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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优雅：揭秘任志强的私享生活
《野心优雅》书封
　　红色年代的中学时光之村里没有“小芳”
　　70多里的夜路，我一个人在狼嚎伴随中，坚定地奔向了火车站、奔向了新的希望。许多人从电影中、歌曲中看到或听到过那个时代有关“小芳”的故事，但实际生活也许并没有那么浪漫，“小芳”只是部分地区的个别现象。
　　从整个延安地区插队回京之后的统计情况看，实际与当地人成婚的比例不到千分之一。“小芳”的故事则在万分之一以下了。更多的情与爱大多仍发生在同学之间或原有的生活圈子之间。“文革”混乱时期曾有过许多“拍婆子”的故事，这种恶性争夺的不雅并没有像“小芳”一样广为流传，但却成就了更多的婚姻。当年插队的学生年龄跨度很大，从15岁到23岁之间。年龄小的同学尤其是初中生也许还不懂什么是情、什么是爱，而高中生中这种朦胧的关系早在插队之前就开始了。
　　许多人正是由于家庭变故，父母都被打倒或关入“牛棚”等相似的命运，在困难中不得不靠相互帮助来面对无法确定的未来。抱团取暖优先产生的情在天长日久的接触中慢慢变成了爱。还有一些则是在处理困境时展现出了更多的个人魅力，吸引了异性的注意。所有的人都无法继续学业，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不得不参加的工作、进入社会和成家过日子的思考之中。如果共同插队，就让这种相互的依靠进一步加深，并将暂时的过渡性依赖变成了长远地一起生活。插队也让许多原本相互依靠的人转入了不同的地区。有些靠书信保持相互的交流，有些则不得不中断过去的交往而自谋出路了。现实总是让许多美好被腰斩了。而那个年代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力去改变现实，因而就不得不默默承受被别人决定着的命运，至少要在这种日益恶化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知道早期的中学教育中有大量的男女分校制。尤其是北京西城区的一些重点学校大多是男女分校的，如男四中、男八中、男三十五中、女三中、女八中、师大女附中等。因此这些学校中没有同学间成双成对的现象，这只会发生在机关内、大院内、大串联时的社会交往之间。
　　我第一封给女孩子的信就是写给大院中的青梅竹马。我们住在一个大院内的同一个楼门内，只是在不同的楼层。双方的父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每到年假日，双方的家庭之间都有往来。如春节父母会在不同的家庭中打麻将，孩子们则会在不同的家庭中玩耍，也会共同在屋顶的阳台上唱歌、扔包、跳房子。
　　小学我们同在一个康乐里小学，虽然不是同一个班，但也会一同上学、一同回家。中学时我家搬到了四合院，双方的接触少了，但和大院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相互知道各自的情况。“文革”时则各自在不同的学校和圈子里活动，这种联系就更少了。
　　我们插队的时间各有先后，但同样都到了陕北的革命圣地。我插队的村在安塞与延安之间的山沟沟里，而她则是在名义上处于赛江南的南泥湾。两人的母亲都在盘锦的干校中，于是希望我们能用信件互通双方插队的情况，相互支持和鼓励。
　　在山沟沟这个信息闭塞的地方，确实需要了解外部的信息，而通信则是获取消息的重要来源。同学们会将各自从各方收集的信息当成饭后重要的话题。那时的我们几乎还都没有要立足于农村的想法。虽然不知道会在农村生活多少年，什么时候能离开，但至少都知道这种“再教育”的过程不应是一生，也不甘心将这一辈子都扔在山沟沟中，因此既没有成家立业的念头也没有相亲相爱的启蒙。
　　那时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画上朵花都显得多余。精神上的支撑仍然是伟大光荣的毛泽东思想。今天的年轻人也许无法理解那一代“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人们如何会对毛泽东思想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尽管“文革”中“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文革领导小组”人员变换、革命老干部被打倒等让年轻的一代开始对“文革”中的政策、行为表示怀疑，但却从来没有人会怀疑毛的正确。也同样可以用各种理由来解释毛的错误，内心中却绝不会对毛的神坛地位表示任何怀疑，毛的革命思想仍是年轻一代人的学习榜样。正是由于从生到长的过程中接受的都是毛的主义（除了毛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可参考内容），也只知道中国有个毛主义，而其他的一切都是敌对和错误的。因此那时同学之间的信件中都还是充满斗志昂扬的情绪，如何面对艰苦条件、如何渡过难关、如何面对生活与劳累的磨炼、如何从做人开始树立起伟大理想等成为讨论的主题。而毛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则成为一种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随。通信中更多的语言不是传递爱情，而是相互的鼓励，以防止倒下。
　　这种通信需要几个月才有一个来回，但慢慢地却成了一种惦记。直到我当了兵，这种通信仍在继续。后来她有幸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进了西安交大。遗憾的是当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把她当成一个女人而不是院里的玩伴时，她已有了心上人。毕业后他们双双回到了北京工作并很快组成了家庭。今天我们仍然是好朋友，两人之间也从未在语言文字中谈到过爱，甚至连谈情的基础都还没有形成，但她却是第一个与我保持了数年通信的女孩。
　　也许是太贫困的原因，在延安时，山沟沟里的许多男子都打了一辈子的光棍，能找到对象并娶媳妇的大多是家境情况较好的。沟里的姑娘则只要有可能就会嫁到一个沟外的好地方、好人家中。能与我们一同下地干活的年轻姑娘中，只有一个地主儿子的童养媳，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同龄的女青年了。连配对安排的女十中的同学们也被我们这群男校出来的秃小子们撵到了更深的沟沟里去了。女人“小芳”似乎与我们无缘。
　　到巴彦的知青点后，几十个男女人数相当的同学中，确实有过一些在谈恋爱。有几对至今仍相亲相爱，白头到老，儿女满堂。但与当地人相爱的却没有听说。或许是我们的圈子中大多是“黑帮”子女，相互之间臭味相投，而与外界格格不入，因此少了许多趣闻吧。
　　一年左右的插队生活，虽然时间不长，却是我从学生进入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离开父母、家庭独立生活并承担责任的一个阶段。我从中尝到了什么是生活的酸甜苦辣，什么是挺起腰杆做人，尤其是如何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虽然缺少了“小芳”的插曲，却不失为人生中一幅精彩的画卷。
　　咱也是当兵的人之谈恋爱是奢侈品
　　那时，谈恋爱更是一种奢侈品，连女孩子都看不到，军营中只有清一色的小伙子。一些战士提了干部之后就有了谈恋爱的通行证，除了在北京认识的同学、同乡之外，大多是通过媒人关系介绍而与女孩子相识的，部队中仅有的女孩子都在师以上的单位，如师里的卫生科、宣传队，团里大多没机会相识高攀，离我们驻地最近的工厂是保定的变压器厂，有十多里地，在我团到保定市、去军部、师部的必经之路上，那里也有北京籍的几个女孩子。于是，她们就被团里的这群恶狼盯上了，也成了我们聊天的乐趣，还真有两对在这种追逐中成了夫妻，后来一对离了，一对仍在甜蜜之中，当然也有老战友之间的子女结亲。
　　我们团所在地是满城县的江城公社，营房旁边最近的村就是江城村，村子离营房一里多地，这里有几个北京的子弟插队。其中一个叫师右林，曾是北大附中“革”时的八大金刚之一，虽是个女孩子，却在那时威风凛凛，成了红卫兵中的领头人，后来当了公社的书记，我们都管她叫妞妞。
　　团里的北京人都将江城村当成了自己营房外的一个家，大多数的干部子弟都常到那里坐坐，聊些在营房中不敢公开聊的敏感事，尤其是北京发生的政治变化。慢慢地，那里就像我们的会所，虽然部队经常不在营房而外出训练，但每次回来大家也都常去光顾，也常常在那里吃到一些好吃的农家菜。那里，成了我们营房外的避风港。慢慢地，我也与妞妞接触多了，也产生了特殊的感情，或者说是发展到了爱的程度。但当时的阶级斗争时代，她的父母都还未获得解放，而我的父母获得上级信任，条件则是要和我妞妞以后少接触，否则就将因此而受到牵连，我选择了孝。妞妞接受了这种残酷的现实。她的理智更远远超过了一般人。也许这些都来自于那个时代的特殊性。而我第一次结婚，正是在江城公社进行的登记，是妞妞将证书送到了我的手里。
　　妞妞已经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对我人生影响极大的一个特殊因素，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的越轨行为，没有组成家庭，也没有因此而影响以后各自的家庭，但由于那一段特殊时期下的交往，至今仍保持着一种信任，可以将生命相互交付的一种信任。
　　她去后，我们中断了一段时间的联系。数年之前，她回到北京，我们又相遇了，相互的信任仍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至今我们仍保持着这种信任。
　　我的私享生活
　　小时候，女儿最喜欢和我睡在一起，睡前听我读书、讲故事，但睡了之后的女儿，却会在梦中练武，一会儿拳打脚踢，一会儿翻来覆去，我总要不停地起来给她盖被子，常常睡着睡着小脚丫就跑到了枕头上，从没有一次安安稳稳。每次和女儿睡在一起的第二天醒来，都像熬了一夜，但心里仍然是甜滋滋的。
　　决定写这本回忆录之前，我一直在纠结，是否应记录下自己的私生活，是否应将内心的感受公布于众，是否应避免对心灵的拷问，是否应给自己保留一块自留地，是否会因为过度的描述而变成一种表白，是否会因这些而损害了自己的形象，是否掩藏在内心之中会给外人留下更美好的一面，或者能减少许多流言蜚语和八卦消息。
　　左思右想之后，我选择性地留下了一部分私生活的内容，当然也省略了许多，尤其是两次婚姻之间的过渡。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辛酸，有自己的委屈，也有自己的眼泪。一张表面严厉的面孔背后，也有自己的虚弱，有无数的缺点。一个人无论事业是否成功，外表是否强大，都无法摆脱人的本质，也无法保证永远不犯错误，无论是生活中还是事业中，其背后都有不被人知的内心斗争。告诉别人我的成功与失败，就会避免更多的人犯与我同样的错误，就能挽救更多等待救助的心灵。
　　失败的第一次婚姻
　　1976年毛主席逝世之后，我从内蒙古边境返回了北京，父亲那时已恢复工作，回到商业部任副部长。唐山大地震之后，父亲被派到全国抗震救灾指挥部任副指挥，华国锋担任总指挥。父亲去唐山视察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只好回京治疗，没过两天就带伤长住指挥部，几个月都没回家。当时的指挥部就设在人民大会堂里，正好在主席逝世之后的灵堂旁边厅中。
　　改革前是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全国的商品与物资都是由部里统一安排与调动的。也正因此，全国的各重大活动时都会有一位商业部的副部长任副指挥或副主任，为重大活动安排和调动物资。如每次的全国体育运动会，连运动员的服装、食品、体育器材等都要由中央统一指挥调动才能保障，而爸爸的特权就是有一张在各体育比赛场馆都能进主席台的通用票。当每次父亲因工作原因不用这张通用票时，我和哥哥也会偷偷拿着这张票去看一些比赛。
　　我第一次将妞妞带回家之后没几天，军代表就找父亲谈话（当时实行军管，所有国家机关中都有军代表监管）并提出了反对意见，理由很简单：妞妞的父亲有问题。
　　不记得当时说是“反革命”罪，还是“叛徒”罪，反正是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在那个“四人帮”横行的时代，政治是生命，我们曾目睹了无数革命干部在“莫须有”的政治面前失去了生命。那时的思想觉悟，还不足以支持为了爱情而牺牲家庭，牺牲父母的政治生命。“万事孝为先”深植于心中，为了爱情我可以放弃个人的得失，但不会放弃和伤害父母的政治前途。
　　“孝”实际应是一种责任，不只是听从父母的教诲，还有养护感情，更重要的则是维护，维护长者的信仰与利益。尤其是那个动荡的时代，哪怕是当“革命群众”要打倒父母这一辈“走资派”时，我也坚决地站在父母的一边，与抄家的“革命小将”们面对面地抗争。我坚信他们选择的道路与信仰，更坚信他们对我们的爱！
　　我只能服从退出。为防止这种政治危险的重演，在我家暂住的姨代父母做起了大媒，将一位父母老战友的女儿带到了家中。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在新四军作战，从竹沟新四军干部学校的教员开始，到后来的官、粮食官、财政官、后勤官，结识了许多的战友。中原突围之后离开新四军五师，转战到东北，妈妈和姨也都在新四军参加作战。虽然解放后这些战友都少有联系，但“文革”的划线，让老战友们不得不又串联到一起了。“文革”时的大清查，翻历史的账，每个人都不得不找那些尚未被打倒的战友们为自己的清白作证明，战友之间的活动与联系反而更加活跃了。
　　前岳父是一位老将军，曾在五师任过十三旅的旅长兼政委，解放后在军队的政治学院任主任，“文革”后任过成都军区、武汉军区的政委，是位有文化的“军阀”。
　　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和父母都是老相识，一起出生入死许多年。姨和前岳母曾在一个连队搭档，更是感情深厚，因此从父母的层面看，这当然是一段好姻缘。
　　见面没几次我就奉命回了部队，第二年春节假期回京时就举行了婚礼。从见面到结婚大约一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间只见过几次面，或许谈不上什么感情，但父母之命的婚姻在那个年代并不只有我一个，或许这是大多数人的命运安排。
　　所谓的婚礼就是两家人聚在家里一起吃顿饭（后来又与亲朋好友在森隆餐厅以每桌20元的标准摆了两桌酒席），再说些祝福的话，那晚也许是想起了妞妞，梦一样的婚礼上只喝了很少的酒，我却早早地要昏睡了。
　　饭间离席而去，睡在所谓的“新房”中却不知道什么是“初夜权”。
　　三天后，姨以为我生理上有什么毛病，还逼我专门去医院检查，她们并不知道心里的伤痛并不可以用行为来解释。
　　姨认为，两位出生入死的战友子女结亲，既有历史的深厚友谊，又门当户对，本应完美无缺，亲上加亲，恩恩爱爱，战争年代大多数人都是先生活后恋爱的。“文革”时，早就没有了爱情，爱情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被当作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被社会所不容，因此先结婚后恋爱则成为一种正常的婚姻状态，似乎爱是因婚姻而产生，否则就是不道德。
　　那时虽然刚刚打倒了“四人帮”，但政治斗争的硝烟仍然弥漫，政治上的可靠性，仍是婚姻的重要指标和条件，战友之间的子女联姻成为一种风气。父母们、长辈们似乎因“文革”而重新回到了战争的年代，就像那时他们选择了革命一样，不是因为懂得什么是革命，而是为了打日本而选择了革命，而在后来的战争中慢慢了解革命。他们同样认为，选择了婚姻，也就会慢慢懂得了爱。
　　即使到了今天，在婚姻与爱的选择面前，丈母娘们仍常常将住房、收入、学历等与爱无关的物质条件当作婚姻的先决条件，而把爱放在第二位。婚姻的好坏，似乎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而不是由两个生活中的主角之间是否有爱决定的。
　　我的第一位夫人，年幼时就很优秀，的胡志明主席“文革”前来访时，参观北京的少年宫就是她代表少年宫演奏钢琴，其后中学又考入了北京最优秀的师大女附中，长相也很端正美丽。我唯一不知道的则是“文革”中，她入伍不长时间因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部队将其关了禁闭，做了不公正的处理，使她的精神受了刺激，直到她父亲“解放”之后才逐步恢复正常，而这个特殊的经历为此后的生活埋下了伏笔。
　　部队的制度让我们俩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局限于一年最多不到两个月，干部有一个月左右的探亲假，家属可以到部队探亲一次，通常野战部队营以上的干部才能享受随军家属的待遇。许多营以上干部才能将生活在农村的夫人与子女带到营房的家属院居住，长期分居就给建立更亲密的感情制造了许多障碍，军队的生活也许并不适合建立家庭。
　　按照部队当时的规定，连、排干部应两人相加满50岁，方可结婚，两人满54岁方可生孩子。也许是为了维系婚姻，她在我认为安全的条件下怀孕了，但违反了有关规定。
　　母亲是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有极强的纪律性，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时的干校生活，更深知要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和各种规定，哪怕是一种号召式的精神。那时并没有严格的独生子女制，只是提倡“只生一个好”，但母亲就已经对子女们下达了命令，每个子女都只能生一个娃。尤其是不得违反部队的规定。
　　哥哥生了个女儿，妈妈当然希望我能有个儿子，但那时哥哥的女儿只有两岁，
　　没有资格去幼儿园，妈妈希望等哥哥的女儿送了幼儿园我再要孩子，这样既遵守了部队的规定，又不会在家里因同时有两个娃娃要照顾而产生矛盾，但矛盾真的产生了。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在部队期间家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那时一大家子的人都住在父亲分配的一个四合院中，两个小孩和两个保姆让本来就不大的空间更加拥挤了，为了孩子难免会发生许多的矛盾。
　　只知道父母为这些矛盾争争吵吵，气得生了病，哥哥好心到我的岳父、岳母家里告了一状（那时岳父、岳母住在海运仓的部队招待所中），令这个本就带些“军阀”作风的岳父大怒，认为颇对不起老战友，更加使矛盾激化了。
　　也许在我家和夫人自己的家中，我的夫人都受到了不太公平的待遇，结果是精神的不正常再次爆发，常常做出一些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我也曾为此而施展过军人的暴力，但一切都让事情走向了反面，没多久我们就分手了。
　　遗憾的是她的两个哥哥都与我命运相同，后来都离婚而重新建立家庭，只有她的妹妹，找了个不被父母所接纳的人坚决组成了家庭，幸福坚守到如今。
　　也许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或者说我们都是“文革”时代的牺牲品，当人们迫于某种外界环境的干扰而无法自由地生活时，尽管人们都从最安全和善良的好心出发，但最后得到的并非是预期的结果。
　　那个时代许多家庭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许多的这种本应是“亲上加亲”的婚姻都变成了“愁更愁”，许多子女因此只能在缺少父爱或母爱的条件下畸形地成长。
　　那时的婚姻破裂也许不是因为房子，不是因为钱财，更不是因为小三，也养不起二奶，种下的种子缺少爱的基因，因此无法结出爱的果实。
　　如今的一代至少在选择上是自由的，没有那些本就与爱无关的政治环境，没有那些人为造就的限制性因素，也没有那种政治斗争中的危机感，当然也少了许多“不得不”的压力。
　　自由也许是爱生长的土壤，历史的阴霾，希望永远不要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重现。
　　后悔只生一个女儿
　　2008 年的7 月正是北京忙着迎接奥运的紧张时刻，女儿小学毕业了，让我参加她的毕业典礼，这也算得上女儿成长之中的一件大事了。
　　我们兄弟姐妹这一代人都是在小学就独立住校成长的，父母都没有太多的时间看护，只好将我们都安排在学校住宿，从小就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也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女儿从小就被送到住宿制的幼儿园，上的也是住宿制的小学，周六、周日才能回家，最初在21 世纪幼儿园和小学，如果有空我常会在周日的傍晚送女儿去学校，并在学校陪女儿参加活动。三年级之后，女儿转到了汇佳学校，学校有专门的班车到家门口接送，我就再没有专门去送过女儿，连学校也没去过，总觉得欠了女儿许多，这次女儿小学毕业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去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
　　汇佳学校的副校长通过我与开发商联系在住宅小区中办理配套幼儿园和小学的合作事宜，因此成了朋友，当然也希望我能和其他的家长们一起去参加学校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活动，并早早地在大礼堂前的广场上等候。
　　许多家长和我一样，带着夫人，捧着鲜花早早来到了学校。广场上，一队队的学生们穿着统一的校服，小脸上透着灿烂的笑容，相互在指点着各自的父母。毕业后，一部分同学会继续在这里上初中，一部分同学则会到别的学校去上初中。
　　从此一别而相隔甚远，典礼成了他们告别的庆祝。
　　校长专门把我和几个也许是身份特殊的家长安排在第一排的贵宾席上，和校领导们坐在一起，并在介绍参会者时当作贵宾做了专门介绍，这也许是为给学校撑面子，当然也会让这些家长们的孩子感到自豪，但我觉得很别扭，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种歧视，会让更多的孩子们心中有种不公平的压抑，我也不认为这会对我的女儿有什么正面的教育意义。
　　正如后来社会上发生了许多“拼爹”的事件，从“我爸是”开始出现的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这种教育方式并不能培养孩子们独立的生存意识，也不会对他们的成长有正面的帮助。我小的时候，父母教育我们不许用父母的职务在外招摇，一个院子中，楼上楼下都是级别相差无几的干部，因此反而没有哪个孩子去攀比父母的职务，更不敢假借父母的地位去惹事，深怕因此给父母带来不好的影响。
　　而今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反倒出现了更多借贫富之差、借父母的职位来提高孩子生存地位的坏现象。这既有父母本身的教育之过，也有社会风气的传染，更有“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父母”的权力影响。对子女过度迁就，其结果不是百炼成钢，而是吹出了虚胖，让整个下一代一遇风吹雨打就不堪一击。
　　介绍完嘉宾，然后由高年级的学生代表主持毕业典礼，校长和学生家长代表致贺词，学生们用中英双语朗读着一段段的诗歌，毕业班的学生们表演着各种节目，诉说学习、生活的体会和对老师们的感谢，这个学校不是以老师们为主角占领舞台，而是将舞台和时间更多地给了孩子们。
　　最后所有的毕业生依次上台领取毕业证书，并给了每位孩子与校领导和班主任合影的机会，这是对孩子们的一种尊重，也让孩子们有了一种精神的放松。
　　结束前少不了的是校领导与贵宾们的合影，结束后则是家长与孩子们自由组合在毕业典礼舞台的背景前的合影，这是个值得记录的时刻，孩子们开始长大了，将要从儿童跨入少年的时代了，看到孩子们的笑脸，我仿佛也回到了那个时代，遗憾的是那时我们没有机会和能力留下这一刻的记录。
　　我们的毕业典礼不是在礼堂，而是在大操场上举行的。砖砌的小讲台背后是一道影壁墙，面向校门背对操场的一面写着“好好学习”，背对校门而面对操场的一面写着“天天向上”。影墙与讲台中间立着一根旗杆，专为重大活动升国旗。孩子们戴着红领巾敬礼，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之后是校长与老师们的讲话，然后就是班主任将各班的同学带回到教室里分别发放毕业证书。
　　我们这代人的父母们似乎从来没有时间参加孩子们在学校的活动，我小学三年级时已经代父母帮妹妹背行李去学校了，哪有父母的接送一说！毕业后，孩子们就像成了大人，自己收拾行李回家，一床被子、褥子，几件换洗衣服，鞋只有脚上穿的一双，没什么多余的东西，捆成一卷，往肩上一背，几个同学就一道走回家。
　　当生活富裕之后，孩子们的生活条件也改变了，加之独生子女政策，让所有的家长们都恨不能变成孩子们的“奴隶”，自己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能体面地生活，自己不怕被别人看不起，但很担心，也绝不愿孩子被别人欺负和看不起，让整个社会进入了畸形的发展。
　　独生子女政策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从人口的角度出发的，但却谋杀了人性，让子女变成了一种权力的垄断，当父母生育的权利被独生垄断之后，其他非人性的结果就成了一种必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皇帝大多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许多人将此理解为是皇帝的淫荡，其实这是一种政治制度的需要，几乎所有的历史记载都证明，皇帝并非单为性欲而宠爱某一妃子，反而大多是为了皇子的安排。因此后宫中的斗争大多围绕着皇子而产生，而皇女则多是被看作拉拢外戚或重臣的工具。
　　皇朝的盛世大多是多子多孙的时代，皇朝的弱势则多是独子、幼子或无子的时代。历代皇朝都想传承不衰，就必须从多子中产生竞争，虽然太子多为长子，但实际继承皇位的大多并非长子，而是能者居之。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除了皇帝亲征之外，大多是靠皇子参战或监战，一是锻炼，二是培养，三是可靠。因此皇子多需习文同时习武，欲参政，多需参战，死伤者必多。竞争才能淘汰弱者保留强者，竞争中常有祸起萧墙，兄弟之间相互残杀，这也是一种竞争，最后的胜者多为明君，反而于国、于民有利。
　　纵观历史会发现这种皇权统治之下的政治体制，必然会要求皇帝必须多妻多子，以防各种自然死亡或事故死亡，以增加竞争中的选择，确保能者执政，让帝国强大。
　　家庭有如王朝，同样存在着竞争与继承的问题，尤其是如今改革开放之后出现许多个体户和家族式的企业，都存在着发展与继承的问题，但独生政策却让这种继承变成了唯一，变成了没有竞争的享有。也改变了父母的心态和教育方式。
　　过去多子的时代，父母有选择权，也能只生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如果不努力就会受到父母再生一个的威胁。独生政策消除了这个后顾之忧，让孩子享有唯一无可选择的继承权。即使不够努力与优秀，但制度让父母别无他选，只好迁就。爷爷、奶奶将其当成唯一而宠爱，父母也同样无奈，于是子女在家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父母，从小就失去了参与社会竞争的意识，一旦离开了家庭之中这种被宠爱的环境就没有了竞争力，就对一切不满，就学会了抱怨，学会了用家庭来比较，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恶习。如果父母一代的兄弟姐妹少，或成了独苗，就更缺少同代人之间的友爱，连爱与被爱的权利也被独生政策剥夺了。
　　独生政策之中的双胞家庭的子女大多比独生子女更优秀，恰恰就在于有比较、有竞争，反而产生了更多的激励，有了更多的主动与能动，而独生子女则将天生的优势，变成了垄断的劣势。家庭中孩子之间的争宠，有时也会是一种竞争的过程，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好在我的兄弟姐妹多，家里人团聚时女儿还有许多伴，还有哥哥姐姐的爱，不至于陷入孤独，但独自在家中的时候，仍难免常将自己关在小屋之中。如今的孩子们多沉迷于网络，大约正是因为独生的政策，让孩子无法在家中与同辈交流，就只好面对着屏幕消磨时间和寻找乐趣了。
　　无须从国家人口的角度去谈论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危害，仅仅从独生子女的家庭关系和人情世故上看，就必然会是一种人性的扭曲，也必然是一种失败。
　　我结婚生子的年代，还是“只生一个好”的政策，但母亲已经开始响应党的号召，要求我们几个子女都只能生一个孩子，而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一种失误，但已经无法挽回了。
　　独生政策让子女成了父母心中的大事，独生子女成了唯一，独享了父母的全部，却也因此而失去了许多。
　　她永远是大事
　　平常的日子里很难和女儿在一起，通常都是长假带女儿出去。春节、五一、十一是带女儿到全国各地去度假的最好时机。春季去武夷山、海南、昆明、桂林这些气候温暖的地方，五一、十一则爬黄山、去、上少林、下青岛，女儿毕业那一年安排的是迎奥运、看奥运。
　　七月就开始了奥运的开幕式预演，站在家里的阳台上就能看到鸟巢的灯光，少不了要让女儿到现场去看开幕式和各种比赛，虽然我的工作仍然很忙，但让女儿去看预演和开幕式则是更重要的大事。
　　我的家在盘古大观南侧的楼上，华亭嘉园是华远开发建设的小区，用公司发放的住房补贴，我在这里购买了第一套商品房。站在楼顶层的平台上，正好可以清楚地看到水立方和鸟巢，站在阳台上甚至可以居高临下看到在鸟巢顶圈的奔跑，这大约是最佳的摄影地点。
　　每次预演家里都聚了许多朋友，拍夜景和烟花，会比周边任何一个角度都更宽广。临近开幕式的最后一次预演时，家里也来了许多朋友，在阳台上欢聚、照相。
　　一会儿就来了两个民警来敲门，询问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尤其是不许有外国人！我告诉这两位民警，这是我的私人住宅，家里住了许多外国籍的朋友，但我并不违法，警察无权干涉。警察可以在屋顶上站岗、放哨、保卫奥运的安全，但却不能干涉我在私人住宅中接待家属和朋友。我告诉民警，开幕式很可能连凤凰电视台都会来（凤凰电视台曾专门到我家来看过场地，准备将采访台放在我家的阳台上，但后来他们选择了盘古大观）。这两位民警听到我的回答有些吃惊，也许这种情况让民警难以处理。一位女民警（可能是助手）要打电话向上级请示。我说你不用害怕，不管有多少外国籍人士，都不会是坏人。
　　巧得很，那天在我家居住的有夫人舅舅的女儿和孩子，她们已经是美国籍了，还有我的好朋友阎阳生一大家人，阎阳生的弟弟和孩子是籍，还有几个朋友是香港人，都是为了奥运专门到北京来的。我无法满足让所有的朋友都能看预演和开幕式，但可以让他们到家里来看外景和烟花。灯光下的水立方不停地变换着屋顶与墙壁的颜色，如果不是站在高处，是无法看到这种屋顶的颜色变化的美景的。灯光下的鸟巢更是要从高处俯视，才能看出那种壮观的美。
　　当我亮明了身份之后，这两位民警才放了心，虽然他们仍向上级报告这些情况，但我相信，他们的上级也会相信我这个遵纪守法的政协委员的，更不用说本届奥委会的主席、副主席都是充分了解我或者说是可以朋友相交的人。送这两位民警出门时我告诉他们以后不许再到我家里来敲门了，进了我家门后的任何事情都由我负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打扰过我了。
　　如果是个普通的家庭，或许民警会提出许多不合理的要求，但当民警知道了我的身份，有了可以信任的安全保证之后，反倒可以不用那么紧张了。楼顶上除了民警之外，还有武警，他们有他们的安全职责，但不影响我们和平相处。
　　开幕式当天，许多朋友专门带着相机来照相，哥哥是个摄影爱好者。这里照的照片在摄影杂志上刊登了许多张，连王文波这个专家级的摄影大师，也专门跑到我家的阳台来取景。
　　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刘淀生等摄影迷也在闭幕式时背着三、四套各种各样的工具跑到这里来照相。几个大阳台上，开闭幕式时都架起了几十台机器，几十个人忙得团团转。
　　这个暑假中女儿和全世界的体育爱好者们一样，沉浸在奥运的赛事和喜悦中。
　　父亲对女儿的情意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虽然许多父亲不善于表达，但却可以为了女儿去摘天上的星星，纵有千辛万苦也绝无丝毫怨言。
　　小时候的女儿最喜欢和我睡在一起，睡前听我读书、讲故事，但睡了之后的女儿，却像在梦中练武，一会儿拳打脚踢，一会儿翻来覆去，总要不停地起来给她盖被子，常常睡着睡着小脚丫就跑到了枕头上，从没有一次安安稳稳。每次和女儿睡在一起的第二天醒来，都像熬了一夜，但心里仍然是甜滋滋的，
　　好在女儿只在周末回家。直到女儿上小学时，女儿回家时总是愿意和我睡在一起，这也许是天性。
　　后来工作越来越忙，周末经常出差，陪女儿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心中却时刻惦记着女儿的一切。女儿的事，在父亲的心中，永远都是大事。
　　一次女儿要看伦的演唱会，而我知道这个消息时距离演唱会开始只有几天的时间了，我为了（），分别托了、杨希、阎维文三位朋友帮助寻找演唱会的票，只怕不能满足女儿提出的要求，无论如何也要圆了女儿的心愿。当我从冯仑那里拿到演出票时，高兴地将这个消息发到了上，以让女儿知道，结果在微博上引起了许多的争论。有的说我在惯着孩子，应让孩子自己排队去买票，他们不知道我的女儿那时还在住校，有的说这么贵的演出票，是一种奢侈性消费，不利于对孩子的教育，有的说这样会将孩子变成了追星族，还有的说我在微博上发布是一种炫耀，总之批评占了多数。但我知道父爱是不讲代价的一种付出，没有道理只有亲情，对子女的教育中最重要的首先是爱，如果一个家庭之中缺少了父母的牵挂，就不会是一个温暖的家。
　　有能力满足女儿这种并非常有的特殊要求，我认为是做父亲的责任，如果我有能力托朋友帮忙，为什么不努力去做呢？既然我已经严格地让女儿从小就脱离家庭，去全托的幼儿园、全托住宿的小学，培养其独立的生活精神，为什么不能让女儿把家当作最可靠的避风港呢？
　　父亲永远是女儿的靠山，让她可以放心地去外面闯荡，也许她会在远离父母的看护后受伤，但她知道家是她可以无忧无虑安心疗伤的地方，她可以不用有任何顾忌地向父亲提出任何合理要求，甚至可以赖在父亲的怀中撒娇，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这是她的权力。
　　如果我无法满足女儿的要求，或不能满足女儿过分的要求，我会坦白地向女儿解释，平等地与女儿商量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但我绝不会拒绝女儿的任何要求，更希望让女儿相信父亲永远都是她的后盾。
　　在女儿的学校中，女儿的许多同学的父母也许是比我更富有的私企老板，也许是有显赫地位的政府官员，也许是特殊身份的明星，但我的女儿知道这些都不是她想要的，父母的财富与地位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父亲能给她的一份爱。
　　从出生到现在，我没动过女儿一手指，也从没对女儿大声说过话，父亲的权威不是靠打或喝斥来树立和维护的，而是靠身体力行的榜样作用影响的，你的每一言、每一行都会在女儿幼小时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和夫人都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夫人的“愚民政策”，让女儿在上幼儿园之前甚至不知道冰棍、冰淇淋这类产品和饮料的滋味，家里放着的巧克力糖除了招待客人，几乎没人动，这种除了水果之外不吃零食的习惯，一直影响着女儿。
　　每次带女儿回我的父母家看爷爷、奶奶时，妈妈总是准备了一大堆的零食，给孙子、孙女们吃，还要亲手剥开送到孙子、孙女的嘴中，女儿除了为让奶奶开心吃下之外，从不主动去吃。
　　对孩子的教育不是靠讲大道理，而是言传身教中的感化，父母和长辈的行为是最好的案例，孩子总是首先从最亲近、最信赖的父母身上寻找做人的行为规范，并由观察中学会了待人接物的礼节，从父母对长辈和晚辈的态度中学会爱和恨，从父母对社会与事物的评价中分辨好与坏，从而慢慢形成了孩子自己的道德标准。古语云“子不教，父之过”。不是说父亲应如何去教育子女，但子女的学坏，除了可能被社会所影响外，首先来自家庭中的影响。
　　男人们在小时候常被父母为培养男子汉气概而教育压抑自己的感情，不能自由地宣泄，常常让男孩子不敢在父母面前哭，也不敢在女孩子面前哭，更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哭，这种情感与心灵的压抑，就让男孩子们转而用另外一种方式发泄，就会用打架、争强去展示自己的勇敢，甚至在女孩子面前用暴力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和强壮。其实每一次的展示之后，他并不能博得正义的欣赏，于是就当众一次比一次更强悍，而事后一次比一次更虚弱，内心中越加空虚，外表就越要假装强悍。在这种压抑之下成长的男孩子，当了父亲或丈夫时也仍然难以改变，内心世界中有一种恐惧，会在突发事情或情绪激动的时候暴露出来。
　　《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
　　我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幸福，还在当兵的我，也曾动武发泄过心中的怒火，但事后我知道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导致自己压不住这种冲动，都不是正确的。离婚之后的单亲教育给孩子留下了永远也无法挽回的心理压力和恶劣的影响，从此之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改掉这个坏毛病，在家庭中绝不能使用武力。忍是人生中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但没有应忍时的忍就难成大事，人生中最要争的是一口气，许多人会为争这一口英雄气而不顾一切地拼命，甚至做出许多出格或违法的事，他们认为忍不下这一口气，忍是莫大(,)的耻辱。其实忍得住恰恰争得一口气，忍住恶气换来的则一定是正气，尤其是有时为争一口小气而坏的恰恰是大局。
　　在媒体记者渲染之下，大家都觉得我脾气火暴，以至许多媒体采访我时都觉得我可怕。但采访的次数多了，与我接触与了解多了的人就会改变这种看法，因此有些媒体特意用“很温柔”为标题来进行报道。许多网友在微博上说，关注我之后才改变了对我的看法。
　　许多媒体报道了大量的恶性拆迁的案例，许多民众也都以为这些拆迁都是可恶的开发商干的，且不说中国农田减少中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只有2%〜3%，大量的土地拆迁是工业、市政或其他用地。自2003年的土地招拍挂之后，拆迁都变成了政府的行为（除少量的政府土地一级开发者之外，已不许开发商直接拆迁了）。
　　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开发商旧城改造直接拆迁时，华远也不会做这种违法违规的事情，强拆的案件常有，但一定是政府裁决或法院裁决之后的事情。许多人并不相信我的说明，被打的不是拆迁户而是我。
　　根据市、区两级政府的批准，华远曾在西直门内的东冠英小区进行旧城危旧片区的改造，有数千户居民的拆迁，当现场报告说被拆迁居民闹事时，我正在区建委开会，为防止事态恶化，我与建委主任及时赶到现场。工作人员汇报完情况，让我不要露面，坐镇办公室指挥就行，建委主任许燕生也不让我去现场，怕我会发脾气，在现场打起来。但我坚持亲临现场，解决矛盾。
　　到现场后，确实有一些尚未拆迁的居民在阻止现场已搬家居民的拆房活动，一位已接到一周内必须搬家，否则政府将执行强制拆除决定书的中年妇女（原为西城区房管局的干部），在挑动一部分群众阻止拆房活动，理由是这个正在拆除的四合院中，尚有一户人家未搬走，拆除了其他房屋和院墙，家里就不安全了。
　　这位中年妇女知道我是公司经理后，还没容我说话，就怒气冲冲地上来打了我一耳光，并破口大骂，公司的员工们都以为我会冲上去还手，我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还打吗？”全场都静了下来。
　　不知是谁在外围喊了一句：“任志强是人大代表，殴打人大代表是犯罪。”有些围观者听到这话之后偷偷地散去了。
　　建委主任听说我被闹事的群众打了之后，也赶到了现场，但闹事者和打人者已都散去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我能忍住无辜被打，其实我早已有这种心理准备，被打也许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对被拆迁民众强硬，也许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凡事都必须占个理，而忍常常让本来就在你一边的道理可以让许多并不清楚真相的人反而可以了解到真相。不是我要违法拆迁，而是按政策的规定办理。讲理的人、占理的人不需要用武力解决问题，这种无理取闹的蛮横，反而帮了我一个大忙。这位中年妇女第二天就搬家了，没有再组织一次强迁，毕竟大多数民众都知道打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是一种文明的行为。
　　如果我不忍，还手打了民众，则会给这些闹事者一个理由，甚至导致下一步的拆迁工作无法继续进行。
　　还有一次，公司中一个被行政处分的员工到我的办公室告状，我告诉他，要开完会再去处理，他一急就揪着我的头发和衣领，非要拉我去现场评理，以致激怒了所有的员工。虽然被揪掉了一大堆的头发，我没有还手自卫，也没有让其他的员工动手揍他，并且没有因此给他任何处罚。
　　员工到总经理处告状是一种信任，性急之下的方法不对也可以原谅，这并不是敌我矛盾。这一忍不但没有降低我在公司中的威信，反而提高了我在员工心目中的地位，事后这位员工向公司提出了辞职，我一再挽留，这位员工反倒更觉得内疚，最终离开了公司。
　　2009年要求我辞职时，许多人觉得我窝囊；2001年与华润分手时，许多人为我咽不下这口气，但无论是面对武力或委屈，不管被扔鞋还是冤情，早在我从监狱里出来时就学会了忍。从个人的角度而言，任何委屈都是可以忍的，但从公事和公理而言，则是能说必说，能动必动，而无须忍。
　　忍与不忍之间很重要的一个界限正在于为私利需一忍再忍，为公利则忍无可忍。1989年进行西单大市政改造的管线施工时，一天黎明，小石虎胡同街口突然发生了严重的塌方。我立即组织现场疏散周边的群众，并组织新的围挡和抢修。但在胡同口危险塌方区的边上有个流动的卖冰棍的车和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就是不肯挪地方。一是如果继续塌方那里就成了大坑；二是妨碍了现场的围挡和机械的入场抢修，几个施工队的工人怎么劝说都无效。我只好亲自去劝说，但小伙子说：“我有执照，你管不着，就不挪地，你怎么着？”
　　情急之下，我冲上去就是一拳打在他的鼻梁上，将其打翻在地，并让工人们将冰棍车推走，将人抬出危险区之外，开始推沙包挡土墙，防止继续塌方，如果再拖延时间，这个地方也许就真的塌下去了，可能会出人命的。
　　这个小伙子是刚从新疆放回京的刑事犯。因打架斗殴伤人而被判了刑，出来后也成了西单一带的小混混，当地人大多不敢惹他。街道无法安排其工作，就批了个营业执照，让其经营流动冷饮食品自谋生路。他背后还有一群小兄弟跟着，自是不甘心被打了一拳，回去后就找了几个兄弟要找我报仇。
　　幸亏在我拆迁西单沿街商户的过程中认识几个比其资历更深的已改邪归正开始做正经生意的老大、老二们，都想等我尽快完成工程，好回迁经商，便替我出头平息了此事。他们从和我谈判拆迁、回迁的过程中，知道我是通情达理的人，颇有江湖中的大哥精神，因此愿意与我交个朋友，学些正经的经营之道，当然也就愿意揽这个事，帮这个忙。
　　多年之后，的今日美术馆开业时，曾邀请我和小潘各写了几个字，在画馆现场拍卖，也是这位西单的哥们听说之后，专门到现场用高价拍下了我的“舍我其谁”几个大字，非要表表自己的一番心意。
　　我在部队时曾在特务连当兵，擒拿格斗是专长，虽然多年不练了，却也并不陌生，那时还年轻，与一般人对打，还不至于打不赢，但除非是为公事而忍无可忍，否则是绝不会争强好胜与人动手过招的。人不可招事，也不可怕事。
　　在监狱与看守所中也同样，不招事都可能被打，别说招事了，但怕事同样可能被打被欺，有时还是需要硬着头皮打，打赢了你是“爷”，打不赢也没人敢把你当孙子，至少让大家知道你是会坚决反抗的，“是条汉子”也许是看守所里犯人们眼中最高的荣誉了。正因为我在这个污缸中混过，连那些黑老大们都不敢小看我，（虽然有些人不知道我这个经济犯是无罪释放的，以为我也是改邪归正的），这成了我与黑道上的人打交道的资本。
　　古话说得好，“小不忍则乱大谋”，事如此，势也如此，市亦如此，家更如此。那年去福建打球，的一位战友老韩，看到我们都全家出行，很是羡慕。
　　饭桌上聊天时，问我怎么处理和老婆的关系，我说把你的所有收入都交给老婆，她就放心了。老韩说：“那不行，她月月要钱，那还不都乱花了。”我说：“你错了，你不给她就月月要，你真给了她就不花了。”这不是花钱的问题，而是信任的问题。
　　从有银行卡的那天起我的工资就全在老婆的手中，有多少钱，花多少钱，我从来不问，这样就给了她信任的空间。不信你可以试试，一次就给她几十万，她就舍不得花了。几年后老韩告诉我，他试了一次给老婆几十万后，发现老婆再没要过钱，那几十万也一分未动。
　　忍和舍其实是一个道理，放不下，舍不得，忍不住，犯的都是同一个毛病，只有放下面子，家庭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才会得到真正的改善。
　　2011年底我在上海参加《名人范》节目录制，阎阳生说网络中将你比作“情人”，是不是许多女孩子喜欢你？现场一位嘉宾对女主播立即说：“你这么凶，一定对老婆不好。”我说：“我给老婆送花，可以让老婆说‘送多了’。现场有几个人能做到？”
　　夫人50岁生日，我请全家人一起给夫人过生日吃大餐，却忘了给夫人送个特别的礼物，于是引起了夫人的不满，也当着女儿的面，吵了第一次架，本来说好一起回母亲家共聚，气得夫人半路自己走了。我深知自己之过，从那以后，每周必让花店专门送花，以表歉意，过节、过年、过生日更是必不可少。夫人的气很快就消了，给我秘书专门打了电话，转告我不要每周都送花了，但我仍坚持重要的日子一定要送花，以弥补自己的过错。
　　其实平常相互送的东西都很多，但这个特殊日子的疏忽成了夫人心中的一块病，夫妻之间的相互尊重，“忍”字则尤为重要，而我给夫人送花的另外一层含义则是要挽回我在女儿心中的形象。
　　父亲在女儿的心中是一家之主，是支撑这个家的顶梁柱，是这个家中行为的典范，不应该对妻子恶语相向。当着孩子面的争吵，无疑会损害父亲在女儿眼中的正面形象。
　　段子里常有这样的问题，当母亲和妻子同时落水时你先救谁，或者当妻子与孩子同时落水时你先救谁。从理性讲应先救无能力自保的人，后救有能力自救的人；从亲情的顺序上讲，则应先救母亲，再救妻子，最后救孩子。父母是唯一而不可替代的，是先天的血缘关系，而妻子和孩子则是后天的，也许我是个过于传统和保守的大男子主义者，万事孝为先，丝毫不敢怠慢。没有母岂能有己？同样，没有妻又岂能有子？现实中常见的则是母与子都排在了妻的前面，太多的小三让妻子成了家中最不重要并随时可能被替换的人了。
　　当两个人的感情中对方已不再重要，失去了爱的基础时，离婚是一种自由与解放。反之，就应维护这个家庭中的忠诚与信赖，爱是维护这个家庭的基础，忍是爱的组成部分。
　　逆袭者之“姑娘们最想嫁的人”
　　2009 年网络上评选“你最想嫁的人是谁”。没想到的结果是在之前网络评选中
　　成为“人民公敌”的人现在却成了姑娘们“最想嫁的人”。这一结果再次成了八卦新闻讨论的焦点。
　　为什么，我能成为“姑娘们最想嫁的人”呢？
　　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真实，并且诚实不说假话。有些话可以不说，但说就要说实话。实话是自己对世界和自己认知的最真实的表达，讲实话是指不受外界因素，比如政治因素和民众舆论等影响，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不为讨好某些领导与民众，做任何伪装和欺骗，但是，实话不一定正确，需要实践去检验。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多年，还没有培养出市场经济必须具有的契约精神。计划经济时代，票证代替了契约，认证不认人，这使人的精神与地位，服从于票证，而忽略了内在的素质培养。要想突破票证的限制，唯一的方式就是造假。凡是在限制过多的体制中，造假就成为了争取“权力”的最好方式。
　　如今说真话都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会给人带来致命的伤害。于是，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将外表伪装，说违心的话，习而久之，这便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得久了，人们就渐渐忘了真实的自己，以至在同一个家庭中亲情都要用假话来维系，人与人之间像隔着一层皮，“知人知面而不知心”，邻里之间也慢慢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了。
　　当市场经济来临时，由于市场中没有诚信和契约精神，于是假酒、假药便开始出现，甚至大型的食品企业也出现诸多问题，如出现的三鹿事件；再后来像红十字会这样的组织也出现了事件，5.12 大地震时社会上还出现了“捐款门”事件，因为这些事件，人们对要献爱心的公益事件都发生了怀疑；渐渐地，连被称为教育殿堂和白衣天使圣殿的学校和医院都出了许多的问题；最后，很多事件如7.23 的高铁、7.21 的大雨，政府也无法解释，人们开始对被称为民众最后一道保护网的政府信誉也产生了怀疑，一个一个腐败官员落马更是直接打击社会对政府的信心，加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这时，真相就成为了所有民众的一种渴望。
　　似乎整个社会都淹没在了谎言之中，被政府公开驳斥的谣言，一次又一次被证实为事实。于是，有些谣言，政府越是驳斥，民众就越认为是真的。
　　终于他们在媒体的一次次欺骗之中发现了事实。越来越多的民众发现那些被媒体当作标题忽悠的雷语，原来是真话。那些被媒体当作谣言的规避的，却被证明是事实，于是民众找到了一个可以作为尺子的“榜样”。
　　太多的女孩子会在爱情的海洋中迷失方向，太多的女孩子会在等待中失去信心，太多的女孩子会被因谎言欺骗而撕断肝肠，她们只渴望有男人对她们能有一份责任，有一份担当，能干脆利落地给她们一个爱或者是不爱的明确答复。
　　在这种背景下，网络上才会出现这样的言论：嫁人要嫁任志强。
　　其实，这里的“任志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现代社会中缺少的符号。人们呼喊出“嫁人要嫁任志强”，就是希望能在这个社会中看到更多的这样的符号。
　　当一件东西很多又可以转易得到时，也许人们并不珍惜，但如果一件东西虽然很平常，但人们常常得不到它，它就变得稀缺了，进而变得珍贵了。
　　我并不认为是因为我比别人更优秀，而是在大众的心目中，我追求真实，说实话，而说实话是大众的期待，它也必将成为社会的主流。
　　有了微博后，我就有了更多的粉丝，民众可以从微博上了解到一个更加全面的任志强，了解到任志强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
　　媒体过去对我的报道，大多是关于房地产行业的事情，讲述的是我的工作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别人总问：“你为什么不笑？”
　　世界是阴阳平衡的，人也同样是阴阳平衡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只有哭而没有笑呢？大约是因为媒体记者们大多都是在工作场合与我相见，而没有见到我生活中的一面，他们只看到我工作中的一面，所以就很少见到我笑，但事实上，我在与朋友的交往中，笑的时候要比哭的时候多多了，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也自然是笑比哭多。
　　有了微博就不同了，我的微博除了反映我的工作状态还会展示我的生活状态。在单位工作时，你接触的人大多都只和你有工作关系，只是你的上级、下级和同事。
　　家里则大多只有亲情而没有了工作，谁也不会也不肯在家里板着个脸讨论工作上的事，而谈得更多的是家务事了。
　　微博圈子不同于朋友圈、工作圈和亲人圈。微博上有你很亲密的朋友，你们虽然身隔万水千山，却可以如同面对面一样交谈，可以说许多外人不知道，而只在朋友圈子里知道的事情。有些言论可能让许多粉丝摸不着头脑，但圈子里的人明白其真实的意思，看了会哈哈大笑。这些言论陌生的朋友可能不能理解，但他们可以感受到你和你朋友之间的友情和欢乐。
　　微博上有家人，你随时都可以跟他们打个招呼，你还可以和他们拉家常、叙家务。这时，虽然你的粉丝不认识你的家人，你也可以将你们聊天的内容和所有人分享。比如，许多人会发现我每天会自发或转发许多比较有哲理的段子，许多一些励志故事和名人语录等，也许这些只是我想让家人、孩子知道的东西，但同样可以和所有人分享，正因为有家人在看，因此你必须说真话，不然就会在朋友与家人的心目中留下一个坏印象。
　　微博上有公司的同事在，虽然许多外人不知道，但你却不能不注意自己的语言和形象，因为你在微博上的言行会影响到你在公司作为领导者的尊严与威信。
　　微博上有上级在，他们也会通过微博了解你的动态与思想，了解你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了解你待人接物的方式，进而形成一个对你的看法，这些看法反过来又会影响你的工作与生活。
　　微博上有你的客户在，虽然你不知道，但他们却知道你，他们会通过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决定是否成为或继续成为你的客户，也许个人的言行，也会影响到公司的品牌，公司的形象和在社会上的影响。
　　正因为微博上有许多你知道或不知道的朋友，有许多关心、关注你的人，因此，你在微博上的言行就受到更多的人监督，更多的人也会通过这些言行了解你，看到你胸怀的宽广、看问题思想的深入，看到你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看到你对社会事件、国家政策、经济形势等的看法，也会注意到你看过什么书，以及了解到许多过去媒体未曾报道的“内幕”和“八卦”。
　　微博会全面反映一个人的面貌，也给了你更多与陌生人交流的机会。当你回答了一个你不认识的网友的问题时，就会有更多的网友愿意和你交流，如果你从来不回答网友的问题，那么无形中你就在你与粉丝之间竖起了一堵墙，因此只要时间、条件允许，我就尽可能多地与网友们交流，微博上没有上下级，没有我必须服从你、你必须服从我的位置之分，只有平等的交流，我在明你在暗，但只要心是明的就不会影响这种交流。
　　有之前，反对我的网友占绝大多数，而支持我观点和同情我的人又无处表达，因此我就有了“人民公敌”的称号，但有了博客之后，我的许多观点就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反对我的人就逐步减少了，也有许多人可以和开始表示支持了。有了微博之后，则让更多的人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同情与支持的人就越来越多，骂我的人虽然仍有一些，但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低、无足轻重了。
　　有人会问，为什么网上、微博上有那么多人在骂你，你却一个也不拉黑他们？是的，有人骂，说明人们在关注我，如果骂我能减轻他们工作中、生活中的压力，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虽然不信佛，但知道这仍然是件救人的好事，一个不关心你的人何苦要骂你呢？不管这种关心是出于什么原因，要达到什么目的。虽然许多脏话确实很难听，但只要心里放得开、放得下，有些宽容的肚量，就会不在意他们用什么语言在骂，而只在意他们骂的是否有道理，是否自己真的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此我常专门挑选一些因误解而骂我的网友，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也曾引起其他网友的不满，正是因为他们对问题、观点有误解，我才专门回答他们的问题，以减少和避免产生更多的误解，最终赢得他们的理解，并影响更多有这种误解的人。
　　这个社会中已经有许多的矛盾和疙瘩了，我要做的不是用拉黑的方式激化矛盾，
　　而是用平和的解释和交流去解开这些矛盾，消化这些不平，社会在相互的爱与理解中才能更加和谐。
　　和谐从来不是靠对抗、压制能达到的状态，反而是给他们更多骂人的权利和质问的机会，给他们更多的关爱和交流，这样才能有个交换看法的机会，也才会有相互的理解与进步。
　　许多的微博网友被小潘拉黑之后跑到我的微博中抱怨、骂人，我也多次和小潘讨论拉黑的问题。微博不应是语言的垃圾桶，而是人们共同生活的家园，拉黑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小潘说“眼不见为净”，但这些垃圾如果不倒在你这儿就可能倒在别人的地盘上，而所有人的地盘都生存在同一个平台上。污染在你这里不治理，就会影响到他人，这与世界环保的道理是相同的。
　　这也许恰恰是那些自认为是绅士和精英的人应该自觉首先做到的。我坚持无论如何都不使用拉黑的功能，有时我也会火冒三丈，但咬咬牙，停住自己伸向拉黑功能的手指，最终还是能战胜内心中的虚荣，坚持正能量。
　　不拉黑是一种忍，是一个人的肚量。顶着骂声继续和努力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则需要有点勇气。并非是与你直接相关的事，你却能主动地去表态、去批评，就更出于一份责任心了。
　　社会上就有许多怕被骂的人，他们会小心翼翼地躲开那些敏感的话题，尤其是不涉及政治政策和特殊事件，于是被大家认为是缺少正义感，其实他们都有正义感，但在一个言论不自由、不开放的社会管制中，他们压抑了这种公开表达意见的心情，因此给家人和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带来许多麻烦。
　　也有许多人专门就这些敏感的话题而大声呼吁，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但他们当中许多却难以提出或主动提出自己的主张。我被许多人称为“大炮”，正在于我有自己的主张和意见，从政治到生活，从经济到体制，从民间的小事到民主与自由，从读书的体会到每日一点一滴的感悟。刚开始坦露自己的观点也从无人理睬，慢慢变成了上千万人的关注量，从每日必读微博慢慢地变成了许多人转发我的微博。
　　不是我想成为“公知”，而是我只想保持自己的原汁原味，我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这片土地，我希望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好，成为国人的骄傲。
　　也许恰恰是因为我常成为社会、媒体调侃的对象，常成为引发社会争议的对象，我也从“最想打”变成了“最想嫁”，再变成“大众情人”，而这个“大众情人”早已脱离或超越了性别的概念，变成了一种喜欢的概念。
　　因为我是开发商，买不起房的一族和自认是“房奴”的一族，会始终牢记我的工作背景和行业，永远将我看成奸商或暴利的追求者，但生活中，我的微博中除了涉及行业发展和对经济判断之外的言论，越来越多地被多数人所接受，随着各种公益与平等的交流，“大众情人”的流传也许胜过了所有的社会评价，变成一个正面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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