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3.6亿大奖惹疑 何必硬要公开得主身份
中新网10月15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5日刊文说，河南一彩民近期彩票中大奖近3.6亿元。这受到广泛质疑，许多人包括一些媒体甚至要求公开中奖彩民身份，以接受公众监督。不过，个人隐私仍得尊重。与其公开身份，不如成立一个独立、有权威性的第三方审查机构，确定开彩当中没有作弊的行为，然后将调查报告公开，作为当前的紧急回应。长期而言，整个彩票业的监管需要加强，维护彩票公信度非常重要。
文章摘编如下：
河南一彩民近期投88注彩票中大奖近3.6亿元(人民币，下同)，创下中国彩票史上的巨奖新纪录。不过，这个看了让人满足发财梦的新闻，受到了广泛质疑，许多人包括一些媒体，甚至要求公开中奖彩民身份，以接受公众监督。
网上一篇时评说，一次中彩就中了3.6亿元，已让人瞠目结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名彩民分别对两注相同的号码进行了44倍的投注：“他怎么就看得这么准？如果事先不知道号码，谁会这样下注？这样的‘奇迹’，真的是自然发生的吗？”
中国彩票业近年来爆出过很多丑闻，包括：2001年12月到2002年11月，深圳“彩世塔”公司利用承销彩票之机，先后在17个城市作弊20起；2004年，西安闹出“宝马彩票风波”；2009年，深圳有人用“木马软件”制造出3305万元福彩大奖……有这么多先例，这回的“奇迹”不免叫人生疑。
一名网民就发帖感叹：“福彩很假，彩民很傻，明白人很伤心，糊涂人很专心。”很多网民也要求公开中奖彩民身份。他们认为，既然彩票奖金直接来自广大购买彩票的社会公众，公众自然有权知道大奖究竟归属于哪位幸运儿。
他们指出，公众不但对彩票中奖情况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彩票是政府发行，因此政府在发行过程中形成的信息都是应该公开的——这既是“透明政府”建设的要求，也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还有人援引国外的例子，指出在欧美国家，经常会在大众传媒上看到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大彩得主咧着嘴的笑脸。
当然，其中也有反对的声音，他们指出，中奖彩民有隐私权和人权，公开其身份也可能影响人身安全。
巨奖的诞生，在短期内或许会刺激彩票的销售，但成倍下注、成倍获奖的微小概率不时变成现实，一起起“奇迹”的上演，也逐渐引起人们对彩票公信力的质疑。
不过，个人隐私仍得尊重，河南中奖彩民的身份因此还是不宜公开。中奖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谁能说得准，他的88注是否真的是财神的眷顾？若公开身份后，最终又发现他是清白的，对他其实很不公平。
尽管很多欧美大彩得主曾接受媒体访问，但他们都是自愿的，在西方社会里，中奖后分享喜悦是平常事；反观中国人，甚至新加坡人，就较倾向低调。美国在1974年也制定了的《隐私权法》对行政机关保存和使用个人纪录，有着严苛的限制与要求。
与其公开河南中奖彩民的身份，不如成立一个独立、有权威性的第三方审查机构，确定开彩当中没有作弊的行为，然后将调查报告公开，作为当前的紧急回应。
长期而言，问题其实不出在中奖彩民，而是整个彩票业的监管。中国彩票业可以像很多海外博彩公司一样，账目必须定时接受独立会计公司的审查，并把各个项目的收入、支出、中奖率等公开，让所有彩民都清楚知道钱都往哪里去了；负责彩票业的官员和负责人的收入和财产也应该公示，从而减少贪污的可能性。
彩票在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截至日，全中国累计销售福利彩票已达2423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809亿元；福利彩票诞生22年来，直接受益人达1000余万。因此，维护彩票公信度非常重要，不能再拖延。(杨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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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制度创新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有效的做法，便是中央政府再一次进行企业体制创新，再一次鼓励和支持非国有部门的发展，通过非国有部门新利益的培养，重回经济结构的平衡。
　　郑永年：地方政府、企业和的制度创新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制度创新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在今天各方面的改革都遇到极大阻力的情况下，如何赋权这三大主体继续承担体制创新的责任呢？这里先讨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作用。
　　地方政府指的是省政府以下的所有地方政府，包括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县级市和乡镇政府。这些层级政府的体制创新能力很不一样。经验地看，省和县这两级最为重要，最具有动力。近年来，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省都在做体制创新的实践，在各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例如，广东包括经济上的产业升级、以分权社会为主线的社会管理的全方位体制创新。江苏的党内民主实践。浙江的省管县制度。其中，县一级的改革最为现实，广东的顺德、南海、珠海等地方的改革充满着无限的动力。即使是政治上具有很大争议的重庆，其城市化也可以视为是一种体制创新。
　　地方创新具有很大的动力机制。有两个因素推动着地方政府去创新。首先是政治上的动机，即升级考核。现在地方官员之间充满着竞争，要有竞争力，他们必须有所作为。第二，地方的一线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要直接面对社会经济问题。它们不能像中间层政府例如地区级政府，可以不用直接面对问题或者可以回避问题。在老制度和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一线政府官员必须寻找新制度和新方法。
　　但是，如果与1980年代作比较，今天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在下降，并且下降得很快。主要原因在于现在的顶层能力的下降，也就是顶层防止和减少中央官僚机构，对地方制度创新进行阻碍甚至否定的能力。1980年代，地方充满创新动力，这和当时中央顶层强人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是以邓小平为中心的改革者，一方面大力提倡和鼓励地方创新，通过分权给予地方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另一方面也有能力给于地方创新有效的政治保护。对地方创新，当时中央高层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但每次争论之后，地方创新总是受到肯定。
　　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顶层对地方创新鼓励不足，支持不足，更不能保护地方创新。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中央地方关系上，总体的趋势是越来越集权。集权不是顶层的集权，而是中央官僚机构的集权。中央官僚集权制度，对地方创新很不利。实际上，地方上越来越多的创新，往往被中央官僚机构（而非顶层）所否决。现在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互相&否决&的局面。地方上的创新经常被中央官僚机构名正言顺地否决，而中央官僚结构的一些政策，地方政府也想方设法地不执行，实际上也是&否决&。
　　现在的中央政策多出自中央官僚机构，但很多这样的政策，实际上不符合地方实际情况。地方政府的抵制并不难理解。地方创新不行，但也不想执行不符合地方需要的政策，那地方官员在做什么？很多地方官员都在疲于奔命，做一些中央硬性规定必须做到的事情，例如维稳、防止老百姓上访等等。尽管地方官员做得很辛苦，但实际上的情况则是越来越糟糕。如果让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情况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现在地方政府官员面临两大矛盾。其一是和社会的矛盾，他们必须执行上级的政策，得罪社会；其二，政策很难执行下去，他们又要得罪上级。
责任编辑：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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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制度创新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有效的做法，便是中央政府再一次进行企业体制创新，再一次鼓励和支持非国有部门的发展，通过非国有部门新利益的培养，重回经济结构的平衡。
　　地方政府被&妖魔化&
　　在很大程度上，一线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被&妖魔化&的。在老百姓眼中，中央政府是好的，地方政府是坏的；在中央政府眼中，老百姓是好的，问题就出在地方官员。这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老百姓，没有人去追求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种认知很可能是假性的。地方一线政府和官员必须直面社会层面的问题，要管理和控制这些问题，他们不得不和老百姓发生冲突。而中央官府则远离民众，不用直接处理社会层面的问题。老百姓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感知当然有不同。尤其是现在很多硬性的政策，都是由远离社会的中央官僚机构所制订，很少考量到社会层面的可行性。地方政府在硬性执行过程中，和社会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还是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都在加速激化。很显然，这种局面很难持续下去。怎么办？还是要回到鼓励和保护地方体制创新和改革的道路。有两个问题特别突出。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央顶层要减少和防止中央官僚机构，对地方体制创新的扼杀。第二，要推动地方政府层面的改革，尤其是地级市和其所管辖的县或县级市关系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地级市已经成为县政改革的阻力。要克服来自地级市的阻力，可以对地级市进行重点改革。在现行体制内，地级市具有立法权，可以通过地方立法，有效推进地级市本身的改革。也可以全面推广省管县制度。省管县制度现在只陷于经济财政方面，但实际上这个制度可以推广到包括人事干部等方方面面，这个可以切断地级市对县政的干预。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改革方法。恢复和赋权省、县两级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和能力，可以为改革创造巨大的动力，也是突破现行中央地方关系僵局的关键。
　　企业是体制创新的又一主体。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改革方法，就是在国有企业既得利益之外，赋予非国有部门体制创新的空间和能力。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最终导致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如果没有那一波国有企业改革，很难想象国有企业可以从1990年代初的大面积亏损转型成为盈利，或者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转型成为市场导向型的管理模式。
　　不过，正如近年来社会层面的抱怨所显示的，国有企业今天再次成为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作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部门依靠权力和垄断来盈利，不仅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通过继续的扩张，急速地挤占着非国有部门的经济空间。这是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其中一大根源。
　　如何改革？邓小平的思路仍然非常有效。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部门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要进行改革，但任何激进的改革不太现实。对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市场化、限制垄断、退出一些竞争性行业等改革非常必要，也是有可能的。但要对这些部门实行无论是自由派所提倡的私有化改革，还是左派所提倡的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国有部门，不仅在政治上不可行，从经济上说更会使得经济结构失衡加剧，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有效的做法，便是中央政府再一次进行企业体制创新，再一次鼓励和支持非国有部门的发展，通过非国有部门新利益的培养，重回经济结构的平衡。等到非国有部门壮大起来，再对国有部门进行改革。
　　要扶持非国有部门，中央政府能够做什么？在邓小平时代，主要是分权。当时，中央政府不富裕，不能给非国有部们很大的财政支持，中央政府所能给的就是政策。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中央政府不仅要继续分权，而且更要（财政上）赋权给非国有部门。就是说，中央政府要从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为非国有部门的制度创新创造制度条件。在这些领域，中央政府尤其是顶层掌握着实质性的权力，可以超越既得利益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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