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交友 - 行者，无疆，男/61，I m right here wa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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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 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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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共11篇日记[首页][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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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元，属工人工资）时，曾受到当年学校教授和学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反映过这种心情：“我的职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将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论述。收入《毛选》时已作过大量删改，面目全非了，这是当年统战环境促成的，1939年党中央还有过“大量发展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刊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1926年2月号和《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都予转载，随后在广州、汕头出了单行本，可见当年此文影响之大。原文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中“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原文将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得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毛泽东将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的知识分子，划入“中产阶级右翼”，认为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他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原文的结束语中这样说道：“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看做敌人的。原文对“小资产阶级”归纳为：“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又以这些人的家庭状况分为右中左三部分：第一是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平时中立，绝不反对革命，约占小资产人数的一半。第三部分，属于生活下降的，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约占小资产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乃左翼。我是从日本人竹内实编的《毛泽东全集》中读到这篇原文的（编者将《毛选》每一篇同原文做了删改的对照）。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成见了。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说法略有变化。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承认：“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时，对“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作了这样的解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主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延安时期毛虽然说法有了某种改变，但实际上从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和接着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乃至都有“原罪”感。王实味的罪名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各种学校、党政机关单位，共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展了这种“抢救运动”；大后方许多省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甚至“一二·九运动”也曾被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我在延安时也曾有过被人诬陷为“特务”身份，关押一年多，受过刑讯逼供的经历。可是，1950年我从《唐纵日记》中查到（唐是戴笠的二把手，《日记》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当年国民党并无一个特务打入我们党内。直到1962年，毛泽东还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把他“杀了不好，应让他劳动去”。直到1982年，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才得到平反；1991年，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才得到彻底昭雪。大家知道，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教育、改造”以及整治和打击的对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知识分子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知识分子的这种待遇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当时界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全国约有500万人。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出：“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又说，“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相当多数，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崇洋媚外、媚美，与我们格格不入，必须进行思想改造。”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由于报刊上已有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涉及48位作者，毛泽东撰写的《人民日报》5月20日社论（列出这些文章题目、报刊和作者名字），痛斥这种赞扬，将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问题变为政治批判运动，称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接着10月23日，在政协会议上他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 “思想改造工作”，并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从而清理“反革命分子”和消除“反动遗迹”。于是“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时值抗美援朝战争，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以致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专家都被迫在报纸上发表指责自己的文章。自咎曾“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过”。例如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的茅以升，都未能摆脱此劫。同批判《武训传》类似的，借山东大学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发表，又发动了对红学家俞平伯等人“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也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在内战期间，胡风一直被认为是“党外进步作家”，但他有自己独立的文艺思想。1955年5月至6月，《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了胡风同朋友之间的往来信件，标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除胡风夫妇入狱外，在全国清查“胡风分子”，逮捕上百人，涉及两千多人。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中说：“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随后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许多在以前运动中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都成为“肃反”对象。当年我曾对“反胡风”持过怀疑态度，跟同事们谈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挨批斗被开除党籍，这是“罪证”中的一条。对知识分子来说，1956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有人说已迎来“早春天气”。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认为，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表示他愿意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中吸取教训，有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实行比以前宽松一点的政策，给他们较多的发言权和较大的活动空间。可是这一年在波兰（6月）和匈牙利（10月）所发生的事件，使毛泽东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动乱中起了很坏的作用（日他在一个批示中还说到裴多菲俱乐部，可见印象之深）。从这时开始，他就着意考虑怎样避免中国发生同类事件的办法了。于是，“早春天气”悄然消失，一场后来被称为“引蛇出洞”的大悲剧“反右派”开幕了。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是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 的。波匈事件之后，他的说法就不同了。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就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三个月，他两次谈到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一次是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的：“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2页）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上书，第273页）在当年举国党化教育即阶级教育的形势下，这种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就是划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就是划入需要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这也就为开展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列为“臭老九”了！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波匈事件。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显然这是以此作为避免发生波匈事件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整风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毛在全会中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即将匈牙利那样的工人、学生上街游行称为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让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这里他说的是：“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接着说的“每一学校设一个关卡”，发动学生批评教授，几年前的思想改造运动，岂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可见，毛泽东是这样计划开展整风运动的，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属于“新民主主义”思想。1957年1 月，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张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3－350页）为了鼓励大家鸣放，讲心里话，一个月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讲话四个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作了根本性的改动）。3月12日，他又发表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从3月16日到20日，他在京沪等地对各级干部讲了多次类似的话，并批评多数老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30日，他还对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因此，1957年5月出现了知识界空前的“大鸣大放”的局面。以上这些引用和说明，有助于消除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误解，说什么“从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当年广大知识界以为整风运动真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特权思想，方法是和风细雨；没想到却来了一场暴风骤雨的反右派斗争。他们哪里想得到，后来的事态发展早已在毛的设计安排中。日，毛在一份党内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利益极大。”这一指示是宣告反右派斗争正式启动的发令枪。它说得很明白，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一回事。期间并没有发生“整风”向“反右派”“转变”的问题。反右派斗争又是一场整肃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运动。已经有研究著作指出：当年毛泽东一再加以谴责的“章罗同盟”，其实只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苏共二十大后所出现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空气之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鼓舞之下，民盟表现出了参与国是的空前积极性，他们两人为主的民盟成员，提出许多善意的、可行的改善党的领导的意见。谁能料到这正是触怒毛泽东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人民日报》当时以醒目的大字提出：“可注意的民盟动向”。反右派斗争中对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其意图可以追溯到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1947年初在冀热辽分局迁到林西时，我听到分局负责人欧阳钦（杨清）作报告讲过，“七大”时毛泽东在口头报告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毛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很明白，他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收有毛在“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和几次讲话，其中并没有欧阳钦传达的原话，却也找到了一些可资印证的材料。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加强领导。”（第274 页）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那么，到了“将来”，即共同的敌人蒋介石不再存在了的时候，民盟的“壮大”对“我们”就必然是有害的了。毛泽东文集内《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们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第306页）民主同盟确实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主张的团体。他们有怎样的政治主张呢？请注意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第318－319页）毛心中十分清楚，共产党同民主同盟双方所要的“民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并不是一回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就把这两种民主的区分讲得十分明确了。他说：“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分。民主同盟可以跟我们联合。”（第386页）当年章伯钧、罗隆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章伯钧在检讨中还表示，他所向往的是比苏联多一点的民主制度。从上面这些引文中可以分析到，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确已预示中共同民盟的最终分手是必不可免的。关于以民盟这样的民主党派为下一个敌人的字句，在两年之后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终于出现了：“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 512－513页）这个指示中有这样两段话是毛泽东审稿时加写的：“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从发出这个指示开始，到反右派斗争爆发，在这十年里，党就是照此指示处理同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的。开始是一步一步地或一个一个地抛弃，例如张东荪、周鲸文等等。到了1957年，出现了“可注意的民盟动向”，“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章罗同盟”就成了黑云乱翻的罪魁祸首。于是就不再采用 “一个一个”的手工业方式，而改用机械化施工，用推土机将民盟夷为平地了。反右派斗争之后的民盟，自然就不再是有独立政见的政党了。关于革命胜利之后，下一个打击敌人是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还可以找到旁证材料。《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刊有《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向斯大林通报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从上面引证的文献和电报中这一段决策性的话，可以说明，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要让原来的盟友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了，这是他多年来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所促成。当年他并没有立刻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复电中表示了异议。复电中有这样的话:“要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至少在胜利后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现在很难确定）将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将四个月前向党内高级干部交的底，告诉党内一般干部。他将鸣放中“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等类政见的人，统统称为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就是军事上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在“大鸣大放”的五月一个月内，有人统计至少有三万知识分子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最引起毛泽东震怒的是罗隆基的发言，牵涉到中共领导就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罗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第311－3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听到统战部这样的汇报后，就决定将“鸣放”“收网”了。6月8日开始，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现在公布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被“劳动改造”，有的还发配边疆，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受打击最多最重的当然是上层知识分子。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如何评价和善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一次提到国人面前。关于“扩大化”的说法，人们意见最大。1980年我曾参加《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我是国家机关能源组的组长），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提法。回忆当年，我们这些参加讨论的人，可说大都没能摆脱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意识形态习惯势力的影响。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世界形势的了解，再来回顾反右派斗争这类历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了。当年那些“右派分子”，从上到下，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呢？现在出版了许多有关著作和回忆文章，我没有看到一条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主张，相反，都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中肯的各种各样的建议，也就是我们今天已成为国策的要讲民主，要讲法治，使我们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以及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建议。如果当年采纳了这些建议，怎么会发生接着而来的“大跃进”、“三年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呢！怎么会死几千万人，最后将知识分子打成 “臭老九”，说“知识愈多愈蠢、愈反动”呢！回顾起来，1949年到1979年走的这30年，正是20世纪世界科学和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时期，从而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可我们却完全背道而驰，国家几乎崩溃，走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不已。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主要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阶级专政”，而主要是靠知识、科学知识即人的智能，这才是主要的根本动力，而它们的载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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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精武风云·陈真》正在上映，并在中秋档期拿下了很好的票房成绩。但是，票房不能说明一切，对该电影表达出狭隘民族主义的刚硬视角，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凤凰网对话著名影评人江小鱼，他痛批电影落后的观念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称电影的整个创作基础不知是从哪个年代挖出来的古尸，根本不值得一提。谈演员：重回高大全时代对于电影《精武风云》号称的顶级演员阵容，江小鱼毫不客气的定义为“对已经过度消费的甄子丹的再次消费，一场很弱智的个人秀。”江小鱼认为，电影中，绝对核心甄子丹整个角色的设置是臆想化的，完全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在好莱坞电影中，他们的创作团体也喜欢设置英雄式的人物，但不论是超人还是蜘蛛侠，他们都有着明显的缺点和弱点，是一个人的体现。但在这部电影中，陈真是一个没有缺陷的完美的人，连镜头的运用中都是用仰角式的拍摄方法来塑造这个角色，让我们似乎看到了当年高大全的人物影子。江小鱼笑着说，如果一个陈真赤手空拳的真能把所有鬼子都干掉，那还要八年抗战干嘛，这个电影里所体现出来的简直是匪夷所思的逻辑。谈创作：小学水准的导演+中学水准的编剧《精武风云》在江小鱼的认识中就是一个小学水准的导演加上中学水准的编剧想要拍一个给大学水准观众们看的电影，但是逻辑不通，过度臆想，充满了口号和意淫的民族主义让他觉得实在是无法忍受。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和日本的恩怨不简简单单的是打死一个人那么简单的，双方都不是片面的，而电影将日本人直接简化为该死的人，中国人用手去打死他们是非常粗糙的没有水准的。在这部电影中，用美国式的漫画加上中国人古老的狭隘民族主义实在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当他看到有人在陈真痛打日本人时鼓掌叫好，他觉得这是典型的香港恶俗电影对大陆观众的又一次欺骗。谈精神：民族主义不等于爱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不应该划等号，尤其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江小鱼数次强调了这几个不同的概念。他认为从开始，中国此类的电影慢慢走进了一个很狭隘的领域中，人们用表面化的爱恨来表达认知，用所谓的爱国主义来掩盖了一切。但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不同的，单纯的用口号和一个高大全的人物来表现这种情怀更是很低级的表现。江小鱼说，这种逻辑和思维很像是清末的时候的做法，中国人都已经进步到了21世纪，但他们还抱着不知道从哪个年代挖出来的古尸，这是笑话一桩。谈反思：充分认识到的伟大江小鱼说，从《精武门》、《精武英雄》到《精武风云》，他认为前两部是经典，但最后一部是本年度最烂的电影。而也由此他更加认识到由姜文指导的《鬼子来了》的伟大，在那部电影中，姜文用非常温和的方式描摹了真正的中国和日本的恩怨情仇，所有的逻辑合理顺畅而又打动人心。有了《精武风云》的对比，江小鱼说自己更加尊重《鬼子来了》，也希望不要有更多的带着狭隘民族主义的电影来给观众洗脑，教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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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实际上已无法医治。这时的顾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来受尽苦难受尽折磨，死亡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暝目。&　　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　　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大约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中，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一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一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还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下。现在，他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啊！&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　　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 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一例；与“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跟他们断绝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锺书的没有，我认识的一些人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是他们当真来不得吗？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也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有什么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也去了么！难道活人见不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理病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参加告别仪式就是“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那么，是他们和父亲没感情吗？更不是。顾准是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右派，没资格。何况被隔离审查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们就从未得到过父爱，更不等于对他们父亲的死活就无动于衷。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赶到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两人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 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做兄长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朋友骆耕漠、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顾准病危时他们都在床前陪伴），就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她敬爱的顾伯伯写信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对比，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的眼光，会“像刀子一般”。&　　我曾经一遍遍问自己，有些话，有些事，顾准能不能不说、不做？结论是不能。1962年秋，顾准曾在苏州和张秀彬、徐文娟夫妇彻夜长谈。在说到历次运动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种种灾难，说到“大跃进”和“共产风”时，顾准悲从中来，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表妹徐文娟闻言大惊失色，这不是“犯忌”吗？顾准当然也知道这话有“违碍之处”，但他不能不说。因为他在商城县之所见，不是什么“形势大好”，而是哀鸿遍野，人争相食。他亲眼看见老百姓一个个被活活饿死，生计无着，求告无门。如果他不说出来，天良何在？&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尤甚。因为知识分子非他，乃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如果知识分子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　　因此，该说还得说。而且，还得说真话，不说假话。这里说的“真”，不是真诚，而是真实。“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诚”地说假话啊！以至于事后一想起来就羞愧难言——不仅为“假话”，更为“真诚”。显然，真实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必须真实，这也是一条底线。&　　至于顾准，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说的全部真实，而且还要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难。因为即便只是不说谎，有时也是要受罪的。“文革”中，顾准因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内容或思路交代问题、出具证明，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顾准看来，无论出卖灵魂，还是出卖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耻行为；而实事求是和决不为虎作伥，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为此，他甚至不愿意对与他有隙、曾经整过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说把患难与共的同志和朋友出卖给恶魔了。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对威胁利诱，顾准不惜以绝食相抗争，打死不开口，使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李云等人和各个时期的熟人无一受到政治牵连，自己却因“态度特别恶劣”而罪加一等，成为“极右派”。&　　顾准为扞卫人格尊严和保护他人吃了不少苦头，却也赢得了相当多的尊敬。和他共过事尤其是共患难过的人，都公认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宁折不弯的硬骨头，也是可以以生死相托的正派人。因为顾准对朋友不但忠诚信任，而且体贴入微。老战友陈易因为议论毛泽东和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顾准不顾自己身处逆境，常常去看望他，却不让他来看自己。顾准对他说，我是死老虎，名分已定，你还没有结案，别让他们找到岔子。陈易说话嗓门大，顾准怕他祸从口出，陪他散步时总是挑僻静处走。1974年12月2日23时，顾准的生命已细若游丝，却惦记着守护在旁的弟子吴敬琏，要他“打开行军床休息”。谁都没有想到，顾准拼死挣扎讲出的这句话，竟是他的“最后遗言”。&　　人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顾准的侠义赢得了敬重，顾准的真心换来了友情。顾准临终前，守护在他身边的，正是这些以心换心的朋友。双目几近失明的学部委员(即院士)骆耕漠，拄着拐杖，顶着寒风，四处奔走央告，八方辗转求人，终于让顾准住进医院，延得名医(其间亦多亏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纯和铁道兵某兵团政委张崇文的侠肝义胆)。年过六旬的林里夫，不顾自己头上有“帽子”，身上有重病，坚持每天由他为主护理顾准，做饭、喂药、倒便，一手包下。林里夫和陈易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喊到医院来帮忙。挚友张纯音，弟子吴敬琏，更是一有时间就守在床前。在最后的岁月里，有如此之多的友情，顾准真是“痛并快乐着”。&　　的确，顾准是不幸的。直到含冤去世，都没能见上子女一面，也没能见到睽违十载的老母亲。那时，他的慈母就住在公安部大院，距顾准的住处只有一街之隔，却彼此望穿双眼不能一见。在那个不见天日的年月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顾准，只能孤身一人在无边的黑暗中蜷缩着身体舔食自己的鲜血、泪水和耻辱。顾准又是幸运的，他有那么多关心他爱护他的好人。在他两次落难之后，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两次收留了他。这实在是顾准不幸中之万幸。经济所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还有年轻的张纯音、吴敬琏，皆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正直正派重感情的人。这就造成了一个奇迹：当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比狼与狼的关系还不如时，顾准的周围却散 发着人间的温暖。没有这温暖，顾准活不下来，也不可能留下那么丰富的思想遗产。&　　事实上，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人活着不仅需要使自己温饱，还需要精神养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种。”也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顾准能获得如此之多的友情，“证明中国有些人纵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旧良心未泯，他们心中那朵正义的火焰始终在燃烧”[《〈顾准全传〉序》］。是啊，没有良知、良心、正义感，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友情，更不会有知识者和思想者的友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固然重要，人品就更重要。顾准的幸运，就在于他遇到的人，不但学问好，而且人品好。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顾准危难之时伸出的援手，不过是一个正派人该做的事，是应当应分的。正如事隔多年以后骆耕漠接受采访时淡淡地说的：“做人嘛，应该这样。”&做人，才是最根本的啊！&
分类：随笔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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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中用三个对中国考试应付得最好的学生与韩寒做对比。以下是他们10年前的情况以及现在的去向：马楠 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向克林顿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引起中国人叫好。十年后，拿着美国绿卡，嫁了美国老公。哈佛少女刘亦婷 十年前，准备报效祖国，中国很多人的希望 。十年后到了美 国做基金副总裁，嫁了美国人。黄思路 十年前中考高考参考书上封面都是她，在节目上歌颂中国教育的好来反衬辍学生韩寒。十年后，北大毕业到了哥伦比亚，老公也是白人。附：韩寒，十年前，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被中国人认为破坏80后形象的一人。十年后，一直在中国，被认为是最有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
分类：时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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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七大便衣奋勇围剿的过程，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抓捕地下党的《挺进报》，后来发现，哦，是抓《大迁徙》。我查了一下，8月19日那天北京阴雨有微风，空气闷热，可以想像一群便衣为了不打草惊蛇，隐藏行迹于消防通道，暗中侦察反动份子家中动静，为避免群众误以为是来小区顺东西的，还尽量掩饰渭南口音，假装谈天气、抽烟，有尿也不敢轻易尿……多不易，警方是值得心疼的。&以“人口普查”名义撞开房门，这个点子反映出人民警察是关注社会热点的，脑子够使，也有影视潜质。他们在谢家搜了两个多小时，搜书稿十来分钟就够用，其实是再想搜点毛片之类方便日后定罪，这一手法在程益中案先行做过很好示范，早在六扇门中普及开了，可惜55岁的谢朝平家里只有毛选，没有毛片，这多少让警方有些遗憾。当然，这显然不会影响最后定性谢朝平“非法经营”，因为XIAN法说了公民不准出版，还说了不能自费出版，还说了不准言论自由及涉及拆迁、迁徙、抗暴等低俗作品。总之，谢朝平是有罪的，你看，连王蒙跟余秋雨都没写过三门峡大迁徙，证明这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火花》杂志没有站在政治家办刊物的立场上，现在是火花，今后说不定就想燎原，莫明其妙就出版了三门峡迁徙，下一步就该出版三峡迁徙，没门，不管有没有门都不准出版三门峡或三峡迁徙。&我是把这件事情跟方舟子联系起来看待的，我没有专门写关于方舟子的文章，一是看到柴静司马南王小山已写得够好了，二是我不太懂科学，也较为怀疑转基因，所以只转发南方都市报王世军的方舟子“打假一生，清贫一生，与风车作战”，附评论是“在中国，与风车作战，比与警车作战还要难”。现在我正式向警车道歉。&我向警车道歉，因为，跟警车作战还是难了很多，比如，方舟子挨了一锤子，那只是以锤子的名义，现在谢朝平，挨的是以锤子加镰刀的名义，这证明渭南警方要上档次多了。方舟子还可以以肉身不管单双号在北京大街上跑回家，谢朝平直接被堵家里，当时估计在与其妻做饭，讨论肉价及有没有灯影牛肉干可吃……不知为何我就想起甫志高。所以希望谢朝平在看守所里赶紧招，应该写自白书，并承诺渭南警方写一本一百万字数的《大迁徙，一个民族的升腾》，文风可仿《文化苦旅》或《做鬼也风流》，详实事例证明三门峡居民安居乐业，活得很有尊严，三门峡水电站现在高效运行滋养着中原大地，美国人每回看了都自卑地恨不得炸掉胡佛水坝。&可是这样写，连渭南的政府也是不相信的，因为关于三门峡是这样的，当初德国专家现场勘测后说在三门峡修大坝无异于在关中地区修建一座死库，我们觉得这是国际反动势力的阻挠，后来同样是锤子和镰刀的苏联老大哥说这里修水库是可以的，人民简直可以乌拉。龙颜大悦，群情激昂，所以我们就修了，事实证明……借用龙平川序言里的一句话就是：渭南移民史是一群蝼蚁一般的农民被拨弄来拨弄去的历史，面对他们的血和泪，我们中的有些人却无动于衷、甚至加以盘剥和专政。&三门峡和三门峡迁徙居民命运的真相，其实早就摆在那里的，无论谢朝平写不写都在那里，因为黄河就在那里在流动，对不起，其实黄河都断流了……这是敏感词，我又不懂水利，只能默默向黄万里致敬。其实黄河断流没什么，每个国家都犯过错，但别也让历史断流，当一个国家连历史都不敢正视，也就不会有未来。这个例子你看司马迁，他一定要写历史，结果就没了小鸡鸡，留鸡鸡不留历史，留历史不留鸡鸡，这让后来想写史的人一看我的妈呀，我先不忙去繁衍历史，还是先保证能繁衍自己，所以中国的历史到后来就成了没小鸡鸡的历史。别人两千年以上的历史都可以说得清清楚楚，我们这儿到了民国就出现几十个版本，中国历史，就是鸡鸡偷生史。&我是把方舟子跟谢朝平联系起来看的，前者说明这个国家不需要科学，后者说明这个国家也不需要历史，不需要科学让我们修了很多YY，不需要历史让我们矫造了更多的YY，我们从一个YY走向另一个YY，YYYY相加，重影之下实际上就是人民币的￥￥。三门峡本来是一个国家地理上的失误，可掩盖三门峡就成为一个国家心理的错误，国家心理推差了点，谁来办份国家心理杂志。联想到最近流行封杀相声、锤击科普份子、抓记者、现在已开始抓作家了，所以中国是出不了索尔仁尼琴的，顶多出斯琴格日勒。据说这个事情现在群情激愤，谭飞说渭南警方很难办，其实一点都不难办，可以遥祝不久的将来，警方就查证出书中有大量不实内容，而谢朝平一抬头却见愤怒的渭南移民代表说他污蔑了现在的幸福生活，饿们可是每天大白馒头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哪……不久，警方除查出非法经营外还查出谢朝平其实是有嫖娼行为的，三秦媒体更是披露谢朝平其实是想借此事炒作的，最后在《火花》上级主管部门紧急扑火下，以国体为重，此事慢慢消停，《大迁徙》终于也大迁徙了。&搞科学的遇上了锤子，搞历史的遇上了镰刀，警方跨省赶紧用块布把真相包住，不是锤子剪刀布，而且锤子镰刀布。所以综上所述，中国的事情到最后都没有真相，真相是靠大家一起玩锤子、镰刀、布。是为国情。&&————————据新京报&8月19日，55岁的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带走时，警察口头留下一句“涉嫌非法经营”。8月30日，谢朝平的律师周泽从警方获悉，“非法经营”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那是谢朝平三年的采访成果，记录了三门峡遗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写书为何成为“非法经营”？8月30日，渭南市临渭区公安分局法制科负责人在电话里称“不便多说”。&今年6月辞去记者工作的谢朝平，租住在石景山区鲁谷东里社区。8月29日，其妻李琼说，8月19日下午5时许，有人敲门，自称是“人口普查的”，开门后她发现有7个穿便衣的人，确定租住者是谢朝平后，“他们冲上去擒住谢朝平，并戴上手铐。”李琼说，他们还念叨“找的就是谢朝平。”四人是陕西渭南警方的，还有三个陪同的北京警察。随后的两小时，警方对该住所进行搜查，带走了谢朝平的书稿、笔记本电脑、录音笔和U盘。在谢朝平的要求下，警察列了一个查抄清单，但清单并未留下。当晚8时许，谢朝平被带走。&据了解，谢朝平“涉嫌非法经营”，具体所指就是谢朝平今年5月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大迁徙》。该书稿以上世纪50年代三门峡黄河大移民为背景，记录了那段历史。谢朝平当过老师，后来通过考试到达县监察局工作，再后来调进达州市检察院，一直搞文字工作，曾写过多篇报告文学并获奖。2005年，谢朝平办理提前离岗手续，应聘到《检察日报》下属《方圆》杂志社当记者。2006年，谢朝平从渭南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民处获悉了三门峡遗民的历史遗留问题，此后三年，谢朝平一有空就去陕西采访移民。采访的素材多了，谢朝平决定写书。&今年年初，谢朝平写成了10万字的报告文学《移民》，后改名《大迁徙》，最终与《火花》杂志社下月刊编辑部谈妥，以该杂志2010年增刊的方式出版。书出版后，渭南市文化稽查队以“杂志属非法出版物”为由，将其全部没收。与此同时，库区各县市政府还派出公安、乡镇干部和文化稽查队员从移民家里搜走《大迁徙》增刊。渭南下辖华阴市的移民代表董生鑫称，其运回的4600多本《大迁徙》亦被华阴市文体局扣押。&据称，按照新闻出版相关规定，出版单位无权擅自出版增刊，出增刊需逐级上报审批，但北京编辑部没有这么做。《火花》杂志北京编辑部的执行社长魏丕植对此表示，“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没走审批程序。”主管的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已通知《火花》杂志社，停止出版杂志的下半月刊，此事还在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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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交谈中，您提示说：民国范儿并不像现在的影视剧那样，但可以到民国电影中去找，请进一步说说。陈：我喜欢看样子。所谓“民国范儿”，先是一种“样子”吧，和如今满眼所见不一样。今人要“看”民国，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去年的电视剧《潜伏》，有点像的，但民国的真滋味还在民国老电影：《马路天使》、《小城之春》、《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时的导演和演员不知道什么“民国范儿”，他出来就是啊。你们新周刊今年发了一幅难得的照片，是胡适在美做大使，几个绅士婌女围着他，各人的装扮，姿态，室内的陈设，全是对的——单是这张照片，可写一篇民国与共和国文化差异的大论文——可是拍摄那一刻，他们哪在乎民国不民国。现在各驻外使馆，你见过吗？近年拍的所谓主旋律电影，那份肉麻，我宁可看五六十年代的《南征北战》、《鸡毛信》、《董存瑞》，一股活气：那才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电影。“革命范儿”，也早没啦。你听听现在唱的老歌红歌革命歌，别说装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调戏、自我作贱啊。正宗的革命范儿，是民国之前的国民党，当时俗称革命党。革命党闹革命，没功夫弄文艺，所以民国文艺倒是民间生发的，有感情，有豪气，但是没党气。听过1953年前后电影《上甘岭》里的大合唱《祖国万岁》吗？至今还是歌颂共和国的压轴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边住，听惯了船工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是民国人，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我们想像中的民国范儿属于一种误读？您曾经说，民国范儿到文革才结束，中共高层都有民国范儿。陈：别以为民国范儿属于“反动派”，弄得装扮蒋介石毛人凤的演员们挤眉弄眼瞎琢磨，其实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层站那儿，就是一群民国人。毛泽东1893年生，民国元年十九岁，1949年五十六岁。你把五十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国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对比看，何应钦啊、李宗仁啊……党气虽有不同，“范儿”大致一类。国共仇寇两度合作，原是同学同事关系，平时隔壁邻居，白天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追同一个女子，一家两代就有两党：邵力子傅作义陈布雷的儿女，都是中共的人。蒋经国在苏联还写过公开信声讨他爹。毛周临死惦记对岸的故人，那都是老上级老朋友啊。两党作风彻底改变，是到文革了。部分原因是服装的变化。蒋比毛早死一年，同期的照片，蒋宋夫妇穿中山装和旗袍，大陆这边，毛江二位忽然穿上解放军绿军装，那是共产党自己设计的，民国时期，共军军装就是国军军装嘛，只是朴素破旧一点，几位大帅不戴美式大盖帽而已。共军是到抢占东北后才设计自己的军装样式吧，这要考证，我不清楚。然而服装和扮相是要命的事情。民国二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向往一套北阀军装，四十年代的时髦小子穿美式大衣，六十年代末，哪个红卫兵小子穿一套黄里泛白的解放军旧军装，姑娘瞧见，就扛不住了。美国普普艺术和法国学生运动都把绿军装视为红色中国的符号，八十年代崔健单挑绿军装上台喊摇滚，不是没道理，照符号学观点，那才是正宗共和国小子，一无所有。你会说，服装不能代替气质，没错。国民党元老不去说了，共产党起事那拨人，都是有脸有谱的范儿：朱德是忠厚的军阀气，周恩来是辅佐的宰相气，李大钊是典型的儒相，瞿秋白是刻骨的亡命书生气，陈独秀根本就是康梁那代大逆子，生得晚了，气概一点不输，犹有过之……二流的角色也是有声有色：康生那张明末东厂脸，许世友简直是明初的武夫相……搁在古代，这些脸谱可就进了三国水浒，说书唱戏作演义了。如今的军政舞台，你排几个像样的脸谱给历史看看。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老照片，我从毛周身后的人缝里仔细瞧，各省民主党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势，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满以为从此可以协商下去呢。后来一批批蔫了，但譬如章士钊，还给用着，还常活动：早先他是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又暗送经费给毛润之，念老交情，文革初他还试图协调毛刘关系，文革中期周恩来安排他密使香港和国民党人员接茬……文革后，民国“范儿”沉渣泛起了：很多民国老人都还活着呢。依您总结，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陈：1979 年我在北京的什么演出场合远远看见当时的侨联主席廖承志。迟到了，穿着肥大宽松的中山装裤，一脸疲倦而宽厚的官相，被前呼后拥走过座位当中的通道，和人握手点头，谈笑风生，十足像个老爷。你想啊，虽然他在共和国做了三十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国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国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爷，从小看惯两党大老，自是民国的气度。前年读到一篇他的下属的回忆，果然说他一天到晚开玩笑，为此还做检讨，检讨时仍旧开玩笑，说是临死前再说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后跳进棺材去。这就是民国范儿。如今的高官会是这般做人说话吗？可是老牌共产党员有的是这范儿。单是特务系统，李克农喜欢养狗打猎，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夹克，还精于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画家华君武也会打扮，叼个烟斗，皮大衣敞着，雪白的羊毛围巾，他在延安时期的照片穿着破棉袄，可是一脸神色是上海滩前卫艺术家公子哥）。周恩来不必说了，重庆南京时期，七十年代中美建交时期，美国人见那范儿，就有认同感。周的父祖辈是被选派迎候南巡圣上的地方豪绅，所以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见外宾，全套西装领带，头发专门弄过，还是又土又呐，放不开。前时退休外交官吴建民指说驻外官员说话言语贫乏，其实很难怪的：二十年来，再高层的官员学者也是小科员一路看眼色混上来，谈吐气象，自是不济。但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民国前后出来举事的家伙，敢作敢为，有豪情，有胆气。成败不论，忠奸另说，你譬如汪兆铭，诗词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弹，搞暗杀（蔡元培也干过同样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员念他才俊，给他免了——清朝的范儿也是性情毕露啊——再譬如胡兰成，浙江乡村穷孩子，学历背景全没有，出来指点江山，有学问有文采。现在嵊县胡村出来个穷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写写手机短信吧……民初张国焘陈公博他们去广州，年纪轻轻，满脑子革命见解，廖仲凯，就是廖承志他爹，干瘦老头，直接带着小伙子进国民政府面见孙中山，说是你们讲讲吧，什么主张，他们就冲着国父大大咧咧说。民国的有志青年见了大人物，心里脸上，没遮拦。五四那天，张国焘为首的学生队伍准备前往天安门，校长蔡元培出面劝说，给小张跑上来一把档开，领着队伍就出校门了。抗战之际，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说政府万难，结果学生竟然拥上去拖着打。蔡先生是怎样的资格与人格？经此一事，身心倶伤。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遗传，49年后，遗传错位了。林昭，57年阳谋初起，没她的事，实在因为看不过所谓右派同学被围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声喝断，和那些围攻者激辩，还当场念古诗。你想想，一个苏州的女子，二十几岁，浑身是民国的刚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国的烈士，而她后来果真拿命抵了自己这股气。她在狱中也有柔弱愁惨之时，留有诗文，言辞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国时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红卫兵，都以为是在继承先烈遗志，都有一脑们子被灌输的革命记忆，谁也不会想到那是民国记忆，他们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国范儿啊。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样，一门之中，两代人喋血成仁。现在的七零后八零后总算摆脱这致命的记忆了。掐断历史是要动刀的。张志新喉管给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吗：她在单人囚禁时整天叫骂，狱卒专门制作一个头套，封住她的嘴脸，吃饭时解开，饭后再给严严实实套上，睡觉时也戴着。指挥家陆洪恩当庭叫骂，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场路中再给击落下腭，发不出声。切喉管是医学进步，并不止张志新，1979年我看过官方报道，总共四十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后执行死刑的人。民国若是个时间定义，从1912年开始到1949年就结束了。若是个空间定义，它气息未绝。您是如何定义民国的？陈：民国那股气，不是民国才有。清灭了，但是清朝上朔整个古代的那种士子气，那股饱满的民风，其实都在，都顺到民国来了。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关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后弄得只剩鲁迅一个文本：在他的小说里，那个时代暮气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党那份嚣张、那份咄咄逼人，康、梁，还有徐锡麟、谭嗣同，舍我其谁，敢作敢当，是个腐朽时代的征象么？鲁迅自己，说话之猛，诅咒之毒，又岂是孱弱的国民所能为。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无声的中国”，其实在他的时代，中国吵闹得很哩。1915年胡适回国后，上下古今发议论，才二十六七岁，成名后每周择一日，家门敞开，各色人等进去和他摆龙门阵。今之网友或许讥为作秀，可今人哪来那股阳气。现在二十六七岁的博士生留学生，也就整天缠绕论文格式，排列关键词。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缕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近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举人吧，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事，老先生既疑且惧，几度上书推却，用的是汉赋的辞令……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民国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谓白话文，所谓现代传媒、现代教育、现代习俗、现代价值观，包括初期工业、交通、邮政、商业等等，都出现了——民国的后果，则延伸到1949年之后。气数断绝，那要到文革了。毛泽东说：文革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继续斗争。我小孩子听着，吓得出汗，我们不是戴着红领巾天天升旗举手要接班吗，怎么还没斗完，现在想想，他很清楚，49年前认识他、了解他，与他平视平坐的许许多多老辈，都还活着哪。我是到了九十年代回国一看，才回过神来：我小时候，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甚至部分八十年代，满大街是民国人（十三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八老，哪个不是民国人？）很简单，我辈的家长，民国青年，我辈的中小学老师，还是民国青年。为什么大家怀念八十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教育？原因固然很多，关键一条，那时各大学主要教授都是民国的文人。我上美院时，左翼老前辈如鲁迅的学生江丰，为聂耳填词的许幸之，都还在食堂打饭吃，北京城里，梁漱冥钱钟书沈从文杨宪益，都好好活着呢。现在毛主席应该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要说空间定义，除了殖民时期建筑和古代建筑，全国目前可看经看的楼宇殿堂，譬如清华、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师大，南京的中央大学(即今之复名的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当然，还有中山陵，全是民国人设计的(部分是洋人设计)。这些年有钱了，中国的大学建筑张牙舞爪，不伦不类，哪像是斯文之地。再者，话语算不算空间？所谓白话文，现在公认最好的白话写作是在民国，而民国上乘的白话文是清末旧白话，渊源上溯宋明。49年后，尤其是79年迄今的白话文，白是白了，然而无文，眼下你举得出一位文体家么？这是大题目，还得另说。听说您收藏有老照片，有名人如蔡元培的，也有普通的如上海棚屋女人的。能否给我们讲讲，看图说话一下。陈：我有一件原版照片，是蔡元培和眷属站在那里，穿着呢大衣，边上站着鲁迅要好的浙江老同乡许寿裳，一副忠厚相，介于旧时乡村读书人和到外面做事后的现代草莽气。我小时候家里的浙江亲戚就是那模样，他俩是因为德国日本留过学，自有一种沉稳豁达，不可言传。另一幅照片是美国记者1949年拍的上海苏州河边棚户人家的中年妇女——上海没有比住河边棚户更底层的人了，小学里有钱孩子骂人，就说他家是棚户区——可你瞧那女子，干干净净，头发用水油蓖过，梳得一丝不苟，很好看的发髻，双手正在衣襟扣那斜到腋窝的盘扣，给太阳照得眯眼，面容饱满好看，甚至有点富泰，一点不贱、不自卑。现在瞧见农民工和城管队动辄殴打的盲流，我就想起小时候邻居穷人家规矩，平时出来头发梳梳好，衣服整齐，干净见人。真的，那位棚户女子立即叫她扮演宋庆龄，虽不合格，也比《建国大业》里的国母更对。不是演员不好，是没见过民国妇人的起坐言谈，即便装扮都到位，还是没感觉。我记得直到文革前，随便哪个贩夫走卒都是有模有样，小职员之类，头发中间分条头路，像周立波那样梳得精光。文革开始人斗人，全疯了，那才叫斯文扫地，不顾颜面——从此中国人的模样，江河日下，不可收拾了。民国时代的商人、教授、文员、流氓、工农、女性，甚至儿童… …各有范儿，山东出版的《老照片》提供了丰富的影像资料，大致是民初到三十年代，民国风最鲜明，四十到六十年代进入模糊期，形神扮相多有重合，文革到八十年代，民国气完全消失，代之以共和国类型。我听美国学者说，文化人类学家曾用人物影像作世界范围各区域调查，以百年为跨度，研究现代化过程中人的面相、精神和气质，据说中国人的脸百年变异最巨大，最深刻，前后难以辨认衔接。可惜我无法找到这珍贵的资料。再说风光，去年我得到一堆珍贵的旧版相册，一是英国人法国人二十年代前后拍摄的北国与江南，看得我心痛。那时的中国虽已内战频仍，然而只看景观，真是富饶宁静的古国，和今之欧洲没有两样，即便贫瘠落后之地，屋舍俨然，仟陌纵横，穷归穷，然而干净、自为，没有败坏，处处编织在中国自己的美学图画中。另一组影像是日本战时出版的系列战争摄影，记录日军攻占各省市的军事景观，我在每幅照片的背景中看见了当年中国各大省区和都市，各地风格迥异，锦绣河山，非常非常好看啊，和今日景观全然不同。然而这组照片尤其令人沉痛而气短，不说也罢。如何看待民国留下的遗产？我想这既是生活方式的，也是文化的。陈：共产党就是一份庞大的民国遗产。你能想象我党会在晚清，或者1949年后这才光荣诞生，发展壮大吗？人们总感叹，看那些民国老照片，觉得民国人活得比现在人挺拔、时髦、有教养、有威仪——哪些东西是我们丧失掉的？陈：民国人什么罪都受过，战争、逃难、饥荒、沦陷、破产、亏空…上海老辈说起，顶屈辱是过外白渡桥要给镇守的日本兵鞠躬，搜身，吃耳刮子。我父母在抗战逃难中亲眼见过被轰炸后狼籍道旁的尸体……可是民国百姓从来不知道什么城乡户口、待遇级别、粮票油票、五类分子……更没有经历过上级下级之间，同学同事之间，街坊邻居之间，甚至家人与爱人之间的检举揭发，彼此防范，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之类，即便老于世故的民国人，也不知道做人还有检讨、认罪、批斗、下放等等等等花样。我父亲回忆，说是1950年潘汉年给全市职员做报告，长达七个钟头，叫做“放下包袱”，意思是你解放前干过什么，全部交代，重新做人——同期，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也做同样的报告，也是一讲七个钟头，要所有民国书生从实招来——这一套，民国人哪里领教过？那时人老实啊，于是全班加入三青团之类，据实写出，签了名，交上去，以为可以效命新中国了，哪晓得从此不得好活，不得好死，牵连亲友，祸延子孙……那报告做了没几年，潘汉年同志自己也给铐起来，关进大牢了。简单说，民国人没有大规模被侮辱与彼此侮辱、被监管与彼此监管的集体经验。你看抗战时期那些流亡西南的师生教授们，一路千辛万苦，稍稍安定了，长衫西装箱子里取出来，穿穿好，拍出照片，斯斯文文，有尊严，有气象，一点看不出怨恨愁惨。你从史料看，他们之间有派系，有恩怨，有各种难堪，但没有长期被侮辱被贬损，因此戒惧而扭曲的集体心理。《老照片》里许多坦然自若的男子女子，不过是当年乡镇打工仔，同样的角色搁在今天，面目卑贱萎缩。民国虽说还没消灭阶级，士农工商的关系绝对不像教科书说的那样。有次我去天津参加什么企业发放助学金给中学生的典礼，台上领导轮番发言，肉麻夸张，好像都是活菩萨。只有位老教授说话平实，说他抗战时家里穷，全靠民间资助才读完中学，你想，沦陷时期还有资本家设立慈善机构，不事声张，很朴实：小孩子拿份成绩单，说说家里怎样穷，不必填表申请，不必感谢党，每学期自去领钱就是。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大历史”，大师辈出、精英涌现，如何看待民国的杰出人物？我简短列一个单子，想听听你对他们的言说，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赛金花、梁启超、张伯驹等。陈：我家弄堂里有位白面书生，兰布中山装，相貌清正，玉树临风，开口说话清清楚楚，终日和一帮野兽般的小混蛋周旋着，是静安区一所民办小学的老师，我上学时天天看见他。数年前他读到我的哪本书——真是不好意思——写了几句评语，别人转告我，才知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孙子，因为出身不好，六十年代给塞在弄堂的民办小学里，可他一年到头像个君子，好有教养。八九十年代他被起用了，是上海政协的咨议员吧。前几年我去拜访他，得到他写的书。我至今记得他斯斯文文站在弄堂口，又正派又礼貌，对一位调皮透顶冲出队伍的小男孩说：“听见吗？！回来！你给我回来好不好？”那小子理都不理他。民国人对人对己，有礼貌，有规矩。文革批斗老年人，再怎样挨打挨唾沫，跪下去，拎起来，论到说话了，清清楚楚，凛然有自尊——他们不知道怎样说假话，说软话，他们还没学会共和国的语言。包括被批斗的延安时期老党员，摁下去了，一顿暴打，好不容易给扯着头发抬起身，也不过是说：唉呀！小同志，你们不懂历史啊！于是劈头盖脑接着打。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蔡元培、陈寅恪、梁淑冥……我并没有合适的资格和语言评说他们。这类动物绝种了。我们的时代固然还有许多聪明有才之人，但所谓“人物”不是指聪明和才学。单说才学，也无奈。譬如张爱玲，不提小说，她的古文和英文，会把《海上花》全部理过，还用英文写影评、写小说《雷峰塔》和《易经》。这不过是她的小动作，及今也没哪位中国作家弄得来：她上过北大复旦中文系吗？她交过哪篇论文？现在昏天黑地闹什么英文考试，想得到吗，方志敏这样的大烈士，你以为就会谋反吗？他在江西小地方上的是教会学校，十九岁前后就用英文写小说，发表在地方刊物上：当年的地方刊物，居然有中国人书写的英文小说！中共元老张闻天，还翻译过尼采。又譬如老左派周杨，整人无数，可他参与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圆润谨严，今天的译本哪里比得，他也没上过什么外语学院，更不是教授博导，年纪轻轻就在上海滩支使党羽，逼攻鲁迅了。现在你拎个学生会小党棍出来让他动手翻译翻译？！梅兰芳也实在没办法：如今哪个中国大牌演员出访美国，出访俄罗斯，也弄不出他那时的动静。从影像资料看，他与洋人交接不过是微微笑着，微微欠身，斯文得不得了。他的优越是因民国初起，古中国文艺第一次亮出国门，世界瞧着新奇，而他也果然金贵，艺术与生活，宛然一体。见过他北京四合院老照片吗，如今哪位身价千万的角儿有那样的家。赛金花，不知如何置评。这类女子在我们的时代根本没有。自然，改革开放后嫁给洋人的女子多得很，挑头几位都有一本经：星星画展女画家李爽1978年前后和法国人相好，愣给关监狱两年，惊动法国总统，和邓小平讲了，兼有一帮法国书生举牌抗议，这边才放人运到巴黎去——无论事因，古中国与异族间的交际与通婚，源远流长，李爽这种事告诉赛金花德瓦西，人家根本不知怎么反应啊。我们谈民国，只能谈著名人物，太多平民故事被淹没了，无从谈起。去年读龙应台先生《大江大海1949》，许多动人的小故事。内战起来，中原数千名中学生由老师带着，浩浩荡荡往南逃，每宿一地，就在檐下廊外就地上课。实在太苦太险，中途不少孩子失踪了，离开了，其中有位湖北女孩临别送一册《古文观止》给她相熟的男同学。此后这一册书居然成了逃难学生唯一的中文教科书，一路用到缅甸的法军集中营，用到台湾。可惊可敬啊：那位男同学五十年后回到湖北，找到书主，完璧归赵，俩老头老太捧着破书，拍了一张照。他们算民国精英吗。一本《古文观止》，也不是为了研究国学。几座有民国气息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台北。您作何评价？陈：都拆了，评价什么？上海是因为要留着产业，上交利润，兼以上海殖民化形制相对透彻完整，所以没大动——1992年以后不客气了，开始动手，面目全非—— 1949年后给糟蹋给冷落的好城市，就是说，民国年间已经相当规模实现西化现代化的中国城市，是天津、武汉、南京。现在老区老街老建筑，留是留着一些，局部可看，谈不上民国气息了。你读杨宪益那代人的回忆，大约可以想见吧。我有幸认识杨宪益的妹妹，看过老太太家过去的照片，多好的一座城。台北也没有民国气了，倒不因为这边，实在那是一座日据时代的早期现代城市，和英美法德人下过心血的上海天津，原不能比，国民政府过去后老想着反攻大陆，没怎么建设。真的弄起来，是九十年代后了，但你进入台北的人家，可看耐看的空间，可就多了。台北和民国人记忆中的民国，难比较。白先勇小说中的那些太太们初到台北，想煞南京与上海。说到民国的可爱之处，您会怎么说？陈：以我们的教育，民国的一切都是“旧社会”，这是大误解。相对人人梳辫子的大清，民国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胡兰成的说法比较可喜而平实，他说：民国好比是“新做人家”，凡事初定，气象清新。你看所有民国老照片，虽是黑白的，陈旧的，沧桑岁月，可是细看进去，一本正经的天真淳朴。抗战时期知识妇女们笑嘻嘻扛着大刀，天真得可笑可怜，不过是拍张照。你看阮玲玉周旋那份嗲，那份柔弱，也属憨态可掬，哭着哭着，又笑起来。民国男女的婚恋聚散，也是一绝，动不动登报发启示。跑去延安的不少青年，动因是为逃婚，你看延安时期黑白记录片，一帮女青年排队拉手团团转，跳舞唱歌，也是质朴未凿，一派天真，又像发嗲又发狠，那是天津南京女子大学带过去的西洋集体舞……要不是后来知道延安整风整死人，要不是许多延安男女后来成了右派，发放东北西北，死得不明不白，那延安十三年真是天下最纯真的生活、最浪漫的地方，西方左派看了吃不消，感动死了。这种纯真浪漫，只在民国，迄今往后，中国再也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了。对于民国时期的文艺，您的整体判断是什么？陈：民国虽有检查机关，但没有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文联、画院、美协、舞协、音协、剧协……他们管制媒体的方式，譬如雇些打手砸你的书店出版社，真是小儿科，也属天真幼稚型。他来砸，说明你和他是分开的，现在用的着砸吗？张道藩，徐悲鸿的留法同学，抗战时期出任国民党主管文艺工作的大官，略微相当于中宣部长吧，他晚岁追求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写情诗，其中有句：“我身上一块块肉割下来，每一块写着我爱你！”肉麻吗？是的，所以这等官员怎能是共产党的对手。前面说了，民国文艺多是民间生发的——我母亲唱过几句《总理遗嘱》给我听，那种志气的表达，好谦虚，像是哪位乡村教师业余写出来——其中左翼的，或者说，偏左的文艺（即相当于今日“体制外”文艺），是最精彩的部分。它与1949以后的文艺有关系，但又没关系，这是大话题，也得另说。是否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认知系统，除了科技和物质在进步之外，其它方面一直在“退步”？这就涉指到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陈：我不愿说是退步。今天大陆做成的种种事，至少，论硬件，是民国一代想做的事情。国民政府不剿共、不抗战，也得实现“四个现代化”。百年中国的一切折腾，都是为强国。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虽然我不知道究竟多少人果然怀念民国——大概因为中国总算比较地强了，阔气了，忽然发现人的状况不妙了，时代的滋味不妙了，回头看看，居然乱世民国还有那么多妙事，那么多奇人，所以怀念吧？我不知道。顾念前朝，是历代中国的士夫情结，如今的怀念民国，性质又似不同。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一期“民国范儿”专题呢？政治问题归政治问题，我愿有保留地肯定今天的中国。若说民国的一切都比今天好，那是荒谬的。那时的中国还是前现代国家，像样的公路没几条。民国政治的幼稚和败笔，不知有多少：国民政府曾经明令废除中医；吴佩孚时代，议会居然集体讨论拆毁故宫，将紫禁城辟为政府机关，所幸吴大帅电令制止，违者“格杀勿论”；49年后，拆毁故宫的设想并未搁置，拖到六十年代不实行，只因国家太穷，又闹文革，顾不上，不然天安门以北全是办公楼了。所以我们时代的种种人祸，论前因，部分缘自民国时期泛滥无忌的文化激进主义。民国离乱的一代，渴望富强。问题是途径与代价。现在是谈论代价的时候吗？我们还在付代价，还不知要付多大的代价、付什么代价呢。现在颇多民国研究，如南京大学有《民国研究》杂志，北师大修订了《民国史料丛刊》等，民间对民国研究的热情更高。对于民国研究热，您的意见是什么。陈：我感激民国研究学者。去年读杨奎松先生写的书，平实有据，非常好，我读到历史的理性。那是政治研究，不算文化研究，看你怎么读。在一切民国史料的缝隙里，我随处窥见那个时代的气息和质感。不慕今人慕古人。如果说真有“民国范儿”这样一种生活礼仪或生活方式，“范儿”针对“失范”而言，我们现在的“失范”又是什么？陈：别说“民国范儿”，连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种种“范儿”，也都遗失干净了。不是吗？如今但凡可观而存有价值的类型，几乎都“失范”了：我们真失得起啊。你想想，七八十年后的中国人会不会无限向往地说：啊！“改革开放范儿”太迷人了！真有意思啊——你举得出哪一群当今人物，日后亮得出去，留得长久，居然成为后人怀想追慕的“范儿”吗？从民国里来，到民国里去。那些出生于民国的人，也都是民国的遗老遗少了，但却回不到民国里去。您怎么看待他们。陈：木心先生曾经笑说这一层，警句：“遗老不够老，遗少不够遗！”如今哪有民国的遗老遗少啊：你去瞧瞧国共两党的儿孙辈。不过我倒不以为“回到民国”是一种价值。三十年来，中国被有限释放的活力即便从未以民国为指归，但是民间各种自发的个人行为个人价值，正在各层面破茧而出，呈现奇怪而惊人的姿态，成为社会潜流，有如方兴未艾的网络。无数青苗：八零后、九零后，虽说还在念政治考试的经，但他（她）们和民国年间的孩子们理应等同，朝向未知的可能性。为什么我不愿苛责年轻人？清末民初的孩子也曾被世人讥为“一代不如一代”，然而一代送走一代，今天，中国到底不是清末民初烽火离乱的中国，也不是文革时期的中国了。我有时瞧见簇新的青年一脸无辜站那里，即便空白如纸，总算不见党气戾气了。你知道吗，最近看江苏台为男女生牵线搭桥的电视专栏《非诚勿扰》，我非常感动。不为男女情，而是看见了坦然率真的新青年，农民工组合尤其可爱。每位男女公开说出自己的好恶，言语得体，态度自然，虽有位党校女官安插着（烫头发、抹口红，颇有几分性感），但是节目的气象实在是真实的，人性的，如胡兰成所说，有一股对人世的相信——民国的可爱，不就是这真切与相信吗？最近的历史又是最远的历史，因为历史越近越难看得真切、辨得清楚。说了这么多民国的话题，可我却疑心它是否真的那么美好。陈：有一位早期去延安，后来走掉的中共史家，名叫司马璐。他的自传详细描述出离延安后的四十年代中晚期，期间他去了重庆、南京、上海，又办报纸，又组党。他说，他不知道在中国还有比那个阶段更自由的感觉。当然，这家伙是个叛徒，是反动派，虽然文革后的北京党史专家据说经常越过海外向他请教当年的人物与故实。自由是什么？自由是指叫嚷自由、追寻自由的人。民国时期的共产党人莫不公然宣称民主和自由。如今我们大概真的自由了，不叫，不想叫，也不许叫——九十年代末李慎之先生冒险破这自由的题，人劝他慎重一点，他大声说：“由我来先说吧，我是党员！”李先生是勇敢的，问题是，他本来是自由的：四十年代他有投奔异党的自由，也为了自由而加入共产党；过了整整五十年，因为“我是党员”，他才能重提当初共产党挂在嘴上的自由：他晚年终于明白，不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自由就是自由。这一层，他不如五十年前的司马璐，尤不如有言在先的储安平。储安平1948年就说：在国民党那里，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今后可就是有和无的问题了。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民国的种种恶——贪污腐化、裙带关系、横征暴敛、弱肉强食、丧尽天良——倒是进步神速，以至发扬光大：不是吗，论恶，论恶的丰富性、离奇感、创造性，我们绝对有资格看不起民国人。是的。中国是以这艰难的进步警告中国：中国的进步何其艰难，何以艰难——民国是否真的那么美好？好问题。我非常希望你是对的，也希望我以上的意思全属错谬：为了免于沮丧，人乐意肯定自己存活的年代；为了免于虚妄，人会质疑传说中的前朝。遗忘民国吧，它早已被唾弃了。不过，你所说的“美好”，或不美好，是指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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