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Vol.9 | 詹姆斯o托宾：我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之路_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爱微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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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是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他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名词有“托宾的Q值”、“托宾税”和“蒙代尔-托宾效应”、“托宾分析”等，可见他对经济学做出的贡献之大。本期给读者带来的是托宾在威廉·伯烈特经济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托宾认为经济理论是一项迷人的知性挑战，与数学或奕棋相似。同时，他还提到了自己对凯恩斯理论的兴趣以及自己做出的贡献。文/詹姆斯·托宾长大之后的志愿是当经济学家或教授，我想这样的小孩大概很稀罕。我生长于一个大学城，念的是大学的附设中学，我的同窗好友大多数是大学教授或员工的子弟。我一直是成绩特优的学生，拿A是家常便饭。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真的从未想过以学术研究为生。我原来很喜欢新闻记者的工作，那正是家父的职业；我从6岁开始，就自行编制报纸。我也曾想过念法律，因为我喜欢争辩讨论，而且我在十多岁时就对政治着迷。当时我应该知道大学里有经济学这门课，但究竟内容为何，我则一无所悉。当然，有关经济的课题，经常会出现在中学的历史课与公民课里头。因此我认为经济学将会是日后自己在大学所选修社会科学之中的一个学科，可能是修习法律课程前先修的部分课程吧。意外的奖学金我无忧无虑地成长，也一直认定自己会在家乡上大学——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就在打算前往注册成为新鲜人的前一个月，我获得哈佛大学提供的柯南特奖学金（Conant Prize Fellowship）。我应该对此稍作解释。家父好学多闻，喜欢阅读各类书籍，是香潘（Champaign）地区公立图书馆借书最多的人。他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哈佛提供中西部五个州每州两名的新生奖学金。当时哈佛的校长柯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希望此举能够扩大哈佛学生在地缘上与社会阶层上的涵盖面。反正申请一下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我就接受家父的建议提出申请。事实上，伊利诺斯大学附设高中也并未为我通过哈佛奖学金考试而刻意作任何准备。附设中学每年毕业的学生大约是三十到三十五人，但目前已出了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且在我的破冰之举后，后来又有多人获得全国性的奖学金。所以说，柯南特、家父以及附设中学改变了我的一生。伊利诺斯大学一直都是很好的学校，但我很怀疑，假如我在该校就读，是否会走进经济学的世界？而哈佛，基于下列几个原因，的确促成了我进入经济学的领域。当时，哈佛已经是北美首屈一指的经济学研究中心，能够与之匹敌的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及芝加哥大学。教授不管是资深还是资浅，都属一时之选。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遇到了两位在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一位是里昂惕夫，当时已任教职，另一位是萨缪尔森，他是担任初级研究员的研究生，毋需正式修课。在30年代，哈佛资深教授阵容中，熊彼特可说是诺贝尔奖的必然人选，汉森、钱伯霖以及哈伯勒也不遗多让。哈伯勒至今仍甚活跃，未来应还有获奖机会。哈佛大学吸引了资质相当优秀的研究生，而这批杰出的学生未来继续从事学术生涯，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初到哈佛时，打算主修社会科学中的一科或是数学。到大一结束，我已偏向主修经济学，但却还没有修过任何经济学的课程。因为在当时，即使是经济学原理那种入门课程，也被视为对大一学生还太过艰深。因此，在大二，即18岁那年，我才开始经济学原理的课程，老师波拉德（Spencer Pollard）是专攻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生。初生牛犊波拉德同时也是我的导师。哈佛大学部的学生除了修习四门课之外，也要和导师定期会面，经常是一对一的性质。一般来说，导师是与学生住处邻近的教授或研究所学生。导师制并不是为学生分级，基本上系参考牛津与剑桥的在家指导学习制度（house system）。波拉德当时建议，我们把讨论课题全心投入“这本来自英格兰的新书”。他刚从英国回来，知道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经引起很大的震动，因此推断该书势将成为一本重要著作。那本书正是在1936年出版、由凯恩斯撰写的《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波拉德并不拘泥于学术成规，他毫不在意我当时只不过刚修习经济学原理。而我也实在太年轻，总认为老师无所不知，也不了解自己的底子根本不足以研读这本书。所以我开始阅读，并且一路和波拉德讨论念过的章节，从初次接触《通论》开始，我就被经济学迷住了。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一样，我之所以会被这门学科吸引，不外两个原因。其一，经济理论是一项迷人的知性挑战，与数学或奕棋相似。我非常喜欢分析与逻辑论证，由小学到大学阶段，代数可能是最令我眼界大开的科目。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透过经济学的研究，显然可以对经济大恐慌及其为全球政治走势所造成的可怕影响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提出解决之道。我个人并未身受经济大恐慌之害，但透过我的双亲，我能深入感受到当时政治与经济面的各项问题。家父系一位学识丰富、心思细密的自由派人士，家母则是社会工作者，她的一辈子几乎都在处理失业与贫穷的个案。就我个人的观察，对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而言，第二项因素在引发学习兴趣与献身决心上影响更为重大，这是和后来的经济学者不同之处。他们所以被这门学科所吸引，绝大部分是因为经济问题的解答，能让他们发挥处理数量化问题的专长。由于有了凯恩斯，经济学让我充分领略两个世界的极致。我着迷于凯恩斯理论和正统古典经济学家的抗衡，他对普遍笼罩着的错误作全面颠覆，进行鼓舞年轻人的经济学圣战。真理得彰之后，我们得以获得自由，也同时可以达成充分就业。我早已是新政（New Deal）的热诚信徒，对萧条、失业与贫穷极为关注。按照凯恩斯理论，罗斯福总统采取的美元贬值以及政府赤字支出政策，在经济学上都是正确的作法。凯恩斯的震撼怀着一腔热诚，再加上没有过去理论的包袱，我比哈佛的许多前辈，更早也更深入地接触凯恩斯的新著。凯恩斯是后来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启建者，当时和他共事的年轻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以“整体的产出理论”来形容凯恩斯的理论，这实在是相当贴切的用语。与这种理论恰好形成对比的，是针对特定市场或部门的产出与价格理论，也就是目前通称的“微观经济学”。当时专攻经济学的学生在修过经济学原理后，最主要的理论课程内容正是这些。我喜欢这门新学问采用的方法，即把整体经济情况以一套联立方程式的系统加以模型化；当时我除了代数外，还修过微积分。事实上，希克斯和其他一些学者，曾很清楚地列示如何用这样的模型，来表达与分析凯恩斯的理论以及它与古典论的不同所在，他们说明得甚至比凯恩斯本人还清楚。当时的哈佛已然成为凯恩斯学派进军新世界的滩头堡，但资深的教授大多怀有敌意，其中有复苏计划。哈里斯（Seymour Harris）是个例外，他很早就转向支持凯恩斯。他对我们这些大学部的学生有相当重要的启发，而对我更是照顾有加。哈里斯可以说是一位学术界的企业家。他是《经济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编辑，也是在登斯特堂（Dunster House）讲坛的资深教授，他在这两处开放篇幅与课堂，供大家尽情辩论各种经济理论与政策。年轻一辈的教授以及兼任教职的研究生，都对凯恩斯的著作反应热烈。他们如此热衷的原因，基本上和我类似，但他们在经济学上的素养却比我要高。其中有七位合著了一本颇受欢迎的《美国民主的经济方案》（An Economic Program for American Democracy）小册子，以左倾的观点来鼓吹这套崭新的学说。至于最重要的事情，当属汉森前来哈佛，并担任经济学的立陶尔讲座（Littauer chair）一职。汉森从明尼苏达大学转来哈佛任教的那一年，刚好50岁；同年，我也开始了经济学的课程。一开始，汉森对凯恩斯理论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也曾出版对《通论》冷淡的评论。后来，他整个想法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对任何时代的学者来说，都是极不寻常的，特别是如果自己早期的观点还已经印成了白纸黑字。汉森成为美国鼓吹凯恩斯理论与政策的领导者，他所主持的财政政策研讨课程，可以说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中心。在华盛顿位居要职的官员，与学校的师生齐聚一堂研讨；我不禁觉得，重大的历史似乎就是在那间课堂中写下的。对大学部的学生来说，立即的受益就是由汉森亲自教授宏观经济学，不过当时还是归属在货币银行学的科目底下。对我来说，汉森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而数年后，他也成为我的至交。两种理论间的折中我获奖的学士论文，就是探讨我认为属凯恩斯及其攻击的古典经济学者双方的中心理论。传统的经济学主张，价格的变动可以发挥清理市场的效果，价格上扬可以消弭超额需求，而价格下跌则可以消弭超额供给。应用到劳力市场，则意味着工资降低可以消除失业。劳力有超额供给，不可能是长期均衡的现象。除非法律或是工会限制工资下跌，否则由于追逐工作机会，工资必然会下跌，从而为失业者恢复或创造工作机会。这是传统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应用，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观念。经济体自私而短视，他们对自己能接触到的市场讯息，会考量个人利益而作出反应。在每个人追求最大私利的情况下，却奇妙地使整个社会蒙受最大福祉。竞争给社会带来了这项奇迹。凯恩斯理论却不认为这样的机制可以用来消弭非自愿性失业（nvduntaryunemPdyment）。他并非只认为这样的机制时效迟缓，需要政府政策的辅助，而是根本就认为这项机制行不通。他认为整个经济会处在一个失业均衡的状态。传统经济学者认为，自由竞争市场可以对资源做有效的配置。凯恩斯却指出：假如有工作意愿也有工作能力的劳工找不到事做，就显示出整个市场制度存在极严重的失灵。再怎么说，最无效的事，莫过于让有生产力的资源闲置。我获奖的论文就在找寻凯恩斯理论的缺失。这似乎颇令人惊讶。不过，我也不认为凯恩斯有必要在反对者的大本营中，坚决争取理论上的全面胜利。不论失业是长期失衡还是短期均衡的现象，凯恩斯务实的论点都不失其重要性。我个人发表的第一项专业著作，就是根据这篇论文改写而成，发表在哈佛编辑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这项议题至今仍相当热门，我也一直对它相当关切，我并发表过一些相关论文，包括1971年我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度）所发表的就任演说槁。1939年从大学毕业之际，我早已忘记法律，而很自然地决定成为专业的经济学者。哈佛有一套留住大学部优秀学生的方法，也就是将奖学金的提供延伸至研究所——我的奖学金获得展延，顺理成章地进入研究所就读。从大学部转到研究所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碰到多大困难，因为早在大四时，我已选修过若干研究所的课了。这时，我需要的是加强选修一些专业研究工具的课程，包括数理经济学理论以及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当时的哈佛，才刚刚要开始迎头赶上这两种分析工具的发展脚步。良师益友回想起来，当初教授们几乎把大部分的教育责任留给我们自己。他们希望我们能自学并且与同学相互切磋，我们的确是做到了。教授们把我们视为学术钻研过程中的伙伴，而不是所谓的“徒弟”．我想今天的研究所教育，太着重将一大堆固定的教材传授给学生，然后再测验学生对于教授所传授的知识究竟学习到何种程度。我大学毕业的论文，名义上是由大四那一年的导师钱伯霖指导，但他告诉我，他对我论文的主题一无所知，因此也就放任我自行负责．然而，在我们这一段师生关系期间，可以说是充满了趣味。我们争辩天主教的平均地权论（Catholic agrarianism），这是他所认为的经济乌托邦。1946年-1947年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自己选择的指导教授是熊彼特，他应该是一位本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甚至是社会科学家。基本上，他既不喜欢凯恩斯，对于我的论文主题——消费函数——也无兴趣。他看了我所写的论文，也提供了一些颇有助益的建议，整体来说几乎没有插手。每次我们见面时，总是谈到许多其他事情，让我日后受用无穷。当年我们的理论课程多为沿袭英美的传统，也就是说，数学式的表达基本上是附属于书面文字以及图形，经常屈居于注释的地位。代表性的巨著就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马歇尔正是凯恩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指导老师。绝大部分的市场分析，都是单一时点的“部分”均衡分析。至于将经济体系视为一个整体，涵盖许多商品、许多消费者与生产者、许多市场间相互影响的“一般”均衡，则并没有受到重视。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在欧洲大陆有较稳固的传统，由法国——瑞士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1970年首倡。虽然，牛津大学的埃奇沃思和耶鲁大学的费雪（Irving Fisher），都曾在这方面有所论述，但他们对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小弥尔、直到马歇尔等一脉相承的英语系经济学主流，依然未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然而，到了30年代末期以及40年代，由于英国的希克斯与亚伦以及哈佛的里昂惕夫与萨缪尔森的大力倡导，数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逐渐蔚为风潮。尽管熊彼特在资本主义动态理论上的观点和瓦尔拉斯完全不同，但他协助促成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上，也相信瓦尔拉斯对经济学奠定重要的基础。我喜欢一般均衡的分析法，这是宏观经济学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这些把产出视为整体的总产出模型，可以说相当精简而明确，有助于我们对模型的了解与操作。但个人从不是所谓数学化的一般均衡理论“迷”，因为它的纯理论性及一般性，丧失了操作性结论中有趣的一面。再者我认为，由于数学的一般均衡模型精致完美，也导致今天许多经济理论家过度相信自由竞争市场会是最好的运作模式。40年代末期，我曾在一些关于配给理论的论文中使用过这种分析法，其中除了一篇之外，都是和侯萨克（Hendrik Houthakker）合作的。迎接数量化的趋势在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方面，当时的哈佛可以说远远落在时代之后。经济统计学的教授所使用方法相当怪异，而且对依据数量统计理论所发展的方法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到50年代为止，哈佛基本上尚少接触欧洲的弗里希与丁柏根以及美国由考列斯委员会所带动的发展。和我一样对正式统计理论有兴趣的学生，只能求助于数学系的课程。至于计量经济学，我们则是在一位欧洲的访问学者史代赫尔（Hans Staehle）所主持的统计需求函数研讨课程上，极尽可能地挤压出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也发现到，回归法虽然遭柯兰姆（Crum）及弗里克（Frickey）两位教授轻视，但是在布莱克（John D．Black）的农业经济学课程上却是生气蓬勃，是以还能在哈佛存活下来。在立陶尔中心（Littauer Center）的地下室，我们可以使用他的电子与手动式运算设备。我在1942年所发表的第二篇论文，就运用了这些设备。该论文原本是为1941年春季梅森（Edward S．Mason）的研讨课程所撰写的，主题是如何将统计预测应用于国防计划，而我所选的题目是民间钢铁需求的预测。梅森后来推荐我到华府刚成立的物价管理与民间供应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and Civilian Supply）的民间供应部门任职，多少也与这篇论文有关。我在1941年5月离开哈佛时，已完成所有博士学位的课程，就差论文这一关。后来直到1946年2月，我才又重返哈佛。我在华府参与配给稀少性物资九个月，然后进入海军服役，在驱逐舰上担任带队军官，到1945年圣诞节正式退伍。在我战后的研究工作中，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变得非常重要．我在1947年撰写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家计部门消费与储蓄的决定因素，我尝试将我从家庭预算调查中得到的横断面资料，与总合性的时间序列资料加以结合，来估计所得、财富及其他变数的效果。后来在一项有关食物需求的研究中，我又对该研究方法作了一番修正。这项研究是1949年-1950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时所进行的，当时我也从事有关配给的实证及理论研究。找希望透过横断面的观察，来解决只按时间序列分析所作的统计推论可能存在的模糊地带．后来，由于个人对横断面与抽样调查资料的兴趣，我有机会在1953年进入密西根调查研究中心，碰到了卡托纳（George Katona）、摩根（James Morgan）以及克莱因，带给我收获丰富的一学期。调合凯恩斯与新古典战后个人主要的研究与写作重点，仍然延续了先前我对凯恩斯及总体经济学的兴趣。我致力于改善总体模型的理论基础，使之能契合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并弄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角色。我在这方面的努力目标，和其他许多的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他们包括勒纳、萨缪尔森、莫迪利亚尼、索洛、希克斯以及米德（James Meade）等人。这时一股新的主流——综合凯恩斯革命以及这项革命所反对的古典经济学——正在酝酿。萨缪尔森说我是“这项犯罪的同伙之一”颇令我引以为傲。凯恩斯的理论架构中有四大基石：工资与就业的关系、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与货币需求、刺激投资的诱因。先前，我已对自己在第一项的研究有所叙述，接下来，我将说明其他三项。凯恩斯的消费与储蓄“心理法则”（psychological law）指出，随着每人实质所得逐渐增加，储蓄占所得的比例将持续升高。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民所得资料，证实了心理法则的正确性。如果根据这些资料所导出的统计方程式来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那么由于所得快速增加，投资在整个国民所得中所占的比例必须大幅提高，才能吸纳高额的储蓄，从而避免衰退与失业。但是这种运用统计上的插补法（extranolation）所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所得固然如预期般提高，消费占所得的比重却并未降低。这项预测的失误，促使经济学界对消费函数重新进行了一次严谨的评估，也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我在194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此一课题。我认为应该把凯恩斯法则解释为终生消费对终生所得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这两个变数在各个年度的关系。同理可以推论，影响短期消费的因素，并非只有当期所得，财富的多寡也会有作用。这项观念相当风行。弗里德曼的恒常所得理论以及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 model），也是基于这种精神而对储蓄行为提出极为精妙的解释。他们指出，即使长期间储蓄和所得大致上有固定的比例，周期循环的资料看起来还是可能像“凯恩斯式”的。后来，我也对这个主题写过一些论文。我相信上面这个例子正可说明，当真实世界的事件与议题令我们亟思了解并解开谜团，将会如何激励经济学知识的进展。对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选什么问题来研究。如果只是从文献不足之处去找研究的主题，通常是事倍功半，而最糟的是，还可能因只注意文献，反而忽略更有研究价值也更重要的问题。最优秀的经济学者，都是由周遭的世界中找到研究的题目。个人简介日，詹姆斯·托宾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1935年9月，托宾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在哈佛的6年期间，托宾受到了约瑟夫·熊彼特、爱德华·张伯伦、瓦西里·里昂惕夫等著名经济学家的指导。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托宾以经济专家身份在政府任职，先后在物价管理署、战时生产局工作。1946年，托宾离开部队返回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47年，他以一篇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和统计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成为副研究员，他利用副研究员的薪金补习他在战时失去接触的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计量学，参加写作了《美国商业信条》，并且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名为《流动偏好与货币政策》的文章。1950年以后，托宾就一直在耶鲁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55年升为经济系教授。同年，原来设在芝加哥大学的柯立芝经济研究委员会迁移到耶鲁大学，并更名为柯立芝基金会。从年和年，托宾担任基金会的主席职务。在托宾担任基金会负责人期间，曾帮助过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他对其他经济学家的无私帮助，赢得了同事们对他的喜爱，正像他的辉煌成就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重一样。经济学界对他尊重反映在对他宽厚、谦和的绅士风度的赞许。诺贝尔奖得主中很少有人能得到这样真挚美好的评价。托宾是中国人民的朋友。2000年4月，近150名美国经济学家（其中包括1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表《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敦促美国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中就有白发苍苍的托宾。2002年，3月11日詹姆斯·托宾去世，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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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备号-2&&&&京公网安备342016年民营企业将大量倒闭？经济学家说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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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一季度GDP增速为6.7%，伴随这一并不乐观的增长数据的，是中国不少产业的艰难转型和企业不时传出的坏消息。在债转股、税改和国企清除僵尸企业等多种做法并举的情形下，大量民营企业的处境也备受关注，甚至有观点认为，2016年将是民营企业纷纷倒闭的一年。
&&& 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民营企业的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张维炯对整体升级转型中的中国民营企业持乐观态度。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张维炯坦言民营企业遇到了挑战、一些企业会倒闭，但认为这是竞争性市场中的正常现象。
“我不认为2016年民营企业会大量倒闭。”张维炯坚定地表示。
&Q1：在当前中国经济呈现L形增长的长期趋势下，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是否严重恶化了？企业家应该如何应对？
张维炯：我不同意“中国经济呈L形增长的长期趋势”这个判断。短期内，中国经济可能是L形的走势，但我不认为是长期趋势。美国在前几年也经历了经济危机，它当时的情况比我们要困难多了。经过几年的调整，美国已经基本恢复了增长。我国的情况和美国不一样，我们也肯定碰到一些问题了，但是这种情况会持续多少年呢？谁都不能确定。
Q2：有人认为，部分民营企业发展依靠的是大量的市场需求、信息不对称和低劳动力成本，而这些条件目前都不存在了，因此2016年民营企业将大量倒闭，你怎么看？
张维炯：我不认为2016年民营企业会大量倒闭。一些企业会倒闭，这在竞争性市场是很正常的。看一下美国、欧洲，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它每年都有企业倒闭；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也有企业倒闭。福利制度比较好的国家，比如法国，它也有企业倒闭，只是倒闭的数量少一点；而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彻底，所以它每年倒闭的企业就比较多。我们国内现在面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因为我们过去几年市场方向没有把握住；还有一个问题是部分企业本身没做好，所以一部分企业倒闭实际上是很正常的。现在的劳动力成本确实是提高了，尤其在上海、深圳、北京这样的城市，劳动力成本增加了很多。但同时，我们的企业有没有改进流程呢？譬如在整个经营流程中，有没有用新技术、新的流水线来使成本降下来了？能不能把一部分生产转到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地方—比如柬埔寨、越南、泰国？这就是一个长期规划的问题了。
&&& 民营企业确实是遇到挑战了。产能过剩、经济结构调整、互联网经济和整个国际大局势的变化，有些企业现在肯定比较困难的。一部分企业会倒闭，但不是大量倒闭，而且留下来的企业会做得更好。美国也一样，转型时期会有大企业倒闭。像柯达、摩托罗拉这样的企业，说倒闭马上就倒闭了—包括美国的通用汽车，前两年如果没有中国市场，早就倒闭了。
&&& 企业就是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战略，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开拓。——市场的变化对那些能力不强、处在落后位置的那些企业家不是好消息，因为他们做不下去了；但是对那些在市场上不断奋斗、开拓的企业就是好消息了，正因为有这样的变化，他们找到了机会。
Q3：江浙沪和广东的民营企业一直被拿来比较，你怎么看这三地创业氛围的不同？
张维炯：从全国看来，现在深圳乃至整个广东的民营企业是最活跃的。
如果说十年以前，浙江的民企还走得比较前卫的话，那么这两年应该说是深圳的民营企业最活跃。浙江的民营企业起步比较早，基本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浙江的民营企业抓住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及市场需求猛增的大好时期。但大部分浙江的民营企业是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和粗放模式来实现的。现在劳动力成本一提高，他们就碰到困难了。
深圳不一样，深圳的创业者大多数都是知识、科技型的，而且深圳和香港接壤，市场信息非常及时。从整体文化水准、市场意识、将来的走向来看，可能还是深圳的现代企业家会做得更好。
Q4：当前政商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你看，种种变化对民营企业家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 & & &张维炯：政商环境变化是很正常的，但说不上是好事坏事。比如，天气马上转暖了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只是自然规律。
& & & &政商环境变化，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在美国、欧洲也会碰到这个问题。比如，比利时遭遇恐怖分子袭击，整个比利时的政商情况就变化很多；美国进行总统大选，换一个总统，政商情况也变化很多。同样地，我们这里的情况也会变化。这样的变化就要求我们企业家弄清楚：我们的企业一定是在一个社会大环境下面生存的。
我们的企业家往往会考虑企业内部的发展—但大环境的趋势也非常重要。在适应大趋势的情况下，企业该如何做，这对每一个企业家都是挑战。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说天气突然从夏天转到冬天，你还是像夏天一样穿衣服，那就要冻死。但是如果你及时多穿衣服，就没有问题了；反过来，从冬天到夏天，如果不脱棉袄，人也会得病的。企业家面对大环境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 & & &&企业家需要有非常务实的想法，把政商环境当作一个需要长期去关注和适应的情况。
现在很多企业家埋怨比较多，埋怨政府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真正的企业家不是埋怨，而是把形势分析清楚，然后想清楚“我该怎么做”。因为光埋怨没有用，政府也有政府的考虑，企业家必须有企业家的考虑。
& & & &&政府当然希望企业好，因为企业做得好，政府的税收就多，整个国家的实力也会增强。但是企业家如果不朝着宏观形势的趋势去做的话，那么政府当然会调控了，所以政府和企业之间应该要多沟通，不要埋怨。
& & & &前不久扎克伯格到中国来，这是一件好事。一个美国年轻的著名企业家，懂中文，比较了解中国，和中国的领导人有一些交流、有一些沟通。其他的企业家像苹果公司的老总、微软公司老总，他们不会说中文，所以扎克伯格是一个很特殊情况。
& & & &我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企业家，能够持积极的态度与政府沟通，一起把经济搞上去。
————我是民营企业N种死法的悲惨分割线——
1、哥们式合伙，仇人式散伙
2、盲目崇拜社会关系
3、迷信“空降兵”
4、企业支柱亲信化
5、面子大于真理
6、商业式迷信
7、知人而不自知
8、习惯性信用缺失
9、匪文化心态
10、阶级斗争企业化
11、沉湎酒色
12、投资冒险主
13、投资经验主义
14、投资极端主义
15、人力资源幻觉
16、过度追求系统平衡
17、抬头批判潜规则，低头猛搞潜规则
18、完美主义群众化
19、附庸风雅
20不学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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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EP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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