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广告共享计划>
广告共享计划
林彪的侍卫官回忆林彪（图文）
王玉春，山东莒县人，13岁参加国军自卫军，因队伍不打鬼子转而参加八路，不久因枪法好给打铁的“梁大牙”当警卫员（1942年），16岁当“梁大牙”的警卫班班长，随梁进军东北，1946年上半年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任林彪警卫班班长，1948年秋天离开。以下是王玉春回忆在林彪身边的日子：
王玉春到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临时所在地吉林梨树报到时，林彪当时的秘书季中权一见到王玉春就愣住了，把他左看右看，问：“你姓林吧？”王玉春非常纳闷地说：“那介绍信上不是有我的名字吗？我叫王玉春！”原来王玉春长得很象林彪。
王玉春在林彪身边呆了两年多，他对林彪的生活习惯有一些比较深的了解，他说：林彪平时很少说话，而且他认为这并不是林彪有什么架子，而是林天生就不是话多的人。平时林彪总是一个人在地上来回走动，皱着眉，在思考着什么问题。
林彪不抽烟，不喝茶，喝白开水时喜欢捏几粒盐放进水里。吃饭也不挑剔，做什么吃什么，一般也就是萝卜、白菜什么的，吃东西很少，每顿两小盘，和秘书一起吃，多时也没有超过四盘的。有时大家看他吃得过于清淡，就想法弄点鸡啊鱼的，但他也吃得很少，好象自己跟自己限量似的。
林彪的生活起居很有规律，早上一般5点起床，在院子里跑步，大约二十分钟再回屋洗漱。然后开始到各直属机关转转，一般去参谋部和刘亚楼的时候比较多。
那时的林彪也没什么特殊爱好，就是特别喜欢打枪，经常让王玉春等人在院子里的墙上贴上一张纸，纸上画几个圈儿，或者索性直接在墙上画圈儿，然后拿三八大盖去打，有时打得好了，林彪也会高兴得象孩子似的跳起来，打得实在太不好的时候，就把枪往边上一丢，生气地走掉。
在王玉春的印象中，林的枪法一般。闲的时候，也会带王玉春等人去郊外去打野鸽子，如果认为自己把握不大，他会让身边的警卫战士们去打，谁打中了，他会高兴的给你鼓个掌，如果战士们也没打中，他会惋惜的“啧啧”两声，有时还善意地说两句：
“臭手，真臭”。
林彪的字写得不算好，他自己也明白，所以当一些人、一些部门请他题字时，他往往回绝。有时实在推不了，就认真写上一堆，让求字的自己去挑好的。
林彪的生活非常简朴。刚来时，有次王玉春给林彪的牙刷上挤牙膏，林拿起牙刷看了看，说：“挤太多了，一半就够了”。从那以后，他给林彪挤牙膏总只挤一点点。
有一次，他发现林彪的丝绸衬衣已穿了八年，上面有好几处补丁，就买了件新的让林彪换，林彪看了看身上的旧衬衣，说先不要换了，还可以穿呢。
1947年夏天，叶群上街，看中了一盒咖啡，就买了下来，回来的路上嘱咐几个警卫人员千万别跟林彪说，可不知怎么还是让林彪知道了，结果林彪对叶大骂一通：
“前方的战士正在流血，你还有钱在这里享受喝咖啡！”
并把那还没有来得及喝完的咖啡扔到了窗外，叶群只是哭，却不敢顶嘴。
王玉春说保卫林彪，倒没什么惊险的事，只是有几件事想起来让人后怕。
1947年秋天，在哈尔滨，一天大家突然发现林彪和叶群不见了，到处找不着。大家急得一锅粥，后来分析林彪说过几次要去江边看看，是不是去了江边？于是分几路往江边去找，果然在江堤上找到了。
当时林彪叶群俩正被几个卖瓜子的泼皮纠缠着，那几个泼皮显然看出两人象有钱的人，扯住他们不让走。王玉春先让几个卫士将林彪两人保护上车，然后三拳两脚将那些泼皮打得东逃西奔，林彪在车里看着，连连叫好，说：
“这才是我们东野的兵，连几个流氓打不过还怎么打老蒋！”
还有一次，林彪晚上去哈尔滨道外的大舞台看戏，看得正得劲的时候，秘书进来悄悄说：
“内线报告，戏院外有几个国民党特务，请林总马上离开”。
王玉春想，这些特务想必已经监视有一阵子了，于是和秘书商量，悄悄和林彪换了大衣，由他扮成林彪带两个人先从大门走（他长得和林彪象嘛），将特务引开，林彪等人乘机从侧门走掉。
事后这事想起来还真叫人后怕。
谭云鹤，1948年开始在林彪身边当秘书，本文来自凤凰卫视播出的《中国记忆》片中对谭云鹤的采访实录：
谭云鹤和林彪的女儿林豆豆近照
解说：谭云鹤清楚地记得，他到达东北哈尔滨的那一天，是日，而此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最为艰难的时期。
谭云鹤：那时候准备撤退的，我刚到哈尔滨，那时候我们还站不住脚，脚跟还不稳，虽然我们站住了，但是还站不稳当，准备国民党如果大军进关，大军一进攻，我们也可能撤退，有这个准备。准备往佳木斯，往密山、牡丹江、齐齐哈尔那方向撤，以后一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慢慢稳住了，稳住了1947年底就开始反攻。
解说：那个时代的哈尔滨，有“东方小巴黎”之称，颇具异国风情，这里的一切都让从黄土高原远道而来的谭云鹤感到新奇，不过他无暇欣赏良辰美景，很快就投入到建设东北根据地的工作中。
谭云鹤：到东北24岁，搞了三批土改，当了两年县委书记，永安县、鸡西现在那个大煤矿，完了从那就调到东北局民运部，民运部就是土改工作部，高岗当部长，李大章是副部长，李大章是法国勤工俭学的，老资格，比邓小平还大一岁，动不动小邓小邓，我们下面四个人，搞了几个月土改结束了，成立东北局巡视团，就是配合东北局的中心工作，到处各处巡视。
解说：谭云鹤回忆说，到了1948年夏天，东北局巡视团的任务告一段落，他也面临重新分配工作，就在此时，主持巡视团工作的张闻天找到他谈话，宣布了一个让他意外的决定。
谭云鹤：有一天张闻天找我去谈话，说准备把你派去给林彪当秘书，你有什么意见，我想一下，我根本一点思想准备没有，想想我说我不同意，他说为什么？我说第一，我一直搞地方嘛，军队我一点不熟。第二我没给首长当过秘书，我也不知道秘书怎么当。第三，我这人脾气不好，听说军队首长脾气也不好，动不动还骂娘，我说弄不好我跟他干起来，那多不好，我不去。
解说：谭云鹤还记得，张闻天当时提出，希望他能认真考虑再作答复，在随后的几天里，张闻天又几次找到谭云鹤征求意见。
谭云鹤：过了两天又把我找去了，怎么样？我还是那三条，他说你不知道，林彪那个秘书调走了，他急着要个秘书，要不你去干一段，我找到合适人再把你调回来，你看张闻天过去党的总书记的，亲自跟我谈两次，我都很不好意思，我说行行行，我服从，我去。
解说：此时，东北野战军结束了冬季攻势，全军进入了修整阶段，林彪也正在修养，谭云鹤与林彪的第一次会面，就是在哈尔滨江北的太阳岛。
谭云鹤：进屋我一看林彪坐在躺椅上，帆布的躺椅上，叶群也在，就问我，哪儿人啊，念过什么书，干过什么工作，什么等等，完了说，就让叶群，你给拿几张纸给他，我想拿几张纸给我干吗？让我写文章还是让我记什么玩意，他空着手也没拿东西，他说啥呢，等一会儿林彪就说了，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说了好多让我记，我就尽量地记快，还是记的别太潦草，大概千把字，给我看看，一看，记得不错嘛，你明天就来吧，我说我来不了，他说怎么，我工作还没交待呢，你啥时候来，我说大概三四天吧。
解说：几天之后，谭云鹤交接了工作，打点行囊，来到林彪在哈尔滨市内的驻地走马上任，谭云鹤回忆说，当时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收发电报，无论是对上级还是下级，电报内容都是林彪口述，由他来记录整理。
谭云鹤：当秘书开始也没经验，也分不出轻重缓急。下面军队，纵队，碰到当前敌情有什么变化，动不动就特级绝密，我不送去怕耽误大事，送去又怕影响他休息。就出了一次，林彪正好中午休息呢，来个特级绝密，我觉得不好办，最后我还是下决心送去了。等我进屋，窗户那都关着呢，午觉睡午觉，我就一边说来份特急电报，一边把灯打开了，一看他跟叶群在一起睡着，弄得我很狼狈，不进去不好，进去也不好，林彪就问什么事，我就说什么事，他说这事不忙，下午再办，我就出来了。从此以后我就得小心了，没经验，分不出轻重缓急，下面对他说就是了不起，大事，特级绝密，在林彪眼里看无关大体的事，慢慢我就有经验了。
解说：谭云鹤回忆说，1946年6月他刚到东北工作的时候，东北的局势非常危急，但到了1948年的夏天，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共之间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逆转，到了1948年3月的时候，东北野战军春季攻势结束，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天下，只有沈阳、长春、锦州等一些大中城市，以及周边地带还在国民党的掌控之中，究竟从哪个地区入手，解决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这是让中央以及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破费踌躇的一件事情。
谭云鹤：林彪最后选来选去打长春，因为长春是个死城，周围都是解放区，沈阳他援军也隔得很远好几百公里，六七百公里，所以就打长春，四月初就决定决心要打长春，给中央报告，中央也同意了，在长春周围打了一下，不好打，长春守军工事很坚固，并且那时候他战斗意志很强，打的很坚决，不好打，打了几天说不好打就停下了，就说长围久困，把它包围起来慢慢打，那是毛主席同意的。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几十天就把东北解放，没的事。
解说：1948年8月初，经过反复考量，中央和东北野战军总部，确定了攻打锦州的战略方针，8月中旬，东北各个解放区的数十万大军，开始秘密南下，考虑到这是一场生死大战，林彪、罗荣桓以及刘亚楼一致认为，必须亲临前线指挥。
谭云鹤：我们就离开双城，往锦州方向走，走的路上，收到军委一封电报，敌情通报，其中有一条，就是这个傅作义四个师，从天津塘沽坐船到了葫芦岛，到了锦西，原来就四个师又加四个师八个师了，那边十几万，这边八万，相向进攻，我们在那里他们可能就会师了，那更不能打了，十几万人怎么打，所以林彪就动摇了，摇摆了，本来我们已经往锦州走了，决心打锦州了，就叫我去发个电报，给中央，收到中央这个敌情通报我们正在考虑，究竟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回去打长春，你看又想打长春了，不过他没说死，我们正在研究，请中央军委考虑，并指示。
解说：谭云鹤回忆说，这封电报是林彪口授，他记录之后，呈送罗荣桓和刘亚楼，经他们二人圈阅同意之后，送机要处火速发往中央。
谭云鹤：第二天早上，我刚吃完早饭，罗荣桓跟刘亚楼两个人一起跑到林彪这，都住老百姓家，跑来，我正在，罗荣桓说，打锦州是中央主席确定的，现在锦西虽然又增加了四个师，但是我们还要想办法，有办法对付，刘亚楼也说了类似的话。我一听原来昨天你们两个都画了圈的，今天两个提意见来了，可见原来画圈很勉强。因为尊重林彪的指挥，所以他们两个也勉强地画了圈。林彪一听也后悔了，说因为我准备一桌菜，除了打锦州之外，我准备打廖耀湘来援锦的这一部分部队，准备一桌菜，结果来了两桌客人，锦西又来了八个师，所以我犹豫了一下，那还是打锦州吧。他就告诉我，你到机要处去查查，昨天晚上那个电报发了没有，没有发就扣下不发了，要发了给中央局打个电报，此电作废。在一个屯子里，我亲自跑到那个机要处去，我唯一的一次自己到机要处，都是机要员，警卫员去送，去一查，这么急，中央的电报敢压吗，随到随译随发了，别说过十多个钟头了，按照常规，中央机要局早就翻译、打印，送中央首长了，也不可能声明作废了，我跑回过来一说，都傻眼了，这回要挨批了。
解说：谭云鹤还记得，见此情景，罗荣桓当即提出建议，不要再等中央军委的回电，而是重新起草一份电报，向中央表明打锦州的坚决态度。
谭云鹤：林彪同意了，说你说，罗荣桓说你说，因为一般管理打仗的电报，都是林彪说我记录，林彪这回说，你坐在底下的，他坐在底下，我还记得在农村四方桌，两个条櫈，罗荣桓块头大，他一个人坐个条櫈，刘亚楼个头小，他跟我们两个坐个条櫈，林彪坐在炕上，他不睡炕，炕上自己支个行军床，完了以后，说你坐在底下的，你有笔，林彪身上不带笔，都用我的笔，罗荣桓都带着笔，还是你说，还是你说，你拿着笔的你就写怕啥，我们三个人的名义，又不是你一个人。罗荣桓说那好吧，大家凑，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就凑完了，很简单一份电报，罗荣桓再念一遍，还有什么修改的，没有，没有那就赶快你签发吧，林彪说你拿着笔的你签一下不就完了，罗荣桓说好那我签，签完就交给我了，我就把警卫员叫来送到机要处去发。
当然我看有些材料就说的不一样了，说为这个事林彪跟罗荣桓吵起来了，还拍桌子了，我说“我在场，怎么没见他们吵架，也没有拍桌子呢。”
解说：尽管林彪等人的第二封电报，表明了打锦州的决心，但是电报往复需要时间，中央在接到第一封电报之后，迅速做出了反应，毛泽东接连起草了两封回电。
谭云鹤：完了以后主席批评就来了，收到那个回师电报，考虑回师去打长春，头几个月长春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这个话都出来了，以后那两个月又可以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攻击了，你们遇到这么个变化，马上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不对的，不应该的，这个批评，连着两个电报，毛主席很生气。林彪一看时间，他还没有收到我们决心打锦州那个电报，在这之前就把我叫去回了个简单的电报，这两封电报我们都收到了，我们决心继续打锦州的电报，已于几日几时发给中央，不再重复，就这么两句话，就完了。
解说：在收到林彪等人的第二封电报之后，毛泽东转怒为喜，当即致电林罗刘三人，你们决心攻锦，甚好甚慰，同时还说在此之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谭云鹤：打锦州之前，林彪他们去看两次地形，在锦州北边，北山上，十点钟开始打，到了晚上就会师了，把它一分为二，完了又分割包围，31个钟头就全部解决。
解说：锦州一战，国民党十万军队灰飞烟灭，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也被俘了，在见到他的对手林彪之后，范汉杰说打锦州这一招不是雄才大略的人，肯定是做不出来的。因为锦州就像一个扁担，一头挑华北一头挑东北，锦州一打这条扁担就断了。东北野战军攻下了锦州这个战略枢纽，也就彻底关闭了，国民党军队进出东北的大门，而就在锦州之战结束之后不久，被解放军围困了4个多月的长春，也就悄然发生了变化。
谭云鹤：长春是两个军，新七军郑洞国、李鸿军长，新七军也是美械装备，60军曾泽生云南部队，曾泽生原来跟我们就有来往，就有联系，通过秘密交通，跟我们都接了头的。一看锦州解放了，廖耀湘兵团也跑不了看来，他就决定起义了。
解说：长春守军司令郑洞国是黄埔一期学员，曾经的抗战名将，谭云鹤说为了争取他起义，周恩来亲自修书一封，劝说郑洞国效仿60军曾泽生，这封书信正是通过东北野战军总部的机要处转发的。
谭云鹤：郑洞国也不起义，也不投降也不放下武器，一直拖着，到最后他控制不了了。18号才同意新七军放下武器，他提个条件，郑洞国带一个警卫营在长春中央银行，伪满中央银行地下室待两天，出来我们再放下武器。当时我们都奇怪，你部队起义的起义，放下武器的放下武器，你带个警卫营躲在地下室多待两天，又怎么的，你还飞了。奇怪了，到20号就收到一封电报，郑洞国发给卫立煌发给蒋介石的，说曾叛李降，曾泽生叛变了，不起义了嘛，李降，李鸿降了放下武器了，我正率余部浴血抵抗中，完全弄个假。他想回去，忠于蒋介石还。
解说：早在东北野战军围攻锦州之际，在蒋介石的严令之下，廖耀湘就率部出沈阳驰援锦州，然而他并没有想到，自己踏上的是一条不归之路。
谭云鹤：廖耀湘是五个军，12个师，大部分是美械装备，卫立煌主力的中间的主力。
解说：为了把廖耀湘消灭在辽西走廊，东野总部一声令下，几个纵队数十万军队蜂拥而至，谭云鹤回忆说，林彪最关注的就是负责堵截廖耀湘的东北野战军六纵。
谭云鹤：这六纵队走了一天一夜，也没消息，堵住没有不说，他们到哪了也不知道，林彪跟刘亚楼就火了，因为这放跑了就完了，他跑回沈阳三十万人怎么打，没办法打，林彪就问有消息没有，有消息没有，我说我已经通知机要处了，收到这个电报先给我打电话，完了再送电报，现在消息也没来，两个就火了，林彪他这人沉得住气的，不爱发火的。这时候火了，这个黄永胜、黄永胜六纵队司令，这个黄永胜在那乱弹琴，跑了一天一夜也没有消息。你叫廖耀湘跑了非得处理他不可。刘亚楼火气更大，廖耀湘跑了非枪毙黄永胜，他们我第一次看他们发这么大的火，因为这关系到整个东北的解放问题。
解说：谭云鹤还记得，那一天林彪认为廖耀湘已经脱逃，所以很早就上床休息，作为秘书，谭云鹤不敢怠慢，一直坚守到深夜。
谭云鹤：半夜来电报，卫立煌发给廖耀湘兵团，规定当晚国军各师的宿营地，我把这电报照地图一看，那时候农村没电灯，手电筒对照一看，还在那没跑呢，我赶快就跟林彪报告，林彪说怎么回事，我说廖耀湘没跑呢，我说给你念一下这个电报，卫立煌的电报，叫我们破译了。我以为念了他很高兴，赶快发电报，把部队指挥上去，念完了无动于衷，一点表示没有。我就这么回去也不行啊，耽误大事了，我怎么说，我就说，是不是刚才念太快了，你没听清楚，我再放慢一点给你念行不行。他没有赞成他也没有反对，我就抓紧机会，慢慢慢慢给他念，一边念一边解释，念完了还没吱声，我当秘书的再也没招了，不能乱提意见，干扰他的指挥决心。
解说：无奈之下，谭云鹤只好走回自己的房间，还没有进屋，就听到电话铃声，来电话的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
谭云鹤：谭秘书那个电报你看了没有啊，送给101（林彪代号）没有，我说看了，怎么怎么回事，我给他讲，哎呀，这个耽误不得啊，军机大事儿，你赶快再去一趟，我说我去不好办，我给他念两遍了，他都不信，是不是参谋长来一下，参谋长去更不好，秘书没关系，再去吧，我想也是，参谋长去，有损林彪的自尊心。这时候我又去了，又有什么事，我不好说这次是刘亚楼叫我来的，那样说就把刘亚楼卖了，我说我回去想了想，我又看地图还确实没跑，怕耽误大事，所以我又来给你再念一遍，这说完了，我就给他念，林彪还不吱声，我没招了，他琢磨琢磨，好吧，你记一下，妥了，发电报了。这个那个连着，他根本熟悉得很，根本不起来，就在行军床上躺着。连着发了几个电报，就把部队指挥上去了。
解说：不久之后，久无声息的东北野战军六纵，终于发来了电报，向总部汇报了他们的进程。
谭云鹤：说接到命令，我们就强行行军，往西面跑，开始把行李都扔了，不要了，过一段把干粮袋都扔了，战士就带着枪，带着子弹往前冲，所以没有埋锅造饭，也没有，电台没有安起来，就光顾跑路了，所以一天多跟总部没有联系，现在我们一个师已经进入阵地，廖耀湘兵团已经蜂拥而来，我们正抵抗。另外一个师也到了，坚决顶住他，不让他跑，看到这个电报高兴了。接着呢，打锦州的那些，五个纵队都开上来了，那时候开上来都几十万军队啊，分两个梯队也不行了，走不开，以后林彪干脆下命令，各自找路，打谁不打谁，碰到敌人就打，现在就是打莽撞仗，不像那个正规阵地战，你打哪我打哪，你怎么迂回，他怎么弄，没有这个，就一直往前冲就得，见到国民党部队就打，都搞乱套了，国民党完全兵败如山倒真是。
解说：从号向锦州发起总攻，到10月28号廖耀湘兵团被歼灭，短短十几天的时间，东北野战军相继攻克锦州、长春，此时在东北大地上国共之间的较量胜负已经定了，而国民党掌握的最后一个大城市沈阳，也毫无悬念地即将成为东北野战军的囊中之物。谭云鹤回忆说，在他的印象里，沈阳的守军，其实并没有组织什么有效的抵抗，随着东北野战军的到来，国民党也就土崩瓦解了。号，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率领的东北野战军总部乘车进入沈阳。谭云鹤回忆说，在沈阳刚刚休整了半个月的时间，中央的行动命令就下达到东北野战军总部。
谭云鹤：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想法，打这么大仗，腥风血雨的，取得这么大的胜利，主席还不让我们好好休息休息，结果11月18号主席就来电报了，你们部队是不是早点进关好，还是在东北休整完了再进关好，头两个电报都是商量。那时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他们商量了半天，我去记的，就是讲各种困难，我们一下走不了，不行以后，主席就干脆下命令了就，你们部队，20号就下命令，22号至迟23号，全军至少八个纵队，迅速行动，进关。那就没讨价余地了，就下命令了。
解说：毛泽东掌控全局，深知兵贵神速是夺取华北的制胜法宝，谭云鹤说，为了做好部队的动员工作，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能晚一天动身，获得了中央的批准。
谭云鹤：这里边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毛主席部队开始行动，来个电报，等部队，你们指挥机关离开沈阳一个礼拜以后，在新华社发个消息，说林彪还在沈阳，参加什么活动，这是就虚晃一枪，让傅作义、蒋介石认为，林彪还在沈阳，还没动弹呢，这主席专门安排这块。
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组成党的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夺取和管理，平津唐等地的一切事宜，这一年的1月31日，古都北平和平解放。谭云鹤还记得，进入北平之后，部队曾经举办过几次联欢活动，但是在这些庆祝活动中，从来没有林彪的身影。
谭云鹤：他没有玩儿，也不玩儿，也不讲什么吃、穿，那个厨师，是冀东人是个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技术不怎么的，但他从来不说。他一个最大的苦恼睡不好觉，失眠，失眠呢，这个我去的时候，他吃腊肉，他看到什么书吃腊肉可以帮助睡眠，结果也没什么效果，我去以后，听王本，管生活管警卫的秘书讲，特别是在双城，出了回事，林彪很苦恼，睡不好觉，看了一个什么书，一个什么方子，可以睡眠，就要警卫员出去，在街上抓了几副就熬着喝了，喝了休克过去了。那刘亚楼跑来都抱着他哭了，又给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了，刘亚楼就把那本书给没收了并且交待，凡是要买药，买什么一律经过王本，他管生活。
解说：进入北平之后不久，大军挥师南下，让谭云鹤没有想到的是，身在东北局的张闻天，并没有忘记当初的承诺，一纸调令把他从林彪身边调回了东北。
谭云鹤：林彪就问你怎么办？我想来的时候不愿意来，走的时候又不走了，不好意思改口了，我说我服从组织吧，怎么定都行，实际上我不想走了，我想随大军南下，我南方人，愿意到南方，林彪说你看张闻天为这事，专门给我写信，那你是不是还回东北局吧，我说好，我就回东北局了。
解说：离开部队之后，谭云鹤回到黑龙江地方工作，在东北野战军总部工作的10个月，只是他人生岁月中的一个瞬间，不过对于谭云鹤来说，作为亲历者，他见证了那个大时代的历史片段。
谭云鹤：那时候还不能说他（林彪）坏，那时候应该是不错的。当然有一些战略上的布局的呢，那不如主席高明，大局上，大体，大的战略上不如主席高明，但他也有一个独到之处，主席说的他也提不同意见，以后主席也同意了。他脑子不停地想事琢磨，所以打仗，人家说，要发电报，他躺着说，在行军床上根本不起来看地图，他都装在脑子里，敌我两军态势，敌我的情况，地形他都很熟悉，都记在心里的，很用功的这个人。
我们行军我们打仗，我提着他的小手提箱，没有锁，我看过他装什么玩意，净是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矛盾论》、《实践论》，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这些，一个红蓝铅笔。我看画了好多勾勾圈圈杠杠，旁批、密批都好多，显然不是三次两次画的。
楚成瑞：林彪的司机。祖籍山东掖县，早年随家人闯关东来到辽宁大连，1945年在营口参加东北人民自治军，参军第三年就成为赫赫有名的四野统帅林彪的司机。林彪坐着他的车，从关外打进关内，从北平南下开封，然后又挺进汉口。1950年春，在鲜花的簇拥下，他与林彪的“座骑”一同回到北京。后来，由于林彪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乘车的时间少了，他就由司机改做了林彪的内勤，为重病中的林彪又服务了两年多。以下是采访楚成瑞回忆在林彪身边的片断：
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里，我们来到楚成瑞老人的家。楚老今年71岁，已离休多年，但思维仍然很清晰，记忆力相当好，说起话来底气很足，健谈而又风趣。我们在一起聊起了那段什么味儿都有的岁月。话题是从林彪的身体状况说起的。
连年苦战，累垮了林彪
从投身黄埔，到北伐，到井冈山，再到长征，直至抗战和解放，林彪连年征战，功名天下，也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
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有失眠的毛病，其实，这病早在平型关战役之前他就得上了。那时候，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对他来说，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累自己———累自己的大脑。结果长期下来，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据说打平型关时他都戴上健脑器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日凌晨，奉命率115师师直属队昼夜西进的林彪，被国民党阎锡山的士兵误击一枪，子弹从前胸进去，后背出来，伤了神经，落下了后遗症，以致后来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最让林彪耗费心力的是解放战争。1945年9月，中央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命令林彪率领十万人马抢占东北。这招棋走得英明，但也险呀！
林彪刚到东北，就感到危机四伏。危机之一是没有根据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没有根据地，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像闯进沙漠里的兔子，早晚都得渴死饿死。开始打起仗来连抬担架的人都没有。听说，那时候，黄克诚给中央打电报，说东北我军有遭西路军之危险，好在后来经过艰苦努力，才扭转了败局。
苦熬了3年，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方我们占了百分之九十七，部队发展到近百万。连国民党的人都佩服我们，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说，林彪的部队从兵力到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斗力都居全军之冠。
我们开起了顺风船，林彪的失眠症却更厉害了。为了睡个好觉，可以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我也看出来了，他自己也很难受，自己看医书，自己配药吃，也不行。听人家说，可能与以前受伤有关系。还听人家说，在东北，有一次他吃了自己配的药，半夜里发癔症，只穿着一只鞋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了，警卫员拖都拖不住。辽沈、平津期间，他干脆不治了，也没时间治，更治不好，辽沈决战险呀！那时候，我们善打野战，但大兵团正规化的攻坚战没打过，还不占海空优势，敌人又可以随时调华北、华东的部队参战；另外，驻守东北的国民党军也不是吃素的，蒋介石的五大主力有两个在东北，统帅也都是抗战名将。那是生死关头，搞不好林彪的苦心经营就泡汤了！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在短短的4个半月的时间里，林彪指挥打了两个大仗————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近百万。党中央和毛主席很高兴。日，毛主席在北平亲自接见了四野师以上干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都参加了接见，听说还会了餐。
不久，林彪又率领四野大军南下。开始仗打得比较顺利，三下五除二就到武汉。但要消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可不容易。白崇禧非常狡猾，林彪三次想抓住他，打个大仗，歼灭他，都让他跑掉了。白崇禧的兵也善于跑，他们穿着轻便，装备轻便，善于走田埂儿小路、水网洼地。有时候你刚发现他们，一眨眼的工夫，就像兔子似的，三蹦两蹿跑没影儿了。追不上，抓不着，林彪干着急，更睡不好觉了。一直到衡宝战役，他才松了一口气。
随着战事的顺利发展，条件也愈加好起来了，林彪却软了下来。先是长期失眠，发展到头痛，后来头痛越来越厉害，一痛起来，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在头上使劲揉。揉一揉就好一些。那时候常看到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捂着小毛巾揉着头。我有时对他说，我给你揉一揉吧。他也不让。后来，又不知怎么搞的开始拉肚子，据说是在汉口吃了两个桃子吃的。从那时起，林彪对水果就很忌讳了。
1950年初，林彪住在汉口，为了恢复健康，他抓紧了锻炼。开始在住地院子里骑自行车。警卫员要扶着，他不让；警卫员跟着跑，他骑得很快，把警卫员给撂下了（说到这里，楚成瑞哈哈笑了起来，可能又想起了警卫员憨厚又无奈的窘态吧）。后来，警卫员们想了一招，在林彪骑车的地点四角各站一个人，他骑到哪边，都有人护着，一见他的车要歪，就上去扶一把。但是，这么锻炼，效果仍然不明显，也就算了。为了放松心情，我们还劝他去打过野鸭子，地点是武昌的东湖，我给他开车，给他提枪，给他装子弹。打了野鸭子，他也不能吃，都给了大伙房了。打了没几次，身体也没好多少，也就不打了。
后来林彪病情加重，只好请示中央，决定离开前线，返回北京治疗。我们离开汉口的日子是日，是乘的公务车，四个车厢，车厢里没有座，都空着，有的车厢是睡觉的，有床，林彪那节车厢里有办公桌和椅子。
回到北京先住在南操场，我还是给林彪开车。因为林彪身体越来越不好，基本上不外出，我的工作也不忙了。有时出去，就是去毛主席那里，中南海的丰泽园，还是我给他开车。我感觉毛主席对他不错，每次谈完话，都是毛主席把他一直送到门外。那时，他的毛病主要是怕冷和消化不好，后来走路也感到困难了。当时的北京，春天还挺冷，林彪的车也没有暖气，但是车上有一支温度计，林彪那时就很注意温度了。为了提高车里的温度我也想了一些点子，比如，林彪要出车了，我就找四五个警卫员，先到车里挤一会儿，我先开着车上街转几圈。警卫员们都是从基层来的小伙子，挤进首长的车里感到怪新鲜，都很高兴，人一多，车里的温度也提高了。第一次这样做后，林彪一上车就问，今天车里暖和了，怎么回事？我就如实招来。他听后说，是啊，人也是锅炉啊。因为身体太弱，一时暖和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比如，有一次他到毛主席那里去，回来从车里下来，只走了十几米远，他就没劲了，就走不进堂屋里去。有个叫薛会生的警卫员只好把他背到屋里去。
朝鲜战争爆发后，整个形势有点紧张，大概在九、十月份吧，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准备到朝鲜去。当时，我们都换了新军装，但没有什么标志。毛巾上、水壶上都没有字。林彪家里也在准备，换了住处，还换了一些不宜出国的内勤。
林彪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半年，即1950年3月经毛主席批准回北京治疗的。战争爆发时，他不在国内。
林彪病重我改行
1950年9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1951年10月回国。
1953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6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挺重了。我记得由于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车开不进去，大家只好把他用担架抬进了翠云轩。
这一年是林彪1938年3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腰痛、头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也不能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20个小时，几拨服务人员都给累垮了。他烦燥，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
林彪病了，不能外出，不用车了，当司机的我也就基本失业了。一天，领导找到我，说：小胖，你别开车了，现在几个内勤都累得实在不行，看来只有让你上了。于是，我就改行做了内勤。
我那时年轻，身体好，对林彪也有感情，做内勤尽心尽力，一天二十几小时我都守着躺在床上的林彪。那时的林彪已病到极点了。他脸色惨白，瘦得皮包骨，连说话的劲也没有。一天到晚只能躺着，那个痛苦的样子，我看着也难受。他也特想动一动，可是又不能坐又不能走，咋办呢？我抖他的手，抖他的胳膊，他就舒服些。
林彪平时就很少说话，现在病了，说话就更少了，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不睡的时候，就怔怔地睁着眼睛，像是在想事，心情好时，也与我说几句话，比如，问问我家里人的情况等等，因为熟悉了，我有时也问他一些事。比如，有一次我问他，你打仗时几天几夜不睡，累不累？他说，不累。
他住的房间是一间老房子，里面有不少用木料打的隔墙，上面还有雕画和漆画。可是，那种木料好像是樟木，有异香味，林彪受不了，只好请人把这些木隔墙拆掉了。房子大了就显得冷，又不能烧火炉。我只好加了一个电热棍，就是在一根瓷棍上缠了根电热丝，通电就红，散点热。
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去，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筒，他见了还嫌手电筒的光太强，我还要把手电筒用布蒙上，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睡的被褥换得又不勤，床铺就潮。我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这样一来，情况真不一样，他感觉舒服多了，对我说，小胖，还是你好，怎么把被子弄干了？最苦的就算是我了
为了给林彪治病，除了常有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医疗小组。北京医院的周院长，一个护士，还有就是我。我管生活，周院长负责检查，护士负责打针。
最苦的就算我了。那时，林彪吃饭、拉尿都在床上，怕的东西就更多了。不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为了这个“风”，我挨过他两次批。一次，他对我说，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后来，我又忘了这茬，他又说，你又走得这么急！再后我就很注意了。
当时，他的女儿豆豆正在上小学，来看他。由于当时总是在黑屋子里，见不到光，死静死静的，没有一点儿生气，小女儿要来，林彪当然很高兴，他拉着豆豆的手直喊：“豆豆，豆豆。”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因为怕风，豆豆只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林彪表演了一回。
林彪无论在什么地方，夏天是不挂蚊帐的，他说是嫌憋得慌。可是，在颐和园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水和草，睡觉哪能不挂蚊帐呢？没有办法，只能给他打蚊子。打蚊子又不能带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长竹竿上用毛巾捆个团子，用它一个一个地把蚊子捅死在墙上。
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面没有灯，只有个台灯是为了看体温表用的。灯上面盖了好几层布，只留一道缝。因为他怕冷又怕热，晚上睡觉要换三次被才能保持温度的平衡。开始睡时，只盖被罩；半夜时，要换毛巾被；早晨五六点，要换毛毯，换的时候相当麻烦，不能冻着他，先把要换的东西卷成卷，放在他的脖子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下撤盖在身上的东西，撤一点，放一点，直到撤下原来的，放完新换的。每晚他要解两次小便，一般是九点左右一次，凌晨一点左右一次，也是在床上，仍然不能冻着他。这样折腾一夜，我最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直到他早上吃完早饭，我才能再睡一会儿。不过，不到两个小时，他又有事儿来了。
一个人再有权力、再能干，一旦病倒在床上，他只能受人摆布。别看在战场上林彪是百万大军的统帅，也是我的统帅，但在床上我是他的统帅。自从我做了他的内勤，他谁也不要了，只要我。那时，他可听我的话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就说洗澡吧，谁人说都不行，只有我跟他说，他才肯，只是他总反复交代，可别感冒了，可别感冒了。我也怕他感冒，就用湿毛巾给他擦擦，他不洗手，手上皲皮老厚，我就慢慢地给他搓。骗他……
当时，据我跟医生接触，给他吃的药大都是稳定神经的药，我也发现他神经兮兮的。他对自己的体温很在意，因为体温总是比常人要高一些，总是在三十七度以上。每次试表他都要问，一旦知道体温仍然未降，他就显得很不安，周院长给他解释，这不是毛病，也没用，我也跟他说，你这么老躺着，心急火燎，哪能不燥？肯定比别人要高点儿嘛！他也不听，老是耿耿于怀。后来，我们都懒得跟他较真了。
说起来也是一闪念。那天，我突然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找到周院长。周院长问什么办法？我说，他相信我，我就用两个表，一个表是死的，就定它个三十六度，另一个表是真的。在试表时，我一边看表一边把真表换成假表，不给他看真表，骗他。周院长说，这能行嘛？我说，试试吧，他要求那么高，一定要把体温降到三十六度，谁也没这个本事，反正屋里面黑洞洞的，他自己也看不清。
不久，我就试了一回。把表定在三十六度六，成功了，不过他有些纳闷，一个劲地问：怎么降得这么快？我一听，坏了，“降”得太快他受不了。第二天就把假表的温度改成了三十六度八。
就这么一直骗了他一个多月，还真管用，他精神好多了。周院长也挺高兴，说，小胖，你真行。
林彪那时一直把体温看得比命重，一旦体温“降”了下来，他也轻松了。一天，他对我说，小胖，我想起来坐坐。我扶他起来的时候，一看他，吓了我一跳。他躺着的时候，由于屋子里太黑，胡子看不出有多长，一坐起来，胡子一搭拉，竟有半尺多长，我一见就怔了。他见我发怔，就问，怎么了？我说，你的胡子……要不要把它刮了。他摸了摸，说，不行，刮了太凉。我说，那就铰一铰。他答应了，后来就把他的长胡子用剪刀铰了铰。
不过，也有弄巧成拙的事。有一回，他真的病了，发烧、腰痛，痛得直在床上打滚，当时，也把叶群急得不行。后来，上面派来了一些医生，做了化验后，说化验结果没有问题。因为这次不比平常，这次是真病了。所以，林彪不信，叶群也不信，叶群在和医生交谈时，发现医生大开着的上衣口袋有一张单子，抓过来一看，正是林彪的化验单，上面写的是有问题的。后来，林彪也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我估计，医生向林彪隐瞒病情，也像我一样，是好意，可是没有处理好。据说，后来叶群经常骗林彪，希望不是从我这儿学去的。
总理同意搭个棚子
在林彪生病的日子里，来看林彪的首长挺多。来得最勤的要数周恩来，总理对我们这些服务人员都很熟，态度也很和气，见我就问，小胖，林总近来怎么样？每当这时，我都要把近期林彪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
在林彪身体稍有些好转的时候，总理又来了，我给总理汇报了我的一些作法，总理笑眯眯地表扬了我，说，小胖想的办法很好啊！也就是这次，我向总理建议，能不能在林彪的房间外搭个棚子，让林彪出来晒晒太阳，总理说，行啊。很快，总理就安排人来按我的要求搭了个小棚子。
这个棚子是封闭的，但是三面的帘子都是活的，可以随时卷起或放下，我就开始动员林彪出门见见阳光。在这之前，我已经慢慢把盖台灯布的缝隙开大，再后就把灯上的布拿掉了，又把门开了个缝。反正，让他慢慢适应吧。人总不能永远不见光吧。林彪听说要出门，坚决不同意。我就说，我先背你出去，你试试。后来他勉强答应了。我就在棚子里放了一把藤椅，再把他背出来，坐了一会儿，又把他背回去。慢慢他也就适应了。后来就不让我背了，只让人扶着走出来就行了。
由于活动多了，身体机能慢慢恢复。其它方面也就慢慢好起来了。比如说吃饭，原先他只能吃青皮鸭蛋，不能吃黄，只吃青。如果吃馒头，最多吃两个小馒头，没有一两重，一切四半，放在白开水里泡湿，再吃那见不到水的“囊馒头”
，以至能吃肉末和菜做的小丸子了。
颠他……&&&
林彪那时还有一个毛病总也治不好，也挺让我发愁的，就是总要让人抖他的手、胳膊。我跟他多年，对他的生活习性很熟悉。据我长期观察，打仗时，他一坐车，精神头就来了。而且，别看他在床上睡不好，在车上有时他睡得还挺香。有一次，他难受得又让我抖他的手。抖了他的手，又抖胳膊，还不行。硬让我抖他的肩，我不敢，他还不高兴。逼得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弄个车，颠他！他不是要震动吗？全身震不更好吗？
现在有人说，是林彪让人开车颠他，那是后来，当时“颠车”是我先“发明
”的，也是逼出来的。那时，由于在颐和园里实在潮得不行，我们已搬到到了离香山不远的遗光寺。
我先弄个中型卡车，在后面做了个帆布棚子，两边各有一个小窗户，屁股开两扇门，就像现在的大屁股北京吉普一样，秘书们看我一阵折腾，直问，小胖，你想干什么？我说，首长不是要震动吗？外边的路不平，开车颠他。秘书说，这能行吗？叶群也来问，我解释了一下，她说，你看着办吧。
弄完了，我就去动员林彪，说出去颠颠，可能舒服些。他不干，坚决不坐。我就说，你先坐坐试试，不行咱就不坐了。他很听我的，最后让我说通了，对我说，好吧，试试，就交给你了。
我让警卫员搬上去一把藤椅，让警卫员也弄个凳子上去坐，扶着林彪。安顿好了，我就开车从厢红旗一气跑到了香山，又开了回来。那时，从厢红旗到香山都是石子路，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在上面跑，就跟摇煤球似的。回来一问，林彪感觉不错。第二天又颠。每天颠一趟。一直颠了不少日子，他的精神真的好了不少，后来竟能够自己在院子里面慢慢转圈了。
林彪同意“出去转转”&&&
林彪生病后，常来看他的有总理、罗荣桓、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般总理一个月来一两次，彭老总来的次数也较多。黄克诚来的时间不定，但来了以后问得很详细，还出一些主意。这里就说说黄克诚。林彪身体稍好一些后，一天黄克诚又来看林彪，看完以后，他问我了，怎么样，能不能出去转转。我知道他这个出去转转是指到外地去疗养一段时间，我说，我得问问叶群。
叶群虽说是他的夫人，但想见林彪也不容易，林彪对谁态度都挺好，就是对叶群厉害，有时，叶群在林彪那里挨训，我还听到林彪大吼，让她“滚出去”。所以，那时叶群也怕林彪，去他房间不多。但林彪的治疗和行动，叶群也都了解，也参加一些意见。
当我把要林彪外出疗养的事告诉叶群时，叶群说她也作不了主，还是得问首长本人，我没有直接问林彪，先把他的小儿子老虎叫来，让他拉爸爸到外地去。老虎还小，也不懂事，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就缠着林彪要到外地去。结果，一下子就让林彪给“疵儿”回来了。
这一招不行，下次黄克诚来的时候，我就给他说了。黄克诚说，我来试试，结果，还真成了，林彪答应外出转转，但提出一条件，不能搞专列，只跟老百姓的客车一块走。不久，上级也批准了林彪的行动。
林彪这样的干部，外出肯定是专列，为了不让林彪生疑，和铁道部商量，让林彪的专列先跟客车停在一起，等林彪上了专列，再让客车先走。林彪在车厢里，也就蒙在鼓里了。
车刚开时林彪还没有发现，哪知走了一段以后，林彪自己掀开窗帘一看，发现不对了，就很恼火，坚决要停车，不走了，也不坐了。他很严厉地问我，这是谁的主意？我装傻，说不知道，他又问随行的郭秘书，郭秘书也装傻说不清楚。他还是坚决要停车，我就劝他，你说要停，就停得了吗？要是真停了，全铁路线都得停，损失不小了，你说怎么办吧？他梗着脖子不说话了。这一下就把他拉到了南京，又拉到了杭州。
林彪在火车上睡得很好，大概是因为火车开起来也是在颠、在震动的原因吧。后来，林彪很喜欢坐火车，就是这个道理。杭州的大铁床
在杭州的时间较长，林彪身体逐渐好转，只是还想他的“颠车”。他身体不颠就难受。这又给我出难题了。杭州可不比北京，上哪儿去找中卡，就是有个卡车，也找不到北方的石子路让他颠哪。
听到这个情况，杭州的接待人员很认真，他们提出要为林总设计一个电动颠床，还为此请来了一个工程师。当把要求向工程师提出来后，工程师怎么也听不明白，最后我告诉他，弄个床，一开电门，人在上面就像骑马一样地颠，他才明白点儿。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设计过这种东西，还要请别人研究一下。然后他又是设计，又是画图，搞得很认真，最后，还真给造出来了。我一看，也够现代化的。又是电动机，又是齿轮，又是皮带，半圆形，整整装了一屋子，足有几吨重。一开马达，那玩艺就轰隆隆地响起来，上面装的铁床就开始震动。
这个“大铁床”装好后，就让林彪来震，结果，他只震了一次，还不到３分钟，就再也不来了。这种震法，跟军用卡车在路上猛颠的感觉是两码事。就像电影里的打仗，怎么也跟实际打仗不一个味儿。林彪要的是真家伙。林彪有一个战胜不了的“敌人”
依我看，林彪能让日本鬼子人仰马翻，让国民党闻风丧胆，但他也有一个战胜不了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身上的病。自从1938年3月阎锡山的兵给了他一枪后，他这一辈子就没好受过。这一枪不简单，它影响了林彪的一生。
对付战场上的敌人，林彪有的是办法。但对付自己身上的病，他一点招儿也没有。为治病，他去过苏联。国内国外那么多专家，都没有给他治好。最后，他只好自己给自己开处方。一本医书，他从东北带到关内，又从关内带到华中，最后从华中带回北京，都让他给翻烂了。他让警卫员给炼过丹。自己搜集过偏方。听说，在双城他吃了自己开的药，一下子休克了。听说林彪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他难受得拉着警卫员的手叫：“好兄弟，帮帮我吧！”
我觉得林彪身体是有病的，有时还很重，也很怪。但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我说不上来，反正医生每次治疗都有记录，这么大的干部，中央也不会不知道。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王汝钦，1951年入伍，1953至1956年任林彪内勤警卫员，兼作护理工作。1981年转业时担任某仓库副主任，1995年退休。以下是王汝钦回忆在林彪身边的日子：
1953年8月，我从北京卫戍区警卫师医院调任林彪卫生员。我到林彪身边前后，正是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时，在这次会议上，高岗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出来，自此之后林彪与高岗之间的关系便微妙起来。
历史上林彪与高岗的渊源很深，从解放战争开始，高岗就和林彪在一起工作，四野大军入关后，高岗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后来还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地位如日中天。
林彪读书，一拿起来就放不下
新中国成立初期，林彪的保健由北京医院负责，有男医生和女护士。林彪天天要打链霉素，他觉得女护士打针不太方便，我到林彪身边后本来要我接替。但是叶群看我面黄肌瘦，怀疑我抽大烟，问我是不是有病，我说没病，她不放心，不让我靠近林彪，让我先任外勤警卫员，一段时间以后才让我担任林彪内勤警卫员。
我在林彪身边三年，林彪很少出汗，衬衣一星期换一次，挺干净的。一出汗他就是病了。他出汗没准儿，冬天挺凉，他感觉出汗，只是他自己感觉，你看不出他大汗淋漓，只是他身上有点潮。他不说出汗，你不知道，但是从他的表情能看出来，精神不太好。
林彪吃饭以青菜为主，不喝水。馒头切成小方块，放在碗里蒸，倒开水一泡，一顿吃二两。黄瓜放盐，不放油，煮熟，连汤带水，吃点黄瓜片，吃菜花，不吃炒菜。后来林彪大便不干燥，那时尽拉稀，从来没有便秘过。他三餐不重样，中午吃一个红烧鸽子，切成一块块，吃一碗藕粉，广州时吃过一个时期的甲鱼。杭州吃过鲥鱼，青岛吃过鲫鱼。吃红烧肉切一小块，不能有一点肥肉，小米粒大的肥肉也要弄出来。
记得林彪在看毛泽东的《矛盾论》，前前后后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时还没有做卡片，他在书上写眉批，有的字特别小，小到小米粒大小，有的字特别大。他看过的书，有眉批的都不能扔掉。我收了好多他看过的书，像《反杜林论》、《实践论》、《自然辩证法》等。林彪看书有个特点，一看就放不下，甚至饭不吃觉不睡。
有一次我把早饭端上去说：“首长吃饭吧”，然后我就走了。过半小时我去收碗，一看饭还没有动，来回折腾五次。快到中午，我说首长，你早饭还没有吃。林彪这才吃了早饭，饭后不大会儿就午睡了。
高岗和刘亚楼说来就来
我刚到林彪身边时，林彪住在北京西郊遗光寺。夏天他找凉快地，颐和园住了一个月，搬到遗光寺，南草厂也住过。我们外勤警卫员就是轮流坐在林彪门口。
在我印象中，有两个人说来就来，从不提前打招呼，一是高岗，二是刘亚楼，就这两个人随便。有一次在青岛海边，大中午的，别人都睡了，就我在树下乘凉。
刘亚楼来了，问“在不在”。我以前见过刘亚楼，他穿戴整齐，而这回他戴着大草帽，穿着破衬衣，我没有认出他来，也不知道他问的“谁”在不在。
我问：“你是哪的？你找谁？”
刘亚楼也不说，只说叫秘书来。秘书赵川来了，大老远就喊“刘司令”，我才知道他是刘亚楼，他是问林彪在不在。
有一次高岗来了还没有十分钟，林彪秘书赵川让我去叫首长休息。我对林彪说“首长休息吧”，林彪说“等一等”。坐在一边的高岗心里明白，马上站起来告辞走了。
那一段时间，林彪基本上卧床不起。1953年10月的一天上午，林彪急急忙忙起床，到中南海毛泽东那里去了。下午林彪就赶快出发，到了杭州。1953年春，党中央酝酿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八大”，酝酿调整国家体制和中央领导机构。
10月28日，高岗专程到杭州来游说林彪。林彪住在浙江省军区保健路一号的老房子中。当时我还有些奇怪，高岗来了，林彪仍躺着不起来。叶群让我告诉高岗，首长睡了，高岗就走了。以后林彪搬到西湖九莲村，高岗就再没有来过，李力群（高岗之妻）来过两次。
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
从1953年10月之后，林彪在杭州保健路一号住了两三个月，然后搬到西湖九莲村，住了半年左右。我的工作就是打针、喂药、打饭，那时连个暖壶也没有，开水也由我们内勤打。
我在他身边三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
在九莲村，林彪亲自交代：“我这病需要身体活动，我本身不能蹦跳，需要有个晃动床帮助我运动。本来在北京身体很不好，吃饭都要喂。这回我从北京来，到杭州不用喂了，就是火车来回颠，我觉得身体挺舒服的。我现在不坐火车了，能不能做个上下颠的床？”
现在做个颠床特别容易，那时很难。技术人员用个把星期做好了，特别笨重，底下四条床腿装有弹簧，后面是电动机，噪声大，弹簧也响。震动又太厉害，林彪只睡了两晚，就再也不睡了。
后来，林彪就开始转车，靠汽车帮助运动。每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有时甚至三个小时转车。在杭州转到六和塔、钱塘江……天好的时候林彪也在院子散步，叶群常常拿个照相机给林彪拍照。
我记得在杭州三年间，毛泽东来看过林彪。毛泽东到杭州、广州至少五六次。来看望林彪，林彪不出门迎接。林彪在杭州时毛主席来过两次，一般半小时，四五十分钟。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杭州九莲村，毛主席一进门，林彪、叶群都在，我站在跟前。毛主席第一句话就是：“报告你们好消息，我最近体重降了两公斤！”
1955年林彪在广州，住的是广州军区大院谭政的房子，有一次毛主席有特殊事情，没有来，叫江青代替他来。
开会忘带老花镜
1954年5月中下旬，林彪从江西到了上海，以后又到了青岛。
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林彪本不准备参加。他给毛主席去电话，毛主席回电话：“这是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选举国家主席，叫他一定要参加”。
林彪从青岛回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记得选举国家主席有个分组讨论。军队组来了十几个人，朱德、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等都来了。我把茶摆上，听朱德说：“咱们推选个组长吧。”
林彪说：“叫小平呗。”
邓小平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大伙说“行了，行了”。邓小平说：“咱们就酝酿酝酿主席人选……”我就出去了。
林彪参加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忘记带老花镜，借了何香凝的老花镜看稿子。可能着了点凉，回来发烧39度多。这是我在他那里三年，他病得最重的一次。北京医院派了一位姓刘的医生，诊断是感冒，让我给他打了退烧针。
林彪对我说：“这几天你辛苦辛苦，9月27日要选国家主席，争取之前退了烧，我必须到会”。
我在毛家湾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我守着林彪，他睡在床上，我睡在单人沙发上，白天黑夜，只要他一喊，我就马上起来护理他。
9月26日，林彪烧退了。他很高兴说：“明天我一定要去参加会。这样，明天放你一天假，好好休息，这几天你累了”。
林彪和他的家人
1949年3月，平津前线司令部搬进北平城，林彪住在北京饭店。这是聂荣臻提议的，北京饭店有服务，房子又集中。苏静最先进城与傅作义谈判，林彪让他顺便找房子。苏静给他选了好几处，他都不满意，后来他搬到李宗仁住过的房子里。以后林彪从武汉回到北京，也还是选了好几处房子，在南草厂住了一段后，才选中毛家湾。
老选不中房子，倒不是林彪嫌房子不好，而是嫌房子太好了。他是个对吃穿都不讲究的人，待人接物比较简单，不喜欢花花草草。四壁白墙，除了地图，什么字画也不挂。
有一次苏静问他为什么，林彪说：“东西摆多了，脑子要炸。”
所以，林彪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没有多余的东西。
2月上旬，罗荣桓乘吉普车到西柏坡。叶群请他顺便把林彪父亲林明卿接来，说林彪父亲在西柏坡住了一段时间，他已经多年没见到儿子，很想念。
　　抗战胜利后，林彪离开延安只带了叶群和女儿林豆豆，林明卿等家人仍留在延安。1946年国民党要进攻延安，中央组织部安排疏散，对林明卿特别照顾，专门给他一辆骡子拉的可坐可睡的轿式木车。以后跟着中央机关到了西柏坡。罗荣桓回北平时，把林彪父亲林明卿带进北平，由中央组织部安排住地。
　　林欣然回忆：林明卿在北京住过四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九道湾胡同，这是中组部招待所，胡同很窄，但里面的四合院很大。第二个是南湾子。第三个在大栅栏街里的胡同。第四个是交道口北吉祥胡同。
　　北吉祥胡同是个三进的四合院，被誉为革命母亲的陶承住在第一道院，林明卿住在最后一道院。几十年后，胡同里的老人还记得陶承，却没有人知道林明卿是谁，更不知道林明卿是林彪的父亲，可见林彪一家的低调。
林彪的小弟弟林向荣[3]也随部队进了北平，见到了父亲、大姐，也见到了二哥林彪。这是他和他们的最后一面，之后林向荣随部队去了太原前线。打双塔寺时林向荣的警卫员中弹负伤，林向荣边救护他，边指挥战斗，不幸被子弹击穿肚子牺牲，时年33岁。
林向荣上前线时来过信，说将来到北京相聚。林明卿老是得不到小儿子的消息，就问。大家怕他伤心，都瞒着他，说“林向荣打完太原到南方打仗去了”。林明卿有好几年很沉默，一个人暗暗落泪，说“你们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你们不要再瞒我了”。大家只好告诉他林向荣打太原牺牲了。
　　但是一直不知道林向荣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和林向荣一齐投奔延安的林欣然多方寻找，40年后终于在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找到了。
林向荣牺牲的消息不慎被林彪大姐林宝珠知道，她想家中亲人都来过北京，只有儿子陈得之一直没有见到，就一再追问，才知道陈得之也牺牲了。
林彪在延安时已经知道陈得之牺牲的消息，曾流着泪对父亲林明卿说：
“我对不起姐姐，我没有保护好她的儿子，我该怎么对她讲啊？”
林彪对陈慕琳[4]说：你哥哥是好样的，你要向他学习，并问她有什么要求。陈慕琳说她想学文化，林彪当即写信给延安桥儿沟中学的何校长，让陈慕琳进了该校附属的补习班。以后到西柏坡，涂俊明\向安子文讲了这个情况，安子文当即口授文件，确认林彪姐姐林宝珠享受烈士家属待遇。
　　 林彪一家为革命牺牲的还有林子荣、林春芳、林正华、林育华等。
&林明卿进了北京，大儿子林庆佛一直留在家里。1959年5月，因受了很大的冤屈，林庆佛心情不好，得脑溢血去世，时年57岁。林明卿看大儿子一连好几年没来看自己，时常问，大家就以庆佛工作忙搪塞。
1962年1月初，林彪一家来北吉祥胡同看望父亲。林明卿说：
“快过年了，庆佛工作这么忙？你们写个信，让他春节一定来北京聚一聚。”
林立果那年还不到17岁，说：“大伯不是早去世了吗？”
林明卿惊呆了，林彪和叶群才不得不说。林明卿顿时痛哭起来，一天没有吃饭，从此卧床不起，
1月14日病逝。
　　林明卿的丧事由中央组织部办理，安葬在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林彪以林育容的名字为父亲立了块石碑。墓碑上刻着湖北黄冈林明清先生、林陈氏夫人之墓。林明卿的名字写错了一个字。
北京福田公墓的林彪父母之墓
　　九一三事件后，林明卿的墓碑被砸成四半，林彪和叶群的名字也被凿掉。80年代，破碎的墓碑被粘好，又竖了起来。因为林明卿五个孩子中有两个去世，所以只刻了林彪（这回没刻林育容）、叶群、林育菊、黄远志[7]、林宝珠、杨甫[8]以及孙辈和重孙辈的名字。
当年母亲不幸去世，林彪得知后吃不下，睡不着，整天粒米不进，夜里也常常坐起来望着南方落泪。那时叶群安慰林彪，对他体贴照顾，使他从悲痛中解脱出来。
这回父亲去世，办完丧事，林彪把所有的亲戚接到毛家湾，吃了一顿饭。吃饭时林彪姐姐林宝珠说：
“这个家确实得感谢共产党，要不是共产党，我们还不知在哪里过日子。”
林彪接过话题说：我们这个家呀，也得感谢叶群，好多事不是她张罗，还真没办法。
林宝珠说：“那是，弟媳确实是个能干的人，真不简单。”
叶群说：“哪里哟，只要育容（林彪）没意见，我就心满意足。”
王淑媛：1923年出生在江苏镇江农村的一个家庭，念过几年私塾。镇江解放之前，丈夫被国民党军抓壮丁，在逃跑时被杀。解放后，她在镇江军分区政委家做保姆。1952年调到北京，在解放军测绘学院幼儿园当保育员。由于工作积极，待人热情，先后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曾经参加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英会。1963年秋，“林办”秘书从幼儿园把王淑媛接到毛家湾。经过几天试用，叶群征求她的意见，问是否愿意留下。王淑媛说，共产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她就这样到了林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王淑媛的具体工作是照顾林彪、叶群、林立果、林豆豆一家的日常生活。以下是王淑媛王玉春回忆在林彪身边的日子：
当年，林彪家有一位不是家人、如同家人的工作人员，她就是王淑媛。如今她已届耄耋之年，然而精神矍铄，有时甚至透着天真。无论是在艰难的岁月中，还是在宽松的日子里，她都是一位快乐的老人。平时，同事们(包括年长的，年轻的)都亲切地称她老王或老太太。
近年，一些媒体对老太太有过报道，称她是林家的保姆，老人对此十分反感。她正色地纠正说：我不是保姆，我是服务员。我没问过，这两种称呼有何不同，她为什么如此在意？我想大约她是要说自己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工作人员，同林家不是旧式的主仆关系。
崇敬与困惑
王淑媛调到“林办”前就是一位获得过多种荣誉的先进人物，到“林办”后，自然更加勤恳敬业，尽职尽责，把自己平凡的工作同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紧密地联系起来。她对林彪充满崇敬和信任。这不仅因为他过去能打仗，而且后来还是全党全军的副统帅。时间长了，王淑媛看到林彪奇特的生活习惯和弱不禁风的身体，又使她感到困惑。
林彪的简单生活
林彪的饮食十分简单。主食有麦片粥、玉米粥、馒头等。吃馒头时，先要把皮剥去，然后切成几片，用开水泡着吃。副食常常是用开水烫过的大白菜叶，不加油盐。有时吃蒸肉饼和鱼。平时不喝水，不吃水果。
林彪对衣服、被褥的要求则很严格。当然主要不在于其质料，而是温度。林彪不穿毛衣、棉衣，而是把单衣一层层地套上去。
林彪房间的陈设，也很简单。卧室有一张棕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个屏风，如此而已。客厅是散步的地方，身体好时，也在走廊散步，那里有一个茶几、两把椅子。
王淑媛看到林彪散步时，常常自言自语，独自发笑。
林彪怕水怕风，对房间、走廊的温度要求极严，在22度左右。然而他并不知道，温度计的度数是假的，被固定在22度上。
给林彪用的药，有时是把他所要的药从胶囊中倒出来，换上别的药。有一次，林彪的一个内勤按照叶群的吩咐装假药，被林彪看出来了，十分恼怒，虽然叶群承担了责任，但是那名战士却被打发走了。因为战士是在“九一三”事件前走的，出事之后没有被拘审，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王淑媛初到林家之时，不明白为什么林彪周围的人，以叶群为首，包括卫生、内勤、秘书等都在叶群的指使下欺骗林彪，待她明白原因之后，也就见怪不怪了。
林彪与江青大吵一场
有一次，江青到毛家湾，与林在房间里谈话，叶群让王淑媛在走廊里观察动静，有情况向她报告。不知什么原因，林、江谈得很不愉快，吵了起来。江青把门一摔，昂着头走了。叶群听到老王报告后，跪在林彪面前，哀求他以后千万不要顶撞江青了：你跟她斗，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林彪：女人当政，国家就要乱
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筹备“九大”期间，林彪劝叶群说：“你不要当政治局委员，当办公室主任把秘书管好就行了。你要当政治局委员，把江青往哪摆？你还是不当为好。又说：女人不能当政，女人当政，国家就要乱。”
然而江青、叶群还是都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进了政治局。
江青欲与林家联姻遭到林彪的拒绝
叶群平时对林豆豆很不好，常常怀疑林豆豆在林彪那里说她的坏话。有时用脚踢豆豆，用手揪她的头发。两个人的关系十分紧张，以致豆豆怀疑叶群是否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后来，找到了当年的接生婆，证实林豆豆确实是叶群所生，然而，母女关系仍然没有大的改善。令人不解的是，叶群对林豆豆的婚姻却是异常关心，派人在全国范围内大肆为林豆豆选婿。
关于此事，在一次江青到毛家湾看望林、叶走了以后，叶群对王淑媛说，江青向林彪、叶群为&&&说亲，希望豆豆嫁给&&&。
江青说：他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找“对象”，别人是不能主动来求婚的。然而，遭到林彪的拒绝。林彪说：“我们只能是工作关系，不能结亲家，那样不好。我要给豆豆找个普通人家。”
尽管叶群为林豆豆选婿的缘起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时还说不清楚，但是叶群想通过选婿来控制林豆豆，而林豆豆则要反控制，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林豆豆自己找的“对象”，叶群不同意；叶群派人给找的，林豆豆也不同意，于是选婿这件事便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倘若不是出了“九一三”事件，大约还是很难有什么结果的。
老王与林豆豆情同母女
王淑媛刚到林家时，林豆豆才19岁，还在北京大学读书。因为学校离家太远，曾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子，住了一段时间。老王天天送林豆豆到校门口，放学时到学校去接她。冬天，房间里没有暖气设备，还要靠烧煤球炉取暖。后来，还是回到毛家湾。但是她的房间已经被叶群让给帮助林、叶看书的人住了。
老王的到来，给平时缺少母爱的林豆豆带来了温暖和欢乐，使孤寂寡欢的她有了笑脸，说话也多了。
从1963年到1971年的八年时间，王淑媛与林豆豆相处融洽，情同母女。“九一三”事件后，她们天各一方，失去联系。
王老太也进了“学习班”
老王同“林办”工作人员一道进了“学习班”，先后在北京西郊原亚洲学生疗养院及大兴劳改农场接受中央专案组的审查。
1975年“学习班”结束，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后来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林豆豆则被分配到河南郑州一个工厂工作。
上个世纪80年代，林豆豆被调回北京，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同老人取得联系后，把她从镇江接到北京，她们又团聚了。
近十多年来，老人有时住在镇江老家，有时住在北京。林豆豆到朋友家或外地去时，常常带着老人。老人虽然年届八旬，仍然喜欢在林豆豆的照看下四处走动。
老王毕竟年事已高，加之年深日久，如今已不大愿意同生人谈论往事；而且每次谈的内容大同小异，殊少新的。
王淑媛，一位平凡的老人，有过光荣的过去，也有过不堪回首的日子，但都走过来了。老人不仅有个温暖的家庭，而且还有个同患难共命运的干女儿林豆豆，她的晚年是幸福的。
吕学文，1965年入伍。1968年9月，吕学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警卫部队――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二大队六中队一分队队长，成为林彪的“随卫”警卫员。1969年春，吕学文参与国防部长办公室(简称“林办”)机关工作。以下是采访吕学文回忆在林办的片断：
众所周知，在国内发文章谈林彪，总是要顾忌一些。除此之外还有那些捉刀的人，难免要对你的文章进行编篡，以致面目全非，甚至加上许多私货。
笔者原来也读过吕学文先生的两篇文章：《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及《随卫林彪重上井冈山》。当我采访之时，发现吕学文先生还是有不同的说法。现在整理出来，慢慢发上来，以供对“913事件"有兴趣的朋友加以批判与参考。
去年春节前，我回老家过年。吕学文家离我老家不是太远，于是打电话预约。吕学文非常高兴，说欢迎前来叙谈。
那天，天高气爽，虽然冷得荒。下午一时左右，吕学文依约来到我住的旅店。吕学文，60来岁的年龄，却精神的很，挺胸直背，确实一看就是军人出身。没有客套，山东人向来直爽。
我：你觉得为什么会发生913？当时的情况如何？
吕：林彪这么做，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当天晚上，我一直在现场（指912的晚上）。
我：林立果枪击李文普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吕：当时李文普下车后，朝大红旗反方向跑，而且喊话。我们并没有听清楚李喊的什么，事后李说他当时喊的是：你们（指第一道人墙）为什么不跟上来？
（笔者注：这个在李文普的的后来回忆中没有记述，也就是说李是先喊话后中枪。如此中枪的时候李的身体和大红旗基本上成一条线但是反方向，这有可能被林立果开枪能击中左臂且擦过前胸么？。另：李文普在80年代早期的回忆却有提及朝大红旗反方向跑之事。）
我：肖奇明是不是真的开了枪？
吕：是的。但是同后来的说法恰恰相反。在913之后不久，驻北戴河的8341部队集中起来开会，周恩来在会上是表扬了肖奇明的。
（笔者注：众所周知，现在通行的说法都是说周恩来批评了肖奇明，如果此事为真，那说明了什么？开枪打大红旗难道真的是执行了命令还是肖奇明的做法恰恰符合了中央的意图？）
&& 我：在913前后，是否还有些不正常的事？
吕：在913之前，叶群和林豆豆的关系非常紧张。叶群告诉周围的人（笔者注：包括8341部队的战士），林豆豆神智不清，不可相信她说的话。（笔者注：这可从另一方面说明林豆豆为什么没有跟随叶群等一起上飞机的原因。）
&& 我：你刚才说的人墙，是执行命令还是自发的？
&& 吕：是自发的。
继而我们聊到林彪和叶群本人。
我：外界言传的林彪吸毒是否真有其事？
吕：我从来没有看过林彪吸毒，也没有听其他警卫或工作人员讲过林彪吸毒。但是林彪有个习惯，每次和人握手后都要洗手。无论是林彪还是叶群都是平易近人的，没有架子，待人很温和。（笔者注：林彪周围的不少人都在证实了林彪不吸毒的。）
&& 我：你对林立果的印象如何？
吕：林立果很有领袖气质。在一伙青年中，很惹人注目，易成为其间的头目。（笔者：这个头目很形像，也说明了林立果有一定的能力。相对于其他当时的公子哥，林立果应该说还是潜心与技术钻探是可赞的。看看当时那些叶家千金、董家公子的作风与行为，林立果无疑是属于当时的佼佼者。不可否认的是林立果仍然在本质上属于“大院里长大的。”）
随卫林彪重上井冈山
&&&&&&&&&&&&&&&&&&&&
——吕学文自述
我是1965年入伍的。新兵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卫生队。1967年4月被分配到834l部队二大队六中队。六中队是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警卫部队。次年9月，我被任命为六中队一分队队长，成为林彪的“随卫”警卫员。林彪出行时，其前卫车和后卫车(林的车在中间)都由我管理，并同时跟随警卫。1969年春，我参与了国防部长办公室(简称“林办”)机关工作。
月上旬，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说首长最近要外出，让我们做好准备。
中旬的一天上午，林彪、叶群、吴法宪(空军司令员)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等共100多人，分乘两架飞机，从北京起飞，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降落在了江西的樟树机场。大队人马走下飞机，乘汽车径直奔向当地的下榻处。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也随后赶到。
这天晚上，林彪、叶群与黄永胜、吴法宪，前来迎接的江西党政军“一把手”程世清，以及全体随行人员等共进晚餐，其政治主题是忆苦思甜，吃红军当年吃的传统饭，即:红米饭、南瓜汤。
此次外出前，叶群已安排先行人员从北京乘飞机到江西打前站，除了安排林彪到江西的食宿外，还试航了林彪的专机“子爵”号，并在樟树机场改乘双引擎“安一24”型小客机，检查了直飞井冈山以北吉安机场的飞行线路。程世清也亲自坐镇把吉安城主要街道墙壁上的大字报洗刷一空，还按林彪的生活习惯准备好了住房。
另外，程世清还让人从省里选了最好的5辆汽车。吴法宪也派出一架“安—12”飞机，把林彪和叶群乘坐的豪华轿车也运到了樟树机场。
可是林彪抵达江西的当晚，先行人员却接到通知，说林彪要在樟树住宿，因为林彪突然改变计划，事前准备十分仓促。所以，当天晚上,“林办”的所有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警卫人员，人人严阵以待，坚持岗位，一夜未合眼。
夜宿井冈山
第二天早餐后，我们即随林彪从樟树乘飞机赴吉安,然后乘汽车赶往井冈山。
林彪、叶群乘坐的是美国“卡达莱克”牌高级防弹车。数十辆不同类型的汽车，在绵延起伏的山区公路上飞驰，使沿路在田间干活的农民感到特别意外,十分稀奇。公路两旁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车队经过泰和、桥头镇时，观看的群众更多了，有好奇的农民还停下手中的活，不顾战士和公安人员的阻拦向公路靠近。
车队进入井冈山境内后，在一个山巅之上，林彪的车突然停下。他走下车，指着鬼斧神工的悬崖峭壁，对随身警卫的人员说：
“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几十年了，没有这块立足之地，就没有今天。当年红军在这些天险要塞上面，修筑了哨卡、工事。蒋介石倾巢出动，坐镇南昌，亲自指挥重兵，层层包围了井冈山。如果不是因为这里的天时地利条件好，就很难保住这块弹丸之地。有了它，才保住了红军，最后打下了整个江山。应该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军的发祥之地。”
平时少言寡语的林彪，这天特别激动，心情也特别好，一口气对下属说这么多话，真可谓破了天荒。
“首长，井冈山很大吧?”不知谁插问了一句。
林彪说：“大得很哪!方圆四五百里。当地人不叫它井冈山，叫大小五井，因为四周山上有五口水井，现在不知还在不在?”
江西省给林彪在井冈山安排的下榻处是茨坪。可是,林彪一下车，环顾一周后，下达了不住别墅，要住离街不远的井冈山宾馆的指示。这一下可忙坏了接待人员，也吓坏了我们这些随卫人员。于是，接待人员和警卫人员立即紧急行动。经过一阵突击，三层大楼全部腾了出来，林彪住宽敞的一楼会议室，叶群和有关人员分别住一楼和二层。
黄洋界上即兴赋诗
第三天,林彪继续在井冈山视察。这天，在山区行走时，林彪奋力登上一块巨型岩石，使我们这些警卫人员十分惊讶。平时，他走几十步路，都要气喘吁吁，而这天却精神抖擞。他举目远眺，数百里起伏的群山尽收眼底。此时山下白云翻滚，真像波浪滔天的大海。
这儿就是闻名全国的黄洋界，毛泽东主席“黄洋界上炮声隆”的诗句，就是指的这儿。这儿确确实实是军事家用兵之要地，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势。
林彪信步向西慢行，突然在一棵大树前站住。这是一棵参天大树，树叶特别茂盛。林彪用手指指树干，无限深情地说：
“我认识它，这棵树起码有上百年树龄了。想当年，毛主席领着红军战士挑粮上山，常常在这操树下歇脚，这棵树也算是革命功臣了。”
林彪几乎流出了眼泪，流露出了抚今追昔的情怀。随后，他又走上一处制高点，指着一栋木制结构的小阁楼说：
“当年红军在这儿设了一嘹望哨。你们看，小楼附近还残留下了一处工事的废墟。”
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资料记载，1928年8月，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就是在这里打的。200多名红军战士，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地同四个团的敌人搏斗，最后打退敌人的进攻。
说完，林彪沉默不语，徜徉良久，仿佛在追忆着往日井冈山的烽火硝烟。随后，他诗兴大发，即兴抒发他重到黄洋界的感慨，诗中写道：
西江月　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共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林彪在井冈山休息了一天。次日，我们又随他来到七溪岭。这七溪岭位于井冈山西北，海拔大约七、八百米，山高路窄，层峦迭嶂。它是井冈山的门户，也是军事要塞。七溪岭的四周，被大大小小的山岭环抱着，形成了山连着山，岭挽着岭的壮观景色。昔为军事重地，今为风景迷人的游览区。在车不能行的岭下，所有人员都下了汽车。
林彪沿崎岖不平的山路，走了不大一会儿，就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首长，山很陡，是不是不要上了?”一位秘书劝他。
“不!”他摇摇头，十分肯定地说：“一定要上去看看。”
他气喘吁吁地指了指山上说：“红军在这座山上，凭借天险，用麻雀战术，一举打垮了敌人两个师五个团的进攻。这七溪岭也是我出生人死的地方。”
下午回到宾馆，他休息一阵子后，在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陪同下又看望了老赤卫队员。
大队人马在井冈山住了4天，林彪决定翌日下山回京。
在临别的宴会上，程世清对林彪说：“上次主席到井冈山时，去了南昌，这次首长来井冈山，政治意义重大，恳请首长也能光顾。江西的党政军领导，都盼望聆听林副主席的指示”。这是盛情难却，林彪点头应允了。
叶群当面不好替林彪挡驾，回绝程世清的请求。但林彪一行到机场下汽车后，叶群对程世清说：“这飞机太小，坐不了这么多人，您是不是先行一步，我和首长随后就到。”
可是，林彪一行的飞机起飞后，好长时间不见下降趋势，不仅随行人员，就连林彪也蒙在鼓里。原来，这一诡秘行动，只有叶群一人知道。
“宜敬(叶群的字)”，林彪迷惑不解的问叶群：“飞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到南昌?”
叶群卟哧一笑说：“不去了，直接回北京。”
林彪不满地说：“你这不是拿地方官开玩笑吗！”
叶群说：“我这是为你好。你现在去干什么?让你作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谁能说清楚!还是少说为佳……”
如此一来，林彪等人直飞北京，而在南昌机场等侯的人，只有白等了。
我的更多文章：
( 14:25:07)( 19:04:05)( 10:27:50)( 09:16:05)( 10:11:48)( 11:20:11)( 11:55:07)( 11:34:13)( 23:12:06)( 11:04:02)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