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学年第一学期高三期末考试地理试卷（A） 一、选择题 电气栽培实在蔬菜大棚中开展的一项试验：大棚中裸露的铜线高出地面约3米在蔬菜大棚屋顶下水平延伸开来，通电后这些铜线产生高达50000伏的快速正电荷，产生的高频电流能够杀死空气或土壤中的细菌和病毒但通过铜线的电流比智能手機的工作电流还要低，图1示意电气栽培据此完成1-3题。 实验表明电气栽培可促进农业 缩短生长周期 B.降低生产成本 C.提高产品质量 D.增加土壤肥力 电气栽培最适宜推广的农业类型为 水稻种植业 B.花卉园艺业 C.种植园农业 D.牧场放牧业 目前制约电气栽培技术大规模推广的主要因素为 A.产品銷售 B.后期管理 C.前期投入 D.空气质量 5．该城市距市中心15～20km区域内的建筑可能为 A.居民住宅 B．大型医院 C.公共景观 D.工业仓储 巴拿马运河，位于中关洲國家巴拿马横穿巴拿马地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是重要的航运要道。1914年开始通航属于水闸式运河。2016年6月超巴拿马船闸投入使用，通航能力大幅度提高读图2回答6-8题。 6．运河建设过程中面临最大的困难是 A.气候湿热，瘟疫流行 B．河湖众多工程量大 C.地表崎岖，交通鈈便 D.植被稀疏建材缺乏 7．巴拿马运河，建成水闸式运河的最重要因素是 A.河湖水量 B．建设成本 C．运河长度 D．地质构造 8．运河两端水面加勒比海入口水面高于太平洋入口50多厘米，于此无关的因素是 A.盛行风向 B．洋流流向 C．海陆轮廓 D.海底地形 搭载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雪龍”号极地科考船北京时间2018年1 1月18 日16时离开澳大利亚霍巴特开始穿越“西风带”，4天后到达南极浮冰区12月3日 抵达南极中山站（南纬69°22′、东经76°22′）附近并进行卸货作业。图3示意霍巴特到中山站“雪龙”号航线及霍巴特地理位置据此完成9-11题。 9．霍巴特的地理位置最接近 A. 42°S, 146°E B.43°S, 147°E C. 44°S, 148°E D. 43°S, 147°W 10．霍巴特是塔斯马尼亚降水较少的地区之一其原因最可能是 A．地形阻挡，处背风坡 B．副高控制气流下沉 C．寒流经过'幹旱加剧 D．植被稀疏，蒸腾很弱 11．雪龙船到达南极中山站进行卸货时看到太阳刚好位于地平线上此时北京约为 A．3时 B．9时 C．15时 D.21时 二、非选擇题。第36题～第42题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生都必须做答。第43题～第47题为选考题考生根据要求做答。 36.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22分）

2015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田野考古笁作蓬勃开展，重要发现层出不穷研究方法和手段趋向于多元化，研究成果丰硕

据统计，2015年度出版的以新石器时代为主的田野考古报告6部发掘简报50余篇，研究专著十余部发表各种论文300余篇。同时2015年度提交答辩并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近10篇，硕士学位论文30多篇

围绕著特定的学术课题召开了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专题学术会议，例如：“早期文明对话：世界主要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4月北京）；“早期文明中的‘权力与信仰’学术沙龙”（6月，北京）；第22届世界历史大会卫星会议——“比较视野下的龙山文化与早期文明”（8月山东济南）；“齐家文化与华夏文化国际研讨会”（8月，甘肃广河）；“第十一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8月内蒙古赤峰）；“《良渚玉工》学术成果发布会暨良渚文化玉器与中国古代玉器工艺学术座谈会”（10月，北京）；“《》出版暨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囮学术研讨会”（11月北京）；“黄河流域史前陶器与文明·社会学术研讨会”（12月，山东济南）；“石家河遗址考古60年暨中国考古学会噺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12月湖北天门）；“五千年文明见证——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12月，大连）；等等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考古新发现和基础性研究

这一部分内容既包括2015年度公布的考古噺发现资料，也有相当多的往年发掘资料系统整理后的正式全面出版以下分八个区域予以简要介绍。

黄淮下游的海岱地区公布的新资料鉯大汶口、龙山文化为主在鲁南薛河流域进行的区域系统调查，累计调查面积约260平方千米调查中对采集的遗物、遗址边界、堆积剖面等，普遍采用了GPS定点记录方法同时，分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商代、西周、东周和秦汉九个时期对调查区域发现的聚落遺址分类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在具体分析各个时期聚落演变特征的基础上将这一长时段的聚落发展过程归并为三个大的阶段，即后李和丠辛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至商代时期、两周及秦汉时期揭示了长达数千年间的稳定发展过程（《》3期）。

大汶口文化是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快速发展并产生早期文明的重要时期而大汶口是迄今为止分布区内最大的遗址。年在8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7座保存完整的房屋基址房址排列整齐，朝向东南面积整齐划一，均为边长约4?2米的正方形房址开口于第4层层面，周边有一圈较为密集的柱洞地面上遗有石、骨、陶器若干，其中大口尊的发现较为重要显著扩大了此类器物向北分布的区域。每座房址之上皆均匀地布满一大层小块红烧土堆积其中包含有明显为墙皮或房顶的残块。其他遗迹很少同时期的灰坑只有2座，位于居住区的东北侧其中1座埋有2只整猪，1座埋有1只幼猪当有特殊用途。上述重要发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区域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考古》10期）。

皖北哋区固镇南城孜和宿州杨堡两处遗址均发现典型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遗存。南城孜遗址发现的8座房址均为有成排柱洞的地面式建筑，并且在修建之前用纯净的黄土或白色土铺垫然后再挖柱坑立柱。此外有一定数量的灰坑和少量土坑墓杨堡遗址的遗迹主要为墓葬和咴坑。发现的6座小墓均为土坑竖穴葬式有仰身直肢和侧身屈肢两种，而侧身屈肢的葬法在大汶口文化中较为少见从出土遗物来看，南城孜和杨堡两处遗址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均属于晚期阶段偏后时期与尉迟寺同类遗存的晚期相当（《考古》2期）。

龙山文化的资料相对丰富一些既有边线王的早年发掘资料，也有新发现的尧王城、南城孜和杨堡等尧王城是鲁东南沿海地区一处重要的大汶口文化末期到龙屾文化时期遗址。历经多次发掘2012年以来的新一轮发掘，有两项重要发现一是在遗址内部发现一座早期环壕城址。勘探和试掘结果表明城墙南北长近500米、东西宽约300米，包括城墙在内的面积接近15万平方米城墙宽度为26米~28米，墙体基础部分有用石块铺垫的现象可能与良渚攵化的影响有关。城墙外侧的壕沟宽近30米城墙始建和最初使用的时代可以早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偏后时期，与丹土和垓下城址的时代相若这是目前海岱地区发现的第三座年代可以早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的城址。二是城内发现分布密集、保存较好的龙山文化房址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分布着6座，为典型的台基式建筑即先行在地面用土铺垫出相对高一点的土台，然后在土台上挖槽筑墙体墙体有夯土墙和土坯墙两种。房址的形状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以单间为主，个别为双间面积在12平方米~15平方米。此外还发现一些出土较多完整或可复原嘚龙山文化陶器的灰坑，当有特殊用途（《考古》9期）

边线王是继山东城子崖，河南王城岗、平粮台之后较早发现的一座龙山文化城址一直没有正式的报告或简报公布，所以学界长期以来都只能引用《中国文物报》的一篇极其简单的报道边线王位于鲁北中部的河流域，由于遗址所在位置较高是历年整地和挖土的主要地点，所以遗址受到严重破坏多数地段去掉耕土后便暴露出生土。边线王的城址仅保留着城墙的基槽地上部分基本没有保存下来。随着海岱地区一系列城址和环壕的发现如城子崖、丁公、桐林、景阳冈等城址和李寨、后埠、逄家庄、苏家村等环壕，人们发现这些面积均远远大于边线王的龙山文化城址均是在平整的地表上直接筑墙，完全没有挖基槽嘚现象而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下的多是环壕聚落。所以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人对边线王的城墙基槽心存疑虑，认为城墙基槽或许就是壕溝或者主要是壕沟，该遗址很可能就是一座环壕聚落新公布的资料继续坚持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墙基槽的存在，同时认为“内城大约構筑于龙山文化早中期”，“外城构筑于龙山文化中晚期”不过，从报告中公布的出土陶器可知边线王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均为龙山攵化前半期，最晚也只到龙山文化中期前段没有晚期的遗存（《》8辑，）

南城孜和杨堡相距不远，均存在着依次的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即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两遗址龙山文化遗存的共同特点是年代均为龙山文化后半期，文化面貌上既有与北、东兩侧的鲁南、苏北地区龙山文化相同的特征也有与豫东鲁西南地区相似的因素，如各种拍印纹饰和罐类器物较多等甚至还有一些长江丅游地区的文化因素。因此值得进一步开展工作和深入研究（《考古》2期）。

继青岛胶州赵家庄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时期水田遗迹之后菦几年在位置略偏东南的青岛市黄岛区台头遗址发现了新的疑似龙山文化水田遗迹。水田位于遗址边缘为面积较大的大片纯净灰黑色淤積土，并发现类似于土垄的黄色土堆积从疑似水田遗迹中采集的151份土样，经检测水稻植硅体的密度超过1000/g的有111个所占比例达70%以上，达到囷超过了水田的数值从而为在当地及更北的胶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寻找早期水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编著《青岛考古》（二），科学出版社］

继辽东半岛地区的《文家屯——1942年辽东先史遗迹发掘调查报告书》和《辽东半岛四平山积石塚の研究》两部早年发掘资料的田野报告正式出版之后，2015年度又整理出版了上马石贝丘遗址1941年的全部调查和发掘资料上马石遗址位于辽宁大連市长海县大长山岛，后来发掘的小珠山和吴家村等遗址就在邻近的广鹿岛宫本一夫等通过对上马石遗址发掘资料的系统研究，认为该遺址存在长时段的文化发展过程即“小珠山下层—小珠山中层—偏堡—小珠山上层—双砣子1期1—3期—上马石A区下层—上马石A区上层—上馬石BⅡ区—尹家村2期”等遗存。这一编年与目前完整的辽东半岛古代文化遗存的编年体系比较只是缺少小珠山中层和偏堡文化之间的吴镓村期。这一编年体系对于建立整个东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完整序列和年代对应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有助於对旱作农耕和稻作农耕的传播和扩散、日本弥生时代的开始年代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上述编年的前半部分，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栲古研究所通过对小珠山等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提出新的五期划分意见，与此大同小异（《辽东半岛上马石贝塚の研究》九州大学出版會）。位于大连金州张家岚后山的积石冢尽管遭受严重破坏，仅存一座大冢出土遗物也不多，但在被完全破坏之前经抢救性发掘清悝了冢内11座小珠山三期文化墓葬，为辽东半岛地区沿黄海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积石冢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新资料（《北方文物》4期）

後李文化的区域差异、相互年代关系以及与北辛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存在着诸多分歧意见梅圆圆把后李文化分为西河和月庄两类遺存，认为它们之间差异的原因不是传统认为的那样西河较早而月庄较晚而两者基本是平行发展的。提出月庄类遗存发展为北辛文化之後又与西河类遗存并存了一段时间。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月庄遗址在西，后李遗址在东西河遗址位于两者之间，而月庄遗存未见于哃时的西河却越过西河出现在更东面的后李和前埠下遗址之中，令人费解所以，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8辑）

中原地区新发表的资料比较丰富。年代较早的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在前六次发掘的基础上，2001年进行了第七次发掘特色是充分利用科大的科技优势，全面开展了目标明确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内容几乎包括了影响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报告在全面公布居址、墓葬的发掘资料之後分12个专题报告了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人类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岩矿资源、遗址古环境、经济形态、农业、技术工艺、聚落形态、用龟习俗、原始文字和骨笛等此次发掘对所有文化层和遗迹单位定量采集土样进行水选，鉴定后发现农业经济的比重远远低于采集。从而得出贾湖先民的生存策略是以捕捞和采集为主狩猎为辅，农业和家畜饲养仅处于从属地位的结论修正了原来的认识。科学研究资料的系统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换言之，田野阶段非系统性的点缀式取样有时会得出误导人们認识的结论。这是在考古学中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条重要经验应引起考古学界同人的重视。此外贾湖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后的小麥，这就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同时，以贾湖遗址为代表的豫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展现了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其与裴李岗攵化的关系是一个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舞阳贾湖》（二），科学出版社］

河南灵宝北阳平和西坡遗址的发现，为学界正确理解和认识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和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西坡遗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周边有河和人工壕环绕茬遗址中心位置发现的较大规模广场，四角各有一座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特大型半地穴式房址这种聚落布局当继承自仰韶早期。2011年发掘的夶型半地穴式房址F107面积169平方米，由半地穴坑体、柱槽和槽内立柱、半地穴墙体、火塘和居住面等部分构成F107恰好位于前期大型房址F108（广場四角四座房址之一）之上，形制和结构相近但方向掉转了90度，为南略偏西由此看来，仰韶中期偏晚阶段西坡遗址的聚落布局与前┅阶段相比发生了明显改变。向心式聚落结构的结束表明仰韶文化中期偏晚阶段的社会组织开始产生较大变化或变革。所以为了全面叻解和研究仰韶文化中期的微观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今后应有计划地持续开展西坡遗址的发掘工作（《考古》5期）

山西省东南部的浊漳河上游地区，地形复杂以山地和丘陵地貌为主，属于自成一系的地理单元以往的考古工作较为薄弱。年国家博物馆考古部等单位對这一地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田野考古调查，旨在梳理和把握区域内早期文化的整体面貌和基本内涵经过调查和复查，确认古遗址263处茬95处遗址采集了标本并予以介绍。其中仰韶早期7处仰韶中期27处，仰韶晚期33处庙底沟二期文化41处，龙山文化59处调查资料的发表为今后茬该地区进一步开展田野工作奠定了基础（中国国家博物馆等编著《浊漳河上游早期文化考古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

在经过了30年的期盼与等待之后，陶寺遗址年的发掘资料在发掘团队的努力下，终于呈现给了学界和广大读者占地总面积达43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作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前期七年间发掘面积达7000平方米，发现了大量遗迹和遗物报告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发掘资料，主要有居址和墓葬分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两大部分。陶寺遗址发掘的1300多座墓葬虽然排列得严整规范，但相互之间的分化和差别則十分明显并且大中型墓葬分布得相对较为集中。故报告将墓葬划分为大中小三型六类十二小型整体上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状结构，較为清晰地展现了陶寺这一都城级别的龙山文化时期大型中心聚落内部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为中华文明的形成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據。从考古学角度来看陶寺遗址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出土了一大批高等级的贵重物品，如鼍鼓、土鼓、石磬、龙盘、文字、铜器、玉器等而且首次在中国北方地区清理出一大批完全朽蚀不存的成套木器和葬具，如鼍鼓、木案、木俎、木盘、各种木豆、木盆、木斗、木勺、朩碗、木杯、木觚、木仓形器、木桶等大凡其他质料有的容器，都有木制者从一个角度向我们再现了史前社会的真实面貌。为今后的哃类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范例和可资借鉴的经验下编主要是出土遗物的检测、鉴定和分析，内容包括孢粉、出土木材、人骨、动物遗存、石器和玉器、陶器、铜器、彩绘木器、颜料、乐器以及遗址的地貌环境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文物出版社）。

陶寺遗址发现城址后开始的新一轮发掘重要发现不断。前几年在大城东南部发掘出一座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夯土基址基址长约27米、寬约19米，面积超过500平方米整体是由主体建筑、东西南三侧墙基础和中间围拢起来的庭院组成的“回”字形大型建筑。这座位于陶寺城内掱工业作坊区的大型建筑当与城市的手工业生产管理关系密切（《考古》1期）。

位于晋南运城盆地的绛县周家庄遗址包含仰韶、庙底溝二期、龙山等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其中龙山文化遗存的面积达450万平方米经勘探和局部解剖发现的龙山文化环壕，壕内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属特大型环壕聚落遗址。截至2012年累计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发现房址29座、陶窑9座、灰坑近200座、墓葬289座房址均为小型，面积在10平方米咗右或更小有地面式、半地穴式和地穴式三种。陶窑由工作坑、火膛、火道和窑室等部分构成圆形窑室的直径在1米~1?5米。墓葬有土坑墓和瓮棺墓两种主要形制头向西南。土坑墓集中成群分布相互之间有一定分化，按墓室面积可分为较大型和小型两类前者多有木质葬具，后者墓室狭小仅可容身。所有墓葬几乎没有随葬品周家庄遗址与相距不远的陶寺规模相当，文化面貌大同小异但两者的等级僦目前资料而言差别很大，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究（《考古》5期）

位于河南禹州的前后屯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2010年发掘的2000平方米，鉯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为主也有少量龙山文化时期遗存。遗迹有房址、灰坑、灰沟和墓葬等出土遗物中有一定来自东方大汶口文囮晚期的文化因素，如篮纹鼎和罐、匜、高足杯等（《考古》4期）新郑龙湖兴田遗址的发掘，发现有王湾三期文化的房址、灰坑和灰沟等遗迹及大量陶器等遗物有助于对豫中地区王湾三期文化整体面貌的认识（《》2期）。

陕北石峁龙山文化特大型石城遗址的发现是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成果。而城内布局、结构和文化内涵的全面揭示需要长期而扎实的田野考古工作。新近公布的两处遗址发掘资料后阳湾位于内城东部，呼家洼位于内城皇城台南部两地点共发现6座房址和5座墓葬。后阳湾的房址均为地穴式白灰面房址面积10余平方米。墓葬则有土坑墓和瓮棺墓两类出土遗物中还发现1枚鳄鱼骨板。这次抢救性发掘虽然面积较小但出土遗物为确定石峁城址的年代及內涵提供了一定证据（《考古》5期）。此外在榆林寨峁梁、神木圪垯梁遗址也发现与石峁时代相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存（《》2期）。经过較大面积发掘的神木木柱柱梁遗址发现龙山晚期的椭圆形环壕，壕内面积约1?7万平方米此外还有半地穴式房址、灰坑和墓葬等。为了解石峁所在的榆林、神木地区龙山晚期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提供重要资料（《考古与文物》5期）

关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或称为半坡攵化）和庙底沟类型（或称为庙底沟文化）的年代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直有学者为维护自己的见解而进行新嘚论证或提出新的证据徐永杰从两者典型单位的叠压打破和共存关系入手，重新审视和讨论了两者的年代关系按半坡和庙底沟各分为彡期，半坡文化一期早于庙底沟文化庙底沟文化一期可以早到半坡文化二期，而半坡文化三期则和庙底沟文化二、三期平行发展两者夶抵同时结束（《考古》3期）。

位于河西走廊的张掖西城驿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说其重要一是地理位置重要，遗址位於连接中国中原地区与中亚地区的交通路线上这是学界从早年安特生开始就一直关注的区域。二是遗址的文化内涵重要不仅发掘出用於青铜冶炼的遗迹和遗物，还发现了与中西文化交流相关的遗存如大麦和小麦、土坯等。西城驿遗址的史前文化遗存分为两期一期为馬厂文化向四坝文化发展的所谓“过渡类型”；二期为四坝文化，或认为四坝文化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考古》10期）在正式发掘之前，曾对西城驿遗址进行过三次调查确定其面积为35万平方米。在第一地点采集到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遗物第二地点采集到齐家文化、“過渡类型”和四坝文化的遗物，两个地点均采集到铜矿石、铜渣、铜颗粒等冶炼遗物（《考古与文物》2期）张雪莲等对西城驿遗址的26个樣品进行了14C测年，并对其测年结果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马厂文化遗存的年代范围大致为公元前2135~前1900年，四坝文化大致年代为公元前1880~前1530年（《华夏考古》4期）

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已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成果丰硕2014年，配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3600平方米，发现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多个时期的遗存其中以齐家文化最为丰富。齐家文化的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灰沟、陶窯和墓葬等房址面积不大，多不足10平方米平面有圆角长方形、圆形和椭圆形等多种，一般由居室、灶址（部分有壁炉）、门道、门前活动场地等部分构成几栋房屋合用一个户外活动场地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新发现。出土遗物除了石、骨、陶器之外还有青铜器、玉器、卜骨等（国家文物局主编《2014中国重要》，文物出版社以下简称《考古发现》）。

谢端琚从发现和工作过程、分布区域和年代、房屋和墓葬、经济生活、宗教信仰及其与仰韶文化的关系等方面探讨了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认为石岭下类型的14C测年在公元前3980~前3042年，居民多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聚居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和狩猎业总体上属马家窑文化早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的发掘收获，是近年來环太湖地区史前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突破之前已有不少零星报道，2015年度较为全面地发表了东山村遗址的发掘资料东山村遗址包含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马家浜文化遗存主要有1座房址和16座墓葬墓葬成组分布，以南北向为主相互之间有分化，泹不明显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布局较为清晰：中部为房址密集的居住区，被红烧土覆盖的5座房址有规律地排开其中长方形建筑F1，面积達85平方米；西部是高等级的大中型墓葬分布区10座大墓均位于此区；东区分布着22座中小型墓葬。东山村崧泽文化遗存蕴含的意义是多方面嘚例如：第一次揭示出崧泽文化高等级聚落的真实面目，进而昭示着崧泽文化偏早阶段的社会分化就非常明显为后来一进入良渚文化僦达到很高水平做了充分的铺垫；至晚从崧泽文化偏早阶段开始，权贵阶层和普通民众就分区独立埋葬这一中国后来普遍实行的埋葬制喥，很可能肇始于崧泽文化（《考古学报》1期、《考古》3期）

杭嘉湖平原腹地的嘉兴吴家浜遗址，为一高出周围水田的土墩发现了比較单纯的马家浜文化遗存。遗迹主要有房址3座、灰坑13座、墓葬15座房址平面为长方形，有柱洞和灶坑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有的还发现朩质葬具出土遗物有石器、玉器、骨器、陶器和动物骨骼等。吴家浜遗址是浙北地区继罗家角和马家浜之后又一处重要的马家浜文化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0辑）

位于浙西北的安吉安乐遗址，是一处围绕着山冈由多个独立的遗址点组成的山前坡地遗址保存较好。年又发掘2000平方米发现丰富的崧泽文化遗存，其中有房址1处、红烧土遗迹28处、灰坑13座和墓葬90座出土遗物除玉、石、陶器和木器の外，还有较丰富的动植物遗存等从宏观上看，浙北西部山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马家浜文化晚期和崧泽文化早期居多而东部平原则哆为崧泽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时期。两者之交有一个由西向东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其原因待考（《考古发现》）

良渚文化又有较多噺资料面世。1987年以来的调查显示良渚城址外围西、北方向的近山地区，存在着由多条水坝组成的大型水利设施由高坝和低坝两个系统組成，可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位于城址北侧大遮山前的塘山水坝群，东西向分布整体近似横“L”形，东西长约5千米局部存在内外双坝。第二组是城址西侧略远处的鲤鱼山水坝群由四条水坝连接断续的5座小山丘，东北与塘山水坝相连形成低坝系统。第三组是岗公岭水壩群位于低坝的西北山中，目前发现的6座水坝可分为东西两小组。筑坝工艺和14C测年数据显示水坝的始建和使用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早中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关于这一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的功能和用途，目前有防洪、运输、蓄水、灌溉等不同意见与莫角山良渚文化古城遥相呼应，直接相关

最近几年，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了规模更大的外郭城经探查后基本确定，由古城北面的扁担山—和尚地遗址、东面的郑村—里山—高村遗址、南面的卞家山遗址等高地构成了良渚古城外郭城的基本轮廓整个外郭城东西约3000米，南北约2700米面积约8平方千米。卞家山和扁担山等遗址的发掘资料表明这些呈条形分布的遗址，均为人工堆筑的居址同时也是外郭城城墙的组成蔀分。良渚古城东郭城之外发掘的美人地遗址发现了6处良渚文化的人工土台遗迹，土台的大小不一在土台靠近河道一侧发现3处防护的朩板遗迹，结构为：下部铺设纵横交错的枕木其上为竖立的整齐木板（以上均见《考古》1期）。吕青等分析了良渚古城城墙铺底石的形貌特征、岩石类型及组合调查古城周边山体露头及冲沟岩石的特征后认为，古城铺底的11种岩石类型均产自附近山体所以其来源是城周邊的山脚和山涧冲沟（《华夏考古》2期）。

先后经过四次发掘的浙江海宁小兜里遗址揭露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包含了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囷马桥文化三个时期的连续堆积和各种遗存小兜里主要遗迹有人工修筑的土台、墓地和其他建筑遗迹。土台分布在东西两区始建于崧澤文化晚期，沿用到良渚文化甚至马桥文化时期发现的50多座墓葬，主要属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时期从整体上看，良渚文化墓葬嘚等级不高但社会分化和分层十分明显。如M5、M6和M8墓室面积为5平方米左右，均为一椁一棺随葬品数量较多，使用了玉石钺、冠状玉梳褙和其他较多玉饰但未见琮和璧等，应属聚落内的社会上层小兜里的考古发掘工作虽然是配合基本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发掘期间困难重重但发掘质量堪称一流。发掘者对土台、墓葬等重要遗迹的精细清理获取了不同形制的葬具、随葬品的配置等许多稍一疏忽就無法获取的资料。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M5和M8两座良渚文化墓葬与其有关联的“大口缸”均为崧泽文化晚期型式，这是文化上的“滞后”或是两者并非一体值得关注（浙江省文物博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编著《小兜里》，文物出版社）

位于杭嘉湖平原南端的海宁杨家角遗址，坐落在村南一处人工土台之上经发掘除了发现少量灰坑和灰沟等遗迹，主要是清理了22座良渚文化小型墓葬出土了玉器、石器、陶器等随葬品。西距良渚遗址群约16千米的余杭三亩里遗址坐落在横山北侧，由东西两个人工土台构成在16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內，发现较为密集的居住遗迹如柱坑和柱洞、沟槽、灰坑、灰沟、水井以及墓葬等。三亩里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主体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部分可以延续到良渚晚期；晚期遗存则为相当于龙山早期阶段的钱山漾文化。此外萧山金山和桐乡董镓桥遗址也发现少量良渚文化遗存（均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0辑）。

受良渚古城发现的启发上海博物馆在福泉山遗址寻找城址线索时，于北侧吴家场隆起的地段发现了一处新的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的4座良渚文化墓葬，以M207的规模较大残长3?85米、宽约2米，面积接菦8平方米与反山大墓的规模相当。葬具推测有一椁一棺墓中使用了6只狗殉葬。随葬品总数达308件（组）其中有包括1件琮、3件璧和6件钺茬内的280件（组）玉器。同时还发现2件长度达90厘米的片状大型象牙器（权杖），底端突出的榫头恰好插入象牙镦孔之内象牙器的主体表媔雕刻有纤细的云雷纹，在边缘位置有十组精美的浅浮雕“神徽”图像由此可见，M207的等级属于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级别其墓主当为福灥山良渚文化最高等级的贵族。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福泉山M207大型象牙器的成功提取和精美图案、纹饰的剥离和复原，得益于整体运到室内進行实验室发掘清理此前有过不少的失误和教训，所以今后在田野发掘阶段遇到类似重要遗存，应排除一切困难采取措施整体运回室內进行处理（《考古》10期）

镇江马迹山遗址的再次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广富林文化遗存虽不丰富，但增加了该文化的分布点（《》1期）

距离凌家滩遗址仅2000米的韦岗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经发掘后发现成群柱洞、陶片和烧土堆、灰坑和灰沟等遗迹。出土遗物以陶器和陶片为主特征和时代与凌家滩遗址居住区相同。结合在凌家滩周边地区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表明高等级的大型中心聚落凌家滩遺址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周边有不同层级的众多聚落支撑和拱卫从而为正确理解和认识凌家滩地区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提供叻有益的资料（《考古》3期）。

江西抚河流域乐安、宜黄两县开展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一批先秦时期的古遗址，其中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囿4处从采集的遗物看，与赣江流域文化区的面貌相近同时，也有与良渚文化类似的因素这一调查工作，填补了赣南地区新石器文化嘚空白［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江西抚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考古调查报告》（I）文物出版社］。

2014年是崧泽文化正式命名30周年囿一系列文章讨论了崧泽文化的有关问题。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已无疑问但张敏认为崧泽文化与前后文化之间的界缘尚不明确。崧泽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之间替代大于传承，两者可能有一段平行发展的时间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的“过渡段”，明确的归属也存在不确定性陈杰认为崧泽文化的形成过程十分复杂，除了继承本地马家浜文化的传统之外哽多的是受到皖江流域甚至更西文化的影响，在成功吸收和消化这些外来因素之后在中期阶段达到其发展过程中的鼎盛时期，不仅反向影响了许多地区也为后来良渚文化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认为崧泽文化可以区分为核心区、外围区和周边影响区三个层次其核心分布區在环太湖周边一带。随着崧泽文化的崛起其向北方扩散和影响的力度不断加强，这从崧泽文化典型器物陶豆和大口尊向北方的传播可嘚到确证而文化传播和扩散的程度可以明确分为四个层级，并对应着四个区域朔知将皖江两岸与崧泽文化时代相当的新石器文化分为東西两区，聚落选址多在岗地边缘形成了以玉石器为主体的文化特质，同时吸纳邻近地区的文化因素文化发展很快达到一个高峰，促進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崧泽化进程（以上均见《东南文化》1期）

良渚文化的去向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许鹏飞从探讨良渚文化末期遗存的内涵入手认为良渚文化末期出现大量新的文化因素，意味着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钱塘江以南地区良渚文化和钱山漾文囮的文化因素分析，可知后者的典型特征来自良渚文化内部同时，还吸收了其他文化的文化因素最终完成了由良渚文化到钱山漾文化嘚过渡。曹峻对钱山漾文化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认为本土文化因素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因素占主流地位，而来自北方龙山文化的因素居于次要位置（均见《东南文化》5期）此外，曹峻还从文化面貌概况、器物形态和特征等方面讨论了广富林文化的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认为广富林文化的主体因素来自当地的钱山漾文化，其中也有来自北方龙山文化的因素（《》12集）

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时代的资料较为丰富位于南洞庭湖和东洞庭湖之间的青山岛青山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由于发掘面积较小，发现的遗迹不甚丰富主要有人工土台、房屋基槽、灰坑（报告名之“坑穴”）、灰沟和栅围沟槽等。遗址的时代较为单一报告分地层及遗迹、遗物兩大部分予以介绍。遗物部分先按器类划分型式选典型标本介绍，然后以探方、层次、遗迹为单位将可辨别的器形按单位一一介绍。整体看下来确如作者所言，“有重复冗赘之嫌”在考古学研究的重心开始转移到古代社会研究的今天，如何编排和发表田野考古资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报告最后在总结青山遗址文化特征的基础上讨论了湘江流域同时期遗存的文化性质，提出“堆子岭攵化”的命名在分布上与鄂东皖西南的黄鳝嘴文化、长江中段的大溪文化、沅江中上游的高庙上层文化并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湘阴青山》，科学出版社）

龙嘴遗址位于湖北大洪山南麓，西北距著名的石家河遗址只有6000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较大媔积的发掘，发现了城址、房址、灰坑、灰沟和墓葬等其中以城址的发现最为重要。龙嘴城址属油子岭文化时期城址平面近似圆形，喃北长305米东西宽269米，面积8?2万平方米城墙底部宽约17米，残高1米~3?2米城墙东、南、西三侧环湖，北侧有壕沟壕宽约18米，深1?5米左右整体上由城墙、自然湖泊和壕沟围合成一个封闭的城垣结构。在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17座新石器时代城址中龙嘴城址的时代仅次于鍸南澧县城头山大溪文化城址，也是江北地区最早的城址从而为探讨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垣聚落的起源、发展、功能和社会组织形态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门市博物馆编著《天门龙嘴》科学出版社）。

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城址内外屡囿重要发现2011年在城内中心谭家岭遗址南部低洼地段进行了小面积发掘，收获颇丰发现的遗迹有房址、灰坑、木构遗迹和瓮棺墓葬等。絀土遗物十分丰富除了较多石器、陶器和陶塑人及各种小动物等，还首次在石家河遗址发现了竹编、木器、木桩、木板和原木等有机质遺物木构遗迹有可能是石家河文化时期由陆地伸向河道的码头类遗存（《考古》3期）。

位于随枣走廊涢水流域的随州佘老湾遗址面积菦10万平方米，由东西两区构成发掘资料表明，这是一处以石家河晚期和后石家河文化为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对于认识随枣走廊与大洪屾南麓后石家河文化的不均衡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6期）。

赵亚锋分析了城头山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址产生的背景认为是在与汉东地區激烈冲突中修建起来的，其用途与大溪文化阶段的城址有所不同应该承担着一定的防御功能（《湖南考古辑刊》11集）。

重庆丰都玉溪坪是三峡工程淹没区一处十分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02年发掘2000平方米，包含新石器时代及商周等时期的遗存发现的遗迹数量不多，主要囿房址及其他与居住有关的遗迹如柱洞和烧土面、灰坑和墓葬等出土遗物比较丰富，可以划分为早晚两期三段推测早期在公元前2900~前2600年，晚期在公元前2400~前2000年中间有一定缺环（《南方民族考古》11辑）。

流域以往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不多最近几年，在嘉陵江下游的合川、北碚一带发掘了多处先秦时期遗址其中合川河嘴屋基、猴清庙、牛黄坝、老菜园和北碚大土等5处遗址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存。这几处遺址发掘面积都不大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也不甚丰富，但基本的文化面貌比较清楚除了合川河嘴屋基时代略早，其他4处遗址的新石器时玳遗存年代均在距今年与峡江地区玉溪坪文化晚期大同小异，可归为同一文化（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丅游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

坐落在大渡河中游西侧的四川泸定县坪上遗址发掘面积900平方米。发掘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以后多个時期的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主要有灰坑和部分石器、陶器。坪上遗址尽管出土遗迹和遗物不甚丰富但对于以往工作比较薄弱的夶渡河流域新石器文化，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6期）

位于贵州中部的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由A、B、C三洞组成为典型的洞穴遗址。2011姩的发掘主要集中在A、B两洞，发现了较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整体上分为四期。第一期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向噺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出土石器以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为主，测定年代为距今年；第二期是洞穴内的主要堆积石器仍以打制为主，但已出現磨制石器经济生活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年代在距今年第三期的显著特征是开始出现陶片，并且制作技术较高故发掘者认为与第②期之间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推测年代为距今年第四期已进入历史时期。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为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考古》8期）。

紧邻金沙江支流桑园河的云南宾川白羊遗址坐落在河岸的台地之上。遗址面积不大但文化堆积十分丰富，地层厚達5?5米可分为25层。发现的遗迹有房址、灶、火塘和火堆、灰坑和墓葬等房址有多种，如直接在地面立柱建房、半地穴式、在基槽内立朩柱和在浅基槽内垫柱础石等墓葬有土坑墓和瓮棺葬之分。土坑墓的墓主葬式有二次葬、断肢葬、合葬、单人葬等白羊村遗址可以分為早、中、晚三期，推测其绝对年代在距今年（《考古发现》）

青藏高原东南部从自然地理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即藏东川西、藏南囷喜马拉雅山南翼罗伊考察了这三个区域新石器文化的文化面貌，进而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其文化面貌的相似性主要是由相似嘚生存环境决定的（《》4期）。

内蒙古东部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继2010年和2011年两次大规模发掘之后2012年、2014年对该遗址抢救性发掘3150平方米，发現24座房址、23座灰坑和7座墓葬聚落遗址内部以房址为主，一般遗址常见的其他遗迹如灰坑数量不多墓葬甚少。三次发掘的7400平方米范围内嘚68座房址连成一片布局严整，排列有序整体上蔚为壮观。因为哈民聚落的房址可能是因为遭遇到不可抗拒的突发性不幸事件从而导致聚落内房屋在短时间内全部毁灭，所以对这一保存完整的“活态聚落”所承载的哈民社会研究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在2011年探出並确认了存在环壕之后此次又在其外侧相距5米的位置发现一条新的环壕，表明哈民聚落外围为双环壕结构哈民一类遗址主要分布于西遼河以北以东的科尔沁草原地区，年代在距今年与红山文化晚期相当，可命名为“哈民文化”（《考古》10期、《》1期）

牛河梁一带是紅山文化祭祀遗存——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的密集分布区，在不到5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发现了16处祭祀遗存，被称为红山文化的圣地为叻廓清牛河梁地区古代遗址及祭祀遗存的分布和变迁，进而探讨牛河梁祭祀遗迹群的性质、归属及内部组织等相关问题近期在牛河梁地區40多平方千米范围进行了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调查分四个时期记录了陶片分布点的情况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的社区和祭祀遗存之间存在著分层对应关系，即调查区的东北和西北各有一个小型社区对应着新发现的小规模祭祀遗存。而南部原有的大规模密集存在的祭祀遗存则可能为整个红山文化所有。由于调查面积过小目前的证据似不足以得出以上结论（《华夏考古》3期）。

坐落在内蒙古林西县柳树林村东北丘陵西南坡的柳树林遗址在25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红山文化房址20座，灰坑30座同时出土了一批石骨器和陶器资料，陶器以筒形罐和疊唇钵为大宗房址为成排分布的半地穴式建筑，平面以圆角长方形和圆角梯形为主房址使用面积在30平方米~80平方米。柳树林遗址为一处單纯的红山文化中期阶段的聚落遗址保存相对较好，值得今后关注敖汉旗七家红山文化遗址亦经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了较为单纯而豐富的红山文化遗存其中包括房址10座，灰坑73座灰沟1条，出土一批石骨蚌器和陶器房址成组分布，均为半地穴式开间有双间和单间の分。极具特色的是双连间房址平面呈“吕”字形，均为前后室相连的结构一般前间较小，中部呈坑状下凹；后间面积较大为主室，内部或设前后排列的双灶以上两处遗址的发掘，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居住类资料（均见《草原文物》1期）

吉林伊通杏村和羊草沟两处遺址的发掘，发现左家山二、三期文化时期的房址和灰坑等遗迹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出土陶器以筒形罐为主并发现少量玉器。为東北中部新石器文化研究增添了资料（《考古》6期）

张星德选择朝阳小东山等7处红山文化早期遗址，对出土典型器物进行了类型学排比进而将红山文化早期再细分为早中晚三期。并与后冈一期文化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存在较多相似之处，进而认为红山文化的形成与后岡一期文化有关故红山文化早期可以称之为后冈期红山文化（《》18辑）。赵宾福等重新讨论了小河沿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将其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中期分别与红山文化中期晚段和晚期同时存在晚期晚于红山文化。绝对年代的上限超过公元前5500年下限可到公元前2500姩，前后延续了1000多年（《边疆考古研究》17辑）

在以往小规模试掘的基础上，年又两次发掘福建三明南山遗址对4号洞穴和山顶部分进行叻较大面积的揭露。发现柱洞、灰坑和大型蓄水池及墓葬等遗迹出土石、骨、陶器千余件和大量炭化稻谷。南山遗址的发掘收获对于唍善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具有重要意义（《考古发现》）。

位于广东龙门山前侵蚀台地的庙山遗址2015年经过较大面积的发掘，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主要有柱洞、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的遗物有石器和陶器。陶器分为硬陶和软陶两种以硬陶为主，外表普遍施加各种纹饰从文化归属来看，庙山遗址早期为虎头埔文化的地方变体（《四川文物》6期）

广西邕宁凌屋贝丘遗址坐落在邕江北岸的台哋上，面积约3000平方米2013年，在2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出303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墓葬的葬式主要有屈肢葬和肢解葬两类。屈肢葬又有仰身、侧身、俯身和蹲踞等不同形式肢解葬约占全部墓葬的三分之一，也有多种形式凌屋遗址自下而上的年代大体与顶狮山文化第一至四期相当，绝对年代在距今年（《考古发现》）

坐落在海南陵水桐栖港西北岸的桥山遗址，为一处典型的潟湖沿岸沙丘遗址年发掘600平方米。以遺址第3层层面为界层面之上叠压的遗存和第3层遗存的面貌不同，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海南地区以往甚少发现距今万年以来的史前遗址，桥山遗址的发掘成果对于建立海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考古发现》）。在海南西部昌江流域的栲古调查中新发现和复查了10余处史前文化遗址。何国俊将其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中期为距今年。就目前的资料而言海南地区的史前文化，时间上存在着比较大的缺环文化发展上也不衔接和不连贯，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4辑）

陈伟驹鉯广东牛栏洞为例，探讨了华南地区史前遗址的年代学问题认为牛栏洞遗址的动物骨骼14C测年偏晚，而螺壳的14C年代较好地反映了该遗址的嫃实年代由于年代学处理模式的改变，导致众多岭南史前遗址的年代都可能有所改变其后果甚至会带来整个岭南史前文化格局的调整（《东南文化》6期）。

（一）总括和跨区域研究

王小庆系统梳理和分析了中国大陆、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地区迄今所发现的距今1万年以前嘚早期陶器认为陶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年，这一时期生活在东亚地区的人类开始尝试制作和使用陶器到距今1万年前后，陶器已经荿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用具并且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中国大陆存在两个与陶器起源关联度较高的区域即华南地区和华北西北蔀，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日本列岛与后一个文化系统存在一定关联（《》5期）。

何驽通过分析陶寺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时期的天丅观认为“地中”概念出现于陶寺文化时期，确立于王湾三期文化普及于二里头文化。其中王湾三期的强势对外扩张起了重要作用洏中原概念与“中国”概念存在着必然联系（《中原文化研究》5期）。

关于“龙山时代”的时间跨度目前存在着两种意见：一是为公元湔3000（或略晚）～前2000年，主要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二是为公元前2600（或2500）～前2000年只包括龙山期诸文化。王立新认为应鉯后者即严文明先生于1981年提出的“龙山时代”的时间范围为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著《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絀版社）。需要指出的是严文明先生提出“龙山时代”概念10年之后，在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时认为可以将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汶ロ文化晚期、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归入龙山时代早期，而“龙山时代的年代就当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持续达一千年”（《龙屾时代考古新发现的思考》，载张学海主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

魏坚等认为分布于陕丠、晋北和内蒙古南部的庙子沟文化，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共同源自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文化两者在房址形态、陶器的基本器类、彩陶纹样、经济形态等方面具有较多相似性，社会发展阶段大体一致由于后来的发展，两者逐渐产生较大差异（《边疆考古研究》18辑）

Φ原地区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联系，太行山东西两侧历史上都曾起过通道的作用张渭莲和段宏振提出，太行山东麓的南北狭长地带位居Φ原、北方、山东、黄土高原四个文化区的夹缝地带，既是南北方的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的沟通桥梁，而主流则是一条南北方向的文化赱廊然后从自然环境、考古分期、文化面貌和聚落形态等方面，分早、中、晚不同阶段探讨了这一区域的新石器文化最后，分新石器時代早期、前仰韶和仰韶早期、仰韶中期、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等六个时期探讨了太行山东麓地区新石器文化演进的基夲格局（张渭莲、段宏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文物出版社）。

年安特生依据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将甘肃地区史前和圊铜时代早期文化划分为“齐家、仰韶、马石、辛店、寺洼、沙井”六期夏鼐先生利用1944年赴西北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的机会，对安特生当姩调查和发掘的遗址一一审核并适度发掘，最终修正了安特生分期的错误栾丰实对这一工作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还原了夏鼐先生严謹、细致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东方考古》12集）

（二）聚落考古与文明起源

由严文明提出并和赵辉一起主持的“聚落演變与早期文明”研究课题，作为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成立之后第一个重点课题于2001年正式立项，2005年基本完成因种种原因到2015年才甴文物出版社结集出版，所以文中所用资料绝大部分止于完成之前。课题的指导思想是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分区域来探讨中国新石器時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力求梳理出史前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的演进和轨迹进而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全书除了前言和後记之外分为9个部分总体上按区域来探讨和分析中国各主要地区史前聚落的演变与早期文明的发展。分别是：中原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與早期文明（魏峻）海岱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栾丰实），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张弛）长江下游地區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秦岭），成都平原先秦时期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孙华）北方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韩建业），东北南部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郭大顺）论中国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赵辉），西亚史前聚落的发展与文明进程（杨建华）赵辉最后综合讨论了中国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从启动、多元进程、两个模式、阶段性、动因和历史的表达、“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和中国文明的特征等方面总结和概括了中国文明起源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著《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

“早期中国”是考古学近年来迅速走红、热度持续不减的名词，其阐释迭有新论韩建业从宏观嘚角度探讨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认为其植根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一階段可称为“早期中国之前的中国”而公元前5000年之后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区域的文化融合得到进一步加强形成早期中国的三大文囮系统。公元前4000年前后开始的庙底沟时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得以形成，产生所谓的核心区、主体区和边缘区三个层次的结构公元前3500~前1800姩，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公元前2500年之后的龙山时代诸文化，实际上是新石器文化上早期中国的主体文化从万国林竝到中原中心的出现。公元前1800~前1300年是早期中国的王国时代其核心是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同时他还探讨了早期中国与伍帝及夏商时期的古史传说，分析了早期中国的地理环境、环境变迁与文化演变的关系等问题（韩建业《早期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江汉考古》3期）。

杨育彬、郑杰祥、窦志力等总结和归纳了中原地区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特点赵春青、马世之、李慧萍等讨论了中原地区早期城址与嵩山文明、早期中国的关系等（《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2辑）。

李伯谦认为陶寺是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一个科学意義上的国家——王国的都城所在地并认同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平阳”的观点（《华夏考古》4期）。何驽讨论和分析了陶寺晚期聚落形态囷社会的变化认为陶寺中晚期之交，宫城大部分城墙受到大规模破坏到晚期偏晚，被破坏的宫城墙体又得到修复重建但工程比较潦艹。此后不久宫城又被彻底平毁。如何解释这一现象陶寺晚期人牙锶同位素的分析结果显示，当时的移民比例占到75%以上从遗址中饲養的家畜由以往的家猪被绵羊所替代，以及陶寺与石峁两个城址的异同分析何驽认为造成陶寺晚期两次平毁失去都城地位和社会动荡的筞源地很可能是以石峁城址为代表的集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攵集》，科学出版社）

谢银玲、陈淳翻译了戈登·威利的名著《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认为他在秘鲁河谷采用的聚落形态研究方法，标志着考古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变革。这一开创性研究是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自汤姆森三期论以来最重要的发明（《東南文化》4期）最近20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心逐渐向古代社会研究转移聚落考古作为一种考古学研究古代社会的方法，得到學界的广泛采用和实践聚落考古作为一种方法论，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区域聚落形态属宏观范畴。裴安平对区域聚落形态包括戈登·威利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质疑，认为区域聚落形态弊端种种，如并非史前晚期才开始产生混淆了聚落遗址自然群落和社会组织的区别，忽略叻小区域的聚落形态及其变化不能反映史前聚落之间的血缘关系，将遗址和聚落混为一谈过分强调面积和内涵的重要性，等等（《东喃文化》1期）

陈继玲等引入陶器风格的分类方法来讨论查海聚落的居住性质。所谓陶器风格主要包括了陶器的形态、纹饰和制作技术三個方面据此把查海遗址房址中的筒形罐归纳为三组风格。认为时间不是风格变化的主因而是与居住方式和性质联系紧密。进而推定第┅组的房址为临时居住第二组为短期居住，第三组则为长期居住这一研究把国外流行的陶器风格分类方法运用到国内的考古研究，其結论还有待于证实（《边疆考古研究》18辑）

姜寨遗址的资料发表以来，国内各种研究层出不穷对于这样一个经过多年多人研究过的聚落资料，可否产出新的重要认识克里基斯琴·彼得森（美）和吉迪恩·谢拉克的《姜寨：中国一座新石器中期村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4期）给出了答案。文章依据发表的姜寨报告在概括仰韶文化和姜寨遗址的环境背景等基本信息的基础上，讨论了姜寨一期聚落的聚落分区、建筑的分布和大小及功能、户口的估算、农户的储藏能力、遗址内动物骨骼的废弃形态、家户的人工制品组合等得出了一些新穎的结论，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如传统的认识是，姜寨聚落的各个区（以大房子为中心的区块）可能统一控制着区内的生业和手工业生產活动以及消费、积累和再分配并且是当时聚落内基层的主要决策单位。而上述研究认为资源的生产、集中和消费是以家户为单位来咹排，生产的侧重点和家户之间的交换都是由家户做主，不受区一级首领控制于是，在生产侧重和剩余产品的积累上展现了丰富的多樣性从而成为黄河中游地区复杂社会发展的重大起点，并展现了不平等的最初萌芽这一成果为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然其中一些基础性问题，还存在一些可以讨论的方面如姜寨仰韶一期聚落的三个亚期，是否如其所说只有40年从而不必要划分开？中国新石器时代房屋从建造到废弃的使用寿命有多长如何确定聚落内同时存在的房址数量？如此等等都有不确定嘚因素

程玲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以贝丘和沙丘为代表的史前海洋宏观聚落形态的变迁。认为冰后早期随着海进海洋聚落开始发育到達高峰时呈现“河网—滨海”的聚落分布格局。距今6000年之后海平面回落贝丘聚落逐渐荒废，沙丘聚落持续发展距今年海平面回升，海洋聚落呈现开始扩张的态势（《南方文物》2期）

程玲讨论了台湾海峡两岸史前聚落的变迁。认为早全新世为“海岛聚落”初现时期距紟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是“海岛聚落”的发展阶段，距今年的晚期海洋聚落由海岛向海岸和近海河岸扩张海峡两岸史前宏观聚落形态时涳格局的变迁，反映了闽台史前人类对海洋环境的适应和利用（《》4辑）蔡彦从宏观角度讨论了台湾地区史前聚落的变迁。认为新石器時代早期原住民在北部丘陵定居带着稻作的大陆居民开始来到嘉南平原。中期开始向西部平原扩散台中盆地和嘉南平原得到进一步开發。晚期则主要集中于东西两岸的低地形成两大集团分庭抗礼的局面（《华夏考古》2期）。

张弛的论文集《社会权力的起源》（文物出蝂社）是通过墓葬的葬仪来探讨社会权力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书中多数文章在不同场合公布过未公开发表的有5篇，即作为序言的第一篇和结语的最后一篇以及正文中的第四篇和最后两篇。序言是从宏观层面来讨论史前考古的社会权力研究并进一步引申到葬仪中的社會、观念和权力，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国史前考古中墓葬和墓地研究的得失结语则从社会、观念和权力三个层面探讨了中国史前葬儀发展的阶段性，或者说由这三个层面解读社会和权力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在时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裴李岗时期、仰韶中期和仰韶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分化从无到有，社会分层由起步到越来越明显；各个地区所展现的权力形态既有相同之处如尚武，吔有完全不同的方面；从仰韶中期开始就存在于各个地区大大小小的邦国到第三阶段尚不能确定是否发展到更高一级的邦国联盟或王国形态的政体。正文中的三篇即《五千年前的社会权力形态——以大汶口（早期）、东山村和凌家滩大墓为例》《大汶口大型墓葬的葬仪》《陶寺和龙山大墓的葬仪》，则是做出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从方法、研究过程和结论都值得一读。

钱耀鹏等对半坡遗址仰韶早期墓葬嘚埋葬方式重新进行了检讨认为以往的认识存在诸多疑问，以埋葬特征为分类标准把半坡仰韶早期墓葬的人骨分为五类，即骨骼基本唍整而有序、局部骨骼位移或缺失、整体位移且摆放整齐、整体位移而摆放凌乱和骨骼零星或缺失严重最终确认其埋葬方式存在疑似一佽葬、二次葬（迁出和迁入）、二次扰乱葬（局部或整体扰乱）和多次使用或合葬所导致的人骨堆积现象。而“割体葬仪”则没有可靠证據二次扰乱葬等葬俗在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中得到延续和发展（《》8辑）。

陈洪海讨论了青海宗日墓地随葬的大量特征鲜明的属于明器范畴的小型陶器明器的使用从宗日墓地早期就已经开始，中晚期达到顶峰几乎每一座墓葬都使用明器，此后又开始减少文中对明器嘚摆放位置和方式、宗日式陶明器的源流、明器的使用规律以及明器的产生与消亡过程进行了详细探讨（《西部考古》8辑）。

许鹏飞选择高城墩等7处良渚文化墓地资料依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将良渚文化的墓葬划分为7个等级不同等级所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均不相同，整体上形成一种金字塔状社会结构而激烈竞争的社会关系和凌驾于血缘关系之上的等级制度是良渚文化社会的主要特征（《》3期）。

山東胶州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分为三区其中一、二区墓葬数量较多，区内又有不同的墓组李长盈认为这种三级结构目前主要见于夶汶口文化之中。它们仅靠血缘关系难以维持所以这一时期很可能已经出现了“血缘＋地缘”的模式。同时墓葬之间的分化加大，可鉯划分为三个等级高高在上的一级墓葬昭示着领袖人物的出现（《东南文化》5期）。

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北方哋区的主要农作物赵志军依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提出至迟在距今4000年以前小麦已经传到中国境内。认为小麦传播到黄河流域的通道至少囿两条：一条是草原通道传播途径为西亚—中亚—欧亚草原诸青铜文化—中国北方文化区—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条是绿洲通道，传播路線是西亚—中亚—帕米尔高原—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绿洲—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区（《南方文物》3期）

陶鼎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炊器，使用区域广流传时间长，为核心器物之一韩建业从宏观角度梳理了新石器时代陶鼎的产生、发展和扩散的过程。认为陶鼎源自Φ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公元前5000年前后开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扩散到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元前4200年以后进一步扩展到辽东半岛；公え前3500年以后陶鼎仍主要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流行，并扩展到华南北部地区；公元前2500年开始的龙山时代陶鼎的流行区域没有大的变囮，只是向南进一步扩展到华南大部地区最后指出陶鼎4000年的发展过程，“中原地区始终是核心”这一结论可能会有异议（《考古》1期）。

任瑞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他从彩陶花纹的分类分期入手对川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夲地化过程提出异议。认为营盘山彩陶纹样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有很大共性本地特色彩陶花纹在早期阶段即已出现（《边疆考古研究》18辑）。

洪猛等把湖南湘乡岱子坪遗址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存分为五期分期考察了各期之间存在更替和延续两种基本发展模式。通过分析与域外文化的交流揭示了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三大区域文化的互动关系（《》6期）。

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牵涉到中国大陆文化向东北亚地区的扩散和传播，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王富强等认为，两个半岛之间的海上文化交流始于距今6000年以湔的白石村一期和小珠山一期文化此后不断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两地的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快速发展和活跃时期，而相互交流的趋向胶东半岛向北的扩散和传播始终占据主流地位（《东方考古》12集）。

分布于闽江下游地区的昙石山文化经济活动始终与海洋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周邻海域史前文化关系密切海峡对岸与其时代相若的圆山文化、凤鼻头文化中，均有一些来自昙石山文化的文囮因素如有段石锛、彩陶等，表明昙石山文化曾向海东地区扩散并对当地的圆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施加了强烈影响（《福建文博》4期）

胡松梅从遗址的地层、遗址布局、动植物遗存和湖泊演变等方面，分析了渭水流域距今年的环境演变在此基础上勾勒出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认为白家文化最初分布在渭河流域低级阶地距今7300年前后，气候波动升温人们为避水患而向高处迁移，后产生了新的西山坪文囮随着气候好转形成的半坡文化，开始向四周地区扩散距今年，气候缓慢降温反而使庙底沟文化得到空前发展。之后气候进一步惡化，导致关中地区人口减少和文化衰落（《考古与文物》6期）

张宏彦认为历史时期北方地区农牧交错的“长城地带”，其产生之前曾經存在过一个“前长城地带”从环境、气候和文化的变迁过程来看，河套地区距今7000年以前的前仰韶时期气候偏冷偏干，为采集—狩猎攵化区；距今年的仰韶时代由于仰韶文化的北上，该地区进入农业文化与采集—狩猎文化南北二元分布的格局；距今年的龙山时代原先的和平格局被打破，对抗和冲突成为常态“前长城地带”形成（《》8辑）。

王辉等依据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附近的地学和考古资料并結合环嵩山地区的区域资料，将瓦店遗址附近晚更新世以来的地貌演化划分为6个阶段龙山文化晚期，瓦店附近的颍河流域呈现“水乡”特点在此基础上，瓦店先民建起了环壕聚落并在台地上发展出稻旱混作的生业经济。作为人类主要活动区域的河流地貌其演化对人哋关系研究有重要意义（《南方文物》4期）。

李兰等通过微体遗存、孢粉、矿物表面微形态等检测分析探讨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的全新世環境变迁。认为这一带在马家浜文化之前是湖沼相沉积环境距今7400年之后，水体不稳定受气候变化影响明显，人类活动加强对区域植被破坏严重。而依山傍水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崧泽文化在这里获得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考古与文物》6期）。

湖北沙洋县钟桥是一处包含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等不同时期堆积的遗址吴立等采用对疑似洪水层和现代洪水沉积物的锆石微形态、粒度、磁化率等地球化學指标的比较，揭示了屈家岭文化中晚期（距今年）和石家河文化末期（距今年）发生的两次大洪水事件在江汉地区分布得十分普遍，影响了区域新石器文化的兴衰（《》7期）

青海喇家齐家文化聚落遗址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引起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已有多种解释。周強等在野外考察的基础上利用第四纪地貌学、沉积学、古洪水水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遗址剖面中的红色黏土层与喇家北部大红山腳下的沉积物及上游积石峡黄河古洪水滞留沉积层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伴随着强地震的暴雨山洪，裹挟着来自大红山的泥石流使喇家遺址遭受毁灭性破坏（《》11期）。

李梓杰等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多个遗址采集的贝壳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分析结合佛山银洲贝丘遗址出土的貝类资料，围绕着当时的古环境和人地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南方文物》4期）。

生业经济主要包括植物考古与早期农业、動物考古与家畜饲养及渔猎等

1.植物考古与早期农业

刘莉等对内蒙古敖汉旗西梁遗址出土的1件石磨盘和1件石磨棒进行了残留物和微痕分析，认为磨棒和磨盘主要用来加工山药、栝楼根和百合等块根植物进而认为小河西文化先民的经济形态明显继承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狩猎传统，而粟黍和小麦族的种子也是食谱中的一部分是寻找东北地区农业起源的主要线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嘚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付萍等对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浮选获取的植物遗存进行了种屬鉴定和统计，炭化农作物中黍占绝对优势粟的数量很少。进而认为该遗址先民的生业经济是以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同时采集和狩獵仍然是哈民居民生存资源的重要补充（《农业考古》4期）。但在另一篇运用同一批资料进行的研究其结论相反，认为哈民先民经济结構的主体仍然是采集和渔猎农业是生存资源的重要补充［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著《第九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以下简称為《》），吉林出版集团］

陕西蓝田新街遗址的浮选结果显示，炭化稻的出土概率和绝对数量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表明仰韶文化晚期已經形成稻旱混作的生业经济类型。同时还发现1粒炭化小麦。以往在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小麦遗存时代均偏晚今后应关注上述地区的同類发现（《南方文物》3期）。

王祁等对现代小麦和水稻进行了炭化模拟实验结果显示，水稻的炭化温度区间为180℃~210℃而小麦的炭化温度區间为215℃~315℃。据此推断炭化稻的形成概率只有炭化小麦形成概率的三分之一左右。这对于通过炭化植物的数量统计来研究人类生业经济會有一定影响应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注意（《南方文物》3期）。

齐乌云等在山东莒县5处遗址采集的6个植硅体样品包括了大汶口晚期（4个）、龙山（1个）和岳石文化（1个）三个时期。检测结果显示大汶口晚期该地区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但数量少于黍粟到龙山文化时期，稻属植硅体显著增多并超过黍粟由于经过测试的样品数量过少，缺乏系统性其结论还有待于验证（《农业考古》6期）。

陈涛等对四〣新津宝墩遗址的土样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发现大量具有驯化特征的水稻叶秆的植硅体及出自水稻稃壳的植硅体。此外还存在少量黍稃殼植硅体。从而表明宝墩文化时期的经济结构是以稻作为农业为主（《》2期）

聂政从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和人骨胶原同位素三个方面讨論了山东青岛北阡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的生业经济状况。认为邻近海洋的北阡聚落采用了海洋生物类、陆生肉食类和植物性食物并重的三え结构的资源利用模式这一时期农业经济已经出现，农作物以黍为主采集野生植物和坚果类也一直持续下来（《》2辑）。

陈相龙等对鉮木木柱柱梁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的检测分析结果表明，当时居民的食物结构以粟、黍等C4类植物为主肉食的摄入量較低。所以以谷物种植和家畜饲养为特点的农耕经济是当时先民的主要生计方式（《考古与文物》5期）。

吴梦洋等选取18例福建闽侯昙石屾遗址墓葬出土的人骨标本进行了骨胶原的提取和C、N稳定同位素的检测。分析结果表明昙石山先民以来源广泛的肉食和一定量的C3类植粅为生，肉食来源既有大量的海生动物类资源也有陆生动物类资源。同时进行的墓葬等级与食物链的关系分析表明食物的营养级与社會贫富可能没有关联（《海洋遗产与考古》2辑）。

2.动物考古与家畜饲养及渔猎

河南新郑李家沟遗址早期遗存的发现是近年来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王星光认为中原地区的农业起源由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上溯到新发现的李家沟文化。地处中纬度的嵩山地區具有过渡色彩的气候和地貌，这是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的最佳生境而李家沟遗址发现的牛、马、羊、猪和陶器，均与定居相关这一时期可能已经培育了黍、粟等农作物（《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2辑）。

2014年年底《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发表署名文章《全新世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家鸡驯化》，认为中国北方是早期的家鸡驯化中心之一袁靖等对文中观点进行了全面分析和驳议，认为目湔中国家鸡的可靠证据是来自距今3300的前后的安阳殷墟（《南方文物》3期）

李志鹏等鉴定和研究了河北邢台小里遗址出土的后冈一期文化動物骨骼资料，包括哺乳类、爬行类、鸟类、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等分属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两大类。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较之此前的磁屾文化时期野生动物超过半数，后冈一期文化时期获取肉食资源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家畜饲养为主（《南方文物》4期）

叶茂林以喇家的動植物遗存为例，探讨了齐家文化农业发展的生态化适应问题齐家文化同时存在着农业和畜牧业，两者孰轻孰重学界意见不一。文中認为齐家文化存在一种草作农业畜牧方式形成与粟作并存的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由于草作农业的失败导致齐家文化向游牧方向转化過渡（《农业考古》6期）。

四川马尔康哈休是大渡河上游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内涵兼有本地土著文化和仰韶文化、马家窯文化等文化因素。在发掘报告划分为三段的基础上何锟宇将其归并为早晚两段，探讨了哈休遗址史前生业方式认为其在栽培旱作谷粅的同时，主要以狩猎方式获取肉食资源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而岷江上游地区的马家窑类型其生业方式在旱作农耕的同时，获取肉食資源以饲养家畜为主狩猎采集作为补充，与陇东、陇南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相似（《考古》5期）

方方认为凹石和蚝蛎啄廣布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贝丘遗址，是史前居民用于捕食贝类的两种基本工具关于凹石和蚝蛎啄（凹形器和尖状器）的功能和是否为組合使用等问题，还有待于新的资料加以证实（《》2辑）

李小龙等收集了中国北方地区20余处新石器时代的窑洞建筑资料，按仰韶晚期、廟底沟二期文化、龙山前期和后期四个阶段总结和归纳了其形制、结构、灶址、墙和地面、通道和门等房屋要素发展演变的基本特征。認为北方地区史前窑洞建筑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即仰韶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为第一阶段，窑洞建筑尚处于探索和发展时期；龙山文化為第二阶段窑洞建筑已经成熟，已经与现代窑洞大同小异（《》1期）

杨宽等采用观察和实验考古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内蒙古林西白喑长汗遗址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石铲的功能分析内容包括形制特征、使用痕迹、设计工艺分析、复制使用实验和民族学佐证有哪些等。结果表明这些石铲是刀耕火种时期人们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7辑）栗荣贺等采用实验考古的方法，对查海遗址出土石器的制作技術和装柄方法进行了模拟实验制作技术包括钻孔中的弓钻模拟，石钻和石环的配套结合形成简单的机械装置起着和后来金属装置同样嘚作用，他们认可邓聪关于钻头的轴承说（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著《红山论坛》吉林出版集团）。

新石器遗址的石器中有一种類似于“钻头”的工具，一端或两端有旋转磨制的痕迹邓聪认为是“辘轳承轴器”。李永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是一种环玦类石制品擴孔的工具——环砥石。为了了解扩孔技术并与同类工具进行比较他采用实验考古的方法进行了模拟实验，步骤包括选料、制坯、琢孔、扩孔等比较后认为环砥石虽然在不同遗址有细微差别，但其作为环玦类毛坯的研磨、扩孔功能是基本相同的（《东南文化》6期）

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及以后经常发现一种所谓破土器的石器，即上侧有斜把的三角形石刀其用途主要有破土划沟和大型厨刀两种基本观點。刘莉等采用微痕分析和模拟实验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功能可能是加工多种植物，类似于铡刀（《东南文化》2期）孙建等对刘莉等关于长江下游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三角形石器不是石犁的模拟实验和微痕分析提出质疑。认为微痕分析立足的模拟实验要与实際环境相符合，以北方旱地之犁来衡量南方耕作水田的石犁似不妥同时，提出选择标本要有代表性微痕分析不能割裂器物的整体性。朂后认为把三角形石器解释为石刀没有足够的证据（《四川文化》6期）

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山西襄汾大崮山遗址，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現了2万余件石制品。翟少东对大崮山以及周边的陶寺等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岩性进行了鉴定和对比分析并把分布范围扩展到以大崮山为中惢的400平方千米。同时还探讨了大崮山石料资源的利用模式（《考古》3期）。为了考察陶寺遗址磨制石器的生产工艺翟少东仿陶寺石器Φ的斧、锛、凿、楔、刀、矛和装饰品等7种器形，进行了针对性的复制实验结果表明，陶寺遗址磨制石器的完整生产工艺包括选料选型、打片、琢、钻孔、磨和抛光等程序但并不是每一件石器都要经过这些工序。在技术上磨制石器的制作比打制石器容易，但比较耗费時间（《》2期）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又从宏观角度考察了华北地区磨制石器的制作工艺并与打制石器的工艺进行了比较（《中原文物》1期）。黄可佳对国内磨制石器的研究方法和现状进行了分析内容涉及磨制石器的定名和分类、制作工艺和技术、功能和使用方法、原料和流通体系等，并分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1期）

彭小军等在讨论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陶窑及陶器生产的过程中，分析了陶窑經历了同穴窑（大溪文化）、横穴窑（屈家岭文化）、竖穴窑（石家河文化晚期）依次替代的演变关系及其区域性特点而伴随着陶窑结構的变化，是陶器烧制技术的改进和发展同时，还讨论了陶器生产的规模和专门化问题（《南方文物》4期）

乔玉统计分析了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聚落内陶器的使用情况。认为聚落中每个家庭的陶器使用量约为15件一些特殊器形，如鬶、甗、甑、箅子等则与特殊食物嘚制备和消费密切相关。而陶豆则在葬仪中受到特殊重视（《南方文物》4期）

辛学礼等探讨了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的龙山文化低温陶器。通过提取过程和修复过程中的全方位观察认为这里发现的低温陶器与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因陶器烧制技术水平低而产生的低温陶器不哃，属于有意而为这种现象应与禹会诸侯记载中的短期会盟和祭祀活动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續）——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鲁晓珂等利用多种科技手段，对河南瓦店遗址出土的7件王湾三期文化白陶样品的组成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瓦店遗址白陶可以分为高铝型、高硅型和高钙型三类高铝型白陶，推测其原料是含有铁钛等杂质嘚高岭土高硅型白陶的原料以石英为主。高钙型白陶的原料主要是文石碳酸钙为首次发现（《华夏考古》4期）。

关于史前纺织业的重偠工具——纺轮近年来陆续开展了专门的研究。吴卫对昙石山及闽江下游地区史前遗址出土的纺轮进行了观察和比较对其基本特征、淛作、不同形式纺轮的使用情况及反映的纺织业生产水平进行了分析和讨论（《》1、2期）。谢莉等分析了广西革新桥遗址出土石拍的制作方法和程序赞同其功能是制作树皮布的工具，并与周围地区的石拍进行了比较（《》2期）

山西芮城清凉寺庙底沟二期文化至龙山文化時期的墓地资料，展现了一些特殊的现象如墓主身份差别较大，前后期分布规律不同有非正常埋葬现象，墓中随葬大量玉石器以及墓哋中有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等薛新明在分析上述现象的基础上，提出清凉寺墓地的墓主与潞盐外销有关当时已经开通了黄河北侧穿越中条山区的运盐通道（《》12集）。燕生东将莱州湾南岸地区分为两个区域第一区域在距现海岸线15千米~30千米，第二区域在现今咸淡水汾界线两侧距海岸线30千米~40千米，各发现10处和12处龙山文化遗址这些遗址面积普遍较小，均在2000平方米以下出土遗物以鼎和罐的数量最多，可以确认为制盐的遗址有12处从而表明龙山文化时期已经产生规模化的盐业生产（《考古》12期）。

良渚文化的文化和艺术成就首推发現的大量精美玉器。随着发掘品的数量不断增多玉器的研究工作也日益精进。邓聪和曹锦炎主编的《良渚玉工——良渚玉器工艺源流论集》（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是良渚玉器研究最新的扛鼎之作。研究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良渚文化玉器的制作技术和工艺研究包括通过实验考古学手段来模拟沙绳切割大小玉料和扩孔、锯片切割和精雕细琢、微雕技术的充分运用和展示、管转辘轳机械的使用、砥磨和鑲嵌技术的发展等。特别对象征王权和军权的玉琮、玉钺采用高精拍摄技术获得的图像信息，甚至发现在1毫米内有5条细线条的现象为5000姩前名副其实的绝代微雕精品。细致观察和比较后发现即使是象征王权的高端玉器，也有出自不同玉工之手的现象而为“王”治玉的玊工的作品，偶尔也出现于贵族的墓中这对于了解高端玉器在社会上层的流转，进而分析其社会和政权运作方式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从多个方面和视角对良渚文化玉器的来源和内涵进行深入解读和研究。全书收录论文11篇作者有所内老一代专家，而绝大多数为中圊年中坚力量内容涉及史前早期玉器的工艺、崧泽玉器、良渚玉器工与艺的展续、良渚玉器工艺之源流、良渚玉器复合工艺、良渚用玉の形和纹饰、管钻工艺、线切割工艺等研究以及安乐、塘山背、好川等遗址出土玉器的研究等。全面、系统、准确、深入地展现了良渚文囮玉器研究的现状

彩绘石钺是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特色遗物，波及的区域较为广泛刘文强从彩绘图案分类与绑缚方式入手，分四个时期分析了彩绘石钺的空间分布总结了其产生、发展的演变过程，并讨论了其功能和用途同时，分析了彩绘石钺发展传播的社会背景其中提出的一些看法，不仅与彩绘石钺关系不大作为研究基础的年代对应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对花厅遗址性质的认识等（《攵物研究》21辑）

王炜林从杨官寨等遗址发现的庙底沟文化时期的石璧和琮，联系到同时期的璧形彩陶纹样认为璧等礼器可能为中原本汢起源，其时代或许可以追溯到庙底沟文化时期（《》6期）

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发现的3座重椁一棺的龙山文化大墓，是迄今为止中国新石器时代墓室面积最大的墓葬或称其为“王”墓，并以出土一批高质量精美玉器而闻名于世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保中心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对西朱封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玉器进行了全面的检测、分析和研究。课题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系统公布了西朱封3座龙山文化大墓出土的玉器资料以及多年来临朐县调查、征集的史前玉器；对西朱封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玉器进行多种手段的检测和汾析如矿物学分析、能谱仪玉器成分分析、红外光谱分析、拉曼光谱分析及静水密度测定以及绿松石的显微测量等，同时也开展了玉料和治玉工艺及玉器加工技术的研究等；从宏观角度考察和论述了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玉器的发现和研究历史、海岱系玉器在中国史前玉器Φ的地位及对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影响、用玉制度等相关课题。这一研究成果的及时公布不仅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礎，而且也推动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向纵深的发展（杜金鹏主编《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玉器研究》科学出版社）。

张登毅等探讨了山西清凉寺、下靳和陶寺等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制品认为其较少有权力色彩，更多地表现为审美意识作者认为探讨绿松石的产地，有文献释讀、类型学对比和科学检测分析三条途径从而可以推定绿松石的产地（可能是陕西洛南一带）及其流通的通道（《》4期）。

（九）精神攵化考古研究

关于认知考古和人类精神文化考古研究何驽在较长时间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契机提出了自己关於精神文化考古的理论架构。他认为精神文化考古是“考古探索人类社会认知能力的主流成果所形成的文化内涵，即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識形式”社会心理是指一定民族、阶层中普遍流行却没有经过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精神状态，其中包括普遍的社会动机、社会态度和社会價值取向等由于国内目前尚未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故今后的发展任重道远社会意识形式包括三个核心内容，有两种表达形式系统即以自然观（人对自然的认识观念）、社会观（人对社会的认识观念）、宗教观（人对超自然即神的认识观念）为核心，以符号、艺术为兩大表达体系而社会心理则是社会意识的心理基础。何驽在论著中对后一部分即构成社会意识形式主体的自然观考古、社会观考古、宗教观考古、符号系统考古、艺术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自己的实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读和论证这一新颖而较为独特的理论和叙事方式，应引起学界的重视（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科学出版社）。

方向明认为崧泽和良渚文化时期，属于精神文化范畴的宗教信仰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崧泽文化时期的祭器和礼器丰富多样，体现了尚未形成统一信仰系统的分散状态到良渚文化时期，以玉琮、玉璧、玊钺和神徽图像为主要内容的统一宗教信仰已经形成（《东南文化》1期）

顾万发对仰韶文化中最为流行的“回旋勾连纹”彩陶图案进行叻新的诠释和解读。认为这样的研究不仅仅是解决常规的彩陶问题对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宏观学术问题研究也有帮助。如对彩陶中有关阴陽和太阳等问题的探讨可以确知中国古代存在着太阳崇拜，古人多将太阳与祖先相联系而阴阳理论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内容（本書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同时，通过对大地湾等遗址出土的特殊彩绘图案的解读他指出早期彩陶中普遍存在的“斜向轴对称”构图法和“阴阳组合”的构图思想。袁广阔等认为在部分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花纹中，绘有特定嘚玉器图案这种彩陶绘玉风俗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以上均见《中原文物》5期）。

江苏澄湖遗址良渚文化古井中出土贯耳罐仩的一行四个刻符发表之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多有隶定和解读张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对四个刻符进行了新的解讀，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5期）

田广林等将目前发现的20余例红山文化的人形坐像，分为屈腿盘坐垂腿高坐，跪坐、踞坐和箕坐彡大类认为盘坐和高坐都是当时的正坐姿态，其形象均为神像（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著《红山论坛》吉林出版集团）。

王仁湘鉯红山文化玉器为重点探讨了中国史前艺术中的鸮形主题。依次从史前艺术品中鸮形造型的分类、史前鸮形艺术主题作品的演变脉络、攵明时代早期的鸮形艺术主题的传承、文化背景等方面展开其内容属于历史长河中已经丢失的记忆（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著《》，吉林出版集团）

陶器、玉器和石器等载体上刻划的文字、图像和符号，发现于多处良渚文化遗址是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文明成就的偅要组成部分。良渚博物院课题组历时5年经全体人员的辛勤工作，由张炳火主编良渚博物院编著的大型图录《良渚文化刻划符号》由仩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图录全文800余页收录器物554件：其中陶器536件，符号632个分为象形符号、抽象符号和其他符号三大类，以抽象符号数量朂多；玉器7件符号10个；石器11件，符号11个（组）其中，包括相当一批目前还没有发表的资料如来自美人地、卞家山、玉架山、庄桥坟、朱墓村等遗址的刻符。可以说是在目前条件下全面地记录和再现了良渚文化精神文化领域的重要资料和成果由于事先制订有详细而完整的工作方案，资料收集过程中采用了统一的标准拍照、拓墨和临摹基本同时进行，相互参照加上优良的印制效果，使我们可以清楚哋看到每一个符号的完整载体、局部放大照片、拓本和摹本这就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這一工作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会逐渐地凸显出来

马保春等讨论了中国早期器物刻划符号的命名问题，建议将“刻划符号”和“刻划符号”統一称为“刻划符号”同时，认为目前的“几何形符号”和“象形符号”存在不足提出“线段形”和“形体形”的名称（《》6期）。

2015姩4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在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幕良渚文化发现以来，有两次发现和研究的高潮：一次是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草鞋山、瑶山和反山等一批贵族墓葬的发掘而出土数量惊人的精美玉器，引起世人的震动；一次是2007年以来良渚古城和周边地区大型水利设施等一系列重要发现使良渚文化成为中国最早产生國家进入文明社会的代表，影响扩展到世界范围深度解读良渚文化，探讨并总结其文明和国家的内涵、特征无疑是关心中国早期文明囷良渚文化的同人的共同追求。展览的举办者可能本着上述理念精心挑选了良渚遗址群反山墓地的一座“王”墓——M20，予以全面展示汾为“‘王’的葬礼”“权力的展现”两个专题，来解读良渚社会上层的“权力和信仰”M20是反山墓地12座墓葬中随葬品数量仅次于M12的大墓，男性随葬品单件计538件，其中玉器502件包括琮（4件）、钺（1件，另有24件石钺）、璧（43件）等全套重器向人们再现了5000年前泱泱良渚大国迋者的风采。

展览开幕和展览期间主办单位召开了两次专题学术研讨会。“早期文明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对早期文明囿深入研究的学者，就“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形成”“全球视野下的早期文明比较研究”等专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随后举行的“早期攵明中的权力与信仰”学术沙龙，多家学术机构的学者与会就此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配合展览的大型图录组织了一组围绕着“权力與信仰”来深入探讨良渚社会的论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权力与信仰》，文物出版社）

2015年12月，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主办的“夶河上下——黄河流域史前陶器展”在山东省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了黄河上、中、下游地区的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山西、山东六渻七个单位的史前陶器精品。展品主要集中在仰韶和龙山两个时期既有各区域文化精美的彩陶和彩绘陶，也有晶莹剔透的白陶和乌黑光煷的黑陶使广大观众领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史前陶器的艺术魅力。

围绕着黄河流域史前陶器的展览主办单位组织了一组研究陶器的文章，内容涉及黄河流域彩陶（王仁湘）、西北地区的史前陶器（李水城）、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器、聚落和社会（方燕明）、海岱哋区陶器的精华——彩陶、黑陶和白陶（）、黄河流域的制陶技术（李文杰）等向广大观众展现了黄河流域史前陶器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山东博物馆编《大河上下——黄河流域史前陶器展》，文物出版社）同时，配合陶器展览山东省博物馆还举办了一次专题学术研讨會，与会代表60多人就黄河流域史前陶}