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理想的演讲稿哲学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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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2000 年第 1 期“哲学是什么”的当代追问——评孙正聿同志的《哲学通论》丛大川 我面前正摆着一部 491 页的《哲学通论》, 这是孙正聿同志的一部力作。我在《超越哲学知识论立场》(《江海学刊》, 1997〈6〉) 一文中, 谈到国内哲人正在思考哲学如何摆脱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化倾向和知识论立场时, 提到了三位学者的反省体现了这一时代觉悟, 并集中阐述了他们的主要观点, 关于孙正聿同志的观点我如是说:第二位学者是长春的孙正聿, 他在近期发表的《反思前提的哲学理论》、《寻找“意义”: 哲学的生活价值》、《崇高的位置: 徘徊于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论哲学的表征意义》、《在前提批判中寻求崇高》中, 全面反省了传统哲学理论, 并分析了“哲学知识论立场的困境”。何为哲学的知识论立场, 他认为:“哲学的知识论立场, 从根本上讲, 就是把哲学视为具有最高的概括性(最大的普遍性) 和最高的解释性(最大的普适性) 的知识, 并以知识分类的层次性来区分哲学与科学, 从而把哲学归结为全部知识的基础, 这种知识论立场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是根深蒂固的。”到了现代, 科学的迅猛发展和辉煌成就把哲学赶出了知识论这一世袭领地, 那么哲学向何处去?他以逻辑实证主义对传统知识论形...
内容来自淘豆网转载请标明出处.鲁迅及其研究出现的历史原因——关于鲁迅学的哲学追问之二--《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05期
鲁迅及其研究出现的历史原因——关于鲁迅学的哲学追问之二
【摘要】:正做学问有三个境界:一是确定研究方向后,竭泽而渔,锐意穷搜,力求全面、系统掌握第一手资料;二是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理爬梳,按照时间顺序"捋"出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从总体宏观到各个专题都应胸中有数,也就是理出"学术链";三是对理出的"学术链"进行理性反思,不仅摆出学术发展的历史是什么样的,而且要探究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如何兆武先生所言历史学讲的是"历史如此然",也就是历史是
【关键词】:
【分类号】:I210【正文快照】:
做学问有三个境界:一是确定研究方向后,竭泽而渔,锐意穷搜,力求全面、系统掌握第一手资料;二是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理爬梳,按照时间顺序“捋”出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从总体宏观到各个专题都应胸中有数,也就是理出“学术链”;三是对理出的“学术链”进行理性反思,不仅摆出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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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存在”,还是追问“存在者”?
: 自古以来,西方传统哲学就有两个追问方向:一是追问“存在者”,一是追问“存在”。但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西方的传统哲学,模糊“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并把“存在者”当作了“存在”。追问“存在”的哲学思潮,在古代曾经有过可喜的开端,但后来几乎被淹没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史观以及他对西方哲学史所作的梳理,为人们重新认识西方哲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新的思路。
(1)在西方,随着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发表,一种从古希腊到黑格尔为止的哲学史观便形成了。于是,人们按照黑格尔所提供的线索,来认识西方哲学的发展。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等著作中,对西方传统的哲学史观和全部理性主义哲学发起了挑战。这样,人们就不得不通过海德格尔,来重新评价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家,并进而重新认识西方哲学的发展了。
在我国哲学界,占主导的观点认为,整个西方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斗争史。因此,在马克思完成对黑格尔唯心辩证哲学的颠倒之后,现代西方哲学似乎就再也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了西方现当代哲学思潮,也就开始了对这种看法进行反思。
(2)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artin Heidergger18891976)是现代西方、也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不是存在者”——这是海德格尔著名的“存在论区分”。他认为,“存在”(das Sein)与“存在者”(Seienden) 完全不是一回事。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称之为“存在者”;而“存在”却是最普遍的概念,但它又不是“种的普遍性”,而是一种“超越者”,超越于所有的存在者。宇宙本身也只是一种最大的“存在者”,它分有了“存在”,但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存在”。任何可以定义的东西,都只是“存在者”;而“存在”既然不是“存在者”,当然是无法定义的。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海德格尔用“此在”(Dasein)这个术语来称呼之。[1] “认识是在世的一种方式”,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万物,是因为人一向就已经融合于世界万物之中。这就是人与其它存在者的特殊之所在。[2]
海德格尔说:“在西方思想的历史中,尽管人们自始就着眼于存在而思考了存在者,但存在之真理始终还是未曾被思的,它作为可能的经验不仅向思想隐蔽起来了,而且,西方思想本身以形而上学的形态特别地、但却一无所知地掩盖了这一隐瞒事件。”“根据这种历史,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显现中,并没有发生存在本身及其真理”。[3]在他看来,自古以来,西方哲学就有两个追问方向:一是追问“存在者”,一是追问“存在”。但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形成的占主流的西方的传统哲学,就其总体而言,忘记了“存在本身及其真理”,模糊“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并把“存在者”当作了“存在”,并以传统的理性主义的方法孜孜以求之。而追问“存在”的哲学思潮,虽然在古代曾经有过可喜的开端,但后来几乎被淹没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长达二千五百年期间,这种迷误居然得以延绵。因此,新哲学的使命应是:重提“存在”问题,揭示“存在”的真相,以恢复其“超越者”的地位。
追问“存在者”,而得到的是理性主义的智慧,与采 追问“存在本身”而得到的“非理性主义”的智慧。
在研究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相关著作中,周民锋的《走向大智慧:与海德格尔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一书值得重视。该书以海德格尔独特的“面向事情本身”的对话方式,对海德格尔哲学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吸取其若干思路,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来具体地考察一下:如果根据海德格尔的哲学视角,我们所看到的西方哲学思想,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演化图景?
(4)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家面对着自然时,总想寻找出它的唯一本源,结果却把自然化约为众多的“存在者”。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古希腊哲学在它的奠基之初,就走上了迷失“存在”,模糊“存在”与“存在者”差别的形而上学之路了。
传统哲学之所以习惯地把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to apeiron),混同于水、土之类的物质,那是因为忽略了追问“存在”与追问“存在者”的不同。事实上阿那克西曼德在他的一段箴言 中,描绘了万物的产生及其毁灭过程的特性;他强调的是“多样性存在者整体”。此外,赫拉克利特关于“火产生一切,一切复归于火”的说法,也和“把万物的始基说成是某一自然物”的看法不同。因为火是有形与无形、有限与无限、再生与毁灭的统一。赫拉克利特以朴素的辩证法语言,把“存在”描述为“多样性存在者组成的整体”。 因此,海德格尔把他和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一起,视为前苏格拉底时代,以“整体存在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三位伟大的哲学家。
海德格尔认为,所谓“多样性存在者整体”,不是指那种把所有的存在者的共性加以概括的“相同者”(das Gleiche),而是指那种可以涵盖各种不同存在者的“同一者”(das Selbe)。 “同一者”,指的是整体性的存在本身,它包括各种各样的存在者(物质的、精神的,在场的、不在场的,等等),并不具体地指某一种存在者。而“相同者”指的虽然是各种不同的存在者,但每一种存在者又都是相同的。因此,“存在者”对应于 “相同者”,而“存在”则对应于“同一者”。
(5)在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哲学家造就的古希腊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中,
苏格拉底提出了一套以“善”的概念为标志的、追问“存在”的方法,并且他相信通过属于主体的、内心的“善”,就可以达到“存在”的本质。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的“善”的概念,作为最高的“理念”;此外,还有一个由无数代表着实在对象的“理念”所组成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以“形式”与“质料”相统一的世界,消除了“理念论”所描述的“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二元对立。在他的由“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组成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形式因兼具动力因和目的因。至于不包含丝毫质料的“纯形式”,则是最高的“第一推动者”。他们三人虽有师承关系,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所不同。当苏格拉底主张用“善”去通达万物存在之根本时,有着相当的追问“存在”的倾向;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是作为追问“存在者”的主要代表,而载入史册的。
苏格拉底把原本不属于主体的外部世界及其事物化入主体世界之内,使之“主体化”,得到的只能是难以被精确化的认识成果(理想、信念等)。而柏拉图的“理念论”,则是把原本属于主体的理念与思维,置之于客体的位置上再加以研究,使之成为先于、独立于主体的存在者;这种“客体化”得到的却是精确的认识成果(概念、原理等)。“客体化”是理性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柏拉图的理念论所表达的客体化取向,以及从“理念论”走向“范畴论”的方法,为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论”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他所制定的形式逻辑规则,作为理性主义的基本工具,则有力地推动了认识“存在者”的哲学和科学工作;他们
(6)希腊化的哲学是以伦理学和社会理论为基本内容,主要派别是:伊壁鸠鲁主义(最高理想是快乐、幸福,把个人原子化,从整体性退后到个别性,关注的是个别的存在者)和斯多葛主义(强调德性、职责,把大宇宙微缩为人的小宇宙,以整体性统辖个别性,关注的是整体性存在)。
罗马时期最重要的哲学派别是新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曾经追问过的整体性的“存在”。
(7)欧洲中世纪的特点是:通过神学-哲学去追问存在本身。前期的新柏拉图派、奥古斯丁、安瑟尔谟,追问的是整体性的存在。他们把这一整体性归于上帝(神),并从这个视角去俯瞰各类存在者。在奥古斯丁所做的对上帝的证明模式中,上帝虽然存在着,但只是人们的信仰对象,不是作为实体的存在者;而在安瑟尔谟的证明模式中,上帝已经成为实体的存在者了。他们崇尚
中期的托马斯追问的也是整体性的存在,他从具体的存在者出发,运用理智的手段,根据对自然中种种事实的归纳,以目的论来解释由它们组成的各种系列,最终趋向于整体世界之存在,即最高的神(上帝)。显然,奥古斯丁的整体性世界观来源于柏拉图由最高的理念“善”,及其所统率的理念世界模型,相当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同一者”;而托马斯的整体性世界观,则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由“形式”与“质料”无穷系列、趋向“纯形式”的世界模型,实际上受(海德格尔所说的)“相同者”概念的支配。
中世纪后期,在亚里士多德主义占上风的情况下,逐渐转向亚里士多德主义支持的对于“存在者”的关心与追问。这样,
(8)海德格尔说:“从其认识的东西和认识的方式来看,基督教神学乃是形而上学。”[6]因此,对上帝及其存在的种种证明,并不完全是宗教的问题,而是中世纪的哲学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奥古斯丁
亚里士多德的[8]
自古以来,希腊人就把哲学称作一种“爱智”的活动。西方哲学的演化,在人们面前彰显了两种类型的人类智慧。在从“存在”(先验)到“存在者”(经验)的追问的过程中,哲学收获的是认识“存在者”的智慧。这是传统西方哲学和科学中不断形成并已臻完善的、理性主义的智慧。它的最大作用是,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从“存在者”(经验)返回到“存在”(先验)的追问的过程中,哲学应该收获的是认识整体性“存在”的智慧。这是与理性主义智慧有别的、另一种类型的智慧,它是一种能超越一切存在者、却又能映照着存在者整体之演化机制的智慧。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以“同一律”为根据的
(12)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们继承传统哲学而又有根本性的超越。海德格尔认为,新哲学主要特征在于,它是主体性的哲学。“只要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内存在者之存在被规定为意志,并因而被规定为自我意愿,而自我意愿本身是自我认识,那么,存在者,即根据、一般主体,就以自我认识的方式成其本质。存在者自行显现出来,而且是以‘我思’方式向其自身呈现出来。这种自行呈现,即表现(也即表象),就是作为一般主体的存在者之存在。自我认识便成了绝对主体。在自我认识中聚集着一切认识及其可认识的东西。它是认识的聚集,犹如山脉是群山的聚集。……作为主体性的形而上学,现代形而上学是在意志意义上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9]总之,新的形而上学要以主体自身为对象,“在自我认识中聚集着一切认识及其可认识的东西”;它将使用的从“意志”到“自我意愿”、再到“自我认识”的方法。这是一种与传统的理性主义有别的、另一种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非理性主义”的。因此,海德格尔认为,黑格尔只是把传统哲学推到了顶峰,只有到了确立从主体意志出发、把握存在的方法论原则的尼采,才迈上了结束传统形而上学、开辟新哲学的道路。
海德格尔跟随胡塞尔,又超越胡塞尔。他开辟了现象学运动的一个新方向,并开创了存在主义哲学,并且成为它的主要代表。“存在”的无限性,实际上取决于对它的追问的无限性,现当代西方哲学既然以无限的“存在”作为追问的对象,就必须以自身发展的无限性,来示范着它所追问的“存在”的无限性。因此,海德格尔哲学也并不能穷尽哲学的发展。我们相信,未来哲学的发展将会在整合两类智慧的基础上,走向更大的大智慧。
(13)西方现当代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一些哲学家,不仅主张把上述两类智慧加以整合,而且特别关注中国古代哲学,尤其赞赏老庄哲学。处于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在文化、哲学方面实现东西交流、中外贯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更有可能了。 “用海德格尔的哲学看,中国哲学可能更倾向于是一种关于存在的哲学,而不会是关于存在者的哲学;更可能倾向于强调整体性的哲学,而不会是关注局部性的哲学。” [10]西方智慧和东方智慧的整合,必将实现西方哲学的大突破、大超越。这是毫无疑义的。
(14)从以上对西方哲学发展历史的梳理中,有两个问题似乎可以提出加以重新探讨。
1,关于哲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我国在上世纪下半叶所广为宣传的观点,是把哲学作为追求普遍规律的学问,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与总结。根据这种观点,哲学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具体科学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后者是关于某个具体领域中的普遍规律的学问,而前者是关于一切自然、社会、精神领域中的最普遍规律的学问。虽然两者的普遍性的程度有别,而其为“普遍规律的学问”则是相同的。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与追问“存在者”的思路相吻合的。如果从追问“存在”的视角来看,哲学应当是关于人对于世界的态度,或人生境界之学。既不能把哲学等同于具体的实证科学,也不能将哲学仅仅归结为认识论。哲学是真、善、美三者的统一。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了。
2,关于哲学基本问题。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明确的论述,并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但是,这种观点难以复盖西方哲学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全部内容。因此,近年来有些学者有感于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北京大学的张世英教授在他的《哲学导论》等有关著作中,就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说:“思维对存在、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就其充分明确的形式而言,只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问题。”[11] 如果“硬用唯心论与唯物论来套中国传统哲学和希腊哲学以及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一切思想流派,也是显然不合适的。”他说,“哲学的基本问题应是人对世界的关系问题,人对世界的态度问题,是人生在世的‘在世结构’ 问题。” [12]当我们对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作了如上的考察之后,也许人们会感到:张先生的说法是值得重视并应当加以认真思考的。
[1][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版,p9,p62~73
[3][4][6][9]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p219、268, p330~338,p210,p249
[5]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p98~99、127~135
[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p63
[8][10]周民锋:《走向大智慧:与海德格尔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p410p492
[11][12]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p37p37
作者简介: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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