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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的疯狂实验：用假身份在网上隐姓埋名 11:20 来源： 作者:
   艺术家的疯狂实验：用假身份在网上隐姓埋名 数字时代你真的可以做到匿名吗？纽约艺术家柯蒂斯的实验证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腾讯科技讯，7月29日，互联网在给人类带来无穷方便的同时，也让许多人深感不安，特别是无所不在的监视。为了体验逃脱时刻被监视的感觉，纽约艺术家柯蒂斯·沃伦（Curtis Wallen）创建了一个虚拟人物。但他最终发现，想要在网上做到完全匿名几乎是不可能的。网络监视无所不在日，我收到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市一封信件。里面只有一句“谢谢你”的话，以及俄亥俄州的驾照。驾照上的人名叫亚伦·布朗（Aaron Brown），现年28岁，身高183厘米，体重72.5公斤，圆脸褐发绿眼，还有一撮小胡子。但他最明确的特征是：他实际上是个不存在的人。我了解他，因为他就是我创造的。作为一名艺术家，我一直对身份及其代表的意义感兴趣，并希望加入在线追踪和分析人类行为的实体机构。这些机构可以分析出我们来自哪里、与谁交朋友、赚多少钱、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社交媒体与数据中间人利用预算法则和概率重塑我们的身份，然后试图影响我们的思维、感受以及决定方式等。 毫不夸张地说，你在网络上的一切都被跟踪着。一家公司对你的网络经历了解得越详细，它能从广告中赚的钱就越多。结果，你会发现你看到的网络与其他人的网络完全不同。这是一种不会错过每毫秒的无缝拼接，经过特别设计后用于影响你。我开始怀疑，如果逃过这种不间断的网络监视，即在网络上消失会如何。有鉴于此，布朗诞生了。真人尝试断绝网络我的计划最初在布鲁克林一家小咖啡管中开始。在名为Tor（可以加密以便于在网络上保持匿名活动）的软件帮助下，我搜索Craigslist网站，找到十数个在纽约待售的便携式电脑。我以Tormail匿名邮件商的名义（已经无用）注册了一个新邮件地址，然后安排购买一台二手Chromebook电脑，并与卖家约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此次会面进行得很快，我戴着帽子，而且不怎么抬头。这种面对面式的接触最容易让我的计划出现偏差。如果试图逃避网络监视，我必须竭力避免自己的数字脚印与现实世界产生关联。回家后，我立刻格式化了刚买的电脑的硬件，并安装Linux分区工具。这意味着，我可以加密和隐藏电脑中使用Linux的部分信息。我的新电脑可像其他Chromebook电脑那样启动Chrome OS，除非我下令启动Linux。但我从来未用过Chrome OS连接任何东西。而在Linux方面，我也从未访问过除了Tor外的网络，我也从未登陆过柯蒂斯·沃伦（Curtis Wallen）任何有关的东西。在其后的2个月中，我都在通过非标准连接使用的隐藏网络darknet上闲逛。最初，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想创建一个匿名用户。可是，我意识到这意味着我与网络的关系被彻底改变。我无法登陆，无法作为柯蒂斯发送电子邮件，无法像往常那样正常使用网络。如果我想保持隐身，我可能不再是我。创造数字新人类因此我改变了最初的想法，不仅只是隐藏网络痕迹，我还要创造数字新人类，即拥有完整真实身份的人。我收集室友的一系列肖像，用它们制作护照照片。通过PS仔细分析每个特征，并创造一张崭新的脸，我为其取名艾伦·布朗。如果说最初我是按照本能和常识行动，现在我的计划已经扩大。我想已经可以与那些想要认识布朗的人取得联系。我创建了新的Tormail帐号，这是数字新人类的第一个实体标志。随后，我又向研究员格温·布兰文（Gwern Branwen）发送加密邮件,询问其“所有匿名新人”相关的建议。布兰文的回答很简单，但却直指要害：不要太执着于任何一个身份。一旦化名与其他人或你的真实身份联系起来，总是有迹可循。我牢记布兰文的建议，并将其贴在键盘边。当大多数人思及网络监视时，他们首先会想到政府机构在监视他们的邮件和()搜索。在2014年3月份一份研究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卡瑟琳·塔克（Catherine Tucker）与隐私专家亚历克斯·马修斯（Alex Marthews）分析了Google Trends中282个被评为“隐私敏感”词汇，包括伊斯兰教、国家安全、占领、警察残暴、抗议以及革命等。在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漏美国国安局监听丑闻后，塔克与马修斯发现，这些敏感搜索词的使用频率在下降，暗示网络用户不愿意将自己暴露在与政府有关的麻烦之中。研究还发现，人们很少搜索尴尬主题，比如艾滋病、戒酒、女权主义、疱疹以及自杀等。研究称，这种显著减少意味着监视意识提高导致更多的自我审查。换句话说，人们努力让自己融入人群中。为数字新人类提供存在证据对于隐身来说，真正的挑战是：逃避监视将让你的行为被视为异常。著名记者格伦·格林沃德（Glenn Greenwald）近来曾解释称，即使使用加密功能，都可能让你成为关注目标。对于我来说，这就更多了“消失”的动机。布朗已经有了脸孔，但缺少“口袋垃圾”。这是一个间谍术语，意思是缺少增加其身份真实性的证据。为了制造这些“口袋垃圾”，我需要钱，一种能够假冒darkweb专业人士进行付账的货币。我需要比特币，这种虚拟货币允许用户无需通过银行就能购买商品和服务。现在，可使用现金兑换比特币的公司包括Bitinstant，我在曼哈顿唐人街的一家小电脑店兑换了比特币。在类似出纳员的窗口，我在文件上填了假信息，包括填了亚伦·布朗的名字。这种与真实身份产生联系的做法本应该被避免。结果，我的收据上被写上“Aarow Brown”的名字。作为亚伦存在的第一份证据，其名字在开始之时就被拼错。当我回家后，虚拟钱包中已经有10枚比特币。我做了必要的接触，并为布朗订购了假驾照、学生证、划船许可证、汽车保险、美国印第安部落居民证、社会保险卡扫描、居民有线电视账单等。最终，这些东西花掉我7个比特币，约合400美元。在我等着接收这些文件时，我开始假装布朗上线。在darknet留言板上，我与一个自称v1ct0r的黑客联系上，他的服务器接受隐藏用户的服务申请。我请求他接受布朗的网站，他很高兴提供一点儿空间，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能有儿童色情或种族歧视内容，二是要遵守规则，否则账号将被封杀或删除。我设置了一个简单的网络代理，以便任何人都能向布朗的在线业务投稿。代理服务就像中间人，可以浏览网络，即你访问的任何网站首先都要通过代理服务器。而任何人使用代理服务器通过节点，都被以为是布朗在访问。布朗的Twitter帐号也以同样方式运行，即在目标网站上预先授权，允许任何人对亚布朗的广播发文。作为布朗的创造者，看到曾经的陌生人开始与其经常联系让我感到迷醉。人们会对他们的朋友发推，布朗将接收这些令人困惑的回复。假借布朗的幌子，人们发推、开玩笑、传播爱情信息、政治观点等，我甚至还看到广告。最终，布朗的这个账号被暂停，因为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利用其向政治家们发送垃圾新闻。个人信息被多方面隐蔽利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做法与“草根营销”完全相反。“草根营销”主要利用假的社交媒体人物传播草根阶层支持或反对的东西。2011年，有媒体曝光了国防承包商HBGary的文件，里面解释一个人如何可模仿许多不同的人：利用指定的社交媒体账户，我们可以自动发布有关某人的内容……实际上，利用基于登记入住服务，我们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个人正在参加会议或其属于某项活动关键人物的假象。而亚伦·布朗却恰恰与此相反，通过许多声音和有趣的过滤，任何努力监视其行为或以其为目标发送广告的努力都将是白费力气，没有任何价值。我创造了一个假人，但其并非是一个精心编制的骗局。安全专家布鲁斯·施耐德（Bruce Schneier）2013年1月份时写道：“互联网是我们创造的，但各类拥有特别利益的组织、公司以及国家都在不断重塑它。”对于那些感觉没什么可隐藏的人来说，网络安全的未来似乎并不太值得关注。但我们在许多方面低估了自己的网络身份被操纵的程度。近来Facebook通过更改用户News Feed(信息流)内容，测试是否可影响用户情绪。2012年1月份，研究人员对689003名不知情用户进行了测试，向他们推送更令人高兴或更令人感到悲伤的信息。试验结果证明，情绪可通过社交网络大规模传染，因为用户通常根据他们看到的帖子发表更积极或更悲观的回应。美国国防部也在研究Facebook与Twitter的影响。2011年，国防部宣布建立“战略沟通社交媒体”项目，以发现和反制美国政府认为的危险信息。参与此项目的研究人员称：“在社交媒体上，因为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影响者，能够传播信息。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和接触正确的人，帮助传播所需要的信息。”私人公司也在以隐蔽方式利用个人信息。他们并非简单地了解我们的品味和习惯，向我们提供更多我们想要的服务。网上声誉与隐私服务商的CEO迈克尔·费蒂克(Michael Fertik)曾在2013年发表题为“富人看到的互联网与穷人不同”的文章，他称信贷机构有能力向那些最需要贷款的人隐藏借贷能力，而谷歌现在也拥有一种专利，可以根据购买人不同而改变价格。可以躲过政府和企业网络的触觉吗？我曾尝试这样做，但结果令我感到失望。要想在网上完全实现匿名几乎是不可能的，这要求一个完整的运行态势，无论是数字还是现实世界。安全信息应用和使用Tor无法让你完全避开美国国安局监视，这样做非常非常难。在日常中，每天都衡量这些得失让人容易令人改变行为。但我基本上与网络保持正常关系，我删除了Facebook帐号，我给电邮尽量加密，我使用少数关注隐私问题的浏览器。但即使这些措施也是许多人不愿意或无法做到的。其中最令我感到失望的是，有人竟认为“隐私不需要详细保护措施”。没人喜欢被潜意识的影响、歧视或利用，这些都是反对监视的合理因素。当我们在网络上的生活日益增加时，这种关注更需要加强。数字监视是非常普遍的，也非常廉价，与我们以前面对的监视有本质上的不同，以前我们还能找出界限，而现在没有。布朗的身份证件依然放在的我的桌子里。而他本人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很长时间。我曾利用的众包任务平台Mechanical Turk，来征求陌生人来描述他，然后雇佣法医绘制他的骨骼。他重新在Twitter上露面。但除此之外，再不发一言。我已经感觉到，他可能到了克里夫兰某处，因为每个人似乎总被吸引回家。（风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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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毒王”十年隐姓埋名史
　　有些伤痛，注定要跟随一辈子。而那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伤痛――广东上下的众志成城，信息公开制度的巨大变革，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的建立……不能忘却，也无法忘却。
邓练贤的妻子在追悼会上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摄
　　十年，沧海桑田。
　　2003年的那个春天，我们是否已经忘却？
　　数据显示，2003年广东省有1512人感染了SARS。
　　当我们把“‘非典’十年的纪念特刊”提上议程时，从来没有想过，十年后的回访进行得如此艰难。“毒王”的帽子压了黄杏初十年，他也躲了十年，他透过家人说“要过安静的日子”。这不是黄杏初一个人的想法。
　　拒绝采访的，还包括一些付出巨大的医疗单位和已经考上大学的“非典”孤儿“杰仔”，他们都已不愿再提当年。
　　不说，不代表遗忘……
　　有些伤痛，注定要跟随一辈子。而那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伤痛――广东上下的众志成城，信息公开制度的巨大变革，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的建立……不能忘却，也无法忘却。
　　北京摄影师张立洁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去跟拍“非典”后遗症患者。她原本以为2008年会有很多媒体去关注他们，那是“非典”五周年。可惜那一年的大事太多了，雪灾、地震、奥运……一晃又一个五年过去了，她想问：现在呢？
　　请原谅，我们的关注迟到了。
　　谁也无法保证，“非典”会不会再来一次。铭记当年，检视得失，才能展望未来。
　　从离奇感染“非典”，到一度“失踪”，后来在各方的呼吁下站出来说话并捐献了血清，但接下来又再度“隐身”。转眼十年，中国首例报告的“非典”患者、河源厨师黄杏初，他的身影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
　　羊城晚报记者近日去河源寻访黄杏初，他老家的三层楼房已经弃置，一家人连过春节都没有回来。可是救治和关注过“毒王”的多名医护人员一直在寻找他，“非典”如此来无影、去无踪，实在不符合流行病的特征，留下了太多的谜团！
　　“毒王”远走，隐姓埋名
　　黄杏初的老家在河源市紫金县柏埔镇东方村，记者从东方村村委出来，沿着乡间水泥村道向前走，不一会就看到贴着红白相间瓷片的一栋三层小楼，这里就是黄杏初的家。尽管小楼旁的老房门口还贴有红纸墨字的春联，但是散步经过的黄春南老人说，春联是邻居帮忙贴上去的，“客家人的风俗，老房子即使不住人，春联还不能省”。
　　东方村村主任吴少松说，2002年底，在深圳一家客家菜饭店里做大厨的黄杏初突然回来了，因为发了高烧，回来休息、治病。在家住了几天没治好，就转去了河源，后来又去了广州。病好后很多人找他，一家人不胜其扰，他找工作也遇到了问题，一度对外面的人很抗拒。
　　“非典”后黄杏初又外出了，很少回来。两个孩子在河源读书，他的妻子就跟去河源为孩子做饭。黄杏初的父亲前几年去世了，他的母亲也就随黄杏初搬走了。这个曾经很热闹的院子就人去楼空，安静了下来。
　　“黄杏初头脑灵活，很会做生意。”吴少松说，黄杏初妻子的娘家在紫金县临江镇，属于紫金县的工业开发区，人口比较集中，商业也繁荣，黄杏初看中了那里，留下来开饭店。
　　“黄杏初自己当老板，又忙采购、又掌管厨房，平常非常忙。”吴少松透露，不仅在临江镇，黄杏初在深圳也还有生意，所以两地奔走，很少有时间回来。记者问起黄杏初妻子的名字，吴少松想了好久也没想起来。
　　黄春南透露，春节后村里有一家人办喜事，黄杏初匆匆回来过一趟，没有住，就又走了。黄春南曾去黄杏初在临江镇上的客家饭店吃过几次饭，但不愿意透露饭店的具体地址，“既然他本人不想有人打搅他，就不要去找他了吧！”
　　紫金县柏埔镇卫生院负责人帮记者尝试联系黄杏初的家人，几经辗转查到了黄杏初妻子邓丽娟的电话。在电话中邓丽娟表示，黄杏初身体恢复很好，没有什么后遗症，工作也非常忙；并且由于一直从事餐饮行业，为避免顾客因不必要的顾虑而影响生意，他不愿再接受采访。“事情早就过去了，我们只想安静地过日子！”
　　记者在黄杏初东方村的老家再次拨打邓丽娟的电话，希望了解他们家详细的近况。但她再也没接电话。村主任吴少松和柏埔镇卫生院负责人也用自己的手机拨打，同样再没人接听。记者发稿前一直没能再联系到她。
　　“非典”后，黄杏初躲避公众的视线，几乎是一种常态。只是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公开出现过一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当时他就直言，希望过安静的生活，希望患病经历不影响自己工作。
　　2003年已过去了十年，为何黄杏初如此介意自己的经历，他的身边人真的歧视他？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东方村村民和河源本地官员都直言，其实没人歧视他，可能他过于敏感，也可能和他自己的经历有关。村民说，黄杏初康复后又回到深圳的酒楼上班，却不料因为他的回归，酒楼的生意一下子淡了。这让他不仅丢了工作，连带着也影响了老板的生意。“当时黄杏初又愧疚又绝望，确实对社会的过多关注感到恐惧！”
　　记者在对“非典”患病者群体的采访中，确实也有人反映，经历歧视确实存在。和黄杏初前后发病的河源市民郭先生，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郭先生说，他为争取“非典”患者的权益四处奔走时，有些人、甚至有些官员，见他来了马上去敞开门，又打开窗；还有些人看他的目光总有些异样。“这不是歧视是什么！”
　　郭先生说，加上黄杏初是做餐饮生意的，更怕人们有担忧心理，躲开公众视线是自然的，“我理解他！”
　　九名医护，相继“毒”倒
　　黄杏初是2002年12月发病的，那时“非典”一词还没诞生。黄杏初被送往河源市人民医院后，接着被转送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杏初是康复后回医院复诊时，才从医生口中听出自己曾患的病就是后来令人谈之色变的“非典”。
　　接下来“非典”肆虐广州、香港、北京等地，并席卷全国，而参与早期抢救、转送黄杏初的9名河源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几天后都发烧了，最终确诊感染上了“非典”。也正因为他传染了很多人，黄杏初后来被人们称为“毒王”，是广东“非典”期间少有的几个“毒王”之一。
　　叶钧强就是2002年12月份河源市人民医院接诊黄杏初的医生。
　　“那时的河源市人民医院医疗条件很差，所谓救护车就是金杯汽车改造的，病人、医护人员和司机都在一个空间内，很容易感染病毒。”叶钧强说，加上那几日奔波劳累，两天后他就出现了发热、咳嗽。他病倒了，接着，接诊过黄杏初的几名护士、护工也倒下了。
　　在染病的医护人员中，叶钧强的病情最重，后来他被送到了自己曾送黄杏初去的广州军区总医院救治，在生死线上走了一回。2003年春节前夕，叶钧强度过了危险期，捡回了一条命，他回到河源后又住了两个月院，身体才慢慢恢复。
　　然而叶钧强恢复得并没有黄杏初好，虽然命捡回来了，但病毒损伤了他的肺，留下了“‘非典’后遗症”。至今，叶钧强每到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咳嗽。“每年从秋天到第二年春天，有半年时间会咳嗽不止。”以前他最喜欢踢球，后来再不敢碰了。
　　十年了，他从未停止吃药。“有一种叫高露施的进口药物，治疗‘非典’病毒引起的肺部纤维化很有效，连吃3-5年对肺功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但这种药很贵，服用期又长，一般人都吃不起。”叶钧强说，他自己只吃过三个月。
　　被黄杏初感染的其他8位医护人员，多发病较轻，就在河源市人民医院隔离救治。但也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护士阿琴(应被访者要求，化名)肺功能也有所改变，一旦感冒就气喘。
　　“最惨的是有两位女同事，都怀有身孕，一位确诊感染了‘非典’，在抢救中孩子没了，为不再重揭那块伤疤，在她面前大家都不再提‘非典’。”也曾感染非典的护士肖冬梅说，还有一位同事属于疑似病例，最终没确诊，但当时也发烧治疗过，她当时怀的孩子后来生了下来，但患有先天性白内障，很多人怀疑这和感染“非典”有关！
　　“毒王”家人，无一中招
　　不少专业人士十年来一直在关注着黄杏初这个“非典”病例。在黄杏初病愈出院后“消失”的那段日子，时任河源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现任河源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的傅爱锋就在急切地寻找他。尤其是后来“非典”疫情肆虐时，尽快找到黄杏初这个发生在河源、全球最早确诊的病例，并做流行病学调查，就显得非常必要。
　　后来黄杏初露面了，傅爱锋也如愿以偿，不仅随访了他，还调查了他的家人及接触过的人。遗憾的是，十年前盘桓在傅爱锋心头的很多疑问至今都无解：“非典”来得突然也去得突然，它到底来自哪里？为何传染了很多医护人员，其家人却无一人确诊？作为一种病毒为何后来突然消失无踪？……
　　傅爱锋告诉羊城晚报记者，黄杏初和他的家人都抽血化验过，体内“非典”病毒抗体都呈阳性。
　　作为上级部门的广东省疾控中心，同样关注黄杏初这个病例，但对流行病学的调查也感到失望。“当时我们该问的都问了，还是没有任何结论。”该中心流行病防控所所长何剑峰说，他们同时也对佛山、中山那边的早发病例进行过调查，很遗憾都没有结论。
　　在河源，还有一位亲历非典、又一直关注“非典”病例的专家，他是时任河源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现任河源市中医院院长的殷汉华。近日他在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非典”如此来无影、去无踪，实在不符合流行病的特征，留下了太多的谜团！
　　“令我们自豪的是，河源虽然出了全球首例确诊的‘非典’患者(黄杏初)，并先后有19人确诊感染，但无一人死亡。”殷汉华说，当年的河源市人民医院就蜗在老城区里，破落、陈旧，软硬件水平都很低，却打赢了非典这一仗，原因也耐人琢磨。
　　“后来一位台湾研究‘非典’的学者来调查，在无数的疑团面前，他得出的结论是，这里空气对流好，稀释了传染病房中的病毒浓度！”殷汉华说，医院建在东江边，空气对流确实好，这一点也作为经验在后来的抗非战斗中发挥了作用，很多医院甚至用大型抽风机促进空气对流。
　　经历过“非典”已浴火重生的河源，如今医疗系统和疾控系统早非十年前可比，在国家、省市的重视下，河源市人民医院搬到新城区，高标准建立了全新的院区，硬件设施一流，目前已荣升三甲医院。而原来地方狭小的河源市中医院，搬到河源市人民医院原址，并新建了大楼，医用面积比原先扩大了十倍；另外市疾控中心、市妇幼保健院也焕然一新，市精神病防治中心正在建设。“非典十周年之际，河源的突发疾病防控体系即将建成！”
　　“非典”风暴始末
　　2002年11月――2003年6月
　　2002年
　　●11月16日 广东佛山发现首个非典病例。
　　2003年
　　●1月广东省卫生厅接到河源市人民医院报告：该院收治了两名肺炎病人，该院接触过上述两名病人的医务人员中有八人发生同样疾病。
　　●1月21日中山市报告类似病例，当天下午，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专家到现场指导。专家组现场完成《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正式将这类病例命名为“非典型肺炎(不明原因)”。
　　●2月28日广东全省累计发生病例789例，其中医务人员222例；治愈出院404例，死亡28例。
　　● 3月15日 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疾改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
　　● 3月25日 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殉职，她是抗“非典”战斗中第一位被患者传染而牺牲的医护人员。
　　● 3月中旬至4月1日 网上流传的“北京疫情”部分在现实中得到证实。
　　● 4月16日 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病毒已经找到，正式命名为SARS病毒。
　　● 4月20日 这一天标志性的事情包括：
　　1.北京“非典”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例，较之前一天成倍增加。
　　2.卫生部决定，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
　　3.非典被列入我国法定传染病。
　　4.由于防治“非典”不力，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被免职。
　　● 4月21日至4月底 北京“非典”疫情严峻，最高一天新增病例达150多人。
　　● 4月24日 北京市中小学开始停课两周；对人民医院实行整体隔离，这是该市第一家被整体隔离的单位。
　　● 4月26日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长。
　　● 5月1日经过8天的紧急筹建，北京市第一家专门治疗“非典”的临时性传染病医院小汤山医院开始接收病人。军方支援北京的医护人员1200余人陆续到位。
　　● 5月9日北京新增病例数首次减至50以内；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将把农民工纳入防“非典”统一管理。同日北京宣布，医务人员的感染比例已经呈明显下降趋势。
　　● 5月15日 小汤山“非典”医院第一批7名病人痊愈出院。
　　● 5月23日 深圳和香港的科研人员联合宣布，从果子狸等野生动物体内找到非典病毒前体。
　　● 5月29日 北京新收治确诊“非典”病例首次降到零；当日确诊与疑似病例之和也首次降至个位数。
　　● 6月2日 北京疫情统计首次出现三个零：新收治直接确诊病例为零，疑似转确诊病例为零，死亡人数也是零。
　　● 6月8日 北京首迎新增“非典”病例零记录。
　　● 6月13日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即日起解除到河北、内蒙古、山西和天津的旅游警告。
　　●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明显缓和，已符合世卫组织有关标准，因此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
　　追问：如果“非典”重来
　　国内已建立公共卫生危机应急体系
　　广东省已建立传染病规范程序指引
　　无论是依然独身的邓练贤遗孀朱秀娟，还是时常偷偷去妻子雕像前的叶欣丈夫，或是驻足回望的我们，看到“非典”的字眼，总是会如此感慨。
　　2003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们陷入恐慌，陌生的病症，束手无策，接连感染，相继死亡……一片慌乱中，医院成了生离死别的战场。但也正是因为那些沉痛的代价，让现在的我们能够镇定地面对未来。
　　历经十年发展，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我国已经能够高效预防，从“甲流”到禽流感，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应急体系已经建立，机制也更加透明，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疾病相应的疫苗也可以很快研制出来，可以说，这都是SARS带给我们的“遗产”。
　　钟南山：如果再来一次，不会成为挑战
　　比起前些年，钟南山院士在一年年老去，他的嗓音更加和缓，人也更加消瘦，唯一不变的是他仍在为社会的进步努力争取着。已经是社会名人的他，有数不清的各种事务，但熟悉钟南山的人都知道，每周有两件事他是一定要坚持的：一是周三的大查房，二是周四下午的专家门诊。不论是多重要的会议，如果有病人需要，他一定会跑回病房。
　　十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让钟南山这个名字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十年后，记者采访钟南山，评点“非典”十年，他欣慰地说：“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
　　经验可复制，疫苗更可靠
　　日，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收了一个来自广东河源的奇怪的肺炎病人，两天后，河源救治过该病人的8位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这是钟南山接触的第一例“非典”病人。2003年春节后，非典病例剧增，钟南山出任广东省“非典”医疗救护专家组组长。他向广东省卫生厅主动提出：“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那一年，他67岁。
　　“‘非典’来的时候是‘遭遇战’。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什么病源，也不知道怎么防御，于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迷惘。”钟南山借用军事术语，形象地打了个比方。而现在，经历了十年的发展，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我国已经能够高效预防。钟南山指出，从近年来发生的禽流感、猪流感(新甲流)两个疫情来看，“我觉得中国防治能力，公众的态度，对突发性传染病的认识，都更加理性了，政府这方面的准备更加充足。”这得益于SARS以后国家加强了疾控方面的投资，部署人力及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此外，钟南山指出，国家也非常重视病源，一旦发现一些不明原因的传染病，马上就会进行检测，“这个方面，我看中国的水平不比国外的低！”钟南山肯定地说。
　　“假若再次发生‘非典’，那么我们获得的经验完全可以复制。”钟南山说，以前需要一两周才能做出病原的测序，可现在技术发展了，只需要一两天就可以做出来。“一旦发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发烧、肺炎，或者带有传染性的疾病，国家很快就会隔离病源，并且进行基因测序分析，这样一来，疫苗就可以很快做出来，对抗疾病。”
　　这十年里，建立了应急体系
　　不过，2003年后，突然爆发的SARS又突然地消失了。钟南山透露，有科研工作者研究发现，SARS病毒仍然存在，但现在的传染性致命性都不强。“90年代的人和最近几年的人的血清中都发现了SARS抗体，所以SARS还有可能在特殊的环境下爆发。”钟南山认为，类似SARS的动物源性或者不明原因的传染病，并非自“非典”才有，只不过人们不大关心它，不大认识它。他指出，以前医务工作者遇到这样的情况，并不会努力研究原因。而经历了非典，一旦出现一两例不明原因的传染病，医生们便一定会搞明白病原，“这就是SARS带给公众、给政府的教育。病毒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大家要更重视。”
　　其实，与非典类似的疾病在这十年里也有过，但中国建立了应急体系，于是良好地应对了公共卫生危机。钟南山说，抗击甲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2009年4月份，墨西哥发生甲流。中国立即采取了“外堵输入，内防扩散”的措施，用了不到半年时间，成功研制出甲流疫苗。2009年年底至2010年年初，有将近一亿老百姓接受了甲流疫苗的注射。钟南山说：“我自己也注射了疫苗。当然后来的甲流并没有大量地蔓延，所以将近一个亿的人接种疫苗以后，它真正的效力并没看得出来，但是我觉得，对这种突发性传染病，就应该这样重视预防，它的积极的处理是对的。”
　　不过，对于当下的传染病防治体制，钟南山的评价仍然有所保留。记者问起目前传染病机制是否还存在像10年以前那样的瞒报情况？钟南山的答复是：“有，也没有。”他补充解释道：“有是说现在政府非常明确，发生传染病要及时通报；没有是指，可能有些省份、有些地方，对于及时通报疫情有顾虑。体制健全还需要一个过程。”
　　防疫无国界，需全球协作
　　“传染病是无国界的，一旦发生，就是全人类的事情。”钟南山说，这也是非典带给人们的教训。因此，传染病的防控是全人类的事，要全人类共同去做，而不是靠一个国家做。疾病发生时，应该提倡国际、境内境外的大协作，更快地发现病原，研究疫苗。
　　非典实际上最早在中国发现，可是中国却保密不讲，于是耽误了研究。钟南山说，当时中国最先有非典病人，可以更好地做研究寻找对策，可是却秘而不宣，耽误了许多时间。“各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长，大协作才能更快地解决问题。”
　　广东防疫大堤十年建成
　　每种情况都有程序指引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在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面前，中国卫生防控系统的不足暴露无遗。经历非典后，党和政府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对此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日上午，投资5.46亿元的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址在广州番禺区大石镇落成启用。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黄飞说，这标志着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广东加大公共卫生投入的建设画上了圆满句号，广东“防疫大堤”全面建成！
　　广东省疾控中心最早源于解放初的广东军政联合临时防疫大队，已走过60年的风雨。近十年广东疾控体系备受冲击：走过非典后，年又遭遇禽流感，2009年全球甲流暴发，2010年基孔肯雅疫情入侵。据统计，近10年全国新发传染病有80%以上首先或较早报告于广东。
　　据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介绍，广东还建立了全国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省级应急医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去年应急大楼已经启用，还成立了一支卫生应急救援的“国家队”。另外，全省医院的重症治疗学科都发展起来了，省人民医院等大医院都建起了负压病房，可随时大规模收治传染病人。据介绍，广东今年还将分批组建传染病防控、紧急医学救援省级卫生应急队伍。
　　广东防疫体系走过十年建设，一旦遇到疫情，处理起来和过去有何不同？广东省疾控中心流行病防治所所长何剑峰介绍，防控体系的实质并没变，对传染病都是按照“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三原则处理，只是处理规程比以前完善、规范得多，效率和速度也高很多。“并且有一套规范的程序、方案、指南摆在那里，大家都知道遇到问题怎么做。”
　　比如说广东某镇发生了一例登革热，这属于常规传染病，以前是月报告，现在是实时报告，一上网全国系统内人员都看得到。是什么人发病，住在哪，多大年龄，一目了然。同时当地医院会将患者隔离；属地疾控部门会启动调查程序，了解病源从哪里来，区分是本地病例还是输入病例；如果是临床诊断出来的还要判断要不要采样送检，以早日确诊，并按照预案进行相应处理。
　　如果是重大的、罕见的、影响公共安全的，比如某地发现SARS病例，哪怕是疑似的，基层及时上报的同时也会请求上级支援，上级部门会立即派人来。“以前上级部门也会来，但反应速度比现在慢得多。”
　　何剑峰说，现在和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规范化了，每种情况都建立了相应的程序指引，遇到事情按照程序走就是了。“而以前没有指引这东西，只能按照当事者的经验处理。”
　　缅怀“抗非”英雄
　　还记得邓练贤吗？
　　“十年了，一个人，不容易。”朱秀娟淡淡地说出这几个简单的字眼，丈夫邓练贤医生的雕像就摆放在距离餐桌最近的角落，墙上悬挂着他的照片，下面摆放着一簇美丽的菊花。“少了老来伴，有了病痛，比较难一点，”朱秀娟说，身体好，日子就好过一点。“两口子，总要面临谁先走的问题……”说完，这个女人陷入了许久的沉默。
　　2003年春节，邓练贤所在的中山三院传染病科开始接诊非典病人。朱秀娟记得，当时中山三院传染病科主要诊治的是肝炎患者，突然转来“非典”病人让这个科室措手不及，连基本的治疗仪器都没有。对于医生而言，这种传染病非常陌生，但是接到任务，只能立刻上阵。从大年初一开始，为了抢救病人，邓练贤几乎就没休息过。“他身体一直都很好，不怎么生病。”朱秀娟说，年三十晚8点多，邓练贤接到电话前去抢救病人，近初一凌晨4点才回家。早晨7点多，一个电话，又把他叫了去，下午三四点才回到家。等到晚上8时电话又来了，又是深夜12时才回到家。年初三又是如此。
　　“年初二的时候，他就有点发烧，我还和他在同一张床上睡觉，盖一床被。年初四，他回到家告诉我，医院要求他住院，要我帮忙收拾东西，然后一个人走去病房。十分钟后，我收好东西送去病房时，护士已经不允许我进去了，说东西可以帮忙转交。当时，我整个人就呆在那儿了，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朱秀娟说，由于出门急，她连手机都没有带，被隔在病房外的她心急如焚，赶紧跑回家给丈夫打电话，才知道他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
　　当年，媒体曾记录下这样的一幕：医院设立隔离区后，邓练贤自己走了进去。为了缓和沉重的气氛，他还轻松地开着玩笑。
　　起初，邓练贤同患病的27个同事一道在外科四楼住院治疗，随着病情的发展，有医生转去了呼吸病研究所诊治，而邓练贤的病情也一再加重。“我去探病，他说不出话来，只是把自己的手机递给我，我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朱秀娟说，她回到家拿着丈夫的手机琢磨再三，才明白邓练贤也是想转院。“那时呼吸病研究所病床很紧，要动用关系才能够进去住院。”明白丈夫用意后，朱秀娟马上给一位朋友打电话，希望马上转院。那天下午4点，邓练贤就转去了呼吸病研究所的ICU病房，医生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在呼吸病研究所治疗的那些日子，朱秀娟每天都做好三餐，送去医院，一口口喂给丈夫吃。度过危险期后，邓练贤被转入普通病房，可20多天后，他又因病情加重再次被送回ICU。“当时ICU的医生都哭了，他们不明白，治好的病怎么会又重成这个样子。”
　　日，邓练贤去世，享年54岁。邓练贤是“抗非之战”中广东第一位因公殉职的医生，他的死，在全国引起轰动。
　　丈夫去世后，朱秀娟从未有过再婚的想法。大家都不敢在她面前提邓练贤的事，怕她伤心。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身体健康，快乐。”朱秀娟说，退休三年来，她学书法，学绘画，还和朋友们结伴旅行充实生活。然而，肩周炎发作的时候，很痛，吃不了饭，伸不了手，“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过年过节的时候，会回想起以前，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说到这儿，朱秀娟停了下来，不愿再谈。
　　“对于殉职的干警，公安厅每年都会扫墓。对于殉职的医生，卫生局每年也会扫墓。可为什么邓练贤牺牲后，省卫生厅却一次都没去过？”朱秀娟不明白，作为非典遗属，十年了，省卫生厅连一个慰问电话都不曾来过。“我们几个烈士家属，都是靠自己。”朱秀娟说，不过，医院里的同事、社会上的爱心人士，都非常关心她。
　　人物简介
　　邓练贤，生前任中山三院党委委员，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传染病教研室副主任，传染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2003年大年初一，在对病人进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治疗时，病人剧烈咳嗽使大量痰液带着血从插管处喷出，包括邓练贤在场的几位医护人员从头到脚都被污染，几天后陆续发病。4月21日，邓练贤以身殉职。
　　4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亲笔批示，对邓练贤同志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对他的亲属表示亲切慰问。他被广东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被中组部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通讯员 宋莉萍
　　每天早晨8点交班时，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急诊科医护人员们就会来到科里的大办公室，打开窗户向他们的叶护长“作汇报”――窗外四五米远的地方，是叶欣的汉白玉石像。“我相信，我们的每句话，她都能听得见，像往日一样，我们每个细节都接受叶护长的监督！”
　　每次回到办公桌前，急诊科护士长邓丽燕总是会看看窗外那位“故人”，每一次的“目光交汇”，她都感觉肩头的担子很沉，丝毫不敢松懈。“十年了，叶护长一直在我们心里，从未离开过。”
　　同事：她给我们的更多是身教
　　“叶护长去世后，我有近一年的时间都活在悲伤中，她刚走的那段日子，我在值班的时候，总感觉她就站在病房门口，我转头去寻找时，却又看不见她，这才意识到她已经走了……”邓丽燕说，“那时候，一夜夜地梦到她，一夜夜地失眠。”
　　从邓丽燕转到二沙分院急诊科做护士的第一天起，就是跟着叶欣，在她心里，这位可敬的大姐姐，也是位严苛的师长。“她给我们的不仅是言传，更多是身教。”非典肆虐时，最危险的工作，她总是冲锋在前，“这里危险，让我来”是她的名言，她也一直这样做：年轻的护士，尤其是未结婚的、或怀孕的、刚有孩子的，连感染病房都不让进。
　　叶护长走了，后来邓丽燕接过重任坐上了这个位置。每次目光投向近在咫尺的叶欣像，她都感觉肩头的担子好沉，丝毫不敢松懈。
　　护士们也时常为雕像扫灰尘，每周还会用清水洗一次。“叶护长生前最喜欢白兰花，每年白兰花开时，我们就带一些来，放在她的雕像前。”
　　十年来，每年的“护士节”，医院也会表彰“叶欣似”的优秀护士。“考核非常严格，全院1800多名护士，去年只有20多位护士获此殊荣。”
　　战友：每年清明全家为她扫墓
　　“现在每年春节，都会带着一家人去到银河墓园，为叶欣烈士扫墓。”叶欣生前的老战友、老搭档，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告诉记者，当时叶欣是急诊科护士长，他是科主任。当遇到急危重症“非典”病人时，他们两人冲锋在前，奋不顾身地抢救患者，结果先后感染病毒。在隔离病房中，清醒的那段时刻，他们还通过短信、字条相互鼓励。
　　后来张忠德挺过来了，叶欣却离开了人世。当他走出病房，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好几天没缓过神来。随后的几年工作中，他时常站在叶欣雕像前，告诉她科里的新鲜事，倾诉着自己的悲欢。
　　叶欣的生日、祭日和护士节，张忠德都会组织急诊科所有的医护人员，集中到叶欣像前面怀念她。2008年张忠德升任副院长，离开了二沙分院。“现在每周去二沙分院出门诊时，我都一定去雕像前看看。”
　　张忠德还告诉记者，医院每个新员工入职后，都要到叶欣像前“报到”；尤其是二沙分院急诊科的医护人员，要向叶欣汇报：“叶护长，我是新来的，以后要跟着您工作了！”
　　家人：丈夫常来看“她”
　　叶欣殉职后，给她的家人也带来了深深的伤痛。在全省抗击非典表彰大会一结束，她的丈夫张慎就直奔二沙分院叶欣的雕像，把献给英雄的鲜花送给了爱人。
　　邓丽燕说，叶欣去世后，张慎常来看叶欣时也会来探望她和同事们。也有很多时候是悄悄地来，医护人员常会在雕像前不期而遇， “来了！”碰了面，他们就打个招呼，或者聊聊家常。但他们从不聊“叶欣”。邓丽燕说，他们总是边走边聊，走回办公室，又不约而同走到雕像前。不过他们总会默契地躲开“叶欣”这个名字。然而，怀念都写在脸上，埋在心底。
　　人物简介
　　抗击“非典”英雄模范，原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在“抗非之战”中英勇牺牲，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日，广东省表彰了在抗击“非典”战役中作出重大贡献的736个先进集体和7964位先进个人。叶欣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追认为革命烈士，获白求恩奖章、国际南丁格尔奖章。
　　“遗”虑：后遗症的痛楚
　　激素的应用曾经救了命，但不应被滥用
　　战胜“非典”要开表彰会，更应开反思会
　　无可否认，经过“非典”历练，各地成立了专家组，成立了应急委员会，相关医疗设备和诊疗环境也都焕然一新。后来应对“甲流”时，明显从容多了。“但在更深层次上，社会还有需要总结的东西。”广中医一附院副院长朱敏不无遗憾地说，至今无一份官方的调查报告，到底如何评价“非典”期间的治疗，到底有多少人存在“非典”后遗症等，都无确切的说法。
　　十年，随着“非典”的远去，“非典”患者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赵子文说，经历过“非典”的生死考验，医护人员并没有期望得到什么奖励，“当时医院把盒饭标准从5元提高到10元，大家就非常高兴了”。他回忆，后来随着“抗非”工作的推进，广东仿照北京的补贴标准，给一些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以一次性奖金，“我是一等功，有4万元。普通的医务工作者按照两个月、每天一百元来补。”后来“非典功臣”们也并没有享受什么特殊待遇。
　　“非典过后，政府就不大关心我们这些人了。”赵子文说，包括那些得了后遗症的医生护士。“‘非典’之后随访后遗症患者的工作，都是我自己在做。” 赵子文透露，他救治的几百例病人中，在“非典”过后的三年内后遗症基本都恢复了，仅有少数几位仍有轻微症状，如慢性气管炎等，并无大碍。
　　数据显示，2003年广东全省有1512人感染SARS，然而，羊城晚报记者在采访中却费了很多周折，并不是找不到当事人，而往往是本人或其所在单位不愿多言。最“传奇”的是“非典超级毒王”周某，病愈后任何外人不见，只通过妻子和主治医生和外界联系。就连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人找上门来，也一概不见。
　　对此，王清文也笑言，要不是记者找上门来，他也一直不愿再讲这些事情。这是为什么？王清文说，毕竟抢救病人是医生天职，感染了SARS后医院已经全力抢救保住了生命，有一些小病痛又怎样？邓练贤等同事、同行还献出了生命呢！
　　曾参与非典治疗的医院多数不愿透露医护人员的感染情况，更不愿透露他们真实的“后遗症”情况。
　　为什么广东SARS感染者如此“低调”？一位老医生认为：治疗“非典”过程中，广东对激素的使用量把握适度，因此整体后遗症发病情况没有其他地区严重，也因此少见SARS康复者长期卧病在床或离岗去职等情况；此外，有些患者享受着单位的医疗福利，表达诉求的动力不大。
　　不过，记者深入几家医院采访时也发现，有些患过病的医护人员，由于身体的病痛，无法再回到原来的岗位，医院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一位医生透露，曾有不少SARS康复的同行来看骨科，有的走路困难，还柱着拐杖。“他们也总会嘱咐医生，不愿意向外透露自己的情况。”
　　采访中，部分SARS康复的医护人员表达了这样的遗憾：原来治病的过程中还说算工伤，但是后来没有下文了；单位内也曾说会给一些后期治疗方面的帮助，后来也没有了。政策上和其他疾病一样，在本单位检查可以免费，吃药要自费。
　　“生过病的同事聚会时，曾推举我去和领导反映一下大家的期望，但总感觉这是向组织提条件，后来还是没说。”上述老医生坦言，“张不开口”。
　　激素的历史地位
　　“‘非典’过去已经10年，对于激素治疗法，医学界看法一直是客观而肯定的。”
　　谈及“非典”，不能不提钟南山院士，他第一个提出使用皮质激素治疗方案，挽救了很多危重病号的生命。同时，作为主要起草人制订了SARS“诊疗方案”，指导全国的“非典”治疗。
　　激素的疗效和毒副作用在医疗界是常识，长期、大量使用激素可诱发骨坏死。对此，钟南山认为，主张使用皮质激素是有科学依据的，他对38例使用皮质激素的SARS病人进行了回顾性调查，发现有效的比例达53%。“而这38例病人，在我看来如果当时不采用激素疗法会全部死亡。”
　　同时他也强调，皮质激素的使用必须合理，时机、剂量必须适合，疗程须妥善把握，不能长期使用而且并不是使用越早越好。“然而遗憾的是，有些地方剂量超标，有的剂量甚至高于广东5-10倍。” 他说，广东在使用皮质激素上一直坚持适量适当的原则，例如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只有70%的病人使用了激素。
　　“非典”过去已经10年，对于激素治疗法，医学界看法一直是客观而肯定的。广东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陈正贤直言：“如果再有‘非典’这样的疫情发生，为了抢救病人的生命，还是要使用激素，但每天的用量和使用的天数要控制，以降低后遗症发生的几率。”
　　南方医院党委书记林加兴称，事实上，医学充满了不确定性。“非典”肆虐之初，根本不知它是怎么回事，在了解到激素有疗效时，“先救命”是所有医生的第一反应。林加兴也表示，在广东，由于激素的使用适量，出现后遗症的病人很少。以南方医院为例，当初救治了160多名“非典”患者，但尚未听说严重后遗症的个案。
　　在外人眼里，因倡导中医疗法而创造“零伤亡”、“零感染”的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应该是反对用激素的，但该院副院长朱敏却不这么认为。他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激素要用，但不能滥用。“对于病人肺部感染迅速扩散的情况，还是要适当采用激素来控制，但一旦感染情况得到控制，就立即停用。” 当时，广中医一附院收治了74例SARS病毒感染者，其中仅三例使用了激素，“非典”后遗症为“零”。
　　2004年，一项在广州地区四家医院医护人员SARS康复者的筛查中，发现了3个骨坏死病例。这篇署有钟南山名字，由中山二院、广医一院、广州呼研所共同完成的论文，刊登在《中华医学杂志》2004年第21期上。这项研究针对广州地区四家医院的124例SARS康复医务人员，对其进行下肢骨(包括双侧髋关节及膝关节)MRI检查。124例中38例未使用激素治疗，86例使用不同剂量的激素治疗。结果发现，86例使用激素治疗的SARS康复者中，共发现3例骨缺血坏死，而未使用激素的38例，均未发现骨缺血性改变。
　　广东省卫生厅相关负责人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广东的“非典”后遗症情况没有其他地方严重，并且直到目前也并没收到SARS康复者的任何诉求。“如果SARS感染者的诉求比较集中，我们肯定会收集起来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出解决的方案！”
　　不该缄默的反思
　　“当我们回头看时，总会发现某个方案有不完善之处，如果要总结反思，差错是要面对的！”
　　“我们的社会是健忘的！”广中医一附院副院长朱敏说，庆祝战胜“非典”是应该的，毕竟这么大的疫情成功被控制，当然是一场大胜利。“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场疫情的可怕，来无踪去无影，到现在都还没确切地搞明白为何来、又为何突然消失！”
　　在“非典”治疗过程中也还存在很多要总结的教训。朱敏说，应该使用激素是确定无疑的，对控制病情起了关键作用。但在某些地区，激素被当成救星，不分个体差异、不分病情地乱用，用量被翻倍，这必然带来严重后果。 “还有，由于当时一度出现的恐慌情绪，一些地区的病人抢救中也处于无序状态。但凡有效的办法，一股脑地往上堆，好作用是起了，坏作用也没有躲过。”朱敏说，“无疑，这样做的医生是好心的，但方法值得反思！”
　　如今很多人都会做一种假设，假如“非典”再来，我们能不能冷静面对，能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伤亡，甚至避免伤亡？“不好好总结，‘非典’如果再来，我们还会吃大亏！”中山三院传染科副主任医师邓子德如是说。
　　无可否认，经过“非典”历练，各地成立了专家组，成立了应急委员会，相关医疗设备和诊疗环境也都焕然一新。后来应对“甲流”时，明显从容多了。“但在更深层次上，社会还有需要总结的东西。”朱敏不无遗憾地说，至今无一份官方的调查报告，到底如何评价“非典”期间的治疗，到底有多少人存在“非典”后遗症等，都无确切的说法。
　　“当我们回头看时，总会发现某个方案有不完善之处，如果要总结反思，差错是要面对的！”朱敏说，这或许正是大多数“非典”当事者选择沉默的原因之一。
　　遗患无穷
　　折磨医生的“遗毒”
　　羊城晚报记者 林洁 夏杨 刘玮宁
　　说几句话就气喘的痛苦
　　广州中山三院儿科副主任医师王清文直言，“非典”过后生活一切如故，但却留下来一些永远摆脱不去的伤痛。“走平路还可以，但一上楼膝盖就痛，膝关节有积液。肺部有些部位纤维化了，说几句话就气喘。”“因为缺氧，我的手指有好几年都是黑的，这两年才慢慢退了。”
　　中山三院是当年广州收治SARS感染者的重点医院之一，被称为“毒王”的周某曾由中山二院转送过来。就是在值班救治这位患者时，好多位医生“中招”了。王清文回忆，当时“毒王”先由中山二院收治，后来转到中山三院，再转到广州市第八医院。“这一路，感染了很多人。后来统计，中山二院和市八医院都有100多医护人员被感染，中山三院有20多人。”
　　当时中山三院抽调了7位相关科室的业务骨干成立“非典”救治专家组，轮流值班救护危重患者，时任儿科主任的王清文是其中之一。7位专家后来有5位被确诊感染了SARS。其中邓练贤献出了生命，王清文和赵志新、邓子德、张天托四人，“捡”回了一条命。
　　在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月，王清文一再要求回家隔离休养。当时他被推出医院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两条腿不听使唤，走路要两个人扶着；同时胸闷得厉害，围着篮球场走一圈要停下来喘三次。”练了几个星期，他才重新“学”会了走路。王清文的肺部感染很严重，广东省的“非典”医疗专家组分析了他的胸片，认为很可能救不回来。“当时我的同学都传说，我已经不在了！”
　　中山三院当时受感染的医护人员共21人。“考虑市民安全，整个医院都封闭了。”度过“非典”的头几年，这些病友还会私下里聚聚，彼此问候。医院春节前也会召集大家联欢，给“非典”功臣们一些安慰。“那几年体检时，医院还专门为我们作出特殊安排。”
　　想去西藏？不可能了
　　一个宁静的下午，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二科主任陈劲峰平和地回忆起“非典”往事。记者眼前的他头发有些斑白，比实际年龄看上去略显苍老。他的肺部纤维化比较严重，但他是个乐观的人，认为自己还“健康”，希望可以平静地生活和工作。
　　“每次拍片子，我的肺特别‘好看’，全是枝枝叉叉，看得很清楚！”他诙谐地描述自己的病情，并无迷惘和恐惧。一般来说，健康的肺部影像应该是一片漆黑，这样的肺才能发挥舒张功能。在抢救“非典”病人时，广州市第八医院很多医生护士都感染了，陈劲峰是其中后遗症比较严重的一个。
　　“我现在已经不能做剧烈运动了。”陈劲峰说，喜爱旅游的他曾经去过云南的香格里拉，当时蹦蹦跳跳毫无问题，“非典”后他故地重游，却发现动一动就喘不过气来。“于是后来有去西藏旅游的机会我也不敢去了，很是遗憾！”
　　陈劲峰推断，自己患病和救治“毒王”有关。“他被送到市八医院时，是我给他做的支气管镜，希望看清楚病灶。第二天我就发烧到39.8摄氏度，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传染病，还回家休息了一下，退烧后又回来工作，结果发现体温再次升到39摄氏度多，这时才知道自己是病了，马上住院。”
　　陈劲峰是该院第一个“中招”的医务人员。
　　肺部感染严重的患者才需要用激素，陈劲峰病得不算太重。“我几乎没用激素，当时身体已恢复一些了，用上激素后体温连36摄氏度都不到，马上停药了。”
　　虽然是一名“非典”后遗症患者，陈劲峰并没期望要国家的补偿。“不过，在应对重大疫情时舍身付出的医护人员，应该得到一些更好地待遇。”他认为，医保方面要对这些因公致病的医护人员以更多帮助和关爱，“不能将他们遗忘”！
　　谁来为“非典”埋单？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他曾是个严重的“非典”患者，在广州获救后患上骨质疏松症，失去了劳动能力；十年来看病花费超过80万元，作为一个下岗工人，未得报销一分钱，每年还要支付近10万元的药费，他卖掉自家房子，老两口借住在亲戚家。
　　郭先生是早期感染者之一，发病比黄杏初只晚一两天。2002年12月，经河源市人民医院转送广州。他被送到了钟南山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在那里，他度过了2003年的春节。他在广州住了2个多月，“那时‘非典’形势已很严峻，医院里又住进来好多患者，医生担心我再度被感染，就动员我出院。”郭先生是被抬出医院的。回家休养了一年多，经过不断锻炼，才又“学”会了走路。
　　保住性命后的第二年，他感觉全身骨头痛，回广州复查发现患上了较严重的后遗症。一方面是左鼻和气管在抢救时插过管，有损伤，后来一直很容易感染，肺功能也不好，走路快一点就喘气，说话多几句就冒汗，身体也非常虚弱，时常会感冒。同时，他还患上了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这应该和‘非典’有关，因为没有家族病史。”郭先生说，这十年里，他每天都要吃药。
　　困扰最大的是骨骼疏松、股骨头坏死。恢复最好的时候，也就是能够丢掉拐杖慢慢走。他从广州康复出院后，钟南山的团队要求他每年都回去复查，一直跟踪到2008年。医生还推荐他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查了一遍全身骨骼，发现都有坏死，尤其是膝关节、髋关节。“现在身体其他部位的骨骼稳定了，但髋关节还有恶化的趋势。”
　　“非典”期间，郭先生治病花费约40万元，其中包括10万元是买药的钱；2004年手术费花了10多万元，这些年在家吃药又花了20多万元。“算下来前后花了80多万元，已经倾家荡产了。”
　　郭先生本来在河源市东源县外经委下属工贸公司工作，属于职工医保，但由于企业效果不好，保险只买到1985年。
　　“非典”康复后，他找到原单位，人家也可怜他，说如果有钱一定帮他报销些，可惜没钱。河源市卫生局、社保局、财政局、“非典办”等部门他都找过，甚至连分管副市长也找过了，但医疗费用一分钱都未得报销。
　　“温家宝总理说过，‘非典’患者医疗费能报销，省卫生厅也说钱拨下来了，为何我不能报销？”他后来了解到，像黄杏初户口在农村的，有新农合，就可以报销，而他属于职工医保，只能找原来的企业。
　　于是，郭先生开始买城镇医保，已经买了4年多，但医保只报销住院费用，这几年他只是吃药，并没享受到医保的优惠。
　　为了忘却的纪念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2009年，“甲流”蔓延世界，这场景似乎有点熟悉。中国传媒大学学生王思婧蓦然想起了多年前肆虐的“非典”，“是否已找到治疗‘非典’的有效措施？患者是否能完全康复？那些曾感染‘非典’的病人如今生活状况如何？”
　　同年，摄影师张立洁的一组照片出现在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上，并被命名为：《SARS背影――被遗忘的非典后遗症人群》。这组照片触动了很多人的回忆，也包括当时还是大二学生的凌艺婷、王思婧等。
　　带着这些思考，他们展开了一场历时近两年的调查，从2009年6月到2011年3月，一份《北京市非典后遗症患者生活现状调查报告――以非因公病患为主》出炉。
　　“为了忘却的纪念。”参与调查的3位大学生――王思婧、凌艺婷、马晖在这份报告的扉页上写道。
　　“‘非典’时期的治疗中大量使用激素，数据显示，88%的患者在2个月内完成治疗并出院。”“在北京，他们这个圈子彼此间联系十分密切。”凌艺婷说。
　　根据2009年的数据，北京市登记在册的“非典”后遗症患者约为300人，非因工作而感染“非典”的后遗症患者大概有100人。“99%的‘非典’后遗症患者有焦躁、恐惧、不安等负面情绪，这种情绪的主要来源依次为：对政府的解决方案不满意、多位亲属因“非典”死亡、病痛折磨、经济困难……”报告对这些患者的心理状况专门做了分析。
　　凌艺婷告诉记者，调查过程中也曾有过无力和困惑：“无论是医生、政府、卫生所的职员……基本上都很难从他们那了解到真实情况。”
　　政府的态度并不明朗，几次会议只是在内部召开，顶多是有一小部分“非典”后遗症患者的代表参加，医疗单位则多以赔偿、安抚为主。这些都让凌艺婷感到无奈：“这件事情如果靠我们学生来做，很有难度。”
　　历时近两年的调查让当初的发起人王思婧也有很疲惫：“整个社会习惯性地遗忘……”
　　在报告完成之前，凌艺婷他们得知，由方渤牵头与各部委进行商议，并做出了相关决策：“包括医疗补偿、相关费用以及病后医疗补助等等。”
　　另据《新快报》报道《“非典”十周年系列报道：消失的“毒王”》
　　他先后传染了130多人，为了救他两医护人员殉职10年来，他只有不断地逃，逃到你找不到……
　　【开栏语】“非典”是因事件而众所周知的名词，有的人难以忘怀，有的人却不愿记起。它就像个分岔路口，那些名字曾为大家熟悉的人们，在不同的选择中走向了不同的命运；而一座城市的变化，也在时间的沉淀中，渐渐明晰。
　　■采写：新快报记者杨林
　　在“非典”十年之际，新快报陆续推出“非常典故”专题报道，讲述那些被“非典”改变命运的人生，被“非典”所启发完善的机制。这对于亲历者而言，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对于旁观者而言，可做他山之石之鉴。
　　海鲜铺老板周作芬消失了，他换掉手机号码，搬离原来住的小区，换掉了干了多年的海鲜档口。10年来，很少有人见过他长什么样，记者手上唯一一张关于他的照片是曾经收治过他的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简称“市八医院”)提供的，照片上，他的表情有点疲惫，笑得很僵硬，他局促地拿着锦旗，想躲在几个医生身后。
　　当时，年过不惑的他刚刚从生死线上回来。出院后，作为商人，他提出给救治他的医生护士们送一些钱作为谢礼，但是被拒绝了。最后，他请人做了一面锦旗，现在，那面印有“起死回生，再世华佗”的锦旗依然悬挂在市八医院的老院区门诊楼内。送完锦旗，“非典”(即SARS，非典型肺炎的简称)痊愈者周作芬似乎完成了人生中一项重要的任务，之后迅速消失，他躲避着任何一个试图寻访他的人。
　　他先后传染130多人，21名亲属因他染病，包括他的妻子、两个儿子、母亲和岳父岳母。岳父母在他病愈前去世。广东省在抗击“非典”中最初追认的三位烈士中，两人是因抢救他被感染殉职的。有人这样形容――他一声咳嗽足以引起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他拒绝露面：“上电视的话就全世界都知道我了，我到商场买趟货，商场的人认出我就会歧视我；我到酒家喝茶，酒家的人就会歧视我；我打车，司机肯定不载。”
　　面对过去的10年，面对那段记忆，他想做、能做、唯一做的就是逃，不断地逃，他试图躲避着任何一个试图寻访他的人，无论是曾经救过他的医生，抑或是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更不用说是记者……
　　典型生意人染上“非典”，住院后他还在数钱
　　关于他的信息寥寥无几：广东湛江人，到广州闯荡多年，好不容易闯下一片海鲜批发生意，每天都在海鲜批发市场上忙进忙出。那年，生意特别红火。除夕那天，他感到浑身上下酸痛，已经连续5天咳嗽、发热的症状加剧，呼吸急促，体温也升高了，说话都有点接不上气来。
　　他是一个典型的生意人，却染上了“非典”。被送至医院时，他的腰间仍然系着一个钱包，像是从生意场上直接送到医院的。
　　当时，谁都没有把病情想得那么严重，包括周作芬自己。他生病很少去医院，所以他依然没有把这次生病当回事。当他住进病房后，还在和老婆一起数上午卖海鲜赚来的钱。
　　他在中山二院停留了24个小时。4天之后，所有接触过他的医护人员，包括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医生、护士、实习医生、护理员、配餐员，担架工人、救护车司机，共30余人相继患上“非典”。救护车司机范信德病情最重，抢救无效身亡之后被追认为“非典”烈士。
　　后来他被转至中山三院，又感染了20多名医护人员。“毒王”的称号来源于此。他染病50天，先后传染130多人，21名亲属因他染病，传染的至亲包括他的妻子、两个儿子、母亲和岳父岳母。
　　岳父母在他病愈前去世。广东省最初在抗击“非典”中被追认的三位烈士中，有两人是因为抢救他而被感染殉职的。有人这样形容他身上所携带的致命传染性病菌――他的一声咳嗽足以引起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整个中山三院传染病区因为他而陷入瘫痪，整个医院甚至找不到一个还能医治他的健康医护人员。于是他又被送到了市八医院。
　　得知岳母因他而死，他的泪水打湿了枕头，从此开始躲避人们
　　当年周作芬的主治医生陈燕清还记得：“那时候还没有‘毒王’的称谓，甚至都没有‘非典’这样的说法，但是周作芬的到来，依然让全院如临大敌一般进入一级备战状态。”
　　当时，位于三楼传染病区的2号病房被专门腾了出来，原本三张床被撤掉了两张，隔成了一个单间，当时最好的医疗器材也都被搬了进去，整个病房被划上了重点隔离区，除了一个护士和三个治疗医生之外，不许任何人靠近。
　　第二天上午陈燕清查房的时候，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作芬终于醒了过来。因为戴着呼吸机，周无法言语，但是眼珠随着自己的走动转来转去，眼神里充满了询问和恐惧。意识清醒之后，周作芬最关心的问题是：这些天来到底花了多少钱？医生半开玩笑地告诉他，你已经毒倒了50多名医护人员，20多名亲朋好友，80多人的医疗费应该超过100万了。
　　仅仅两天后，他的妻子、岳父母和儿子等十几个亲属因为被他传染，陆续住进医院，离他只有一墙之隔。
　　当这个内向的男人被告知岳母去世的时候，他像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用一种近乎撒娇的方式，挣扎着要过去再看岳母一眼，但是因为身体原因被医护人员劝住。
　　当晚熄灯之后，陈燕清查房时发现，周作芬的枕头被泪水打得湿透了。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躲避所有媒体和前来探望的人。
　　逃离死亡线后，无论是下馆子还是娱乐，一被发现都会被请走
　　逃离死亡线后一个多月，他突然提出要请陈燕清吃顿饭，地点就选在了周家的附近，位于广州荔湾区的一家海鲜酒楼里。过去，周一直为这家酒楼提供海鲜。
　　那顿饭的海鲜依旧来自周作芬经营的档口，不过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吃的海鲜是被偷偷运进去的。周作芬解释说：“现在我和这家酒楼都是地下交易，如果被客人知道从我这里进货，估计就没人来了。”
　　不仅是酒楼，周作芬下馆子吃饭或者消遣娱乐，如果被人发现，都会被客气地劝出去，甚至他住的小区里还有人因为他专门搬了家。
　　在这样的氛围里，那顿“感恩”饭吃得并不热闹，场面甚至有点尴尬。周作芬话不多，饭局的尾声，周作芬举了一杯酒敬陈燕清，有点磕巴地说：“没有你，就没有我的命，感谢……”
　　那是陈燕清和周作芬吃的唯一一顿饭，也是两人至今最后一次见面。
　　本来，之前他们还有一次吃饭的机会。周作芬刚出院时，央视记者王志希望通过陈燕清将周约出来做个访谈。饭局已经安排好，来的却是周作芬的老婆。就是在那个饭桌上，周妻向王志索要5万元的采访费。这件事被王志写进一篇访谈录中，也成为周作芬被舆论抨击的主要话题之一。
　　主治医生：他只是一个被命运戏耍的普通人，有权选择消失
　　不管怎样，此后的十年，他希望彻底消失在公众的视线内。他不再主动联系与“非典”时期有关的任何人。很多记者寻到他的家，但无一例外地吃了“闭门羹”。
　　就连“非典”后曾多次去周家消毒的原芳村疾控中心站长也无法追寻到他的踪影。“再后来去他家，永远都是黑灯瞎火的，房子应该是没人住了，听说他已经搬家，原先的房子又租不出去。”
　　十年里，他最想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摆脱“毒王”的称号，不过，他似乎并没有成功。
　　不久前，记者给曾经收治过他四天的中山三院打电话，医生一听到他的名字，立刻用略带夸张的玩笑语气说：“不可能的，怎么联系得上他，这个人把我们那么多医生护士都传染了，他好坏的。”他的同事、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就因为被传染，成为广东抗“非典”战斗中第一位因公殉职的医生。
　　广州芳村老城区的一些住民，也依然没有忘掉他。当地的出租车司机还记得周作芬，“哦，就是那个‘毒王’，就是因为他当年在做海鲜生意，搞得我心里有阴影，后来一直都不愿去他待过的海鲜市场买东西。”
　　周作芬刻意躲起来的身影并非无迹可寻。2011年，他在当地一家报纸的角落刊登了一则遗失声明，“荔湾区周作芬先生，遗失营业执照两本，现登报作废申明”，根据他刊出的营业号，证实是他本人。他应该还在荔湾区做生意。
　　在与媒体为数不多的一次电话接触中，他拒绝露面：“上电视的话就全世界都知道我了，我到商场买趟货，商场的人认出我就会歧视我；我到酒家喝茶，酒家的人就会歧视我；我打车，司机肯定不载。”
　　在陈燕清看来，他不是“毒王”，也不是某些人言语鞭挞中的“恶人”。他只是一个被命运戏耍的普通人，因而有权利选择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原标题："非典"十年："毒王"黄杏初和"非典"一起"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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