古籍，其中通假字触目皆是，例如《论语》的第一句“子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那个“说”字，就是个通假字，本字是“悦”（“说” 和“悦”也是古今字），“不亦说乎”就是“不亦悦乎”。先秦古籍之所以 多通假字，是由于古代汉字规范化的程度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人们用不 同的方言去记录，或者临时忘了本字，以音同或音近之字代替，或在传抄过 程中有变等等。总之，以音同或音近之字代替本字，是当时人们普遍的书写 习惯，大家习以为常，约定俗成，视为合法，并没有今人“写别字”的概念， 故先秦古籍中的通借字多，就很自然了。　　通假字可分为六大类，即：（一）谐声字通借，如“干”借为“岸”， “江干”即“江岸”，因“干”与“岸”同谐“干”声（二字声符相同）；（二）同音字通借，如“蚤”借为“早”，因二字上古音同为精母（声）幽部（韵）上声（调），声韵调全同，为同音字；（三）双声字通借，即二字 声母（发声）相同，音相近而通借，如“陈”借为“阵”，“背水陈”即“背 水阵”，因这二字上古音同属“定”母（舌端音），声母相同；（四）叠韵 字通借，即二字的韵部（收声）相同（同韵），如“红”借为“工”，“女 红”即“女工”，因这二字同属“东”部，同韵，音相近；（五）对转字通 借，即阴声字（收元音，无韵尾）、阳声字（收鼻辅音）、入声字（收塞辅 音）的主元音相同者，可以对转，因而出现通借现象；（六）合音字通借， 如“居心叵测”之“叵”，乃“不可”的合音字，“叵测”即“不可测”， “叵”借为“不可”，因“不可”二字急读就发“叵”音。不但读古书，即使读现代人的诗词，也和通借字有关。如毛主席《沁园春·雪》“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那个“须”字作“等待”讲， 过去我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通过《通借字萃编》，才知这个“须” 字是个通借字，其本字作“■”，据《说文》：“■，立而待也”，正是“等 待”的意思，从通借字的角度，“须”是“■”的“省形通借字”（即省去 形旁“立”）。这样，一下就弄清楚了。　　要识别通借字，不但应知其然，还应知其所以然，即知为什么这两个字 能通借的道理，但可惜时下介绍通借字的著作很少，能说明通借道理的著作 则更少，在此情况下，我认为：由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的《通借字萃 编》，是值得推荐的。　　繁体字 简体字　　顷读《文汇报》1991 年 5 月 5 日所载《识识繁体字》一文，深有同感。 正如该文所说，尽管汉字简化有很大的成绩和作用，在识字和书写方面都给 人们带来了方便，但中国文化的根基在文字，几千年的历史文献典籍是用繁 体字记录的。今天，中国大陆已经有相当多的人不识繁体字了；而台港澳以 及海外华裔所使用的仍然是繁体字。为了加强对外交流，有人提出应当“识 繁用简”的主张，是切合实际的。　　简体字并不能完全取代繁体字，早在制定简化字方案时就碰到了这个问 题，如在《简化字总表》的注释中，就指出“在余和馀意义可能混淆时，馀 仍用馀”，可见“余”并不能取代“馀”。其实，在书面语言中，这种“意 义可能混淆”的字并不止于《简化字总表》的注释中所举的“余与馀”、“适 与馀”、“迭与叠”、“复与覆”、“伙与夥”、“借与藉”、“么与麽”、 “象与像”、“折与摺”等字。请看下面例子：把“乾”、“幹”简化为“干”，《总表》只规定“乾坤”、“乾隆”不简化，可是，比如“树干色黄”，到 底指“树乾”还是“树幹”呢？二者皆可通，意义又相近，即使根据一定的 语言环境，也是很难判定的。同样，“入声叶韵”，是指“叶韵”还是“葉”？ “台风值得警惕”，是指舞台的“台风”还是“■风”？“误中后车”，是 指皇后的“后车”还是“後后边的车”？“见我于涂上”，是指“涂（水） 上”还是“塗（途）上”？“井里饶蛙鼓”，是“井里”（故里）还是“井 裹”？??诸如此类的例子，有的虽可根据语境判断出来，但是读者还得经 过一番推敲，碰到这种容易产生歧义的字，倒不如使用繁体字让人一目了然 为好。至于古籍中的繁体字，有些是根本不能改为简体的，如《论语·子路》“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的那个“證”字，当“告发、检举”讲，就不能简 写为“证”，因“证，谏也”，是直言谏诤之意，这二字的含义完全不同， 不能互代。明此，对那些主张可请专家把古书中的繁体字改为简体字的人来 说，无疑是一瓢冷水。因为，浩如烟海的古籍，既无力去改，即使改，也是 不能完全改的。对古籍来说，不但有的繁体字不能简化，有时甚至异体字也 不能互代。如清代天津诗人查昌业有《林於馆诗集》二卷，那个“於”就不 能写作“于”，因“林於”是一种竹子的名称，亦作“林箊”，早已约定俗 成，若改为“林于”或“林竽”，读者就不知所云，何况书名如此，也是不 宜擅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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