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七号伴飞小卫星的向心力是什么
神舟七号伴飞小卫星的向心力是什么
08-10-08 &匿名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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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飞小卫星的向心力是地球引力，这是所有卫星的向心力来源，而小卫星围绕神舟七号飞行，靠的是轨道控制，控制小卫星飞行，从而达到相对于神舟七号环绕飞行的目的，这是一种相对运动状态，基本原理初中物理就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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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飞小卫星的向心力是地球引力，这是所有卫星的向心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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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心力目录[隐藏]    物理学意义上的向心力    群体凝聚力意义上的向心力    指挥权威    群体领导的的待下态度    群体领导的行为榜样　　[编辑本段]物理学意义上的向心力　　物体做圆周运动时，沿半径指向圆心方向的外力（或外力沿半径指向圆心方向的分力）称为向心力,又称法向力.　　向心力公式：F向=mrω^2　　=mv^2/r　　=4π^2mr/T^2　　　　1．匀速圆周运动是非匀速曲线运动（或称空加速运动）．　　匀速圆周运动的速度方向时刻改变，必定存在加速度．从运动学角度可以证明，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物体的加速度大小为a=v^2/r=ω^2r，方向总是指向圆心，因此匀速圆周运动的加速度，叫向心加速度．向心加速度只改变速度的方向，不改变速度的大小．　　匀速圆周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虽然大小均不变，但它们的方向却时刻变化．因此，匀速圆周运动是变速运动，而且是非匀变速运动．　　2．对向心力的认识．　　（1）向心力是从力的效果来命名的，因为它产生指向圆心的加速度，所以称它为向心力．它不是具有确定性质的某种类型的力．相反，任何性质的力都可以作为向心力．实际上它可是某种性质的一个力，或某个力的分力，还可以是几个不同性质的力沿着半径指向圆心的合外力．　　（2）向心力为何不把物体拉向圆心　　做圆周运动的物体，速度方向时刻要改变，为了改变物体速度的方向 需要一定大小的力，而向心力的大小恰好就等于所需要的力，因而它没有“余力”把物体拉向圆心．　　3．匀速圆周运动和非匀速圆周运动　　圆周运动按照速度大小是否变化可分为匀速圆周运动和非匀速圆周运动两类．　　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物体，速度大小不变，只是方向改变，因此加速度总是指向圆心，其大小不变；合外力亦总是指向圆心，大小不变．　　做非匀速圆周运动的物体，速度方向和大小均变，它除了有指向圆心的加速度外，还有沿切线方向的加速度，所以合加速度不指向圆心，所受合外力也不指向圆心。物体的向心加速度大小a=v^2/r随v值变化，向心力a随F=ma值变化．例如，小球沿竖直平面内的光滑圆轨道运动，如图所示，球从上向下通过A点时的受两个力作用，　　其中重力G方向与Va相同，使小球速度大小发生变化，轨道弹力N与Va垂直，指向圆心，使小球速度方向发生变化，即提供小球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力，合力F与Va成一角度，并不指向圆心.　　4.在匀速圆周运动中，合外力不改变线速度大小，向心力即为物体所受的合外力；在变速圆周运动中，合外力一方面要改变线速度的大小，另一方面要改变线速度的方向，所以向心力不一定等于物体所受的合外力，并且由于变速圆周运动线速度大小不恒定，所以变速圆周运动中向心力大小不恒定.[编辑本段]群体凝聚力意义上的向心力　　[自由引导人民前进]自由引导人民前进凝聚力按群体成员实施团结协作的对象不同，可分为合聚力和向心力。合聚力是指群体成员之间以及群体各单位相互之间团结协作的程度，而向心力是指群体成员以群体领导为中心而实施团结协作的程度。简单地说，向心力也就是指群体成员对其领导的服从程度。　　群体领导的向心力来源于群体领导的指挥权威和待下态度相结合的对立统一体。群体领导的向心力产生是群体领导的个性心理特征中的指挥权威和待下态度，在群体领导的意志过程中的“行为榜样”的带动作用下在群体成员中形成的一种士气状态。以公式表示即：　　指挥权威×待下态度==行为榜样=》 向心力。[编辑本段]指挥权威　　指挥权威是指群体领导在指挥能力与指挥声望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指挥赏罚权力而使群体成员信服的程度。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总是会促使人们去做能受到奖赏的事，避免去做会受到处罚的事，赏罚权力是一个群体领导之所以为群体领导的最主要的标志，而且也是群体成员向心力之所以被激发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高度的指挥权威是群体领导将其指挥权与赏罚权适当结合运用而获得的。而群体领导的指挥权威的保持或获得可按照以下六个步骤获得：　　第一步：根据群体领导的指挥能力来赋予其相应的指挥权力　　《孙膑兵法o奇正》中说：“赏未行，罚未用，而民听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赏高罚下，而民不听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使民虽不行，进死而不旋踵，孟贲（勇士）之所难也，而责之民，是使水逆流也”。所以说，如果群体领导的指挥能力低下，则就可能给群体造成无谓的牺牲和损失，而这种可能性又会使群体成员难以积极主动地实施群体领导所下达的命令。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宋襄公为称霸诸侯，带领宋军与楚军决战于泓水岸边。楚军渡水过河，准备到对岸列阵进攻宋军。宋襄公的将领请求乘楚军半渡时击之，而宋襄公竟然认为这是不仁不义的行动，不予采纳。宋军将士眼见楚军从容渡河，并摆好阵势，都惊疑莫名，因而被楚军一举击溃，死伤惨重。楚宋泓水之战是低劣的指挥能力与专制的指挥权威相结合而导致失败的典型战例。　　群体领导的指挥能力与指挥权威应该统一，而这种统一的途径有三种：一是群体领导凭借其能力获得在群体中绝对的指挥权力；二是群体领导的指挥权由上级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三是群体领导的指挥由其下属进行一定程度的参与，即实行军事民主。　　1、群体领导凭借其能力获得在群体中绝对的指挥权力　　当群体领导的指挥能力足以承担一定的职责时，则就有必要赋予其绝对的权力以尽量地加强群体成员的向心力。正如汉高祖刘邦用韩信为帅时，要建拜帅台，行拜将礼以表示推崇，才使得樊哙等汉军大将对韩信俯首听令。另外，如汉将周亚夫奉命在细柳扎营时，教导士兵在军中“只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在汉文帝入军营时周亚夫也要坚持对皇帝行军纪、施军礼，而不是施以君臣大礼。正是周亚夫有了这些看似好象大逆不道的行为，才使得周亚夫所率队伍严整，而在以后平定吴王之乱时，也能够依照敌我情势的变化而对部队指挥如意。　　这正如《孙子兵法.谋攻》中所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2、群体领导的指挥权由上级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　　一般说来，群体领导的职责和权力应该是互相统一的，上级对下级指挥的妄加干涉，往往也很难有好的效果。但是，当某群体领导上级的指挥声望高于其时，则也就就很难使其部下违拗更上一级的指令而相信与服从他的命令。比如三国时期诸葛亮率蜀军第一次出祁山的街亭之役中，马谡违反诸葛亮的命令而自作主张，就引起了马谡的副将王平的强烈反对。当然，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将帅，先前是没有机会充分显露才能才不能信服于其部下的。即使象《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本人，也是在博望坡火烧曹军以后，才使得关羽、张飞对其改正了桀骜不驯的态度而彻底拜服的。　　3、群体领导的指挥由其下属进行一定程度的参与　　群体领导在没有众所钦佩的指挥能力特别是还没有众所承认的指挥声望时，也就不能够排除在这些情况下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性。当然，发扬民主的作用还远远不至于此，在任何条件允许的状况下实行集思广益都不能不说是一个正确有效的措施。　　第二步：群体领导从部下手中获取尽量大的赏罚权力　　任何群体都不应是乌合之众，而应在一定的群体行动中接受并执行同一命令，而不管这一命令是由上级下达的，还是由群体领导自己决定的，甚至是由民主评议产生的。在命令产生后，作为发布这一命令的群体领导，必须具有监督这一命令执行的赏罚权力，才能保障群体成员具有统一协调的行动。　　保证群体领导利用赏罚权力监督命令贯彻执行的基础，在于群体成员必须尊重群体领导所拥有的这一权力，而这种“尊重”则又表现在群体成员在群体活动中对其领导本人的尊重上。这正如明抗倭名将戚继光所说：“名正，分定；分定，则上下相安，臂指相使，莫敢有违”。　　但是，群体领导虽可因上级的委派而受职，但你有这个职位，并不一定就等于群体成员从内心就承认你有相应的权力。所以，要使群体成员真正地服从命令，有时这种与职位相应的权力非得由群体领导自己去争取不可。例如苏联小说《铁流》中描述的哥萨克红军队伍原是一个组织纪律散漫的乌合之众，根本不可能通过迅速的行军摆脱白军的围追堵截，从而完成与红军主力会合的任务。而对这种状况，首领郭如鹤为挽救这支红军队伍，便以辞职为要挟，强迫其属下的各分队军官在“稍有不执行命令者——枪决”的纸条上签了字。接着，郭如鹤便命令其队伍迅速而连续地行军，很多部队官兵虽然因此而疲劳不堪、饥渴交加而满腹怨气，但却再也不敢破坏部队的纪律而单独行动了。最终，这支红军队伍终于走出了险境，并最终培养出了连当时正规红军都不能比的惊人的组织纪律性。　　第三步：制订对群体成员行为进行赏罚的范围　　群体领导实施赏罚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群体成员按要求和命令去完成群体活动与任务，若赏罚脱离这一目标任务则难免使群体成员离开群体行为轨道。做为群体领导在正确配配置自己的指挥决策权的基础上，对群体成员在群体行动中的行为进行赏罚的范围应该是：奖赏一切对一定群体行动有利的行为；惩罚一切对一定群体行动有害的行为。但就深一层次来说，赏罚的范围在为群体行动服务的基础上，还应该是有所标准与限制的，这个标准与限制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对群体成员的行为实施赏罚的范围，不应该损害群体成员参与群体行动的根本目标与背景利益。比如说国家的军队当然都是来自于民众，象曹操的军队在初期所实施的杀掳掠抢的政策虽然是有利于曹军当时的军事行动，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政策使曹操在前期丧失了很多民心甚至军心影响了其政治统治，所以才有了曹操在后期改弦更张，以及在征伐张绣时割发代首的故事。另一方面，象刘备新野败退时帮助疏散与掩护民众几乎给其带来覆灭的危险，但也正是由于刘备这种与当时各路军阀迥然不同的精神和行为使其获得了东汉末年的民心，这也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敢于肯定刘备能因“人和”而三分天下的道理所在。　　第二方面是赏罚毋强人之所不能，也就是说，赏罚的范围应在群体成员精力能力等潜在能量所能接受的范围内。这正如某位古人所说：“令于人所不能为，则其令废；使于所不能为，则其事败”。所以说，群体领导不可对其部下要求太甚，过多依赖命令方式，这样才能使群体成员解除精神上的负担而轻装行动。比如在二次大战中的苏军敖德萨保卫战中，斯大林出于对敖德萨守军艰难苦战的体谅精神，发报请求全体敖德萨守军再坚持十几天，从而使敖德萨守军官兵非常感动，从而按时完成了保卫敖德萨的任务。如果当时斯大林不是以请求的方式，而是以命令的方式，那么敖德萨守军面临敌人强大的进攻，再加上精神上的压力，敖德萨也许会势在不守。　　第三方面是对群体成员行为实施赏罚的范围，应考虑群体成员所处的社会道德舆论的环境。这正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韩非所说：“赏者有诽焉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所以必须“赏誉同轨，非诛俱行”，使“有重罚者必有恶名”，否则这种赏罚只会遭到人们从内心上甚至从行动上的反抗，从而造成严重的上下对立。例如在美国对北越的战争中，美国国内的反战舆论强烈影响了参战美军官兵的思想，从而在参战美军中造成了官兵关系严重紧张的局面。据统计，在越战美军中被士兵打死的军官就有一千零三十一人，占越战中美军死亡军官的18%。　　第四步：制订赏罚的方式方法　　群体领导在明确了赏罚的范围后，接着就应该按照赏罚的基本原则而适时地制订相应的方式方法。　　赏罚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是从质方面讲赏要为众人所需，罚要为众人所惧；二是从量方面讲赏应不要使群体成员产生志得意满，而罚则应大于群体成员在违纪行为中获得的利益。　　赏厚罚重的制度是赏为众人所需，罚为众人所惧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如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与项羽争战时，刘邦每得一城池，都作为赏赐而奖给有功的将领，从而使刘邦得以感召无数英雄豪杰为其出生入死。再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每打开州县，都将缴获的贵重珍宝一律赏给有功之人，从而使曹操的部众能始终对其忠心不贰。　　重赏政策虽然能极大地加强群体成员的向心力，但有时候对群体成员重赏的过份了，就反而会使他们志骄意满，不图进取。所以在重赏的同时，有时还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保持群体成员的求赏欲望。例如清末为了鼓励清军士兵卖命，镇压太平军的清军待遇和奖赏是特别高的，清帅曾国藩怕其士兵会因顾惜财物而不努力打仗，所以采取了暗地里鼓励清军将士进行赌博的办法，从而激发出了清兵们对求财求赏的无限欲望。　　赏是诱导群体成员产生有利于群体行动的心理愿望，而罚则是压抑群体成员不利于群体行动的心理愿望。隋朝大将军杨素就是一个在治军中奉行重罚政策的将领，其在治军中，不仅有功必赏，而且待下极严。在军中，凡有违反军令者，杨素立时处决，从不宽恕。每次出征前，杨素总是要寻找犯有过错的十几名或百余名士兵在阵前处决，就算是在他面前洒满了士兵的鲜血，他往往也能谈笑自如。在他指挥作战时，先命令三百人向敌冲击，夺取胜利重赏，如果失败而归则无论多少全部处决，然后再派出二、三百人前去冲击，处理方法如旧，直到胜利为止。所以杨素的将士一听到他命令，往往就两腿颤抖，冲锋时宁死也不敢后退。　　重罚政策是群体领导用来维持和提高自己的指挥权威，维持群体向心力的常用手段。就如古罗马军队中的“什一法”就是把临阵脱逃的士兵抓来示众，十人一组，每组抽签处死一人。凡抽到签该处死的人，当着广大士兵的面活活砸死。就是利用这一方法，使罗马执政官拉克苏整顿了与斯巴达克起义军作战的部队，从而最终获得了胜利。　　重罚政策虽然往往非常有效，但难免了有其负的方面。例如清末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也奉行重罚政策，这种政策在镇压敌对分子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太平天国对革命群众内部的某些行为，如吃黄烟、饮酒、赌博、打架等，也采取斩首的极刑，从而造成如石达开出走等极严重的后果。所以说，重罚政策不宜做为一种长期的处罚政策，只应做为一种应急手段且不能滥用，重赏政策亦是如此。　　第五步：完善群体领导本身的赏罚素质　　赏罚的实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群体领导本身必须具有明辨是非，明察秋毫的能力；二是赏罚政策必须稳定统一，不能政出多门，朝令夕改。　　赏罚的实施虽然需要群体领导具有善辨是非、明察秋毫的能力，但在实际的群体行动和群体生活中依然有很多情况是圣贤也很难辨别的清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需要采取疑罪不罚、疑功行赏的政策。这正如东汉法学家贾谊所说：“疑罪不诛，故不肖得改；疑功行赏，故愚民可劝。疑罪从去，仁也；疑功行赏，信也。仁信并行，赏罚分明，则民风自化”。　　赏罚实施应具备的第二个条件是赏罚政策的稳定统一，所谓赏罚政策的稳定统一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赏罚政策应该为众人所知。春秋战国时期的孙武在吴宫练兵时对宫女们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所以俗话说：“不知者不罪”，若未公布并使群体成员熟悉命令纪律就要实施赏罚，则也就很难使群体人员心服。　　其次，赏罚政策中各项条规应该完整分明，不能互相矛盾，更不能朝令夕改。所谓“军令如山”、 “君无戏言”，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体成员严肃认真地服从群体领导的命令。这正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韩非所说：“号令已出而又易之，刑法已定而又移之，则爵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法莫若一而固”。　　第六步：赏罚政策的实施　　赏罚政策在各项实施条件得以确定完善后，则就应该以诚实守信、公正平等的原则来给予执行与实施。　　第一、赏罚应建立和保持诚信。　　俗话说：“军中无戏言，令下如山倒”，为了使群体成员通过相信领导的赏罚而从内心服从其命令，群体领导则应先做到取信于民。例如春秋战国时期，魏将吴起考虑到边境地区农田耕作的安全，准备用民众的力量攻下秦国的一座军事亭障。吴起首先派人把一辆战车上的车辕竖在城门外，并公布号令说：谁将车辕从北门搬到南门外，则赐给最好的田地与住房。开始人们都因很怀疑而胆怯，最后终于有一个人鼓起勇气做到了这件很容易做的事情，吴起也果然实施了诺言。过一段后，吴起又故技重施让百姓将车辕从西门搬到东门外，这一次围观百姓无不争着去搬，也得到了相应的赏赐。吴起见民众已相信他的话，已知民心可用，于是便宣布说：“明天我准备把边境上那座秦国亭障攻下来，有谁捷足先登的，就任命他做大官，并可以得到最好的田地与房子”。号令一出，第二天很多民众都争先恐后地攻击秦国亭障，只是在一个早上就把亭障攻克了。　　第二、赏罚应保持公正平等。　　赏罚的公正平等首先是指群体内部间的公正平等。例如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在第一次出祁山失败后，不仅挥泪斩了马谡，重赏了有功的王平，而且还引咎自责，上疏刘禅自贬三等。这种“开诚心、布公道”的精神大大感动了蜀国军民，正如曾受诸葛亮严刑的蜀国官员张裔在诸葛亮死后对其评价说：“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也”。　　赏罚的公正平等其次又是指群体与群体间的公正平等。例如西汉开国初，有一次汉高祖刘邦问各文武大臣：“朕何以得天下？项羽何以失天下？”汉大将王陵就曾回答说：“陛下平时待人，未免侮慢，不及项羽的宽仁。但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时，每得一城，即做为封赏，能与天下其利，所以人人效命，得有天下。项羽妒贤忌能，多疑好猜，战胜不赏功，得地不分利，人心懈体，乃失天下”。可见，群体领导要建立强于对方的向心力，则就要在奖赏方面重于对方，在处罚方面轻于对方，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笼络人心。　　赏罚的公正平等再次又是指赏罚分明。例如北魏曾由一段时期，是由魏王元宏的母亲冯太后专政。冯太后在宫内私通宠臣，为了防止朝廷内外议论，杀了许多对她谤言丑语的人。但冯太后对朝廷的功臣勋将，总能保持很好的礼遇，并结以厚恩。对朝廷的文武之臣，她也能功必赏、过必罚。即使她的宠臣有了过错，她也不肯有一点的宽恕，动辄加以鞭刑，多则百余下，少则数十下，只不过冯太后此人赏罚分明，往往昨日受刑，明日升官，从不算老帐。所以当时人们对她的惩罚也没有什么怨言，反而都因此愿意为朝廷拚死卖力地办事。　　总而言之，群体领导高度的指挥权威也就是群体领导能够按以上六个步骤要求，正确实施指挥与赏罚权力的结果。[编辑本段]群体领导的的待下态度　　群体领导真诚的待下态度包括对群体成员真诚的宽厚仁慈态度、真诚的严明守信的精神等道德精神力量。群体成员对群体领导的向心力不仅是指挥权威的结果，更是道德精神力量感召的结果。所谓激发群体向心力的群体领导的道德精神力量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群体领导应对其成员具有宽厚仁慈的态度。　　正如《孙子兵法.地形》中所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壑；视卒如爱子，故可以下之俱死”。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将领吴起，就是一个将部下当做自己亲人一样对待的人，有许多士兵在伤口恶化时，他身为统帅甚至能不顾肮脏地为他们吮吸在伤口里的积脓，以减轻伤兵的痛苦。正是吴起这种真诚的待兵态度，激发了部下听其命令拚死作战的精神。　　群体领导对群体成员的宽厚仁慈不仅表现在仁慈上，同时也表现在对他们错误的宽容上，隋朝时在李渊属下的李靖去向隋都城长安报知唐军反叛消息，半途被唐军逮捕，李世民爱其才能而在刀斧下将其救出，从此后李靖为唐朝屡立奇功，使当初愤而要杀其的唐高祖李渊都感叹这是“使功不如使过”的效果。　　就一个人来讲，高尚的道德精神力量确实是巨大的，象我国近代的伟人孙中山被世界公认为革命意志纯正坚定、且道德高尚的人。孙中山首开第一次国共合作，当年国共之所以能合作到一起很大成份上主要是其革命精神感召的结果。而在孙中山去逝后国共就逐渐趋于分裂，中国也由此陷入内战，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遗憾！　　群体领导对群体成员宽厚仁慈的态度，不仅仅只应表现在对待群体成员上，还应该是一个待人的态度，否则也就不能不引起起部下的猜忌。例如公元1196年，铁木真的蒙古部落，被札答兰部落首领札木合联合十三个部落的人马击败。札木合在胜利后显得十分凶残，他设置了七十个煮着沸水的大锅，将落入他手中的蒙古部落的贵族和儿童统统扔进了锅里。札木合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其内外许多氏族部落的悲愤和不满，反而纷纷去投靠铁木真。结果，铁木真这次失败不但没有摧毁其主力，反倒进一步增强了他的部众。　　其次，群体领导还应对群体成员具有严明守信的品格。　　例如公元231年，魏明帝派司马懿率军二十余万袭击蜀国要地剑阁，被蜀军侦探及时发现。当时蜀军正在换防，于是就有人建议蜀丞相诸葛亮留下即将回家的蜀军，集结更多兵力对付敌人。但诸葛亮非常体谅蜀军官兵急盼回家愿望，以及蜀军家人已在倚门望归的心情，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让整装待发的将士赶紧回家与家人团圆。将要回去的将士听说后，对诸葛亮无不从内心感激涕零，反而纷纷要求留下来打好这走前的最后一仗。战斗开始后，蜀军将士们无不奋勇争先，以一当十，最终杀死了魏大将张郃，成功击退了司马懿的进攻。所以说：“抚士贵诚”，正是由于诸葛亮坚持了以诚信待人，才使得准备回家的蜀军官兵具有了从大局着想的主动性。　　群体领导待下态度应是真诚的，若群体领导对其部下采取的是一种欺瞒愚弄的不真诚态度，那怕有一次则都是非常危险的。例如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传位于其太孙朱允炆。燕王朱棣欲篡皇位，便以清君侧为名自北平起兵，一路夺城略地，进占居庸关。怀来宋军都督宋忠闻居庸关失守，率军从怀来前去争夺，出发前欺骗家在北平的军中士卒说：“你们在北平家属，统统被燕王下令杀死了，要报仇的快跟我前去杀退燕军”。军士们听了此言，当然都悲愤填膺，家在北平的军士更是争先恐后地向居庸关杀去。到了关前，家在北平的士卒遥见燕军前队有许多士卒都是亲戚，便向前追询家中情况，燕军士卒都答称家内平安。这一下，把怀来宋军士卒都惹恼了，共同倒戈，宋忠不防前军突然哗变，燕军又乘势随后杀来，顿时宋忠全军溃败。宋忠退入怀来城后，还没来得及布置防御就被叛军攻入城中，宋忠自己也被燕军追捕杀死。城破后宋忠所属将校先后被捕了一百余人，这些将校或自刎、或被杀，无一投降。在这一例子中，宋忠所属将校既能为其殉命，可见宋忠平时对待属下一定也是有情有义的，但只是他由于他一时使用愚弄手段，才导致了家在北平的军士们对其反戈相向，由此可知待下真诚的重要性。　　总之，群体领导的待下态度应是真诚守信，宽厚仁慈的。群体领导正确的待下态度和其指挥权威的相对统一，是群体成员向心力产生的基础，两者缺一不可。[编辑本段]群体领导的行为榜样　　领导的行为榜样是触发群体向心力形成的意志过程。就群体领导是否真正做到待下真诚来讲，不在于其平常言行所表现出来的宽仁厚道，而在于其关键时刻是否能做出行为榜样。我们不可想象，有所谓待人真诚的群体领导只顾个人享受，而置群体成员于艰难困苦之中；同样也不可想象，有所谓待人真诚的群体领导畏敌如虎，却逼使自己的部下去送死。所以，任何做不出行为榜样的群体领导，其平素所谓待人真诚的态度也必然是虚假的。　　一、待下态度和指挥权威的平衡　　群体领导的指挥权威和良好的待下态度是一个对立统一体，两者缺一都不会产生向心力。正如《孙子兵法》行军中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这也就是说，不能将群体成员当做服从命令的机器人使用，而要当做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恩威并济，这样才可能会有向心力的产生。　　就群体领导的待下态度和指挥权威的关系来讲，群体领导对群体成员实施处罚的真诚目的，应在于使群体成员知错能改。只要犯错误的群体成员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则应尽量给其立功补过的机会。例如某部队有一位战士因打架而受到处分，正当他感到灰心的时候，指导员让他带领新同志担负维护纪律的执勤任务。他很感激领导在其犯了错误后还这样信任他，于是他尽心尽力，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受到了上级的表扬。所以说，群体成员良好的行为表现往往系之于群体领导对其行为的良好期待上。　　群体领导若有了真诚良好的待下态度，即使罚也能激励群体成员的向心力；但群体领导若没有真诚良好的待下态度，即使赏也不能感召群体成员听从其命令。例如西晋晋怀帝年间，羯族人吸桑、石勒率族反叛，长驱进击邺城。封邑邺城的新蔡王司马腾性格吝啬，平素对部下显得很小气，就是应有的待遇，他也要尽量从中克扣，所以他的部下士卒对他早有怨言。这次石勒带兵来攻邺城，司马腾不得已才犒赏军士，但实际上每人不过才给米数升，帛数尺，所以将士们都很不满意，也不愿出力守城，犒赏后反倒一哄而散。司马腾不得已带上财物出奔，但最后还是被羯族人追上杀死并夺走了财物。在此例中，司马腾之之所以不能以犒赏挽留军心，就在于司马腾平日就不能善待军士，直到临急也不能对军士真诚相待的缘故。　　与上相反，群体领导如果只具有了仁慈宽厚的待下态度，但没能建立指挥权威，则同样也不能使其部下听从命令。例如公元316年，西晋末年，由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国进攻西晋的关中，晋愍帝令鞠允为大都督率军抵御。鞠允是西晋大将，也曾在形势较有利的情况下数败刘渊汉军，但其治军仁厚有余，威严不足，导致其将士军纪涣散。公元316年时敌对国刘渊的汉军威势已是非同寻常，到处陷城夺地，鞠允军队将士行军到半途竟然就闻风溃散了。鞠允无奈，便向安定太守焦嵩求援。焦嵩的安定太守是鞠允举荐的，但焦嵩没有因此感恩图报，反倒轻蔑地却还了鞠允的来使，东晋其它各州郡也都坐视不救。由此，刘渊的汉军便得以长驱直入西晋都城洛阳，从而结束了历史上的西晋王朝，鞠允也因此而羞愤自杀。　　总之，高度的指挥权威与良好的待下态度对群体向心力来说是互为基础的，无论偏重任何一方都是有利有弊的。指挥权威和待下态度两者虽然很难兼顾但还是有一定的规律道理可循的，一方面就巩固指挥权威来讲，部队领导在对部下实施法纪规范前要以善待部下为基础，而实施法纪规范后又应寻机给予其“立功赎过”的信任和机会；另一方面从建立良好的待下态度来讲，团队领导对其部下的宽厚慈爱，还是要建立在赏罚分明、严格按纪律法规来治理团队的基础上，这也就是说：即使是宽厚仁爱也只能是对纪律法规以外行为的宽厚仁受而不能是对纪律法规以内行为的宽厚仁爱，否则难免也就成为了古人所说的“妇人之仁”。　　二、群体领导在纪律规范面前的行为模范　　法纪规范制定出来以后，领导干部的言行就是示范和表率，若领导头脑中缺乏法纪法规意识，自己执行制度就不力，下面的员工就会效仿，群体就会失去约束。正如《论语o子路》中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作为一个群体领导，应该为群体成员率先垂范，自觉接受监督。例如三国时期，曹操发兵征伐宛城张绣的路上规定：“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于是骑马的士卒都下马，仔细地扶麦而过。可也凑巧一只斑鸠正好从曹操马前掠过，曹操的马却因受惊而践踏了麦田。他很严肃地让执法的官员为自己定罪。执法官对照《春秋》上的道理，认为不能处罚担任尊贵职务的人。曹操认为：自己制定法令，自己却违反，怎么取信于军？即使我是全军统帅，也应受到一定处罚。他拿起剑割发，传示三军：“丞相踏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全军将士得知此事，十分佩服曹操严于律己的精神，更是自觉地遵守纪律。所以说，好的作风是一级一级带出来的，这也正是曹操之所以能以两万之众抗击袁绍十万兵将的原因，而荀彧在劝曹操抗袁绍中也就说道“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 。　　三、群体领导与成员间的同甘共苦　　正如俗话所说：“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群体领导的行为是最好的命令，其有好的行为能够促使其部下向其学习，而其有坏的品质和榜样，也就挡不住其部下不愿恪守其职责。例如1904年，在我国旅顺口一带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军队的将军们特别腐败。前方正在打仗，而俄军的将军们却乘机和资本家、官吏相勾结，在战争中大发横财。军队内不仅盗窃之风横行，而且军队内的供给和运输也被腐败之风所侵蚀破坏，正当前线缺乏炮弹的时候，而军队所领导的却是一车厢一车厢的神像；军队的专车不是用来运送伤兵，而是用来运输沙皇的将军们所掳来的财物。俄军士兵在军队内腐败状况影响下，都不愿再为沙皇的殖民主义卖命。在俄军士气低落的状况下，日军得以攻克旅顺口要塞，且在沈阳附近将俄军击溃，接着在对马海峡又击败了俄国海军主力。所以说，如果群体领导对一定的群体行动采取不严肃甚至玩世不恭的态度，那么也就很难想象其部下能严肃认真地按其命令完成群体行动任务。　　群体行动越是艰难困苦，也就越需要群体领导，以平等待人的态度来坚持与群体成员的同甘共苦。例如西汉汉景帝时，景帝拜窦婴为大将军，且赐金千金。窦婴拜命而出，先在都城中暂设军辕，即将皇上所赐千金，陈诸廊下。一面招集将士，分委军务，应需费用，令就廊下自取。不到数日，千金已尽，无一入私，因此部下感激，俱乐为其用。再比如，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吴起为魏国守西河二十七年，“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骑不换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同劳苦”，因此，士卒都能遵其命令而殊死作战。吴起所率魏军先后“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即胜负未分）。辟土四面，拓地千里”。所以说：人不患苦而患不均，只要群体领导能与群体成员能真诚做到同苦乐，那么不管群体行动中多么艰苦，其下属也会紧紧团结在长官周围。　　四、群体领导不畏难险的示范精神　　群体领导在任何艰难困苦下的行动都应该是坚强有力的，他不仅必须有非凡的忍耐力，而且还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和超人的勇气。这样，才能使其部下在艰难危险中能始终保持镇静并受到鼓舞。　　比如明朝末年，明兵备副使袁崇焕率部守卫宁远这一孤城。当听说后金大军即将杀到宁远时，城中军民惶恐万分。袁崇焕面对这种状况，没有责怪和制裁畏敌的部属，而是出人意料地派人将后方的母亲与妻儿接进宁远城。在这危难关头，主将家眷入城随军的消息象无声的命令，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城中将士乃至百姓纷纷向袁崇焕表示誓与城池其存亡。在宁远军民同仇敌忾的抗击下，金兵损失惨重，金国皇帝努儿哈赤也被守城大炮击伤，明军则取得了对后金作战的第一次胜利。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群体领导，要使一支必然是体质、技能、胆量等都强弱不同的群体成员做到齐心一致。就需要在任何情况下自己首先能保持镇静和理智，而不能把具有反作用的恐惧、怠惰等情绪传染给群体，这样才能统一号令，成为群体成员在群体行动中的 “耳目”与中心。袁崇焕就是以自己坚定无畏的精神，增强了军民对他的信赖，进而才极大地稳固提高了部队官兵的战斗士气。　　总之，一个群体领导若要求群体成员主动地吃苦耐劳，你首先自己就要做到上下平等；若要求群体成员主动勇敢地参与群体行动，甚至不怕牺牲，那你首先自己就要做到无所畏惧而身先士卒。这也就是群体领导的行为榜样对群体成员的向心力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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