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把近在咫尺的农业现代化推得遥遥无期，把人民打入社会最底层。

　　包产到户，实在算不上啥新鲜事。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到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时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中国广大农村，除了个别地区土地被极少数人垄断外，绝大多数地区的农业人口，一直实行的都是所谓的包产到户。

　　旧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的都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组织模式。也就是说，谁家的土地谁家根据需要独自耕种。那些土地多的大户人家，自己劳力不足，就聘请雇工或租给他人耕种，自己给雇工发放一定钱粮和向佃户收取地租;更多的人家由于土地少，生产所得不能自给，就租种人家的土地或者干脆到人家家里打工，以此弥补自家钱粮的不足。租种他人土地并上交地租或者给人家打工按月按年挣来工钱和粮食的人家，就叫佃农或雇农;而把土地租给他人耕种并收取地租或者雇工到家里种地付给工钱和粮食的人家，就叫地主。在那样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模式下，不管佃农与地主，都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社会成员，根本不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集体所有制形式存在，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都叫包产到户。这样看来，所谓的包产到户，实际就是一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传统生产模式。它在新时期的出现，是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而言的。从这一点讲，它算不得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性创新举措，更不能把这当作亘古未有影响深远巨大的社会革新去大加颂赞。

　　改开三十多年，关于包产到户一说，是作为讴歌邓小平一大功绩而持久传之于报刊书籍和口头之上的。最近随着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播出，包产到户之说再次风云各大舆论顶端。剧中人物一提起包产到户，无不表情激动，双唇打颤，激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似乎大集体时的土地就是因为社会体制问题啥也不生啥也不长，一旦以包产到户的形式分解到一家一户，土地立马就肥力十足，能量迸射，天翻地覆，当年的收成就创历史最高。每当看到这些镜头的时候，心头就止不住掠过一丝不知是喜是悲还是好笑的感受。吾国之人咋就永远走不出为拔高一事不顾其他，为贬损一事也不顾其他的窠臼呢?

　　包产到户，本是人类历史上再平常再传统不过的农村劳作模式，难道只有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尤其在新时期的改开之后，它才神力绽放，效果尽显，让沉睡的土地开了天眼，一下子没有缘由地就多生产了粮食?一下子就解决了几千年来困扰中国农民和不少有责任心的统治者们忧心不已的温饱问题?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更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感。

　　一句话说到底，关于包产到户的一切说法与做法都源自对人民公这种社会生产结构的否认与批判。为什么?因为人民公社是以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它的一切形式都完全摒弃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模式。土地是集体的，主要农具是集体的，财富分配是依据“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的。从新中国建立之初进行的互助组、合作社开始，开国领袖们一直都在探索如何改变几千年的传统生产组织模式，把中国引入到社会主义这个亘古未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轨道上。从此，在中国的土地上再没有剥削，再没有压迫，再没有地主恶霸资本家了，人人共享一时尚不能完全平均分配可又基本平均分配的集体劳动成果。这才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创举，这才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改革与创新。可惜的是，短视的政治需要，一下子就废弃了这个原本伟大而正确的新型社会模式。一个包产到户，就把共产党付出两千万烈士生命换来的崭新社会制度化作了泡影，把已经近在咫尺的农业现代化推得遥遥无期，把原本消失殆尽的各种黑暗丑恶现象再次带入进了人们的生活，把已经当家做了主人的人民大众再次打入社会最底层，把已经消失了的少数富人精英再次请进了国家的议事决策机构，把国家大好的环境资源几乎毁灭殆尽，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大面积畏缩，国家的一切都似乎不像是共产党建国之初说的和实行的那样由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上照样是黑吃黑，黑吃白，人民大众照样重复着自己先祖们那样没有享有多少实际权利的社会待遇。

　　从严格意义上说，包产到户的做法，在一定时期对于调动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确实起到了一定刺激作用。这也迎合了人们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心态需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缓解了当时某些地区农村粮食紧张状况。其实许多人不可能不知，文革后期，国家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农业现代化已经初见成效。许多生产大队已经拥有比较先进的农业机械，像用于耕地的拖拉机，用于运输的轮胎拖拉机、手扶拖拉机等，已经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几乎每县都建了化肥厂、磷肥厂，再加上文革期间完成的完善配套水利设施，生产小队的粮食产量已经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大幅度提高。那时的广播里，每到粮食收获季节，天天都在报道各个地方的粮食增产情况。只记得常常听到播音员每每用字正腔圆的音调播放着，今年夏收或者秋收，这个地方今年的粮食产量过了黄河，那个地方的粮食产量过了长江。生产队每年分配给农民的口粮也逐年增加，许多地方的小麦口粮已由原来的每人每年八十斤、一百斤，提高到一百二十斤或者一百三十斤、一百五十斤不等。其实这些都是表面上的现象，更有不少生产队在完成应上缴的公粮、留足了来年的种子和队里每年冬春两季出工所需粮食之后，队里还剩余很多粮食，于是就全队人统一口径，谁也密不外露，趁着夜深小孩子们熟睡后，再每人私分三十五十斤不等的小麦。可以说，文革后期，农村的口粮虽然较之现在差距很大，可基本上都能自给自足。根本不像有人渲染的那样有恁多外出逃荒现象。其实那些说逃荒人员多的人，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举国上下到处都缺粮，逃荒的人外出讨要什么呢?全国都是一个社会制度，都是同样的生产组织模式，绝对没有如今这样大的区域性的贫富差别，你都没粮食吃，别的地方就有粮食吃?

　　本来四届人大上，周恩来总理就发出了响亮的号召，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中农业现代化的提出是鉴于以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为单位的社会结构而言的。而包产到户一包就几十年，一家一户零星的小块耕作，上哪里去实现现代化?原本一大块可以进驻农业机械的耕地，由于切割成了无数小块，土地的承包者们，你要种这，他要种那，意见不统一，各自为政。即便有大型农业机械，也无力施展。况且，今天的农村土地被乱圈占乱出卖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许多村组基层组织已经名存实亡，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农民的土地前些年已经分配到家，如今俨然成了各自固定不变的私有财产。添加人口的无法增地，自然减员人口的人家不愿退地。再加上各地无节制的招商引资，软硬兼施圈占了不知多少土地。原来国家划定的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每年都在以不小的数字严重畏缩着。许多地方的农民，早已是名不副实的无地农民了。这些人为酿造出来的苦果，早晚还要国家来吞噬。

　　其实，谁都知道人民公社的道路是最具战略眼光的人类必由之路，包产到户政策是最急功近利最不具长远战略眼光的短期措施，尤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在特殊时期试用一下，缓解一下暂时的危机未尝不可。可是一经实施就不再变更，实在是忘记了共产党人自己常说的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了。当今中国，那些依然不受东西南北风干扰坚强维系着大集体组织状态的地方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千百次地警示人们，走集体化和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之路，大众富裕才是共产党人正当合理的追求。你能说南街村、华西村、大寨村走集体化道路达到的富强高度，是依靠国家明里暗里资助才发展起来的?你能说小岗村因袭传统模式的做法能是社会主义中国农村的最佳发展模式?如果说中国真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话，一家一户包产到户的体制能行吗?如果你不是在骨子里仇视广大人民群众，如果你天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者，如果你血管里不是完全留着狼的血液，如果你意识里还有一丝半毫共产党人的信仰存在，你就不应该死里活里把国家引入到财富为极少数人垄断的私有制社会里，你就不应该违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本质，一味迎合西化派把中国引向弱肉强食的西方世界模式里去。

　　已经早已困倦的包产到户，也该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矛盾与危机深潜的农村当前现实，早已在召唤一种更能适应它生存与发展的新型模式来化解它面临的危机与矛盾。即便包产到户在一定时期确实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可那种完全摒弃集体化的做法，实在和国家的社会性质大相径庭。即使是暂时的发展需要，也总该有它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不能国家的什么都在变，唯独这一点不能变。因为它实在不能再适应目前农村的现实需要了，基层政府尤其是村组两级面临的无政府状况，国家无论现象还是实质上的私有化现实，都已经在从根本上动摇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除非我们的国家确实要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而另寻途径，否则的话，就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排查清农村现实的基本状况，尤其要排查清楚基层政府为政的实际状况，把已经濒临危机的共和国大厦根基，动真格强力认真地巩固一下。

　　毛泽东时代是如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的

　　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和变化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对前一个时期，这里称为“毛泽东时代”，则颇多争议，有人认为“发展缓慢”、“共产党长期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为了全面正确地看待历史，本文谈谈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究竟是如何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的。

　　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个沉重历史课题

　　吃饭是人的生命的最基本需要，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正如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

　　自然界能够提供给人类一切食物来源，但是这还取决于人们的生产能力及其社会性质。事实是：在历史上人类经常处于食物短缺的状态，始终不能摆脱饥饿的威胁。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同饥饿抗争的历史。

　　在长期的历史上，人们的吃饭问题深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洪、涝、干旱、虫害以及疫病等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人们在它面前无能为力，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又由于历代统治阶级执政谋私，只知道横征暴敛，不注重改善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劳动人民向来是食物短缺的承受者。数千年的历史就是劳动人民的饥饿史、苦难史，人被大批饿死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

　　远的不说，就以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为例：那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农村土地大部分归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所有，而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农、雇农(给地主、豪绅干活的长工、短工、佣人等)、下中农则无地或占有很少的土地。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村的收获物大部分被地主、豪绅占有，广大贫雇农、下中农经常处于缺粮或断粮状态。全国经常有数千万人靠逃荒要饭为生，过着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从那时过来的人们谁没见到过那饥民沿街乞讨、路边饿殍倒地的惨状?谁不记得那卖儿鬻女、妻离子散的情景?在上海滩的某个严寒的早上，环卫工人一次就清理出300多具饿死和冻死的尸体。在广大农村，每当水、旱、蝗、疫等灾害发生时，便发生大饥荒，出现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仅以几次大的灾害为例：

　　1928—1930年以陕甘为中心的北方八省发生大饥荒。主要是干旱，12个月无雨，夏秋无收。继而蝗、风、雪、雹、水、疫灾害又先后发生。造成难民 5000万左右，死亡人数 1000万以上。其中仅陕西省受灾死亡人数就达300多万，流离失所人口600多万，两项合计占全省人口 70%;甘肃死亡人数为230万。

　　1936—1937年四川大饥荒。主要是久旱不雨，田地龟裂、粮食绝收，草木稀疏。加之政府、军阀暴敛，地方大户、富商囤积居奇，大多民众断粮，导致灾民3700万人。很多老百姓离家四处逃生，乡间出现十室九空、饿殍载道、毙死之尸无人收拾的惨景。对这场大饥荒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有所报道，称：饥民“以树皮、草粮、白泥作食”，“民食恐慌，已达极点”。这次灾难总死亡人数无人统计，据当时有关地方报纸报道，仅四川万源县就“人口骤减三分之一”、“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仁寿县各地有全家饿死者，南江第二区两月内即饿死二千余人”。很多地方出现饥民吃人肉以及出售人肉的惨状。

　　从1931年至ig49年，长江发生水灾共11次，灾民共1亿多人。其中1931年一次水灾就造成灾民2855万，死人14万。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的人达300一多万。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县，其中江西省受灾40余县;据记载“草根树皮挖剥殆尽，灾民有饿死者，有服毒自尽者”，至少有260万人丧命。安徽省旱情也很严重，出现“禾苗尽枯，赤地千里”的景象。死亡人数无人统计。

　　解放前，黄河平均三年两次决口泛滥，给人民带来的灾害、死难人口不计其数。1933年一年决口就有 62处，受灾人口 364万人。1938年蒋介石消极抗日，亲自下命令在河南省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改道，造成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区被淹，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 1000万以上。有390万人口背井离乡，有89万民众淹死和饿死。

　　1942年中原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流袭击中原。当时政府实行实物税，不断增加军粮征收，致使征收高达农民收入的30%—50%。军政高官和地主乘机囤积居奇，大幅度提高粮价，造成中原地区110个县民众生活陷入困境。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多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病、扒火车挤踩摔轧死者无数，使河南省1000多万人口减少近半。

　　鲁西一带老一辈群众至今仍记得1941—1943年“堂邑大灾荒”的事情。当时聊城地区以堂邑为中心的四个县连续三年大旱，加以蝗虫肆虐，庄稼基本绝收。青壮年、能行动的大量离家往黄河南逃难，而老人、儿童、病弱的人被大量饿死，形成方圆百里的无人区，大量尸骨无人收拾，共饿死人数约10万左右。在逃难过程中，难民饥饿难忍，发生大量弃儿卖女的事情。一些年轻姑娘和媳妇只几升高梁、谷子就被卖给了别人，有的甚至只几个窝窝头就被卖出去。其惨景使人不堪回想!

　　那真是一个灾难频繁、人民群众苦不聊生的年代!

　　旧中国劳苦大众的苦难不仅深刻地留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而且连当时在华工作过的西方人士也多有记述。

　　美国记者斯诺解放前曾长期在中国考察。在他的书中可以看到大量有关当时中国大饥荒的真实记载。例如：在1929年的中国北方那次大饥荒中，斯诺看到的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着饥饿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下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在内蒙古的萨拉奇，斯诺看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我目击数以千记的儿童死于饥荒”。由斯诺夫人整理出版的《斯诺中国》一书，其中就编发了许多当时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

　　白修德是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1943年白修德到河南采访。在从潼关到洛阳的路上，他看到大批饥民处于生命垂危之中，还“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他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然而，到了郑州后，白修德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省政府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热情接待他的宴席中，就有各种高档菜肴。白修德在其书中称：在一个“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年代，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宴席之一。”灾害固然是大自然所造成，但导致老百姓大量死亡的却是政府及其官员们的腐败和失职。

　　贫困和饥饿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在整个民国时期长达38年的时间里(1911—1949年)，中国人口仅仅增加了1亿人，即由4.4亿增至5.4亿。其增长速度比清朝政府时期还大大降低。年均死亡率高达29‰左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估计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超过2亿人。

　　贫困和饥饿不仅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高度积弱和落后，而且成为引发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初，很多贫苦群众就是为了求生存、寻找吃饭生路而参加革命的。同样，共产党正是由于贫苦大众的支持才取得了胜利。然而，革命胜利后，能否让全体中国人都有饭吃?这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课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人口众多，历代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它必然会因此而垮台。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对了：吃饭问题向来是中国的一个大难题，历史上任何政府都不能解决它。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能否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更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共产党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在毛泽东领导下，建国后即投入到一场向贫困宣战的不折不挠的战争中。

　　二、实行土地改革、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人民生活初步改善

　　吃饭问题，实质上是农业和农民问题。旧中国长期不得解决的社会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和生产分配关系，以及与此并存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方式。为此，共产党在取得革命胜利后，首先从解决社会制度问题入手，迅速有效地开展了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大变革，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并进一步走互助合作化道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广阔前景。

　　通过土地改革，几千年的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完全被废除，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被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使农村人人都有土地，真正实行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是对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它对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具有根本意义。从建国前后到1953年春，土地改革即在全国基本完成(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全国新老解放区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那真是一个让农民欢天喜地的日子!多少祖祖辈辈靠逃荒要饭为生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土地;多少给地主扛活打工的贫雇农被解放成自由独立的个体农民;多少无业游民、娼妇、乞丐、盗匪等很快消失，都分得了土地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历史上多少革命志士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目标在共产党领导下真正实现!那时人民政府建立的农村信用社还贷款给农民置办了大量新农具，大多数农户都购买和养殖了耕牛、马、驴，添置了新车辆，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真是家家户户生产忙，村村一片新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很快。到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就达3278亿斤，比1949年的2162亿斤增加了48.8%;棉花产量2607万担，比1949年的889万担增加了193.4%，都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同时林业、畜牧业和水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仅三年时间，千百年来农民逃荒要饭、流离失所、挨饿受冻的现象就从中国大地上消失。

　　土改后建立的个体农民分散的小农经济制度，虽然比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个历史进步，它一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但必须看到，这种发展是不可能稳定、持久的。它不仅不能抵御自然灾害，而且必然产生两极分化，重蹈过去富的富、穷的穷、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历史告诉人们：一个人民共同富裕、国家统一强盛的社会是决不会在一个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不要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在农村土地改革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就进一步提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生产互助组和合作社，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任务。从1953年开始，在试点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号召、示范和国家援助等方法，使农民自愿地、逐步由互助组走向农业合作社。合作化运动于1955年冬形成高潮，1956年基本完成，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的96%。这标志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创造了使五亿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

　　农业合作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结构和面貌，结束了上千年以来农村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历史，引导农民走向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这不仅大大增强了农民团结协作的力量和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克服了当时即将出现的两极分化的倾向，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加强了工农联盟，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工业化建设。

　　50年代农村生产关系上的一系列变革，虽然也带来了某些社会动荡，但总体上是充满生气的，它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农村经济和人口迅速增长。到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达3910亿斤，棉花产量达3280万担，分别比1952年增长20%、26%。主要农副产品产量都创历史最高记录。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1957年全国人口达 64238万，比 1949年增加 1亿多人，年增长率达 23‰。这充分说明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当时，国家虽然对粮食和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但农民的口粮都能得到保证，农民对农产品仍具有很大支配权，吃饭虽然是以粗粮为主，但大多数人都能达到温饱。有些多余的农副产品还可以自由地到市场、集市上出售、交换。当时城乡市场繁荣、物价低廉，市场上粮食价格每斤只1角左右，鸡蛋3分钱一个，肉五、六角钱一斤。同时文化生活也较丰富，农村戏剧、曲艺、电影、杂技等都经常有演出。县城以上电影院、戏院门票一般就是5分至1角钱。那时各级干部作风良好、社会安定、风气纯正。基本上没有盗贼、欺诈、造假、杀人、抢劫、强奸、贪污行贿等犯罪和腐败现象，初步呈现出安居乐业的景象。被人们怀念的“50年代的好时期”就是那个时期的总体印象。

　　新中国建立仅仅七、八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正确、社会改造措施成功。这种变革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牢固基础，对推动中国历史进入现代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前进中的挫折——“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在新中国发展史上人们都十分看重1957年前的成就，其实那个时期的发展只是低层次、很不稳固的。这是因为，就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来说，仍是历史的、十分落后的，比解放前并未有根本改变。人们知道，落后农业的出路在于实现水利化、机械化，以及使用化肥和改良品种等，这在当时是根本谈不上的。这就注定了发展的后劲十分薄弱，更没有抵御自然灾害和抗风险的能力，遇有风浪很容易遭受挫折。

　　1958年下半年的“大跃进”，实质上是以加快发展为目的的生产技术性运动，其主观动机是积极、进步的。它反映了在“三大改造”运动完成后，迫切要有一个生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90年代有个主导性口号是“加快发展”，可想而知，这种要求对于5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岂不是更加迫切吗?

　　同时，由于1957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形势很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和超额完成。在胜利面前，党内一种盲目乐观、急于求成、骄傲轻率的情绪增长，有些领导干部似乎认为单靠人们的干劲和热情就能很快把经济搞上去，把社会主义建成。这更加促成了“大跃进”的产生。

　　但是动机与结果往往并不是完全相符的。“大跃进”的主要错误在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超越了现实条件。一是干部头脑发烧，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大搞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二是不讲实事求是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盲目实行“全民大办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公共食堂”、“大办文教”等，使工业和各项事业齐轰乱上、劳民伤财，大大损害了农业。1958年秋虽然粮食大丰产，但由于大轰隆以及劳动力过多地调出支援工业、大修水利等，使相当多的粮食、地瓜、花生等农产品没收上来，烂在了地里;由于人民公社普遍实行食堂化和集体生活方式，农民家庭的粮食储备被清空，变得一无所有，一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毁坏，这样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完全失去了安全保证，因而危机很快就出现。到了1959年春就出现粮食短缺，城乡各地相继进入饥荒状态。适逢1959年至1961年不少地方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农业产量连续减产，1960年粮食产量减少到2870亿斤，比1957年少1030亿斤。这样就出现新中国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

　　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各地党组织和干部的工作不同，各地的困难程度和持续时间长短是不同的，灾情有轻有重。有些地区农民为了求生存又重新外出逃荒要饭和弃家外流。有大量社员以糠麸、野菜、树皮等充饥，在有的地方发生饿死人的现象。

　　对“大跃进”中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党中央很快就发现，毛泽东从1958年底就开始提出纠左和批“五风”，以后反复要求各地对农民的“一平二调”必须退赔。1959年党中央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对开展生产救灾、注重群众生活安排、解决缺粮和渡荒等问题下达了一系列指示。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党中央加强了全国粮食的统一管理和调拨、采取向灾区人民发放救济粮、号召开展节约用粮、调整城乡供粮标准、实行“瓜菜代”等措施;要求城乡各行业注重劳逸结合、增加休息时间等。这对于克服困难、缓解饥饿起了很大作用。

　　尤其重要的是，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某些左的错误，党中央在有关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计划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进。例如：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明确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某些规模大的公社和大队划小;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允许社员经营小片开荒，大力发展社、队、家庭副业和畜牧业。在集体经营的同时鼓励社员搞好家庭副业和饲养，实行公私“两条腿走路”;在生产队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恢复城乡自由市场和集市贸易;大力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整个经济关系中确定了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号召“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各行各业都必须把支援农业放在头等重要地位，绝不做任何妨害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的事情。通过一系列方针、政策上的调整和改进，使党的农村政策基本上建立在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对克服困难、恢复发展生产起了根本作用。因而到1962年中国城乡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就开始好转。

　　三年大饥荒的出现，虽然是由工作失误、自然灾害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从基本方面说仍在于中国农业生产条件落后，是历史的问题。它清楚说明：中国六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决不会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即可解决，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即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设想千百年来形成的饥饿状况会在十年时间里完全消除。搞不好，旧社会的灾难仍会重演。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是一个大国，但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

　　中国共产党认真吸收“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教训，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一贯强调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认真研究价值规律，正确处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因而使经济建设在此后再无发生大的波折。

　　四、驳右派势力对共产党的攻击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右派分子们对“大跃进”和“三年困难”的挫折如获至宝，成为他们攻击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一个难得的箭矢。他们不惜歪曲事实、夸大问题，制造了所谓“饿死3000万人”等各种谣言。在某些文痞笔下，更出现了所谓“白骨累累”、“饿殍遍野”、到处“人吃人”的景象。有些人还把那时的经危机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对于这种编造谎言、糟蹋历史的恶劣行径，一切正直的人们必须予以反驳。

　　人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饥饿及至死人现象都是不可避免的。至今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还不能消灭饿死人的现象，即使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目前还存在着少量贫穷、无家可归以及营养不良的人。在1959—1961年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10多年，有人就要求中共消灭饥饿现象这实属一种无理的责难。

　　新中国历史上关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人口数据是很不完整的，各种意见出入很大，不足采信。而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服务部整理的《1949—2001年全国主要人口数据》所提供的资料及相关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中国大陆在1958—1961年的人口总数分别是 65346、66012、66207、66457万，这个数据比较贴近实际。从中看出，1959—1961年的大陆人口虽然较之1956—1958年出现了增长率显著下降、死亡率升高的情况，但总人口却仍然是增长的，即从1958年的65346万增至1961年的66457万，三年增加了1111万人，年均增长率是5.46‰。这个增长率同目前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增长幅度差不多少，但仍高于世界同期的人口增长率，尤其是大大高于解放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大陆人口死亡率分别是14.59‰、17.91‰。14.24‰，年均是15.58‰。，总计死亡人数3095.23万人，这个数字虽然比前三年的平均死亡率11.40‰;高出千分之四，即约多死了830万人，但与同期世界平均人口死亡率相比仍基本持平，即是说属于当时全世界的正常情况，而大大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20‰的死亡率。解放前民国时期的人口死亡率各年份都在25‰—33‰。之间，人均寿命不到35岁。如果以其最好的年份与新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相比，后者的人口死亡率还低10‰。按此计算三年间约少死1871.67万人。根据历史资料，在1928—1931年，也是三年时间，中国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5309万，即由 47479万降到 42170万，下降幅度之大使人难以想到。而在1937年—1947年长达十年之间，中国人口又减少了2781万人。过来的人们都知道，在旧中国饿死人、冻死人完全是正常年景下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这就是说，即使在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生活状况仍好于旧中国，在人口死亡率上成倍降低。这难道不就是历史的真实吗?右派们有什么理由责难新中国初期饿死人的问题?

　　几十年来右派们反复不休地宣传他们所收集的“三年困难时期”某些地、县大批饿死人的材料，然而他们所谓某地饿死几十万、几百万人的数字有哪一个是根据统计而得出的?完全是一种虚夸和臆估。他们胡说全国“饿死3000万人”，而当时三年中全国总死亡人口才3000多万，如果按右派们的说法，岂不是就没有人口的正常死亡了吗?

　　对于一个有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就是在正常状况下三年死亡人数也要有二、三千万之多，例如处于正常年景的1962至1964年，据全国统计资料就死亡2322万人，那时可没有被右派们称为饿死人的记载吧!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右派们为了达到夸大饿死人数的目的，竟然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正常死亡人口统统算作饿死的。这种手法岂不是太掘劣了吧!人们知道，在食物营养缺乏的情况下，人口必然死亡率升高，对此如无认真、深入调查，任何人都不可能分清人究竟是饿死的还是病死的。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很难统计出具体饿死的人数的重要原因。然而中国的右派们居然能判定出全国饿死的人有3000万，这岂不是一种骗人的事!

　　其实右派们所关注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每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率、死亡率和人均寿命等统计数字得到综合、客观地说明。从全国统计资料看，三年困难时期虽然比50年代的其他年份人口死亡率升高，即多死了800万左右的人，但是若与解放前的正常年景相比却是少死了2000多万人，人均寿命提高了15岁左右，总人口增加了1.5亿之多，而这种变化只经过了十多年时间。难道说这不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吗?

　　右派们尽管对个别地方饿死人的现象炒得何等严重，表现得多么深恶痛绝，但仍改变不了三年中全国人口增加了1000多万的事实吧，抹杀不了比解放前死亡率成倍降低的事实吧!你们闭口不谈解放前人民的痛苦和大量饿死人的状况，对新中国的巨大进步视而不见，而唯独对“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极度夸大、编造、攻击之能事，这种做法岂不是太无说服力了吧!

　　尤其是从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在“三年困难时期”尽管人们过了一段忍饥挨饿的日子，但当时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有什么怨恨情绪吗?有“饿着肚子骂娘”的吗?有抢劫、杀人、强奸、贪污受贿等犯罪问题吗?有社会动乱、治安恶化情况吗?非但没有，社会还十分安定。在这方面人们至今回顾起来还有一种怀念之情。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事情并不奇怪，这正反映了“三年困难”所具有的实质性问题：

　　第一，当时群众生活虽然很苦，但却没有达到解放前的那种地步。刚刚从旧中国过来的人们都亲自经历过解放前的痛苦生活;那时穷人们挨饿受冻、逃荒要饭、卖儿鬻女。饿死人等是一种经常和普遍的现象，老百姓的生命从来是鸡狗不如;只有共产党来了才真正把贫穷百姓当人看。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求翻身所带来的好处广大群众在50年代都亲自感受到，新旧社会对比，孰优孰劣，人们心里很清楚。

　　第二，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好在大家都一样，社会是公平的。“不患寡就患不均”，这虽然并不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理念，但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是保持社会安定、人民团结的最好方式。相反，在一个财富分配不均，有人挥霍有人挨饿，吃的吃、看的看的社会里，人们心理和精神上所受的歧视和伤害决不比肚子的饥饿更容易承受。“大跃进”之后，虽然困难局面造成了，但是人们看到全国各地情况都一样，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各行各业都吃不饱饭，都同样在千方百计地渡荒、找饭吃，绝没有任何人有什么特殊，更无任何人囤积居奇。当时包括中南海的国家领导人都对吃粮和生活用品限量供给，他们也同样节衣缩食，过苦日子。就是最高统帅毛泽东也曾在一段时期不吃肉，同全国人民一块承受饥饿，甚至也因营养缺乏而导致浮肿。这样，老百姓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人们生活上虽然苦，但心理上是平衡的。历史说明，中国的老百姓既是善良的、能忍耐的，但也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处于当时的困难中，假设共产党不与人民同甘共苦，假设社会上有少数人奢侈挥霍，那么老百姓能够容忍吗?社会能安定吗?不会的。

　　第三，人们清楚地看到：“大跃进”失误完全是在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目标的群众运动中、在全党上下探索如何建设劳动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中出现的，它丝毫不带有任何权力争斗和谋私的成份。“大跃进”的失误过程是那样直接、公开、简单而又真实地袒露在广大群众面前，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数群众所理解。“公生明、廉生威”，当时经济形势虽然恶化，但全党全民的精神支柱并不虚弱，人们对共产党一心为公的观念没有动摇。人们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形势会很快好起来。

　　在这里，我们看到右派精英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是多么的不同。在他们看来，共产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立即使生活富裕起来，再不能有贫困和饥饿。他们根本不承认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必须有一个艰苦创业过程，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高度贫穷落后、历史包袱沉重的国家，如果没有一系列社会改造和改革运动，吃饭问题是根本不能解决的。即使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完成之后，其生产力发展、生产条件的改善也要有一个历史的阶段。看与中国国情类似的一些国家吧，例如印度，到1976年人均粮食才有232公斤，人均寿命只有51岁，大大低于同期的中国，并且至今仍有3亿人口没有足够的食物，2004年孟买一个城市就有一万名儿童饿死。比较起来中国是成功的，完全称得上是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榜样。

　　右派们是一批四体不勤、脱离实际，只会坐享其成的人，他们一贯攻击“社会主义糟得很”、生活赶不上西方国家，但却不讲历史条件，不懂得好生活必须从艰苦奋斗中得来，而只想自己早早发财致富。他们关心饿死人的问题是假，梦想恢复那人剥削人的私有制社会是真。两种历史观、两种政治心态的对立是多么地显明啊!

　　五、六七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奇迹

　　三年的饥饿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解决中国六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力水平落后。因而必须在加强农业基本建设上下更大功夫，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困难过后，党中央把农业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领导农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发扬战天斗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开展了一场持久的以全面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为目标的群众战争。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用了十五、六年时间，使中国农业生产状况发生了历史的改变。

　　1、完成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基本上控制了水患，变水害为水利

　　几千年来农业都是靠天吃饭，洪涝和干旱是威胁农业安全的最大的自然灾害。为此，从50年代初，在毛泽东关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一系列号召下，就开始对一些水患严重的江河进行治理，并结合兴修水利。至60年代，各地治水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并逐步产生显著效果。到了7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了对全国江河、湖泊的治理，并开掘了许多新河道，修筑了大量水利工程，其中包括对海河、淮河、黄河、辽河、长江支流等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不仅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建立了许多具有综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产生了除弊兴利的巨大效果。例如：

　　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控、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同时还建了许多水库，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使海河流域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

　　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修建水库220座，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 1100多万亩。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竣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南、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相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对黄河下游的治理，共修建和加固堤防3000多公里，沿岸建成涵闸60多座、引水虹吸等灌溉工程80多处，灌溉面积800多万亩，由此变害为利。

　　在水利建设中，止于1977年全国各地共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建水库七万多座。例如，令人震惊的河南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1969年全部建成，总干渠长104里，灌溉面积扩大了60万亩。湖北省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等等。

　　这些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实施和完成的，历时不过十多年。如此艰巨豪迈的工程、如此宏伟的业绩，在历史上什么时期曾经出现过?古今中外孰能与之相比?这样的人类奇迹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能创造出来!

　　2、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治山改土，全面整修农田，使大部分农田实现灌浇

　　大寨是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缩影。大寨的贫穷可用过去的一个民谣加以说明：“打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解放后的贫穷主要是由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决定的。全村七百多亩土地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七零八散、高低不平共4800多块。土地十年九旱，一下大雨就涝，亩产只有七、八十斤。但是大寨人的骨头是硬的，他们不向贫穷低头，而是认准了向穷山恶水开战、治山改土的一条道。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硬是靠人力打石筑坝、填土造田，在山坡上造成了新的“大寨田”。这样不仅扩大了地块面积、整平了土地，而且能够保持水土，旱涝保收，亩产在当时就翻了两番，基本上摆脱了贫困。看那长城般的石坝、天梯式的农田，谁能相信它完全是靠全村五、六十个劳力手凿肩抬式劳动方式建成的?他们打出和搬运的石方如果垒起1米高2米宽的大坝，能够从大寨铺到北京一个来回!

　　大寨的经验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中央于1964年作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决议。“农业学大寨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按照水利化、机械化要求，对土地进行升级改造。

　　在各地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治山改土、修“大寨田”、大打农业翻身仗的群众运动。

　　过来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农村的土地大多是脊薄荒凉的，不要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绝大部分不能水浇，正常雨量下高处旱、洼地涝，好年景产量不过二百斤。很多地区盐碱现象严重，土地一片白茫茫，草木不生。这种状况正是在六、七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根本改变的。

　　那真是一个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县、社干部和群众一起奋战在田野，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将每一片土地整平、修成整齐划一的畦田，并结合修水渠、打机井、治理盐碱、翻淤压沙等，使大部分土地都达到了能够排涝和灌溉的标准，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经过10年多的时间，使大地变了模样，变成了畦田纵横、渠水成网、绿树成行的图画!

　　有人诅咒那个时代生活艰苦、劳动报酬低，有人诅咒那时“一大二公”、“不自由”。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时代人们的艰苦奉献、创业拼搏，能有后来及至今天农业的大翻身吗?那一代人所创造的价值及其惠及子孙后代的功绩有谁能与之相比?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迹;正是那时，为实现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和人民生活富裕做出了最具有决定性的事情，铺就了最坚实的路基。

　　3、大力发展支农工业和电业，为实现水利化、机械化、化肥化、电气化提供了充分条件

　　农业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如果没有相关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贯彻党中央“调整”方针，在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工业开始迅速发展，包括困难时期下放的一些项目也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这对农业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由于大庆以及胜利、大港等许多新油田的建立，逐渐使我国石油达到基本自给，加上这时大批新煤矿的建立，这大大促进了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尤其是在70年代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中国引进了一大批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笨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在70年代先后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油田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大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使中国化肥、化纤、人造棉等产量在70年代末期有了迅速增长。如：化肥产量1978年比1977年以66%的速度增长，到1979年达1065.4万吨，化肥施用量比1962年增加了12.4倍;化纤产量1979年达32.6万吨，比1965年增长550.7%;棉布产量 1979年达 121.5亿米，比 1965年增长 93.5%。这些都为80年代的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充分条件。

　　70年代农机制造业发展很快。1976年又一新的大型拖拉机制造厂—山东拖拉机厂建成。到1979年，全国有拖拉机56万台，手扶拖拉机140万台;全国大部分公社都有了拖拉机，有相当多的大队有手扶拖拉机。柴油机、播种机、粉碎机等一些农业机械也逐渐投入使用。农业机械总动力1978年比1962年增加了14.5倍。在“大跃进”和困难时期那种人拉犁子、用锨翻地的现象这时就逐渐消失了。

　　六、七十年代中国电力发展很快。全国一些大型发电站如：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唐山陟河发电厂、山东莱芜发电厂等都是这时期建立的。同时各地都兴建了许多中小型发电站。从1966年至1976年仅全国农村就新建了中小型电站56000多座。到1978年，全国农村90%的公社、60%以上的生产大队通了电，农业用电比1965年增长了470%，机电排灌动力达到6500万马力，机电排灌面积增长了4倍以上。

　　由于农田基本建设和支农工业的发展，到70年代末，农业发展日益朝水利化、机械化和电气化驰进。1978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八亿亩，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60%。农业达到每人有一亩以上稳产高产田。农业生产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4、大力发展农业科学技术

　　中国早在1957年就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制订了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任务。进人60年代，有关科研部门培养的小麦、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粱等就开始在生产中推广。这些新品种还不断更新换代，使农业产量逐渐提高。我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从60年代就开始了，70年代其成果就开始推广，新品种使水稻产量提高了20%，亩产达千斤以上。在防止病虫害方面，1968年我国有关科研部门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等问题，尤其是消灭了数千年来危害中国农业安全的蝗灾，取得了重大成果。从70年代初，科研部门就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新技术应用于农作物育种，培养成水稻、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不仅使农作物产量提高、生长期缩短，而且具有抗病虫害等特点。从这时起，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等方面的成就逐渐领先世界，对东南亚以及全世界农业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正是这些新的科技成果的推广成为中国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取得上述几方面伟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农业在70年代就进入大发展局面。从1963年到70年代末，十六、七年的时间内粮食产量都是持续增长，再无出现大的减产或波折，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即使在“文革”动乱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仅从1965年至1978年来说，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十多年间增长了56.7%，年均增长率是3.9%，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速度。从此，中国农业基本上摆脱了靠天吃饭、受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的历史。

　　六、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的显著变化

　　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大搞农田水利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国家在基础建设和长远效益上投放多、发展步子大，可想而知在改善人民生活上投入不会很大。这也是任何一个经济落后国家起步发展所必经的一个阶段。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共产党不关心人民生活或者说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人民生活没有改善、没有提高。右派们在讲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时，总是说“长期没有变化”，统统说成是“挨饿、吃不饱”的历史。在他们眼里，历史成了被任意涂抹、歪曲的东西。

　　事实是，在党中央“调整”方针指导下，国民经济在“三年困难”之后很快恢复发展起来，城乡居民吃不饱饭、挨饿的状况就逐渐消失。到196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9452万吨，比1960年增加了5000多万吨，接近了1957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产品如棉花、油菜、甘蔗、考烟等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大大超过了1957年。其中棉花总产量达4195万担，比1957年增长了22%;猪肉、羊肉、蔬菜等副食供应增长30%以上。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57亿元，比1957年增长28%。当时市场供应显著改善，城乡生活大大好转，这在中国历史上被公认为是经济、生活较好的一个时期。难道有谁记得那时候生活仍处于饥荒挨饿之中吗?

　　此后不久，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直到1977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被宣布结束。那么在“文革”10多年间，人民生活水平究竟是下降了还是继续提高了呢?

　　其实，事情很简单，任何人都可以拿“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生活状况究竟是好起来了还是更差了?这个问题对每一个正直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1979年粮食总产量达6642.3亿斤，比 1965年的 3890.5亿斤增长 71%，全国人均占有粮食684斤，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

　　诚然，从统计数字来看，“文革”时期城乡居民的货币收入并不高，增幅也不大，但实际情况却不是统计数字所能完全说明的。这里有三个问题必须看到：

　　第一，当时实行的是计划供应制度，城乡对职工、社员的分配含有很大实物供给的成份，有许多项目是不计价的，或者计价很低，而且公共福利、救济的成份很大。因此说用货币价值表现的增长数字远远不能反映出当时的真实情况。例如：很多单位对职工的住房、水电是不收费的，或者收费很低;农村生产队分给社员的蔬菜、果瓜、秧苗、柴草等往往就是按“堆”估，每堆就只算1角钱，有的不计价、不进入决算。就是当时的粮、棉、油等基本生活用品也是计划供给，价格很低，远远不能反映其真实的价值。

　　第二，农村社员的收入过去的统计数字只反映的是从生产队集体分配的部分，而对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是不计在内的，而这部分在社员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并不是很小，一般要占在30%—40%之间。

　　第三，对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只从职工人均工资多少也是不能完全说明的，还必须考虑其就业多少以及公共福利和救济等多种因素。

　　因此，从全面综合情况看，六、七十年代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及其提高速度要大大超过统计结果。这里仅从以下几点说明：

　　1、就业人数大量增加

　　“文革”期间虽然职工十年没有增加工资，但那时国家采取广泛就业的方针。由于当时全国工业、交通等事业发展很快，新建企业很多，因而增加的新职工特别多。1966年到1977年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共新增3915万人(有一半左右是从农民中招收)。到 1978年，仅“三线”地区，职工人数就由 1965年的 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是原来的3.47倍。全国职工人数则达到近1亿人(9967万人，其中包括全民和集体分别是 7693万、2274万)，比1966年增长70%。“文革”前入校的大中专生(“老五届”)一百多万人在1968年后全部分配，还有全部退伍军人、部分城市青年等都安排了工作。1977—1979年全国就安置就业人口达750万人。这种就业速度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就业人数大量增加，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家庭收入增加了。“文革”刚结束，1977年10月即给全国60%多的职工增加了工资，成为建国以来增加工资总额和人数最多的一次。这难道不是六、七十年代所积累的财富吗?

　　2、食品供应逐渐丰富

　　“文革”期间，全国对“大串连”的红卫兵实行“吃饭不要钱”。红卫兵到了哪里，如果没有钱和粮票，在当地接待站打个条就可以吃饭、住宿。这也说明当时的吃饭问题已不是困难的事情。“文革”期间，虽然在政治思想上大批“三自一包”、“资本主义”，但这决不意味着国家从政策上取消了自由市场、家庭经营之类。相反，城乡的集市贸易、农贸市场等形式的自由市场始终存在。包括全国的大城市几乎都有其划定的以经销农产品和轻工业品为主的自由市场区。尤其是在70年代后期，这种自由贸易逐渐发展。1978年全国仅农村集市就达36000个，与1965年相当。农村自从60年代初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60条》)以来，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家庭饲养等到1965年之后经营已十分稳定，在整个“文革”中除了个别地方外都没有改变。社员的自留地、小片开荒因地区不同每人面积在二、三分以上不等，产品完全归家庭所有，并且不交税。这对社员家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补充。尤其是到了70年代，社员的自留地经营普遍很好，家庭副业和家庭饲养也大有发展。其产品除部分自用外，有些就拿到城乡自由市场去出售，这大大补充和丰富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有些人讲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收入，只讲从集体分配的部分，而不讲自留地、家庭副业等方面的收入，似乎是把当时的增长数字贬得越低越好，然而事实岂能掩盖得住呢!

　　在“文革”时期，非农业人口的主要生活品，如面粉、肉、油、糖等虽然凭票供应，但是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基本上过得去，有少量不足的部分可以到自由市场上去购买。自由市场上的商品比国家供应的价格虽然贵一些，例如，小麦、大米每斤在二、三角之间，肉每斤在1元左右，鸡蛋每斤在五、六角之间，这对普通家庭来说都能买得起。到了70年代后期，由于全国农产品和畜牧、水产品产量逐渐增加，城乡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也逐渐丰富，市民已明显感到生活有宽余。大多数家庭都有些积蓄的粮票和粮本购粮计划，户存上千斤的不在少数。有人每讲计划经济时期就是“吃不饱饭”，其实那只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而决不符合整个六、七十年的生活实际。

　　当然，从某些城市下乡知青的体验中，农村生活始终是艰苦，这说明城市生活比农村好得多。在当时农村，有些农民吃的是黑窝窝头，喝的是瓜菜粥，就的是腌菜，而很少情况下吃炒菜和肉，然而他们不知道这已经是解放前中农的生活水平了。在旧社会就是一般地主，也不会常年吃上白馍和肉菜。

　　3、服装和家庭用品的变化

　　70年代后期，居民棉布的计划供应量人均增至20多尺，家庭中大人、儿童均起来，应该说数量基本够用。由于当时国家引进了一批化纤设备以及轻纺工业的发展，各类人造棉、涤纶之类的棉布、针织品、服装产量增长很快，而且不凭票供应，放开购买。这就使城乡人民的穿衣问题基本解决。其他产品，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轻工业产品也迅速发展，其中既有凭票供应的，又有高价的，城乡居民实际拥有的数量都比1966年前大大增多。

　　4、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制度广泛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但是城乡居民有病看不起、孩子没钱上学的现象反而增加了，有些家庭因此而负债累累。有些地区出现了农民靠卖血维持开支的现象。在议论这个问题时，人们不得不承认70年代中国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宝贵经验。

　　那时国家实行的是真正的义务教育，各类学校的学杂费、书费低得无法想象。中小学的费用全部加起来每学期不过2.5元。大中学生在校住宿、吃饭，每月只需6—8元钱。其中家庭有困难的，学校还发助学金、减免学杂费等。很少有孩子不能上学的。

　　当时在职职工全部是公费医疗，看病吃药、住院费没有哪个单位是不能报销的。甚至连子女看病都能报销。在校学生看病、住院都由学校承担。为了解决广大农民的治病问题，党中央提出把卫生医疗的重点放在农村，大力推进合作医疗制度。1969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药品全面大降价，一次降价幅度就达37%。那时社员看病花钱很少，一般小病就是花几角钱。到1978年，全国有五万多个人民公社建立了卫生院，有82%的生产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初步形成了从县、公社到大队的三级医疗卫生制度。为了加强农村医疗，大批城市医生下放到农村，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都面向农村。各地共培养“赤脚医生”160多万，这大大加强了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有许多寄生虫、传染病被消灭。1977年全国人均寿命已达66岁，比1949年提高了31岁。

　　1970年斯诺曾来中国考察，他说：“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从中也反映出当时农村的实际变化。

　　那时期党和政府虽然不让少数人富起来，但对于困难群体和灾区的扶助、救济措施却是非常强有力的。不论发生什么样的困难都能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例如像发生唐山大地震那样的特大灾难，几十万受灾人口没有出现一人挨饿、受冻和流离失所的现象。

　　那个年代在城镇工作的有些老职工，每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还赡养着包括老人、孩子在内的五、六口人，然而他们却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并供应孩子上学，直到大学。而在目前城市里，即使月工资200O多元的高薪族，你能养得住这同样多的家庭人口吗?

　　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在讲经济和生活较好的时期时，公认是50年代中期和1965年前后。其实，无论就生产条件改善、生产力发展速度还是农产品产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各方面来看，70年代都大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是农业发展最快、最好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农业从肩挑人抬、人拉犁子、用铣剜地的状况到拖拉机田间跑、电动机、柴油机普遍使用;从土地坑洼不平、旱涝灾害频发、靠天吃饭到畦田成片、普遍用水灌溉、每人一亩稳产高产田;从饥荒、挨饿到大多数人达到温饱，初步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没有失业的中国，这完全是上了一个历史大台阶。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走过的一段最艰巨豪迈的路程。这个时期人民生活虽然没有达到小康，更无人富裕，但那一代人却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了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他们的历史奉献无以能与之相比!

　　七、解决吃饭问题无有穷期

　　解决吃饭问题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各个时期具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相对于旧中国来说，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建立起公平的分配制度，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生产条件根本改变，消除靠天吃饭的现象，使大多数人摆脱贫困和饥饿，这就算历史地解决了吃饭问题。从这个标准来看，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基本上达到了。然而，解决吃饭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极少数挨饿的人。即使象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国内都还有占总人口 10%以上的贫困和无家可归的人口;解决吃饭问题也不意味着是一劳永逸的。由于时代不同了，情况不断变化，人们的生活要求不断提高，新的问题和矛盾总是不断产生，因而吃饭问题必须不断努力、不断解决，它始终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永恒课题。

　　人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和人民生活曾出现一个显著发展的时期：粮食和农产品连年丰收，广大城乡居民不仅吃饱了饭，而且质量也有所提高，农村开始了以白面细粮为主食的历史，城市则取消了长期实行的粮食限量供应政策，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其实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二是提高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价格，逐步放开粮价。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议程之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粮食价格从1979年夏季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征购指标在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其他棉、油、畜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也相应提高。同时降低农机、化肥、农用塑料等支农工业产品的价格。这两项政策在当时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因而使改革很快在农村看到显著效果。

　　然而必须看到，80年代初的成果是建立在70年代农业的建设成就基础上的，最根本的在于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力发挥的作用。农业基本常识说明：农产品产量增长一是靠水利，二是靠化肥，三是靠种子改良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的应用，四是靠农业机械和电的使用等，这几个方面正是在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基础，即使在管理方式和产品价格上改革，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产量也不会大幅度提高。事实上，中国农业产量从改革开放之前的1975—1978年就已经出现了加快增长的趋势，80年代初不过正是这种趋势的继续而已。正如中国革命一样，如果只讲建国时的伟大胜利，而不讲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次斗争的成就，那样能够说明问题吗?又如农业丰收了，如果仅仅看到收获、分配时的成果，而不看开垦、耕耘、栽培时付出的劳动和汗水能行吗?有投入才有产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难道能够割断事物发展中的必然联系吗?

　　同时，事情也是一分为二的。80年代初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急功近利性质。无论是分田到户还是完全放开农产品价格，从长效机制讲并不是没有其负面作用的。由于人民公社被撤消、土地被小块分割，统一的农田基本建设无法再搞。在十多年时间里各级政府在农业建设、投入上实际再没有做什么事情。80年代国家对农业的投入由70年代的10%降到1%左右。1985年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投资总额是20.2亿元，这只相当于1975年45.3亿元的45%。非但如此，农村大量水利设施无人维护，损坏严重，有些沟渠被平，堤坝被扒，机井被填，树木、山林被砍，有些大型农业机械被处理，大量环境资源被破坏，由此导致八、九十年代许多地方洪水、干旱、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重新肆虐，多次发生水库垮坝灾难，有些地方被消灭了十多年的疫病、虫害如血吸虫、瘟疫、蝗灾等重新出现。由于乱开发、乱圈地使耕地面积大量减少，有数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人均耕地面积比50年代减少约四分之一。从粮食产量来看，到了1984年就达到了增长高峰，此后便进入长期的徘徊不前状态。直到1998年才出现新的高峰，但从1999年至2003年又出现连续减产的情况。

　　由于农产品价格完全放开，缺乏计划调控，导致80年代后期全国性通货膨胀，这给城市职工、工业生产造成很大压力，出现了工业不景气，工农、城乡关系恶化的问题，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1989年动乱的出现与此不无一定关系。由此，改革精英们不得不把眼光主要转向城市和国营企业，开展了以砸破工人铁饭碗、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建立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从此，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实际上被抛到一边。

　　到90年代中期，城市大开发、产权改革、资产重组、招商引资的浪潮逐渐向农村延伸，农民直接成为开发的侵害对象。由于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圈地、吃拿卡要等各种不正之风蔓延，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在这之中农民成为主要受害者。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在90年代有多年徘徊不前，增长缓慢。从1984年至2003年近20年间全国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38万吨，即由40732万吨增至43070万吨，年均增长率只有0.3%，增长速度不及“文革”时期的十分之一，2003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比1979年还低。同时，由于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农村发生严重两极分化，社会财富和资源向少数人高度集中，大多数人生活状况多年中停滞不前;又由于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实行“产业化”，收费高昂，有半数左右农民看不起病，有许多孩子上不起学，这导致很多城乡居民重新返贫。按照国家规定的贫困人口的标准，人均年收入是865元，这个标准如此之低，实际上连维持人的生存条件也远远不够。在目前的物价和开支水平下，即使人均年收入2000无恐怕也难以达到温饱。这说明吃饭问题在新的形势下仍是中国上亿居民的一个严重问题。

　　在新世纪新形势下，面对新的情况和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三个代表”的指导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把解决“三农问题”提到重要日程，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强农业，特别注重减轻农民负担，保障农民权益，重点改善低收入群体生活等，现在已逐渐收到明显成效。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正在向新水平、新的历史阶段发展。

　　(《环球视野》摘自《公正地对待历史》群众论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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