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跳的理论陷阱。只要不发达国家相信了它的理论，呵呵，它的资本也就不愁没有市场了，大量白花花的银子也就顺利地流入了老美的腰包。
是的，因为他们是站在其本国的立场来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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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会发生，发展，现象，和未来的学问。
社会控制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指社会组织通过社会规范以及相应的手段和方式，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指导和限制，对各类社会关系加以调解和制约，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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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inlay-fix'近年来，全国各地名目繁多的各种艺术展览层出不穷，尤以京沪两地的表现最为突出。有时一天之内，就有几个或十几个展览同时开幕，艺术展览的数量正在出现爆发性增长。在如此欣欣向荣、热火朝天的背后，由艺术展览过热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也越来越凸显。
问题一，对各种资源浪费严重。
如今的艺术展览，像双年展、三年展的规模越办越大，一个展览作品的总量少则几百件，多则上千件。据说，观众或者评委在一幅作品前平均停留的时间只有短短几秒钟。那么如何在这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快速地抓住他们的眼球，成了许多艺术家创作之初首要面对的问题。
于是乎，作品越做越大，高则几米，宽则十几米、二十几米的画幅不在少数。雕塑和装置类作品，体量也越来越庞大，不时得动用吊车、起重机等工程机械。这些体型巨大的所谓当代艺术作品，通常都是根据展场条件而专门创作的，如果更换一个展览场地，就需要重新制作。这也就意味着，很多用来制作作品的材料和器具变成了一次性用品。每当一次大型的当代艺术展览结束时，展场外到处是被拆卸下来的艺术垃圾，堆积如山，静静地等待着被运走。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各种艺术展览，尤其是当代艺术展览，正在成为资源浪费的重灾区。
这里边首先涉及电力资源，一件作品为了达到效果，是否必须要用几十盏几百盏灯同时打亮？能否使用更科学更合理更环保的替代方式？一位优秀的当代艺术家，不仅应该具有很好的想法和创意，还要了解甚至于精通作品所借助的现代科技知识，找到最佳的实施方案，努力减少对电力这些有限公共资源的占用。毕竟，艺术家也是社会公民，同样承担着社会的基本责任和义务。
其次是建材资源。现在策展人和艺术家对现场要求越来越高，每次展览，展场内通常要大动干戈，宛如建筑工地一般大兴土木。一方面，展览的承办地，如美术馆博物馆、艺术中心或画廊要适当增添可反复使用的物件，像移动展墙、可组合式展台展柜等；另一方面，策展人和艺术家也得更新观念，转换思路，策展人应将关注的重点落到展览的总体创意上，而艺术家也应将思考的重点放在作品的精神内涵上，努力降低对展场物理空间的依赖和改造。
再有就是林业资源。现在，展览无论规模大小，水准高低，都会印制画册或图录。并且这些画册或图录越做越厚，越做越豪华与考究，从普通铜版纸到进口钢板纸再到艺术纸，从简装到精装再加函套，从一本到数本到系列，从与画册配套的纸袋到制作精良的布袋，不一而足。展览的请柬也是这个趋势，越来越大，越来越厚。要知道，这些画册和请柬背后就是无数林业资源的占有与浪费。
还有就是交通资源。与西方国家筹备一个展览花费两三年，展览档期持续三个月到半年不同的是，我们国内许多展览常常只有短短三五天或一个星期。其实，很多主办方的意图非常明显，展览的目的就是开幕式上的一个亮相。于是，不惜资本，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邀请到领导、专家、明星、社会名流赶来捧场。似乎，出席开幕式领导的级别有多高就代表了展览的级别有多高！为了这个排场，代价就是交通资源和接待费用。
开幕式前或后，惯例还会举行研讨会。现在配合展览的研讨会，形式远远大于内容，试想，批评家或艺术家，匆匆忙忙从外地赶来，未及仔细观展，就凑在一起，作个几分钟的礼节性发言，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客套话，能有什么样思考深度和问题针对性？目前，所谓的研讨会正在演变成一个内部小圈子的应酬会，批评家在这种情形下，也沦落为赶场的吹鼓手。
问题二，低水平重复。
眼下，尽管几乎每天都有林林总总、数不胜数的各种艺术展览在开幕，但真正具有学术性、研究性、针对性、批判性的高品质展览却是屈指可数，少之又少。绝大部分的展览，还停留在展示和营销的层面。
在资本尚未介入艺术领域的1990年代之前，入选参加某个展览或者举办个展是对一个艺术家创作能力和创作水平的一种认可和肯定。换句话说，当年展览在学术上和艺术质量上，对参展作品是有要求和门槛的。即便当时对于展览整体上没有更多学术指向上的思考，基本都是好作品放在一起的展览，也至少保证了展览的作品是可看的和耐看的。
自打资本介入之后，根本性地改变了原有的展览格局和展览机制。当我们还没来得及为展览模式越来越多样化而庆幸的时候，艺术展览却正在蜕变成一种商业营销的手段。而事实上，艺术展览是对一种艺术现象的呈现，是对一种艺术精神的追问，是对一种未来艺术方向的探索。因此，如果艺术展览失去了自身的学术性，丧失了文化的批判力，那么艺术展览希望达到的商业营销结果也是没法达成的。那种急功近利，以普通商品那种简单化的营销手段去操作一场接一场的艺术展览，结果只是一种低水平上的重复。
那么，一些公益机构举办的艺术展览情况也不乐观，这里面涉及更多的是理念和意识。虽然，公益机构举办的艺术展览，没有商业方面的考虑和压力，但对于当下举办艺术展览的目的性是相对滞后的，依然是一种汇报与展示。于是把画挂起来，把作品摆摆好，就似乎成了艺术展览的全部。
这里的原因，主要有几种，一种是为了配合某一个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这样的前提下，所谓的指向性和批判性就无从谈起。另一种是事先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只是沿用一种惯性思维，到某个时间节点或节庆日，举办一个回顾展或纪念展。还有一种就是以某个协会出面，以画种分类所进行的艺术家联展或群展。
问题三，美术场馆的过快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术馆的建设如雨后春笋，在全国遍地开花，有专家戏称，中国的美术馆正在进入“大跃进”时代。国家、地方、企业、机构，分别都在进行各种形式的美术馆建设。另外，美术场馆的建设不光是数量上的急增，还有体量上的无限扩展。现在新建的美术馆动辄都是投资几亿、十几亿，建筑面积在几万平方米以上的庞然大物。
在德国，一个新的美术场馆建设的前期论证要花去13年的时间。而在中国，新的美术场馆建设常常是半年论证，一至两年施工。这样的高速度发展遗留下许多问题。一方面，新的美术场馆在不断增加，但另一方面，优质的艺术资源和展览资源却没有相应地增长，因此，两者之间差距实际上在不断地拉大，这在客观上严重稀释了展览的品质和内涵。
在西方，通常是先有相当数量的藏品之后再考虑新建美术馆，但在中国，情况发生了有趣的逆转。不管是公立的还是民营的，许多只有一个漂亮的建筑外壳。西方著名的美术馆之所以能保证它们的展览质量，主要原因就是它们拥有丰富的藏品，同时对这些藏品进行不同角度的梳理和研究，这些是它们能够不断推出高品质展览的基础。但国内很多场馆没有或者只有很少数量的藏品，根本不可能有以藏品为基础的陈列展、文献展和研究展。只能清一色都是临时组织策划的展览，这在根本上影响了展览的深度和水准。
由于几乎每次都是临展，所以策划和筹备的时间都非常紧迫。如果说，西方用了两至三年的时间进行前期的调查、研究和积累，而我们只用了大概其中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的时间。所谓慢工出细活，那么快工呢？时间因素之外，还有经费的投入。好多出资方投资美术馆建设的时候，只考虑盖房子的费用，至于收藏、展览、运营等统统不在当初考虑之列。
因此，作为政府有关部门来说，不能被艺术展览热闹和繁荣的表象迷惑，应该看到其背后存在的众多问题，认真考虑如何在源头上、规划上、监管上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引导。
（作者系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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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水平重复出版--原因危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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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水平重复出版--原因危害对策
官方公共微信　　编者按：图书是思维形象成果的产品，任何一本书都是独具特色的“这一个”，这种特征使得图书的“制造、生产”无法套用工业化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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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质量问题的现状及其应对策略
2013年1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编者按：图书是思维形象成果的产品，任何一本书都是独具特色的“这一个”，这种特征使得图书的“制造、生产”无法套用工业化流水线的生产模式。就出版行业而言，一方面，“欲速则不达”，慢工出细活的共识毋庸置疑，要想保障图书质量，时间成本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以品种、总量规模的扩张来提升盈利效能，已成为加快发展步伐的不二之选，出版节奏慢，出版周期长，必然会造成产能下降（或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进而影响发货、回款，影响到整体经营、运作的续航。对于处于快速变动发展时代中的出版行业而言，此两者之间的难以兼顾或平衡，共同构成了当前出版物质量问题的底色，甚至是影响出版行业深入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论文网 /1/view-5247132.htm　　虽说我们已是每年出版品种规模高达38万种的出版大国，却大而不强，从学术著作到大众读物，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力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有各种监管政策机制，“无错不成书”却也能打着“存在即是合理”的旗号而名正言顺；我们在不断深化出版行业的企业化、市场化改革，出版市场主体呈现日益多元，但随之而来的浮躁之风，却使从业人员素质下滑，导致出版物结构性过剩与短缺、低水平重复出版等问题不断出现。对于出版行业而言，现在究竟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新形势下，我们应该如何以正确的认知和理性的思考，重新审视当前出版物存在的质量问题，并研究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呢？ 　　本期沙龙中，四位嘉宾结合当前我国出版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和发展趋势，从不同的角度，针对出版物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了剖析，并就解决方式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和思路。 　　本刊记者：从出版总量上来看，我国已是一不折不扣的“大国”，但体量上的大尚不足以被视之为“出版强国”。以往，谈及“大”与“强”的关系时，往往更注重出版物题材上的创新不足、跟风炒作等问题，而忽略了对出版物质量的整体考量，即根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中规定的内容质量、编校质量、印刷复制质量三方面来对出版物进行总体评价。如果以这三个标准来衡量的话，就各位所了解的，当前我国出版物质量的总体情况如何呢？ 　　周蔚华：2011年，我国出书品种达38万多种，在品种数量方面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国。但出版大国并不等于出版强国，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出版强国，有很多指标，其中一项是该国出版物在世界的影响力。就这个指标而言，中国出版物在世界出版市场上远远说不上是大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出版物质量，尤其是内容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过去一谈到图书质量，往往看重的是编校质量，即图书差错率，或印刷质量。包括图书界人士一谈到图书质量，也总是说图书编校质量如何、印刷如何精美。但仅有这两项是远远不够的。图书质量的好坏，取决于其内容质量。而就内容质量而言，对不同出版物的内容质量要求不能一概而论。衡量一本学术著作，其内容质量要求就是创新性、前沿性、学术规范性，它是否提出了真问题，对问题的解释能力如何，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是否有创新的观点、方法，是否促进了学术创新、学术交流、学术积累，是否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弘扬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等。对于大众图书应是导向正确，语言优美，可读性强，引人入胜等。对于教材则应从思想内容、科学水平、教学实用性、体系完整性、语言规范性等角度去考虑。就这三个方面而言，我国的出版物整体质量还不高，在学术出版方面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寥寥无几，国际上衡量学术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文献被引率还非常低。就大众图书而言，还没有出现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超级畅销书，世界畅销书排行榜上还不见踪影。就教材而言，除汉语学习类教材外，少有被其他国家广泛采纳者。这三个方面都表明，我国图书的整体内容质量还不高，缺乏有影响力的传世之作，更缺乏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这与我国作为出版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值得出版界反思，当然更值得学术界反思。出版者从某种意义上是接生婆，如果没有好的种子，何来好的“产品”。 　　何奎：从内容质量来看，我国出版物的整体水平正在提高。无论是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当代先进文化，还是介绍西方文明方面，都涌现出了一批精品力作。特别是关于探索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出版物正成为普遍的出版诉求，关注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和世界文明的最新思想成果的出版物，也成为一种主流出版声音。这不仅让中国的出版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出版格局中，也让中华文化在更广阔的空间中与世界文明交融，并提高了自身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从编校质量来看，由于当前出版总量的猛增和出版节奏的加快，出版物的整体编校质量进入一个相对不稳定的波动期。但总体来看，学术文化经典、市场畅销书和中小学教科书的编校质量都得到了较好保障，满足了读者的基本阅读需求。同时，根据近几年来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编校质量检查结果分析，一部分教辅、养生、少儿图书的编校存在着把关不严，甚至粗制滥造的现象，编校质量确实堪忧，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 　　从印刷复制质量来看，在新技术革命、数字化浪潮的影响下，整个出版物的印刷复制质量呈现出高涨势头。较之10年以前，当下的图书整体呈现出一种“视觉美学”的转换，设计越来越时尚美丽，印装越来越精致考究，表现出一种情趣化、生活化的审美风格。一批重点图书屡屡在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评比、香港国际印刷复制大奖评比中获奖。但一部分图书也呈现出“文胜于质”“形式大于内容”的过度包装现象，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图书应有的品质和价值内涵。 　　许运娜：客观地说，这两年图书市场上的出版物质量还是出现了一些改观的。与前些年市面上伪书横行、跟风炒作、重复出版，养生、教辅图书罔顾职业道德、粗制滥造、危害公众健康等乱象相比，这两年的出版人和图书市场相对冷静了许多，图书质量整体水平渐好。这一方面是官方努力严控的结果，一方面也有出版人回归理性、自我约束增强的因素。近几年，总署每年都针对某一类图书进行专题检查，并给予奖惩。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各社加强图书质量管理产生了威慑和引导作用。与此同时，大量的退货和积压库存，以及读者的不再买账，也让出版人认识到粗制滥造终非长久之计，开始意识到做精品。
　　然而，这种改观虽令人有些许安慰，却还远远不够，旧的问题依然存在，新的现象还在显露。总署颁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对图书质量之内容质量、编校质量、印刷复制质量做了规定。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内容质量上，教辅乱象依然存在，历史类图书低俗化、戏说化明显，而在不太引起大众关注的学术著作领域，缺乏创新、相互抄袭、引证不实现象普遍存在，令人担忧；编校质量上，语义含糊、字词疏漏、差错率严重超标的现象依然存在；印刷质量上，不当包装、蒙蔽读者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印装质量与国际水平相比依然相差甚远。 　　万玉云：出版物是传承文明的载体。无论何种出版物，都应在认识价值、学术价值、审美价值等方面体现文化的传承，有持久的生命力，并关注“两个效益”的相统一。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出版业空前繁荣，出版物从品种到数量都迅速增加。现在，年出版的图书超过38万种，年图书总印数超过70亿册，年出版报刊超过1万种，报刊总印数约500亿册（份），位居世界第一。不可否认，我国出版物的质量不断提高，精品力作频出，出版物的国际影响力也在逐年提升。 　　但也毋庸讳言，近年来由于受社会浮躁之风的影响，加之出版数量增长较快，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使得出版物结构性过剩与短缺、低水平重复出版等问题不断出现，出版物质量有所下滑。总署针对这一现状，将2012年定为“出版物质量规范年”，开展图书质量专项检查，并重点检查文史类图书中存在的胡编乱造、戏说调侃、导向偏差、格调低下、夸大历史等问题，重点处理科技类图书中存在的缺乏出版规范、滥用科技术语等问题，目的就是要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提高出版物创作与生产能力，同时引导出版工作者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高度重视质量工作。 　　本刊记者：出版物出现质量问题，出版社作为出版物的生产主体，承担责任毫无疑义。为避免质量风险，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设立了诸多规定。纵观这些年来的图书市场，从捏造作者“高贵出身”的“伪书”到某些危害公众健康的“养生书”，再到各类出版物层出不穷的“差错率严重超标”，出版物质量问题似乎大有增长蔓延的趋势，且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例并非来自坊间盗印，而是发生在由国有出版单位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上。出版物质量问题何以如此严重？其症结何在？ 　　许运娜：出版物质量出现问题，人们首先要拷问这种产品的生产者，即作为精神产品生产者的出版社和出版人。当下出版物质量问题严重，归根结底，是整个出版行业追求功利的短视心理所致。出版社盲目追求规模效应，追求做大做强，从而导致出书短平快，只注重利润指标，不重视社会效益，忽略了长远发展。参照其他较成熟行业的发展路径，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要求出版行业生产模式主动由粗放型、规模增长型向精细化、质量提升型增长逐渐转变。 　　何奎：在一些领域，确实存在出版物质量下滑的现象，甚至出现了扰乱市场秩序的伪书现象。但这种现象还不是转企改制中出版企业存在的普遍现象，多数出版企业还是高度重视出版物质量管理的，出现这些现象可归结为三个原因：第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一些出版单位的规模不断扩大，出版节奏不断加快，而有限的编辑资源与快速增长的生产能力之间存在供求矛盾，使得一些图书在人手不够、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匆匆进入市场；第二，少数出版单位主观上盲目追求短期利益和短期效应，迎合市场非理性需求，放松或漠视质量监管，致使一些粗制滥造的出版物流入市场；第三，出版资格考试存在这在一定的制度缺陷，导致具有从业资格的编辑供不应求。当前出版规模不断攀升，对新的具有中级职称资格的编辑的需求日益增多。但目前的全国出版中级资格考试每年只有一次，且通过率较低，只有20%左右，一定程度上导致出版单位、特别是民营文化企业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员无证上岗，进而导致出版物质量下滑。全国银行业每年有两次考试机会，证券业每年有4次考试机会，这种高频率的考试制度，客观上提升了整个行业的准入门槛，保证了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 　　万玉云：出版质量是出版社的生命线。质量好的出版物可提高出版社的声誉，进而赢得市场，质量不好绝不能赢得读者。 　　出版物质量有所下滑的原因有三点：一、对读者的需求不明确。关注出版物的质量，即要为读者提供优质的产品，满足读者知识、阅读、审美和消费等方面的多重需求；二、受经济效益指标压力的影响，突破出书范围，采取短平快的方式在结构上追求全方位和跨行业发展，同时与出版物内容相匹配的专业出版工作者短缺，因而出版物品种的增多、编辑量的加大，都超出了出版社编辑出版和出版物市场的承受能力；三、出版流程中监管制度不完善，且执行力不强。正因如此，总署修改了相关的出版条例，并规范了养生保健类出版物的出版资质和中小学教辅材料的出版管理。 　　周蔚华：当前出版物质量下降已成“顽症”，出版界有无错不成书之说。这是出版人的耻辱，但究其原因却不能把板子简单打在出版人身上。出版物质量下降是个老问题，现在尤其突出。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出版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出现了问题：从出版管理体制上说，虽然制定了一系列“规定”，但执行力远远不够，往往是问题反应已很强烈，或领导就某类图书的问题有批示了，管理部门就抓这一类图书的质量问题，缺乏系统性、持续性的解决之道。且对问题图书处罚力度很轻，不足以对粗制滥造的产品产生震慑。就运行机制而言，随着出版产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趋势的加强，随着出版单位从事业体制转为企业，出版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出版企业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也更大，对规模、利润等经济利益的追求成为其首先面对的问题。追求规模就须扩大生产，增加品种，追求利润常常会忽视社会责任，减少成本，而严格的选题论证、必要的编校环节常常得不到保证。且为尽快占领市场，出版企业常常缩短生产周期，出现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状况，这必然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社会大环境也是造成出版物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大环境包括整个社会的浮躁心理，追逐金钱和利润的冲动，大量的课题经费并没有产生相应的高质量产品，而这些经费却足以保证出版者和写作者都有利可图，从而出现了很多垃圾书、注水书。还有目前重量不重质的科研考核机制也是催生垃圾书、注水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出版物质量下降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须多管齐下，标本兼治，非出版业自身可以解决。但如果出版人有一种文化自觉和社会责任，至少可减少低质量图书的出版数量，多出一些精品。
　　本刊记者：转企改制使出版社一度出现人才流失，之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化，经济压力的增大，出版社在管理上的公司化程度也日益加深，这不仅体现在对编辑的利润考核指标上，且在成本控制方面，还体现在编辑入职的资质门槛降低了，在一些中小出版社，编辑队伍以没有出版从业经历和职业资格的新人为主，与此同时，由于规模效应的驱动，出版节奏加快，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编辑队伍的培养和培训。这种状况，是否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给出版物的质量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 　　何奎：转企改制确实给不少出版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压力和市场压力，但同时也增强了出版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自生能力。尽管一些中小出版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和资源约束下，对编辑的培训有所放松，但一些大型出版集团和品牌出版企业为更好地迎接市场的挑战，不仅在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上没有丝毫懈怠和疏忽，反而加大了编辑队伍的培养和培训力度。 　　质量是出版物的生命线。少数中小出版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对出版物质量有所放松是一种暂时行为。如果对其出版物质量下滑听之任之，读者就会用脚投票，逐渐将其从市场中驱逐，因整个市场已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羊群效应。不仅如此，在出版业由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向垄断竞争市场过渡的历史时期，在大型出版集团和品牌出版单位的内容优势和规模优势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势下，差异化竞争是这些中小出版企业在白热化的市场竞争格局中的唯一生存之道。而要做到差异化竞争，除明晰自身的发展定位和产品定位，更需以产品的内在质量和细节品质取胜。事实上，一些成功适应市场竞争压力的中小出版社，恰恰是把产品的质量和品质放在首位，从而赢得了读者和市场。中小出版企业产品质量的整体提升，将是一个市场自我调节、理性回归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也会付出一定的市场成本。 　　周蔚华：出版转企改制，意味着出版单位的企业化和出版人的职业化。出版人的职业化，以前更强调其文化修养、文化素质和对出版物内容精益求精的执著精神，在出版企业化的条件下，今天的职业化更偏重出版人的营销能力。编辑者的职业化，内涵更深，要素更多。对编辑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和培养，在总署的相关文件中有明确规定，比如《图书出版管理条例》中针对编辑策划能力、编校能力等等的要求，甚至规定了继续教育的学时。但有些东西不是培训就能解决的，比如在微观的企业单位内部，编辑的市场压力、码洋压力使之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去进行文化素质的自我提高和完善。出版物质量，根本来说是从业者的文化质量，是出版物的内容质量。如果编辑的职业培养或职业素质，仅仅停留在技能方面，显然无法对内容的高质量起到决定性作用。眼下的问题，可以说是过渡期必然出现的问题，因出版单位的企业化要求从业者的职业化，而职业化又势必要求编辑者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技能素质等综合能力，但在目前这种整体浮躁、以“逐利”为最大目标的情势下，走出过渡期需更长时间。在我看来，编辑人员的培训应是基于专业化的培训，不求每个编辑都是全才，务求每个人至少都成为专才，以此为目标，既方便可行又能收到实效。 　　万玉云：转企改制后的双向选择、人才流动，是出版社适应市场化逐步加深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常态现象。但这种常态现象不能单向地说成人才流失，也并不意味着出版社会降低编辑入职的门槛，忽视对编辑队伍的培训。 　　身处最具创新性的产业，许多出版社也在转企改制后纷纷出台新的考核办法，“用目标鞭策人，用整合规范人，用政策激励人，用人才带动人”，并通过社会招聘和校园招聘相结合的方式去打造一流的团队：推动改革发展需要思想解放、头脑清醒、能把握局势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从传统出版业向现代出版企业转型，需高度关注和适应新的出版业态的新技术人才；从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来看，要使中国文化“走出去”，需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开拓眼光、现代出版理念和深厚文化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为保证新进人员尽快熟悉工作，出版社指定经验丰富的出版专家培训他们学习出版物质量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强化责任意识，为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任务创造一定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升出版物的质量，增强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 　　许运娜：出版企业公司化改制激活了行业活力，却也给传统出版社带来了生存压力。切断了原有的生存依赖之后，利润何来？随着行业市场化程度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出版社经营管理也全面转向公司化，在出版社扩大规模、做强做大目标的引导下，对编辑的考核指标更多地倾向纯粹的利润指标和经济效益，图书的社会效益暂时被放在了一边。这对出版物质量管理来说，是一恶性循环。更快更强的发展目标，必然造成短平快式的粗放经营，正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 匆忙、浮躁的编者没有时间静下来认真推敲如何把一本书做好做透，选题没有长期规划，编校过程缺乏精耕细作，装帧设计哗众取宠甚至欺瞒读者。如此，必然导致问题产品充斥图书市场，而读者并不买账，最终吃亏的仍是出版社。 　　出版业原本入职门槛就不高，近年来迫于成本压力，入职要求进一步降低，一些中小出版社，编辑队伍以没有出版从业经历和职业资格的新人为主的现象非常普遍，专业素养、编辑技能的缺失，使之无法对出版物进行应有的把关要求，导致问题出版物的出现。 　　本刊记者：随着出版改革的不断深入，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出版集团纷纷涌现，民营出版公司日益壮大，互联网等新媒体日新月异，出版物生产主体日益呈现多元化格局。这种现状，会给出版物质量的保障和监管带来哪些问题呢？面对这样的行业发展格局，又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来加以解决呢？ 　　万玉云：随着出版改革的深入和新媒体新技术的高速发展，出版工作者的工作不仅是对传统出版物的策划、组稿、编稿，且要对出版物市场有所把握、判断并进行相应的推介宣传，还要适应数字出版、网络营销环境下现代出版工作的需要。所以，出版物的质量不仅包括内容质量、编校质量、设计质量、印制装订质量，还存在版权质量、规范质量、服务质量。首先，成全作者的版权。优质版权的出版和版权长期良好的维护，是出版物质量的有效保障。其次，出版流程化加快了出版速度，但行业内出版物文档格式多样化、拆分标准不规范，不利于出版物内容规范碎片化，进而使得出版社全媒体出版进程放缓。这是个人人对人人的出版时代：以用户为中心，以内容为主导，以平台为基础，以技术和产品为驱动，将出版转化为互动服务，注重方便性、体验性、定制性等，进而带动整个全媒体出版产品线，在出版社、作者、读者间搭建起桥梁，保护出版社的版权资源。
　　许运娜：从行业发展格局来看，出版物质量出现的新问题集中于新媒体出版领域。近年来，传统出版社对数字出版投以兴趣，数字出版也在各种试错中逐渐发展，寻找成长空间与路径。但无论海外还是国内，电子书种类少、内容质量没有保证、阅读体验差等问题，或许能成为2013年出版物质量问题的重点。 　　《中国新闻出版报》与中国电信天翼阅读发起的“数字阅读用户满意度调查”显示，读者对数字阅读的现状很不满意，内容质量成为电子书最大的问题。调查显示，50.8%的读者认为电子书“劣质书籍泛滥，质量参差不齐”，这是读者对数字阅读最不满意之处；其次为“阅读资源有限，类别少，更新慢”“体验不好，缺乏精心排版设计”等。 　　这种情况，也许与数字出版商不熟悉出版业务，从业者缺乏编辑职业技能有关。一本书，无论印在纸上还是放在KINDLE上，只是载体不同，内容并没有改变。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内容始终为王。从这个角度看，提高网络编辑的职业素养，或引进传统出版编辑人才，丰富和规范数字出版的选题内容，寻找到数字载体与内容的最佳结合方式并完美呈现出来，可能对数字出版的发展至关重要。 　　周蔚华：出版主体日益多元化，这是出版业的发展趋势，也是摆在当前出版物质量管理面前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出版物生产主体的变化，以前主要是数量上的叠加，这些年来数量上已基本稳定，全国580多家出版单位具有法定的出版权；在今天则是性质上的根本改变，比如民营公司和外资办事处，不享有出版权却是事实上的出版生产主体，其数量多以万计；数字出版方面，比如PC、移动阅读终端、网络原创作品等等，如果纯粹是纸书移植的话，其生产主体有迹可循；但与纸书无关的呢？每个创作者就是生产主体。目前对新媒体“出版物”的规定，是发布平台承担出版物的质量责任。问题在于，发布平台和“出版物”之间为松散的、不隶属的关系，平台对“出版物”创作者的制约非常有限。新媒体“出版物”的复制速度极为快捷，1秒钟之内就能完成；且其传播范围极广，瞬间就能到达全球各地。在此条件下，出版管理机构想以传统的观念、思路和手段进行管理，恐怕是勉为其难。 　　面对这种状况，管理者的观念和思路只能顺应趋势进行调整，比如能否采取更开放、更包容的观念来对待；比如针对危害性的内容，加强执法力度。总之，是区别对待，软硬结合，明确哪些可以成为生产主体，是什么样的生产主体，承担怎样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划定生产主体不可逾越和自由发挥的边界。 　　何奎：市场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必然进一步激发改革创新的活力，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同时会给出版物质量的监管带来新挑战。面对新的竞争主体和新的出版形式，有以下几条措施可以考虑： 　　一、建立全流程全覆盖质量管理体系。逐步赋予出版导向正确、文化积累深厚、规模实力雄厚的民营文化公司相应的专有出版权利，让其享受与国有出版单位同等“国民待遇”，同时也将其纳入正常的出版物质量监管体系之中，监督检查其重大选题备案制、三审三校制的执行情况，建立选题策划到编校、设计、印制等各环节的质量保障机制。 　　二、建立刚性的数字出版质量管理办法。专门制定互联网出版物、数字出版物的内容管理和质量管理办法，设立专门管理岗位，强化专人负责制，加大网络舆情监管，严格履行三审制，严把出版导向关、内容质量关，切实做到关口前移、守土有责。 　　三、加大出版物质量奖惩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专题质量检查活动，重点抽查那些出版实力较弱、编辑力量薄弱的出版单位或文化公司，对于不合格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要予以严肃处理。对于有重大质量事故，造成特大不良影响的，要坚决吊销出版单位出版许可证或民营文化公司的营业执照。对于质量检查合格和优秀的单位要通报表扬，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如在书号总量、评选先进、等级评估等方面给予加分，在投融资、所得税减免、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从而激发模范单位和先进个人加强质量管理的信心和热情，形成标杆效应和榜样力量，带动全行业都进一步牢固树立全面质量意识，增强质量管理能力。 　　四、完善不合格出版物退出机制。对于质量不合格的出版物，加大市场退出力度，予以全面召回和彻底清缴，加大违规成本和错误成本。 　　五、完善全国出版资格考试制度和培训制度。将全国一年一次的出版资格中级考试调整为一年两次，在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举行。完善考试内容和结构，增加编辑出版导向意识、选题策划水平和质量管理能力的考查内容。加强新入职编辑的培训力度，建立常态化的编辑培训体系，大力推广终身学习的职业理念，营造全行业好学、勤学、乐学的文化氛围，培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行业风气。 　　六、完善出版单位考核指标体系。将出版单位的出版物质量、注册责任编辑人数、编辑继续教育课时等纳入出版单位的业绩考核和等级评估体系中，不断增强执行力。 　　本刊记者：出版物的风险性涵盖政治安全、文化安全、质量安全等，对于政治和文化安全这两根弦，由于更多地关涉基业常青，出版人对此都有足够的重视，但在市场竞争和经济指标的双重压力下，虽未降低出版物质量的主观愿望，可主观上的责任意识却相对不够，对“质量无小事，质量是生命，是品牌，是竞争力”的认识不足。这种不足难道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因素？无疑，这一问题的存在是时代的变化和行业的转型造成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几乎人人感慨人心浮躁的时代，对于出版物质量的保障和监管，出版社和出版人，或泛出版机构和泛出版人，如何作为，才能使出版物质量监管不流于口号，不流于形式，通过强有力的执行，从人心到制度构筑起保障出版物质量的强大平台呢？ 　　周蔚华：改变某种情况，有效的方式有两个，一是设定制度、强化制度的落实力度，其内涵是阻止；二是推出表率、树立表率，其内涵是引导。今天的出版界，需要有把出版产业做大的出版人，需要有文化理想的出版人，更需要文化精品的示范效应来带动行业走向更为健康的发展道路。以国际出版巨头为竞争目标，竞争的表面是产业实力，根本则是文化实力、文化的传播能力和文化产品对于世界的感召力。目前，无论是大众文化类图书、学术图书或教育类图书，具有国际影响的有多少呢？靠什么来推出这些产品呢？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20年代能成为亚洲实力最强的出版公司，很重要的原因是有张元济、王云五、胡适等一批思想开明、视野深邃、具有文化理想的人在支撑。今天，中华文化又到了历史关头，如果没有这样的出版人站出来，即使技术上再完美，恐怕也达不到前人的高度。
　　万玉云：出版物质量监管要有效，需举政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和出版社三方之力。政府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起到的是监管作用，通过对出版物的生产和流通环节严格检查，奖优罚劣，在行业内牢固树立狠抓质量的导向和意识。而出版社却是个关键环节，是质量问题的源头。首先，出版社要加强出版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培训，提升其精品意识、品牌意识，使之将“确保编辑产品质量，奉献优质精神食粮”作为终极的目标和追求。出版好的出版物，在信息采集、选题策划、编辑加工、整体设计、出版印制等环节，长期树立把关意识。其次，出版社根据出版专业的分工合理配备资源，控制品种总量的增长，使出版人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上。最后，出版社应遵循国家规定，建立、健全出版物的质量保障机制，如前期保障制度（选题论证制、重大选题送审备案制等）、中期保障制度（书稿三审三校制、责任编辑持证上岗制、印刷质量标准等）、后期保障制度（书稿质量检查制、出书后的评审制、出版社与作者和读者联系制等），落到实处，不断提供高质量出版物，维护好自己的生命线。 　　何奎：除硬性的制度约束之外，还需内在的思想觉醒。下面谈两点关于出版人的职业担当和职业操守的想法。 　　第一，出版业虽不是一个经济体量很大的行业，但对开启民智、传播文化、塑造国民性格、提升国民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策划选题、编校图书时，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可妄自菲薄，始终秉承一种高度的文化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 　　第二，出版人要有高尚的文化情怀、文化担当和文化追求，要做世道人心的救济者、真理灯塔的守护人、精神火炬的擎举者。 　　许运娜：如果说当下社会上毒奶粉、地沟油、豆腐渣工程的出现，不断拷问企业的职业道德和良心的话，那么作为精神食粮的图书质量问题，就不得不让每一个出版人正视自己的内心了。在这样一个人心浮躁的时代，人们对于“快”的追求超过一切，这种“快”所带来的“急效应”却让我们吃尽苦头。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大到整个出版行业政策，小到籍籍无名的编辑个体，诀窍就在一个“慢”字。慢下来，也许你成长得就快了。 　　首先，从出版业到每个编辑个体，都应有观念上的转变，培养潜心做事、努力做好书的内在需求。作为一个盈利组织，出版社追求利润最大化无可厚非，但必须有追求社会效益的担当，这才是基业常青的根本，是做强做大，还是做精做好，是出版社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对出版人来说，做经得起市场和时间考验的好书，不只是情怀问题，更是职业成长和长远发展的保障。 　　其次，制度约束的加强。出版物的质量保障，还须具体到出版社的编辑管理上。重大选题备案制、三审三校制、样书质量检查制度，这是最基本的制度要求，关键是要落实，且要奖惩严明。现在很多出版物质量出问题，原因就是最基础的编校制度没有落实。此外，近期总署对学术著作出版规范问题提出了要求，很多出版社制定了《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对学术著作的出版要求越来越与国际接轨。若能认真实施，必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术出版物的质量。 　　本刊记者：不管是最坏的时代，还是最好的时代，今日出版业的发展形势正发生的“剧变”，转企改制的实施和技术的变革，使得出版行业进入了一个市场化主体日益多元，生产能量获得空前释放的发展阶段。然而，伴随着行业发展规模的壮大，出版物质量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无错不成书”俨然成为行业定律。除编校、印装等问题外，内容的跟风、同质化趋势也在不断地消解图书原本理应具有的权威性、可读性和文化传承性。而此种“大而不强”使得中国图书在“走出去”中步履维艰。一个行业发展过于急躁，步伐迈得太快，便只能徒有数量上的增长，而最终失去了内在的可持续发展核心竞争力。所以，出版物质量问题虽然是“老生常谈”，却又是“常谈常新”，希望本期沙龙能给诸位同仁带来些许启发和思考，在具体实践中，从自身做起，时刻绷紧抓好出版物质量这根弦，从制度到内在，构建好一个小宇宙。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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